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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一词源于希腊文，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基督教派为争夺在整个罗马帝国的影响力而使用。“普世和价值合并使用，经历了由宗教化而学术化，继而政治化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在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并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绝对优势地位之后，由于资本的逐利性，资产阶级进一步把本阶级的价值追求幻化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由此导致全球治理体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主导。在当代，“普世价值”既是历史的延续，又增添了新的内涵。它泛指那些不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对所有人所有时代都适用的价值，主要以一些西方国家大力倡导的人道、自由、民主、人权等为基本内容，西方极力宣扬其永恒性、普适性，并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推广。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西方本质上是“以推广和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为手段，通过文化渗透、政治霸权，最终为资产阶级攫取经济利益服务”
。
从实际情况来看，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稳定，完全走到了世界各国人民期待的反面。一是将“普世价值”主导下的全球治理体系泛化为各国必须遵循的原则，但这样做并未给他国带来自由、民主和人权，反而带来了战乱、贫穷和恐怖主义。拿“普世价值”主导下的民主和平论来讲，西方标榜自由民主制度更有利于世界和平，通过发动“颜色革命”来使他国建立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权。然而，那些革命成功的国家（如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经济发展缓慢、政治腐败严重、社会动荡不安。二是在与别国进行经济往来以及构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时，把“普世价值”作为附加条件。在“普世价值”主导下，其构建了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经济组织为支撑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尽管该体系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但并没有达到国际社会的理想期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世界贫富分化等证明了其缺陷。三是凭借信息科技的优势，向别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二战以来，美国意图在“普世价值”的掩护下，“减弱其他国家对美国推行意识形态外交战略的防范意识和抵触情绪，从而最终实现塑造别国民众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战略目标”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深刻证明了“普世价值”的危险。一些西方人士以“普世价值”为基础，或鼓吹“历史终结论”，或渲染“文明冲突论”，或倡导“民主和平论”等，给谋求美好未来的各国蒙上了一层悲观色彩，但中国的良好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世界文明的多元化越来越表明该理论的破产，就连一贯主张“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开始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
事实证明，“文明多样性决定了政治制度的多样性，绝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
。置身于全球化的世界各国，在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日益形成一个紧密相关的命运共同体，“普世价值”主导下的全球治理方案频遭诟病，越来越得不到响应。“普世价值”并不“普世”，合作共赢才是人类的方向。
总之，在全球化强劲发展的今天，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力图通过捍卫传统全球治理体系来维持其国际社会的绝对优势地位。他们以人道主义之名在全球推行自由民主制，实际却因实行霸权主义而不得人心；他们固守传统思维处理国际关系，实际却因落后于时代而难以奏效；他们鼓吹普世价值无比优越，实际却加剧了世界的矛盾与冲突，如此种种，我们可以看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方案缺乏公平性、正义性，不具备广泛代表性，表现出先天不足、后天不良的态势，无法解决全球性问题，不能救世界于水火，不符合各国人民的期盼。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呼唤大智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有义务参与全球治理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创新西方优秀文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