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邹赞： 知识不是截然孤立、相互隔绝的携带信息的原子，而是遵循某种内在逻辑构建起来的框架体系，这些携带信息的原子以各种形式建立关联，形成一组组符号，由此产生意义，并且在特定语境的唤起和挤压下，产生隐喻、象征、寓言等修辞效果。零散的、碎片化的信息往往难以经受时间的淘洗，无法超越表象形成扎根心灵深处的个体记忆，更谈不上形塑为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了。因此，对个体乃至对国家来说，构建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显得尤其重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GDP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已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国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好局势充满忧虑和敌视，“中国威胁论”沉渣泛起，甚嚣尘上，文化霸权主义和新型帝国主义的真正面目暴露无遗。从文化叙事和意识形态表述的层面上说，某些敌对势力在言说中国问题时，除了继续搬用“考古学的放大镜”和“意识形态的哈哈镜” ，不断重演充斥着偏见和嘲讽的叙事滥套，还别出心裁安排了一面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奇幻之镜”，一方面刻意夸大中国经济崛起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有意遮蔽中国知识体系和话语框架与经济发展不对称、不平衡的矛盾现状。这面“奇幻之镜”犹如精神麻醉剂，不但导致了中国形象和中国表述在国际话语场域中遭遇消极误读，而且使部分中国本土学者在跨文化交流中丧失警惕性，沦为极端文化民族主义的拥趸。

因此，我们应当自觉拨开“奇幻之镜”投射的意识形态迷雾，清醒认识到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时代使命，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不问来路无以晓归途，不忘历史根脉才能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要建构中国知识体系，其前提和基础就是构建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体系。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释道相互渗透，和而不同，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元话语和关键词，呈现出多元、包容、开放的理论品性。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梦与欧洲梦、美国梦具有本质的不同。构建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体系是圆满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前提，一方面要处理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内在的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充分考量基于地域、族群等客观因素形成的文化差异；另一方面详细梳理思想史和文化史知识谱系，重估经典（canon）并结合时代需求构建新的“经典序列”。既要承认《论语》《孟子》《诗经》《史记》等文化经典经过漫长岁月的检视和考验，具有超越时空的经典价值；又要有意识地将经典的“过去时”与“现在时”相统一，践行一种建构的、流动的“经典观”，根据新时代的社会发展实践，不断更新、遴选经典序列，让文化经典尊重历史、映照现实，以人民为中心，讲好中国人民圆梦奋斗的故事。

金惠敏：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加快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个体系建设。我认为，这同时也是要求我们尽快形成中国本土知识体系。三个体系与中国知识体系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依我不成熟之见，前者是方式，后者是结果。这就是说，我们的知识是经由学科、学术、话语三个体系而生产出来的。其中，学科、学术体系偏重于客观知识的获取，而话语体系则有主观性在里面，但是必须声明，由话语体系所生产的知识并非主观随意、经不起科学验证的，而是说：这样的知识具有民族性、文化性、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虽如此，但它们同样来自一定历史和现实的吁求，具有高度的合理性；进一步说，如果这样的知识能够以“人民性”为中心，并兼以世界主义的胸怀和视野，中国的或文化的知识体系就不会与其他知识体系相冲突，而是相互镜鉴、相互补充、相互得益，形成一种以差异为基础的知识共同体。

三个体系或中国知识体系建设对于文化自信有什么作用呢？换言之，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作用是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文化建设的作用：“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 这里是在一般意义上指明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文化建构的作用。丹尼尔·贝尔曾探讨过文化作为一种解释系统或价值系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对文化传统的了解，对艺术的鉴赏（以及教育本身的连贯课程），是要通过学习加以掌握的。于是权威——在学术、教育和专门技术方面的精通者——就成了迷惘者必要的向导。而这种权威的形成靠的不是搬弄口舌，它是长期钻研的结果。” 不错，文化传承靠的是习得，靠的是无意识模仿，但这只是其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至少同等重要的（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是要经过刻苦的学习和训练，借助系统的知识传授和正规的学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文化是教育的结果，不是先天的遗传，不是寄身于生物基因而传之后代。如果参照贝尔的论述，会发现哲学社会科学与文化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其一，哲学社会科学本就是文化之传统定义所包含的核心部分，本就是文化生产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其二，若是采用扩大了的文化定义，即文化作为日常生活方式，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或一种知识体系的获得和普及又可以为“移风易俗”（李斯）发挥积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生产对于一种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知识塑型文化！因为，人毕竟是理性动物，听从理性的告知和劝说。

目前学术界还很少有人将三个体系或中国知识体系建构与文化，特别是与文化自信建构联系起来。不过由北京大学中文系2019年4月11日主办的“面向未来：中文学科建设与学术创新”研讨会，却透露了这方面的一些信息。据了解，与会者多为各高校中文学科负责人，他们在会上达成如下共识：“中文学科发展必须服务于国家文化繁荣和发展，服务于国家文化自信建设；中国语言文学基础学科重大问题的研究，将会极大促进中国语言文学发展繁荣和国家文化自信建设；呼吁相关部门将中文学科发展和基础性建设、投入、架构放在国家文化发展之要，母语纯正创新关系国家文化自信安全，国家文化自信安全关系国家文化之安全。” 这个宣言初读起来有些拗口，怎么句句不离文化自信呀，而细看原来“文化自信”乃关键词，是重要的事情，应该反复讲。这个信息或重点是：在当今技术功利主义大潮中日益边缘化，以至于被社会视为可有可无的中文学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特殊使命：中文教育对于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这是一项事关国家文化安全的事业！

国外有个术语叫“文化素养”（cultural literacy），英国Routledge出版的《批评艺术》（ Critical Arts ）杂志给我发来征稿函，主题就是“文化素养”，其意简单说就是对于某种文化的知识，但这份约稿函还强调，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素养应该既包括对本土文化的了解，也包括对其他文化的了解。现在一个人如果只是知道自己的文化，很难说他具有健全的“文化素养”。中文教育首先是培育国民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文化素养”，此外也要传授国外文化知识，如国内中文专业设置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二级学科，在美国大学的一些英文系也有类似的学科，教授被翻译为英语的其他国家的文学。其世界文学就是翻译文学。

为什么要学习和教授文学以及艺术呢？因为，一个民族那些最经典的文艺作品总是体现了该民族最核心的文化价值观，反过来说，一个民族的核心文化价值观总是落实在具体的文本之中（包括口头的和书写的）。在这个意义上，传习民族经典作品就是维护和发展民族文化价值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称文学艺术是“人民的教师”。 他举例说，这样的教师有荷马和赫西俄德，他们为希腊人制定神谱，“把所得来的（不管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现成的混乱的与民族精神一致的观念和传说加以提高，加以固定，使之得到明确的意象和观念” 。孔子编辑《诗经》，作为其教学内容之一，毫无疑问，也是出于传承文化价值的考虑。他深知，诗可以兴、观、群、怨。

邹赞： 构建中国知识体系要立足中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社会，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体目标，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可以根据历史交往的经验、近现代以来相似的历史命运、社会发展目标、共同应对的外部压力和国家外交战略，以“世界”为底色和基调，由特定区域间的协作推动多边对话交流，走一条由区域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之路。

这里不妨以文学和影视产业为例。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背景下，文化成为激活丝路历史记忆、达成丝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和纽带。其中影视文化和产业的区域互动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和中亚、西亚诸国的影视交流日益频繁，人们通过影视媒介，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与发展现状，为文化互信、合作互动奠定良好基础。中国政府本着“共建共商共享”的原则，积极主动加强与中亚、西亚国家之间的文化对话，助力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电影产业由“中亚电影”走向“亚际电影”（Inter-Asian Cinema）发展模式。 客观地说，中亚电影在世界电影史的版图上基本处于无言和无声状态，制作模式上主要模仿好莱坞和宝莱坞，对民族风情和地域风情的呈现拘囿于类型电影的叙事惯例。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注重与中国、韩国、日本等东北亚国家加强影视产业交流合作，发展模式有意识突破好莱坞或宝莱坞框架，显现出蓬勃的生机活力。比较文学也是如此。作为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亚洲阶段”）的代表，中国比较文学从诞生之初就突破学院藩篱，与民族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如果说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更倾向于寻找“同源性”与“类同性”，以“求同”为重心；中国比较文学则自觉摈弃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与方法，倡导关注东方文学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文学，为那些与欧美文学存在明显差异的“异质性”文学寻找合法位置。因此中国比较文学强调的是以“差异”为特征的异质性，凸显文本/理论在跨域旅行中的变异。这种特质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学与欧美文学在交流对话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相比之下，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同属儒家文明圈，跨文化对话存在较深厚的融通基础，有利于创建文化话语的“共用空间”（shared space）。因此，在“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框架下，思考“亚际电影”或“亚际比较文学”（Inter-Asi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坚守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由本土走向区域，由区域走向有中国声音参与的世界电影和世界文学新型图景，或可为一种可资参照的路径。

金惠敏： 无论是电影研究还是比较文学，或者说区域电影和文学，最终走向都是“世界电影”或“世界文学”。我很赞同您的这一观点及相关的展望。是的，我们必须坚持区域共同体只是全球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否则将会形成扩大了的自我和排外意识，造成更大规模的全球对抗与分裂。

关于怎样在理论上正确认识和处理卷入全球化的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我想通过对英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的一个自造术语的分析和批评来说明。为了避免将全球化理解为帝国化、殖民化，避免将其理解为单向的摧毁和重建，罗伯森生造了一个术语“球域化”（glocalization），意在突出地方对全球的改造，或者反过来说，突出全球之不得不适应地方语境。全球并非那么所向披靡，地方亦并非那么不堪一击，全球必须屈服于地方的要求。

这样说来，罗伯森仿佛是一个本土主义者，为第三世界发声，但仔细揣摩，该词仍然残留着帝国主义的霸权思维：究竟谁代表“全球”、谁代表“普遍性”呢？其全球显然是指那些跨越疆界的资本及其文化，但是，难道“率先越界”就等于具有普遍性吗？我们认为，全球化过程中无论谁主动、谁被动，实质都是双向的，你进入我的内部，而我亦同时包围了你。因此，全球化就是“西方与他方”（West-Rest）、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是地方间性，是地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以互动视之，那么西方与他方、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统御和被统御关系则立刻就会变成地方间性、主体间性的平等关系。原先作为主动的、征服的、普遍的“全球”将不复存在。当然，如果我们仍然愿意保留“全球”一语的话，那么此时的“全球”则不代表任何单独的一方，或由若干方所结成的集团，它甚至也不代表任何具体有形的东西，它是各方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链接、一种协商的空间。或者仍以实体思维而论，此时的“全球”是各方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是巴赫金意义上的“事件”，各方都获得了自身从前所没有的东西。

“地方化”或“本土化”也存在同样的理论混乱，即也隐含着主体强势，深陷于主客体二元对立思维的沼泽之中。在取消“全球化”的同时，也应同时取消“地方化”，而代之以“地方间性”（interlocality，interlocalization），将所有的地方或地方性并置，不允许任何一方有特权凌驾于另一方之上。在各方的互动和角力中，如果说本土通常具有相对的强势，那是因为它具有更多的物质性和身体性，而外来方则因其漂洋过海、长途转运的“途耗”而于此相对较少一些，它更多地以话语的面貌呈现在本土面前，但并非说这些话语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与其本土全然脱节。因此，无论地方和外方孰强孰弱，都不会改变它们之间的关系性质，仍旧是互动，是相互作用，是两个主体（个体）之间的相遇。

以上是说，“球域化”这个术语很尴尬，它既不能主张“全球”，也不能卫护“地方”，而要想达到其原初设定的意指目标，则必须更换新词，我的建议是“地方间性”：在“地方”中地方仍然作为个体而存在，而且是作为平等之个体；“间性”是所有地方共同创造出来的“全球性”。没有全球化，也没有本土化，在理论和事实上，都只有“地方间性”或“地方之间的互动”。在哲学上，“全球化”实乃一种“间性”。顺便可以说，以前所称的“普遍性”“整体性”“共性”“世界文学”等也都是“间性”。

以“地方间性”为框架，那么中国与西方、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所有国家之间就是平等的关系，就是走亲戚、串朋友之类的关系，是和而不同的天下大同。需要正名，“大同”不是全面的同质化，而是各种差异彼此之间的“大相与/遇”（great with-ness）。

邹赞： 近来中国政府同俄罗斯和中亚五国间的高层互访频繁，“一带一路”倡议务实落地，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化推动人文学科学术研究适时调整问题导向，比如有关构建“俄罗斯学”和中亚研究知识共同体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框架下，中国知识体系不仅关涉本土话语，还需要考虑到中国同丝路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交往事实，在有效发掘历史记忆的基础上，筑构话语共享的“共用空间”。新疆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开展中亚文学、中亚电影以及中国与中亚诸国间的文化交流，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亚际电影”或“亚际比较文学”作为一种全球某个区域间的跨文化流通现象，应当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从整体上看，无论是电影研究还是比较文学，最终走向都是“世界电影”或“世界文学”。区域共同体只是全球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马兹·罗森达尔·汤姆森在测绘世界文学的地形图时指出：“当一个民族的文学由于其当代文学而奠定了世界文学地位的时候，其历史也有更多机会获得本民族之外的认可。” 汤姆森的观点颇具启发意义，启示我们不仅要注重建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体系，还应当注重发掘当代文学经典，翻译推介一批当代文学精品，使之汇入“世界文学”的洪流之中。由于当代文学产生于当代文化的土壤之中，是对当代社会和人类生存体验的反思和呈现，因此在母题、意象、形象乃至情感表达等层面更容易引起他者文化背景下受众的关注，继而有望产生“溯源效应”，引起世界范围内更多受众主动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您如何看待汤姆森的论断？

金惠敏： 汤姆森道出了文学接受过程中的一种常见事实或规律，因而我们也可以遵循这一规律来做好自己的文学和文化传播。我接触的外国学者倒是反过来的居多，他们知道中国的一些文化经典，如《老子》《论语》等，但他们认为那是过去时代的中国，他们迫切想了解当前中国的意识和经验，比如剑桥大学约翰·汤普森教授，他在主持Polity出版社，他很希望我能为他编选一套多卷本的当前中国思想家的选集。由对当代的兴趣而及古代，那是为了更深入地知悉当代，因为当代是从古代来的嘛，当然也可能是一种好奇心在背后起作用，即有兴趣了解其感兴趣的对象的一切方面，包括其同代人和历史传统。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意识，一种互系性思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及其他作家在国外获得各种奖项，乃至网络文学在欧美被追捧阅读，这些反过来肯定都有助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这也是出自一种文化的整体观，即认为，中国文学无论从古到今如何变化，但它仍是中国文学而非其他民族的文学。

说到从1978到今天这40年间的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我多次说过，有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一是前20年的翻译引进阶段，二是后20年的翻译输出阶段，翻译是两个阶段共同的标志，但一个是翻译进来，一个是翻译出去。文学输入或译入对于中国在21世纪顺利挺进并在某种程度上引领全球化做了知识和情感上的准备。但应该意识到，如果说前一阶段的译入是国外学者对于推介我们的文化做出了贡献，那么在下一个阶段则是我们应该如何贡献于世界。这也许根本不涉及什么多么高尚的动机，而是我们“不得不”贡献于世界。甚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是出自我们多么美丽的例如与人为善的心灵，而是我们必须胸怀这样的理念。全球化把所有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命运结成一体，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在其中做的任何事情都具有对他人的意义和后果，我们也同时可以感受到自己所作所为的反作用。因而合作共赢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过去学术界总爱讨论中国古代经典的现代性价值，如文论界的话题“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换”，而今天我认为，我们应当同时或更多地关注中国经典的全球性转换，检查一下我们的文化家底对于解决人类问题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回到历史不是我们的目的，也不是国外对我们的历史发生窥测冲动的目的，其真实的目的，尽管有时披着纯粹求知的外衣，乃在于了解当今的中国人及其文化，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对象。他们对中国的经典了解得再多，与之打交道的仍是当代的中国人，而非古代的中国人。历史知识只有在有助于了解当代时才有意义。我们不是不关心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传播，但我们更在意国外对于我们“当代文化”和“现实文化”（习近平语）的理解和回应。我和汤姆森若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可以说，他是文本主义者，而我是现实主义者。 kXA4pFNfTQcRpHsC8UNJqPGIh2wXmb54W5HQXHjIRZwiYRC6BIU6nyKnDWS476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