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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世纪的时代主题是分裂与统一，时代特色具体表现为：各民族的大融合、文化的大融汇，这既是实现“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也是“大一统”的历史成果。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以军事力量入主中原以后，出于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往往都自觉地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文化洗礼，无一例外地都接受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传统，并建立起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统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体系。儒家纲常学说成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儒经是制订典章制度的依据，儒学是官方教育的法定内容。
这些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于建政后，纷纷大规模营建都城，这不仅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现实需要，更是对定居型农耕文明生产、生活方式的认可。不同民族及文化在共同的生活、生产方式及文明形态这个“大熔炉”里，实现了融合、融汇。以儒学为主体文化的农耕文明，以其独特的凝聚力把众多处于游牧-渔猎文化形态的“非汉民族”带入了封建社会。而历史从十六国到北朝，所体现出的这种惯性呈现在民族关系问题方面，表现为少数民族对华夏礼义文化的认同。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前秦、后秦还是北魏，模式都大同小异——在政治制度及统治方针政策层面夯实、巩固“封建化”的基础，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大一统”继承、发挥，以示海内承平、文化正朔之所在。
从各民族的大迁徙到各割据政权势力的此消彼长、南北分立，直至重新统一；从北方少数民族日趋“汉化”到胡汉逐渐融合，“五胡”主体部分渐次消融在农业文明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与先进社会的大“熔炉”之中，所谓“入中国则中国之”，最终成为华夏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