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站

这是早上的9点15分。

我和莉莉正坐在伦敦帕丁顿车站的中央，等候开往威尔士加的夫的火车。火车10点才会进站，我们有大把时间漫无目的地东瞧西看，于是，看到了遍地的垃圾。

伦敦的环境是很干净整洁的，相比之下，火车站的垃圾显得格外碍眼。为何会这样？经过我们的观察，应该是因为这里没有垃圾箱。但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就有点儿深奥了，我们一时也说不出个一二三，当然，如果肯花时间调查研究的话，还是可以找到原因的。因为，凡事都要有个原因吧。

或者说，我们认为凡事都会有个原因。

在这本书里，我会涉及很多方面：历史、考古、哲学、宗教等等。这一切，都贯穿在我和妻子莉莉为期三周的神奇之旅中。当然，我还会讲讲我自己，然而这却绝对不会是本自传。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写不好自传，且渺如微尘，也无传可记。这世上数以百万计的人写过自传，其中数以千计的人有机会出版，但为人所知的不过数百，而能流传后世的，则只剩个位数了。

我不想把这本书写成自传，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人一旦为自己立传，就会很容易产生误解，以为自己真的了解自己。作为一名心理治疗专家，人们普遍以为我对自己了如指掌，但做这一行越久，我越知道心理治疗几乎是在黑暗中操作，我不仅不了解患者，也不了解自己。

10岁那年的一个周末下午，趁着父母去打高尔夫球，我和一个朋友搜罗了一堆扳手，并且在我的鼓动下，我们利用这些扳手，将某个倒霉农夫遗忘在田里的搂草机拆成了碎片。随即，我们在足有70亩的广袤田地里，胡乱丢弃了那100多块碎片。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偏要找个理由，或许是因为我想让朋友对我刮目相看，或者是我想反抗成人世界的权威，但事实上，连我也说不出10岁的自己为何要蓄意破坏，我只记得当时自己在做这些事时，感到了莫大的乐趣。

除了那个失去了搂草机的农夫，大概没有人觉得这件事有什么要紧。而今差不多50年过去了，我在面临某些小小的不如意时，却依然会怒从心起，恨不得像摧毁搂草机一样去摧毁什么——但这个“什么”到底是什么，我还是不知道。

我搞不清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在最近的这十几年中，我人生中的最大事件，就是写了本格外成功的书，以至于成千上万的人将我视为心灵成长方面的大师。我能将这本书受欢迎的原因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至于我为什么要写它，我真的说不清楚。为什么是斯科特 · 派克而非他人所写？促使我写这本书的，是我的基因还是我的星座？我也全都不知道。

看，人类就是这样，一点儿都不理性，却喜欢标榜理性。所以，这本书的核心也会是个谜，它不是自传，不是小说，却很有可能是个神秘故事，里面交织着关于莉莉、关于我们的婚姻、关于这次特殊旅行的秘密，当然，还有最为重要的——关于人类理性之谜。

从300年前开始，西方文明进入了理性时代，我们至今都生存在这个时代，而作为被理性文明浸润的人，我们相信任何事的发生和存在，都必然有个理性的解释。于是，我们用黑洞解释了宇宙，用没有垃圾箱解释了帕丁顿车站的脏乱。

走进理性时代的同时，我们也走出了信仰时代。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很多未被证实，也许永远不能被证实，却让人深信其至关重要的事情。因为信仰，过去的人们将一天分割为晨祷、晌祷、哺祷、傍晚祷和夜祷，而因为理性，现在的我们用分钟重新划分了这些时间，计时精确，却也失去了意义。因为信仰，过去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挥汗如雨地修建象征荣光的大教堂，而因为理性，现在的我们聚集在一起，舒服地围着电视消遣多余的时光。

一个时代不会一夜之间就变为另一个时代。在信仰时代和理性时代之间，流淌着至少300年的混沌。而今，从理性时代回望过去，我们会惊愕于宗教法庭对伽利略们的迫害，然而如果换个视角，我们却也能明白信仰即将崩塌时，它所面临的恐惧。它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慌乱中便催生出罪孽。

我的首要身份是研究者，所以，也算是理性时代的产物。既然理性时代相信凡事必有原因，我又该怎么解释自己为何在和莉莉结婚32年后，在我们年近六旬之际，早上9点15分就跑来帕丁顿车站等火车？

事实上，这件事确实有个原因，那就是我对于“错过”的极端排斥。我不允许自己误火车，所以，即使旅游代理说9点30分离开酒店也能从容地赶上火车，我也会将之自动解读为时间紧张，并且强迫自己8点45分必须从酒店启程。也正因此，我们才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来盯着那些垃圾。

这就是我。

我并不是个很有信仰的人，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焦虑中。我能及时赶到机场吗？轮胎会不会在半路上没气？我会上错飞机吗？虽然至今我已经飞了数千次，并且从未上错过飞机，但我依然确信，自己下次就会将航班搞错。就算一切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我依然会担心，那儿的洗手间能正常使用吗？

显然，做一个科学和理性的人，并不能减轻现实生活中的焦虑，反而有了更多的理由去担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信仰就可以治愈焦虑，莉莉还没我有信仰，但她从来不会像我这么胡猜乱想，如果她独自一人旅行的话，会比我晚半小时离开酒店。

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世界上的一些人有着某种强迫症，因为害怕错过，所以一切尽量赶早。但同时也意味着，这世上肯定还存在另一些人，他们就是喜欢卡着钟点到。

我的父母就是两个鲜明的极端。在我5岁到9岁的那几年，每个星期五，我们都需要从纽约市坐火车去百公里以外的乡间住宅。火车会在4点02分发车，母亲、哥哥和我会在3点30分就到达车站。3点45分，车门刚一打开，我们就会从人群中挤上去抢占最好的位置，并顺便为我父亲占个座。差5分钟4点的时候，我母亲会说：“奇怪，你爸呢？”4点时她会抓狂，4点02分时，火车响起巨大的“嘶嘶“声，列车员扯着嗓子大吼：“所有人——上车！”车门“哐啷”关上了，火车开始蹒跚启动。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透过窗户，我们清楚地看见父亲正惊慌失措地拎着手提箱，沿着站台冲刺跑，并在最后关头跳上了火车。

这一幕周周上演，千篇一律。

回想起来，我怀疑很多个星期五的下午，父亲就藏在站台某根柱子后面，专门等候那戏剧性的时刻，为的就是让我们虚惊一场。

复杂与简单

在心理治疗领域，有一个大原则就是“所有症状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这意味着，好几个因素才能导致出一个症状。

我之前有位患者叫作克拉丽莎，她的一只手得了皮炎，而且非常严重。经过四个月的治疗，我认定这是心理失调造成的。我还记得那天傍晚，我兴冲冲地赶回家，对莉莉说：“我治好了克拉丽莎，我治好了克拉丽莎！”

我高兴得太早了，她的皮炎依然存在。四个月后，我又发现了引起皮炎的第二个原因，可皮炎并没因此消失。之后的几个月，第三个原因浮出水面，继而是第四个，直到找到第五个原因的时候，治疗已经持续了一年半之久。但也正是在那之后，克拉丽莎的手逐渐焕然一新。我真想站在房顶上振臂高呼：“所有症状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这个道理不只限于心理治疗领域，在此范围外的每件事，我认为都可以给出这样的定义：“每件值得思考的事情背后，都有不止一个原因。”以往，我们认为每件事都有一个原因，于是我们去寻找这个原因，而其实，我们应该找的是这些原因。

我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发现一个人是否能做到全面地分析问题，与学历并无关系。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却总是寻找简单化的解释，哪怕他们面对的是暴乱、贫困、疾病和战争这样的复杂问题。这是理性时代的通病，人们认为每件事都有一个单一的本原，于是偏执成了常态。我并非是希望重回信仰时代，然而，对于我们一向拥护的“理性”，我却也忍不住要质疑。我们口口声声宣称，这个时代会以理性客观的眼光去看待事物，但我们却只愿从一个角度去寻找解释，拒绝考虑其他可能性，这在我眼里才是真正的不理性。

我相信，敢于不为任何原因而生活，将比为片面的原因生活更加健康。我们的理性时代要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么，我们需要进化到一个更明智的时代。

而无论如何，我在思索这些的时候，还身处于理智时代的帕丁顿车站。我之前说了我和莉莉提早到达车站的原因，但我们为了哪些原因来到了这里？为什么选在5月31号？又为什么一定要前往威尔士加的夫？

最直接的理由是，在前一天，我们的侄子大卫在伦敦古老的圣玛丽勒波教堂里，和年轻的英国姑娘考狄利亚喜结连理。而我和莉莉不但去参加了婚礼，还想借此放场大假，于是在仪式完毕后，我们挥别其他家人，踏上了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湖区的三周之旅。这就是这趟旅行的由来。

为何我们没有决定去其他地方呢？为何不去法国或爱尔兰？当然，原因也有很多。首先，我和莉莉的法语都不好，差不多就是幼儿园水平，我们希望过个轻松的假期，不想为讲外语搜肠刮肚，所以法语国家不会考虑；其次，之前我们去过爱尔兰和英格兰南部，但没去过威尔士与苏格兰，因此，这趟旅行也可当作弥补昔日缺憾。

实际上，决定这趟旅行的原因还有很多，它们会在未来逐渐浮出水面，其中一些原因我们此刻还不知晓，但正是这些未被意识到的，或许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它们藏在最深的层面，并导致了这次出游。

10点差5分的时候，广播响起，通知前往加的夫的乘客准备登车了——时间勉强够我们拖着七个包爬上去。当火车从伦敦郊区驶入乡村时，莉莉突然从她的科幻小说里抬起头，说：“希望我们这趟旅行会看到些石头。”

“我也是。”我回答。

对话精简如此，是我们32年婚姻生活养成的默契，浓缩着我们共同的经历，和对彼此品味的深入了解。

倘若有陌生人听到莉莉的愿望，肯定会奇怪地问：“看见石头？这遍地不都是石头吗？”

莉莉会解释：“我是指史前的石头。”

陌生人依然会不解：“石头不都是史前的吗？”

是的，石头都是史前形成的，但莉莉所说的，是被史前人类特意摆成圆圈的那些巨石。1980年，我们一起旅行的时候，曾冒着大雨参观了索尔兹伯里巨石阵，莉莉十分着迷。但那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巨石阵，早在我14岁那年，就和父母一起看过，当时巨石阵还没被绳子圈起来。而且在我21岁时，曾在一次英国之旅中透过飞驰的火车窗，看见了一长溜矗立在田野里的石头。那一刻，我真希望我能有办法停下火车，好出去拥抱那些石头，而那一幕一直鲜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以至于我常以为那是个梦。

也正因此，从伦敦到塞文隧道这三个小时的旅途中，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盯着窗外，期待着同样的奇迹。然而，这一路我没看见任何值得注目的东西，只有几座英格兰乡村常见的核电站。

我们的火车刚穿出塞文隧道就出了故障，停了足有两个小时。而就在抛锚的火车窗外，有块巨大的牌子，醒目地写着同样巨大的“WELCOME TO WALES（欢迎来到威尔士）”，此情此景下，这一幕颇有些讽刺意味，我们坐的时间越长，就越讽刺。

而在标牌上的英语上方，还绘有一条巨大华丽、鲜红色的龙。我和莉莉推测这是威尔士的民族象征。而在那个张牙舞爪的龙的上方，写着同样硕大的“CROESO I GYMRU”。我们猜，这应该是“WELCOME TO WALES”的威尔士语，它们出现在那儿大概是为了增加地方特色。

这个推测听起来很有道理，但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CROESO I GYMRU”其实是个意味深长的声明，等于在说：“我们是威尔士人，不是English。欢迎来到我们的地盘，但任何时刻都不要认为我们是英格兰人。”

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声明？在理性时代，我们习惯从历史中寻求答案。

历史

首先，我们应该搞清楚，我们要参考的，是哪一种历史？

历史分为很多种，比如沧海变桑田，这是地理历史。此外，还有化石历史，用来推测动植物的演化。然而，此刻我们应该参照的，则是人类历史。

我说过，我和莉莉希望在这次行程中能看到史前人竖立的巨石。可“史前人”又是谁？简单说，就是那些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也无法对他们的历史做出连贯叙述的人们。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领袖名字，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部落名称，我们对他们的语言和宗教、故事和神话同样不清楚。我们只知道他们存在过，并且看到了他们留下的某些记号。

虽然只有神秘记号可做凭据，然而，却不妨碍我们从这些“史前人”后代的记述中，推测出之前的种种。

在威尔士这片土地上，不能不提到凯尔特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出现在这儿的，只知道他们大约起源于公元前1000年的瑞士地区，并且人口迅速扩充，遍布了欧洲。凯尔特人有很多部落，其中有个部落建立了巴黎城，还有部落征服了如今的法国西北部、爱尔兰和大不列颠。

至于凯尔特人为何能攀上如此巅峰，无疑也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他们有着丰富的口头传统和文化，热衷传颂《贝奥武夫》这样的英雄传奇；他们精通制作工艺繁复的艺术饰品；他们是善战的武士，以勇猛闻名；也许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了制铁的秘密，并带领不列颠进入了铁器时代。

公元43年，罗马人进攻不列颠，他们誓要征服凯尔特民族，然而，却在西部和北部的崎岖山地不断受挫，几百年来饱尝败绩。公元410年，随着罗马帝国四分五裂，罗马人从不列颠撤退，留下了已经被罗马化的当地人在一定区域内生活，这块地方就成了后来的England（英格兰），这些人也就成了English，即英格兰人。而除此之外，自然还有些未被罗马化的人，时至今日，他们中的很多人还会说凯尔特语。

以上便是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历史本身也许是理性的，也许不是。但在我看来，历史终归是需要被赋予意义的，这样历史才算是有了生命。

如此一来，对抛锚的火车窗外那个红龙上方的“Groeso i Gymru”，我们就有了个合理的解释。而这也足以说明，为何作为一个理性时代的产儿，我如此热爱历史，因为它总能告诉我们不止一个原因。即使我们不知道凯尔特人是怎么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的，但却能明白为什么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在很多方面不喜欢英格兰人，也能明白为什么英格兰人也不喜欢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

当然，历史也不能回答所有问题，或一条条解释清所有事。将一切都依赖历史，同样是种错误的观点。终究有些问题，是历史无法给出答案的，比如我们正在经历的火车故障。

经过工作人员的检修，是火车头出现了问题，并且一眼就看到了故障的核心——修不好了。之后，他们调来了新的火车头，但我们也只能被送到最近的城镇，然后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转火车。新火车很近，近到我们只需要拖着七个行李包爬上一段长长的台阶，再爬下一段长长的台阶就到了。对我们这两个马上60岁的人来说——莉莉的脚踝伤还没好透，我的脊椎有慢性退行性疾病——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

但我们成功了，而且最终到达了加的夫。

计划这次旅行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第一晚留宿加的夫是个理性的决定，这里毕竟是威尔士最大的城市。然而，当我们终于到达时，才发现天使酒店的修葺还没完成，整个入口和正面都在翻新中。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拖着7个行李包，绕过一个个脚手架，在没有迎宾员的情况下，自己和带着含糊口音的年轻女前台交涉，然后面对着修理中的电梯摇摇头，自己拖着行李一步步爬上楼。

房间很有特色，墙壁是灰棕色，依稀让我们想起了贫困衰败的加尔各答。房间里又热又闷，我们推开窗户，透过层层脚手架，看到了加的夫最热闹的交通枢纽。我们的住处立刻充满了汽油烟雾，而经过这一番周折，我在伦敦就已经患上的感冒，此刻已经升级成了喘息性支气管炎。于是，我从行李箱中第一个取出来的东西，理所当然的是抗生素。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在交通枢纽的另一边，就是加的夫城堡，稍加休息后，我和莉莉决定出去转转。城堡在一个公园里，公园里的垃圾几乎可以和帕丁顿车站媲美，几条布满裂缝的人行小道上野草丛生，灌木丛急需修剪。这以前应该是个不错的公园，就像天使酒店以前是个不错的酒店一样。看见一个贫穷的城市令人伤感，但看见一个城市从昌盛到衰败，更令人难过。而加的夫的衰退状态，似乎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我们看到了城堡，方形的城堡四面围绕着护城河。三面干涸，剩下的一面河底残存一小摊污泥。看来，这座城堡之所以引人注目，正是因为它的虚假。事实上，城堡的大部分是由维多利亚晚期的捐款修建而成，为的是让它看起来像个中世纪城堡。至于里面什么样，我们无法证实，因为需要入场费。但即便没有入场费，我们也不会进到城堡里面，无论它多么货真价实，历史悠久，哪怕它是一座宫殿或博物馆。

大概在我14岁那年的夏天，我和家人第一次去英国旅行。我父亲是个大教堂迷，我们一踏上利物浦，他就领着我母亲、哥哥和我沿着一条迂回曲折的线路，参观了时间允许范围内能到达的所有大教堂。在这次长途跋涉的第三天结束之际，我们于天黑时分到达了索尔兹伯里，我和哥哥累得倒头就睡，并且以为第二天能睡个好觉。

然而，我们的父亲，在天刚蒙蒙亮时就起床了，他去酒店买一本书，书名叫《英格兰的大教堂》。7点时，他像子弹一样跳进我们的房间，大喊着：“起床了！去看最棒的教堂！”于是8点钟，我们就站在了索尔兹伯里教堂前的草坪上。有几名游客陆续到来，还有络绎不绝的英格兰人上班路过此地。这时，父亲打开他买的新书，声音洪亮、一字一句地对我们介绍起教堂的辉煌来。我在少年期特有的尴尬中局促不安，只觉得时间如此漫长，似乎看不到尽头。好不容易，那一章读完了，父亲“啪”的合上书，指着面前的教堂问我们：“喂，这是不是你们见过的最宏伟的建筑？”

我哥哥非常精确地回应道：“我认为，这是我见过的最难看的一堆石头。”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我附和。

父亲太震惊了，以至于将书直接扔到了草坪上，转过身直接走开了，我还记得他肩膀沮丧下垂的样子。

“你们这些家伙，伤透了你爸爸的心。”母亲抱怨着我们。

“我们才不管呢。”我和哥哥异口同声地说。

我已经记不清当初那栋大教堂是何模样，但这件事却为我的将来定下了一个基调。在随后的40年里，我和莉莉更愿意独自发现各种古迹，并乐享其中，我们对被绳子围起来的旅游名胜已经生厌，也对蜂拥而至的其他游客产生了回避心理。相反，我俩对鲜有人涉足的路充满向往。但到底是通向何方的路？在这三个星期中，我们除了观光，究竟还有什么可做的？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返回了天使酒店，并在那里吃了顿难以下咽的晚餐。我俩试着安慰自己，想让自己相信很快就会适应这一切，直到我们终于有了困意。在噪声和汽油烟雾中，我们很认真地问自己：这趟旅行对我们而言，是否算是个理性的决定？还是出于理智外的其他原因？ M5NeHAtKcUb/5BPU7fb1PY0GwR/eg/sVR/wVxHVCoPILgrp5R6B7cAyVDPcZM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