四

邹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四个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后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又深刻阐述了坚持“四个自信”的重要意义，在这四个自信当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针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对于在坚持文化自信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道路上，要牢固坚守中华文化的主体位置，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您如何看待？

金惠敏： “文化自信”这个术语前面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定语，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谈论文化自信，其确切的含义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从“四个自信”之间的关系上说，我们感到自信的“文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指导、规定下的文化自信，反过来，文化自信也决定着我们的理论、道路和制度选择和发展方向。

我们现在所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又汲取了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是涉及多方面的综合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宏大的综合性工程，它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也需要借鉴各种外来文化的有益经验和智慧，以成功地创造出能够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新的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借用习近平总书记的术语说，这种新文化本质上就是“现实文化”和“当代文化”，是从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反映中国人民真实需要的表意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当代性、现实性和发展性等特点，一言以蔽之，具有人民性的特点。人民的生活在变化，人民生活于其间的现实和时代在变化，人民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也在变化。在人民面前，无论是传统的中国文化，抑或是西方文化，无论多么优秀，都不可能是主体，唯有人民才是文化的主体和主人，任何文化资源都是它的“用”，为其所用。

文化一旦脱离其语境，便不再是有生命的文化，而是成为抽象的话语，但唯有作为抽象的话语，文化才能被移植、挪用、借用，它是作为“死”的话语在新的语境里重新获得生命的。进入新语境的文化不再是其自身，而是与其他文化资源有机融合，形成的一种间性新文化。文化从一开始就是间性的。没有纯粹的（即单一来源）的文化。在多元构成的文化中，在“文化星丛”中，我们很难区分出何者为体、何者为用。如果一定要问何为本体、如何利用，我们只能回答：时代、现实、人民。还有什么比人民群众不断变化着的需要更重要呢？要倾听人民于无“声”处！

邹赞： 当我们在思考文化自信的时候，可能涉及两个维度，一是历史性的维度，二是共时性的维度。从前者出发，会涉及如何有效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特别是深入阐发这些思想资源的当代价值，这显然符合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和民族性。今天讲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事实上提供了一个取之不竭的思想资源宝库。比如，我们要重视和谐文化的中华文化基因，“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心向善”等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对我们在“一带一路”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的启示。您觉得我们在创造性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来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有哪些比较好的路径？

金惠敏： 在使用文化资源的时候，我们当代人面临着多种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文化是我们最适宜的表意方式。我们的文化以农业文化为主体，是与西方以商业文化为主导的不同的文化。农业文化讲究集体性、国家性、服从性、等级制，而商业文化，尤其是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文化，更强调个体的权利、自由、平等、尊严和价值等。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让西方人知道我们的文化，帮助他们认识这些植根于农业文化土壤的观念和故事。当前中国也已步入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并开始走向人工智能社会。目前，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朝着更高级别的信息化发展，文化变得更加多样化、国际化、全球化。农业文化当然还顽强地存在着，但商业文化更加普及、更深入人心。当前中国文化呈现出新与旧、中与西的杂糅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以建立在农业文明上的儒家文化为基础讲好中国故事，同时还应该超越农业文化和商业文化、中西文化，建构全球文化以及费瑟斯通所说的“全球知识”。

我们一直在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顽强地坚持中国特色，或貌似谦卑而实际上带着窃喜地谈论国际文化产品中的中国元素，这是一种典型的后殖民心态：凸显自己的特色，但这种特色反过来需要得到西方主体的承认和肯定，而后才堪称差异，才能够存在下去。后殖民性差异的口号无论喊得多么决绝、悲情、泣血、激愤，但实际上都少不了乞怜、媚骨、依附、不自信、不自主。差异将自身定位于边缘、例外、弱势，并仅仅是在此位置上主张其权利。这样的差异终究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当东方人积极地以西方的他者形象呈示给凝视着的西方时，西方人其实也乐得有他者出现以强化其主体位置和主导作用。这样的差异即使大获成功，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也是成功地被收编、招安，转化为西方主体的滋养。差异若要获得真正的成功，则必须改变其定义：差异即对话，而对话则既要坚持自身的特殊性，又要将自身的特殊性赋予其对话者。因而理想的差异便是彼此差异的个体之间的对话，是个体间性的对话。在这样的对话中，差异既属于己方之表出、现象化，又进入对方之视野，为对方所看见、容纳。这种彼此相见，构成了从前所谓“普遍性”的内涵。

在“星丛”的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标志着中国后殖民思维的终结和“新世界文学”的开始。“共同体”（community）的核心在于交流、联通、共享，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霸”权、“集”权、“专”制，相反，它由彼此独立而又互相接合的各种实体构成，呈“星丛”之状，是相关、互动、应和，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或“主体间性”，是孔夫子所说的“和而不同”，而绝非宰制、同质化、制式化和金字塔。我之所以称之为“新世界文学”，是与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相比较而言的。歌德的“世界文学”侧重在世界的整合、民族文化壁垒的拆除，与如今流行的多元和差异并无多少关联，如果有，那也是在形式的意义上。在根本内容上，歌德的“世界文学”要求的是文学和诗歌的经典性和人文精神，强调各种文学都必须为这一抽象的目标做出自己特别的贡献。歌德认为，对于这一总体目标而言，民族性算不得什么。后来马克思在借用“世界文学”概念时，也与歌德持相同的看法。歌德的“世界文学”与原初意义上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是一个意思，内含一个统一的“宇宙精神”（cosmos），之下才是“城邦”（polis）及其特色，而如果城邦不能贡献于“大全”（“大全”是中国哲学术语，这里是对cosmos+polis即世界主义的语源分解和阅读，有的将之译为“世界主义”，但体现不出其原有的含义），成为“大全”的一个有机构成，则属于柏拉图的“杂多”。这就是我对“世界主义”一直心存疑虑的原因。我所着力发展的“星丛”“对话”或“对话性星丛”与“世界主义”的区别是：前者讲联系，后者讲整合。联系是独立个体之间的联系，而整合则意味着个体独立性的丧失，在整合下，差异被斩断了其作为事物本身的连接而仅余下作为现象和话语的差异。

根据“新世界文学”观，讲好中国故事不是讲好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而是讲好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的意义，讲好中国文化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殊价值。我们相信，没有一个志在四方的崛起大国会说自己的文化仅仅具有一个地方的价值，而对世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借鉴意义。

邹赞： 从共时性角度讲，文化自信还涉及如何应对外来文化。我们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时候，面临的关键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立场和姿态，也就是说，如何在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保持一种开放和对话的姿态。在一个日益开放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始终处于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性吸收和批判性借鉴之中，一方面反对文化单边主义和民族文化中心主义思维，另一方面警惕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那么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文化资源呢？其间既有立场和姿态的问题，也有基于策略和战术层面的考虑。如果说“互为主体、平等对话”是跨文化对话的基本立场；那么“抓住机会、提前发问” 则是适用的战略战术。您近年来专门研究过全球对话主义，那么您认为全球对话主义对我们今天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有哪些指导意义？

金惠敏： 在如何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上，首要的是树立一种新的主体观，这个主体当然是中华文化。在这一点上，我甚至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没有区别。但对于什么是主体或文化主体，我的看法就有所不同了。

主体一方面是一种话语的建构，所有的主体都是结构的主体，而“结构主体”有一个特点，即结构只有关系没有内核。因此，结构主义的一个观念，就是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所有因素都处在互文性关系之中，所有的主体都处于主体间性之中。这里用到“互文性”这个术语，意思是各种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处在彼此意义关涉的网中。以中华文化为主体，这个主体的概念本身就包含了主体间性，这个主体需要别的主体来参与建构，自我和主体必须有对象性的存在，有对象存在才能谈到主体和自我。这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观察：一是认识论的主客体关系，主体的诞生须以客体为前提，主体因而便包含了客体；二是从语言学上看，凡主语被借由谓语部分来明确和建构，主语“我”本身无法说明自身，否则就是自我说明的上帝了，因此凡“我-主体”（I-Subject）必须由不同于其本身的他物（作为概念）来界定，这样的主体毫无疑问依赖并内含他者；三是从文化的实际存在状态看，作为观念或精神的文化，从来都是杂交而成的，并不断接受新的话语而调整自身。

主体的另外一部分内容，是绝对之个体。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惯常把个体的繁茂芜杂从主体中清理出去，主体成了纯粹的“思”。巴赫金既欣赏结构主义的文本间性，又对其无躯体的主体表示不满；于是他努力将个体性重新植入主体性，变主体间性、文本间性为个体间性。个体性当然也具有话语内涵，但是更多地关乎人的生命存在，关乎以生命存在为底蕴的社会物质性存在或实践性存在。在生活存在抑或社会存在的意义上，每个人都是一个不同于他人的独特存在，是个体性存在。那么，主张以中华文化为主体、以中华文化为本位，就要考虑到使主体性永远不要处于闭合状态，永远不要仅仅处于一种互文性与主体间性的过程之中。这个主体同时处于既成和未成状态。既成状态是说主体已经成为主体，但主体同时也处于未完成的状态，这是说它未完成其自身形象的建构，总是留有缺憾、缝隙。为什么未完成呢？因为主体的话语因生命冲动、生命需要、物质条件的不断变化，要求不断调整其表意方式。话语有惰性，总是滞后于现实的发展和个体的种种需求。在汲取外来文化时，坚持以中华文化为本位，这样说没有错误，接受者不可能不以自己的前见/传统为接受的本位或出发点，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第一，这一接受本位即接受前见不是一成不变的，各种视域的融合将带来新的视域。因而坚持某一本位，只是意味着一个必须有的出发点，而绝非始终坚守这个出发点，坚守从前或从来如此的某种教条。坚持若是意味着寸步不离自我原初的位置，那还有什么必要与外来文化交流？第二，人是话语的存在，也是生命的存在，对人而言，其真正的本位不是话语，而是其生命，我们之所以说坚持中华文化为本位，那是因为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华儿女生命之最适宜、最恰切的表达方式，但显然这种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也一直是动态的，永远处在变化之中。人的生命总是在寻找有利于其自身存在的文化形式。

邹赞： 当我们谈论文化自信的时候，有学者关注到“文化他信”问题。 所谓“文化他信”，就是在文化传播和文化输出的过程中，既保持昂扬的自信姿态，又兼顾对方的接受心态与接受语境，如果一味标举自信却完全忽视文化输出的实际接受效果，那就只能算作一种盲目的“文化自恋”。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是科学融合“文化自信”与“文化他信”的典范。因为不管是中国风格、中国特色还是中国气派，关键是如何借助跨文化传播在文化交流场域中取得话语主导权。有关跨文化传播的整体策略，您提出了“星丛对话主义”的设想，提醒我们在思考和讲述中华文化特色的时候，要自觉摈弃“唯我独尊”的文化中心主义心态，不可将其他文化拒之千里之外。虽然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客观上存在发展的“时间落差”，有的历史更悠久，但绝不能作高低、优劣的价值评判。文化的交流与互鉴要求我们设法使自己在世界文化星丛中获得较高的辨识度，易于为其他文化所辨认、选择和接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从文化自信到文化他信，才有望在全球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良好中国形象。

金惠敏： 如何做到从文化自信到赢得文化他信，涉及文化传播的战略和策略等许多方面的问题。策略问题我们不去讨论，在总体战略上，我提倡“星丛对话主义”。我们要以对话主义精神来理解弱势文化对差异的标识、张扬，认识到“差异即对话”，而非像后殖民理论所坚持的，“差异即绝对他者”，不可理解，不可展示。

所谓“他者”有两个指向，第一个是已经进入主体视野的他者，这种他者对主体来说是客体，拉康称之为“小他者”。而拉康所说的“大他者”，是隐藏在主体背后的符号象征体系。拉康的大他者与小他者并非绝缘，大他者不断进入小他者，更大的社会体系的东西在慢慢进入无意识区域。在此意义上，无意识乃一种潜入、潜在的语言结构。第二个他者是列维纳斯所说的“绝对他者”。我不完全赞成列维纳斯的这个概念。康德警告我们，不能说只看到显现，而看不到有“那么个”东西在显现。显现总是某物的显现。你说无物显现，但你又称自己看到了无光源的光亮，这简直不可思议！之所以有现象世界，就一定有个物自体在那里。大他者和绝对他者都有呈现出来的特点，它们会进入主体的建构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理解的差异，一是概念、符号上的差异，二是来自事物本身，我们要承认世界上有我们不理解的东西，但也有不断向我们展示的东西。一个陌生人跟你相遇了、认识了，他就会展示自己，通过交往行为，绝对的差异性就会进入我们的观念，这种差异成了交流的概念、相对的概念，但交流又不会完全消除他者的绝对性存在。

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本身就是隐秘自我的展开、外显。在传播中，差异进入对话，从而为他人看见、分享。传播与其说是建构差异的过程，毋宁说是解构差异的过程，即对话的过程，走向“不同而和”或“不同之和”的过程。只有真正放弃后殖民性的差异思维，把差异理解成对话，中国文化才可能真正走向世界。

邹赞： 文化是一个不断需要结合新时代语境加以探讨的议题。当下人文社科学界开始关注后人类主义话语模式与文化反思，关注人工智能对人类日常生活的重构，批判性反思一种新形态的工具理性，倡导建立在实践理性精神上的人文理念，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文化论争的问题域。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的重要演讲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倡议，旨在重新激活丝路记忆，讲述丝路故事，共同推进丝路沿线国家建立经济互通、文明互鉴、文化对话、贸易往来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将促进中外文化的传播交流，也为我们立足当下语境重估文化的位置，进一步激活文化的意义建构潜能提供了历史契机。

知识界积极把握“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历史契机，聚焦丝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签署《敦煌宣言》等标志性文件，旨在以文学交流、影视产业互动、文化旅游品牌建构等为载体，重新绘制丝绸之路的绚丽图景。作为人文学者，您前面提到的“星丛对话主义”和“新世界文学”也将在跨文化交流场域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推进建构中国话语的跨文化理论体系提供有益参照。期待下次我们有机会就“世界文学”展开专题对话。

---

[1]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p.46.

[2] 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History，the New Left，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 ，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102.

[3] 参见Terry Eagleton， Culture ，New Haven：University Press，2016，pp.Ⅷ，92-95。

[4] 参见Terry Eagleton， Culture ，New Haven：University Press，2016，pp.Ⅷ，p.162。

[5] 参见Terry Eagleton， Culture ，New Haven：University Press，2016，pp.Ⅷ，p.151。 IemWJojVcapqR2OjAgGk8V1MuTxjLoCqRSDfYoX3/JFkjmt+C4G6uxKkT8K5a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