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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进一步推动，世界整体性凸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国际格局已成既定事实，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持续波及全球，人们在得益于全球化带来繁荣的同时，对其造成的问题和挑战也倍感忧虑。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涉及人口、金融、资源、生态、网络、卫生、安全等众多领域，主要表现在经济、安全和生态三个方面，这就使得全球治理的难度空前加大。面对这些挑战，力不可支的当今全球治理体系可谓“屋漏偏逢连阴雨”。
首先，从经济方面来看，经济危机、贫富分化、资源短缺、发展不平衡、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极易引发全球风险的发生，严重考验着国际社会应对经济风险和治理经济危机的能力。拿贸易保护主义来讲，全球经济低迷对世界各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为应对经济增长乏力的状况，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升温，逆全球化而行。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反全球化的行径更多滋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它们在遭遇就业压力、财政赤字、资本外流等问题时，不是通过加大技术研发、加强国际合作、吸引市场投资等举措来挽救经济萧条景象，反而力图转嫁危机，谋求自保。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本应在全球治理体系当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但其反而置别国利益于不顾，罔视世界贸易规则和国际法，一意孤行推动贸易保护主义。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实行新的贸易保护政策（购买美国商品、雇用美国工人、限制海外投资等），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是对多边自由贸易制度的挑战，势必会扰乱国际市场，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世界经济受损。
其次，从安全方面来看，粮食安全、网络安全、流行疾病、恐怖主义、难民危机、跨国犯罪等各种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在全球治理中各国心余力绌。以恐怖主义为例，其不仅是单纯制造恐怖事件，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三股势力通常相伴而生，恐怖袭击事件是其最显性的表征，欧洲难民问题可以说是恐怖主义带来的次生危机。近年来国际局势的发展越来越表明，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任何一方的问题处理不当，都有可能带来地区动荡，威胁世界和平，究其原因与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不无关系。二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主导全球治理体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治理的边缘，这一体系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的意志和利益，把西方价值观强加于他国，实行霸权主义政策，公然干涉别国内政（如美国攻打伊拉克等），其采取的一些不负责任和有失公允的行为增加了国际社会的不稳定性。因此，这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提出挑战，要求国际社会必须变革全球治理体系，世界各国休戚与共、同舟共济，建立有效的预防和合作机制。
再次，从生态方面来看，环境污染、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物种灭绝、土地沙漠化、土壤侵蚀等环境问题大范围扩展，在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上，“搭便车”的心态对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构成了严峻挑战。可喜的是，国际社会已普遍认识到加大全球环境问题治理的紧迫性，近年来各国逐渐将绿色确定为本国经济发展的主色调，在顶层设计和基础落实的紧密结合中加紧发展绿色经济。但有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增长、维护既得利益，盲目地抬高绿色壁垒，对全球生态责任敷衍了事或不屑一顾，使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遭遇瓶颈。例如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全球治理体系呈现出参与者多但责任履行不到位的特点，发展中国家生态责任的诉求难以得到充分重视，全球气候治理谈判在关于设立强制减排指标以及给予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援助问题上，都曾陷入相互推卸责任和对抗的恶劣局面。另外，“推动全球环境问题治理需要投入高额成本，而得到的产出却可以共享，这使某些国家无形中产生狭隘心理，尽量让别国承担环境治理的成本，让自己成为‘搭便车者’”
。诸如此类问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探寻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
可以看出，在全球化的严峻挑战下，因维护既得利益而导致的次生危机也相继涌现，这就由内而外地对全球治理体系构成了双重挑战，使得全球治理更加举步维艰，国际社会要求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与日俱增。如何应对这些历史性挑战，是未来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和国际社会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