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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我们拥有大脑是为了思考。
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大脑与体重的比例很高。不过鲸鱼和海豚是两个例外，它们的大脑占总体重的比例比人类还要高，这也是很多动物权利保护人士强烈呼吁保护这些动物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鲸鱼和海豚很可能比人类还聪明，或者说在某些方面如此。
人脑和其他哺乳类动物的脑一样，都是由三部分组成的：旧脑、中脑和新脑。每一部分都有其特殊职能，他们相互配合，保证生命运行。
旧脑，又称爬行脑，位于人类脊椎的顶端，那里有一块延伸的组织，被称为延髓。这个部位是神经细胞的聚合，被称为神经中枢。旧脑中的神经中枢主要负责人类的生理需要，比如控制呼吸、心跳、睡眠、味觉，以及种种基本功能。
中脑的区域要比旧脑大，功能也更复杂。中脑的神经中枢主要负责人的情绪。目前，神经外科医生已经绘制出了中脑神经元的分布位置。他们能够在手术台上，把很细的电击针植入一个接受局部麻醉的病人脑中，然后通过以毫伏计算的电流，让受试者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例如愤怒、欣喜，甚至沮丧。
新脑主要由我们的大脑皮层组成，可以说，人类与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新脑的大小，特别是脑额叶的部分。人类的进化主要就是脑额叶的成长。这些额叶关系到每个人做出判断的能力，处理信息的能力——思考主要发生在这个地方。
正如学习能力取决于思考能力一样，思考能力也同样取决于学习能力。人类与其他动物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学习能力。虽然我们也拥有和其他动物一样的本能，但不一样的是，我们的行为并非完全受本能驱使。正是这一区别让人类拥有了自由意志。也正是因为人类拥有额叶和自由意志，我们才能在生活中不断学习。
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人类幼儿的依赖期相当漫长。由于我们在本能上相对欠缺，所以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学习，才能够自立。学习对我们至关重要，学习能够使我们的意识获得成长，思想获得独立，并掌握生存所需的知识，以便有能力去面对未知的未来。
年幼时，我们依赖那些抚养我们的人，是他们规定了我们学习的内容，塑造了我们的思想。由于长时间的依赖，我们无形中会发展出刻板、固执和僵化的思考模式，甚至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如果小时候养育我们的成年人能够帮助我们学习完善的思考，我们将终身受益。如果那些成年人本身就生性多疑、思维混乱、眼界狭隘，那么我们的思考能力在耳濡目染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变得扭曲和畸形。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自己是万劫不复的，并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当我们成年之后，当我们不再依赖别人，不再需要别人告诉自己该如何思考，如何行动的时候，我们也就打开了通往完善思考的大门。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轻松的，荣格说：“一个人毕其一生的努力，就是在整合他自童年时代起就已经形成的性格。”而思考方式在一个人的性格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依赖有健康和不健康之分。我曾写到，身体健全的成年人所表现出来的过分依赖是病态的——这种病态正是心理问题的表现。当然，我们必须区分病态的依赖和对依赖的正常渴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依赖别人的需求和渴望，都希望得到别人的体贴和关怀，不管我们看起来多么强大，不管我们花多少功夫假装自己不需要依赖别人，但是在内心深处，我们都曾渴望依赖他人。心理健康的人承认这种感觉的合理性，却不会让它控制自己的生活。假如它牢牢控制了我们的言行，控制了我们的一切感受和需要，那么它就不再是单纯的渴望了，而是变成了一种心理疾病。因过分依赖而引起的心理失调，心理学家称之为“消极性依赖人格失调”。这种依赖，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的失调——更具体地说，是逃避思考，即便思考的受益者是他们自己，他们也会拒绝思考。
拒绝思考所产生的失调症状十分复杂，这些症状与我们脑部的关系十分密切。可喜的是，科学已经通过一些研究揭开了这层神秘的面纱。关于裂脑的研究更深入地探讨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大脑可以分为左右两边，中间由一些胼胝体连接。现在我们普遍认为左脑负责分析和推理，右脑负责直觉和领悟。虽然这种运行模式并非绝对，但或多或少能体现脑功能的偏重性。
有些医生通过胼胝体切断手术来治疗癫痫，让很多病人痊愈。之后，这些“裂脑人”被作为受试者参与到科学实验中。其中最戏剧性的一次实验表明：如果受试者的左眼被蒙起来，那么右眼获得的信息只能传输给左脑，当向其展示一个物品，比如一个电热器的时候，他们对这个物品的分析会特别具体、详细和生动。他可能会说：“嗯，这是一个盒子，有电线和铁丝，可以用电来加热。”他们甚至还能够继续分析下去，比如非常精准地说出电热器的零部件。不过，即便分析得再精准，他们也无法说出电热器的名字。相反的，如果我们遮住他们的右眼，只让左眼观察物品，受试者则能够说出电热器的名字，不过这次，他们却无法具体说出这个电热器的构成和功能了。
从“裂脑”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左脑是分析脑，其功能是把整体拆分为部分；而右脑是直觉脑，有能力把部分聚合为整体。作为人类，我们有能力学习这两种主要的思考方式：分析推理和直觉顿悟。分析推理是从微观的角度看问题，注重事物的分类、排列和组合，思考方式具有逻辑性、延续性和分析性；而直觉顿悟则是从宏观的角度看问题，注重事物的整体，思考方式具有无序性、跳跃性和直觉性。
“裂脑”的研究成果也支持了另一种理论：性别的差异远超过社会的影响。女性的思考更多的是以右脑为主，而男性更多的是以左脑为主。这也解释了在涉及性爱和浪漫方面，男人会把一个完整的女人分解开来，只对她们的局部感兴趣，比如女人的胸部、大腿和性器官，而女人则对爱的整个过程更倾心。她们不仅需要性感的刺激，更需要浪漫的烛光晚餐。因此，在两性的战争中，女人通常难以理解为什么男人那么注意她们的胸和腿，而男人也很难理解为什么女人要浪费时间在那些浪漫的蜡烛上，而不愿意直奔“主题”。
“裂脑”的研究标志着我们在认识论上获得了惊人的进步：人类至少拥有两种了解事物的方式，如果我们能够同时使用左脑和右脑，就能更透彻更深入地了解事物。这就是为什么我很拥护雌雄同体的思考方式。雌雄同体并不代表一个人是无性的，男人不必失去雄性的阳刚，女人也不必减少雌性的阴柔，而是在思考的时候把分析和直觉融合起来，实现理性和感性的统一。
在我的另一本书《友善的雪花》中，主角珍妮就是雌雄同体思考方式的典型代表。她用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去认识她生命中一朵友善雪花的神秘意义。相反，她的哥哥丹尼斯则是典型用左脑思考的人，他习惯于分析具体的实际的东西，但也因此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无法感知到宇宙的神奇和神秘，这使他的眼界变得短浅，世界变得狭隘。
据我所知，古苏美尔人曾制定过一条基本规则，用以帮助自己不会像“裂脑人”一样思考。当他们需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决定的主题常常是关于是否要和巴比伦人开战），他们一般会在不同的状态下思考两次。如果他们第一次的决定是在喝醉的情况下做出的，那他们会在绝对清醒的时候再重新思考一次。比如，如果他们在喝醉的情况下大喊“让我们一起去讨伐巴比伦吧”，那么白天酒醒后，他们会认为昨晚做的决定不怎么明智。相反，如果他们在清醒的时候觉得有万全之策去攻取巴比伦，他们会暂停一下，然后说：“让我们先喝些酒再议。”等喝醉之后，很可能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没必要和他们交战，怎么可能，我们爱巴比伦。”
古苏美尔人虽然缺乏科学知识，但他们却可以用左右脑来思考问题。今天，除非是因为手术造成的脑部创伤或肿瘤等疾病，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合理地思考。我们拥有美妙的脑额叶可供利用。但遗憾的是，就是有人不去利用，或者不会利用。实际上，脑损伤并不是造成非理性思考的主要原因，更大的原因其实在于社会，是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各种阴险的手段阻碍我们更好地利用额叶，不让我们进行完善和深入的思考，反而鼓励肤浅草率的思考方式，并让其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