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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杨曾文

黄崑威是我多年前在苏州结识的朋友,山东人,与我同乡。2010年研究生毕业于苏州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以《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际经〉思想研究》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在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从2013年10月就职于陕西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从事中国哲学思想史、儒释道三教关系、佛教与民族关系的研究,多有成果。

笔者在参加各地举办的学术会议时与他常有见面的机会,他对我照顾有加。前些年他告诉我说申请到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北朝时期的佛教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最近他告诉我,课题已经完成并顺利结项,将以《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佛教与社会》为题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希望我为之写篇序。

笔者多年从事中国历史和佛教史的研究,深知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文化史、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中国是一个由多个兄弟民族经过长期集聚、会通和融合而形成的崇尚统一和道德文明的国家。

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经历过多次民族大融合和大发展,继春秋战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大发展时期以后,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迎来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大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承继五帝三代华夏民族形成和初步发展之后,在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广泛发展交流中促成了中原与周边各民族的融合,在文化上促成了齐鲁、三秦、燕赵、荆楚等地域文化的会通融合,形成了以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为代表的学派,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相比,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显著不同之点在于:一是历经秦汉已与法、道诸家密切结合的儒家在社会思想文化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在这次民族融合中儒家(思想、儒者)实际发挥了主导作用;二是自公元前后从古印度传入中国内地的佛教已在南北朝普及,在社会各个领域影响日益增大,在这次民族大融合、大发展中与儒家相辅相成,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西晋后期,伴随朝廷的腐败和社会的动乱,原来生活在经济滞后边远地区的所谓“五胡”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在北方先后建立了“十六国”,晋皇室被迫南迁建立东晋,从此中国进入南北分裂的东晋十六国时期。这些少数民族在进入内地和建立政权的过程中,除了各族血缘的自然结合之外,还要适应并接受经过长期历史过程形成的社会制度、文化形态、道德礼仪、宗教信仰以及与农耕生产相应的生活习俗等,这些构成了民族大融合、大发展的主要内容。具体表现在:参与建立“十六国”和北朝的民族在制度上实现了封建化,实行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的国家体制;接受以儒家为支配,以佛教、道教为辅助的文化形态;采取与以农耕为主,畜牧、渔猎为辅的经济相应的生活方式。于是,北方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得到迅速的发展,以致在北朝后期综合实力已超过南朝,最终竟由统一北方的隋朝结束南北分裂,再一次实现中国的统一。

那么,佛教在这一次民族大融合、大发展之中到底发挥过什么影响,起过什么作用?这是个值得学术界重视和应当投入力量进行深入考察研究的问题,也是值得社会广大读者关注的历史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以往学术界没有关心和研究过这个问题,实际上以往从事中国历史、文化、艺术,特别是从事佛教历史研究的学者对这方面已经做出过值得世人瞩目的成绩,在发表的相关论文、专著中皆有反映。但是,应当看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专题研究不多,将历史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文化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也有待加强。

黄崑威鉴于以往学术界的研究情况,立题侧重对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即十六国与北朝的佛教和社会进行专题考察研究,最后将成果整理成书,虽然极少涉及南方,但也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作者在五年多的辛苦研究过程中,广泛搜集各种相关文献资料、考古出土文物以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在整体把握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大发展的时代源流的情况下,综合考察和探讨十六国与北朝社会流行的佛教传播情况、内迁的少数民族与华夏传统文化、社会体制结构之间的深层次互动表现及其实际影响,旨在揭示这次民族大融合、文化融汇的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在这当中,对佛教在促进北方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和融汇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对所涉及的佛教中国化、佛儒关系、政教关系等问题做了重点考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结论。

应当说,这是对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北方的社会历史、民族大融合大发展和佛教研究的新成果,是应予肯定和赞扬的。

笔者年过八十,有病缠身,近来视力显著衰退,但难却旧友求序之请,谨提笔写了以上文字以为序,并作为对本书即将问世的祝贺。

2020年10月17日于北京华威西里自宅 UejkNHYJ5ovNn6yxvYTjLWYkZ48Vv3MxwsWrDpT8RwmGBZdkpjfTTEXpdcNMZqVa



序二

黄夏年

4~6世纪的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其中北朝对中国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民族融合的时期,北方各个民族像走马灯似地不断在中原大地出现,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原传统文化在这一背景下,受到游牧民族的重视,马上民族“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儒家文化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凡是要取得中国者,必须要以中原文化为主旨,并将政权设在中原地区。以北朝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北魏为例,北魏统治者是鲜卑民族,太武帝定魏为土德,承汉,表明自己是黄帝子孙。孝文帝将首都从平城迁往洛阳,敕令鲜卑族说汉话,著汉服,用汉姓,又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培养鲜卑族后人,经过二百余年的时间,马背上的鲜卑民族最终融入汉文化中,游牧民族成功地完成了向农耕社会的转型。

佛教作为北朝社会宗教中的最大公约数,对北朝民族宗教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前就已经接触佛教,新疆考古发现了用吐火罗文、龟兹语和于阗语撰写的佛经。历史上记载儒家经典曾经被译成鲜卑语,但是现在还没有文本现世。中国佛典记载北周释法藏法师用鲜卑语向周武帝问讯,而用鲜卑语译解的佛经则在经录里面没有明确记载,现在存世的佛经主要还是汉语译本。南北朝时期中国四周都有汉传佛教流传,西陲敦煌与张掖是北朝佛教驿站,也是翻译佛经的重要地区。许多佛经在进入中原之前就已经被译成汉文,说明马背上的民族在佛教进入中原之前就开始受到汉传佛教影响,域外信仰佛教的民族进入中原,很快就找到因佛教信仰而带来的共同语言,并迅速转换身份,加入佛教命运共同体,融入佛教中国化进程。

虽然北朝佛学不如南朝佛学发达,妙玄之理的讨论也不如南朝佛教界深入,但是北朝佛教译经与南朝不相上下,中国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竺法护等人都生活在北朝,他们译出的佛经文字畅达,传意准确,是中国佛教经典史上的名篇。史家称:“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再到唐代,各朝各代一共译出佛经5048卷,北朝魏译出1919卷,占整个中国译经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以佛教信仰促中外文化交流,在北朝佛教界,已经做到极致。

文化是一个时代的国家与民族精神面貌之产品,反映了这个时代精神活动出现的种种情况。在中国,儒、释、道三家是传统文化的主干,此外,原始宗教形态的萨满教也在一些民族部落中流传。北朝是多民族与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但在精神领域里还是有所侧重,要讲次序,从国家角度讲,朝廷安排的位置是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国家意识形态由儒家主导,国之大事是祖先崇拜和郊祀。道教则在个别朝代受到了皇室尊崇,在民间有一定影响。佛教则是整个北朝势力最大的宗教,其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儒道二家都不可比,对后世的影响也源远流长。虽然北朝社会也有因文化差别而发生的或以武力,或以行政手段,消灭及干预佛教的活动,但是这些很快就过去了,随之而来的则是又一个崇佛的高潮。

由上可知北朝佛教很有个性,但我认为重点是在民族与佛教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入手,就能看到佛教对民族和解所起的作用,回应了历史上夷夏之争提出的问题,对我们现在促进民族团结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黄崑威博士是我国佛学研究的后起之秀,学识渊博,知识面广。近年来他通过综合分析十六国北朝时期佛教、少数民族与华夏传统文化、社会结构之间的深层次互动,系统阐释了“佛化”和“汉化”是民族融合、文化融汇的双重动力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多民族文化“和谐共生”的特点,论证了少数民族“汉化”、政权的“封建化”以及汉人“胡化”与佛教的民族化、本土化交融在一起的现象,得出了令人信服的文化大融合必然伴随民族大融合的观点。这个研究视角与进路很有意义,将北朝民族佛教真正置于广大的社会背景与大文化框架下做出全面考察。“民族化”“本土化”“中国化”这三个北朝民族佛教的主题词,在本书的研究中得到深入阐释,弥补了以往学界研究的不足,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黄崑威博士与我交往多年,他的成果即将付梓,嘉惠学林,为之高兴。吾不揣谫陋,妄作简序,以飨学界焉! 9TFpH/PNqdVA+0Py5vy0VfmCfKqAZp42pWimyzMtuJYG2+VLKHIJAHnLjdxlw2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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