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纳兰的悲惨命运

塔纳兰是西非的一个地区（见图1）。奥万嘎河流经塔纳兰中部，逐渐加宽而流入姆科瓦湖。拉姆市坐落于湖滨，果园、公园及森林环绕四周，市内及其周围居住着一个图皮族农业部落。塔纳兰地区的南北两边都是大草原，游牧的摩洛族人便居住在北边的小镇开瓦四周。

其实，塔纳兰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它只存在于计算机之中，由计算机来模拟其自然特征、人口状况和动物分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我们给12位实验参加者的任务，是改善塔纳兰居民乃至整个地区的福利。参加者具有独裁权力，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办事而不会遭到反对。他们可以制订狩猎章程，改良耕地和果园使其更加肥沃，建立灌溉系统，修筑水坝等。他们可以在整个地区实现电气化，并购置拖拉机实现机械化。他们可以实行计划生育，以及改善医疗保健条件。他们共有6次机会在自己所选择的时段进行安排，搜集信息，拟定措施，并作出决策。他们将用这6个“规划期”来决定塔纳兰地区10年期间的命运。在每一规划期，各参加者可以尽其所能地实行各种措施。在每一新的规划期，他们还可以总结以前各期成败的经验教训，从而取消或改进早期的决策。

图 2 显示了一个中等水平参加者管理 10 年（或 120 个月）后的结果。首先，我们看到图皮族（农业居民）的人口增加了，原因是食品供应改善了，医疗保健条件变好了。儿童数目增长，死亡人数减少，平均寿命因此延长。前3个规划期过后，多数参加者认为他们已经解决了塔纳兰的各种问题。然而，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实际上无异于设定了一颗定时炸弹。在后来的日子里，当几乎不可避免的饥荒突然发生时，他们才冷不防被吓了一大跳。

对图2中这个中等水平的参加者来说，大约在第88个月时，发生了一次灾难性的不可逆转的饥荒。这次饥荒对仍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摩洛族牧民所造成的影响，远不如对图皮族所造成的影响那么严重，化肥生产和医疗设施赐予图皮人的好处遭受到全力袭击。旧模式重现：现存的问题（如本例中食品供应不足、医疗条件较差）得到了解决，但未考虑解决问题的过程将会造成长远影响，并产生新问题。

大灾难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食品供应的线性增长伴随着人口的指数增长。图3表示这两个因素的平行发展。由于化肥的使用和机械化后可以深翻土地，所以在开始阶段，食品明显供过于求。起初人口增长速度缓慢，但是很快便超过了食品供应。大灾难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¹

但是，事物的发展或许可以不同。图4所示另一个参加者所得到的结果告诉我们，使塔纳兰地区各种条件保持稳定是可能的。这个参加者（艰难地）实现了人口稳定，并实现了生活水平总体的改善。这些结果与上述那个中等水平参加者所得到的结果相去甚远，后者起初对塔纳兰施加了相当正面的影响，却由此引发了灾难性的负面效果。

成与败的原因何在？这个“好的”参加者并不具备任何他人没有的专业技术，塔纳兰地区也并未提出任何只有借助于专业知识才能解决的问题。应该说成败取决于一定的思维模式。在一个类似塔纳兰地区的系统中，我们不能只做一件事情。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具有多重效应。

例如，塔纳兰的庄稼地和菜园收益如此之差的原因之一是田鼠和猴子吃了许多农作物。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通过狩猎、设陷阱、下毒药，大量减少这些有害动物的数量。最初，消灭啮齿动物和猴子后，确实提高了农田和果园的产量。但是，小型哺乳动物的减少同时导致了它们赖以为食的昆虫的增加。而且，本地区食肉的大型猫科动物由于失去了小型哺乳动物作为捕食对象，只能以牛代之。于是，就出现这种可能：试图消除啮齿动物和猴子非但无用，反而有害。不能预计这类副作用和长期影响，是大多数参加者在塔纳兰实验中失败的一个原因。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图5比较了参加者从事3种活动的频率：作决策，反省总体形势和可能的行动方针，以及提出问题。在实验的6个时段，我们用这些分类对自言自语的参加者进行跟踪；插图表明这3种活动的相对频率随时间而变化。在第1规划期，定向活动——提问和反省——明显占优势，记录到的全部活动的约56%属于这两类，作决策约占30%，其他类别占剩下的14%。

但是，第1规划期后，图形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与形势分析有关的活动变少了；而那些与决策有联系的活动稳步增加。6个规划期中，参加者们显然从犹豫的哲学家发展成为行动的男女。他们明显感到自己最初的质疑和反省，已绘出一幅足够准确的形势图，无须进一步修正，无论是收集额外信息，还是有分析地反省已取得的结果。他们错误地认为已经掌握了解决塔纳兰问题所需的知识。

对12名参加者在6个规划期的任一时段，如果用记录到的活动的平均数来度量，我们发现，规划期也在逐渐变短。在第1期，需要近50个符号描绘参加者的行为特征。在第3到第5期，平均仅30个符号就够了。在塔纳兰实验的最初一两个时段，参加者们建立了工作方法，此后没作大的改变。但是，他们最后的失败清楚地表明，多想少做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如果我们要确定成败的原因，还有另一些因素值得注意。对某些参加者而言，他们所处情况下的各种问题要重新定义。这些人不曾有意识地这样做，结果问题慢慢找到了他们头上。一名参加者决定灌溉耐胡图草原的一大片地段。筑一条运河从奥万嘎河引水南下，进入耐胡图草原上由较小灌渠构成的扩展系统，给草原分配灌溉用水。这一工程需要金钱、材料和劳动力的巨大投资，而且不言而喻，处处都是困难。有时，材料不能按时到位；有时，计划的工作定额不能如期完成。结果是，参加者全神贯注于他的这一项得意之作。当实验指导者报告说，已经发生了大饥荒，许多拉姆居民营养不良，有的甚至已经饿死，而这位参加者的反应则是：“是，是，但是现在耐胡图草原那条大运河建造得如何？”他决不会再分心去考虑饥荒问题。

你会说，这是一个孤立事件。但事实上，这真是一个孤立事件吗？这些与真实世界中相似的事件，在这里如此栩栩如生。对我们来说，似乎研究这类事情发生的条件至关重要。

一些参加者对重复的饥荒报告的反应显得玩世不恭。最初，报告唤起了关心，但在参加者试图解决问题却徒劳无功后，我们开始听到一些议论，像什么“他们必须勒紧裤腰带，为子孙后代而牺牲”，“人总是要死的”，“死去的多为年老体弱者，这对人口结构改善有好处”等等。

在游戏的情境（和电子模拟人口总数）中，我们当然可以将这些反应看作是不认真对待的俏皮话。但是，与前面所讲的一样，这些与现实对应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似乎也是很重要的：无能为力产生玩世不恭。

当一些参加者表现出无能为力的感觉，并期望摆脱整个混乱的状态时，另一些人却显然是在欣赏他们凌驾于塔纳兰之上的“权力”，并津津有味地担任类似独裁者的角色。一名参加者像一位陆军元帅那样凝视着远方，命令50辆拖拉机去清除南边的森林。在想象中，他能看见拖拉机群向南挺进时尘土漫天飞扬的情景。

由于只有12名选手参与这一塔纳兰游戏，我们不能据此作任何推广，或把它视为一个真实的实验。但无论如何，游戏实验的确向我们展示了思维、价值观和感情在决策过程中相互作用的种种方式。而这反过来也使我们认清，必须将这些连锁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游戏与实际情形的对应关系是明显的。如同在真实世界中那样，我们发现决策者

●对形势不进行事前分析就行动；

●不去预测各种副作用和长期影响；

●假定如果不存在一目了然的负面效应，就意味着正确的措施已被采用；

●过分地卷入“工程”，使他们看不见显现出来的需要和形势的变化；

●容易有玩世不恭的反应。

因为我们的游戏展示出与现实如此类同的关系，我们对于考察这些行为的潜在原因甚感兴趣。

格林韦尔不太悲惨的命运

格林韦尔市是一个约有3700个居民的小城镇，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多山地区。格林韦尔的主要企业是一家市办手表厂，当然市里也还有一些别的营业部门——零售商店、银行、诊所、饭馆等。

格林韦尔和塔纳兰一样，也不是真实的。我们用计算机模拟这个假想小城镇的主要特征，从而建立一个模型帮助我们研究不同参加者的思维和规划过程。但是，这一次我们有一个较大的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让48位不同的人担任格林韦尔市市长。

我们再一次——不切实际地——假定，参加者大体可以执行10年独裁统治。在此期间，不管格林韦尔市市民对市长如何不满，都没有机会投票赶他下台。而且，因为这个地区的主要雇用者（手表厂）是市属的，市长可以用这些权力对本市的经济命运施加巨大影响。市长还被允许设计该城生活的其他方面，如税收结构，其活动能量远远大于任何真实的市长。简言之，像在塔纳兰那样，参加者比真实社会中的任何人都具有大得多的自由和可能来控制、影响各种事件。我们也许认为这可以为成功建立起理想的基础，但是这并非我们给予参加者如此广泛权力的原因。我们的目的在于，由这些参加者导出尽可能多的行为模式。解除真实社会的约束条件后，我们希望看到：当人们完全自由地去干他们想干的事时，他们如何思考、如何行动。

那么，在格林韦尔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参加者中有些人做得很好，另一些则表现欠佳。图 6 是两位参加者查尔斯（Charles）和马克（Mark）取得的结果。图中粗略地表示出 5 个重要变量在实验的 10 年（或 120 月）间所发生的变化。因为这里特定的数据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所以我们省去了纵轴上的数值。当然，这些数值对两个参加者是相同的。

格林韦尔市民完全有理由对查尔斯市长的管理感到满意。直到实验结束，市里的收入如同市属手表厂的生产，一直稳步增长。失业从未超过零线很多。开始阶段，无住房者的人数略有增加，但后来又下降了，所以这里完全不存在危机。（住房建设和出租业完全由市政府控制，所以也是市长的责任。）根据这些结果，市民对查尔斯市长行政管理的满意程度稳定地增长。 ²

格林韦尔市民有更多的理由对马克市长表示不满。在他的管理下，市里的收入不断下降。失业人数逐年增加，于9年后在图中攀高。无住房人数剧增，而手表厂的生产猛跌。因此，格林韦尔的市民自然不满意马克市长的管理。

查尔斯和马克是“好”参加者和“坏”参加者的典型。我们发现在参加者中，这两类人数大体相等，当然还有其他人介于两者之间。但是，这里最令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成功或失败，而是隐藏于结果背后的心理学，是思维、决策、规划和假设的种种特征——简言之，是参加者认知过程的概况。如果把格林韦尔实验中做得好的人和差的人的思维模式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查尔斯们和马克们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别。

第一种显著的差别是好参加者比坏参加者作出更多的决策。在8个时段过程中，所有参加者都作出了自己的决策。图7表明所有参加者在前4个时段决策的数目都是增加的，但好参加者决策的数目明显多于坏参加者。在余下的4个时段中，两组人之间的差别变得相当可观，好参加者继续作出越来越多的决策，而坏参加者的决策数目却开始减少。好参加者以某种方式找到了更多的机会影响格林韦尔的命运。

但是，参加者之间的差别并不仅仅在于决策数目的多寡。一个像格林韦尔那样的小城镇是一个由连锁的经济、社会形态和政治成分所组成的复杂系统。于是——像在塔纳兰那样——不可能只做一件事情。一个领域的任何行动都要在别的方面产生影响。例如，对某一片居民提高纳税标准，不可能只有单一的增加税收的预期结果。这一举措疏远了受到影响的人群，他们可能迁往税收负担较轻的某些地方。而这种增税措施的效果更可能是收入减少而不是增加。可见，明智的做法是要牢记复杂系统的这一个方面，不仅要考虑任何特定措施的主要目标，也要考虑它对系统其他部分可能产生的影响。

如图 8 所示，好参加者比坏参加者对这一点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跟踪意向、目的、目标相对于各个决策的比率，我们发现，好参加者为实现每一目标都明显地作出了更多的决策。（例如，某参加者试图实现增加税收的目标，决定增加格林韦尔现有的就业机会的数目；或者，他可能为实现同一目标采取几种措施——增加就业数目，投资产品开发，做广告。第一种情况下，每一个目标我们有一项决策；第二种情况下，每一个目标我们有3项决策。）好参加者事情做得“比较复杂”，他们的决策考虑到整个系统的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一个方面。这显然是处理复杂系统时更为适当的行为。

好参加者与坏参加者之间的区别还在于他们决策的焦点不同。在图9中我们看到，坏参加者起初的许多决策都致力于格林韦尔的娱乐设施，只是到后来才逐渐集中到一些真正重要的问题上，诸如手表厂的生产、销售以及市政金融等。相反，好参加者很早就认识到哪里是格林韦尔的实际问题所在，并首先加以解决。

如果仔细注意一下思维过程——以及由于参加者自言自语从而使我们能够注意到的时刻——我们发现，在处理格林韦尔问题中成功和不太成功的参加者之间还有其他差别。好参加者和坏参加者对格林韦尔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各自提出了种种假说，两者所提假说的频率没有什么（至少没有什么统计显著性的）不同。例如，就增税问题会有什么影响，或者吸引客户到格林韦尔旅游的一场广告战会有什么影响，两者同样频繁地提出了多种假说。但是，好参加者与坏参加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他们是否经常检验自己的假说。坏参加者没有这样做。对他们来说，提出一个假说的目的是用以理解事实；检验那个假说则没有必要。他们不是提出假说，而是给出“真理”。

另外，好参加者提出更多的是 为什么 一类的问题（与 什么 一类的问题相反）。他们更为感兴趣的是隐藏于事件之后的各种因果联系，是构成格林韦尔的因果联系网。相比之下，坏参加者倾向于只看事件的表面含义并认为它们互相没有联系。与之有关的一个发现是，好参加者分析问题比坏参加者挖掘得更深。若有报告说格林韦尔有许多青年人失业，坏参加者的反应可能是：“太可怕了！这对青年人的自尊心定会有一种负面影响。一定要采取措施！青年服务部主任应该发布一个报告。”而好参加者的反应更可能是：“是这样吗？有多少人失去了工作？为什么他们不到别的社区去培训？在各个企业有多少可以进人的名额？青年人如今有什么样的职业目标和兴趣？男女青年有所不同吗？”

有了这些结果，我们也就不再奇怪，为什么那些被证明是坏市长的参加者在实验的各个阶段更多地改变所讨论的主题。坏参加者往往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无疑是因为试图解决某一已知问题时，碰到如此多的困难，迫使他们弃旧图新。这种“地上打滑就溜掉”的转变是这类行为的典型特征。 ³ 例如，正在解决格林韦尔青年失业问题的一位参加者突然产生了一种想法，觉得市政管理部门有可能提供培训的职位。但是接着他想起曾听说有人抱怨市注册办公室发放新护照特别慢的问题。转眼间，他被发放护照的程序所吸引，而青年人的失业问题早就被忘得一干二净。

坏参加者还有一个行为特征是高度的“权宜主义”。即使改变主题不是由他们自己发起的，他们也总是太容易被分散注意力。一份关于市体育俱乐部缺少体操设备的偶然报告，会中止对一个难题的讨论，大家不再继续研究如何增加手表厂产品的销量问题，而代之以调查市体育馆有多少单杠和双杠。

这种不稳定性在一定的可测量的行为特征中显示出来。图10表示好参加者和坏参加者各自的创新指数和稳定性指数。创新指数表示一个时段中所作的决策相对于上一时段决策的偏离程度。如果一个参加者的决策与他在上一时段的决策完全不同，他的创新指数就高，即使他与以前关注的是同一组问题也无妨。如果他的决策与较早的决策类似，那么他的创新指数就低。如果在一个已知的时段，一个参加者前后一致地施行同一范围的问题，那么他的稳定性指数就高。而如果他转向完全不同的另一组问题，他的稳定性指数就低。

创新指数和稳定性指数不是简单的相互倒转关系。如果一个参加者在一已知时段，像前一时段一样处理相同范围的问题，而同时他又对其他问题作出大量新的决策，那么创新指数和稳定性指数就可以同时都是高值。

图10中，好参加者与坏参加者相比，前者的创新指数一般较低而稳定性指数较高。这表明好参加者把他们的能量集中努力于 正确 领域（否则他们不会成功），而且随着时间推移 继续 集中于这些领域。

我们除了发现有的人是无目的地将注意力由一个领域转向另一个领域外，还发现坏参加者中间有一种正好相反的行为——全神贯注于一个项目而不顾及其余。有一个参加者辛苦地计算格林韦尔一个老市民走到一个电话亭的平均距离。他算出来的精确数据为设置新的电话亭提供根据。被这样一个工程占用了时间，他无暇再去做别的事情了。当然，他对于老年人社会综合事务的兴趣是值得称赞的，也证明参加者对社会人道主义的推动作用。（否则，它还能证明什么？）

好参加者和坏参加者的区别，还在于各个时段他们自组织的程度。好参加者经常反省自己的行为，自我批评，并努力改正之；而坏参加者却仅仅概括一下自己的行为。好参加者还更大程度地组织自己的行为。他们的自言自语更为经常地花在排序上面，像“首先我必须处理A，然后处理B，但是我不应该忘记还要想到C”。

像塔纳兰实验一样，这里也值得指出，成功和不成功的参加者之间的区别决非只限于他们的思维和规划过程不同。面对难以处理的问题，坏参加者常常倾向于责备他人或者推卸责任。当他们看到别无出路的时候，他们的最后一招常常是说：“汤姆（Tom）或者迪克（Dick）或者哈里（Harry）应该关心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常人的诡计；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人们使用此法，但是它有潜在的严重后果。如果此刻出什么事儿了，我们不再负责而是把责任推给他人，那么，我们肯定仍然不知道决策失误的真正原因，即计划不充分和不能预测后果的真正原因。

显示格林韦尔市的坏市长失败的这幅图，是一张合成图。决不是所有的参加者都有这些失败。的确，我们的参加者——特别是那些坏参加者——的行为差距很大。有些人特别容易将注意力由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另一些则只是缺乏能力将手头的问题挖得足够深。有些参加者停留在问题的表面无助地挣扎；而另一些把自己套在一些狭窄的、特殊的问题中。

参加者的行为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呢？通常的一系列心理学测验对预测参加者的行为是无用的。我们认为，“智力”将确定像这样复杂情况中的行为，因为复杂的规划过程——阐明并作出决策——大概对心理学传统上标注的“智力”提出了要求。但是在智商测验得分和格林韦尔实验或任意其他解决复杂问题实验中的表现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⁴

对于不确定性的承受能力似乎与参加者的行为之间有着某种关系。当某人简单地躲开难题或者委托他人“解决”这些难题时，当某人极易被新的信息分散注意力，而放弃此刻正在处理的问题时，当某人解决了他 能够 解决而不是 应该 解决的某些问题时，当某人不愿意反省他的行为时，那么在这样的行为中，我们很难不看到人们拒绝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能，而且倾向于在确定性和安全性之中寻求庇护场所。

塔纳兰的切尔诺贝利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考察游戏。我们分析了有些人如何在有些熟悉又有些陌生的计算机世界找到出路。当然，现在提出的问题是这种游戏结果对现实世界有何意义。在假想为格林韦尔市市长或者塔纳兰开发独裁者的角色时，这些游戏参加者的行为与他们在实际情况下的行为有什么关系？他们几乎不可能有朝一日（有幸）成为市长或独裁者。参加者在对他们来说是异国他乡的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是否反映出 普遍 的行为倾向，就是说，当我们把人们置于以不确定、复杂性和不明朗为特征的环境中时，总可以发现这些行为倾向吗？或者，这些行为模式是否条件独特，完全是一个我们强加于参加者的外星函数？这里，我将只讲一个例子，其优越性是它发生在现实世界中而不是计算机程序中。

1986年4月26日，乌克兰切尔诺贝利原子能发电厂的4号反应堆爆炸了，炸毁了（数千吨重的）混凝土屋顶，放射性粒子污染了周围甚至整个欧洲领土，激化了人们关于原子能利弊的讨论，关于西方和东方反应堆技术的讨论，以及关于这类灾难是否会再次发生的讨论。这些问题的确属于最为重要的，但是这里我想考虑切尔诺贝利大灾难的直接原因，因为心理因素完全可以对其进行解释。这不是由于更成熟或不够成熟的技术造成的差别，而是——别无他说——人的失败。

切尔诺贝利怎么了？这里我不去详细追述灾难的过程，而仅仅集中在一些关键的方面，用以强调它所包含的重要的心理因素。 ⁵

在切尔诺贝利反应堆，中心的核反应由211根控制棒来调节。要减弱反应，就插入一些控制棒；要加剧反应，就抽出一些。为安全起见，至少有15根控制棒始终插在反应堆中心。切尔诺贝利反应堆的中心由重达1800吨的石墨块组成，1600多条通道横切石墨芯，供核燃料棒和水从中通过。核燃料棒产生大量的热，而水则吸收热量，从而冷却石墨芯（冷却也减弱反应）。如果热量没有被吸收，中心温度会迅速升高到数千摄氏度，引起爆炸或被称为熔化的核反应失控，此时放射性物质完全熔化金属和混凝土并进入大地。如果水吸收了热量，就会沸腾变为蒸汽。蒸汽由管道输送去推动汽轮机发电，它是反应堆的主要产品。蒸汽通过汽轮机后，又冷却成水，并再一次开始整个循环。只要系统被关闭，辐射就被遏制。除了这一主要循环系统之外，还有一个紧急冷却系统。

发生事故时，反应堆恰逢年度维修检查。维修前，工程师们想做一项实验以帮助他们改进一种安全系统。计划整套实验要在五一节放假前完成。因此，1986年4月25日星期五下午1：00，工程师们开始减小反应堆的功率，打算降到机容量的25%，实验将要在这一运行水平上进行。1小时后，下午2：00，紧急冷却系统被关闭。这样做大概是为了防止在实验期间有人不当心踢到系统。但是，也是在下午2：00，基辅的调度员请求不要拿走反应堆的栅格，因为他们面临一个意外的供电需求。当晚11：10之后，才把栅格取出反应堆。工程师们开始把反应堆降低到25%的容量，以便能够进行既定的一系列测试。

但是，实际上反应堆不是降低到所要求的25%的容量，当夜12：30已降至1%。操作员已经关掉自动控制，而改用手动控制，努力使指针达到 25%的读数，但是，他没有给反应堆的自身衰减行为以足够的余量，所以，最终反应堆降低到1%而不是25%的容量。

这种“过度转向”倾向是人与动力系统相互作用的特征。我们使自己不被系统中的发展所左右，也就是说，指导我们的不是相继各阶段之间的时间 微分 ，而是每一阶段的 状态 。我们调节 状态 而不是 过程 ，其结果是系统固有的行为与我们驾驭它的尝试相结合，使得指针超出了所要求的读数。（在第五章“时间序列”里，我们还要遇到这一类例子。）

一个切尔诺贝利型的反应堆，低容量运行是危险的。在较低容量的范围，反应堆运作不均匀，就像柴油发动机空转时会出现的情形那样。反应堆运行不稳定，其结果是核裂变异常，可能发生局部的爆破反应，而这是危险的，因为它可以触发整个反应堆发生突然性的核裂变。操作员完全了解这些危险，因此严格禁止反应堆在20%容量以下运行。

所以，当时操作员集中提高反应堆的容量，使其脱离不稳定的危险带。半个小时后，他们使之达到了7%，但这仅仅是通过从中心抽出大量控制棒的办法达到的。接着，他们决定继续实验。这可能是他们最为严重的错误。这一时刻之后，过程不再能被中断了。在7%开机容量下继续实验的决定意味着，所有后来的活动都将在反应堆处于最不稳定的状态区间发生。操作员显然错误判断了反应堆的工作状态。为什么？有人提醒过他们，他们是应该知道不稳定会带来危险的。操作人员决定继续测试，更可能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们感受到的时间压力。他们想尽快完成这项测试计划，这是莫斯科电气工程师们要求的。他们感到一开始就遇上了麻烦，基辅方面让他们保留栅格的要求已经使实验耽误了近10个小时。别的原因或许是，虽然操作员在“理论上”可能对反应堆不稳定性的危险了解颇多，但他们不能具体地设想这种危险。理论上的认识和实践中的认识不是一回事。

违反安全规程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操作员过去已屡有所犯。但是，正如学习理论告诉我们的，违反安全规程通常是积少成多的，就是说它要算总账。其直接后果仅仅是违章者摆脱了规章的束缚，行动更加自由。安全规程的设计，往往不会使违章者立即被炸上天、受伤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受到危害，他们反而会觉得日子更好过了一些。这恰恰引导人们走向这条享乐之路。违反安全规程的实际后果，加强了我们违章的倾向，导致发生灾难的可能性增加。而一次灾难真正发生的时候，安全规程的违章者将来可能不会再有机会改正其行为。

忽视安全规程决非仅限于切尔诺贝利、三英里岛、比布利斯等核电厂的操作人员。在化学公司工作的工业心理学家和研究工场事故的研究人员报告说，违反安全规程完全是司空见惯的。用回报的观点看，这种现象不足为怪。

让我们再回到切尔诺贝利。凌晨 1：03，当反应堆达到 7%容量不久，操作员根据实验程序打开了最后2台水泵。现在主循环系统中的8台水泵全都工作起来了，产生了较强的水流和较大的制冷作用。但是操作员所没有考虑到的是，这一附加的制冷效果将激发一种自动机制，许多控制反应堆核裂变速度的石墨棒被抽出。这样，系统对于过度制冷的反应是，自动松开它的“刹车”。操作员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一副作用，只是全神贯注完成测试计划，对此毫无顾及。

开启所有8台水泵的另一后果是蒸汽压强降低。很明显，如果加快把水泵入一个热力系统，那么水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快地变热了，结果蒸汽的产量相对减少，蒸汽的绝对产量也可能降低，那时正是这种情形。但是，因为做实验需要蒸汽轮机，操作员便试图用3倍的水流来弥补降低了的蒸汽产量。但这样做非但没有达到期望的结果，反而更降低了蒸汽压强。简言之，产生的效果与预期的正好相反。此外，中心的核裂变反应也降了下来。操作员的反应是移走更多的控制棒。

凌晨1：22，领班发现蒸汽量达到要求，便突然减小了水流。这样一来，水到达反应堆中心将会马上变暖；蒸汽产量会继续增加（核反应也加速）。领班要求报告反应堆里保留的控制棒数目，发现只剩下6—8根，远远少于规定的安全标准。

如果你以为他要求报告控制棒数目说明他知道了危险，那就错了。仅仅在爆炸前2分钟，领班还是决定继续实验。事实上，他现在是不带刹车地操纵着一个反应堆。

凌晨1：23，操作员关闭了通往其中一个涡轮机的蒸汽管，这是实验环境中必要的一步，但后果是蒸汽压强继续提高（核反应也加速）。1分钟后，操作员试图施行某种紧急制动。他们终于发现有一点不对劲。他们企图把控制棒强行推进反应堆。但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反应堆里生成的热量已把插控制棒的管子烧弯了。那一刻，发生了两次爆炸。接下去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从中发现什么样的心理学？我们发现一种倾向：在时间压力下，超负荷去实施已确定的措施。我们发现不能用因果关系的非线性网络，而要用因果关系链进行思维——就是说，不能恰当地评价某人行为的副作用和影响。我们发现不适当理解指数发展关系，不能看到一个指数发展的过程一旦开始，便用难以置信的速度达到其终点。所有这些都是认识能力的错误。

乌克兰反应堆的操作员队伍是一个由很受尊敬的专家组成的有经验的工作组，他们因反应堆长时间不间断给电网供电而刚刚获奖。该工作组非常自信，这无疑是事故的一个肇因。他们不再是有分析地而是凭“直觉”操纵反应堆。他们认为自己知道在干什么，也许还认为自己不受那些“可笑的”安全规程约束，那只是为反应堆操作新手拟定的，而不是为有经验的专业人员队伍而设立的。

一个专家小组相互加强信念，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倾向，在小组内施压压制自我批评的倾向——这就是贾尼斯（Irving Janis）所定义的在政治决策者中出现的危险的“群体思维”，猪湾入侵事件发生前肯尼迪（Kennedy）的顾问们就深受这一思维的影响。 ⁶

另外，违反安全规程在这里绝非是第一次“例外”。过去已是如此——如果说不是按照本次事故的顺序的话——幸而没有引起严重后果。这已成为一种确定的日常工作中的确定习惯。操作员以这种方式行事，因为这正是他们过去一贯的行事方式。

提起人类的失败时，我们常常联系切尔诺贝利灾难和其他大灾难或千钧一发的事件。 失败 一词有多种含义，对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工作组来说，当反应堆爆炸时他们确实失败了。但是，如果把失败看作某人没有完成他分内的任务，如果考察最终酿成切尔诺贝利事故行为的各个部分，那么我们找不出失败的单一例子。没有人本该醒着而去睡觉，没有人漏掉他该看到的信号，没有人偶然错扳了一个开关。操作员自觉做了该做的每一件事，而且深信自己的行动无误。当然，他们确实忽视了安全规程。但是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没有漏掉任何事，也没有意外地做任何事。更准确地说，他们认为对于一个有经验的工作组而言，设计的安全规程要求过分严格。这种信念无例外地适用于各种原子能反应堆的操作员。任何一个不按常规办事的工人，每一个拒绝安全带的汽车司机，都因同样的悦人的错觉而吃苦头。

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操作员的行为中，我们发现许多特点是塔纳兰和格林韦尔实验参加者所共有的：难以控制时间，难以评估指数发展过程及难以估定副作用和长期影响，就是说，根据孤立的因果关系进行思维的倾向。与塔纳兰和格林韦尔实验结果所呈现出的背景相反，切尔诺贝利操作员的行为似乎很容易理解。这些一流原子能发电厂的操作专家，将最终成为塔纳兰或格林韦尔实验的寻常参加者。 NV4qk7GzlvyzoGhtUoQaCAmgK7NMMFAtBtLQol+76qkpa3SKwtABwEgSSHd4vzj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