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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位于旧金山，隶属于美国陆军的莱特曼综合医学院进行为期三年的精神病学培训期间，一位在军队任职的资深精神病学家麦克·贝吉里加入了这个学院。在他到来之前，学院里盛传有关他的谣言。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个无能、疯狂，或两者兼备的人。然而我非常尊重的一位教员却将麦克形容为“军队中最伟大的天才”。我曾经提到过，当我遭遇困难时曾向这位英俊、杰出的老师寻求过帮助。当时我正深受“权威问题”的困扰，因而接受了心理治疗，这一治疗帮助我解决了困难。无论如何，那年初秋，麦克已经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那一年的12月，麦克提出要为我们36个工作人员组建三个心理小组，2月至4月期间，每月各一个。我们知道麦克在英国塔维斯托克研究所待过一段时间，在那里教授和推广英国精神病学家威尔弗雷德·比昂关于组织行为学的理论。麦克宣布，这些小组将依据“塔维斯托克模型”进行引导。每个小组最多容纳12名参与者，参加与否完全出于自愿。在那之前，我在集体治疗方面的训练和经验都极度平庸。但是我非常敬佩麦克，渴望参与和他相关的任何活动。因此我报名参加二月份第一批12人的“小组试验”，另外还有12个人自愿参加三月份或四月份的小组，他们的小组最终于四月份成立。其余12个人则决定放弃这个机会。
二月份的一个星期五，晚上八点半，我们第一批的12个人——几乎都是相对年轻的男性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或社会工作者，在马林县附近一个空军基地的一间空置的营房内，开始了我们与麦克的马拉松式的周末会议。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工作了整整一天，非常疲惫。在会议上，没有人告诉我们何时可以睡觉，何时该醒来，何时用餐，也没有人告诉我们第二天具体要做什么。然而，那个周末发生了三事，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其中的第一件可以算是我曾经历过的最神秘的体验。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来自爱荷华州的年轻的精神病学教员，他很快就毫不犹豫地表现出对我东海岸特有的矫揉造作以及略显“娘娘腔”的装束不屑一顾。我当即反击，我对他身上那种中西部式的莽撞和他所抽的重口味的雪茄也非常反感。星期六凌晨两点左右，他在椅子上睡着了，开始大声地打鼾。起初看起来有些可笑，但几分钟之后，他喉咙里发出的噪音开始让我感到厌恶。他完全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为什么他不能像我们其他人一样保持清醒呢？我不禁思忖。既然他选择作为这项实验的志愿者来到这里，那么至少应该有不要用丑陋的鼾声影响别人的纪律性和自觉性。一波接一波的愤怒在我的内心翻涌。当我看到他旁边的烟灰缸里四根吸剩的臭气熏天的雪茄，他咀嚼过的那一端还沾着湿漉漉的口水时，我的愤怒到达了极点。我彻底义愤填膺了。
但是紧接着，一件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正当我充满厌恶地看着他的时候，他变成了我。又或者，是我变成了他？无论如何，我突然看见自己坐在他的椅子上，我的脑袋向后仰着，鼾声从我的嘴里发出来。我清醒地感觉到自己的疲惫，我突然意识到他是睡着的我，而我是醒着的他。他正在替我睡觉，而我正为他醒着。我对他的感情转变为一种关爱。愤怒、厌恶与仇恨的浪潮瞬间被爱与关怀的浪潮所取代，并持续了下去。几秒钟之后，他在我眼中又重新变回了他自己，但有些东西已经被彻底改变了。当他醒来后，我对他的关爱之情依然存在。尽管我们从来没有成为最亲密的朋友，但是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我们尽情享受着一起打网球的美好时光，直到我被重新分配到其他地方。
我并不知道这种神奇的经历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但我知道疲劳会使“自我界限”变得模糊。我也同样知道，现在的我不再只是被动接受，而是可以主动选择——我可以选择把自己讨厌的人变得不那么讨厌，并且明白我们在自然界中彼此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许是因为我不再需要，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过这样激动人心的神奇经历。但在十八年前，我确实很需要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让我对来自爱荷华州的精神病学家萌生出关爱之情。除非醍醐灌顶，或是在某种机缘巧合下打破了自己内心利己主义的窠臼。
我把我的神奇经历告诉了其他人，他们也感到很神奇，并为此兴奋不已。到了清晨五点，大家都有些精疲力竭，马拉松式的会议自动暂时停止，我们睡了两个小时。但是，周六上午九点左右，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开始感到有些抑郁。午餐休息时，我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另外两个一起就餐的组员。于是，发生了第二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
“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这么想，”他们如此回答，“小组进展良好，我们都觉得棒极了，即使你不这么想。”
我被我们看法的不一致所困扰，所以在星期六下午一点的小组会议上，我又谈到了这个问题。几乎所有其他的小组成员都不约而同地谈论着他们在小组中感受到的喜悦，以及我们的一些经历。我显得格格不入。他们想知道我是怎么了，为什么没有像他们那样享受这段美好时光，这令我更加抑郁。他们都知道我当时正在接受心理治疗，于是询问我是不是和我的精神分析师之间存在什么问题，以至于我不合时宜地把这些问题带到了小组中。
现在是下午两点。在之前的几个小时里，除了我们的导师麦克之外，唯一没有发言的人是理查德，他是个异常疏离、缄默而超然的人。“也许斯科蒂（斯科特的昵称）是整个小组抑郁情绪的代言人。”理查德毫不客气地评论道。
小组成员们立即把矛头指向了理查德。“多么奇怪的说法，”他们宣称，“毫无道理，凭什么让某个人作为整个小组抑郁情绪的代言人？简直是无稽之谈，这个小组里根本不存在抑郁情绪。”
接着他们的关注点又回到了我身上。“很明显你的确有问题，斯科蒂，”他们接二连三地说，“事实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并不是这样一个短期小组所能解决的。”“显然你应该在第一时间和你的精神分析师谈谈，这与你的治疗息息相关，同时你不应该将它带到这里来影响我们的小组工作。”“也许你病得太严重了，真的不适合参加这类小组体验。”“或许现在离开这个团队对你自己和我们其他人来说都是件好事。”“尽管现在是星期六下午，也许你的精神分析师仍愿意今晚在紧急情况下见你一面。”
三点了。我愈发感到抑郁，仿佛自己是个弃儿，似乎到了为了不使我的精神疾病成为组织的负担而不得不离开的时候。就在此刻，导师麦克发话了，也是当天的第一次发言：“一小时以前理查德说，也许斯科蒂是整个小组抑郁情绪的代言人。作为一个群体，你们选择忽视这个建议，或许你们这样做是对的，或许你认为斯科蒂的抑郁跟我们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也是对的，但是我进行了一次观察，直到今天早上五点我们短暂休憩之前，曾有很多的笑声，那代表一种欢乐的情绪。正如你们所知道的，从那之后我什么都没说，但是我一直在观察你们，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今天早上九点以后，这个小组里没有人笑过。没错，在过去的六个小时内，整个小组里没有一个人笑过。”
所有小组成员都错愕不已，短暂地沉默后，一个组员说：“我想念我的妻子。”
“我也想念我的孩子们。”另一个人补充道。
“这里的伙食太差了。”第三个人说。
“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大老远跑到这个愚蠢的空军基地来做这么愚蠢的事，”另一个人又说，“如果我们回到普雷西迪奥，本可以节约很多时间，还可以回家睡个好觉。”
“而且你的领导力实在太糟糕了，麦克，”另一个人说，“正如你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你在过去的六个小时内没有说过一句话，你应该更积极地领导我们。”
当每个人都发泄出了愤怒、挫败和怨怼这些造成抑郁情绪的感觉后，欢笑和愉悦的精神又回归了这个群体。我，毫无疑问地，因为从弃儿到“先知”的身份转变而倍感欣慰。“先知们”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坏消息的信使。他们宣布社会所出现的问题，就像我在我们的小社会里所做的那样。但是人们并不喜欢听到有关自己的坏消息，这就是为什么“先知们”通常不是被诟病，就是成为替罪羊。这段作为一个小小的“先知”而成为替罪羊的经历是如此精炼、清晰和个人化，因此对我大有裨益。从那以后，每当我在某方面与别人不一致的时候，我从不完全肯定是我错了，而每当我站在大众一边的时候，我也从未沾沾自喜地确定自己是对的。
那的确是个硕果累累的周末，发生的第三件令我记忆犹新的事情相对缓和，不像第二件那么具有潜在的凶险。当小组停止了寻找替罪羊的行径并消解了抑郁的情绪之后，整个周六晚上都沉浸在一片平静而祥和的氛围中。我们一致决定，经过这疲惫的一天，我们值得拥有一次合理的睡眠。我们在晚上十点钟结束工作，约定星期天早上六点继续。当我们一起迎接加利福尼亚的黎明时，每个人都精神焕发。然而在一个小时之内，不和谐的音符再一次出现了。大家开始毫无缘由地互相嘲讽。只是这一次，我们已经学会把整个小组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像对待生命体一样关注它的健康。因此很快便有人指出：“嘿，伙计们，我们似乎把它弄丢了，我们的灵性消失了，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另一个人回答，“但是我一直感到烦躁，我并不确定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我们关于人类命运和精神成长的话题太天马行空，不切实际了。”
有几位组员点头称是。
“关于人类命运和精神成长的话题怎么会不切实际？”另一位反驳，“在我看来它至关重要。它是一切行动的开端，它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它是万事万物的根基，以上帝之名。”
我们中的另一些人同样点头称是。
“当你说‘以上帝之名’的时候，在我看来恰恰暴露了问题之所在，”同意第一种观点的其中一个人说道，“我不相信上帝。之所以说你们不切实际，是因为你们滔滔不绝地说着上帝、命运和精神，仿佛那些东西是真实存在的一样。事实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被证实是真实存在的，它们无从捉摸，只令我心生寒意。真正值得我关注的是当下，是此时此刻。我该如何谋生，我的孩子患了风疹，我的妻子体重超标，精神分裂症该如何治疗，以及明年我是否会被分配到越南。”
“我可能会这么说，我们似乎分成了两个阵营。”另一位组员委婉地插话。
突然之间，整个小组都因为他的解释过分委婉而哄堂大笑起来。“你可能会这样说——是啊是啊，的确，你只是可能。”一个人拍着大腿大笑着说。“只是可能看起来似乎是那样。”另一个人应和道。
自此，伴随着愉快的心情，我们秉承着公平的原则，开始着手进一步阐明我们之间的分歧。我所属的阵营认为其他六个人归属于现实派，而他们则认为我们是在为圣杯护旗，从此将我们称为圣杯守护者。麦克不想打破这一平衡，因此拒绝参与进来。
由于我们的组织已经变得高效，麦克曾经说过，比昂将其定义为“工作组”——我们很快意识到，在仅剩的有限的时间内，现实派将无法帮助我们这些圣杯守护者达到我们在认知上的追求，也不可能阻止我们追寻精神上的镜花水月。同样，我们也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剩下的几个小时里，我们也无法将现实派们从他们粗俗的唯物主义中扭转过来。因此我们接受了彼此的不同，把我们的分歧搁置一旁，成功地延续了我们的工作。
小组工作已接近尾声。而此刻，我们将这个即将消失的组织当作一个既不是纯粹的唯物主义，又不是彻底的唯心主义的有机体来对待：我们将其诉诸神话。整个过程中，每位组员都抛出一个新的细节，大家同喜同悲。我们编织了这样一个神话故事：我们就像一只巨大的海龟，来到沙滩上产卵之后，终将蹒跚着回归大海中死去。那些产下的卵是否可以成功孵化，则完全取决于命运。
解决现实派们和圣杯守护者们之间的摩擦，是我在解决群体冲突方面的第一次经历。我之前并不知道，一群人可以承认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并将它们放在一旁，仍然彼此相爱。我也不知道如果我们能够长时间共同工作，那些分歧会发生怎样的转变。但在那段短暂的时光里，我目睹了人类对分歧的庆祝和超越。这让我想起了纪伯伦的诗句：
一同欢快地歌唱，一同欢快地跳舞，
但要给对方独处的自由。
就像每根不同的琴弦，
即使在同一首音乐中颤动，
但，你是你，我是我，彼此独立。
敞开你的心，但不要将心交给对方保管。
因为唯有生命之手，才能容纳你的心。
站在一起，却不可靠得太近，
君不见，寺庙的梁柱，它们各自分离，却能让庙宇屹立。
而橡树和松柏，也不在彼此的阴影中成长。
我们是不同的琴弦，却弹奏出同一首歌。这就是那年2月，在麦克·贝吉里领导的非凡的马拉松心理小组里发生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三件事。但是我更清晰地记得，最令我震撼的并不是其中任何一件事，而是一种愉悦的感觉。
真诚的关系在紧张程度上大相径庭。在友谊学校我们的真诚关系是相对宽松的。学生和教师之间是相互分离的。我们住在城市的不同地方，分别与我们各自的家人和朋友打交道。大多数的时候，即使我们在一起，也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而不是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上。当我在友谊学校时，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每天早上都渴望着新一天的到来。这种感觉有点类似于喜悦，却更加柔和。用一种更为准确的方式来描述应该是这样的：简单说来，那几年我超乎寻常的快乐。
与之相反，麦克·贝吉里的小组则超乎寻常的紧凑、短暂而紧张。我们13个人聚在一起的42小时内，我们将75%的时间用于关注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段经历中，有很多抑郁、怨恨、烦恼甚至无聊的时刻，但是仍有喜悦点缀其间。我在友谊学校所体验到的幸福感被浓缩成了十分之一的精华，不再能被简单的“幸福”一词所定义，而只能用“喜悦”来表达。
之前我也曾感受过同样程度的喜悦，但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它可以如此频繁和持久。也正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我当时并不知道该如何定义它。但现在我知道这是真诚关系所带来的喜悦。现在我也知道，与小小的幸福感一样，真诚关系所带来的喜悦是一种副产品，而尊重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收获。简单地寻求快乐，你不可能找到它。寻求真实的自己，努力将自己在真诚关系中展开，你反倒能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快乐。你无法直接去寻求或把握住喜悦，但若投入到建立真诚关系的工作中，你便会得到它——虽然并不会遵照你的时间表。
到了总结的时候。我们在麦克·贝吉里小组中的12名成员一致认为，这个周末的小组活动非常成功。相反，从我了解到的情况看，四月份，麦克领导的第二个马拉松心理小组以惨淡的失败而告终。据说那是一个充满着悬而未决的冲突和无休止的愤怒的周末。时至今日，我仍对这一差异产生的原因充满好奇。我意识到了一个不同之处：我们第一个小组之所以选择了尽可能早的日期，很显然对这次经历充满期待；而第二组的人显然非常矛盾，因此选择了较晚的那个。因此我推测，正是我们组所怀有的期待，或者说开放精神，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它的成功。另外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如果不是因为麦克亲切、高度自律，甚至是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他引入的塔维斯托克模型（在第六章中我将会对它进行更详细的阐述），我们很可能无法实现并短暂地维护真诚的关系。不过，很明显的是，单凭他的领导才能和使用塔维斯托克模型，不足以确保任何组织都能创造出真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