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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少数民族中，最强大的两个群体——匈奴与鲜卑，影响并制约了4～6世纪中国历史的形成与发展。
十六国中，第一个割据政权——前赵，是由南匈奴后人刘渊所建立的。“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冒顿之后也。”（《晋书·刘元海载记》）这一支南匈奴也称“屠各种”，后来组成前赵政权的核心力量——“国人”。
十六国最后一个政权——北凉，也是由匈奴后裔建立的，“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
（《十六国春秋·北凉录》）。
十六国里后赵的创立者羯人石勒，其先祖应该属于南匈奴十九个部落之一的“羌渠”种中的小部。
后赵灭亡后，残余“羯人”并没有在“冉闵杀胡”中消亡殆尽，后来的“历史作乱分子”尔朱荣、侯景都是鲜卑化的羯人，此二人间接摧毁了北魏与南梁。
匈奴族人所建政权还有夏，创立者赫连勃勃是匈奴铁弗部人，父为匈奴南单于后裔，母为鲜卑后裔。赫连氏南迁内徙后本改姓刘，十六国时先依刘渊，后附前秦、后秦，凤翔元年（413）改姓赫连。自以为匈奴是夏后氏后裔，建立大夏政权。《十六国春秋·夏录》载：“赫连勃勃，朔方人，匈奴左贤王去卑之后，刘元海之族也。”
以上，就是“南匈奴”后裔在十六国时代建立政权的记载。而作为其族属，在北朝仍以“稽胡”之名存在。据《周书·异域列传上·稽胡》载：“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后。”
“稽胡”至少于隋、唐早期仍然存在，因为稽胡有“刘萨河”信仰，据《续高僧传》载：
释慧达，姓刘，名窣（苏骨反）和，本咸阳东北三城，定阳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识字，为人凶顽，勇健多力，乐行猎射。为梁城突骑，守于襄阳。父母兄弟三人并存，居家大富，豪侈乡闾，纵横不理。后因酒会遇疾，命终备睹地狱众苦之相，广有别传，具详圣迹。达后出家，住于文成郡，今慈州东南高平原，即其生地矣。见有庙像，戎、夏礼敬，处于治下，安民寺中。曾往吴越，备如前传。至元魏太武大延（按：太延）元年（435），流化将讫，便事西返。行及凉州番禾郡东北望御谷，而遥礼之。人莫有晓者，乃问其故。达云：“此崖当有像现，若灵相圆备，则世乐时康。如其有阙，则世乱民苦。”达行至肃州酒泉县城西七里石涧中死，其骨并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在城西古寺中，塑像手上。寺有碑云：“吾非大圣，游化为业。”文不具矣。尔后八十七年，至正光初，忽大风雨，雷震山裂，挺出石像，举身丈八，形相端严，惟无有首。登即选石，命工雕镌别头，安讫还落，因遂任之。魏道陵迟，其言验矣。逮周元年，治凉州城东七里涧，忽有光现，彻照幽显，观者异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岩安之，宛然符会。仪容雕缺四十余年，身首异所二百余里，相好还备，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为瑞像寺焉。乃有灯光流照，钟声飞向，相续不断，莫测其由。建德初年，像首频落。大冢宰及齐王，躬往看之，乃令安处，夜落如故，乃经数十。更以余物为头，终坠于地。后周灭佛法，仅得四年，邻国殄丧。识者察之，方知先鉴。虽遭废除，像犹特立。开皇之始，经像大弘。庄饰尊仪，更崇寺宇。大业五年，炀帝躬往，礼敬厚施，重增荣丽。因改旧额，为感通寺焉。故令模写传形，量不可测。约指丈八，临度终异。致令发信，弥增日新。余以贞观之初，历游关表，故谒达之本庙，图像俨肃，日有隆敬。自石、隰、慈、丹、延、绥、威、岚等州，并图写其形所在供养，号为刘师佛焉。
其中，“石、隰、慈、丹、延、绥、威、岚等州”，正好分布在今陕西北部至山西一线，基本与此前五部匈奴的分布地区重合。
然后是鲜卑族人所建立的前燕、后燕、西秦、南凉、南燕及西燕诸政权，特别是拓跋部以“代国”为起源的北魏最终统了一北方。
北魏分裂以后，西魏及北周的宇文氏统治集团为鲜卑族。至于东魏及北齐的高氏统治集团，史称高欢，为渤海蓨人，其祖父“坐法徙居怀朔镇”，“故习其俗，遂同鲜卑”，
张金龙教授研究认为，“高欢母系血统中几乎全为鲜卑基因，加上北镇胡族社会环境的影响，到高欢崛起之时，就民族性而论，高氏已然成为一鲜卑家族，陈寅恪提出的‘北齐最高统治者皇室高氏为汉人而鲜卑化者’是最为通达的看法”
。
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草原带出现的游牧政权是从匈奴开始的。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首先出现的，同中原华夏政权没有文化纽带关系的民族政权。《史记·匈奴列传》载：
（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駃騠、騊駼、驒騱。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
自先秦以来，华夏与匈奴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历代中央政权的头等大事。司马迁所谓：
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祸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史记·太史公自序》）
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
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史记·匈奴列传》）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也完成了对“北方大草原的地区性统一，打破了北方草原政治多极化的格局”
，同时四面出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史记·匈奴列传》）。向西则击败了河西走廊的月氏，向北征服了丁零，向南达长城，和汉民族相接。“成为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的大帝国，与此同时强大的匈奴政权对汉民族建立的汉王朝，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影响和制约着中国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
历史上的中原王朝通常难以有效组织起对以匈奴为中心的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群体的军事远征。隋唐以前，也只有汉朝对匈奴、北魏对柔然等有限的几次例外。其困难主要在于，正如班固在《后汉书》中所说：“遂陵高阙，下鸡麓，经碛卤，绝大漠。”
所谓“绝大漠”，就是从漠南进入漠北，有一大片中间地带——南北横跨着巨大的蒙古戈壁天堑。《史记·匈奴列传》载，冒顿单于在西汉前元四年（前176），致书汉文帝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后元二年（前162），汉文帝遣使出使匈奴老上单于，说：“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列传》载，狐鹿姑单于致汉武帝书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闿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
及至东汉中期，《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指出北匈奴政权破灭后，余部被新的统治民族——鲜卑族所吸收的史实。此后鲜卑崛起。
“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汉初，亦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常通中国焉”，“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东汉朝廷虽然击破北匈奴，却为鲜卑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其最终摆脱匈奴的威胁而逐渐发展壮大，并“尾大不掉”，成为新的边患。
汉魏之际，东部鲜卑势力迅速崛起，《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载：“然乌丸、鲜卑稍更强盛，亦因汉末之乱，中国多事，不遑外讨，故得擅汉南之地，寇暴城邑，杀略人民，北边仍受其困。”“后鲜卑大人轲比能复制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数犯塞寇边，幽、并苦之。”
中原华夏民族与匈奴及鲜卑的民族关系，构成了4～6世纪中国历史“统一与分裂”的主要内容。
司马迁认为匈奴为“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史记·匈奴列传》）。注引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史记·匈奴列传》）另有《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史记·索隐》注：“匈奴别名也。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史记·五帝本纪》）上述记载至少说明，早在上古乃至夏商时期，就有部分华夏族人与北方游牧民族接触、交往、交流和融合、融汇的事实。
此后，在历史文化长河中，既有汉化的胡文化，同时也有胡化的汉文化。突出表现即“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史记·匈奴列传》）。
汉魏之际，南匈奴逐渐大规模内迁，《晋书·四夷列传·北狄·匈奴》中记载：
前汉末，匈奴大乱，五单于争立，而呼韩邪单于失其国，携率部落，入臣于汉。汉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呼韩邪感汉恩，来朝，汉因留之，赐其邸舍，犹因本号，听称单于，岁给绵绢钱谷，有如列侯。子孙传袭，历代不绝。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多历年所，户口渐滋，弥漫北朔，转难禁制。后汉末，天下骚动，群臣竞言胡人猥多，惧必为寇，宜先为其防。
建安中（196～219），曹操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将南匈奴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晋书·四夷列传·北狄·匈奴》）。五部南匈奴主要分别聚居在泫氏县（今山西临汾）、祁县（今山西祁县）、蒲子县（今山西隰县）、新兴县（今山西忻县）、大陵县（今山西文水县）。这样一来，汾水流域特别是秦、雍、并三个州，成为北方民族新的聚居地。
汉魏之际，中原迭遭兵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晋书·食货志》载，到永嘉年间：
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北方民族乘虚而入，掀起了新一轮的南下高潮。而羌、氐、羯以及诸“杂胡”
通过和汉人长期杂居，彼此不断磨合，逐渐适应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些已经是朝廷的“编户”
。
伴随民族融合，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逐渐学习并掌握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与此同时，畜牧业技术也在汉人中间得到推广。
随之而来的是文化融汇。东汉灵帝的生活风尚追求“胡风”，《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其后，就连大军阀董卓麾下也多拥胡兵。《晋书·五行志上》载：
（晋武帝）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太康中，又以毡为帞头及络带裤口。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夫毡毳产于胡，而天下以为帞头、带身、裤口，胡既三制之矣。
这说明各民族间在文化和生活习俗上的差异逐渐缩小；在融汇的民族文化中，既有汉化的胡文化，也有胡化的汉文化。
早在曹魏嘉平三年（251），司马师当政时，大将军邓艾就针对当时并州匈奴刘豹部落日益强盛之势，提出从长计议、分而治之、提早设防的方针，建议遣匈奴于雁门。继而还提出应当将杂居于汉地的氐、羌等族逐步迁往塞外，与此同时，用儒家伦理道德来教化、改造他们的思想观念，以备不时之需的主张。
西晋泰始四年（268），御史中丞傅玄上疏，严厉批评了邓艾内徙鲜卑与汉族杂居之策，认为鲜卑族人深入内地，将来必然对朝廷构成莫大威胁，贻害无穷。为此建议，派遣对于西方胡人素有“恩信”的秦州刺史胡烈前往驻守防范“边患”，又建议“宜更置一郡于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乐徙民，重其复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渐以实边。详议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属秦州，令烈得专御边之宜”（《晋书·傅玄列传》）。晋武帝司马炎嘉许其言，深以为然。
西晋初年，关、陇地区屡为氐、羌所扰，民族矛盾激化，终于爆发了以鲜卑秃发树机与氐族首领齐万年为首的两次重大叛乱事件。在此背景下，侍御史郭钦、太子洗马江统相继上疏。郭钦本人就是素以匈奴族聚居为多的西河郡（治今山西汾阳）人，他忧心忡忡地认为：
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晋书·四夷列传·北狄·匈奴》）
西晋太康元年（280），东吴政权覆灭，刚刚完成全国性的统一，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朝廷所要直面的主要矛盾。郭钦主张宜借“平吴之威”，一鼓作气乘势将杂居内地的胡人迁出塞外。
然而，司马炎此时似乎正自我陶醉于“短暂”的盛世之中，对郭钦的建议置之不理，南匈奴各个部落仍源源不断涌入朝廷腹地。
元康九年（299），齐万年事件之后，江统上表《徙戎论》，力主把杂胡迁到塞外。他的“徙戎”策略显然与郭钦一脉相承，但从思想认识到可操作性都要比郭钦系统得多。说明，民族关系中的矛盾因素随着时间推移，有愈演愈烈之势。
但是江统的建议同样没有引起重视，就在上疏《徙戎论》后的第五年，刘豹之子刘渊起兵，揭开了“五胡十六国”的历史序幕。
由“徙戎”等论所反映出的民族史观，代表了儒士阶层以“华夏”为本位、有尊卑之分的民族立场。他们只看到民族矛盾激化带来的剧烈“阵痛”，没有意识到民族关系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谓把“混居”的北方民族一迁了之的简单粗暴的想法，在现实中也是无法付诸实践的。诚如现代学者周伟洲先生所言：
只有频繁的迁徙，才能形成杂居的局面，才能不断地打破那种小聚居、大杂居的局面；从而创造民族融合最佳的地理环境和条件，才能使各族原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别尽快地消失，而与民族融合渐趋一致。
随东晋政权被刘宋所取代，北魏也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持续169年南北政权对峙分治的时代。对于自奉“正朔”的南朝政权来说，此时的边疆已经不再是北方大草原带及长城沿线，而是抵近到了江淮流域。毕竟“江山北望”，时移世易。
起初，北魏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每有征伐之举，为免受夹击，往往先聘使刘宋朝廷以示好；刘宋亦心照不宣，积极备战，伺机北伐；同时一直保持了和北方的大夏、芮芮（柔然）、吐谷浑、北凉、北燕诸政权的交聘关系，意图共同牵制北魏。
然而，北魏已日益强大，终于在刘宋景平元年（423）乘宋武帝刘裕去世之机乘势南侵，一举夺取虎牢、洛阳、滑台等中原腹地。所以，宋文帝刘义隆自即位以来始终有收复河南失地的雄心壮志。元嘉七年（430），北魏将赫连夏逐出关中以后，即造成左拥河北、右据关中，欲以山西为跳板，虎视中原之势。刘义隆北伐实际上是“以攻为守”，试图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于是借北魏与柔然交战及其政局陷入动荡之机，分别于430年、450年和452年三次北伐，但每次不仅都是半途而废，而且还招致大规模反击。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450）的那次北伐，无异于“引狼入室”。《宋书·索虏列传》载，拓跋焘率军：
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略不可称计。
既而虏纵归师，歼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县，喋喋黔首，跼高天，蹐厚地，而无所控告。强者为转尸，弱者为系虏，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时岁惟暮春，桑麦始茂，故老遗氓，还号旧落，桓山之响，未足称哀。六州荡然，无复余蔓残构。
元嘉二十九年（452），刘义隆趁北魏太武帝之死再谋北伐，也是有始无终，刘宋国势从此江河日下。此后，南北双方因势均力敌，结果只能是长期处于对峙状态。其间，南朝政权虽经屡次更迭，但再也没有恢复到“元嘉之治”时的国力水平。
刘宋一朝，北魏始终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南北关系乃至民族关系问题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
元嘉十九年（442），当北魏再次大举进犯之际，御史中丞何承天提出《安边论》，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分析北伐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南北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必须坚持“安边固守”的战略方针。何承天说：
故昧于小利，且自矜侈，外示余力，内坚伪众。今若务存遵养，许其自新，虽未可羁致北阙，犹足镇静边境。
自非大田淮、泗，内实青、徐，使民有赢储，野有积谷，然后分命方、召，总率虎旅，精卒十万，使一举荡夷，则不足稍勤王师，以劳天下。（《宋书·何承天列传附〈安边论〉》）
首先，刘宋国力不堪，战备不足，需要长期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他特别强调只有鼓励农耕、富民，才能国富、兵强。第一次北伐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军粮匮乏。第二次北伐之际，宋文帝为了筹措军资，不得不采取压缩财政支出的措施，甚至到了“罢国子学”的地步。经济捉襟见肘、兵力严重不足，由此可见一斑。说明，北伐不仅时机不成熟，而且条件不具备。
其次，北方的战略要地悉数为敌所有，易守难攻。加之魏军机动灵活、骁勇善战，使宋军疲于应付。宋军如果长驱直入，终究不能持久，反而招致报复，永无宁日。实践也证明，元嘉七年（430）和元嘉二十七年（450）的两次北伐，都是宋军趁春夏雨季北进，迅速攻取河南后，然后据黄河而守。黄河虽是天堑，但寒冬冰坚，顿时“天堑变通途”。况且沿河布防，兵力分散、薄弱。北魏拥有强大的骑兵，一到秋高马肥的时节就挥师南下、“所向披靡”。魏军虽然长于野战、拙于攻城，然而在第二次北伐的反击中却扬长避短，大多在城外野战，遇坚城则绕背而去。魏太武帝率军经历城、东阳、彭城、寿阳、盱眙等军事重镇，一路南下深入刘宋腹地，直抵长江瓜步，造成欲渡江之势……所以，北伐无异于引狼入室。
最后，北魏承平已久，北方百姓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如果一味北伐，不具备道义优势。
总之，天时、地利、人和都对刘宋不利，“若追踪卫、霍瀚海之志，时事不等，致功亦殊”。在何承天看来，当时的南北综合国力对比与汉武帝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同样是北伐，对于刘宋来说只能是“徒兴巨费，无损于彼”。所以“安边固守”（《宋书·何承天列传附〈安边论〉》），维持长期对峙局面，徐徐图之，才是实事求是的战略方针。
针对南北形势和双方军队的特点，何承天又提出了“坚壁清野”的战术原则，所谓“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敝”，以及“移远就近，以实内地”（将边境地区的居民南迁到安全地带），“浚复城隍，以增阻防”（加固城池，加强战备），“纂偶车牛，以饰戎械”（制造车辆和兵器），“计丁课仗，勿使有阙”（军民融合）等四条具体措施，强调“兵强而敌不戒，国富而民不劳”“运我所长，亦御敌之要也”，认为这样既不扰民又能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虽时有古今，势有强弱，保民全境，不出此涂”。（《宋书·何承天列传附〈安边论〉》）
何承天提出将临近宋魏边境的宋地人民南迁入内地的建议，虽然迥异于此前郭钦与江统“徙戎”于塞外的主张，实质上都是奉行民族“隔离”的政策，恐怕也是“一厢情愿”的，没有认识到民族大融合是无法逆转的历史潮流。
元嘉七年北伐时，何承天曾经主动请缨担任“右军录事参军”要职，亲历军旅。所以“安边固守”之策，是他结合在战争过程中的切身体会并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南北军政形势等方面客观、全面的分析后得出的综合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安边论》是具有极强的历史和现实依据的思想结晶，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此时，南朝思想界已经接受南北分立的历史现实，虽然仍蔑称北方政权为“索虏”，但已不再以“地缘”作为区别“夷夏”的标准，而是转为“人心向背”，也就是“文化”话语权的层面。他们也意识到以“统一”为名发动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南北双方两败俱伤。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渴望和平、安定是民心所向，民族融合、文化融汇是大势所趋。南北分立政权接受现实，偃旗息鼓、与民休息，共同和平发展才是当务之急。于是“宋明帝末年，始与虏和好”
。对于北魏而言，这为进一步加强各项“汉化”举措、缓和北方民族矛盾、增强“综合国力”，争取到宝贵的缓冲时间。所谓“夷夏之变”的千古命题，随着历史形势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因素的发展而渐趋深入，承认民族关系在融合过程中发展、变化，逐渐成为认识的主流。南朝史学家也客观评价了北方少数民族对华夏文化的吸收与贡献，沈约说：“氐藉世业之资，胡因倔起之众，结根百顷，跨有河西，虽戎夷猾夏，自擅荒服，而财力雄富，颇尚礼文。……功烈可谓盛矣。”（《宋书·氐胡列传》）萧子显说：“至于南夷杂种，分屿建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瑰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充斥之事差微，声教之道可被。若夫用德以怀远，其在此乎？”（《南齐书·蛮、东南夷列传》）肯定了东南少数民族对南朝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
与南朝史学家相比，北朝史家对于民族关系问题的认识，首先似乎更流露出一种“文化自信”。在魏收所撰述的《魏书》中，不仅奉北魏为“正统”，蔑称南方政权是“岛夷”，而且认为“晋室”失德才是祸乱之因。他说：
晋年不永，时逢丧乱，异类群飞，奸凶角逐，内难兴于戚属，外祸结于藩维。刘渊一唱，石勒继响，二帝沉沦，两都倾覆。徒何仍衅，氐羌袭梗，夷楚喧聒于江淮，胡虏叛换于爪凉，兼有张赫山河之间，顾恃辽海之曲。各言应历数，人谓迁图鼎。或更相吞噬，迭为驱除；或狼戾未驯，俟我斧钺。
这是对《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历史“背书”，更是对北魏政权合法性的政治诠释，认为北魏统一北方、结束“五胡十六国”的乱世纷争是“天意”使然。同时，处处将北魏政权等同于“中国”，而这个“中国”自然也就意味着正统。虽然南方政权在“综合国力”方面已经无法再“克复神州”，然而自东晋以来始终通过设置的侨置州郡政策，标榜江南虽然僻处一隅，但仍旧是“正朔”之所在，以表达并延续“恢复晋室”的“美好”愿望。说明，南北朝都以“中原”作为“中国”以及正统的地域性标志和政治“图腾”。
其次，北朝史家非常注重从血缘及族源方面论证最高统治者“奉天承运”的神圣性及合法性。《魏书·帝纪·序纪》云：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
也就是说，鲜卑民族与中夏民族同宗同源。
杜贵晨教授研究认为：
中国历史上包括匈奴、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内的绝大多数朝代之“政统”，均因其统治者族姓出“黄帝”或“炎黄”之统而实质是黄帝为始祖的真正的“大一统”。这个“大一统”以单个的王朝之“政统”为基或节点，似断而实连，都是在“黄帝”或“炎黄”同一家族之内部转移和延续，至今有史三千年或文明五千年来永续不断，方兴未艾，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
最后，从礼义文化方面，早在十六国时期，北方各民族政权就普遍重视对华夏礼义文化的承续、认同，不但在政治上沿用儒家典章制度，而且在文化上崇儒兴学。及至北魏，最高统治者更加重视在文化上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从而促进了鲜卑民族的汉化和北魏政权的封建化。
从北魏到西魏130多年的时间里，鲜卑政权最高统治者始终秉承“以儒治国”“崇儒兴学”的文化策略及文化认同、民族认同观念，并付诸实践。另外，受北地儒林兼综博涉的学风背景影响所及，硕儒多兼通佛学。如崔光“崇信佛法，礼拜诵读，老而逾甚”，“每为沙门朝贵请讲《维摩》、《十地经》，听者常数百人”（《魏书·崔光列传》）。高允不仅“年十余，奉祖父丧还本郡，推财与二弟而为沙门，名法净。未久而罢”，而且终身“雅信佛道，时设斋讲，好生恶杀”（《魏书·高允列传》）。刘献之曾“注《涅槃经》，未就而卒”（《魏书·刘献之列传》）。孙惠蔚“先单名蔚，正始中，侍讲禁内，夜论佛经，有惬帝旨，诏使加‘惠’，号惠蔚法师焉”（《魏书·儒林列传·孙惠蔚》）。卢景裕则“好释氏，通其大义”（《魏书·儒林列传·卢景裕》）。李同轨“学综诸经，多所治诵，兼读释氏，又好医术”（《魏书·李顺列传·李同轨》）。北周沈重“学业该博，为当世儒宗。至于阴阳图纬、道经、释典，无不通涉”（《北史·沈重列传》）。卢光“性崇佛道，至诚信敬”（《周书·儒林列传·卢光》）。与此同时，北方佛教界精通儒学者亦不乏其人，如道安、僧肇、道融等，皆为一代标领人物。硕儒、高僧于个人学养上儒释兼修，促进了思想界的儒释合流，既改变了北方儒学的整体风貌，又加深了佛教“民族化”“本土化”的程度。在北朝民族政权统治阶层崇儒、奉佛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思想界儒、释精英人士与政治权贵的交往、互动，自然又提升了少数民族汉化、政权封建化的文化品质。这也是南北朝时期，北朝能够引领民族融合、文化融汇潮流，最终实现全国性统一的政治、文化资本。
北方少数民族与华夏族在长期“杂居”过程中，产生的以华夏文化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认同，已经是南北思想界的“共识”。所谓“五胡”最后都融入了华夏民族。这种历史文化认同，虽然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中表现的程度不尽相同，但都不约而同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融合。至于南北政权到底是谁真正代表了华夏文化观念上的“中国”，最终是由综合国力竞争中胜出的文化“话语权”的获得者决定的。通过长达300多年的分裂与统一过程中产生的民族关系问题，为中华民族的再一次大融合提供了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