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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世纪的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地区在持续了200多年的由少数民族政权主导的统治期间，爆发了严峻的“胡汉”民族冲突、产生了文化碰撞及政权对立等一系列重大社会矛盾，但最终达成了各民族的大融合、文化大融汇，并由北朝主导，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再一次“大一统”。“中国化”的佛教，在其中发挥了“文化中介”“文明纽带”的作用。
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在社会及自然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等各种客观条件交织所促成下的大规模“南迁”之举，从地理上看就是跨越了自然-生态环境差异所造成的农-牧业分界线，融进了定居型农耕文化的核心区域，这是历史所赋予的现实需要与必然要求。从时代上看，就是汇入了当时先进的农业文明浪潮，顺应了与农耕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大一统”趋势，这是民族融合、文化融汇的必然前提。
少数民族“汉化”、政权的“封建化”，汉人“胡化”与佛教的民族化、本土化交融在一起；文化的大融合必然伴随民族的大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