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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为美国和世界树立绿色新政的经济愿景。这一愿景对大小城市和农村社区必须都有吸引力，必须都可以执行。如果我们要赶在最后期限前使全球经济脱碳，并用绿色电力和配套的可持续服务为其重新注入活力，那么就必须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迅速部署，扩大规模。现在，我们应该退一步问：“历史上的经济模式大转型是如何出现的？”如果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各国政府就可以制定路线，实施绿色新政。
历史上的重大经济转型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通信媒介、能源和运输系统这三大要素缺一不可，各要素间相互作用，以确保系统的整体运行。没有通信，人们就无法管理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没有能源，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就没有动力；没有运输和物流，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就无法正常流转。这三大运营系统共同构成了经济学家所称的通用技术平台（全社会的基础设施）。新型通信、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也改变了社会的时间/空间观念、商业模式、治理模式、建设环境、生活环境和叙事身份。
19世纪，由蒸汽驱动的印刷机和电报机、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国家铁路系统的火车结合起来，形成了管理、驱动社会和推动社会流转的通用技术平台，从而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20世纪，电力、电话、广播、电视、廉价的石油和国家公路系统的内燃机车紧密结合，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创造了基础设施。
现在，我们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之中。在嵌入商业建筑、住宅和工业建筑中的物联网平台上，数字化通信互联网融合数字化可再生能源互联网（由太阳能和风能驱动）和数字化交通运输互联网（由绿色能源驱动的无人驾驶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组成），将改变21世纪的社会和经济。
传感器会与每一件设备、器具、机器和专用工具相连接，在延伸到整个全球经济的数字神经网络中，它把万物和人连接起来。目前，已经有数十亿个传感器被连接到资源流、仓库、道路系统、工厂生产线、输电网、办公室、住宅、商店和车辆上，不断监测其状态和性能，并将大数据反馈给新兴的通信互联网、可再生能源互联网和交通运输互联网。到2030年，全球分布式智能网络中连接人类和自然环境的传感器的数量可能达到数万亿。
连接人和万物的物联网，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在不断扩大的数字经济中，个人、家庭和企业在家中或工作场所都可以连接物联网，访问万维网上影响其供应链、生产服务以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大数据。然后，它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析，挖掘这些大数据，创建自己的算法和应用程序，提高总效率和生产率，减少碳足迹，降低生产、配送、消费商品和服务及回收废弃物的边际成本
，使自己的企业和家庭在新兴的全球后碳经济中更环保、更高效。
绿色数字经济中，有些商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甚至将接近于零，这会迫使资本主义制度发生根本性改变。经济学理论教导我们，最优市场是企业以边际成本作为销售价格的市场。企业应当被鼓励引进新技术和其他效能，以降低生产和销售商品、服务的边际成本，从而降低销售价格，赢得市场份额，为投资者带来足够的利润。
然而，经济学家从来没想过，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交付中，最终可能会出现一个超级高效的通用技术平台，导致经济活动的边际成本低到使利润空间大幅缩水，从而破坏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当边际成本极低时，市场流通会变得过于缓慢，并且和商业机制一样，也会变得不再重要。这正是绿色数字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最终结果。
市场是交易启停的机制。买卖双方在某一时刻聚在一起，确定交易价格，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务，然后各自散去。交易之间如果出现空档期，就会造成固定间接费用及其他费用的损失，此时卖方处于不利地位。除了损失生产成本外，卖方还要考虑买卖双方再次对接的时间和费用，例如广告成本、营销成本、货物仓储成本、整个物流供应链的停工时间及其他仍需支付的管理费用。这种边际成本缩水、利润缩水的现象与买卖双方一次性销售商品和服务的缓慢交易形成鲜明对比，使得数字增强的高速基础设施对传统市场而言毫无用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商品“交易”将让位于持续“流动”的全天候服务。
在新出现的经济体系中，所有权将让位于使用权，市场中的卖方和买方在一定程度上被网络中的供应商和用户所取代。在由供应商和用户组成的网络里，各行各业被平台上汇集的“专业能力”所取代，并由这些“专业能力”来管理智能网络中不断流动的商品和服务，即使利润很低，整个系统全天候的连续流量也能为其带来充足的利润。
有些商品和服务的利润率甚至会缩减至“接近于零”，以至即使在资本主义网络中，也很难获得利润，因为生产和配送的商品和服务几乎是免费的。因此，一种新的趋势应运而生，即共享经济。全世界数亿人每时每刻都在制作和分享自己的音乐、YouTube（优兔）视频、社交媒体和研究。有些人在最好的大学教授开设的大型开放式网课上学习，通常还能免费获得大学学分。人们需要的只是一部智能手机、一个服务供应商和一个用来充电的电源插座。
世界各地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自用和（或）卖回电网的人也越来越多，其边际成本同样也接近于零，因为太阳和风可从来不会向你收费。越来越多的千禧一代共享房屋、游乐设施、衣服、工具、体育器材及其他商品和服务。优步等共享网络是资本主义供应商/用户网络，其连接乘客和驾驶员的边际成本也几乎为零，但是其供应商会对临时服务定价。其他共享网络是非营利组织或合作社，会员可以自由地相互分享知识、商品和服务。流量排名全球第五的维基百科是完全免费的非营利性网站，在这里，数百万人正在构建和共享全世界的知识。
共享虚拟商品和实物商品是新兴循环经济的基石。人们可以把自己不用的资源传递给别人，以减少地球资源的使用，从而大幅减少碳排放。共享经济是绿色新政时代的核心特征。
共享经济现在处于起步阶段，将向多个方向发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共享经济这种新经济现象是通过正在改变经济生活的通信、能源和交通的数字基础设施实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继18世纪和19世纪出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后，共享经济是第一个登上世界舞台的新经济体系。
40岁以下年轻的数字原生代已经适应了这种新型混合经济体系。他们一部分时间是在世界各地的开源共享平台上以几乎免费的价格分享各种商品和服务（大部分不计入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经济核算），其他时间则越来越多地参与资本主义供应商和用户组成的网络，付费获取商品和服务。这种混合经济体制构成了未来几年绿色新政即将登上的舞台。
绿色新政智能基础设施的建设将涉及方方面面：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包括电信公司、电缆公司、互联网企业和电子行业）、电力和电力设施、交通运输、建筑和房地产业、制造业、零售贸易、食品、农业和生命科学以及旅游业。反过来，可持续的新型智能基础设施又使标志着向绿色经济转型的新商业模式和新型大规模就业成为可能。
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型的任务艰巨，堪比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需要两代美国人的集体智慧和技能。为此，我们需要培训数百万人上岗或者重新上岗。
我们必须停用并拆除所有搁浅的化石燃料和核能基础设施——管道、发电厂、仓储设施等。在这方面，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没有用武之地，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加灵活的半熟练的、熟练的以及专业的劳动力队伍。
通信网络必须升级，加入通用宽带。人类必须铺设电缆并保证其连接畅通。
为了适应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我们需要对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既安装不了太阳能电池板，也组装不了风电机组。为了适应无数微型绿色发电站生产的可再生电力的流通，我们必须把笨拙的集中式电网改装为分布式数字化智能可再生能源互联网。这项工作也很复杂，只能由半熟练的以及熟练的专业人员完成。
20世纪老旧的全美输电网需要更换成21世纪的全美高压智能电网。在20年的转型期内，这将为劳动力大军提供许多就业机会。
交通运输业也必须实现数字化，转型为GPS（全球定位系统）导航的自动化交通互联网——由可再生能源驱动的智能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组成，在智能化的公路系统、铁路系统和水路系统上行驶。这项任务也要由技术水平或高或低的员工承担。引进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需要设立数百万个充电站和数千个加氢站，还必须铺设智能道路，配备无处不在的传感器，以提供交通流量和货物移动的实时信息。这也将增加大量的就业岗位。
改造建筑物以提高能源效率，以及配备可再生能源搜集装置，并将其改造为微型发电站，都需要技术工人为建筑安装隔热材料和新型门窗。为了确保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安全，基础设施的每一层都必须使用储能技术。这仍将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现实情况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既会终结就业，也会创造就业。到21世纪中叶，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和物流互联网构成的智能物联网基础设施将通过一支规模较小的监管和专业人员队伍，开展许多文明的经济活动。
在短期和中期内，美国和世界各个国家的物联网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将带来最后一轮大规模雇佣劳动力和带薪劳动力的激增，并且这一势头将持续30年。
从中期到长期来看，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将产生于非营利部门、社会经济和共享经济之中，而不是市场部门。在市场经济中，当生产商品和服务所需的人员数量减少时，机器代理人在公民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也将日渐削弱，原因很明显，深入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事业。因此，即使是最狂热的技术爱好者也不会认可机器人有朝一日可以创造社会资本的观点。
在全球许多发达工业经济体中，非营利领域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就业领域。不但有数百万志愿者自愿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为大众服务，还有数百万雇员在积极地工作。截至2010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调查的42个国家中，非营利部门雇用的全职员工已经达到5 600万人。今天，在部分国家中，非营利领域的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10%以上。不仅如此，未来几十年中，随着新增就业机会从日益自动化的市场经济转向劳动高度密集型的社会经济，非营利领域的就业数据可能会稳步上升。
我预计，到21世纪中叶，甚至更早，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就业人口将在非营利性行业中工作。他们一边忙于推动社会经济，一边在传统市场上购买至少部分商品和服务。智能技术将负责管理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小批具备专业技术的劳动力则参与其中。
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新型工作类别和商业机会相继出现。现如今的商业活动将为现有的劳动力和即将进入市场的学生提供培训和适当的技能发展机会，以缓解他们过渡至新工作的压力。与此同时，为了抓住公民社会开放的就业机会，学生将需要学习新的专业技能。尽管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人类绝对有能力顺利完成这一过渡，特别是在1890年至1940年从农业生活方式迅速转变为工业生活方式的过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数字经济也带来了风险和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保证网络中立，确保人人可以平等访问网络，保护隐私，保障数据安全，以及遏制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我们怎样防止民族国家侵入别国的社交媒体，传播错误信息去影响选举结果？我们怎样阻止大型互联网企业成为垄断企业，将个人网络数据变成商品，出售给第三方用于商业目的？
地方、州和国家等各级政府都要提高警惕，监督互联网的阴暗面。网络系统内置的冗余层要为监督提供支持，确保智能数字物联网基础设施在受到干扰后，都可以随时通过分解、分散、重组到街区层面或社区层面的新网络中，吸收冲击。
向全面数字经济和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型带来的总效率飞跃将远远高于20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取得的成就。随着美国基础设施的发展，美国总能源效率（能源和材料中发挥作用的能源量与实际消耗的能源量之比）在1900年至1980年间，从2.48%稳步提高到12.3%；20世纪90年代末，稳定在13%左右；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工，2010年达到14%的峰值。尽管总效率的大幅提高使美国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无人可比，但是，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使用的86%的能源在传输过程中被浪费了。
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总效率曲线也与其类似。
即使我们对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基于碳的基础设施进行升级，也不可能对总效率和生产率产生很大影响。化石燃料能源日趋成熟，内燃机和集中式电网等为运用这类能源而设计的技术，其生产力已经达到极限，几乎没有潜力可挖了。
然而，新的研究表明，随着向物联网平台和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型，在未来20年内，总能源效率有望提高到60%。这相当于大幅提高了生产力，同时转型为几乎完全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后碳社会和高度弹性的循环经济。
我经常会见世界各地的政府首脑、省长和市长。跟他们讨论时，我会讲到通过绿色智能基础设施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零碳经济转型是绿色新政的核心，然后我会问他们，有没有更好的计划来缓解气候变化，同时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和就业机会。我得到的回应常常是沉默，因为另外的计划只有一种，就是继续在以碳为基础，总效率和生产力几十年前已经见顶，现在要使地球进入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经济中垂死挣扎。那么，阻碍我们实施绿色新政的到底是什么呢？
为了创建可持续社区，应对气候变化，9 000多个城市和地方政府已经加入《全球气候与能源市长盟约》。
这些城市可以炫耀自己引进的许多令人眼前一亮的绿色试点项目，例如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厂、电动汽车和氢燃料电池公交车、LEED（一个国际性的绿色建筑认证系统）认证的建筑、回收项目等。但是最终，各个社区除了推出互不相连的孤立计划，几乎没有其他东西可言。
它们缺少的正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绿色基础设施，也是连接所有孤立项目的“神经系统”。最深层的基础设施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只是商业和社会生活中无足轻重的附属品。新的基础设施一直都是新的政体不可或缺的“延伸”。
最深层的基础设施是技术与社会的纽带，它将新的通信技术、新的能源、新的交通运输模式和新的建筑环境结合在一起，使人们能够更有效地管理社区，驱动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和政府治理。通信技术是监督、协调和管理经济有机体的大脑。能源是血液，在整个国家中循环，提供营养，把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商品和服务，保持经济的活跃和发展。交通运输是四肢的延伸，使各个社区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交换实物，促进商品、服务和人员的流动。建筑是皮肤，使我们能够克服恶劣天气生存下来，储藏维持身体健康必需的能量等资源，它不仅为生产和消费延续生命必需的商品和服务提供安全场所，还为养育子女和社会生活提供聚居地。基础设施就像一个巨大的技术有机体，它将大量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广泛的象征性家庭，并让其参与更加复杂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
例如，20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可以被看作管理新经济范式中各类事务的技术神经系统。1900年到1929年大萧条爆发期间，美国城市实现了电气化；1936年到1949年间，美国乡村也完成了电气化改造。
工厂的电气化为以汽车为代表的批量生产时代开辟了道路。没有电，亨利·福特（Henry Ford）就不会有电动工具为工人提供工作，并为数百万美国人制造负担得起的汽车。大批量生产的汽油动力T型车则改变了社会的时空方向，数百万人开始把他们的马车换成汽车。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燃料需求，新兴的石油业加快勘探开采，在全国各地修建输油管道，建起几千个加油站，为从装配线上下来的几百万辆汽车提供动力。美国大片地区铺设混凝土高速公路，最后建成美国州际公路系统，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公共工程项目，实现了美国东西海岸的无缝连接。随着州际公路的建成，数百万个家庭离开城区，涌向高速公路出口外崛起的新兴郊区。数千英里
长的电话线被架了起来，广播和电视走进千家万户，它们重塑了社会生活，形成了管理和推广石油经济和汽车时代的广泛活动的通信网络。
美国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今非昔比，美国现在明显落后于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甚至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的报告中，美国的基础设施质量仅居第9位，落后于荷兰、日本、法国、瑞士和韩国等。
麦肯锡公司的报告预计，为了满足对传统基础设施的需要，美国不得不在2017年至2035年间，将当前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基础设施总投资的占比提高0.5个百分点。
不幸的是，在衡量新兴第三次工业革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一项关键指标上，美国的排名甚至更糟——美国固网宽带的用户数在世界各国中仅列第19位，而且网速较慢。
至于数字可再生能源互联网和自动化交通互联网方面，美国甚至连名都排不上。
回看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美国坚持让国家、州、地方各级政府和经济全力支持建设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当时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匹敌的。相比之下，现状令人沮丧。显而易见的是，由于迟迟未对经济优先事项进行重新评估，美国在21世纪被其他国家迅速抛在身后。
欧盟和中国已经在不断扩大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规模。过去20年里，我在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的办事处一直与欧盟就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构想和部署进行密切合作。自2013年以来，我们的北京办事处与中国方面也在共同研究类似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路线图和部署计划，目前正在“十三五”规划中实施。
经常有人问我：“美国为什么落后于欧盟和中国这么多？”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先带你一起回顾奥巴马总统2012年的连任竞选。这次竞选中的一件事可以反映美国在基础设施问题上如何顽固不化。当年7月13日，奥巴马总统在弗吉尼亚州罗阿诺克对支持者发表讲话时，抛弃了传统竞选的花言巧语，转而反思美国历史上的哪些政策使其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灯塔。他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私营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参与“基础设施的宏观转型”。他对人们说：
如果你成功了，一路走来肯定有人给过你一些帮助。在你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曾经有伟大的老师给你指引。有人建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国制度，让你可以在其中得到发展。有人投资修路建桥。如果你有家企业，它不是你创建的，而是别人帮助你实现的。互联网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政府研究和创造了互联网，以便所有企业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赚钱。
奥巴马总统接着指出，联邦政府资助的各种基础设施项目和政府研究，使企业得以运转和繁荣。共和党竞选对手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抓住“不是你创建的”这句话，声称奥巴马总统是在弱化小企业在打造强大的美国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但实际上，奥巴马总统仅仅是试图据此解释每个公民都离不开联邦、州、地方各级政府努力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商界的成功和公民的安居乐业也是如此。
“不是你创建的”这句话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成为热门话题，引发全国对小企业在美国经济成功中的作用的争论。几天内，共和党首脑们就用“是我们创建的”反驳了这句话，指明美国经济的卓越成就主要是小企业的功劳，而不是政府的功劳。“是我们创建的”这句口号在共和党大本营大受欢迎，在坦帕举行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甚至把这一主题纳入了会议议程。
分布在全美各大街道的小企业主感觉自己为美国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却遭遇税负过重、监管过度、重视不足、尊重不够的局面。“不是你创建的”这句话触动了他们的神经。一切都是理所应当！“不是你创建的”还反映出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事实，即很多美国人认为，“大政府”正在不断地通过破坏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的运作，侵犯他们的生活。在1980年的总统大选中，里根总统用一句戏言“别让政府骑在人民头上”
，使这个主题深入人心。
公平地说，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他们日常生活中许多必不可少的东西都来自纳税人的钱和地方、州、联邦各级政府的项目：孩子们接受教育的公立学校、人们开车行驶的公路、引导航班的航空交通管理员、提供本地天气情况的国家气象局、照料病人的公立医院、登记车辆的机动车管理部门、递送邮件和包裹的美国邮政、保护安全的消防和公安部门、看守犯人的监狱、确保自来水流入企业和千家万户的供水系统、回收垃圾的卫生部门等。
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至少在理论上支持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增加资金支出，以改善基础设施。
至于基础设施部署的程度、条件，应该交给政府还是市场等细节，则众口不一，争论激烈。
欧盟人民认识到，维持政府和商界合作伙伴关系的平衡至关重要，他们非常赞赏政府在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商界和公众在日常生活中都能从中受益。因此，欧洲的纳税人愿意承担更高的税收，以换取他们通过从全民医疗到高速铁路系统等公共服务中获得的好处。
相比之下，今天美国各地的公共基础设施都很糟糕，道路、桥梁、大坝、公立学校、医院、公共交通等，无一不是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每四年发布一份基础设施状况报告，其中包括轨道交通、内河航道、税收、港口、学校、废水和固体废物处理、危险废物处理、公园、航空、能源等。在2017年的报告中，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给美国公共基础设施的评级是D+，分数低得令人难堪。报告指出，公共基础设施的状况不断恶化，这会拖累美国经济的发展，对美国的健康、繁荣和安全造成越来越大的威胁；报告还警告说，美国基础设施的账单只有一半支付到位，资金缺口危及企业、工人和千家万户。
也就是说，路况不佳、出行时间延长、桥梁倒塌、机场延误、电网老化、供电不足、给水管网不可靠、排污系统故障及其他许多公共服务均不到位，这些都会“增加企业生产、配送商品和服务的成本”。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认为：“增加的成本反过来又转嫁给工人和千家万户。”据该协会估计，到2025年，美国基础设施状况的持续恶化将导致美国损失3.9万亿美元GDP，7万亿美元销售额，以及250万个工作岗位。为了避免有人质疑损失的重大及其对美国家庭的影响，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估计，因为“基础设施状况不断恶化的代价是造成家庭可支配收入遭受损失，影响美国经济中就业岗位的质量和数量……2016年至2025年间，每个家庭每年将损失3 400美元的可支配收入”。
该协会最后认为，美国公共基础设施如果想达到B级，则要在十年间（2016—2025年）每年对基础设施增加2 060亿美元的投资；到2025年，投资总额要达到4.59万亿美元——比美国目前的基础设施投资多出2万亿美元。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活力取决于人民是否愿意牺牲部分收入和财富，以确保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安全，从而提高人民的生产力、健康水平和福利。这种牺牲意愿的减弱预示着一个国家走向衰落。一想到自己不仅要满足这代人的需要，还要满足未来几代人的需要，相当大一部分人已经不再愿意通过支持重建和改造国家基础设施为美国的未来做贡献。这时候，“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花言巧语，在很大程度上听起来空洞非常。
美国“因小失大”的原因就是人们普遍忽视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尽管从短期来看，美国人民面临的只是路况不佳，桥梁摇摇欲坠，公共交通不可靠，手机网络速度慢等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第三次工业革命所需的基础设施无法获得投资以支持其建设，这可能会对我们和地球造成更严峻的威胁。如果我们能更好地了解这些投资带来的回报，那么把税收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就会更容易些。马里兰大学2014年为美国制造商协会进行的一项全面研究可以说明一切。这项研究发现，每投资1美元改善基础设施，就会使GDP增加3美元。
此外，麦肯锡估计，仅占GDP 1%的基础设施支出增长就将为美国经济增加150万个就业岗位。
除了“我们真可悲”，还能说什么呢？
年轻的后辈们，即现在主导美国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强烈要求实施绿色新政，以扭转美国的前进方向。这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议程，即不仅要改善每个美国人的社会前景和生活水平，还要让美国和美国人民成为减缓气候变化和拯救地球生命的先锋。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垂死挣扎的化石燃料基础设施转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绿色零排放的智能基础设施，是绿色新政的核心。
基础设施革命一直依托于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需要健康的社会市场经济把各级政府、工业、民间团体和适当比例的公有资本、私有资本、社会资本结合起来。美国19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20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都是靠强有力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来建设和扩大改变美国生活的新基础设施的。
美国民众可能对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而来的“新政”比较熟悉，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也伴随着一项新政，尽管当时它并未被称为“新政”。联邦政府在1862年和1890年颁布《莫雷尔法案》，在全国政府的赠地上创办公立学院和大学，提供改造美国农业和工业所需的教育和技能。在过去的150年里，数百万美国人从这些学校中毕业。如果你上过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佐治亚大学、得克萨斯农工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加州大学或各州的其他赠地大学，就应该感谢联邦政府的《莫雷尔法案》。联邦政府资助并铺设的第一条电报线路，从国会大厦一直延伸到巴尔的摩。
联邦政府颁布《宅地法》，将超过2.7亿英亩
的联邦公共土地——占美国土地总面积的10%——免费出让给160万拓荒者。
联邦政府还颁布了《太平洋铁路法案》，批准发行政府债券，并向铁路公司赠送土地，加快建设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基础设施。
为了促进基础设施向第二次工业革命过渡，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不仅包括金融改革，也包括大规模的联邦计划，例如成立公共工程管理局（PWA）。
公共事业振兴署（WPA）雇用数百万失业人员建设公共工程项目，包括建房修路和管理公共土地。
罗斯福政府还成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负责建造巨型水坝，为尚未通电的农村社区供应廉价的补贴水电。
随后，政府帮助农村地区成立电力合作社，为在美国偏远地区生活的数百万美国人供电。联邦政府于1956年颁布了修建国家州际与国防公路的法案，建设全国统一的公路系统，此举推动了美国郊区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后，联邦政府制定《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为近800万退伍军人提供免费的高等教育，教授他们所需的知识，提高劳动力素质，从而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管理其中穿插的新商业机会。
1934年成立的联邦住房管理局于战后帮助数百万美国人在州际公路出口附近迅速发展的郊区购置住房（不过应该注意，联邦住房管理局在抵押贷款方面经常歧视少数族裔）。现如今，绿色新政想要成功，也需要做出类似的努力。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的设计具备集中式、自上而下和专有性特点，需要垂直整合才能创造规模经济，将利润回报给投资者。因此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束时，全球《财富》500强企业（大部分在美国）的收入达到3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37%，员工却只有6 770万（全球劳动人口近35亿）。
这些统计数据可以清楚地说明工业时代的利益分配。
这并不是说，很多人，特别是西方世界的人，没有享受到19世纪和20世纪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在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大多数人的经济状况无疑比工业时代开始之前的先辈们好很多。但是，公平地说，世界上近一半的人口（46%）每日生活费不足5.50美元（贫困线），他们的经济状况充其量只比先辈们好一丁点儿——也许还不及先辈。与此同时，最富有的人成为大赢家。
目前，全世界最富有的8个人所持有的财富等于全球一半人口（35亿人）的财富总和。
相反，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设计为分布式，具备开放性和透明性，可以实现网络效应，并横向扩展，让数十亿人能够以极低的固定成本和接近于零的边际成本，和世界其他各地区的人以虚拟形式或实物形式直接对接。他们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就能够即时访问大数据和由其他数百万个企业及其网站组成的全球网络。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布式后碳智能平台可以实现更密切、更包容的商业、贸易和社会生活，随着从全球化转变为“全球本地化”，个人、企业、社区可以一对一直接对接，绕过20世纪作为商业贸易中间人的全球企业。随着智能化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大量涌现，全球本地化使得社会创业的大规模扩张成为可能。这些中小企业形成横向扩展的合作社，在世界各地的区块链网络中运营。简而言之，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规模前所未有的商贸民主化前景。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全球化向全球本地化的转变正在改变各国政府与地方社区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使负责经济运行和治理事务的中心从民族国家转向地区。这种变化预示着人类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方式将发生巨变。
那么，联邦政府还剩下什么作用呢？虽然联邦政府仍将在美国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但主要作用将是为向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和零碳经济转型，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标准、税收优惠及其他财政激励措施。各市、县、州将依次负责为自身量身打造目标和可交付成果、绿色新政路线图、建设地点和部署举措，推动其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范式转型。它们将跨越边界，在物联网平台上创建一个由通信互联网、可再生能源互联网和交通互联网组成的综合性联邦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现有的建筑及其环境。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型基础设施将带来新的商业模式。这些商业模式可以嵌入平台，发挥其价值链和供应链中潜在的总效率优势。
政治权力从国家向地方的部分转移将改变治理的本质。一直以来，所有政治都具有地方性，但是在全球本地化时代，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多地分布在世界各地互相联系的地区之间。“地区赋权”将是即将到来的全球本地化时代的战斗口号。
一些市场的支持者承认，美国各地基础设施的老化问题需要解决，他们甚至支持建设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部分智能数字基础设施，但是反对绿色新政，理由是绿色新政意味着大政府会更多地侵犯美国公众和美国企业的日常事务。他们更偏向于让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慷慨的税收抵免和补贴来激励私营部门。有了这些激励措施，私人开发商将挺身而出，为加固现有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和建设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慷慨解囊。
几十年来，美国基础设施私有化的速度一直在加快，但是随着美国从第二次工业革命过渡到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一进程现在正处于爆发的边缘。许多企业都希望利用目前美国公共基础设施崩溃的辩论，一下子为未来几十年大部分基础设施的私有化正名。
将每个美国人赖以生存和繁荣的所有公共基础设施私有化的观点似乎会让人产生误解，政治上也不明智。一群互不相干、不负责任的商业利益体控制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而公众对它们几乎或者根本没有控制权，公众甚至连使用和支配维持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服务的能力都有所降低，这种情况无异于民主治理和民主监督缴械投降。但不幸的是，悲剧已经发生，不仅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只是程度略轻一点。
更不妙的是，如果构成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数字化智能基础设施全部私有化，前景将会怎样。一方面，如果把人类与全球神经系统连接起来，使每个人（如果他们这样选择的话）都能成为多元化、全球互联的大家庭的一分子，彼此接触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那么这将很有吸引力，尤其是对于把地球看作是家庭延伸和竞技场的年青一代来说。另一方面，如果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数字化智能基础设施完全掌握在对其所服务的社区几乎或根本没有责任感的全球公司手中，这些公司毫无限制地监视每个人的生活，把搜集的数据卖给第三方用于市场营销和广告，或者卖给政党和说客用于推动他们的议程，又会怎样呢？
我爱谷歌，谷歌是个百宝箱。每次有东西要查，我都会用谷歌搜索。但是，如果谷歌成为唯一的搜索引擎，全世界每个人查东西都需要借助谷歌，那又会怎样呢？Facebook是非常棒的社交平台，聚集了全球23.2亿人，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虚拟群体。
但是，如果Facebook是全球唯一一个我们彼此“邂逅”的论坛，那么每个人都将受其访问标准、全天候监控和算法治理的制约。亚马逊也是如此。亚马逊的全球物流网络令人钦佩。但是如果亚马逊是唯一一个可以递送商品的载体，那么我们都将受其支配，日常生活中的穿梭来往都要受到持续监控。这种全新的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2017年10月，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新闻发布会。与他一起出席的还有当时担任谷歌母公司Alphabet执行董事长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安大略省省长凯瑟琳·韦恩（Kathleen Wynne）和多伦多市市长约翰·托利（John Tory）。他们共同宣布，Alphabet旗下的城市设计和开发公司Sidewalk Labs（人行道实验室）将与多伦多建立公私合作关系，在多伦多湖畔建设综合多用途社区。
该计划将建设加拿大第一个数字连接的智能城市社区，在无缝物联网神经系统上安装最先进的传感器。为了提高商业、社会生活、治理的效率和便利性，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将通过监视，搜集家里、商店里、街道上的活动数据。如果原型街区获得成功，下一步可能是向外扩展，最终将多伦多市区的基础设施全部改造成智慧城市的展示案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谷歌的“智慧城市”实验，它也是这家互联网巨头首次涉足对整个城市的算法治理。
2007年，人类历史进程达到一个里程碑——人类成为“城市人类”，即大多数人生活在城市里，其中很多人生活在人口达到或超过1 000万的大城市和郊区。
10年后的今天，几十亿人在使用谷歌搜索引擎、用于定位和导航的谷歌地图和位智、YouTube视频以及无数的其他谷歌数据驱动的服务，而且其用户主要集中在人口密集的都市地区。对于谷歌来说，下一个前沿领域是在其公司的传感器网络监视下，实现整个城市的私有化。
在宣布Sidewalk Labs与多伦多建立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记者招待会上，埃里克·施密特对加拿大允许谷歌进入城市街区表示感谢，他说：“有人给了我们一座城市，让我们负责”，公司长久以来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吉姆·巴尔西里（Jim Balsillie）一年后在《环球邮报》上撰文，总结了第一次试点对于创建令施密特如此兴奋的私有化智慧城市的意义。吉姆·巴尔西里是黑莓手机制造商RIM公司的前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该公司在150多个国家开展知识产权商业化业务。他指出：“‘智慧城市’是科技巨头的新战场，因为‘智慧城市’最有希望成为使科技巨头市值再增加1万亿美元无形资产的温床。”在他看来，真正的商业价值是“依托于知识产权和数据的‘智慧城市’将提高大量城市传感器的功能价值；在私有利益的控制下，这将会成为巨大的新利润池”。
在官方宣布这一决定后的这一年里，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Sidewalk Labs希望得到多伦多的支持，但并不喜欢多伦多积极参与和监督湖滨区智能社区的建设和管理。
与此同时，Sidewalk Labs与当地独立开发机构多伦多湖滨开发公司的谈判一直处于保密状态。吉姆·巴尔西里指出，多伦多湖滨开发公司是“未经选举的、由政府出资的公司，在知识产权、数据甚至基本数字权利方面毫无经验……根据公司合同，负责引导城市私有化力量、算法控制和规则”。
到2018年末，Sidewalk Labs的智慧城市项目前景黯淡——至少目前看来确实如此。随着政府官员和公众的怀疑开始增多，一年前宣布之初对此的热议已经渐渐消失。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和多伦多一开始的公共关系妙计变成了公众的噩梦，多伦多湖滨开发公司受尽嘲讽。受谷歌启发的智能未来城市愿景已经烟消云散，因为人们越来越担心“老大哥”Alphabet会接管多伦多的一小块湖滨，用智能技术将其改造成全天候监控云，搜集人们的日常活动数据，然后Sidewalk Labs会将这些数据出售给第三方用于商业目的。
2018年7月，多伦多湖滨开发公司首席执行官、Sidewalk Labs早期支持者威尔·弗莱西格（Will Fleissig）突然辞职。此后不久，当地著名房地产开发商朱莉·迪·洛伦佐（Julie Di Lorenzo）退出了多伦多湖滨开发公司董事会，称与Alphabet的合作令人不快。她质疑，如果未来智能开发区的居民不同意分享自己的数据该怎么办，“难道你要隔离他们，并告诉他们‘你不能在这里住’吗？”
加拿大Tech Reset公司的技术政策顾问、联合创始人比安卡·威利（Bianca Wylie）认为，“我们需要由对人民负责的组织来决定这些问题，而不是私营供应商”。她的观点正好表明了许多多伦多人的看法。威利明确表示，她并不反对智能基础设施对居民、企业和社区进行“合理的监督”，但是“我们需要明确地声明，这些基础设施是公共的”。
10月，安大略省前信息与隐私专员安·卡沃金（Ann Cavoukian）也宣布退出该项目。当时，Sidewalk Labs委托她帮助制定湖滨区开发的“隐私设计”协议，可后来她发现第三方可能有权访问“身份数据”。她在辞职信中写道，“我原以为我们创建的是智慧隐私城市，而不是智慧监视城市”。
此番话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
问题不是出在Sidewalk Labs的专业能力上。Sidewalk Labs引以为傲的就是拥有最优秀的人才，可以建设数字化连接、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高效智慧城市。这都是优势。错就错在商业模式上，即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中，当开发商的商业利益主要是保障长期利润丰厚的收入来源时，往往会违背“基础设施作为人人都离不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因而最好归代表所有公民意愿的地方政府所有”的理念。（我在第六章中会介绍能源服务公司的公私合作商业模式。在这种商业模式中，私营企业能够为政府融资，建设和管理基础设施，保证有适当的收入来源，同时地方政府对部署和管理的性质进行控制，确保市民受益于它们提供的公共服务。）
贾斯汀·特鲁多与Sidewalk Labs召开新闻发布会后不久，我在渥太华与加拿大的部长们开会，讨论将联邦政府现有建筑改造成零碳数字化智能物联网建筑环境的前景。在其中一次会议上，有位副部长就曾问过我关于多伦多市民对智慧城市建设态度的看法。其实我对此并不惊讶，在与我们的全球团队合作扩大第三次工业革命智能基础设施的七个地区中，公众的意见一直都很明确。尽管人们欢迎企业帮助打造智能社区，甚至参与平台的扩展和管理，但是监督权和决策权必须留给管理当局和公众。人们也一致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数字基础设施要作为公共开源共享设施进行管理和使用。另外，这种监督和监管都要确保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享有参与或退出任何智能服务的明确权利。
在向绿色智慧城市或区域过渡的过程中，确保每一步都有公众参与的方法是，在从构想到后续部署的每个开发阶段中都融入“公众的深度参与”。在这方面做得不足正是导致谷歌的多伦多智慧城市项目土崩瓦解的主要问题。
我们团队在欧盟的经验可能会有所帮助。我们目前在欧洲有三个绿色试验区，已经制定了全面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路线图，并把辖区变成了用20年部署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点。以前在另外四个地区开展的工作使我们确信，我们过去用于管理这些地区的传统模式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认识到，决策过程和治理模式要与正在部署的横向扩展的分布式开放基础设施兼容。
当第一个灯塔地区——上法兰西大区（原北部–加莱海峡大区）请我们的TIR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为其制订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绿色零排放部署计划时，我们一开始是拒绝的。上法兰西大区是法国的工业老区，曾是煤矿开采区，占大陆总人口的9%以上。我向大区区长提出的建议是，政府应当从传统的“统帅”角色变成“推动者”，鼓励由几百人组成的一级委员会和来自公共部门、企业界、民间团体以及学术界的几千人组成的二级非正式网络，通过“代表大会”展开合作，就分布更为广泛、横向扩展的基础设施的构想和部署集思广益。
我们想明确一点，即我们谈的不仅仅是征求焦点小组和利益相关群体的意见、建议和批准，而是各代人持续进行的代表大会。在20年的时间里，不管当时由哪个政党执政，他们都可以继续在建设点工作，保持连续性和团结，确保长期的基础设施转型获得成功。上法兰西大区同意了这项全新的治理措施，于是我们开始合作。
随后，代表28个成员国350个地区的欧洲地区委员会把人人梦寐以求的欧洲最佳创业地区奖颁发给上法兰西大区。该地区目前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部署的第6年，涉及1 000多个项目，雇用数千公民，
成为经济和政治上赋权的新型代表大会的典范。
还有两个试验区也成立了类似的代表大会：鹿特丹–海牙大都市区的23个城市构成欧洲的石油化工联合体；以及欧盟的主要金融首府和政治中心——卢森堡。
在代表大会管理模式下，各区域可以更快地部署基础设施，同时在开发建设点时可以保持凝聚力，因此反对的人很少。尽管世界上其他地方和地区也在试验小规模的代表大会模式，但是仅限于短期内的特殊项目。据我们所知，目前部署大规模代表大会模式的地区，仅有上述三个灯塔测试区。
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担任德国总理后，她曾在刚执政的前几周邀请我去柏林，讨论德国如何激励新的商业机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我向她描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横向扩展的分布式开放架构，以及各个地方和地区如何充分利用其设计特点进行部署，并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量身打造，然后再与其他地区进行数字连接。默克尔总理评论说，她倾向于德国采用横向扩展的分布式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我问她原因，她说：“杰里米，你要多了解点德国的历史。我们国家是联邦制，各地区在管理经济事务和治理方面相对独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治理模式适合德国，可以确保经济决策过程和政府监督在地方和地区一级进行。”
美国各市、县、州同样也特别适合采用代表大会模式来扩展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定制化基础设施。美国和德国一样，也是联邦制共和国。传统上，政治权力和经济发展主要掌握在市、县、州等各级辖区手中。联邦政府本身应代表和维护共同的民族叙事，提供国家认同感，保护国家安全，制定法律、法令、法规、准则和激励措施，确保各地方和各州在全国范围内保持一致。
尽管联邦政府在制订绿色新政改革方案时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部署绿色基础设施革命的大部分重任将由各市、县、州承担，因为在新崛起的横向分布式全球本地化时代，理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