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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学的时候，按照父母的意愿，我被安排进了一所严格的贵族学校——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校。但十五岁那年的春假期间，我坚决拒绝回到那所学校，这令我的父母非常郁闷。埃克塞特当时或许算得上是全美领先的顽强的个人主义培训学校。行政人员和老师们最引以为豪的就是他们不溺爱学生，能够培养出学生坚强的个性和顽强的竞争意识。他们可能会说：“速度是比赛的关键！”或者“如果你连芥末都不敢碰，那可太糟糕了！”抑或“恐惧是懦弱的表现，你必须变得顽强！”
虽然培养竞争意识的确能让人变得顽强，但也不可避免会产生攀比心理。我们与别人攀比，与理想化的自己攀比，与比自己强的人攀比。我们在攀比中苦苦挣扎，想要成为另一个人，而不是真实的自己。虽然有时候学生和老师间可能会形成某种温情的纽带，但这种不寻常的情况并没有得到鼓励。就像囚犯需要待在牢笼之中，学生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小团体，而规则往往同样苛刻。学校攀比和从众性的压力是巨大的，任何时候，至少有一半的学生都处在被团体所遗弃的状态。事实上，在最初的两年里，我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融入”这个团体的失败的尝试中。
直到第三年，我终于“融入”了，彼时我才发现，那并不是我想要的。在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顽强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的路上，我隐约意识到自己很快会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里窒息，这意味着我将被摧毁。因此，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看起来很荒谬，我毅然决然地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我退学了。
那年秋天，我开始在友谊学校重读十一年级，那是一个位于纽约市格林威治村边上的贵格会学校。现在我和我的父母都不记得当初是如何做出这个偶然性的选择的。无论如何，友谊与埃克塞特正相反：它是走读学校，而埃克塞特是寄宿学校；它很小，而埃克塞特很大；它从幼儿园开始共设立了十三个年级，而埃克塞特只有四个年级；它允许男女生同校，而埃克塞特当时只有男生；它是“自由的”，而埃克塞特是“压抑的”；它接纳任何人的感受，而埃克塞特却需要学生服从它的意愿；它是柔软的，而埃克塞特是顽强的。
在柔软的友谊学校，我觉得我回家了。
与其他很多事物一样，青春期是一个强烈的意识与激烈的潜意识相互交织的奇妙阶段。在友谊学校的两年，我从未真正意识到那里有多么的美妙。到那儿的第一周我便感到非常舒适，但从没想过这是为什么。我开始在智力、体力、生理、心理和精神等各方面茁壮成长起来。但是，这种蓬勃发展就好比一株干枯、凋零的植物接受雨露的恩赐般，发生在不知不觉间。在埃克塞特，十一年级的美国历史必修课上，每个学生必须在年底前完成一份十页纸、排版整齐的原创研究论文，并附有脚注和参考书目。我仍记得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15岁的双腿根本迈不过这么高的门槛。当我16岁的时候，也就是在友谊学校的第二年，我需要重读十一年级的课程，因此再次和美国历史这门必修课狭路相逢。不过这一次，我不费吹灰之力地完成了4篇40页的论文，每篇论文都排版整齐，并附有丰富的脚注和参考书目。在不到九个月的时间里，一道可怕的障碍竟然变成了一种愉快的学习方式。我当然为这种变化而欣喜，但这变化发生得如此自然而然，我竟毫无察觉。
在友谊学校的时候，每当清晨醒来，我都对开始新的一天迫不及待。在埃克塞特时几乎不想从床上爬起来的过往迅速退到了记忆晦暗的角落里。我就这样接受了自己的新生活，像接受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一样。我把友谊学校当作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物，从未停下脚步，反思自己为何会如此幸运。直到三十多年后回想起来，我才有足够的意识去做这个分析。我希望我能记得更多。我希望自己在当时记录下了那些——现在已经永远失去的——有关社会学的细节，通过它们，我们或许可以解释友谊学校为何以及如何拥有这样独特的文化。但是我没有，因此我说不清来龙去脉。但是我有足够多的记忆可以证明，它的确是独一无二的。
在我的记忆中，尽管贵格会教堂的木制长椅实在硬得出奇——当然它们也是学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人与人之间的界线却是柔软的。我们不用名字称呼老师，也不与他们“社交”。这是埃勒斯小姐，这是亨特医生。他们温和地与我们开玩笑，我们作为学生，也温和而欣然地回敬他们。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善于自嘲。我从不害怕他们。
我们班里大约有20个人，除了个别几个男孩，大部分人都不系领带，没有着装要求（奇怪的是，我不记得任何要求——可能有一些——但似乎从来没有人遇到过麻烦）。我们这20个装束各异的年轻人，有男有女，来自纽约市的不同区域，背景也各不相同。我们中有犹太人，不可知论者，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我们的父母中有医生和律师，工程师和工人，艺术家和编辑。有些住豪华公寓；另一些则住在狭小逼仄的无电梯公寓里。这是最令我记忆犹新的一点：我们是多么的不同。
我们中有些人的平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有些却一直处于中游。我们中的一些人显然比其他人更聪明、更漂亮、更帅气、更成熟或者更世故。但是没有派系，没有攀比，没有遗弃。每个人都被尊重。几乎每个周末都会举行派对，但从来没有人列出清单，明确表示邀请谁或不邀请谁，所有人都被默认是受欢迎的。有些人很少来参加聚会，那是因为他们住得很远，或是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约会；另一些则没有。我们中的一些人走得比其他人更近，但没有人被排除在外。主观上，有一件事使我记忆犹新，那就是我从没想过或尝试过成为除我自己之外的任何人。别人似乎也不希望我有什么改变，同时也不想变成除了她/他自己之外的其他人。
这也许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完全自由地做自己。
我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接下来的这几页中所描述的悖论的一部分。友谊学校营造了自我蓬勃发展的氛围，然而，无论我们的个人背景或信仰为何，我们都拥有真正的“友谊”——没有嫉妒，没有攀比，反倒有很强的凝聚力。一些贵格会成员自称为“友谊的规劝者”，其实除了偶尔有场短暂的静默会之外，贵格会的规则甚至没有被传授过，更不用说强行往我们的喉咙里塞了，奇怪的是，我们每一个学生都被“友善的规劝”自然而然地感染了，主动地变得非常自律，并充满了活力。
这样的经历让我明白，成长是内心的意愿，不是外在的强迫，而攀比恰恰是外在的一种挤压，对自我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攀比会扭曲人的视线、扼杀人心，让人变得野心勃勃、残酷无情，最终带来不幸。而接纳真实的自我则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创造力。所以，避免让孩子在攀比的环境中成长，才是教育真正的目的。
同时，我也清楚地认识到，虽然个人主义伴随着它的荣耀，但它完全不是“顽强的”，我再一次想起了“柔软”这个词。克里希那穆提说：
让自己的心保持柔软。真正的力量并非植根于坚定的意志和强壮的体魄，而是蕴含在柔软的心灵中。
在埃克塞特，“顽强”差一点将我摧毁，而在友谊学校，我的心却变得柔软，并充满了强烈的成长的意愿和力量，这与埃克塞特的竞争意识完全不一样。在友谊学校，即使在同一个班级里，我们之间的凝聚力也是柔软的，并不存在班级内部的竞争。我回想起了有关聚会的最后一个细节，我们中的一些人与比我们高年级或低年级的人约会，甚至包括毕业生或其他学校的人，这些或年长或年轻的兄弟姐妹都常来参加我们的派对。奇怪的是，与我之前的设想不同，我既没有看不起比我小的，也没有高看比我年长的。
即使考虑到回忆对过往经历的美化，这也仍是我的黄金时代。但是，如果我说一切都是完美的，那一定是在说谎。虽然被美妙地安抚着，青春期常见的不安全感依然困扰着我，萌芽的性别意识也常常使我无比困惑。一位老师，尽管可爱，却是个酒鬼。另一位虽然很出色，却一点也不可爱。我还可以继续这样品评下去，尽管它是下意识的，尽管它被许多因素所抑制，尽管我当时有些手足无措，但回想起来有一点是清楚的：在这两年中，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我融入了真正的真诚关系中，这种感觉在之后的十几年都不曾体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