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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兴致勃勃。物理学家笑着讲他的故事：“对提出的计划，人人赞同。市长得到市民和市政议会的一致拥护。因为城里拥挤的交通及其所造成的噪声和空气污染，已经达到不可容忍的程度，人们把车速限制降低到每小时20英里（1英里＝1.6093千米），而且为了防止超速，又在多处设置了水泥的限速颠簸路障。
“但是，结果并不像规划者所期望的那样。车速较低，迫使车辆总挂着二挡而不是三挡行进，以致噪声更大，产生的废气更多。去商店买东西，过去只花20分钟，可现在得花30分钟。这样，市区汽车的数量，无论何时都比过去明显增加。这是一场灾难吗？不——由于进城买东西如此麻烦，结果，进城的人也就变得越来越少。如此说来，总算达到了预期结果？不尽然。因为即使交通量逐渐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可噪声和空气污染依然相当严重。在交通量增加的时段，情况还会更糟。到处传言说，临近的城郊有一个购物大商城，每周一次去那里远足购物，既实惠又省时。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便开始采纳这种购物方式。这给市长造成的困扰是，市区一向繁荣的商业，现在纷纷开始摇摇欲坠，濒临破产，政府的税收也锐减直下。原先的主导计划演变成一个大失误，它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将给该社区造成沉重负担。”
这个有环境意识的城市的命运证明人的规划和决策过程是如何失败的。如果我们没有对各种可能的副作用和长期影响给予足够关注，如果我们实施各种修订措施时胆子过大或过小，或者，如果我们忽视了本该考虑到的各种承诺，我们便会受挫、失败。今年一个舒适的夏日早晨，物理学家及他的同事经济学家和我三人，在班贝格大学的一个大厅里散步时，他俩产生了关于有效地制订计划作决策的想法。这俩人都来自一个大而有名的工业企业，他们到这儿来的使命，是熟悉由我和我的几位心理学系的同仁一起开发出来的一套计算机模拟城市规划的游戏软件，并了解这些游戏软件是否可用于他们公司的培训计划。起初是关于人类思维和行为的失败等一般性谈话，当然其中有一些话题是关于人们的自负心理，认为失败总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例如，一个小城市的市长，或者一个大公司里因其经营政策使公司濒临倒闭的经理们，或者一些公共组织中滥用基金的理事们等。谈话中诸如此类没有言明的假定总是，如果有机会， 我们 会干得比他人好得多。
两个小时过后，轻松的谈话气氛有了明显的变化。两位来访者在那段时间里，已经搞通了一个规划游戏软件，其任务是为摩洛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摩洛族是西非的一个半游牧部落，他们在萨赫勒地区赶着牧群寻找水源，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另外也种植少量稷谷类作物。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太好。婴儿死亡率高而平均寿命低；屡遭饥荒使他们的经济受损；舌蝇摧残着他们的牛，牛群大量增殖受阻。简言之，他们的生活境况是可怕的。但是，现在有了解决的办法。他们有钱了，可以采取多种措施对付舌蝇；可以钻深井以改善灌溉条件，并有可能扩大牧场；可以施用化肥并种植不同品种的稷谷，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还可以建立一个医疗保健中心。对摩洛人来说，现在他们能够做的事说不完，至少在我们计算机模拟的萨赫勒地区是这样。
现在，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玩游戏了。他们收集信息，钻研摩洛人居住区的地图，提出各种问题，考虑各种可能性，放弃一组组计划，再订出一组组新的计划，最后作出某些决策，将其输入计算机。接着，计算机就来计算那些决策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
数年的时间在几分钟内飞逝而过，计算机活像一台时间机器在工作着。20（模拟）年或者是说2（真实）小时后，物理学家客气地但又显然带有几分生气地提醒经济学家注意，模拟报告显示，摩洛人所打的深井出水量减少了。“亲爱的伙计，打一开始我便认为，所有这些钻打深井之举是一个坏主意，而且，我曾在模拟的第七年就明白无误地说过这些话。”
经济学家愤愤不平地回敬道：“我压根儿就不记得。恰恰相反，你一直坚持提议说，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打深井。顺便指出，你对医疗保健事业的想法也不是特别高明。”
这一冲突的原因是摩洛地区的发展状况实在太沉闷。开始，生活标准有所改善，但很快又下滑了。在模拟的20年期间，摩洛族的人口翻了一番。幸亏有一个良好的医疗卫生系统，死亡率——尤其是婴儿死亡率——急剧下降。同样，由于成功地扑灭了舌蝇，没多久牛的数量便大大增加。同时，由于打了许多深井，摩洛人得以利用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迅速扩大他们的牧场。但是，最终牧场不再能养育庞大的牧群，发生了过牧现象。饥饿的牛啃食草根充饥，牧草植被区收缩。而到了第20个年头，几乎没有牛留存，因为这时牧场已经几近荒废。再打更多的深井，虽然可以缓解燃眉之急，但这样一来却会更快地使剩下的地下水资源枯竭。现在，摩洛人已处于一种绝望的境地，只能靠大量外援来缓解他们的困难。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这两位有学术素养的游戏玩家当然不是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专家。相反，他们却自认为很有能力对付这些存在的问题，他们的确很有诚意。但无论如何，他们曾作出了可怕的决策。他们钻了许多井，而没有考虑到，地下水不是一种很容易就能补充的资源。他们建立了有效的医疗保健体系，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延长了平均寿命，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简言之，他们解决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没有考虑到，在解决老问题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新问题。现在他们不得不用严重减损了的资源来养活一个人口庞大的社会群体。一切都比过去更加复杂。倘若真的没有外来援助，其结果必将是大规模饥荒。
值得一提的是，摩洛规划游戏中没有设置任何攻关秘诀，玩这个游戏不需要具备特殊的专门技术。所发生的一切确实是很显然的：如果你打很多井，必将耗尽地下水；而如果地下水得不到补充（在撒哈拉南部边界地带，又如何补充数量可观的地下水呢？），游戏便要失败。从事后诸葛亮的意义上讲，这一事实显而易见。摩洛规划游戏的失败其所以令人吃惊，正是因为这种因果关系如此简单。不会有人因为没有注意到须用专业知识来解决一些非常奥妙的难点而苦恼，但是，如果忽视了非常显然的问题，我们会感到伤心，而现在正是这种情况。
摩洛规划游戏的结果说明，即使有才能有智慧的人在对待复杂系统时，也会碰到种种困难。那两位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绝非逊人一筹，他们的举措与真实情况中“专家们”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
在南非发生过一个真实的灾难，那是在奥卡万戈三角洲几个地方进行的并非有意安排的反饥饿计划的结果。 1 科学家们制定出一个简单的计划：抑制舌蝇，然后用菜牛群替换野生动物群。开始，一切顺利。但不久，数百个新牛群也迁入这一地区。由于过牧和干旱，这一片原来可供居住的土地很快变成了沙漠。
像摩洛族地区一样，我们面临着密切地（虽然常常是微妙地）相关联的一系列问题。现代世界由无数相互联系的子系统所组成，我们必须从这些相互联系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过去，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并不太重要。100年前，洛杉矶的发展与萨克拉门托峡谷区的牧场主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但是如今，贯通加州南北的灌溉渠，使得北加州和南加州常为用水苦苦争斗。40年前，伊斯兰教派的分歧与我们何干？显然，毫无关系。可如今全世界的相互联系，使得这一纷争对任何地方来说都很重要。
人类好像从很早就开始形成一种倾向，即处理问题都有某种特别的根据。假定我们手头的任务是砍柴，是将一个马群赶进峡谷，或者是为捕猎一种庞然大物制作一架捕兽器，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此时此刻的问题，而且通常情况下，超出它们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石器时代的部落成员需要的大量木柴对森林恰恰构成了一种威胁，正如他们的打猎活动对野生动物的分布构成威胁一样。虽然某些种类的动物看来屡遭过分猎杀，并在史前已经灭绝，但是大体说来，史前的祖先们不必超越当时情况本身来考虑问题。观察问题必须考虑到它包含在许多其他相关问题之中，这样看问题的必要性那时很少出现。但对我们来说，这是原则而非例外。我们的思维习惯符合系统地考虑问题的要求吗？当我们不得不考虑各种副作用和长远影响时，我们又容易犯哪些错误呢？
在我们论及诸如环境恶化、核武器制造、恐怖主义和人口过剩等问题时，上述疑问尤为重要。像试图帮助摩洛人一样，人们处理这类棘手问题所作的努力，却造成了一些新问题或使一些老问题恶化。我们思维能力在表面上的失败，已经激起对人类智力的广泛批判。如果说批判不是因为存在着各种问题，那么至少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解决所存在的问题。他们提出的各种理论，咄咄逼人而且范围很广，有遗传说，有进化说，有文化决定论等。
一些分析家抱怨，我们所有的困难都源于如下事实：我们无拘无束地生活在一个用史前大脑所装备起来的工业时代。 2 他们认为，我们之所以用简单的因果链方式进行思维，是因为从遗传学上讲，我们已经被预先编程了。他们还把我们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归于遗传编程的范畴。另一些分析家注意到，进化作用为人类感觉器官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3 当我们对世界及发生在其中的事件形成一种假设时，有强烈的倾向使其形象化，所以，我们的头脑在领悟那些无法形象化的问题时便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还有一些分析家主张，困扰的根源在于夫权统治社会。他们区分出“串行的”男性思维和“并行的”女性思维，并认为后者更适合于对付复杂问题。说实在的，整个西方“分析”思维的传统，往往是造成我们所有不幸的原因。
许多受欢迎的作家不再停留于抱怨，他们已经提出若干彻底解决问题的对策。有些对策以神秘的思维和学习新疗法为基础。例如，几年前一本畅销书阐述了一种方法，教我们如何在两周内思考问题。另一本书承诺教我们“新思维法”，但是对于这种所谓的新思维法究竟是什么，却守口如瓶，只字未提。 4 许多个人和机构宣扬选修一批课程的益处，其中包括“创造性思维”、灵机一动、共同研讨、3W法、Q5P法等等。一些公司推荐（并推销）“超级学习”，据说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在睡觉中学习，而大大地提高认知能力。
其他对策则以人脑的各种简易理论为根据：我们仅用了10%的智力潜能，必须开拓另外的90%；大脑可以绘制成红色区、绿色区和白色区，我们必须比从前更多地使用大脑的绿色部分；还有，我们的右半脑和左半脑具有不同的功能，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右半脑。
应该如何看待所有这一切呢？我们认为，存在一种神秘的智力诀窍一举使人的大脑变聪明，更好地解决复杂问题，此种可能性实际上为零。我们的大脑隐含着大量的潜能一说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存在这些东西的话，我们早就使用它们了。自然界中还没有发现过这样一种动物，它只用三条腿到处跑动，而拖着第四条功能完好的腿却不使用。我们大脑的运作方式与动物对腿的使用并无二致。我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不存在什么魔杖或隐藏的珍宝，能使我们顷刻变成深沉而强有力的思想家。
但是，如果我们理解了有待解决的问题对我们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以及我们试图满足这些要求时最容易犯的错误，那么是可以取得真正的改进的。我们的大脑并不存在根本缺陷；只是我们养成了一些坏习惯。当我们无法解决一个问题时，失败的原因在于：我们往往在这儿犯一个小错误，又在那儿犯一个小错误，而这些小错误累加了起来；定目标时，这儿不够具体，那儿过于一般；做计划时，这儿太细，那儿太粗，如此等等。
本书的主题是阐述处理复杂问题时我们思维的特性。我将描述人类在试图处理这些复杂问题时，为何会犯各种错误，他们怎样走入死胡同，又如何进行迂回。但是，我并非仅仅讨论思维的问题，因为思维总是扎根于精神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没有感情就没有思想。例如，当我们不能解决问题时，就会恼怒，而恼怒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思维是交织在感觉和情绪的连带关系之中的；思维影响这种关系，而反过来又受到这种关系的影响。
思想又总是处于价值和动机之中的。我们通常不是为思维而思维，而是根据我们的价值系统达到某些确定的目的。这里出现了混乱的可能性：珍贵的价值和被视为必要的量度标准之间的冲突，可能产生某些奇怪的思想扭曲——“为和平而轰炸！”原来的价值，被扭曲成其对立面。动机同样会提供不明确的指导原则。有些人会说有价值的是我们思维背后的意图，思维只起一种服务作用，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目标而不能触及我们世界的祸根。在我们的政治环境下，我们似乎完全被各种良好意图所包围。但是，培育良好意图是一个十分容易的智力练习，而起草计划来实现那些有价值的目标却是另一回事。另外，现在还远不清楚，是否“良好意图加愚蠢”或者“邪恶意图加聪明”已给世界造成了更多的伤害。有良好意图的人通常很少对追求自己的目标产生疑虑。结果，无能本来保持着无害，却常常会变得很危险，特别是意图良好而无能的人在抑制意图不好而能力强的人的行为时，很少感到良心上的不安。我们的意图总是良好的，这种深信无疑的态度，可能使那些最可疑的手段神圣化了。
在善良名义下所追求的各种善良意图，结果决无保证。我们的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渴望为摩洛人建造一个幸福的未来，其结果如何？他们确定了各种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行动，最后却失败了。这是为什么？的确，他俩都没有责任；失败也不是由于眼光短浅和不完全了解情况所致。我怎么会有责任呢？毕竟我好心好意。那是另一个人错了，是他把工作搞糟了，钻深井的愚蠢想法就是 他的 ！在实验室里，我们可以取消弄错的东西，但在真实世界里，谈何容易。
我们的思维，总是以它对于情绪和考虑、良心和野心之间巧妙的相互影响，来反映我们周围丰富多彩的世界。确定人类在复杂情况下订计划和作决策特征的实验，在理想情况下应该逼近真实。我们应该研究大量的实例——例如，真实的政治家、机构领导以及市政官员等的计划和行动情况。但是，这样的一个工程陷入困境，因为仅有一些孤立的实例可供研究，而我们不能根据这样少的例子进行类推。而且，现实社会的决策过程很少会有完好的文献记录，而重建这样的文献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这类真实过程的报告，往往不是被无意歪曲，就是被故意篡改了。
幸运的是，计算机技术允许我们模拟几乎任何复杂的我们可能希望研究的情况：从花园水池的动植物群，到小城市里社会上的相互影响。计算机情景的灵活性，允许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用实验方法来考察那些以前只在一些孤立实例中才能观察到的过程。当然，这种情景难免具有游戏的性质。计算机里的情况虽然不是真实的——不合格的行政管理者不会使整个国家挨饿，而无能的市长也不会把一座城市毁了，但事实上，参加者对待“游戏”通常都是很认真的。无论如何，本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机会来考虑，对哪些结果应该认真，而有时却不必当真。例如，与实际的事件作严格的对比后产生的问题：我们是否该把一个参加者的提议——任何工人，当他的机器生产出次品时就把他枪毙——斥为恐怖笑话。
计算机模拟还能使我们观察和记录到那些通常隐藏着的规划、决策和估价过程的背景。用计算机模拟方法把这些过程的心理学决定因素孤立出来进行研究，比在真实世界中用回顾的方法进行研究更为容易。近年来，我和我的同事已经广泛地运用这些计算机游戏来研究由个体和群体正在解决着的问题。在本书里，我给出并解释我们的部分结果，以便说明影响人类规划和决策的种种心理学因素。
失败并不像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而是按照自己的逻辑逐渐发展的。在观察个体试图解决问题时，我们会发现复杂的情况似乎诱导出这样的思维习惯：它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从那时起，日渐复杂的任务和逐步增长的对失败的忧虑，促成了使失败变得更加可能乃至不可避免的各种决策方法。
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人们招致的失败是可以预料的。本书的读者将发现许多诸如困惑、误会、眼光短浅等等的例子。他们也将发现这些失败的原因往往非常简单，无需采取某种革命性的新思维模式就可以消除。认识并理解了我们的这些倾向，解决问题将会方便得多。我们将更有能力明智地开始，中途及时进行修正，最重要的是，从未能避免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我们只需用丰富的想象力去认识，并进而打破失败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