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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五胡十六国”之前,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

政权分裂和民族矛盾是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分水岭;多元融汇基础上的“大一统”及各民族大融合则是发展趋势和历史最终成果。

分裂是“多元”和“不平衡”的极端表现,统一则又显示了华夏历史、文明的总体走向。

首先,“人口迁移带来了各地区的经济开发,然后是王朝制度在各地区的推行以及所谓‘教化’的展开。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历史发展与中国文化的一致性或统一性得到贯彻与展开,各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遂得以纳入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轨道中” 。在从民族对立到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中,北方游牧-渔猎民族一旦内迁入农耕区域,便在自身生产、生活方式长期的农耕化、定居化,以及生活习俗、文化伦理观念儒家化的过程中,逐渐融入农耕民族。典型事例如历史上南匈奴的命运便是如此。

《资治通鉴·汉纪·孝顺皇帝》载,东汉顺帝汉安二年(143):

六月,丙寅,立南匈奴守义王兜楼储为呼兰若尸逐就单于。时兜楼储在京师,上亲临轩授玺绶,引上殿,赐车马、器服、金帛甚厚。诏太常、大鸿胪与诸国侍子于广阳门外祖会,飨赐,作乐、角抵、百戏。

《资治通鉴·汉纪·孝献皇帝》载,建安二十一年(216):

初,南匈奴久居塞内[南匈奴自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即入居塞内]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议者恐其户口滋蔓,浸难禁制,宜豫为之防。秋,七月,南单于呼厨泉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于邺,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单于岁给绵、绢、钱、谷如列侯,子孙传袭其号。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

说明,南匈奴上层贵族浸淫中原政治制度和礼乐文化已久,与东汉朝廷已经结成藩属关系。南匈奴“内附”后,由于杂居中原,所以很快就能吸收汉族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技术,有些部族则直接成为雇佣兵,替朝廷出征效力。周伟洲先生说:“东汉可以直接征调南匈奴部人为‘义从’,守塞保边,参加战争。如建安十七年(212)曹操欲击吴国孙权,以东汉尚书令发布的《檄吴将校部曲文》中云:‘……今者枳棘翦扦,戎夏以清。万里肃齐,六师无事。故大举天师百万之众,与匈奴南单于呼完厨(呼厨泉)及六郡乌桓、丁令、屠各……’”

秉持“夷夏之变”与维护“大一统”,代表了儒士阶层在面对民族关系问题、处理民族矛盾时的基本立场及惯性思维。在4世纪初的历史巨变前夜,这突出表现在江统的《徙戎论》之中。

西晋元康九年(299),氐族首领“齐万年”反叛事件之后,太子洗马江统上表《徙戎论》,列举历史事实,痛陈“四夷”内迁之患,并就当时民族实力此消彼长的具体社会情况进行分析,指出当年魏武帝曹操“徙武都之种于秦川”虽然只是为了打击蜀国的权宜之计,但事到如今已经显出弊端。为此,江统深感防微杜渐宜早不宜迟,力主将混居在关中地区的北方各族迁回到他们原来的栖息之地,否则,迟早将会威胁中原政权的长治久安。应当指出的是,《徙戎论》只是预见到了社会危机爆发前的民族矛盾潜流。而“内附”民族此时已经成为朝廷“编户”,不仅要缴纳赋税,同时也要承担国家兵役、徭役。《晋书·食货志》载:“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可见,不能将内迁民族与塞外民族混为一谈。

西晋重臣阮种也强烈意识到当时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他于上晋武帝的对策论中说:

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之患。由是边守遂怠,鄣塞不设。而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啖利,妄加讨戮。(《晋书·阮种列传》)

认为民族杂居与地方官吏的昏聩无能、残暴压榨是导致民族矛盾尖锐的客观事实。

江统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同时代儒士阶层从维护“大一统”与“夷夏之变”的角度对“内附”北方民族的看法。“远夷狄”是“中夏”自古以来的政治及文化传统。

大禹时期曾经施行“五服”制度,所谓“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国语·周语》)。《尚书·禹贡》包括“九州”和“五服”两项内容:天子之国为中国九州,九州之外乃五服之地。以距离“王畿”中心的远近为次第,向四面每五百里为一“服”区,分别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个尊卑贵贱分明的不同区域。“‘畿服’理论确立了‘中心’与‘周边’按照地理距离体现出的亲疏关系。” 王朝的统治是由中心向边缘的相递延伸,自王畿向四周扩展,由内向外、由近及远推向四方,形成一种“同心圆”的朝贡体系。

其实,这种华夷分居的格局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早就被打破了。正如大禹也是“兴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商、周也都属于由周边占据中原的王朝,《史记·六国年表》云:“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只是他们于建政之后,便以华夏正统自居而视周边政权为夷狄了。最终实现统一天下的“秦”,最初也只是一个“诸夏宾之,比于戎翟”的偏远小国。《史记·六国年表》云:“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

江统提出“徙戎论”的历史背景,是晋武帝为了彰显“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祯祥显应,风教肃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业大矣”(《晋书·武帝本纪》),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时,大规模接纳北方民族内迁“归化”。李鸿宾说:

作为中原文化的保护者和承传者,中原皇朝的统治阶级在维护皇朝运作的时候,首先强调文化的属性以接纳不同的群体。“大一统”观念本身就将不同群体的纳入作为考虑的首选,只不过在皇朝强盛之时,它吸纳其他群体更能加强自己的利益,就表现出异常的宽厚和开放。然而当它力量薄弱而感到周边民族对它形成威胁时,就转而阻止他们内向发展,“华夷有别”的观念也被刻意强化。

晋武帝禅魏登基后,于“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柴燎告类于上帝”(《晋书·武帝本纪》)。可见,四海宅心、“四夷”臣服是太平盛世的“标配”。这也是实现短暂统一后的晋武帝急于自我标榜之所在。

“汉化是一个民族与汉民族接触和相处后,这个民族的大部分成员放弃了自身的族群认同及其文化,而与汉民族通婚,采取其文化。……当汉化发生后,并不是说被汉化的民族文化完全消失。” 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无不是少数民族不断融入中原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华夏民族也正是由于不断地融入了其他民族的族群成分而不断发展壮大。 只要他们进入中原地区并愿意接受华夏文化,他们就已经华夏化并以华夏正统自居了。换言之,“夷夏之变”的最终区分,是通过文化上的竞争而抉择出结果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不断扩大夷夏间的共同基础,合同一家才是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华夏文化也就更能彰显其旺盛的生命力。诚如陈序经先生所说:

晋代的匈奴之在中原者,不只在文化上已经深受了汉族影响,在血统上也与汉族混杂甚烈,所以匈奴固有的文化基本上已经放弃,其种族也远非纯粹的匈奴血统了,可以称之为汉化匈人。

而且,刘渊称汉王以至后来的羯、氐、羌、鲜卑之统治中原北部的种族,不只其本身已染有汉族血统,其重要的臣僚,如王弥、张宾、王猛等,很多都是汉族。……他们的政权性质属中国内部封建割据的地方性政权,不是外族建立的国家。……刘渊初起时,族人有劝他联络其他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地区,他却加以反对。相反地,他自命为刘汉后裔承继汉统,以对抗司马氏的晋室,拒绝从事民族战争。 Saj7x00Qhj+vP4pqDcYP8bboq86xwkloLSYnWqzD3rQ4HxWkViXJALamnOLSaN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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