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多瑙河上的战争

公元375年年底至376年年初，黑海以北日耳曼尼亚东部爆发激战的消息传到多瑙河防线。据阿米安·马塞林记载：“一开始我方并没有在意。因为距离遥远，通常那些地区的战事传到这里时，战争要么已经结束，要么至少已经逐渐平息。” 这事儿也不能怪罗马当局没有重视。公元3世纪中叶，哥特人等日耳曼人迁到黑海北部，引发当地政治重组，并带来了100年的相对稳定。而且，当时的麻烦来自西北部（现在的波兰和白俄罗斯），而非东北部（现在的乌克兰）。东北部最近一次给帝国制造麻烦的是300年前，即约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间，所向披靡的萨尔马提亚人。但罗马人很快意识到自己错了。

公元376年夏天，大批难民突然出现在多瑙河北岸，请求在罗马境内避难。有史料称当时难民达20万人。但据阿米安记载，聚集在多瑙河河畔的难民不计其数。他们随行携带大量武器，很可能是用牛车拉载，就像历史上战乱时期难民结队逃难的场景一样。这些难民中，除了少数个人和家庭之外，大多数属于两支哥特部落。这两支部落都听命于各自的首领。据我猜测，这两支哥特部落各有1万名战士。其中一支是格鲁森尼人（Greuthungi），他们来自离多瑙河数百公里外的德涅斯特河（River Dniester）东部地区（位于现在的乌克兰）。另一支主要是当年阿塔纳里克率领的瑟文吉人，在阿拉维乌斯（Alavivus）和佛瑞提根（Fritigern）的带领下，脱离阿塔纳里克的统治，来到多瑙河北岸。

大批难民的到来给罗马边境带来严重的安全问题，但这些难民的身份为帝国埋下了更大的隐患。虽然之前接到的战报都来自遥远的黑海以北日耳曼尼亚的东部地区，但这两支安扎在多瑙河河畔、意欲迁入罗马境内的哥特部落都并非来自那么遥远的战区。尤其是瑟文吉。最迟自公元4世纪10年代起，他们就一直盘踞在多瑙河北岸，位于现在瓦拉几亚（Wallachia）和摩尔达维亚（Moldavia）的领土上。在遥远的东北部发生的可不是什么小冲突，其影响波及整个黑海北部地区。

罗马很快就弄清了这次骚动的罪魁祸首。据阿米安记载：“玛尔斯的怒火不可遏制，战争席卷各地，带来毁灭和灾难。这一切都是匈人造成的。”

阿米安的记载距离事发当时已近20年。此时，罗马人对哥特人迁到多瑙河地区的缘由也有了进一步了解。但即便是在公元4世纪90年代，匈人的出现所带来的全面影响也才只是初现端倪。哥特人于公元376年夏天出现在多瑙河河畔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从匈人在欧洲边缘的崛起到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的废黜历时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这一切在公元376年时都还难以想象，其间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过程。哥特难民在多瑙河地区的出现，标志着欧洲范围内权力重新洗牌的开始。本书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要讲述的就是罗马与匈人的故事。和阿米安一样，我们首先要讲述的就是匈人。

来自“冰封的海洋”

有关匈人起源的说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欧亚大草原横贯欧亚大陆，从欧洲边缘到中国绵延5500公里，其东端往北、往东仍有3000公里的草原。欧亚大草原南北纵深，最窄处在西部，约500公里，最宽处位于蒙古草原，约3000公里。地形和气候决定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总体而言，由于土地贫瘠，降水量少，草原地区不适宜树木和繁茂的植被生长，也不适宜作物栽培。因此游牧民族主要以畜牧业为生，放牧各种牲畜。其中，骆驼生存能力最强，依次是山羊、绵羊、牛和马。

游牧生活基本上是游牧民在固定的牧场之间迁徙、实现全年放牧的一种生活策略。通常，现代牧民会在夏季丘陵放牧地（冬季因为降雪和低温而缺乏牧草）和冬季低地放牧地（夏季因为降水量少而缺乏牧草）之间迁徙。就经济资本而言，放牧权和牧群同样重要，都要严加看护。由于携带牧群和年老体弱的牧民迁徙比较困难，冬、夏季放牧地之间的距离不宜太远。在斯大林（Stalin）强迫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的游牧民定居之前，他们通常都在相距75公里的牧场之间迁徙。游牧民还和当地定居的农民有密切的经济往来。虽然他们自己也种植谷物，但大部分粮食仍是从当地农民手中购得。在夏季，只有一部分游牧民放牧牲畜，其他人则从事各种农业生产。但各历史时期的游牧民族都需要用畜牧业产品（例如兽皮、奶酪、酸奶和牲畜等）同农业民族交换粮食。通常，这种交换是不对等的，当地农民用谷物换来的只是免受劫掠。但有时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也会进行互利互惠的交换。

一直以来，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语言群体，或文化群体。在各历史时期，欧亚大草原上生活着众多不同的游牧民族。公元1世纪至3世纪，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人和阿兰人（Alan）控制了多瑙河至里海的西部草原。他们将自公元前3世纪或公元前2世纪起就生活在此、同样属伊朗语族的斯基泰（Scythian）游牧民驱逐出境。此后一直到公元6世纪，突厥语族的游牧民控制了多瑙河至中国的大片草原。中世纪中期，蒙古语族的游牧民入侵欧洲，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游牧民族。公元9世纪末出现在欧洲中部的马扎尔人（Magyars）和他们的匈牙利后裔一样，讲的是芬兰－乌戈尔语（Finno-Ugrian），说明他们可能起源于欧洲东北部的森林地区。因为除欧洲中部之外，东北部的森林地区是唯一讲芬兰－乌戈尔语的地区。

匈人到底起源于哪支游牧民族，我们并不清楚。和其他罗马史料相比，阿米安·马塞林有关匈人的记载最为翔实，但他也没有说明匈人的起源问题。阿米安只是提到匈人起源于黑海对岸“冰封的海洋附近”。他们不具备读写能力，因此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甚至连他们的语言至今还系属不明。即便没有其他线索，语言学家通常也能根据人名来确定系属关系，但这种方法在确定匈人语言的系属关系时也行不通。他们很快便开始采用日耳曼人的名字（或者也许是史料记录的是他们的日耳曼语名字，或是日耳曼邻近部落或臣服民对他们的日耳曼别称），因此留下来的匈语人名寥寥无几，无法形成可信结论。他们很可能不属于伊朗语族，但是否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属于最早入侵欧洲的突厥语族游牧民还有待证实。 由于信息不足，匈人的起源问题仍然是个不解之谜。历史学界一直就匈人是否就是古代中国史料中记载的匈奴（Hsiung-Nu）游牧民族的问题存在争议。

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匈奴人在单于 的率领下进犯中国汉朝的西北边境，以贡品的形式获得大量丝绸、贵金属和谷物。他们还争夺中国汉朝西部的重要领土，例如中国境内丝绸之路途经的塔里木盆地（丝绸之路始于公元前1世纪）。由于受到东汉军队的攻击，匈奴于公元48年分裂成北匈奴和南匈奴。南匈奴随后被同化，成为中国帝国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北匈奴则留居漠北，不断袭扰东汉边境，直到公元93年，东汉政府利用鲜卑人——另一游牧民族——发动攻击，在漠北击败北匈奴。大量北匈奴投靠鲜卑人（据说有10万户），其余则“向西”逃亡。此后，在中国史料中再也没有看到关于北匈奴的记载。

影响罗马帝国历史的这部分匈人是在公元4世纪中后期突然出现在罗马史料中的。从表面上看，人们很容易就将这部分匈人等同于西迁的北匈奴。但这样做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即从北匈奴在中国史料中消失到匈人在罗马史料中出现之间间隔近300年（从公元93年到公元370年前后），而且中国与罗马之间相距3500公里。此外，罗马史料中记载的匈人与匈奴人的政体形式完全不同。自公元48年起，后者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都有各自的单于。但入侵欧洲的匈人只有各种等级的首领，没有拥有独断权的领导人物。留存下来的人种描述也对此提出质疑。北匈奴人通常蓄长辫，而入侵欧洲的匈人则没有蓄发。两者使用的武器类似，考古发现的遗物中也都有青铜水壶。鉴于这种情况，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关联，但入侵欧洲的匈人是公元93年开始西迁的北匈奴的后裔这一说法显然行不通。欧亚大草原虽然一望无垠，但即便是在当时，横穿草原也不需要花300年的时间。此外，同多数游牧民族的政权一样，北匈奴是由匈奴部落和其他臣服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因此，入侵欧洲的匈人的祖先即便属于这个部落联盟，也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北匈奴。所以，即便公元4世纪的匈人和公元1世纪的北匈奴彼此存在什么联系，他们之间也已经历了300年的历史，早已是沧海桑田，白云苍狗了。

罗马史料也只是记载了匈人入侵欧洲边缘的大致原因。据阿米安所称，匈人“极其野蛮”，“心中充满着掠夺他人财物的欲望”。罗马史料通常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最终到达欧洲边缘实属偶然。一天，一些匈人外出狩猎，他们跟随一头雌鹿穿过沼泽，踏上一片此前从未听说过的土地。受这一观点的影响，20世纪初有学者认为，几个世纪以来，匈人一直在欧亚大草原的不同地区游牧，然后机缘凑巧，来到欧洲边缘。 但之后，人类学家发现游牧民族并非随意迁徙，而是周期性地在相对固定的牧场之间流动放牧。鉴于放牧权对游牧民族而言至关重要，并受到严密看护，在牧场之间的迁徙绝对不会具有偶然性。

遗憾的是，我们只能猜测匈人西迁的动机。追踪雌鹿的偶然说的结论是，狩猎人员回到营地，汇报新发现的神奇土地。阿米安把他们西迁的动机归结为攫取经济利益。黑海北岸国富民丰，招致匈人入侵。这一观点看上去完全说得通。虽然相比而言，欧亚大草原的西部牧场面积不大，但是十分肥沃，一直生活着众多游牧民族。当时，生活在黑海北岸的是罗马帝国的藩属部落。他们同地中海地区有着各种经济往来，经济相对发达，生活富裕，无疑也引起匈人的垂涎。但对此后更为我们所了解的游牧民族而言，牧民西迁通常与躲避阿瓦尔人（Avars）有关。阿瓦尔人是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联盟，不断骚扰中国的北方边境。他们为了逃避突厥的征讨，迁入黑海北岸，给欧洲造成的影响几乎与早于他们两个世纪的匈人造成的影响相当。同样，公元9世纪末，马扎尔人为了逃避佩切聂格人（Pechenegs）的攻打，向西迁入匈牙利。就匈人而言，我们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他们西迁的动机是为了攫取财富，还是为了躲避另一游牧民族，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其可能性。在更东边的地区，公元4世纪下半叶，笈多（Guptas）自印度北部扩张至丝绸之路；公元5世纪初至中叶，哒人统治里海（Caspian Seas）及咸海（Aral Seas）一带。早在公元4世纪50年代，这种政权的重组就已经对欧亚大草原东部产生了深远影响，迫使匈尼特人（Chionitae）迁入波斯帝国里海以东地区的边缘。 这也可能是匈人西迁的原因。

虽然匈人的起源和西迁动机仍是未解之谜，但他们是哥特人公元376年夏天迁入多瑙河地区的根源，这一点毋庸置疑。人们普遍认为，当时哥特人迁入多瑙河地区是为了逃避突然出现在黑海北岸的大批匈人。他们仓促逃至多瑙河河畔，向罗马帝国寻求庇护，请求迁入帝国境内。匈人实际上一直紧随其后。一旦哥特人抵达罗马境内，匈人便立刻占领多瑙河附近地区。现代研究对当时情况的叙述大多归结为以下几点：匈人于公元375年至376年突然入侵欧洲；哥特人于公元376年仓皇逃往罗马帝国；自公元376年后，匈人统治了多瑙河以北地区。

这种观点的依据是阿米安的记载。他描绘了一幅哥特人仓皇逃生的生动画面：“消息传遍各哥特部落，迄今为止都尚未听说的一支游牧民族突然出现，有如高山上袭来的暴雪，势不可当，所到之处或被占领，或被摧毁。”然而，我们需要透过修辞看到阿米安实际传达的信息。匈人征服阿兰人之后，开始袭击格鲁森尼人。率领格鲁森尼人抵抗匈人的是厄门纳里克（Ermenaric）。他最终放弃抵抗，貌似牺牲自己，成为祭品，祈求神灵保护族人的安全。 阿米安措辞含糊，但在一些古代部落的文献记载中，将部落的命运归结为首领的举措这一点值得注意。在艰难时刻，部落深陷不幸被看作众神显灵，表明原首领冒犯了众神，应被当作祭品献祭给众神，以平息众神的怒气。厄门纳里克死后，维提米尔（Vithimer）担任首领，继续抵抗匈人，但最终战死沙场。

之后，阿拉提（Alatheus）和萨伏拉克斯（Saphrax）以维提米尔之子维特里克（Vitheric）的名义统领格鲁森尼人。他们决定退到德涅斯特河附近。此时，阿塔纳里克率领的一支瑟文吉部落正遭受匈人的追击，也退至德涅斯特河附近。他们看到河岸已经聚集了一支部落，便撤回喀尔巴阡山附近的腹地。阿塔纳里克企图在此建筑防线，遏制匈人进攻的势头。在我看来，这道防线很可能是罗马在奥尔特河（River Olt）河边的防线——特兰萨鲁塔努斯防线（Limes Transalutanus）。 但阿塔纳里克的计划落空。瑟文吉在建筑防线时，遭受匈人连续进攻，摧毁了他们对阿塔纳里克的信心。就此，大部分瑟文吉脱离他的统治，在阿拉维乌斯和佛瑞提根的率领下迁至多瑙河河畔，请求罗马的庇护，允许他们迁入帝国境内。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率领的格鲁森尼人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跟随瑟文吉来到多瑙河附近（地图5）。

事情发展非常迅速。维提米尔战死后，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很快便来到多瑙河附近。事情前后经历的时间并不长。从维提米尔战死到哥特人公元376年夏末或是初秋到达多瑙河附近，总共可能不到一年时间。原则上，即便是几个月的时间，也足够他们迁到多瑙河附近了。那么维提米尔可能是在公元375年年中到376年年初战死的。鉴于对农民而言，逃亡的最佳时机是在收获之后，格鲁森尼人极有可能是在公元375年夏末或是初秋启程逃亡多瑙河。

然而，格鲁森尼人在匆匆逃离前还是做了拼死抵抗。我们无法确定战争的确切年代，因为阿米安并没有明确记载战争的时间。但他的记载也提供了一定线索。阿米安首先提到厄门纳里克抵制匈人的袭击“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的继任者维提米尔多次被匈人打败，直到战死。我们无法确定格鲁森尼人和匈人抗衡了多长时间，但维提米尔死后，格鲁森尼人显然结束长期抗战，迅速退到德涅斯特河附近。正是他们撤退的决定加速了最后危机的到来。格鲁森尼人之前抵御匈人的进攻持续了多长时间还有待商榷，但时间的长短确实与匈人行动的性质存在一定关系。

为了获得迁入帝国境内的许可，哥特人首先派特使离开多瑙河前往瓦伦斯皇帝的驻地，向他陈述情况。然而，瓦伦斯人在安条克。这意味着哥特特使需往返1000公里。即便这样，特使们也没有却步。他们一到安条克便和瓦伦斯商谈，双方形成决议，然后向多瑙河边界的罗马指挥官发出公文。这一切很可能发生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与此同时，大批的哥特人继续驻扎在多瑙河附近，耐心等待罗马允许他们迁入帝国境内。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表明此时匈人对哥特人发动攻击。而且，袭击阿塔纳里克的是一些匈人小部落。他们有时掠夺财物太多，不便追击。 因此，这群匈人只是一群劫匪，而非征服者。此时的匈人在政体上没有拥有独断权的领导人物，只有各种等级的首领，他们独立行动的可能性非常大。例如，维提米尔在率领格鲁森尼人抵抗匈人时，他也能招募其他匈人部落的成员替他作战。 公元375年至376年，并没有大批匈人紧追仓皇逃亡的哥特人。相反，独立的匈人部落之间却在千方百计地争斗。

事实上，匈人并没有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征服”哥特人，而是哥特人决定撤离日渐危险的居住地。直到20多年后，即公元395年，大部分匈人仍停留在黑海以东地区，实际在高加索北部一带，不在多瑙河河口附近。 而且公元376年后的10多年里，在多瑙河下游继续侵扰罗马边境的既不是瑟文吉部落，也不是格鲁森尼部落，而是其他哥特部落。公元386年，奥德提乌斯（Odotheus）率领的另一支格鲁森尼部落在多瑙河下游向罗马发起猛攻。大约在同一时期，没有跟随阿拉维乌斯和佛瑞提根迁至多瑙河附近的瑟文吉部落的剩余人员则在喀尔巴阡山一带行动。

金弓

尽管如此，匈人的到来依然给罗马带来了深远影响。虽然多瑙河边界和其他边界一样，经常遭受小规模侵袭，但很少发生战略性变革。在黑海北岸，罗马帝国仅经历过两次战略性变革。气候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是这一地区的主要特征。喀尔巴阡山和顿河一带降水充足，尤其是河谷地区，适宜农业耕种，但顿河以东地区种植谷物需要灌溉。而这一带南部、黑海海岸附近的地区则比较干燥，形成大片草原。因此，从生态角度而言，欧洲边缘的这些邻近地区适宜游牧民族和农耕人口的居住。在古代，这一带先后由不同民族占领。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斯基泰游牧民、日耳曼语族的农耕人口和巴斯塔奈人等都在此不断繁衍。公元元年前后，他们的统治被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游牧民中断。200年后，农耕民族哥特人向喀尔巴阡山以东、以南推进，将统治向东扩张到顿河一带，制伏残留的萨尔马提亚人。那么，是什么使匈人得以在公元4世纪下半叶恢复这一带的军事平衡，让游牧民族重新统治该地区的呢？

罗马很快就认识到匈人的军事实力。虽然阿米安没有详细记载对匈人的战役，但对匈人的作战做了大致描述，切中要点：

［匈人］作战时呈楔形阵形……他们装备轻便，行动敏捷，出其不意，总是突然分散成小队人马，四处进攻，杀人如麻……他们远攻时使用的箭矢与众不同，箭镞用兽骨制成，打磨得非常尖锐，灵巧地安装在箭杆上。他们擅长马上作战，近攻时执剑肉搏。

公元6世纪史学家佐西姆斯（Zosimus）借鉴了公元4世纪的史学家尤纳皮乌斯（Eunapius），也对匈人做了形象的描述：“［匈人］完全不能，也不知道，如何徒步行军作战。但他们的骑兵通过适时迂回、冲锋、撤退以及射击，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杀敌无数。” 这些史学家的描述清楚明了。匈人军队由骑兵构成，尤其是弓骑兵。他们能够远距离作战，扰乱对方的阵形和军心，然后再发动近攻，用弓或刀屠杀敌人。匈人军队的关键在于其骑兵都英勇无畏，擅长骑射，能够以小分队的形式作战。正如许多评论指出的那样，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生活艰难，他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技能以及骏马成为他们作战的优势。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历史也反复印证了这一点。

但这对于欧亚大草原上的所有游牧民族而言都是一样的，并不能解释匈人尤其强悍、所向无敌的真正原因。除了哥特族日耳曼人之外，他们也征服了伊朗语族的阿兰人等其他游牧民族。他们是如何制胜的呢？双方都擅长骑术，但作战的方式不同。匈人弓骑兵装备相对轻便，行动敏捷。而阿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一样，主要是重装骑兵——罗马人称之为铁甲骑兵。骑马者和坐骑都穿挂鳞甲，使用的兵器主要是长矛，辅以长的骑刀，以小队人马的形式作战。这样，答案就越来越清晰了。在帝国初期被萨尔马提亚人击败并夺走黑海北岸统治权的斯基泰人和匈人一样，都擅长骑射，并且采用的战术也非常相似，但在当时，他们使用的兵器主要是长矛，而非弓。那么，为什么弓会在三个世纪之后取代长矛，成为主要兵器呢？

答案并不在于匈人使用的弓的基本构造。匈人和斯基泰人使用的都是所谓的“草原上的秘密武器”。西方人谈到弓时，通常都会想到用整块木料制成、用力开弓即可形成简单凹形的长弓。但草原上游牧民族使用的弓截然不同。首先，他们使用的是复合弓。复合弓用木材做弓臂的主体，多层叠合，再在弓臂外侧贴装动物肌腱，内侧贴装用动物角做成的薄片，这样用力开弓时，筋可以伸展，角可以回缩。放箭后，复合弓还可以向反方向弯曲，因此又称作反曲弓。用来黏合木臂、筋和角的是用鱼骨和兽皮制作的黏合性极强的动物胶。全部工序完成后，制成的弓威力无比。巴尔喀什湖（Lake Balkhash）一带发现的随葬器物中就有这种复合弓的遗物，一般是做成薄片的动物角，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因此到公元4世纪，复合弓已不是什么新式武器了。

匈人制伏其他游牧民族的关键可能在他们使用的复合弓的一个细节上。一直以来这个细节都没有得到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当时，匈人和斯基泰人都使用复合弓，但斯基泰人的复合弓弓长约80厘米，而在墓葬中发现的少量匈人的复合弓要大一些，有130—160厘米长。当然，弓的威力与大小成正比。但骑兵适合使用的弓最大只能在100厘米左右。骑兵需要将弓竖直举在自己正前方，因此弓过长的话，会碰到马的头部，或绊到缰绳。但匈人弓的形状并不对称——这就是问题的答案所在了。弓把位置偏下。正是这种设计使得匈人能在马上使用较长的复合弓。当然，这种弓也有其弊端，灵活性降低，并且由于形状不对称，骑射兵在使用时需要校准瞄准偏差。但与斯基泰人形状对称的80厘米长的复合弓相比，匈人130厘米长的不对称弓的威力要大得多。和斯基泰人的弓不同，匈人的弓使骑射兵能在安全距离内放箭穿透萨尔马提亚人的盔甲。

反曲弓用起来和现代的土耳其弓有些类似。土耳其弓一般长110厘米，但由于主要用于步兵，而非骑兵，其形状对称。当然，土耳其弓也经历了1000年的发展，比基本设计相同的中国弓和亚洲弓威力更强。对于用惯长弓的欧洲人而言，土耳其弓的威力令他们咋舌。1753年，哈桑·阿贾（Hassan Aga）射出古代史和近代史上最远距离，总射程达584码1英尺，约534米。他是家喻户晓的冠军，但射程超过400米并不少见。土耳其弓威力无比。在100米范围内，土耳其弓可以放箭穿透1.25厘米厚的木板，箭头伸出5厘米多。由于匈人使用的复合弓形状不对称，并且骑射兵不像步兵弓箭手那样脚能站稳，因此公元4世纪匈人复合弓的威力应该略小于土耳其弓的威力。匈人骑兵没有马镫，但他们使用的木质马鞍很沉，这样骑马者在射箭时就能用双腿夹紧，保持身体平稳。尽管如此，匈人骑射兵很可能在150—200米范围内击败无护甲的哥特对手，在75—100米范围内击败重装阿兰骑兵。这些距离足以让匈人占据巨大的战术优势。据罗马史料记载，匈人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

除了复合弓之外，匈人还有其他武器。匈人骑射兵从远处扰乱对方阵形后，再策马逼近，用剑同对手厮杀。他们还经常用套索将对手捆住，令其动弹不得。有证据表明地位较高的匈人还穿着甲胄。但反曲弓是他们的主要武器。到公元4世纪中叶，精心改进后的反曲弓能够抵挡萨尔马提亚铁甲骑兵的进攻。可以想见，如公元5世纪史料所说，匈人非常清楚，他们的复合弓与众不同。据底比斯（Thebes）的史学家奥林匹奥多罗斯（Olympiodorus）记载，公元410年前后，匈人首领都对自己的高超箭术引以为豪。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公元375年时情况就已经是这样了。最伟大的匈王阿提拉（Attila）突然逝世的当天晚上，罗马皇帝马尔西安（Marcian）梦到“神站在他身旁，告诉他阿提拉的弓在那晚折断了”。 同样，考古发现也表明匈人的弓是至高权力的象征。考古学家在四处墓葬发现的弓的残骸或完全或部分裹有黄金外壳，上面还雕刻了图案。其中有一把纯粹是象征性的——只有80厘米长，外面有黄金外壳，根本无法弯曲。另外三把是标准长度，很可能是装饰了黄金外壳的真武器。 弓作为匈人赖以夺取军事统治权的秘密武器，经过这样一番装饰就成为政治权力的有力象征。有了这样一件秘密武器，匈人便控制了欧亚大草原的西部边缘。

阿米安·马塞林说得没错，发动战争、迫使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于公元376年夏末或初秋迁至多瑙河河畔的正是匈人。此时，受到匈人崛起影响的已不仅仅是黑海北岸的各部落，它还让帝国东部的瓦伦斯皇帝陷入两难境地。成千上万的哥特人失去家园，突然出现在帝国边境，请求庇护。

避难者

大量史料在叙述哥特难民的问题上呈现少有的一致性。当时根本没有人认为大批哥特难民突然涌现，意欲迁入帝国境内是个问题。相反，瓦伦斯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因为他在这批失去家园的难民身上看到巨大机遇。据阿米安记载（多数史料都有类似记载）：

大家对哥特难民到来的欢喜胜过担忧。受过精英教育的官员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称赞皇帝有福气，这么多年轻的新兵自动送上门来，罗马军队联合外来力量后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此外，虽然失去了每年向帝国缴纳的行省税，但仍将会有大量税收流入国库。

这样瓦伦斯一举两得，既扩充了兵力，又获得了黄金——通常情况下，二者不可兼得。也难怪瓦伦斯对此自鸣得意了。

多数史料对哥特人渡过多瑙河（很可能是在杜罗斯托鲁姆要塞附近）（地图6）迁入帝国境内后出现的问题也做了大致相似的叙述。现代研究往往把问题归咎于当地行政官员欺诈敛财。移民中一出现物资紧张的情况，这些官员就利用黑市趁机敛财，以卖身为奴作条件交换粮食。可以想见，移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罗马军队，尤其是卢皮奇努斯（色雷斯伯爵）率领的色雷斯野战军的介入反而使事态愈加恶化。他先是从黑市牟取暴利，然后又逼迫哥特人迁往区域首府马西安诺堡（Marcianople）（地图6），并将他们拒之门外。后来，他设宴招待哥特人的首领，企图暗杀他们，但未遂。哥特人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发动暴乱。 把问题归结为瓦伦斯缺乏远见、罗马军队指挥官贪婪敛财和哥特人恢复野蛮本性看似环环相扣，浑然一体，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首先，罗马对难民采取了一贯的移民政策。公元376年，自愿或非自愿移民对罗马帝国而言已经屡见不鲜了。纵观历史，罗马一直都在吸纳外来人口，既有人不断迁入罗马，寻求发迹机会（如前文所述，加入罗马军队），也间或有大规模的移民涌入。对于后者，还有一个术语称之为“接纳”（receptio）。据公元1世纪碑文记载，尼禄（Nero）时代的行省总督将10万（移民）“从多瑙河［北岸］”迁至色雷斯。公元300年四帝共治时期，罗马皇帝将成千上万迁入帝国境内的达契亚卡尔皮人沿多瑙河安置在匈牙利至黑海沿线。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初，罗马还经历了多次类似规模的移民涌入。虽然罗马没有出台任何移民政策，但也逐渐形成一定的惯例。如果罗马和意欲迁入的难民关系良好，并且批准他们自愿迁入的话，移民中的年轻男子将被纳入罗马军队（有时组成一支新的分队），其余则迁往帝国各地，成为自由农民，辛勤耕作，缴纳税款。例如，公元359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利米甘特族（Limigantes）萨尔马提亚人就达成了这种协议。 如果罗马和迁入帝国境内的移民关系一般，尤其是，如果这些移民是战俘的话，他们的待遇就会严苛得多。适龄男子可能仍会被纳入军队，但罗马通常会采取更严厉的保护措施。例如，公元409年罗马俘获一群斯基利人（Sciri）后颁发的敕令表明，25年（即一代人的时间里）之内不得在这批战俘中招募新兵。其他人也同样成为农民，但条件更加苛刻。公元409年被俘的斯基利人中许多人被卖为奴，其余则成为佃农，按条款要求迁至巴尔干半岛——他们被俘的地方——以外的地区。当时的移民要么加入罗马军队，要么成为农民。但不管怎样，基本上都还是有办法让移民照办的。

然而，史料记载的允许移民迁入帝国境内的例子都还有一个共性——皇帝都对移民存有戒心。他们无一例外都使用武力来确保自己对移民过程的掌控，要么先使意欲迁入的移民臣服，要么调配足够的军队来处理移民带来的问题。君士坦提乌斯和利米甘特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公元359年，大事不妙。一如既往，阿米安把问题归结为萨尔马提亚人的背信弃义。但问题可能并没有这么简单。不管怎样，局势在关键时刻变得混乱不堪：

皇帝出现在将坛上，把［萨尔马提亚人］看作即将归顺帝国的臣民，正准备发表一篇充满温语仁爱的演说。此时，有一个萨尔马提亚人突然失去理智，把他的鞋掷向将坛，大呼：“玛哈！玛哈（marha，利米甘特人作战时的呐喊）！”台下的群众突然跟随他一起举旗暴动，一拥而上，想要抓住皇帝本人。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最能说明问题：

虽然利米甘特人的暴动十分突然，罗马士兵也没有全副武装，但罗马军队大喊一声，便立刻冲向疯狂的利米甘特人……他们一路厮杀，毫不留情地将敌人践踏在脚下，不论死活，所到之处没有留下一个活口……暴动者被彻底击败，有的被宰杀，有的惊慌失措，四处逃散，还有的徒劳地乞求罗马士兵手下留情，结果还是被连砍数刀后杀死。

罗马和利米甘特人就移民问题经过仔细协商后，君士坦提乌斯才现身。所以事情本该进展顺利。但如果出现不测，也有大量罗马军队近在咫尺，最后被彻底消灭的还是利米甘特人。

这样看来，众多史料有关公元376年哥特移民问题大体一致的叙述中就有一个关键内容听起来并不那么可靠了。据记载，哥特人出现在多瑙河北岸时，瓦伦斯喜出望外。但在公元376年，罗马的军队明显没有控制当时的局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迁入帝国境内后，情况开始恶化，罗马军队没能恢复当地秩序。卢皮奇努斯虽然应为哥特人的暴乱负一定责任，但是他手头根本没有足够兵力维持治安。宴会之后，他立刻召集现有军队投入战斗，但还是被哥特人彻底击败了。 就普通的移民情况而言，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对罗马至关重要。如果在军事上没有占据绝对优势，那么史料有关瓦伦斯对哥特人出现在多瑙河河畔喜出望外的说法就不可信了。

巴尔干半岛兵力紧缺的理由非常简单。公元376年夏，瓦伦斯正深受来自东部防线威胁的困扰，而且波斯威胁已持续了一段时间。如第三章所述，公元369年，瓦伦斯和阿塔纳里克议和，因为波斯对亚美尼亚和伊比利亚存有野心，他急于抽调兵力到东方前线对付波斯。自公元371年起，瓦伦斯趁波斯东部领土遭受侵袭取得一些重大胜利，重新任命高加索地区的统治者。但公元375年，波斯的“诸王之王”沙普尔卷土重来。瓦伦斯心意已决，于公元376年夏天派遣三个使团，要求沙普尔撤兵，否则罗马将出兵迎战。瓦伦斯摆出如此强硬的外交姿态，必然需要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为此，他不仅亲自赶往对波斯作战的地区总部安条克，而且还将大部分野战兵力也调配到东部防线。所以，当哥特难民出现在多瑙河北岸时，瓦伦斯已深深卷入东部的战事。他要想策略性地抽调兵力，或是仅仅把兵力调回多瑙河，至少也得花一年时间。

瓦伦斯可能一时仍在期望多瑙河危机可以应付得过去，自己仍能继续在高加索一带与波斯抗衡，甚至像史料记载的那样，还能招募到哥特新兵。然而，鉴于罗马不像往常一样在此次多瑙河移民事件中占据绝对的军事优势，我们也可以认为瓦伦斯行事谨慎，对潜在的问题心存戒备。现有证据表明他行事确实谨慎。如前文所述，可以明确的是，在到达多瑙河河畔的两支哥特部落中，只有瑟文吉获准迁入帝国境内。 格鲁森尼人被拒之门外，并且巴尔干半岛可调配的军队和舰船都被派驻在多瑙河对岸，阻止他们渡河。 因此，瓦伦斯并没有仓促批准所有哥特人迁入帝国境内，为他既提供新兵，又充实国库。

我们再仔细探讨一下瓦伦斯和瑟文吉的关系。没有史料详细记载瓦伦斯和瑟文吉达成的条款内容，而且由于瑟文吉的暴乱，这些条款也没能全面实施。双方的新关系肯定是以哥特人作为投降者——“归降”——的形式呈现在罗马公众面前，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君士坦丁和瓦伦斯此前与瑟文吉达成的协议也都被描述成是罗马对瑟文吉的胜利，尽管双方的关系并非如此（参见本书第二章）。一切迹象都表明公元376年达成的协议有不同寻常之处，严重向哥特人倾斜。首先，一反常态，哥特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选择定居地。通常情况下，由皇帝来决定移民的安置地点，而且往往会将移民分散安置在帝国各处。但公元376年，双方就瑟文吉只能迁入色雷斯一事达成一致，而且这是瑟文吉提出的要求。定居地的组建细节我们并不清楚，尤其是有关瑟文吉是否集中居住，仍保留其政治、文化身份的关键问题我们无从知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非常罕见的情况。但鉴于他们都能选择自己的定居地点，将允许瑟文吉集中居住写进协议的条款也完全有可能。除此之外，我们只知道瑟文吉向罗马提交人质，年轻男子加入罗马军队，以及协议还设想哥特人会像公元332年至369年期间一样，大量加入辅助部队，参加特定战役。此外还有增强信任的举措，例如瑟文吉首领还宣布愿意改信基督教。

同哥特人的协议被描述成是对哥特人的胜利这一事实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存在。从细节来看，协议在军事和外交上都偏离了罗马的一贯做法。瑟文吉在公元376年获得的条款甚至比被当作朋友的移民获得的都优厚。因为在多瑙河防线缺乏足够的军事影响力，瓦伦斯不得不放弃久经考验的一贯做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在批准瑟文吉迁入帝国境内时小心翼翼。事实上，各种迹象表明他也确实非常谨慎。

如前文所述，瑟文吉暴乱主要是因为多瑙河一带粮食紧缺，黑市猖獗。哥特人可能在公元376年秋天和初冬一直滞留在多瑙河一带，直到那年年底或是来年初春才向马西安诺堡迁徙。即便发动暴乱，他们也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因为“所有生活必需品都被集中在固若金汤的城市里。敌人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要围攻这些城市，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样进行围攻”。这里描述的是公元377年夏天的情形，距离作物收割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罗马人似乎早已特意把公元376年收获的粮食都转移到哥特人无法攻克的要塞里。鉴于罗马的行政局限性，对罗马中央政权而言，养活一大批瑟文吉难民并非易事。它必须周密规划，保证自己军队的粮食供给。当然，哥特人在这个关头也无法自己种植粮食，因为他们和罗马的协商还没有进展到确定安置地这一步。一旦他们储备的粮食耗尽，粮食供给就成为瓦伦斯控制他们的杠杆。

瓦伦斯还迅速向他的侄子（瓦伦提尼安一世的儿子）、帝国西部的皇帝格拉提安请求军事援助。我们的老朋友演说家兼哲学家德密斯修是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元老，瓦伦斯的心腹。他很可能是公元377年来到罗马，发表了他的第十三篇演说。德密斯修可能是在格拉提安登基十周年庆典上发表的这篇毫无创意、单调乏味的演说，称颂格拉提安是柏拉图式的理想君主。与演说本身相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德密斯修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在帝国的西部。而且，他自己也明确指出，他是从叙利亚快马加鞭赶来的：

……我几乎是日出而行，日落而歇，一路马不停蹄地从底格里斯河赶来大洋边［大西洋，即帝国西部］。我的旅程匆忙，跨越大地，正如您［苏格拉底（Socrates）］常说的厄洛斯（Eros）曾做到的那样日夜兼程。我风餐露宿，衣衫褴褛……

德密斯修赶往罗马的速度比这篇乏善可陈的演说听起来要快得多。这表明他的使团此次出使帝国西部还有一个更紧迫的任务。我们可以从公元377年夏天帝国西部的军队介入东部巴尔干半岛的行动中找到一些线索。帝国西部的军队在巴尔干半岛的行动肯定是在公元376年年底至377年年初事先协商好的，甚至有可能是在瑟文吉发动暴乱前就已经协商妥当。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德密斯修一行人才马不停蹄、跋山涉水赶往罗马。他们身负重任，与格拉提安协商帝国东西部联手应对突如其来的哥特问题。

此时多瑙河一带上演的一系列事件也十分蹊跷，表明瓦伦斯实际上十分谨慎。我们前面谈到，粮食的紧缺状况日益严重，哥特难民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卢皮奇努斯逼迫瑟文吉迁往区域首府马西安诺堡。但为了监督瑟文吉，卢皮奇努斯不得不调动用于阻止格鲁森尼人渡河的军队。瑟文吉最终还是迁往了马西安诺堡，但格鲁森尼人也趁机渡过多瑙河进入帝国境内。作为指挥官，卢皮奇努斯肯定是心急如焚。很显然，情况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据阿米安记载，更糟的是，瑟文吉只是慢慢地向马西安诺堡迁徙，好让格鲁森尼人能跟上他们。［格鲁森尼人渡河的地点可能是在萨西达瓦（Sacidava）或是阿克西欧波利斯（Axiopolis），位于瑟文吉渡河地点的东部。］（地图6）瑟文吉距离马西安诺堡还有大约15公里时，卢皮奇努斯设宴招待他们的首领。下面是阿米安叙述的宴会情形：

卢皮奇努斯设宴招待阿拉维乌斯和佛瑞提根，然后派兵把守，禁止蛮族人进城……城中居民和城外的难民之间发生争执，最后愈演愈烈，引发冲突。随后，蛮族人……杀害大量士兵。卢皮奇努斯秘密得知此事后……处死在外等候的瑟文吉随从。围在城外的［哥特人］听闻消息，以为阿拉维乌斯和佛瑞提根被强行扣留，怒不可遏，渐渐越聚越多，要为他们的首领报仇……佛瑞提根机智过人，担心自己会和其他人一起成为人质，便大声喊道，如果不让他们出去平息瑟文吉的怒火，［罗马人］将会损失惨重……一获得卢皮奇努斯的同意，他们便离开了。

我们很难知晓事情的详细经过。从表面来看，卢皮奇努斯袭击瑟文吉首领是因误会和恐慌而起。但在宴会上劫持人质是罗马在处理边境问题时的惯用手段。

清除危险或是具有潜在危险的首领是扰乱敌军军心的绝佳手段。阿米安还记载了在短短24年内发生的另外4起罗马指挥官在宴会上趁机扣押敌军首领的事件。其中一起是地方指挥官自作主张，另外三起则都是皇帝直接授意。在其中一起事件中，莱茵河的指挥官收到一封密函，并要求他在阿勒曼尼首领渡河进入罗马境内之前不得拆封。等阿勒曼尼首领渡河后，指挥官拆开密函一看，是命令他将阿勒曼尼首领转移到西班牙的密令。我怀疑卢皮奇努斯也收到类似的指令。瓦伦斯人在安条克，多瑙河的指挥官从提出请求到接到指令要花几周时间，因此他们没法事事都向瓦伦斯请示。所以，在处理瑟文吉的问题上，卢皮奇努斯接到的指令肯定给他留有很大余地。尽管如此，我觉得在哥特人问题上，如果没有悉心指示卢皮奇努斯在各种情形下该怎样采取行动，瓦伦斯是不会听任他不管的。一大批没有臣服的哥特人在罗马军队的主力被调离多瑙河时出现在帝国领土之上，这个潜在危险太大，瓦伦斯不得不深思熟虑。我猜想卢皮奇努斯接到旨意，如果形势失控，他应该尽力扰乱哥特人的军心。我们已经说过，扣押敌军首领是罗马的惯用手段。但一切都取决于卢皮奇努斯。结果，他选择最不明智的做法，接连两次都是这样，而且都半途而废。因此，换来的不是与瑟文吉的和睦相处（即便得借助武力），也不是他们群龙无首的反抗，而是颇有声望的领导率领的有组织暴动。

瓦伦斯正深陷对波斯的战争中，他会乐意看到多瑙河防线混乱不堪吗？与帝国批准的其他移民情况相比，很显然，瓦伦斯不可能像史料中一致叙述的那样，对大批哥特难民出现在多瑙河河畔喜出望外。我们已经知道，在帝国的理念里，蛮族人必须以恭敬顺从的姿态呈现。无论公元376年发生的事情背后存在多大的恐慌，皇帝的政策都必须以对帝国有利而非迫不得已的政策的形式呈现在纳税人面前。阿米安的记载给了我们强烈的暗示。他在叙述中提到“受过精英教育的奉承者”（ eruditis adulatoribus ）极力夸赞瓦伦斯对哥特人的政策。 我们立刻会联想到为公元369年瓦伦斯与阿塔纳里克和谈做粉饰的德密斯修。

公元376年夏天，他也在叙利亚，之后才突然启程前往帝国西部。我猜想他也发表了类似公元369年发表的演说来说服帝国东部的宫廷，批准大批尚未臣服的哥特人迁入帝国境内实际上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糟糕，反而是件好事。因此，史料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致叙述体现的是瓦伦斯为自己政策所做的开脱，而非采用该政策的原因。

因为匈人的入侵，罗马帝国和大批哥特人之间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这当然不是皇帝本人的意愿，至少他并不想让两者的关系以这种形式呈现。哥特人也有他们的顾虑。他们并非轻易决定迁入帝国境内，寻求庇护。瑟文吉是聚集在一起经过仔细讨论才决定脱离阿塔纳里克的。 我们不难想象他们犹豫不决的样子。要做出移民这样一个强大邻国的决定并非易事。鉴于边境信息灵通，他们很可能已经得知瓦伦斯正深陷波斯战争，因而多瑙河一带兵力紧张。他可能暂时愿意做出让步，但不能确保之后会不会改变态度。因此，哥特人从长计议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既要为眼下也要为将来应对强大的罗马帝国做好准备。

虽然罗马已经对他们区别对待，但瑟文吉仍和格鲁森尼人保持密切联系。因此，如前文所述，卢皮奇努斯强迫他们迁往马西安诺堡时，瑟文吉已经知道格鲁森尼人已渡过多瑙河，因此放慢了迁徙速度。 瑟文吉正在朝着虎穴迈进。即便他们受到的待遇看上去比格鲁森尼人的要优厚，联合尽可能多的哥特人对付在兵力和资源上都占绝对优势的罗马帝国也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当然，这样一来，他们就违背了和瓦伦斯达成的协议精神。但从长远来看，如果瓦伦斯可以改写公元376年协议的话，哥特人也可以。

在我看来，这才是故事的真实一面。匈人使哥特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双方都彼此猜忌，没有完全遵守公元376年被迫达成的协议。协议没有奏效其实并不意外。现在，双方的军事较量显然势在必行，其结果将决定哥特移民与罗马帝国间更持久的解决方案走向如何。

哈德良堡战役

卢皮奇努斯在宴会上谋害瑟文吉的首领未遂。第二天清晨，武装冲突爆发了。由于卢皮奇努斯的暴行，佛瑞提根返回后，在马西安诺堡附近实施第一轮劫掠。对此，卢皮奇努斯召集所有兵力，朝城外15公里处的哥特营地进军。很快，他的军队败下阵来。除了卢皮奇努斯外，只有极少人逃生。公元377年初，战争正式开始，持续至少6个战季，直到公元382年10月3日才恢复和平。 阿米安·马塞林详细记载了战争头两年到哈德良堡战役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讲述了所有实情）。哈德良堡战役之后的记载就没有那么翔实了。然而，可以明确的是，整个战争，即持续6个战季的战争，都仅限于帝国境内巴尔干半岛的各行省。纵观历史，这一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巴尔干半岛北部大体呈矩形，北部和西部较南部和东部略宽（地图6），地形以山地为主。半岛偏东地区有巴尔干山脉（Stara Planina，即哈伊莫司山，Haemus Mountains），平均海拔为750米，最高峰达2376米；更西边的罗多彼山（Rhodopes）则更加险峻，海拔略高，多个山峰高度超过2000米。最西边的是南北走向的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Dinaric Alps）。长期以来，这些山脉的石灰岩被侵蚀，形成石林和残峰，通常布满多刺的灌木，是巴尔干西部典型的喀斯特（Karst）地貌。沿山脉还分布着三片广阔的平原：北部的多瑙河平原、东南部的色雷斯平原以及罗多彼山和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之间的马其顿平原。半岛的另一地形特征是冲积丘陵盆地，由于降水和融雪侵蚀，在山间盆地形成肥沃的土壤。

巴尔干半岛的地形特征塑造了该地区的历史。显然，平原和丘陵盆地提供了彼此独立的可耕地，可能集中大量人口。这一地区山势险峻，再加上冬季严寒，只有两条主要道路联通各地：其中一条自北向南贯穿摩拉瓦河（Morava）河谷和瓦尔达尔河（Vardar）河谷，连接多瑙河、斯库皮（Scupi，现在的斯科普里，Skopje）和爱琴海（Aegean）的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另一条自西北向东南走向，也是从摩拉瓦河河谷开始，但在纳伊苏斯（Naissus，现在的尼什，Niš）左拐，一路穿过肥沃的丘陵盆地，途经塞尔迪卡（Serdica，现在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Sofia），越过苏西山口（Succi Pass），连接富饶的高地平原斯雷德纳哥拉（Sredna Gora），向色雷斯平原延伸。在罗马时期，这是一条军事要道。巴尔干半岛的地形也给各地区之间的交通带来困难。例如，罗多彼山东北和西南的交通极其不便，哈伊莫司山只有五个主要山口联通山脉的南北地区：西部的伊斯克尔河（Iskar）河谷，中部的特洛伊山口（Trojan Pass）和希普卡山口（Shipka Pass），东部的科泰尔（Kotel）和里斯基（Riski）。

公元376年，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已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统治长达300多年的罗马帝国。公元前146年，罗马征服马其顿，将半岛南部变成罗马的行省，统治了近500年。大体而言，罗马人对巴尔干半岛的地形是加以利用，而非改造。但有一个特例。除了两条联通各地的主干道之外，他们还修建了两条东西走向的道路，横贯巴尔干半岛。在半岛南部，早在公元前130年就已铺设的埃格纳提亚大道（Via Egnatia）久负盛名，自君士坦丁堡沿爱琴海一路向西到达塞萨洛尼基（这段路线的修建还算容易），然后直穿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的群峰和山谷，抵达底耳哈琴（Dyrrhachium，现在的都拉斯，Durres）。在埃格纳提亚大道北部，公元1世纪末，罗马军团在多瑙河切断喀尔巴阡山处的铁门峡谷（Iron Gates），凿开岩石辟出一条道路，连接多瑙河中游和下游地区。巴尔干半岛连接帝国东西部，罗马在修建干道问题上毫不敷衍了事。即便是在公元376年，对帝国皇帝而言，巴尔干半岛仍主要是连接帝国东西部的桥梁。众多资源被用于维护该地区的道路以及沿途的城镇和驿站。这些城镇和驿站为旅行者提供庇护，还为狄奥法内斯文件中记录的高速旅行提供后勤支持（参见本书第三章）。

出于帝国的需求，政府资金还被用于巴尔干半岛的另外两个地区。在匈人入侵黑海北岸之前的三个世纪里，哈伊莫司山北部的多瑙河平原一直是帝国的边境。罗马很早就在厄斯克尔（Oescus）和诺瓦埃（Novae）设立了重要的军团基地。到公元4世纪，方圆70公顷的区域首府马西安诺堡负责监督多瑙河边境的军事行动，沿河一带以及附近乡村还设有大大小小的要塞，戒备森严。此时，较大的平民聚居地也都筑墙加以保护，并且都具有协助作战的功能。在更南边的地区，决定政府财政支出的是政治需求，而非军事需求。在半岛的东南部，君士坦丁皇帝将古希腊城邦拜占庭（Byzantium）改建成君士坦丁堡。到公元4世纪中后期，君士坦丁堡已经完全成为帝国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有宏伟的城墙和漂亮的公共建筑，还获得大量投资，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建设港口设施和粮仓，处理埃及运来的粮食，以及引水渠，从100多公里外的山脉引水供给这片干燥地区上迅速膨胀的人口。君士坦丁堡是一个巨大的经济需求中心，除政府资金外，还居住着大批富裕的居民。贵族们不仅在城里建有宅邸，还在乡村拥有幽静、凉爽的住所，而且他们还需要各种服务设施。公元4世纪，巴尔干半岛东南部的经济空前繁荣，君士坦丁堡的现金源源不断地流入位于色雷斯平原的邻近城市。

巴尔干半岛上的其他罗马居住区都经历长期发展，一点一滴逐步演变成具有“罗马性”的城市。有些建立在古老的城市之上。亚得里亚海（Adriatic）海岸的许多居住区在罗马时期以前就早已存在。马其顿和黑海沿海地区更是如此。塞萨洛尼基、菲利波波利（Philippopolis）、阿其亚努斯（Anchialus）和奥德修斯（Odessus）等都是基于之前的希腊城市建成。这些地区不仅有名副其实的罗马式城市，各式各样的标准公共建筑一应俱全，还有欣欣向荣的乡村，随处点缀着地主阶层的豪宅。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区也有“严格意义上”的罗马式城市。公元4世纪，在多瑙河平原，罗马式城镇和别墅仍错落其间。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居住区可以被看作罗马防御工事的派生品。巴尔干半岛的地方议会中众多议员都是军团老兵的后代，很多别墅也都建在政府通常给予退伍士兵的土地上。许多人也因士兵的各种消费需求发家致富。但该地区罗马式城市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的动力，那些历史遗迹数量繁多，工程浩大，光靠政府支出是难以实现的。从菲利波波利经斯雷德纳哥拉（Sredna Gora）和塞尔迪卡直通摩拉瓦河谷的干道也同样不是仅靠政府支出就能修建起来。当然，政府支出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为真正意义上的罗马城市的发展创造了可能。这在丘陵盆地的大部分地区也不例外。地形和气候是巴尔干半岛发展的两大障碍。与帝国其他地区相比，该地区的城市数量要少得多，集中耕种的耕地比例也相应较低。但这两大因素并没有妨碍该地区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罗马世界。

战争爆发时，哥特人面对的巴尔干半岛大体就是这种情况。一切迹象表明，战争一爆发，格鲁森尼人便加入了战斗。 此时，他们已抵达马西安诺堡附近，处于罗马多瑙河沿线的军事防御带之中。考古学家在一些较小规模的要塞遗址发掘出的地层表明，要塞遭受损毁，时间可追溯到此次战争期间。但文字史料和考古发现都证明，哥特首领佛瑞提根像阿米安强调的那样，“没有攻城”。 公元4世纪初，罗马边境的要塞大多都建有巨大的U字形堡垒，用于发射投弹，杀伤力极强。哥特人要进攻要塞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驻军人数颇多，斯基泰行省有23支分队，下默西亚（Lower Moesia）有27支分队，重点部署在诺维奥杜努姆（Noviodunum）、阿克西欧波利斯（Axiopolis）、特洛斯米斯（Troesmis）、特兰斯马里斯迦（Transmarisca）、杜罗斯托鲁姆（Durostorum）和诺瓦埃（Novae）（地图6）。但驻军接受的训练主要是针对巡逻和小规模侵袭，而不是为大规模野地作战提供机动部队。尽管如此，卢皮奇努斯仍抽调大部分驻军兵力来拼凑自己的军队。因此，哥特人打败卢皮奇努斯时就已经摧毁了这一地区唯一的野战部队。如果剩余的驻军冒险单独行动的话，将遭受重创。这些军事基地不会对哥特人造成直接威胁，因此可以不予理睬。

此外，哥特人还有其他当务之急。他们还有很多旧账没算。多瑙河平原1月、2月白天的平均气温不会超过0℃。如前文所述，哥特人被迫在户外过冬，再加上黑市猖獗，他们的不满情绪高涨。而且，他们还迫切需要粮食。哥特人可能至少随身携带一部分公元376年收获的粮食，同时还从罗马获得一定量的食物，但不可能种植当年的作物。因此，哥特人洗劫完马西安诺堡的附近地区后，便将目光转向主干道连接的巴尔干半岛东南部繁华的大都会。

哥特人的下一站是哈伊莫司山南的哈德良堡，距马西安诺堡约200公里。卢皮奇努斯在马西安诺堡溃败后，罗马已经没有任何机会阻止哥特人越过哈伊莫司山。有一支哥特人组成的部队驻扎在哈德良堡，一直属于罗马军队，由苏里德阿斯(Sueridas)和柯里阿斯（Colias）领导。当北部暴乱的消息传到哈德良堡时，这群哥特人与市民之间发生冲突，决定与佛瑞提根为伍。据阿米安的记载，就在此时，佛瑞提根“建议他们袭击并摧毁哈德良堡附近的富裕乡村，因为这些地区依旧没有士兵把守，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抢劫”。从罗马的角度而言，袭击的结果令人胆战心惊：

［哥特人］小心翼翼地向前行进，遍布色雷斯的每个角落。他们的战俘，或是投诚者，向他们指出富裕村庄的位置，尤其是那些据说可以找到充足粮食供给的村庄……有了这些人的指引，哥特人烧杀劫掠，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他们见人就杀，不分男女老少，连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女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被杀，然后被他们掳走。幼年和成年男子被生生地从父母的尸体边拽开，强行带走。许多老人被双手反绑，流放他乡，对着化为灰烬的祖居泪如泉涌。他们悲叹自己幸存下来，却失去了财产和女人。

哥特人饥肠辘辘，胸中一腔怒火有待发泄。色雷斯平原的居民突然发现自己处于最前线，为那年冬天在多瑙河河畔发生的一切付出惨痛的代价。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罗马人主动协助哥特人洗劫同胞。有些是出于恐惧，但也有很多受压迫的农民是出于个人恩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并没有使所有罗马人都获得对等的利益。

对于这些灾难，罗马的反应是从东部调遣一批军队。瓦伦斯派遣幕僚、军队指挥官维克多（Victor）不惜一切代价向波斯求和。与此同时，他还从亚美尼亚召回图拉真（Trajanus）和普洛弗图拉斯（Profuturus）率领的军队。公元377年夏天，两人率领的军队抵达巴尔干半岛。他们的到来产生了巨大影响。哥特人很快撤到哈伊莫司山以北。这时，瓦伦斯仓促采取的外交政策已初见成效。帝国西部的一小支部队在里克莫瑞斯的指挥下火速越过苏西山口，与图拉真和普洛弗图拉斯会合。援军到达后，罗马军队向哈伊莫司山以北挺进，直抵哥特人用大车围成的营地。据阿米安记载，哥特人的营地设在沙利西斯（ Ad Salices ，“柳树镇”）（地图6）。 罗马军队打算冒险作战。哥特人也做好准备，等粮秣队一返回就开战。只有阿米安对双方交战做了叙述，但他的记载也不翔实。他几乎花了一半篇幅大肆描述伤亡情况，而对双方的兵力和战术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然而，整体而言，战斗显然非常惨烈，血流成河，不分胜负。罗马军队的左翼一度被击退，但后备部队挽救了战局。战斗持续到黄昏才结束。罗马军队伤亡惨重，但哥特人的损失也同样惨重。之后，他们在大车围成的营地里坚守整整七天。夏去秋来，此时很可能已是公元377年的9月。

罗马军队充分利用这个喘息机会。一场血战使罗马遭受惨重的损失，但他们自卢皮奇努斯溃败以来第一次暂时夺回主动权。由于敌人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现有的罗马兵力不可能打败哥特人。因此，他们很快就转向利用巴尔干半岛的地形特点，在哈伊莫司山的各山口设防。马西安诺堡控制着山脉的东端，因此想必有大量驻军留守在那里。其他部队则驻守在各山口，封锁通往山脉南部的五条主要通道。罗马的计划非常简单。如阿米安所说：“显然，他们计划将数量庞大的敌军困在［多瑙河］和旷野之间，引起饥荒，将他们消灭。”这是个绝妙计划。哈伊莫司山有些山口非常宽阔，但地势都很高。1500年后，在1877年俄罗斯－土耳其战争中，俄罗斯派遣一支游击队向南渡过多瑙河，夺取希普卡山口。该山口位于哈伊莫司山中部，连接哈德良堡和通往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主干道。他们拿下山口，但没有增派兵力，因此自8月21日至25日5天时间里，4400名俄罗斯士兵不得不面对苏莱曼帕夏（Suleiman Pasha）率领的3万—4万土耳其士兵。战役结束时，俄罗斯伤亡3500人，但拿下了该山口，而土耳其则有1万士兵横尸山野。沙利西斯战役之后的两个月里，罗马军队就像后来的俄罗斯军队一样，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

由于斯基泰和默西亚［哈伊莫司山北部的罗马行省］所有可以用来充饥的食物都已经消耗殆尽，蛮族人在饥饿和凶残本性的驱使下，奋力突围……我军在险峻的山峰英勇抗击，他们经过几次尝试后被制伏。

罗马军队极力想要拖延时间，希望冬天到来后战役能够结束，这样瓦伦斯和格拉提安就能在春季前调配援军到巴尔干半岛。

然而，他们的希望落空了。“秋冬换季之时” ，消息传来，哥特人有了新的盟军。他们以战利品为诱饵，招募一支由匈人和阿兰人组成的部队。罗马指挥官得知情况后决定放弃各山口。一旦一个山口被攻破，把守其他山口的士兵将被封锁，几乎没有可能战胜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哥特人。指挥官立即召回人马。多数部队都成功撤退。但有一支军队在哈伊莫司山南的狄巴勒图姆（Dibaltum）附近一个重要关口遇上敌军，可能被彻底消灭。 有了匈人和阿兰人的加入（只消少量人加入便可打破微妙的权力平衡，使之重新向哥特人倾斜），哥特人又可以在哈伊莫司山以南为所欲为。公元377年年底至378年年初，他们分成小队，在哈伊莫司山以南肆无忌惮地烧杀劫掠。“［据阿米安记载，］他们洗劫了远至罗多彼［行省］和连接两大海洋的［赫勒斯滂（Hellespont）］海峡的一整片地区，烧杀劫掠，无耻地亵渎着自由民的躯体。”

这次劫掠持续时间更长，波及范围更广。但富饶的色雷斯平原上可供哥特人抢劫的东西很多，而且波及范围向西最远没有超过罗多彼山。阿米安再次详尽地描述了罗马的惨痛损失，而非战争的细节。然而，据一些史料记载，哥特人逼近君士坦丁堡，但最终被在罗马服役的阿拉伯辅助部队击退。阿拉伯人将敌人割喉饮血的习俗打消了哥特人继续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念头。但罗马没有足够的兵力和盟军来采取更广泛的对策。在东部援军抵达之前，哥特人有充足的时间掠夺大量财物。从考古发现的遗迹中可以看出劫掠所造成的一些破坏。哈伊莫司山南部和北部发掘出的罗马帝国后期的主要别墅都是这一时期被遗弃的。其中，大多数遗址都有地层显示别墅遭受过巨大破坏。

公元378年早些时候，瓦伦斯从东部调配的野战军大部分都已抵达巴尔干半岛。各分队自美索不达米亚和高加索地区慢慢集结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罗马野战军很可能不会在这一年太早的时候抵达巴尔干半岛。因为，和近代的野战军一样，罗马野战军需要牲畜运输辎重，只有等到足够的草长出来才能行军。瓦伦斯本人直到5月30日才抵达君士坦丁堡。野战军大规模行军很可能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候。瓦伦斯不但没有受到首都人民的热烈欢迎，反而还引起了骚乱。君士坦丁堡在他统治初期就一直是滋生对抗的温床，支持篡位者。宗教问题也在酝酿之中。此外，众多富有的市民刚刚遭受哥特人洗劫，损失惨重。瓦伦斯的军队从帝国东部长途跋涉来到巴尔干半岛，他们一会师便进行休整，准备战斗。瓦伦斯作为皇帝，还得拿出些本事来。

罗马在公元378年的算盘打得不错。瓦伦斯在高加索地区做出巨大让步，和波斯换取和平。这样他就可以将大部分野战部队调回巴尔干半岛。他仍在继续和格拉提安协商。帝国西部的皇帝已经答应亲自率领西部的野战军前往色雷斯。就这样，帝国东西部最精良的部队都集结起来，一同惩治哥特人。没有史料记载帝国东西部联合作战的确切目的，但这也不难猜测。东西部的皇帝集结足够兵力，想要大获全胜，然后一切恢复正常。帝国依然不可战胜。那些留在罗马境内的哥特人，有的将葬身于帝国各地的圆形竞技场，有的将被纳入罗马军队，还有大部分人将成为奴隶，被发配到各地。

但在各历史时期，“所有计划在刚一开战的时候都会夭折”。公元4世纪也不例外。在这次战斗中，敌人采取出其不意的进攻方式。格拉提安召集西部军队远征巴尔干半岛时，边界对面的蛮族很快就发现罗马在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的防线出现缺口。这一消息得到一个在罗马军队服役的日耳曼士兵的证实。这个士兵是阿勒曼尼人，属于居住在雷提亚（Raetia）行省（现在的瑞士）对面、阿尔卑斯山麓丘陵地带的伦提恩西（Lentienses）部落。他在返乡时走漏了消息。公元378年2月，格拉提安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已抽调大量兵力向东前往多瑙河中游的潘诺尼亚（Pannonia）。此时，伦提恩西人越过冰封的莱茵河上游河段。他们的首轮进攻被击退。但格拉提安接到消息，称这只是一个开局策略，还有成千上万的阿勒曼尼人正在策划发动一系列更猛烈的进攻。皇帝和幕僚们决定哥特人的问题可以先缓一缓。一部分远征军又从潘诺尼亚调回帝国西部。格拉提安还从高卢抽调更多部队，确保他能先发制人，发动强大攻击。他决定返回东部之前先确保自己的后方免遭攻击。格拉提安坚持战斗，使躲藏在山顶的敌人陷入漫长的围困。战斗缓慢而坚定地继续着。最后伦提恩西人投降。那个前罗马士兵也受到了应有惩罚。

这一切从格拉提安的角度来看都完全合乎情理，但令瓦伦斯陷入绝境。瓦伦斯5月30日抵达君士坦丁堡，12天后离开，前往50公里外米兰提阿斯（Melanthias）的皇家别墅。他的军队就集结在那里。一切准备就绪，粮饷都已下发，士兵也士气高昂。但格拉提安没有出现。在瓦伦斯等待格拉提安出现的同时，哥特人却没有闲着。他们的粮秣队继续运输粮草，主力部队被部署在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和贝罗伊（Beroea）两地之间，以控制战略要地希普卡山口的两端。看上去哥特人给自己留出了选择余地，他们既可以向哈伊莫司山以南，也可以向山脉以北行动。此时，瓦伦斯的指挥官听到风声，一支哥特军队出现在哈德良堡附近，便立刻派遣一支纵队前往哈德良堡伏击哥特人。夜袭成功了，但也促使哥特人采取对策。佛瑞提根召集所有部下，整个大军（包括大车和所有物资）向哈伊莫司山以南挺进，到达迦比勒（Cabyle）。为了避免遭受更多伏击，又继续南下，直抵色雷斯平原。战斗即将结束。哥特大军现在正集结在哈德良堡北部通往迦比勒的干道上。瓦伦斯的军队则集结在哈德良堡南部，休养备战。然而，格拉提安仍然不见踪影。这个夏天，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

6月12日，瓦伦斯离开君士坦丁堡和自己的军队会合。一直等到7月结束都不见格拉提安的踪影。帝国东部的军队就这样无所事事地等了近两个月，除了伏击一支哥特军队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士兵们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士气也下降了。这时，格拉提安的军队依然没有出现，反倒是送来一封信，详尽地讲述帝国西部的皇帝大胜阿勒曼尼人。格拉提安承诺，他仍会赶往东部作战。但当时已经进入8月，夏天过去大半。而且格拉提安的胜利触到了瓦伦斯的痛处。瓦伦斯的耐心很快就到了极限。消息传来，哥特人正从北部向哈德良堡挺进。根据情报，对方只有1万兵力，远远少于瓦伦斯预想的人数。我认为，当时得出这个数字是因为罗马人误以为向哈德良堡挺进的哥特人只有佛瑞提根率领的瑟文吉，他们没有料到瑟文吉是联合格鲁森尼人一同南下的。瓦伦斯对格拉提安的胜利心生妒意，很想立刻采取行动。这是否是击败众敌、鼓舞士气、提高声望的大好时机呢？指挥官们对此产生分歧。有些怂恿瓦伦斯大胆采取行动，有些则谏言继续等待格拉提安。主战派暂时赢得这场争论。军号响起，瓦伦斯的军队排开战斗序列，向哈德良堡挺进，然后在城外筑起行军营（临时用土搭建的壁垒）。

这时，格拉提安的信接连送达。他正火速赶往东部。先锋部队已将哈伊莫司山和罗多彼山之间至关重要的苏西山口打开。这样他就能够沿军事干道一路直下，抵达哈德良堡。因此，一些指挥官继续主张暂缓行动。但据阿米安记载：“皇帝坚持自己的致命主张，并得到一些廷臣的大力支持。他们极力奉承，催促瓦伦斯尽快行动，以免他们口中唾手可得的胜利果实被格拉提安瓜分。”

8月8日夜晚至次日清晨，双方已经近在咫尺。佛瑞提根派遣一名基督教教士前去请求和谈。但瓦伦斯拒绝接受和谈。拂晓时分，罗马军队仓促前往哈德良堡北部，留下一名士兵守卫行军营中的行李。皇帝的金库和其他值钱的物品也都留在了城里。罗马军队一上午都在行军，直到下午两点左右哥特人用大车围成的营地才呈现在他们眼前（用阿米安的话来说就是“好像被车床推动的一样”）。罗马正在部署军队的时候，哥特人又派遣了两批使节。瓦伦斯开始犹豫了。在他正安排交换人质的时候，罗马军队右翼的两支部队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就贸然发动进攻。等待数月之后，战斗终于正式打响了。

有关古代战争的史料记载总是不尽如人意。古代读者期望读到的是伟大的英勇事迹，而不是兵法。事实上，就哈德良堡战役而言，阿米安已经算是在尽力翔实地描述战争。哥特人为了加强战线将大车围成一圈。罗马在左右翼都部署了骑兵和步兵，中军则是重装步兵。虽然战斗刚开始时罗马的左翼还没有摆好作战序列，但罗马军队似乎最初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他们将前来迎战的哥特人逼回大车围成的营地，甚至还差点袭击他们的营地。这时，灾难降临了。正当罗马左翼蜂拥前进之时，哥特骑兵在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的率领下，和阿兰人一起（可能是上一年秋天和他们联盟的阿兰人）“雷电般从附近高山上冲下来，引起一片混乱，所到之处见人就杀”。瓦伦斯受到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的联合进攻，暴露于远远超过他想象的敌军面前。他受错误情报的误导发动进攻。而哥特人却在战术上出奇制胜。

阿米安对随后的战事记载并不清晰。但哥特骑兵似乎直捣罗马军队的左翼。灾难无疑是从左翼展开。起先，罗马军队的骑兵不敌而逃。接着，主力部队被击退，很可能是受到防守大车围成的营地的部队和冲下山坡的哥特骑兵夹击。左翼被击溃后，进而又将中军暴露于敌人大规模的翼侧攻击之下。由于罗马采用的是惯用的密集队形（公元4世纪，罗马军队仍经常用盾墙队形作战），伤亡惨重：

这样，步兵就暴露于敌军面前。他们拥挤在一起，谁都无法拔剑，也不能收回手臂……箭从四面八方射向他们。由于士兵没法预测，也无法抵挡飞来的乱箭，他们纷纷中箭倒下……步兵聚拢在一起，没有任何退路。他们越聚越拢，根本没有撤退的机会。

事实上，罗马中军的重装步兵聚集得过于紧密，致使他们无法发挥武器的威力。他们以往在武器、铠甲和训练上的优势现在都变得毫无用处。

罗马士兵也都精疲力竭。他们在8月的烈日下行军8小时，颗粒未进，滴水未沾，也没有休息就被瓦伦斯推向了战场。在色雷斯平原，8月正午的平均气温达到30℃。哥特人甚至还利用顺风燃起大火，将温度进一步提高。浓烟和热浪滚滚涌向对手。经过激烈战斗，罗马的主要战线最终被攻破，士兵不敌而逃。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往往是血腥屠杀。皇帝被杀，罗马军队全军覆没。瓦伦斯到底是如何丧命的，还没有定论。他的尸体也一直没有找到。有一种说法是，瓦伦斯受伤后被带至一个农舍。哥特人将农舍包围，矢箭从上方的窗口射向他们。随后哥特人将农舍化为灰烬。瓦伦斯的一个侍从从农舍逃出来，讲述了瓦伦斯被杀的经过。虽然这种说法比较普遍，但阿米安似乎并不信以为真。皇帝有可能只是被困战场，和其他士兵一起死于乱刀之下。

瓦伦斯的冒险行动失败。皇帝丧命，哥特人出乎意料地大获全胜，摧毁帝国东部最精锐的军队。当天到底有多少罗马士兵战死，还颇受争议。据阿米安记载，有35名军团级指挥官（大约相当于团长）和三分之二的士兵战死。从公元395年前后，即哈德良堡战役近20年后，帝国东部军队的完整列表可以看出，16支精锐部队遭受重创，此后再也没有重建。但我们仍无从得知战死士兵的总数。因为我们不知道罗马军队的参战人数，而且战死的指挥官中有一部分是非军事官员，不是分队指挥官。有史学家认为，瓦伦斯随行率领3万人马北上，也就是说有2万人战死。然而，即便与波斯达成和议，瓦伦斯皇帝也无法将东部兵力全部调走。别忘了，他还指望格拉提安能增派援军呢。我个人认为，公元378年，瓦伦斯带领约1.5万人前往巴尔干半岛，并且指望格拉提安也能增派数量相当的援军。两支军队加起来对抗哥特人就占有1.5 : 1至2 : 1的优势。这样就应该绰绰有余了。但由于情报有误，瓦伦斯在哈德良堡发动进攻。在我看来，罗马军队在兵力上略处劣势，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以1.5:1的优势胜过瑟文吉。瓦伦斯的军队被哥特人的额外兵力摧毁。但更重要的是，被他们出其不意的战术击溃。如果我猜得没错，罗马在8月9日损失近1万兵力。

但在一定程度上，围绕罗马战死人数的争论具有学术意义。核心问题是，瓦伦斯对格拉提安心怀妒意，而且缺乏耐心，最终使帝国走向毁灭。在阿米安看来，这是自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在坎尼（Cannae）会战中歼灭整个罗马军队以来，罗马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哥特人不仅赢得战斗，还夺取整个巴尔干半岛。罗马军队战无不胜的形象在仅仅一个下午的时间里就被颠覆。格拉提安只能隔着约300公里外的苏西山口，眼睁睁地看着得意扬扬的哥特人在巴尔干半岛南部肆意横行。尽管罗马军队装备精良，士兵训练有素，但哥特人仍然克服重重困难赢取战役，打通了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据阿米安记载：“他们贪恋君士坦丁堡堆积如山的财宝，排开方阵，以防伏击，从［哈德良堡］向那里急速前进，想要尽可能地蹂躏这座大名鼎鼎的城市。”

瓦伦斯已死，他的军队也被摧毁。罗马帝国的东部已经唾手可得。

“当下的和平”

对于阿米安在作品的结尾处关于哥特战争尾声的叙述，我一直就半信半疑。他在讲述完哥特人打败瓦伦斯，准备围攻君士坦丁堡后，向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场景：

［哥特人］看到那矩形的城墙、大片的建筑，看到这遥不可及的城市壮美华丽，人口众多，看到附近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海峡，他们的勇气荡然无存。然后，他们捣毁正在准备的军事装备……分散到北部行省的各个角落。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整场战争本身就出人意料。别忘了，阿米安写作时已经是公元4世纪90年代初期。即便他记载的历史截止于公元378年，他也已经知道战争的结果。哥特人在哈德良堡战胜瓦伦斯后，只是瞥见了战利品君士坦丁堡的概貌。但这又足以使他们相信自己丝毫没有机会占领它。

哥特人在三个方面处于绝对劣势，根本没有可能彻底击败罗马帝国。首先，即便我们取可以想象的最大值，认为哥特人总共有20万人，能够组建一支4万—5万人的军队（不过，我觉得这个数字太大），和帝国所有资源加在一起相比，这个数字也仍显得微不足道。我们已经知道，罗马帝国总共有30万—60万兵力，总人口（至少）超过7000万。在生死决斗中，赢家只可能有一个。精明的哥特人，包括那些穿越罗马的小亚细亚行省去和波斯作战的瑟文吉，对此都再清楚不过。例如，佛瑞提根在哈德良堡战役开战前的议和请求表明他从未丧失判断力。佛瑞提根告诉瓦伦斯，如果罗马军队表现出足够的威慑力，他就能够说服手下撤军，双方都做出让步，达成和议。 值得注意的是，佛瑞提根议和的条件是瓦伦斯得承认他是当时联盟的所有哥特人的首领。也就是说，他要取代阿拉提、萨伏拉克斯，以及瑟文吉中的其他潜在对手。结果，罗马军队没能按方案行事，被哥特人彻底击溃，几乎只有一人逃生。但和珍珠港事件一样，双方在资源和实力上都存在悬殊时，起初出其不意的胜利并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走向。

除此之外，哥特人还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没有史料记载哥特人在长达6年的战争中拿下过任何重要的罗马防御中枢。多瑙河一带的罗马居住区和中央政权长期隔离，境况当然令人担忧。例如，我们并不清楚他们是否能够种植粮食，以及什么时候播种。但哥特人从未围攻过任何城市。 这意味着哥特人没能染指罗马的武器库和粮仓，也就是说哥特人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据点。紧接着就是他们的第二个问题。公元377年至382年多瑙河以南的这批哥特人不只是一支军队，而是一整群人，男女老少都有，拖着长长的车队，带着所有家当一起迁徙。哥特人没有固定的土地可供耕种，也无法闯入防守严密的仓库，他们不得不四处劫取粮食。但由于粮食需求量太大，他们很难一直停留在一个地方。到公元377年秋天，哈伊莫司山以北已经没有什么可供抢劫。据推测，在随后的战争期间，他们一直在巴尔干半岛各地区之间迁徙，有时是迫于罗马军队的压力，但主要还是因为粮食紧缺。

在哈德良堡取得胜利后，哥特人在色雷斯四处劫掠，一直到公元378年底。然而，到第二年，尽管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东部只有小规模的军队，他们还是向西转移，集中在伊利里亚一带行动。哥特人的两支部落则越过苏西山口，向西北进入达契亚和上默西亚（Upper Moesia）（地图6）。公元380年，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分开，可能是因为两支部落在一起人数太多，粮食供应困难。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继续向北迁入潘诺尼亚。他们可能在那里被罗马帝国西部皇帝格拉提安的军队打败。瑟文吉在佛瑞提根的率领下，沿着摩拉瓦至瓦尔达尔的干道向南、向东到达塞萨洛尼基、马其顿行省和色萨利行省。他们似乎吸取教训，不再蹂躏一个地方，而是只从各城市收取适量的钱财——一再收取保护费，然后继续迁徙。他们是否会一直采用这种方式，我们无从得知。因为在公元381年，帝国西部的军队迫使哥特人退回色雷斯。这次他们可能是取道埃格纳提亚大道，而非纵贯巴尔干半岛的主干道。公元382年，还是在色雷斯，双方最终议和。

然而，尽管哥特人在公元382年10月3日和约签字仪式上无疑是以投降者的姿态出现，罗马帝国经过6年战争最终仍未能取得全面胜利。德密斯修又一次成为我们的见证人。他的叙述清晰明了：

我们看到他们的首领并不是做做样子而已，而是放弃了此前一直用于征战、劫掠的武器和刀剑。他们紧紧地抱着皇帝［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的腿，比荷马所说的替儿子向宙斯求情的忒提斯（Thetis）抱得还要紧，直到皇帝友好地点头，答应结束战争，原谅他们的罪过。他的声音亲切、平和、仁慈。

但德密斯修的措辞明显表明这次和平协议与罗马通常在战胜不友好的潜在移民后缔结的和约不同。“亲切”、“仁慈”和“原谅”的措辞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而且这些措辞也并不只是些华丽的辞藻，说说而已。哥特人投降后，既没有发生血腥屠杀，也没有大批哥特人被卖为奴隶，更没有哥特战俘被大规模地分配到各地做佃农。公元383年，皇帝想打消罗马人民的疑虑、保证帝国已经恢复稳定时，在罗马竞技场里被屠杀的不是哥特人，而是萨尔马提亚人。可是，哥特人杀死罗马皇帝，摧毁罗马军队，还在巴尔干半岛大片地区烧杀劫掠。在一个如果“蛮族”使节不够卑躬屈膝、罗马皇帝就完全可以大发雷霆的世界里，公元382年达成和议时，皇帝没有报复、惩罚哥特人，没有杀鸡儆猴，真是蹊跷。

这次和约的具体内容，我们仍然不得而知。它显然在一些重要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但对于哥特人而言，尽管和约的条款已经十分慷慨，他们仍有未能如愿的地方。在哈德良堡战役之前，哥特人提出的和谈条件是将色雷斯变成独立的哥特王国。如前文所述，佛瑞提根还试图让瓦伦斯承认他是所有哥特移民的至高首领。这两件事都没有发生。佛瑞提根、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都没能活着参加议和。他们可能战死沙场。如果没有战死的话，我们也不难想象他们被赶下了台，成为哥特人换取和平的牺牲品。帝国需要向纳税人证明自己获得胜利。而且，如果让哈德良堡战役的获胜者免于一死，甚至飞黄腾达，将会令人完全不可接受。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十来年里，罗马在帝国境内再次采用了通常用于莱茵河对岸阿勒曼尼人的政策（参见本书第三章），拒绝承认任何哥特人的至高首领。毫无疑问，目的是要阻止他们形成政治联盟。色雷斯也没有成为哥特人的独立封地。罗马帝国坚决重申整个色雷斯教区都属于罗马帝国中央政权的统治。罗马在必要的地方重建防线，并派兵驻守。该地区继续实行罗马法律，征收赋税。从这个意义上讲，哥特人的野心被遏制了。

与此同时，罗马给予哥特人他们自己的土地，不用像佃农那样为他人劳作。这些土地的具体位置我们无从得知。有些位于公元4世纪之交卡尔皮人曾生活过的哈伊莫司山北部的下默西亚和多瑙河附近的斯基泰地区。但也可能有一部分人在马其顿安顿下来。 更重要的是，不管他们在哪里定居，哥特人采用的无疑是大规模聚居的形式，使他们的政治、文化生活得以继续。这一点在公元4世纪90年代末的罗马史料中可以找到确凿证据，而且也可以在之前的史料记载中找到暗示。罗马帝国在此次和谈中的一项收获就是军事联盟。哥特人不仅按照惯例向罗马军队提供新兵，还同意在具体战役中为罗马提供更大规模的部队。这些部队由哥特首领率领，在需要参战的时候，罗马皇帝必须和全体哥特首领协商。据史料记载，有一次狄奥多西皇帝设宴招待哥特首领，和他们协商出兵参战的事宜。 如果这次暴乱的三位首领成为公元382年和谈的牺牲品，那么其他首领中显然有大批人幸存下来，维持一定意义上的哥特共同体。和议达成后，哥特人虽然丧失选定自己首领的自主权，但仍享有和罗马政府集体谈判的自由以及采取统一行动协助或对抗罗马政府的自由。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中还会具体提到。 很明显，罗马对待哥特人的做法偏离了它一贯的移民政策。

公元383年1月，德密斯修对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发表演说。据他所说，这次帝国的政策发生变化是因为瓦伦斯的继任者狄奥多西在制定政策时受到神的启示。

他是勇于接受新观念的第一人。现在，罗马的权力既不在于武器和胸甲，也不在于标枪和不可胜数的兵力。我们还需要其他形式的权力和规定。对于按照神的意愿进行统治的统治者而言，这些新形式的权力和规定默默地来自神的启示。它们能让所有民族都臣服，让野蛮变温顺。只有它们能够抵挡武器、箭矢和骑兵。只有它们能使顽固的斯基泰人、无畏的阿兰人和疯狂的马萨格泰人（Massagetai）屈服。

狄奥多西是神指派的帝国东部的皇帝。他受到神的启示，意识到宽容比武力更能帮助帝国赢得全面胜利。因此，狄奥多西的主谈判官“将驯良顺从的哥特人［带到皇帝面前］。他们几乎一个个都双手被反绑在身后，不知皇帝是赢取了战争，还是赢得了友谊”。整体而言，罗马和哥特人双赢：

没有杀光哥特人这一点不应受到任何指责……是要让色雷斯尸骨横陈，还是要让它处处有农民劳作？是要让它成为一片墓地，还是要让它成为人们的家园？……我听那些从色雷斯返回的人说，哥特人用他们的刀剑和胸甲做成锄头和镰刀。尽管偶尔表现出对玛尔斯［战神］的敬仰，他们的祷告更多的是献给了德墨忒耳［Demeter，农神］和狄俄尼索斯［Dionysus，酒神］。

德密斯修对元老院说，哥特人已经弃甲归田，所有人都从中受益。他的新雇主狄奥多西一世想出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和战争相比，宽宏大量以及和平协议能够更彻底地制伏哥特人，同时还能为帝国赢得可观的利益。别忘了，这种观点深受帝国理念的影响，而且德密斯修尤其擅长政治宣传（在30多年间，他受雇于不下4位皇帝）。一如既往，德密斯修对事实一笔带过，并没有详细说明狄奥多西一世在决定和平解决哥特人问题前曾试图通过更传统的方式赢得哥特战争。

瓦伦斯阵亡后出现的权力真空直到公元379年1月格拉提安任命狄奥多西为帝国东部的皇帝才结束。格拉提安任命这位新皇帝肯定是为了一雪哈德良堡战役之耻。狄奥多西出身于军人世家。他的父亲是瓦伦提尼安一世麾下一名五星级指挥官，而且他个人也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他很快便获得帝国西部伊利里亚部分地区（达契亚教区和马其顿教区）的临时统治权。这样就能对可能遭受哥特人劫掠的地区实行统一管理。狄奥多西在上任的第一年重建帝国东部的野战军，召集老兵，招募新兵，从埃及和东方其他地区抽调军队。德密斯修在公元379年春天为新皇帝发表的第一篇演说证明了这一行为的目的——皇帝给人的最初印象是“一心要赢取哥特战争的人”：

正是因为您［狄奥多西一世］……我们才坚定了立场……坚信您能遏制斯基泰人［哥特人］的势头，熄灭吞噬一切的火焰……骑兵和步兵都恢复斗志。因为您，甚至连农民都已经令蛮族人闻风丧胆……虽然您还未与罪恶之人［哥特人］开战，只是在附近搭建营地，设置障碍，就已经使他们无法为所欲为。那么，这帮可恶的歹徒看到您近在咫尺，一手执矛一手举盾的样子会遭受怎样的打击呢？

遗憾的是，结果未能如愿。公元380年夏天，狄奥多西一世新组建的军队在马其顿和色萨利与哥特人正面交锋时溃不成军。当时的情况十分蹊跷。史料暗示是由于有人叛变。虽然这次失败没有像哈德良堡战役那样惨重，但是毫无疑问，狄奥多西一世战败，哥特人又一次战胜罗马军队。这年秋天，狄奥多西一世不得不将哥特战争的军事指挥权交还格拉提安的指挥官。这些指挥官才是真正在公元381年夏天最终将哥特人赶出色萨利的人。而战败后，狄奥多西一世则躲回君士坦丁堡，巩固自己在东部的政治地位。

因此，狄奥多西一世可能是想到了新的计划，但这也是在尝试过传统手段之后。公元382年，他转向新的外交政策只是因为罗马无法用武力制伏哥特人（罗马军队两次被哥特人击溃），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而且狄奥多西一世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没有这样做过。如果他打败哥特人的话，可以想见，留在帝国境内的哥特人受到的待遇就会和平常一样。四年之后，即公元386年，又有一群哥特人在强行渡过多瑙河时被大量屠杀。残余人员都被发配到小亚细亚，有些被征召入伍，其余则成为佃农。

哥特人可能被逐出像色萨利这样反复遭到他们蹂躏的富裕地区。他们饱受饥荒，最终屈服。但自公元380年夏天后，罗马再也不会冒险部署战斗了。

我们已经知道，罗马不可能承认神指派的皇帝曾因蛮族人，或是不可控因素而被迫采取某种行动。有鉴于此，德密斯修在公元383年1月差点说漏了嘴。他如实描述了狄奥多西一世被任命为皇帝时罗马的混乱局面：

……伊斯忒耳（Ister）破坏严重，难以形容。［战争的］火焰开始肆意蔓延之时，罗马的皇位仍然空缺。色雷斯、伊利里亚惨遭蹂躏。整支军队幽灵般消失了。没有山川能够阻挡蛮族人前进的步伐。他们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但最终几乎整个大地河川都统一起来，一同和他们抗衡。

德密斯修也没有假装狄奥多西一世能够轻松夺取战争的全面胜利：

……只是假设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摧毁敌人，假设我们拥有摧毁他们的手段，同时又免遭任何损失。虽然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胜利既没有已成定局，也不大可能发生，但像我所说的，只是设想我们有能力击败他们……

对一个曾在公元364年被迫声称罗马将行省、城市和要塞割让给波斯其实是罗马胜利的人而言，这无异于是在承认狄奥多西一世别无选择，只能和哥特人达成和议。

“事情尚未了结”

战争打破了罗马帝国原有的统一。但我们不能过于激动。帝国还远没有到瓦解的地步。受多瑙河上战争影响的只是帝国巴尔干半岛的各行省。即便是在这些相对贫穷和偏远的地区，也依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罗马性”。在最近发掘出的罗马式城市尼科波利斯-阿德-伊斯特鲁姆中，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的地层最值得注意的是突然在城里修建的豪宅数量，覆盖了城市面积的45％。 看样子，由于乡村的别墅容易遭受劫掠，富人们转而在安全的城墙内经营他们的地产。此外，战争结束时，帝国东西部皇帝的皇位都已经巩固，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北非等主要税收中心依然完好无损。而且，哥特人的肆掠行为也只是局限在帝国很小的范围之内。

在替和约做最后的辩护时，德密斯修试图让罗马的纳税人放心，哥特人到时甚至连他们的不完全自治权都会丧失。他还列举一些凯尔特语族的蛮族人来佐证。这些蛮族人在公元前278年越过赫勒斯滂海峡，在小亚细亚开拓了以他们部落命名的加拉提亚（Galatia）。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他们逐渐被希腊－罗马文化同化。 鉴于哥特人和罗马帝国在资源上存在巨大差异，他们的现状看上去确实会最终发生逆转，或者像德密斯修巧言辩说的那样，哥特人逐渐被同化，或者更有可能的是，罗马军队充分重建后在新一轮的战争中将他们制伏。结果证明，德密斯修太过自信。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的后代不仅注定会作为哥特人存留下来，而且最终还会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开拓出他们当初寻求建立的完全独立的王国。哈德良堡战役后不久，米兰的安布罗斯主教言简意赅地总结了当时的危机：“匈人进攻阿兰人，阿兰人进攻哥特人和提法里人（Taifali），哥特人和提法里人进攻罗马人，而且事情尚未了结。” 主教考虑的只是正在进行的哥特战争，但他的话颇有预见性。罗马帝国永远不会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解决哥特问题。哈德良堡战役后事情确实没有了结，在匈人革命的全面影响显现之前，罗马帝国仍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第五章
上帝之城

公元410年8月的一个大热天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一大队哥特人从萨拉门（Salarian Gate）进入罗马，在城里洗劫了三天。史料虽然没有记载事情的详细经过，却明确提到奸淫掳掠。当然，罗马可以洗劫的东西不计其数，哥特人可以尽情劫掠。等到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已将元老们的豪宅和神殿洗劫一空，抢走300多年前耶路撒冷的所罗门（Solomon）圣殿被毁后就一直存放在罗马城内的犹太人珍宝。他们带走西罗马帝国时任皇帝霍诺留（Honorius，公元395—423年在位）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Galla Placidia），并且还放火烧城。萨拉门附近地区和元老院议事厅就毁之一矩。

罗马帝国的根基动摇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主人的帝国伟大首都罗马遭受前所未有的打砸抢等暴力袭击。从罗马移居圣地的圣哲罗姆（St. Jerome）言简意赅地说道：“随着一个城市的毁灭，整个世界都毁灭了。”异教徒对此的评价更尖锐：“罗马的守护神没有拯救罗马，是因为他们已经抛弃了它。只要他们还在的话，他们就会保护罗马。” 也就是说，信仰基督教使罗马遭受摧残。但人们在情绪上对任何事件的第一反应几乎都不能最有力地说明该事件的真实意义。重构洗劫罗马的缘由，尤其是其真实意义，就像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侦探故事。我们需要将时间从那个夏日向前、向后各推进近20年，将范围扩大到东起高加索、西至伊比利亚半岛的地区。我们能看到，虽然罗马遭劫在当时似乎象征了帝国的毁灭，但洗劫行为本身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弱帝国进行反击的能力。

西线一片混乱

没有任何史料按时间顺序清楚地记载引发这一重大事件的各种因素，更没有探讨其根源。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问题的复杂性。罗马遭劫是众多历史主角共同作用的最终结果。同时代的史学家中没有一位能够全面理解这一事件，至少他们没有存留下相关作品。我们研究罗马遭劫事件有一定困难，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原因。我们所知的公元407年至425年间的历史主要来自同时代底比斯的著名史学家奥林匹奥多罗斯的长篇巨著。（我们之前简要提到过他的作品。）奥林匹奥多罗斯出生于埃及，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是东罗马帝国的外交使节，曾完成过多次外交使命，尤其是出使匈人领地的使命。他养了一只“会唱歌跳舞还会叫主人名字等把戏”的鹦鹉，陪伴他20多年。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写作语言是希腊语，而非拉丁语。与当时流行的写作风格相比，他的风格更朴实，更平淡。他为此还向读者道歉。当然，对现代读者而言，是再幸运不过了。例如，同阿米安·马塞林有关巴尔干半岛哥特战争的叙述相比，他的作品更朴实，更直接，更深入翔实。然而，遗憾的是奥林匹奥多罗斯存留下来的作品并不完整。大约400年后，拜占庭藏书家、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任期短暂）佛提乌斯（Photius）创作了《书目》（Bibliotheca），总结他个人藏书的内容。幸运的是，奥林匹奥多罗斯的作品也列在其中。从佛提乌斯的简要描述可以看出，奥林匹奥多罗斯之后，公元5世纪中叶的基督教史学家所佐门（Sozomen）和公元6世纪初的异教徒史学家佐西姆斯（Zosimus）大量借鉴了他的作品。两者都关注罗马遭劫的问题，也都基本上原封不动地大量引用奥林匹奥多罗斯作品中有关公元410年以前历史的叙述。这对我们的研究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但二者都出于个人原因对原作做了删节和改动，因此也会出错，尤其是佐西姆斯。奥林匹奥多罗斯和尤纳皮乌斯两人记载的历史稍有重叠，都记载了公元5世纪初的内容。佐西姆斯试图尽量天衣无缝地从尤纳皮乌斯的历史过渡到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历史，从而省略、篡改了一些重要事件。

哥特难民于公元376年出现在多瑙河河畔。之后30来年间，罗马在欧洲的边境恢复平静。然而，公元405年至408年，四次重大的侵袭行动打破了莱茵河直至喀尔巴阡山边境地区的安定局面，和平再次中断。喀尔巴阡山是包括阿尔卑斯山在内的欧洲中部山系的东段部分，西起斯洛伐克（Slovak）首都伯拉第斯拉瓦（Bratislava）附近的多瑙河，东至奥索瓦（Orsova）附近的多瑙河，呈弧形绵延约1300公里（地图7）。喀尔巴阡山整体海拔低于阿尔卑斯山，只有少数山峰超过2500米，既没有永久性冰川，也没有永久性积雪。山脉宽度差异显著，从10公里到350公里不等。山脉西段较窄，与朝向欧亚大草原的东段相比，山口较多。喀尔巴阡山一直以来都是欧洲地形的基本特征，是中欧和东欧，以及南欧和北欧的分界线。这些山脉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一点从后期罗马帝国的构成就可以看出。奥索瓦以东的多瑙河下游地区，属于色雷斯，由东罗马帝国统治。多瑙河中游，喀尔巴阡山以西、以南地区，守护着通往意大利的通道，一直以来都属于西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元5世纪初发生的这几次侵袭行动，我们有必要将它们置于喀尔巴阡山的背景下来讨论。

公元405年至406年，在异教徒拉达盖苏斯（Radagaisus）的率领下，一大队哥特人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由于佐西姆斯窜改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历史，我们对这次进攻所掌握的信息就不完整了。最明显的一处篡改是，据他记载，拉达盖苏斯还没有越过边界就被打败。而事实上，他是在菲耶索莱（Fiesole）被俘，在佛罗伦萨被处决。佐西姆斯还提到拉达盖苏斯从莱茵河和多瑙河对岸召集大批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但他并没有给出确切年代。这意味着拉达盖苏斯率领一支来自现在的德国南部、匈牙利以及波希米亚的多民族军队。 然而，其他史料一致认为拉达盖苏斯主要还是哥特人的首领。我们稍后会看到，公元406年横渡莱茵河的侵袭事件中确实出现了多民族军队。由于佐西姆斯在作品中没有提及公元406年的侵袭事件，他可能在试图整合尤纳皮乌斯和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历史时将公元405年至406年拉达盖苏斯入侵意大利的事件同公元406年横渡莱茵河的侵袭事件混为一谈。 一个关键问题也就随即突显出来。公元376年时，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是从喀尔巴阡山以东渡过多瑙河下游进入色雷斯的。30年后，哥特人的入侵地点又向西推进了一步。拉达盖苏斯没有经过巴尔干半岛进入意大利的事实表明，他是从喀尔巴阡山以西的匈牙利大平原入侵罗马（地图7）。从发掘的钱币遗物堆来看，拉达盖苏斯的入侵路线经过诺里库姆（Noricum）东南部和潘诺尼亚西部。大批难民惊慌失措，被哥特人一路追赶，越过阿尔卑斯山。

公元406年8月23日，拉达盖苏斯被处死。四个月后，即12月31日，一支混编军队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其中最大的三支部落是汪达尔人（Vandals）、阿兰人和苏维汇人（Suevi）。汪达尔人又细分为哈斯丁（Hasdings）和斯灵（Silings）两个独立部落。和拉达盖苏斯发动的侵袭一样，这次入侵也发生在喀尔巴阡山以西。公元401年年底至402年年初，汪达尔人进犯罗马行省雷提亚，进入多瑙河中游或上游地区，准备横渡莱茵河（地图7）。在公元4世纪，他们基本上都生活在罗马东北方、远离边界的地区，但仍位于喀尔巴阡山以西，在现在的斯洛伐克和波兰南部。 苏维汇人的身份则较难确定。他们通常是指帝国初期的一个日耳曼联盟，但在罗马史料关于约公元150年至406年间的记载中没有出现过。他们的再次出现很可能表明帝国初期参加联盟、此后一直生活在多瑙河中游地区的马可曼尼人和夸迪人（Quadi，可能还有阿勒曼尼人）也参与了此次侵袭。至少，一处史料明确提到夸迪人参与公元406年的渡河侵袭。公元5世纪，“苏维汇人”一词恢复使用，泛指生活在多瑙河曲弯附近和匈牙利大平原边缘地区的日耳曼人。他们很可能是其他没有参与渡河侵袭的马可曼尼人和夸迪人的后代。 因此，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都来自喀尔巴阡山以西。同样，圣哲罗姆提到的其他小部落也来自喀尔巴阡山以西，例如萨尔马提亚人和“凶狠的潘诺尼亚人”（ hostes Pannonii ）。 同公元377年至382年的哥特战争一样，一些心怀不满的罗马人也协助了蛮族人的侵袭行动（参见本书第四章）。

阿兰人是生活在顿河以东欧亚大草原上的伊朗语族游牧民。他们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直到公元370年前后，他们一直生活在距离莱茵河约3500公里的地方。随着匈人的崛起，首先受到其威胁的便是阿兰人。一部分阿兰人很快就落入他们的掌控。但阿兰人又分为众多独立部落。公元376年后，一些阿兰部落仍保持独立，没有向匈人臣服。

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横渡多瑙河后的一代人时间里，许多阿兰部落或独自，或同匈人一起向西进行长途迁徙。早在公元377年，就已经有一支匈人和阿兰人的联合部队渡过多瑙河，同哥特人联合作战，迫使罗马放弃对哈伊莫司山的防守。公元378年，格拉提安皇帝在喀尔巴阡山以西、滨河达契亚的马尔蒂斯堡“意外”遭遇阿兰人，进一步耽误他赶往东部与瓦伦斯会师。据佐西姆斯记载，公元4世纪80年代初，格拉提安为帝国西部军队招募大批阿兰人。 这样一来，虽然阿兰人发源于顿河以东，但随着匈人崛起，他们很快就迁至喀尔巴阡山以西。就在他们朝着不同方向迁徙之际，日耳曼尼亚分别于公元405年至406年和406年发生了拉达盖苏斯入侵事件和莱茵河渡河侵袭事件。

罗马在公元405年至408年遭受的第三次重大侵袭发生在东部，由匈人首领乌尔丁（Uldin）率领。这个帝国昔日的盟友在公元408年改变立场，率领一队匈人和斯基利人渡过多瑙河，夺取马尔蒂斯堡。面对一群困惑的罗马使节，乌尔丁大言不惭“他［指向］太阳，［宣——称］只要他愿意，他就能轻易征服太阳能照亮的任何一片土地。”我们并不清楚乌尔丁在公元408年入侵帝国前的确切位置。他在公元400年时击败过一支从色雷斯逃到多瑙河以北的叛军。由此判断，他可能在多瑙河下游北部一带活动（地图7）。然而，公元406年，他又在意大利协助罗马作战。两年之后他夺取罗马在奥索瓦以西、滨河达契亚的重要军事基地。这些都表明乌尔丁应该是在喀尔巴阡山以西活动，可能是在巴纳特（Banat）或是奥尔特尼亚（Oltenia）。乌尔丁如此傲慢，有人会以为他率领的是一支庞大的军队。然而，从随后发生的事情来看，情况恰恰相反。东罗马通过外交手段赢得乌尔丁众多手下的支持，其他人则在拼命逃往多瑙河时被俘或是被杀。乌尔丁从此在史料中销声匿迹。他当时大言不惭的言辞听上去更像是虚张声势，而非一代枭雄的高傲自大。他占领马尔蒂斯堡的冒险行动显然适得其反，直接导致自己的权力基础被摧毁。

我们关注的另一群人是勃艮第人。公元5世纪的高卢地主、罗马诗人西多尼乌斯（Sidonius）曾被迫与勃艮第人共处一个屋檐下。西多尼乌斯记录了他们的体型、对食物的喜好以及发型：

为什么……您［一个叫做卡图利努斯（Catullinus）的普通元老］还要让我创作献给维纳斯（Venus）的诗歌……我现在和一帮蓄发之人共处一个屋檐下，不得不忍受他们的日耳曼语，还得经常苦笑着赞扬这群贪婪的、在头发上涂抹变质黄油的勃艮第人？……上午10点的早餐散发着浓烈的大蒜和洋葱的气味。天还未亮……这帮巨人甚至就已经起床了。

公元4世纪时，勃艮第人居住在阿勒曼尼人居住地的东面，位于罗马在公元3世纪放弃的领土以外、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之间远离帝国边境的地区（地图7）。到公元411年，他们已经向西北迁徙约250公里，定居在莱茵河两岸美因茨（Mainz）和科布伦茨（Coblenz）一带，有的在下日耳曼尼亚行省境内，有的在境外。勃艮第人的西迁和上面提到的蛮族人大批入侵帝国境内的事件不同。但尽管如此，我们仍需一并考虑他们。此时，在喀尔巴阡山以西的日耳曼尼亚正酝酿着什么。 经过平静的十几年，蛮族人又开始蠢蠢欲动。

为了把握这其中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几次侵袭事件涉及的人数。鉴于有关这一时期的史料不全，我们没有可信数字。一些史学家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但在我看来，我们至少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线索，或直接或间接地表明这几次侵袭的重要性。首先，拉达盖苏斯的侵袭和横渡莱茵河的入侵所涉及的人员构成复杂，男女老少都有，既有平民也有战斗人员。罗马史料通常都不关注这些迁徙部落的人员构成，它们密切关注的从来都只是迁徙人员中会给帝国带来军事和政治威胁的男人。不管怎样，史料中有时也会提到妇孺，足以证明他们也参与了这两次侵袭。据佐西姆斯记载，拉达盖苏斯的一些追随者最终被罗马军队吸纳，他们的妻儿作为人质，暂时被送往一些意大利城市。 至于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同时代的史料中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早期横渡莱茵河时是携家眷行动的。但公元5世纪10年代初期，在高卢的一支阿兰部落无疑是拖家带口同哥特人一起作战。 公元5世纪20年代，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主力部队向北非挺进的时候（参见本书第六章），必定是男女老少一同前行。我们也可以说他们的妻子是在途中掳来的。但我们没有理由质疑自公元406年以来，她们就一直跟随部落的战斗人员迁徙。和公元376年的情形一样，这些蛮族人都是整个部落在行进。

至于实际人数，从乌尔丁只夺取一个城镇便被轻易击退的情况来看，他们的人数可能不会太多。尽管如此，斯基利人俘虏的处置问题着实让君士坦丁堡当局头痛不已。所以，这支队伍很可能由好几千人组成。 然而，拉达盖苏斯率领的哥特人以及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分别可以组建更大规模的军队作战。公元406年，为了抵抗拉达盖苏斯的入侵，西罗马帝国不得不调动30个团（numeri，书面记载至少1.5万人） 以及萨鲁斯率领的阿兰辅助部队和乌尔丁率领的匈人盟军（公元408年攻占马尔蒂斯堡前最后一次以罗马盟友的身份出现在史料中）。拉达盖苏斯战败后，有1.2万名战斗人员被纳入罗马军队，剩下的战俘仍然太多，严重冲击了奴隶市场。所有这些都表明拉达盖苏斯的军队原本由2万多人组成。一般来说，战斗人员和平民的比例约是1:4至1:5。因此，拉达盖苏斯手下总计可能逼近10万人。

至于横渡莱茵河的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最能反映当初渡河人数的就是大约20年后的数字。据说，这时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加在一起总共约8万人，意味着他们能组建一支1.5万—2万人的军队。 在此之前，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遭受重创，尤其是斯灵人和阿兰人，而且这个数字还没有考虑苏维汇人。因此当初横渡莱茵河的军队中很可能有3万名战斗人员。那么渡河的总人数应该在10万左右。至于勃艮第人，两个不同史料都提到8万人。但圣哲罗姆认为这是勃艮第人口的总数，表明其军队可能约有1.5万人，而西班牙编年史作者奥罗修斯（Orosius）则认为这是勃艮第人组建军队的人数。 同关于参与这几次侵袭的部落的众多数字一样，这些数字都不大可信。但它们都表明在这几次侵袭中，入侵的蛮族兵力都至少在2万人以上，总人口也接近10万。这么大规模的迁徙，足以解释他们当初是如何强行穿越罗马边境的。帝国后期进行了军事重组，边境沿线设有瞭望塔和较大的军事基地，由大量驻军把守。在多瑙河边界和莱茵河边界，驻军驻守在河畔或临河地区。但这些军队只是用来对付小规模的地方性侵袭。再大些规模的侵袭，甚至是几千名战斗人员的侵扰，都是由部署在边境的野战军负责（参见本书后附的《词汇表》“野战军”条）。成千上万的蛮族人，即便其中有大量平民，也已远远超出边境驻军的防守能力。

考古发现也证明了以上几次人口大迁徙。公元3世纪和4世纪，切尔尼亚霍夫（Cernjachov）文化和普热沃斯克（Przeworsk）文化这两种物质文化控制了欧洲中南部和东南部的大片地区（地图7）。普热沃斯克文化属于欧洲中部古日耳曼文化或古日耳曼人统治地区的文化。其历史悠久，到公元400年时已经经历500多年的历史。在公元4世纪，普热沃斯克文化的分布范围涵盖现在的波兰中部和南部、斯洛伐克部分地区以及捷克共和国。

切尔尼亚霍夫文化的历史则没有这么久远，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到公元4世纪下半叶，其分布范围扩大到喀尔巴阡山至顿河之间的地区，即现在的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及乌克兰南部。传统的考古学曾将这两种文化等同于“民族”。但我们最好还是将它们理解成包含众多独立人群和政治单位的文化体系。这两种文化并不是以特定民族的政治疆域来划分的，而是通过一定地理范围内的居住人口密切往来，形成十分相似的陶器、金属制品、建筑风格及随葬器物等物质文化来区分。在切尔尼亚霍夫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哥特人，还包括其他迁往黑海北部的日耳曼人，以及喀尔巴阡地区本土的达契亚人和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人。其分布地区可进一步划分为众多独立的王国（参见本书第三章）。

鉴于普热沃斯克文化历史更悠久，其分布地区从文化上来讲可能更统一，日耳曼语人口比例更高，但和切尔尼亚霍夫文化地区一样，也不是一个政治实体。除汪达尔人外，还有一些部落也生活在普热沃斯克文化地区。这些部落还同深受切尔尼亚霍夫文化影响的部落相互往来。他们在物质文化的众多方面，尤其是玻璃制品，非常相似。两种文化的明显差异主要在于切尔尼亚霍夫文化地区的人几乎不用武器来陪葬，而这种做法在普热沃斯克文化地区则十分普遍。

在帝国后期，这两种文化都消失了。虽然研究者就切尔尼亚霍夫文化瓦解的具体时间仍存在争议，但都认为这种文化是在公元450年前后消失的。 同样，虽然普热沃斯克文化在北方仍延续了一段时间，但到公元420年前后，这种文化已经在波兰南部消失。就历史悠久的普热沃斯克文化而言，从东部的乌克兰到西部的匈牙利，传统的物化遗存样式在公元375年前后至430年间就消失了。

如果把文化等同于民族，很自然就会认为人们通常称为“文化瓦解”的现象反映了民族的大迁徙：某一特定文化随同产生这种文化的民族一起从一个地区消失。传统上被等同于普热沃斯克文化和切尔尼亚霍夫文化的汪达尔人和哥特人迁入罗马帝国的时间和这两种文化消失的时间重合，因此“文化瓦解”反映民族大迁徙的说法看似符合逻辑。但由于文化实际反映了由不同社群组成的复杂社会这样一个有机整体，因此一种文化的瓦解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是民族大迁徙的结果。像普热沃斯克文化和切尔尼亚霍夫文化这样的铁器时代的日耳曼文化是基于长期以来特定物品的持续发展来界定的，例如各种陶器（特别是精细器皿）以及武器和私人饰品等金属制品。我们所说的文化终结实际上是指考古发现中不再有这些典型物品持续发展的证据。这些特定物品的消失是否意味着当地的人口也全部消失还有待商榷。最近，有学者认为用以界定普热沃斯克文化和切尔尼亚霍夫文化的典型物品都非常昂贵，仅供人数相对较少的军队高官使用。理论上讲，这些物品的消失只是表明这些消费者已经迁走，但仍有大量农业人口留在当地。由于这些所谓的农业人口使用的陶器属于难以确定年代的粗陶制品，而且他们也不佩戴金属饰品，因此从考古学意义上来讲，就看不到他们继续存在的证据。这个观点也同样可以说明公元4世纪后半叶和5世纪初向帝国境内的移民相对而言只是一种小规模行为。

即便承认文化瓦解并不一定意味着已有人口全部消失，我也觉得这个结论不可信。如果从时间和地域上来考虑拉达盖苏斯入侵、横渡莱茵河入侵、乌尔丁入侵和勃艮第人入侵的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公元405年至410年间，大量人口从喀尔巴阡山以西的日耳曼尼亚迁出。我们无法（显然也永远不会）知道这几次迁徙的确切人数，也无法断定这些移民占受影响地区总人口的百分比。但文化瓦解至少表明这些人口的迁徙行为具有深远意义，改变了发源地——欧洲中部——的物质文化。虽然文字史料并不完整，但也证明这几次大迁徙与诺曼征服的情况不同，并不只是少量的社会精英牵涉其中。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后，只有约2000户家庭移民到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统治所有土地资产。例如，拉达盖苏斯的军队并非只有精英武士，而是由两类战斗人员组成。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这一重要证据还证明当时的哥特部落通常都由两种级别的战斗人员组成：“最优秀的”战斗人员（自由民）和其他战斗人员（解放的奴隶）。 此外，如第三章所述，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社会虽然肯定有等级的划分，但也还没有像后卡洛林时期的社会那样，由人数极少的封建精英阶层来统治。

总之，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在多瑙河下游渡河三十来年后，危机再次显露出来。罗马防线在短时间内被攻破不下三次。只不过这次危机是发生在喀尔巴阡山西部，而非东部。拉达盖苏斯入侵、横渡莱茵河入侵、乌尔丁入侵和勃艮第人入侵这四次侵袭分别在不同地点攻破罗马的防线。拉达盖苏斯攻入意大利的南部和西部；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以及勃艮第人对莱茵河防线发动猛烈攻击，一举攻破防线；而乌尔丁则一路南下。这几次行动大体上发源于同一地区，在罗马的欧洲边境引起巨大骚乱。成千上万的战士，也就意味着总计十多万人（有可能十几万人）迁入帝国境内。

时势造英雄——匈人

我们很难从史料中得知公元405年至408年危机的规模及其集中发生的地点。要重构其原因则更是难上加难。文字史料充其量也只是不完整的史料，基本上都没有提及危机的原因。据写于危机后一百多年的史料记载，促使汪达尔人迁出欧洲中部的是粮食短缺问题。但这并不可信。他们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几百年，而且公元400年前后，欧洲气候适宜，日照充足，夏季温暖。乌尔丁的大言不惭（参见本书第五章）可能表明他的动机纯粹是为了征服领土。不过，他轻易就被制伏又说明他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成为征服者。

在我看来，公元405年至408年的危机应被视为公元376年事件的重现，是由匈人游牧民的进一步西迁引发的。这一观点已经多次被提出，但由于尚未被明确证实，所以从未得到研究者的一致认同。 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大批匈人本身并没有直接参与公元376年的行动。 直到公元395年，即哥特人横渡多瑙河20年之后，大多数匈人仍在更东边一带活动。就在这一年，他们向罗马发动大规模袭击，但入侵地点是在高加索地区，而非多瑙河一带（地图7）。有学者认为这次袭击是驻扎在多瑙河一带的匈人军队从侧翼包抄罗马的妙计。但这样的话，这帮人马必定要沿黑海北海岸长途跋涉2000公里，他们甚至还没有发动进攻便已经精疲力竭了。这次袭击的方位表明，公元395年以前，匈人仍集中在更东边一带，可能是在伏尔加草原上。如第四章所述，公元376年后十多年间，罗马在多瑙河下游以北的对手仍主要是哥特人。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上述观点。

但到公元5世纪20年代，大批匈人已经在欧洲中部立足，居住在喀尔巴阡山以西的匈牙利大平原上。这一点在史料中能找到明确的记载。例如，公元427年，罗马将匈人逐出多瑙河中游南部最富裕的行省——潘诺尼亚（地图7）。 公元432年，罗马一名军队指挥官“横穿潘诺尼亚”，来到匈人的领地向他们请求援助。他的行走路线表明匈人被驱逐后仍没有离开喀尔巴阡山西部。 同样，公元5世纪40年代初以前，匈人首领死后都葬在与马尔古斯城（Margus）隔河相望的多瑙河北岸——同阿提拉在公元5世纪40年代的主要军事基地一样，毋庸置疑都在喀尔巴阡山以西。 因此，匈人的主体部分在公元395年至425年期间从高加索北部向西长途跋涉1700公里迁到匈牙利大平原。

匈人是否正好是在公元405年至408年间西迁的，我们就没那么确定了。但一些不是特别明朗的线索表明情况可能会是这样。例如，奥林匹奥多罗斯带着他的鹦鹉在公元412年至413年出使匈人领地。他们在海上行驶一段路程，途中遭遇恶劣天气，停靠雅典。由于奥林匹奥多罗斯效力于东罗马帝国，因此他一定是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的。从他经由雅典出使匈人领地的路线来看，他可能希望从爱琴海北上至亚得里亚海，直到阿奎莱亚。由于阿奎莱亚港一直以来都服务于多瑙河平原中部，因此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出使路线说明该地区是公元5世纪10年代初期他要拜访的匈人居住地（地图7）。

另一证据可间接证明公元410年前后欧洲中部正在酝酿令人极其担忧的事情。此时，东罗马当局意识到巴尔干半岛面临的威胁大幅升级。公元412年1月，他们实施了一项加强多瑙河舰队的计划。 一年后，由于面临敌人从北部穿过巴尔干半岛发动袭击的威胁，君士坦丁堡又加设新的防御工事。这个城市闻名遐迩的城墙正是这一时期兴建的。城墙三重设防，令人望而生畏，大部分城墙至今仍屹立于现在的伊斯坦布尔。 这些城墙坚不可摧，保护君士坦丁堡近千年，直到1453年才被入侵者从陆墙这面攻下。这已经是城墙兴建1040年后的事了。当时，土耳其人用大炮在现在的托普卡珀（Topkapi）长途汽车总站附近打通城墙，攻陷君士坦丁堡。有学者认为这两项防御措施都是为了应对公元408年至409年乌尔丁的袭击。但如果真是这样，乌尔丁早就已经被打得一败涂地，事后才实施这两项措施就有些说不通了。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它们同匈人的日渐逼近有关。

我们的证据有时也不尽如人意。但如前文所述，可以确定的是，公元395年前后仍没有离开高加索地区的匈人在公元420年前，很可能是在公元410年前就已经向西迁到匈牙利大平原。鉴于他们在公元376年到达欧洲边缘时引发哥特人向多瑙河一带的大逃亡，他们向欧洲中部进一步西迁不可避免也会造成类似的、突如其来的间接结果。 还要考虑的一点是，我们也没有别的可信说法可以采用了。罗马对移民采取的总方针并没有改变。公元405年至408年间入侵的蛮族部落都被一一击退。他们都没有获准迁入帝国境内。此外，自公元376年起，罗马边境地区再次恢复安定（我们将会看到，公元405年至408年的许多移民都即将丧命）。公元406年8月，拉达盖苏斯大败后被处死。同年12月发生横渡莱茵河事件。在我们看来，两次事件间隔的时间足够让拉达盖苏斯溃败的消息传回边界对面。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新一拨移民的到来。所以，这些都表明，公元405年至408年间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由帝国边界对面的情况引起的，而不取决于帝国政策或实力的转变。

我们需要将这几次事件综合起来考虑，不过这些事件也确实彼此关联。其要点包括以下几点。匈人是分两步入侵欧洲的：第一步是占领黑海北岸，引发公元376年的危机。第二步是占领匈牙利大平原，促使并尾随拉达盖苏斯、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乌尔丁以及勃艮第人从匈牙利大平原迁往帝国境内。在史料记载大批匈人到来之前，所有这些部落都来自这个在接下来50年里即将成为匈人核心势力的地区。这当然不是纯属偶然。和公元376年的哥特人一样，喀尔巴阡山以西的日耳曼尼亚人在公元405年至408年间纷纷选择逃离。在他们看来，匈人统治下的生活要比在罗马领土上创造新生活可怕得多。公元376年的危机表明，匈人出现在喀尔巴阡山以东、遥远的欧洲东部边缘，而公元405年至408年的危机则是由匈人西迁到欧洲中部引起的。

导致罗马在公元410年被洗劫的第一步发生在遥远的黑海北岸。两者可能看似关系不大。匈人的进一步西迁使喀尔巴阡山以西的日耳曼尼亚陷入危机，对罗马造成的主要影响便是武装移民大规模迁入帝国境内。对东罗马帝国而言，匈人的逼近使帝国高度焦虑，采取影响深远的新防御措施。但首当其冲、受到其直接影响的则是西罗马帝国。而且从长远来看，受其影响的也是西罗马帝国。入侵者和罗马中央政权及地方精英的碰撞将会产生重大反响。

掠夺与篡权

这几次人口迁徙的直接后果不难想象。这些难民在没有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强行迁入帝国境内。他们表现得和敌人一样，因而也被当作敌人来对待。拉达盖苏斯率领的哥特人起初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当他们抵达佛罗伦萨（Florence）时，形势忽然恶化。哥特人封锁佛罗伦萨，全城被逼无奈，几近投降。此时，西罗马帝国的最高统帅弗拉维斯·斯提利科（Flavius Stilicho）率领大队增援人马及时赶到。斯提利科当时以狄奥多西一世的幼子霍诺留皇帝的名义统治西罗马。为了反攻，他集结大量兵力：从意大利野战军中调动30个团，可能还从莱茵河防线抽调一支军队 ，还有阿兰人和匈人的辅助部队 。调动这么多兵力所造成的延误正是拉达盖苏斯能够在6个多月的时间里在意大利北部为所欲为的原因。但罗马最后的反攻相当漂亮。拉达盖苏斯一行人不得不退至菲耶索莱的山城，被困在城内。这位哥特首领最终在逃跑时被俘，随后即被处决。如前文所述，他的手下四处逃散，有些被卖为奴隶。 在反攻过程中一些高层战士则被斯提利科纳入罗马军队。通过佛提乌斯保存下来的奥林匹奥多罗斯历史只是对此做了简单记载，并没有说明事情发生的时间。此次高层战士被纳入罗马军队可能是整个扫荡行动的一个结果，但更有可能是罗马在外交上的成功之举，彻底断绝拉达盖苏斯的后援，使其无法和斯提利科的军队抗衡。不管怎样，斯提利科挫败了公元405年至408年危机中的第一轮侵袭。

然而，在面对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时，他就远没有这么高效了。斯提利科从高卢抽调军队前往意大利反击拉达盖苏斯。因此，从蛮族的角度而言，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进攻高卢会容易得多。我们已经知道，公元406年12月之前，在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之间的地区就一直酝酿着可怕的事情。公元6世纪史学家图尔的圣格列高利（Gregory of Tours）的作品《法兰克人史》（ History ）以及其他史料都保留了同时代作者雷纳图斯·普罗弗图拉斯·菲戈尔杜斯（Renatus Profuturus Frigeridus）作品的一些片段。这些片段表明，早在公元401年年底至402年年初，汪达尔人就已经在雷提亚行省的边境地区滋事。但如果这是他们迁入帝国境内所做的尝试的话，那么他们显然已经被罗马击退。汪达尔人接下来就改变了策略。到公元406年夏天或是秋天，哈斯丁族汪达尔人已经向北迁徙250公里，试图进攻莱茵河中游的法兰克人。据菲戈尔杜斯记载，他们遭受重创，后来阿兰援军加入才反败为胜。这次战斗的确切时间我们无从得知，但很可能此后不久便发生了公元406年12月31日哈斯丁族汪达尔人和斯灵族汪达尔人、阿兰人以及苏维汇人联合横渡莱茵河的事件。他们的渡河地点是在美因茨（地图8）这一点证明这些部落在南部碰完运气后又将他们的攻击点转向北方，似乎是绕阿勒曼尼人的主要领地兜了一圈后再进攻法兰克人。

我们无法详细重现莱茵河入侵的情形。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只是大概的入侵路线（地图8）。此次入侵始于侵袭者的渡河地点美因茨。他们洗劫完美因茨后，便向西、向北进攻莱茵河防线后方的中枢城市特里尔（Triers）和兰斯（Rheims），接着又进击更远的图尔奈（Tournai）、阿拉斯（Arras）和亚眠（Amiens）。然后，侵袭者向南、向东经巴黎（Paris）附近、奥尔良（Orléans）及图尔到达波尔多和纳尔博涅茨（Narbonnaise）。入侵者这一路花了近两年时间。高卢的一些基督教诗人从此次灾难中总结了各种道德教训，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生动史料，让我们对此次入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其中最著名的是奥里恩提乌斯（Orientus）。他的经典名句被各种史书反复引用——“仅一个柴堆就让整个高卢弥漫着硝烟。” 阿基坦（Aquitaine）的诗人普罗斯珀（Prosper）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探讨了他们正在见证“一个岌岌可危的世界”的瓦解过程（这篇文章虽然有些矫揉造作，却也按照这种题材的规范，逐一列举了罗马社会各传统行业的情况）：

那些曾经用一百把犁犁田的农民现在只有两头耕牛可用。那些通常乘车在壮美城市中穿行的人现在也都厌倦了，徒步前往荒无人烟的乡村。一个个都精疲力竭。那些曾拥有十艘豪华商船的商人现在只剩一艘小船，而且还得亲自掌舵。城市和乡村都已今非昔比，一切都在迅速走向灭亡。

然后，他更生动地描述道：“仅这一次侵袭，刀剑、瘟疫、饥饿、铁链、寒冷和燥热等夺走了可怜人的性命。”

公元409年洗劫完高卢后，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强行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在那里大肆破坏，造成更大损失。据西班牙编年史作者伊达提乌（Hydatius）记载，到公元411年，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伊比利亚半岛：

［他们］通过抽签的方式瓜分行省作为各自的居住地：［哈斯丁族］汪达尔人占领加利西亚（Gallaecia）；苏维汇人占领加利西亚西部大洋的沿岸地区。阿兰人分得卢西塔尼亚（Lusitania）和迦太基尼西斯（Carthaginiensis）两个行省；斯灵族分得贝提卡（Baetica）［地图9］。城里和要塞残余的西班牙人都纷纷投降，屈从蛮族人在这些行省的统治。

伊比利亚半岛属于西罗马帝国最繁荣的地区。他们占领、瓜分完这一地区后便停下了掠夺的脚步。据公元6世纪中叶拜占庭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记载，此次移民的安置有时也被看作意大利罗马中央政权组织的。 但普罗科匹厄斯的写作时间距离事发时间较远，所处地点也远离事发地点。而事发后五年左右，西班牙编年史作者奥罗修斯明确指出此次移民根本没有获得帝国的批准。 相比而言，他的说法更可信些。到公元411年，即过了四年勉强糊口的日子后，莱茵河侵袭者已经厌倦居无定所的生活。他们需要的不再是在罗马境内的欧洲地区不断掠夺，而是找到能长久提供税收的地区，占为己有并定居下来。伊达提乌还是现在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Galicia）省一个小镇的主教。他没有详细说明当时具体发生的事情。但是不难想象，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将各自瓜分的行省中原本归罗马政府所有的税收都据为己有。 就这样，他们在高卢烧杀劫掠后又占领了西班牙。但这才只是西罗马帝国防线被突破后一系列灾难的开始。

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蹂躏高卢和西班牙之时，西罗马帝国出现了新的问题，使其动荡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公元407年，霍诺留皇帝第七次担任执政官前不久：

不列颠的部队发生兵变，拥立马尔库斯（Marcus）为不列颠的皇帝。然而，在他没有满足他们要求的时候，他们将他杀死，选出格拉提安，给他披上紫袍，戴上皇冠，配备护卫，俨然就是一位皇帝。四个月后，他们又对他心生不满，将他废黜并杀死，立君士坦丁为继任皇帝。他任命优士丁尼安努斯（Justinianus）和内彼欧伽斯特斯（Nebiogastes）为高卢的指挥官，随后离开不列颠，穿越海峡前往欧洲大陆。他抵达布伦（Boulogne）后……在那逗留数日，赢得高卢和阿基坦所有部队的支持，控制整个高卢至阿尔卑斯山一带。

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在罗马的所有行省中，不列颠是帝国后期最容易发生叛乱的一个。这并不是因为不列颠的罗马官僚和军队指挥官更具有分裂倾向，而是因为他们通常觉得自己被排除在皇帝的恩宠范围之外，为寻求更公正的待遇而时常发动叛乱。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探求这次叛乱的动机。很显然，这次叛乱发生在公元406年秋天，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横渡莱茵河前不久。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两个事件相继发生，十分可疑。我猜想两者之间肯定存在某种联系。

首先，不列颠之前发生的叛乱通常持续时间较短，几乎都没有穿越多佛尔海峡（Dover Channel）波及莱茵河边境更大的政治和军事机构。公元406年至407年不列颠叛乱中头两个篡位者的命运在意料之中，他们是在权力争夺的首个难关败下阵来的小人物。第三个篡位者通常被称为君士坦丁三世。这个人就得另当别论了。他不仅在即位二十分钟后设法躲过私刑，而且还很快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到高卢至阿尔卑斯山一带，赢得莱茵河地区罗马军队的支持。等到他把权力中心迁到布伦时，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已经突破莱茵河防线。而在斯提利科以霍诺留名义统治下的意大利罗马中央政权至此都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这次事件再次印证罗马的一个经典模式。斯提利科政权完全以意大利为中心，在高卢的危急时刻没有及时提供援助。君士坦丁三世在公元407年春天将权力中心迁至高卢，为采取有效行动应对即将来临的灾难提供了机会。君士坦丁三世在多佛尔海峡以南一立足就领军和汪达尔人及其同伙展开了几次激烈交锋。 这也许可以解释侵袭者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入侵路线。由于罗马在莱茵河北部地区的抵抗日渐统一，侵袭者便将注意力转向南部的阿基坦和比利牛斯山（Pyrenees）。据奥罗修斯记载，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并确保高卢各行省不再遭受侵扰，君士坦丁和莱茵河边境的一些日耳曼藩属国——阿勒曼尼人、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签署和约。 因此，在意大利中央政权明显没有抵制蛮族侵袭者的情况下，君士坦丁三世通过率领罗马军队进行抵抗获得高卢地区的支持。这种抵抗侵袭的需求甚至有可能是引发不列颠篡权的因素。如前文所述，虽然第一轮叛乱发生在汪达尔人及其同伙横渡莱茵河前不久，但是战争已经酝酿一段时间。即便这当头一棒是在公元406年12月31日才落下的，莱茵河防线的罗马军队里无疑已经出现了重大危机。我猜想这引起大家对斯提利科统治的不满，而君士坦丁三世将是其中的最大受益者。

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

这一时期的历史角色中已有三分之二出场了。在这个动荡不定的局势中我们还需要考虑另一个元素——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罗马最终将落入这帮人之手。要了解这帮哥特人及其在罗马衰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哈德良堡战役四年后狄奥多西一世恢复巴尔干半岛和平以来的二十多年里所发生的事情。

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是公元382年和狄奥多西一世签订和约的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的直系后代。 可以想见，他们同罗马政府通过妥协（参见本书第四章）勉强达成的关系会出现周期性的紧张情况。局部或全面暴动时有发生，可见双方一直都彼此猜忌。对罗马当局而言，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在尽力建立信任关系。一名哥特士兵在君士坦丁堡被民众私刑处死后，帝国对该城进行了严厉的经济制裁。同样，罗马在多瑙河下游的小城托米（Tomi）的驻军向驻扎在附近的哥特军队发动攻击后，统领罗马军队的长官便被革职。很显然，狄奥多西一世不希望这次冲突引发大规模骚动。我们还知道他还不时设宴款待哥特人的首领。

尽管如此，哥特人，或是一部分哥特人显然认为罗马政府仍在试图废除他们在公元376年至382年间用武力获得的不完全自治权。公元382年签订的和约特别规定，如果帝国要求，哥特人有责任派遣部队替罗马作战。在讨伐帝国西部篡位者时，狄奥多西一世曾两次要求哥特人出兵：一次是在公元387年至388年讨伐马格努斯·马克西姆斯（Magnus Maximus），一次是在公元392年至393年讨伐欧根尼乌斯（Eugenius）。在这两次罗马内战中，一些哥特人倾向于发动叛乱，或者至少是临阵脱逃，而不愿替罗马作战。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罗马政府容许哥特人进行不完全自治只是迫于当时的军事实力对比。由来已久的政策被暂停，但也只是针对这群特定的移民，而且只是因为他们战胜了瓦伦斯和狄奥多西一世。参与罗马内战势必会给哥特人带来伤亡。如果他们的兵力损失过大，那就没有什么能阻止罗马政府对他们实施惯用的难民政策了。如前文所述，在公元383年1月努力说服君士坦丁堡元老院接受和约时，德密斯修已经在畅想哥特人失去他们的不完全自治权了。

在与篡位者欧根尼乌斯的对抗中，哥特人的怀疑进一步加深。狄奥多西一世一直在试图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统治整个帝国。其结果可想而知，帝国西部的不满分子拥立自己的人选为皇帝。帝国东西两军在意大利附近的弗里基德河（River Frigidus）河畔展开会战。此次战役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战斗的第一天，两军激烈对阵，不分胜负，哥特人发现自己身处前线，损失惨重。有史料称哥特人有1万人战死。这显然有些夸张。该史料的作者奥罗修斯甚至称罗马在这次战役中一举两得：其一是对欧根尼乌斯的胜利，其二是对哥特人的胜利，因为他们伤亡惨重。 因此，公元395年初狄奥多西一世病逝时，哥特人叛乱的时机成熟，准备重新修订公元382年的和约，争取更大程度的安全保障。他们举旗造反，违反和约，任命自佛瑞提根、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被镇压以来的第一位至高首领。他们的选择落在了此前一次较小规模的暴动（发生在镇压马克西姆斯篡权之后）中崭露头角的阿拉里克身上。罗马史料并没有记载哥特人具体希望如何修订公元382年的和约。在所有新和约中，哥特人都要求罗马承认其选举首领的权利，赋予他罗马军队指挥官（ magister militum ，主帅）的合法地位。是否还有其他附加条件，例如指挥官手下的士兵应该获得全额军饷，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这也完全有可能。 哥特人已经不再满足于罗马统治下的不完全政治自主权，尽管这项政策在二十多年前还是一项突破性政策。

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公元376年哥特人迁到多瑙河河畔时是两支由各自首领率领的独立部落——瑟文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在随后的战争中，他们共同作战，配合得也还不错。尽管如此，两支部落间的权力摩擦也时有发生。哈德良堡战役前夕，佛瑞提根试图以承认他是哥特人唯一首领为条件同瓦伦斯议和。两年之后，两支部落又分道扬镳，朝着不同方向迁徙。学者们就随后发生的事情说法不一。有人认为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分别同罗马达成和议。我个人则认为公元382年签订的和约对两者都适用。但不管是签订不同的和约，还是签订相同的和约，都没有改变一个更大的问题，即随后即将发生的事情。在阿拉里克的统领下，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之间的差异消失了，两支部落成为一支部落。 我们在上文已经探讨了公元1世纪至4世纪期间罗马边界对面日耳曼尼亚境内较大、较统一的政治群体的发展过程。现在这个过程已经波及罗马境内，而且还将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哥特人统一起来的原因非常简单，和他们在公元376年至382年战争期间联手对抗罗马的原因一样。他们通过组合成较大的部落一起行动，从人数上获得安全感以及争取优厚待遇的机会，从而加大在这个并不欢迎他们的罗马帝国建设美好未来的可能性。

因此，公元395年初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叛乱意义重大。一支新力量有如脱缰野马，正在伺机一雪弗里基德河战役之耻，重新修订13年前签订的和约。对于罗马而言，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哥特人统一后力量太过强大，罗马无法立刻置其于死地。公元395年和397年，罗马派遣大量军队和哥特人对阵。但双方的实际交锋并不多，可能是因为双方兵力相当，谁都不愿贸然开战。 与此同时，传统态度很难改变，罗马的官员都没有急于批准哥特人新提出的条款。阿拉里克的政治诉求未能得到满足，便放任手下为非作歹。这一次受害的又是巴尔干半岛各行省的居民。叛乱首先在东北部的色雷斯发动。但公元395年至397年间，哥特人一路南下，到达雅典，然后又向西、向北沿亚得里亚海岸一直到伊庇鲁斯（Epirus，现在的阿尔巴尼亚）。他们一路尽情劫掠，但始终仍试图与帝国达成新的政治协议。

这一时期，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政局动荡不定。东罗马的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的长子阿卡狄乌斯（Arcadius）虽然在公元397年已年满20岁，但仍不问国事。不过他身边总是不乏希冀得宠、野心勃勃、争夺权力的政客。当时廷臣中最得宠的当属宫廷总管尤特罗庇乌斯（Eutropius）。到公元397年，这名宦官已打算和哥特人协商。他授命阿拉里克为罗马军队指挥官，批准哥特人新提出的条件和附加保障。他允许哥特人在达契亚和马其顿定居，很可能还出面安排，以税收的形式将当地产出分配给他们维持生计。尤特罗庇乌斯的命运极具启发性。在罗马帝国，宦官通常是人们嘲弄的对象，被描绘成邪恶、贪婪的形象，正是那种会屈服于蛮族人凭借武力索要钱财的人。尤特罗庇乌斯既是宦官，又是哥特人绥靖分子。因此他身处劣势，他的对手也充分利用这一点。公元399年夏天，尤特罗庇乌斯最终被打倒。 他的继任者撕毁他与阿拉里克的协议，拒绝进一步协商。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君士坦丁堡的政权几经更替，但东罗马的官员们都没有打算和阿拉里克和谈。批准哥特人可能接受的条件在政治上无异于自取灭亡。公元400年，君士坦丁堡发生针对盖纳斯（Gainas）的政变。哥特人出身的盖纳斯是罗马的指挥官。尤特罗庇乌斯倒台后，他也参与了权力的角逐。帝国后期军事重组后，盖纳斯和其他蛮族出身的指挥官地位渐高，声望日隆。在帝国初期，只有罗马公民能在军团服役。与之不同的是，到了帝国后期，任何人都可以在政治意义重大的野战军中服役。没有什么能阻挡能力出众的蛮族人在野战军中升官晋爵，获得政治地位和声望。因此，自公元4世纪中叶以来，一系列蛮族出身的指挥官出现在宫廷的政治斗争中。这些人偶尔还会图谋篡位，或者涉嫌图谋篡位。法兰克人出身的西尔瓦努斯（Silvanus）便是一个不错的例子。史学家阿米安·马塞林还参与了铲除他的谋杀行动。然而，“蛮族”长官更多的是和文官政客较量，对皇帝施加影响。但不管史学家对他们的态度如何，我们都没有看到任何记载证明这些蛮族长官对帝国怀有二心。这些被视为“蛮族人”的将官中有些是接受过传统精英教育的第二代移民，也就是说，他们和其他官员一样，是完完全全的罗马人。

盖纳斯在公元399年秋天还是君士坦丁堡的风云人物，权倾一国。到第二年年初，他便被昔日的同党取代。他可能是第一代哥特移民。因此很容易就成为反蛮族宣传的攻击对象，尤其是这一时期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正在巴尔干半岛为所欲为。但并没有证据表明盖纳斯有意与这帮哥特人为伍。在这场推翻他统治的暴力政变中，盖纳斯设法逃出君士坦丁堡，但几千哥特人，包括跟随东罗马军中的哥特官兵生活在城里的妇孺，都惨遭杀害。此后，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同东罗马军队没有进行正面交锋。但现在，他们被排除在君士坦丁堡政治之外，很快争取新协议的希望也完全破灭。为了打破僵局，阿拉里克率领手下于公元401年秋天来到意大利。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他们试图同西罗马帝国的实际掌权人斯提利科达成协议。同样，阿拉里克试图使用武力迫使斯提利科就范。但斯提利科和东罗马尤特罗庇乌斯的继任者一样，也不愿意批准他们的条款。由于巴尔干半岛的给养来源被切断，这帮哥特人无法无限期地停留在意大利。 公元402年秋天至403年年初，进行过两次不分胜负的战斗后，他们越过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退到老巢达契亚和马其顿。

阿拉里克别无选择，现在他不得不设法让东西罗马帝国中的一方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哥特人回到他们在公元397年至401年间占领的巴尔干地区，重新确立统治，可能是重启曾供养他们的给养来源。他们在这里一待就是三年。深处政治荒原，他们发现自己无论是从字面意义，还是从比喻意义上讲，都被夹在东西罗马帝国之间，等待其中一方向他们招手示好。公元406年末，意大利的斯提利科终于表示要和谈。我猜想阿拉里克一定大吃一惊。仅在四年以前，这位西罗马帝国的摄政者还竭尽全力要和阿拉里克及其率领的哥特人保持距离。而现在他却来拉拢他们，要和他们结盟。更奇怪的是，斯提利科是在打败拉达盖苏斯之后向阿拉里克示好的。如前文所述，罗马打败拉达盖苏斯之时，即将波及罗马境内的动荡局势已在莱茵河边境初现端倪。

但斯提利科提出要和阿拉里克联盟，一同对付君士坦丁堡，而不是去处理莱茵河防线的问题。要了解斯提利科看似蹊跷的行为及其意外结果是如何导致罗马遭劫的，我们需要仔细探讨一下这位西罗马的最高统帅以及他在整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斯提利科与阿拉里克

在古代和现代，人们都对弗拉维斯·斯提利科看法不一。他是帝国后期像盖纳斯这类蛮族军人通过晋升逐步获得政治地位和声望的成功案例。斯提利科的父亲是具有汪达尔人血统的罗马骑兵军官，他的母亲是罗马人。他本人是帝国东部狄奥多西一世麾下的一名杰出军官，在公元4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担任各种要职。公元393年，斯提利科跟随皇帝西征，讨伐篡位者欧根尼乌斯。之后，他被任命为高级指挥官（ comes et magister utriusquemilitiae praesentalis ，中央野战军两军统帅），统领帝国西部的军队。公元395年初，狄奥多西在米兰意外死亡，享年49岁。显然，此前他任命斯提利科为一同西征的次子霍诺留的监护人。至少，斯提利科声称这是皇帝临终之前对他的嘱托，而且也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狄奥多西一世的长子阿卡狄乌斯则留在君士坦丁堡，统治东罗马。霍诺留生于公元384年9月，在狄奥多西一世病逝时还不满10岁。因此统治权自然而然就落入斯提利科手中。

此前，斯提利科的重心完全集中在帝国东部。但现在，他发现自己成为西部无可争辩的统治者。斯提利科开始小心谨慎地拉拢罗马元老院，这一点清楚地表明他有在西部权势中建立人脉的必要。公元395年5月，他通过一项法令，为曾在篡位者欧根尼乌斯手下任职的官员恢复旧职——建立人脉的重大举措。 公元395年后，我们的老朋友叙马库斯突然发现自己也在斯提利科拉拢的对象之列。 从他的书信判断，叙马库斯当时正在享受一个回暖的冬日。他存留下来的书信中可能有三分之二是写于公元395年至402年间。从这部分书信可以看出，叙马库斯的影响力相当大。一则，他能够将曾在欧根尼乌斯手下担任首都行政长官的女婿尼科马库斯·弗拉维尼鲁斯（Nicomachus Flavianus）解救出来，并为他争取到官复原职，在公元399年至400年间重新成为霍诺留和斯提利科治下的首都行政长官。虽然没有担任正式职位，但叙马库斯还在公共事务中施加影响。我们稍后将看到，公元397年，他在发动元老院宣布背叛斯提利科、投靠君士坦丁堡的北非指挥官吉尔多（Gildo）为“国家公敌”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他小心拉拢权要，斯提利科稳坐权力宝座十多年。鉴于他命运坎坷，稳坐权力宝座十余年也绝非易事。其中有些变故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狄奥多西一世临终遗愿的真相我们无从得知。但他病逝后不久，斯提利科就声称皇帝临终时将两个儿子托付给自己。 斯提利科在罗马的特聘御用演说家、诗人克劳狄安（Claudian）对元老院说道：“总之，罗马的权力就托付给您，斯提利科；治理帝国的权力就交付在您手上。两位皇子统治的东西罗马帝国及其军队都由您负责。” 一切迹象都表明这是个谎言，至少就阿卡狄乌斯而言是这样，意在授权才到帝国西部就已经掌权的斯提利科在原居住地东罗马帝国争夺权力。斯提利科接着就依照这一宣言行事。他在公元395年和397年两次干预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在东罗马帝国领土上的叛乱问题，根本目的是为了树立自己东部拯救者，因而自然也是统治者的形象。斯提利科的行为遭到君士坦丁堡同僚的强烈抵制。如前文所述，这些人正忙于争权夺利，操纵不问国事的阿卡狄乌斯。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斯提利科出现在地平线上，骑着马儿来解救他们。可以想见，他们对他百般阻挠，严加防范。

其中最危险的一次发生在公元397年的秋天，上文提到的阿非利加指挥官吉尔多受到诱惑，意欲投靠君士坦丁堡。这对斯提利科而言是一种莫大的威胁。因为罗马的粮食供给来自阿非利加。只要给养中断，他的政治地位就会立刻动摇。结果，斯提利科出色地解决了危机，将吉尔多的弟弟马西泽尔（Mascezel）派往北非。吉尔多曾杀害过他的孩子，因此马西泽尔还有仇未报。此次叛乱在公元398年7月被平定。阿非利加在粮食开始收获之前又回到西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公元401年至402年，斯提利科还经受了阿拉里克对意大利的侵袭。虽然君士坦丁堡当局可能没有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授意阿拉里克入侵意大利，但他们显然也没有阻止阿拉里克这样做。接着，仅仅三年之后，拉达盖苏斯率领一帮哥特人来袭。但斯提利科最后又再次轻松地解决了问题。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他的权力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中央和地方军事机构、罗马元老院及中央官僚机构等。但最关键的是他和狄奥多西一世之子霍诺留的关系。随着霍诺留逐渐长大成人，为了牢牢控制这位皇帝，斯提利科在公元398年将自己的女儿玛利亚（Maria）许配给他。这给斯提利科的地位增加了一些额外的保障，但随着霍诺留逐渐成年，他与这位皇帝的关系注定需要采用一些手腕。

直到公元406年8月，斯提利科都谨小慎微，没有出现什么闪失。他虽然没能统一东西罗马，但霍诺留在他的牢牢掌控之中。阿非利加的叛乱被平定，哥特人对意大利的两次进攻也被成功击退。接着，在战胜拉达盖苏斯之后，斯提利科迈出他一生中最不可思议的一步。这时候，北部局势已经恶化。不列颠的一系列篡权行动中第一位篡位者已经上位；莱茵河以东硝烟迷漫，而且一切迹象都表明战火将蔓延到罗马境内（但没有任何蛮族人即将横渡莱茵河以及以何种方式入侵的迹象）。然而，如前文所述，斯提利科并没有召集训练有素的士兵北上，而是同君士坦丁堡的对手展开新一轮的争斗。与公元395年至396年的对峙相比，他在公元406年年末重开战事想要获取的领土范围缩小了。斯提利科要求君士坦丁堡归还达契亚和马其顿教区（这两个教区位于伊利里亚省的东半部，在狄奥多西一世执政期间被转交给君士坦丁堡管理）。然后，他提出同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结盟，用战争来要挟东罗马帝国。

当然，斯提利科可能只是判断失误，一方面他执迷于夺取东罗马帝国的统治大权，另一方面又低估了北部危机的严重程度。但我认为，即便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北部危机会迅速发展成一场灾难，他也不会被野心完全冲昏头脑。而且这也不是我的一己之见。关键问题在于斯提利科已不再试图在君士坦丁堡夺权。他的目标缩小，只是要收回伊利里亚行省东部的达契亚和马其顿。这一变化表明其中涉及更具体的问题，而非仅仅是虚荣心在作祟。伊利里亚东部的山区和丘陵盆地一直以来是罗马军队招募新兵的理想之地（类似于苏格兰高地是英国军队招募新兵的理想之地）。因此，有学者提出斯提利科在公元406年年末收回伊利里亚东部的想法与莱茵河地区日益蔓延的危机有关。他亟须增加兵力，因此收回伊利里亚东部可能是他争取重要征兵基地的妙计。但要将新兵训练成善战的士兵还需要时间。而显然，斯提利科最缺的就是时间。然而，在伊利里亚东部就有一支现成的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甚至是久经沙场）的军队——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

为什么说斯提利科同君士坦丁堡争夺伊利里亚东部地区可能和他争取阿拉里克的支持一同对抗北部更大的威胁有关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还需要考虑哥特人的规划。自公元395年以来，阿拉里克一再表明，他完全愿意同罗马帝国结成军事联盟，但条件必须合适，而且必须修订公元382年和约中的问题。我们知道，这意味着罗马充分肯定他们的至高首领，并指定一片能够创造税收的地区依法供养他们。尤特罗庇乌斯在公元397年满足了他们的这些要求，在随后的公元5世纪初他们希望这些要求能继续得到满足。斯提利科和阿拉里克之间的唯一问题是决定安顿哥特人的具体地点。除了公元406年短暂进攻意大利之外，哥特人自公元397年以来，一直占据达契亚和马其顿两地。但传统上属于帝国西部的伊利里亚东部现在已经归东罗马帝国管辖。因此，斯提利科陷入两难境地。他可以让哥特人离开他们占据近十年的地区，迁到他管辖的领土上。这样，他就有权批准他们要求的合法居住地。但这势必会在哥特人中引起骚乱。也许对斯提利科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也会在西罗马帝国境内哥特人可能定居地区的罗马地主阶层中引起骚乱。或者，他可以授权哥特人统治他们已经占据的地区。这就意味着他需要威逼君士坦丁堡将伊利里亚东部归还给他。他最终选择了后者。细想之下，后者是争取哥特人支持的最简单的手段。这样看来，斯提利科的政策就没有那么疯狂了。

与阿拉里克的超级军团结盟将为斯提利科提供他在应对北部即将出现的骚乱时所需要的兵力，而且在西罗马帝国境内也不会引起什么骚乱。如果这一切需要他和君士坦丁堡开战的话，那就只能这样了。

斯提利科倒台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斯提利科和阿拉里克约定，在进攻东罗马帝国时，意大利会派遣大队人马增援哥特人。我猜想斯提利科以为他不用按常规进攻君士坦丁堡，只需要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就足以让东罗马交还有争议的教区。于是，阿拉里克把军队调遣到仍处于西罗马境内的伊利里亚西部的伊庇鲁斯，等待斯提利科的部队穿过亚得里亚海来和他会合。由于在巴尔干半岛冬天无法发动大规模战争，因此这次袭击可能是计划在公元407年夏天进行。然而，巴尔干半岛和高卢地区事态的迅速演变，将所有计划都全盘打乱。到公元407年5月至6月，他们正考虑在巴尔干半岛发动一场重大战役时，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已经渡过莱茵河，入侵高卢。更糟的是，君士坦丁三世已经穿越多佛尔海峡，赢得高卢多数军队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不可能调遣大批军队穿越亚得里亚海。因此，斯提利科并没有派兵增援伊庇鲁斯的阿拉里克。他在公元407年采取的唯一行动就是派遣哥特人出身的指挥官萨鲁斯（Sarus）前往高卢，试图扼杀君士坦丁三世篡权的势头。但行动失败了。

到公元408年初，斯提利科的地位岌岌可危。君士坦丁三世和蛮族人在高卢不同地区展开行动，整个高卢行省和不列颠都脱离中央的控制。北非和西班牙仍然支持西罗马，但伊庇鲁斯的阿拉里克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他率领的哥特人已经在那里滞留了一年，等候罗马军队的到来。但高卢的形势仍十分危急，罗马不敢轻举妄动。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在起作用。阿拉里克对哥特人的统治也绝不是坚不可摧的，他还得让普通士兵满意。斯提利科真的会信守承诺吗？

到公元408年春天，阿拉里克忧心忡忡，要求斯提利科提供保证。他提醒斯提利科他的军队还未收到任何经济支援，更别提军事援助了。这也合情合理。因此他要求斯提利科支付4000磅黄金。他以武力相威胁，率领部下向北、向西挺进，到达阿尔卑斯山麓的罗马行省诺里库姆（现在的奥地利）。如果有必要的话，从这里进攻意大利十分方便。对于所谓的盟友而言，在斯提利科困难的时候这样做虽然有失偏颇，但阿拉里克也需要满足自己部下的需求。而且，别忘了，公元401年至402年斯提利科将哥特人逐出意大利时，他也没有心慈手软。据说，皇帝和元老院的大部分元老都准备和哥特人决一死战。但这就意味着除了莱茵河侵袭者和君士坦丁三世之外，罗马又增加了一个劲敌。因此斯提利科反对同哥特人开战。元老们聚集在罗马，展开一场按既定套路进行的辩论。斯提利科阐述了他的立场。他如愿以偿，元老院同意向阿拉里克支付黄金。然而，反对的声音并没有消失。一个名叫兰帕狄乌斯（Lampadius）的人因为他对此事的评价被载入史册：“这不是和平，而是奴役条约（ non est ista pax sed pactio servitutis ）。”此时，斯提利科已经差不多花光了他所有的政治资本，但命运和他还没有完事儿。

公元408年5月1日，西罗马皇帝霍诺留的哥哥、东罗马的皇帝阿卡狄乌斯去世，留下一名7岁的幼子作为继承人，即狄奥多西二世。这次，皇帝和指挥官又产生分歧。斯提利科想前往君士坦丁堡干涉东罗马的事务，霍诺留也有此想法。和向阿拉里克支付黄金的事情一样，斯提利科又如愿以偿。他还提议阿拉里克同时也应该被派往高卢。但皇帝与指挥官之间的裂痕已经显而易见。曾受到斯提利科提携的宫廷高官奥林庇乌斯（Olympius）更是从中挑拨离间。西罗马帝国的所有事务都是按照斯提利科的意愿来处理，但帝国仍境况危急。君士坦丁三世现在已经在高卢南部的阿尔勒安顿下来，正盘踞在通往意大利的各山口上。蛮族人遍布高卢各地，阿拉里克收到黄金后，仍留守在诺里库姆，把守着阿尔卑斯山东部的山口。难怪史料提到斯提利科在公元408年夏天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却又没有采取行动——整个帝国大厦在他身边渐渐倒塌。据佐西姆斯记载，奥林庇乌斯此刻打出一张王牌：“他说，斯提利科正计划着前往东罗马帝国，图谋推翻小狄奥多西，让他自己的儿子优奇里乌斯（Eucherius）继任皇帝。”

奥林庇乌斯一有机会就重提此事，而且还刻意把这条消息散布到集结在总部帕维亚（Pavia，提西努姆，Ticinum）的意大利军队中。在军队8月13日出发前去对付君士坦丁三世之前，霍诺留前往帕维亚营区进行检阅。此时，军队发动兵变，斯提利科支持者中的众多高官被杀。听到消息后：

［斯提利科］召集所有蛮族盟军的首领，商讨该如何采取行动。大家都一致认为，如果皇帝遇害——不过他们还不确定皇帝是否被杀，蛮族盟军都应该立刻攻打罗马士兵，杀鸡儆猴。但如果皇帝平安无事，即便一些官员被害，也只有兵变的主谋应该受到惩罚……然而，当他们发现皇帝安然无恙时，斯提利科决定饶恕那些士兵，回到拉文纳。

这些蛮族部队主要是哥特首领拉达盖苏斯的手下，约有1.2万人，是在拉达盖苏斯战败后作为一支独立部队被斯提利科纳入意大利军队的。没有史料显示在其他常规军队中还有独立的蛮族部队。斯提利科倒台后，历年来招募的蛮族官兵中仍有许多人继续在军中服役。在拉文纳，斯提利科先是躲避在一座教堂内，但后来又放弃求生，决意一死，还不许他的个人扈从阻拦。8月22日，斯提利科被斩首。

这位西罗马的最高统帅在掌权13年后就这样身首异处。他提携的高官中有许多已经在帕维亚兵变中丧生，剩下的现在也被追捕、杀害。他的儿子优奇里乌斯被捕后被处死。霍诺留还和他的女儿离了婚。罗马的政权更替和许多政客一样，卑劣、残酷、彻底。奥林庇乌斯给予前恩主的最后一击是在公元408年9月至11月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没收斯提利科的所有财产，并惩治所有试图保留这个“国家强盗”物品的人。 在我看来，就像考特爵士（Thane of Cawdor）一样，斯提利科的死最能体现他无愧于罗马最高统帅的身份。他宁死也不愿罗马继续深陷内战，给人留下的是一个德高望重、赤胆忠心的帝国公仆的形象。奥林匹奥多罗斯等史学家对他都深表同情。虽然反蛮族的希腊史学家尤纳皮乌斯指责他自公元4世纪90年代初起和阿拉里克勾结，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汪达尔人之子的出身妨碍他成为一名忠心耿耿的罗马军官。斯提利科只是生不逢时，恰巧在匈人打破帝国长久以来所处的权力平衡之际掌权。纵观历史，没有几个人能同时成功地应对心怀不满的皇帝，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大规模篡权行动以及哥特人的超级军团。

斯提利科死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表明他政策的英明之处。奥林庇乌斯任命自己为执事官——高级文官，责任范围广泛，相当于首相职位。以他为首的新政权完全推翻了斯提利科的政策。与哥特人的和平破灭，硝烟弥漫。阿拉里克用人质换取赔款和从意大利外围撤军的提议也被断然拒绝。

现在，哥特人又回到政治荒原，在有些方面连公元406年的境况还不如。至少当时他们还有成熟的基地。而现在，他们身处陌生环境，与当地农民没有任何往来。但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在一个重要方面很快就会有所好转。斯提利科被处死后不久，意大利军中的罗马人便采取一系列行动对付他招募的蛮族官兵的家人和财产，其中很多人曾是拉达盖苏斯的手下。他们被安置在意大利各城市的家人被屠杀。这些蛮族兵一怒之下投靠阿拉里克，使他的战斗人数可能增加到约3万人。兵力的增加并没有就此结束。公元409年，哥特人在罗马城外扎营时，大批奴隶也加入他们的队伍。阿拉里克军队中的战斗人员总数增加到4万人。我猜想，这些奴隶中大部分都曾是拉达盖苏斯的手下，而非罗马原有的奴隶。仅仅在他们被卖为奴三年之后，阿拉里克为他们提供了结束受罗马人奴役的途径。

阿拉里克所统率的已经是到目前为止兵力最强大的哥特部落。公元408年秋天，他采取了大胆行动。阿拉里克召集所有部下，包括同他的姻亲阿萨尔夫（Athaulf）一起驻扎在潘诺尼亚的手下，越过阿尔卑斯山，向意大利挺进。他们沿途一路破坏，直奔罗马。11月，阿拉里克一行人抵达罗马城外，很快便将罗马城包围，以防止有人向城内输送粮食。然而，阿拉里克无意攻城。这一点很快就显露无遗。很明显，他想要的是战利品。到年底的时候，阿拉里克得逞了。罗马元老院同意付给他5000磅黄金、3万磅白银，以及大量丝绸、兽皮和香料，正好用来笼络他刚招募的军队。但同他自公元395年以来的一贯诉求一样，这个哥特人还想要同罗马政府达成妥协。他希望元老院能帮他实现自己政治生涯中的这个终极目标。元老院派使团来到拉文纳同霍诺留斡旋，敦促皇帝交换人质，并与阿拉里克达成军事联盟。皇帝表示愿意接受这些条件。因而，哥特人放弃围城，向北退到托斯卡纳（Tuscany）。

但霍诺留要么是在争取时间，要么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奥林庇乌斯的影响力仍十分强大，他对皇帝施加影响，阻止他批准和议。因此阿拉里克万分恼火，尤其是他的一支部队在比萨（Pisa）附近还遭到伏击。他回到罗马，要让霍诺留充分认识到他要求赔偿和联盟的决心。迫于哥特人的压力，元老院再次派使团向北前往帝国的政治中心、霍诺留的基地拉文纳，只不过这次是在哥特人的陪同下前往的。他们宣布是时候谈判了。这次皇帝对奥林庇乌斯彻底失去信任。他根本不可能调遣意大利的军队去攻打哥特人。因为双方势均力敌，他无法稳操胜券。而且罗马和哥特人正面交锋将会让君士坦丁三世有机可乘，越过阿尔卑斯山。唯一的选择就是和谈。到公元409年4月，在皇帝面前最有影响力的是曾支持斯提利科的意大利禁卫军长官约维乌斯（Jovius）。这个约维乌斯在斯提利科同哥特人联合攻打东罗马帝国前，曾被派去同等候在伊庇鲁斯的哥特人联络。阿拉里克同约维乌斯在里米尼（Rimini）展开和谈。因为罗马方面没有什么筹码，和谈看上去进展得不错。君士坦丁三世仍在阿尔勒忙于将自己的几个儿子都推上皇位——给帝国带来改朝换代的直接威胁（如果还有朝代的话）。实际上，霍诺留现在对君士坦丁三世已经惶恐不安。他在公元409年初派人给君士坦丁三世送去一件紫袍，正式承认他为皇帝。霍诺留的一些军官试图让6000名驻军潜入罗马，结果伤亡惨重，只有100人潜进城里。与此同时，拉文纳的部队开始不安起来。因此，对霍诺留而言，战争并不可取。阿拉里克最初提出的要求说明他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据佐西姆斯记载：“阿拉里克向罗马要求一定数额的黄金和一定重量的谷物作为岁贡，还要求批准他和手下在诺里库姆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定居。” 约维乌斯默许了阿拉里克的要求，并请求霍诺留正式任命阿拉里克为帝国高级军队指挥官（ magister utriusque militiae ，两军统帅）。霍诺留的批准将给哥特人带来大量财富，使他们的首领成为宫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还会让哥特军队离拉文纳近在咫尺，占据东部通往意大利的主要山口。

和谈出现僵局。霍诺留愿意批准阿拉里克对谷物和黄金的要求，但拒绝任命他为高级军队指挥官。皇帝的回信出言不逊，在和谈时被大声宣读出来。阿拉里克愤然离去。但有趣的是，他后来又改变主意。这次，他召集一些罗马主教作为他的使节，传达了以下信息：

现在，阿拉里克既不想要官职或荣誉，也不想在之前指定的行省定居。他只要能继续侵犯遥远的多瑙河河畔的诺里库姆，并且该地免缴税款。此外，皇帝每年只要给他足够的谷物就可以了，不用支付黄金……阿拉里克提出这些合理、谨慎的提议后，所有人都对他的节制表示惊讶。

不用指定给哥特人领地，也不用支付给他们黄金。哥特人将默默地生活在远离拉文纳的边境行省。阿拉里克的节制可能出人意料，但表明他能顾全大局。目前，他有实力随心所欲，但他愿意以此换取同罗马帝国的持久和平。阿拉里克肯定强烈地意识到帝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来的潜在力量，觉得有必要采取保守做法。

然而，霍诺留的宫廷内仍一片骚乱。史学家奥林匹奥多罗斯认为阿拉里克重新提出的条件节制合理，但仍遭到霍诺留的拒绝。因此阿拉里克再次回到罗马围城，打算加大赌注。公元409年年底，他说服元老院选举普里斯库斯·阿塔卢斯（Priscus Attalus）为皇帝。这样，西罗马帝国曾一度同时有三位皇帝执政：霍诺留、君士坦丁三世以及普里斯库斯·阿塔卢斯。阿塔卢斯出身于显赫的元老院家庭，在公共部门担任要职10多年。元老院派遣使团来到霍诺留面前，以身体伤害和驱逐出境相要挟。阿拉里克被任命为阿塔卢斯的最高指挥官，着手征服意大利北部大多数城市，并围攻拉文纳。其余军队则被派往仍效忠霍诺留的北非。霍诺留一度准备逃离拉文纳。但东罗马派遣的4000人部队及时赶到，确保拉文纳的安全。北非也送来足够的钱款，确保意大利军队继续效忠霍诺留。阿塔卢斯即便没有尽全力，也对北非发动了两次进攻。但他拒绝调用阿拉里克的人马。这位哥特首领已经忍无可忍。他的初衷也许是安排一位傀儡皇帝，亦或是任命阿塔卢斯为皇帝一直都只是他谈判的筹码。不管怎样，公元410年7月，阿拉里克废黜阿塔卢斯，重新和霍诺留和谈。由于东罗马军队的救援和北非资金的援助，霍诺留已经恢复信心。两人安排会晤。阿拉里克转移到距离拉文纳不到60视距（约12公里）的地方。与此同时，霍诺留军中的不安分子仍反对和谈。阿拉里克在等待霍诺留时被萨鲁斯率领的一支罗马军队袭击。后来，在公元5世纪10年代中期，萨鲁斯的兄弟西格里克（Sergeric）在阿拉里克的哥特部落中地位显赫，曾一度成为部落首领。再加上史料对萨鲁斯同阿拉里克及其姻亲阿萨尔夫宿怨的记载，我猜想萨鲁斯曾在公元4世纪90年代争夺首领头衔时败在阿拉里克手下。

阿拉里克怒不可遏，一方面是因为罗马军队的袭击，另一方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也是因为他发现了突袭者的真实身份。哥特人放弃同拉文纳和谈的想法，再次返回罗马。他们在那里展开第三次围攻。毫无疑问，这次罗马的郊区对他们敞开了大门。他们被暂时挡在城墙外，但随后萨拉门打开了。

罗马遭劫

人们都说哥特人随后对罗马的洗劫是有史以来最文明的洗劫行为之一。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都是基督徒，他们对罗马教堂的态度毕恭毕敬。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和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是指定的庇护所。人们躲进这两座教堂就可以免遭危害。逃到阿非利加的难民后来在讲述哥特人的洗劫行为时还惊叹不已，他们提到哥特人在有条不紊地洗劫一些女信徒——例如一个名叫马塞拉（Marcella）的信徒——的家之前甚至还陪同她们前往这两座教堂。不是所有人，甚至也不是城里所有的修女，都受到这样的待遇。但这些哥特基督徒确实牢记自己的宗教信仰。君士坦丁三世赠送的、存放在拉特兰宫（Lateran Palace）重达2025磅的银质圣礼容器被抬走，但圣彼得大教堂里用于礼拜仪式的容器则原封不动地放在原处。建筑的损毁也主要集中在萨拉门一带和元老院议事厅。总而言之，虽然哥特人在城里烧杀劫掠了三天，罗马的纪念碑上和建筑物里可搬动的值钱物品都被洗劫一空，但这些纪念碑和建筑物大部分也都没有遭到损毁。

罗马上一次遭劫是在公元前390年。当时洗劫罗马城的是一些凯尔特部落。两次劫城形成鲜明对比。据李维（Livy）记载，当时罗马的主力部队正忙于围攻伊特鲁里亚的维爱（Veii，现在的伊索拉法尔内塞，Isola Farnese）。因此一伙凯尔特人没有遇到多少抵抗就直接进入罗马。凯尔特人的突袭惊扰了一群鹅，暴露了他们的行动。少数留在城里的青壮年男子奋力守卫卡匹托尔山（Capitol），但城里的其他地方没人把守。年长的贵族们拒绝逃离，他们穿戴整齐坐在自家门口。起先，凯尔特人小心翼翼地接近这些“人……他们面目庄严，神情严肃，看上去和神灵一般”。然后

一个凯尔特人轻抚其中一个名叫马尔库斯·帕皮里乌斯（Marcus Papirius）贵族的胡子。这个贵族蓄着当时人们都留的长胡子。就在这时，他用自己的象牙权杖敲打那个凯尔特人的脑袋。凯尔特人被惹恼了，一剑将他刺死。然后，他们把其他坐在门外的贵族也都杀死……毫不留情。他们将屋里的财物洗劫一空后，纵火烧毁这些宅邸。

公元前390年，只有卡匹托尔山上的要塞幸免于难。而公元410年，只有元老院议事厅被烧毁。

人们本以为一群为非作歹、嗜杀成性的蛮族人会对帝国的首都大肆蹂躏。结果与人们的预期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这群敬畏圣彼得大教堂神圣性的哥特基督徒非常文明地洗劫了罗马。联想到公元9年对瓦鲁斯军团的大屠杀，我们把此次罗马遭劫想象成日耳曼人如愿以偿，终于有机会报复罗马要刺激得多。然而，仔细研究公元408年至41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们得出的必然结论是阿拉里克并不想洗劫罗马。自公元408年秋末以来，他率领的哥特人就断断续续地驻扎在城外。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在这20个月的时间里他们随时都可以夺下罗马。阿拉里克可能根本不在乎历史将如何记载此事，也不在乎几十车战利品。他完全是另有所图。自公元395年起，他一直在努力让罗马帝国重新修订公元382年和约中界定的哥特人与罗马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阿拉里克的底线是让合法的罗马政权承认他的身份。公元400年至401年对君士坦丁堡彻底绝望后，阿拉里克就只能指望霍诺留在拉文纳的政权。围攻罗马只是对霍诺留及其幕僚施压的手段。但这一策略一直没有奏效。实质上，阿拉里克高估了罗马在驻扎在拉文纳的皇帝心中的重要性。罗马是帝国的重要象征，但已经不再是帝国的政治中心。因此，从根本上来讲，霍诺留可以忽视罗马的命运，而帝国也不会遭受重大损失。阿拉里克放任手下在罗马城里洗劫了三天。这等于是在承认自公元408年秋天进入意大利以来，他采取的政策都是错误的，没能实现他想要与罗马帝国达成的协议。洗劫罗马与其说是象征性地打击罗马帝国，还不如说是承认哥特人的失败。

但即便洗劫罗马的现实意义完全出人意料，霍诺留及其幕僚其实也并没有轻易放弃罗马。罗马遭劫只是一系列更具深远历史意义事件中的一部分。从根本上来讲，公元410年8月中下旬发生的事件是由匈人向西迁到欧洲中部以及震撼整个西罗马帝国的蛮族入侵和篡权行为引起的。虽然罗马遭劫不具备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事件对于罗马在欧洲地区的稳定而言意义深远，其影响波及整个罗马帝国。如前文所述，身处圣地的圣哲罗姆为这个对他而言仍象征一切美好和有价值事物的城市陷落深感悲哀。其他地区的人反应更激进。例如，受过教育的异教徒认为这非常明确地表明新国教违背了神意。罗马遭劫是因为罗马抛弃它的守护神，不再受到他们的保护。这种观点在逃往北非的意大利贵族阶层中尤其盛行。这对圣奥古斯丁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奥古斯丁的许多布道间隔时间相当短。从公元410年最后几个月的布道可以看出，他在竭力解决各种相关问题。之后，他选取其中最重要的一些观点，（和其他观点一起）收入他的巨著《上帝之城》（ The City of God ）。这部巨著分为22卷，直到公元425年才完成。但前三卷已在公元413年发行，包含奥古斯丁对会众就罗马遭劫所提出问题的直接回复。其中许多问题是因异教徒的嘲弄而起。

奥古斯丁的直接回复都是“真可笑”之类的回答。这帮叫嚣的异教徒连自己的历史都没有读过。早在基督出世之前，罗马帝国就已经经遭受过众多灾难，也没有人说众神没有守护罗马：

流亡者和奴隶火烧卡匹托尔山，执政官瓦莱里乌斯（Valerius）以身殉职。此刻［众神］在哪里？……饥荒日益严重，斯普里乌斯·梅利乌斯（Spurius Maelius）将谷物免费发放给饥饿的人们，并因此被指控图谋夺权而被杀害。此刻众神在哪里？……可怕的瘟疫爆发之时，众神在哪里？……罗马军队在维爱连续作战十年仍未取得胜利之时，众神在哪里？……高卢人夺取罗马，在城内烧杀劫掠之时，众神在哪里？

李维的《罗马史》（ History of the City of Rome ）为奥古斯丁提供了足够事例，有力地回击了异教徒的攻击。但他属于古代思维最敏捷的人之列，并不满足于仅仅在现场反驳异教徒的观点。《上帝之城》成书耗费15年时间，涉及大量问题和主题。但前三卷就已经突出呈现一种全新的罗马历史观，完全不同于被罗马极权政治理念所塑造的僵化历史视角。

当时的基督徒都早已熟悉“双城”的概念。这个概念由《启示录》（ Book of Revelation ）中的景象演变而来——世界末日之时，神会进行最后的审判；之后，一个新的耶路撒冷（Jerusalem）将会出现，成为正直之人的永久居住地。不管基督徒今生属于哪座城市，这个神圣的耶路撒冷都是他们真正的归宿。在《上帝之城》的前三卷中，奥古斯丁选用基督教中这个已被广泛接受的概念，并本着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其寻根问底，得出的结论令人有些不安。首先，虽然罗马新近表示支持基督教，不管它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利益，它都和其他世俗城市一样。人们没有理由仅仅因为罗马地域广阔、历史悠久就将它与神圣的耶路撒冷混为一谈。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奥古斯丁再次援引主要的罗马史学家，颇具说服力。他主张，如果仔细研究，便会发现罗马历史尤其不能说明帝国无可匹敌的成功应归功于任何特定的道德规范。因此帝国的成功也不是由帝国本身的合法性造成的。奥古斯丁援引属于拉丁语教育必读作者之列的撒路斯提乌斯，声称古罗马的所有道德规范都可归结于布匿战争带来的外力约束。罗马取得胜利后，这种制约力消失，腐败开始滋生。 整个帝国只是建立在统治欲望的基础之上：“这种‘统治欲望’ 滋生罪恶，使全人类都恼火，精疲力竭。［罗马取得第一次胜利］征服阿尔巴（Alba），并称颂这种罪行为荣耀之时，她便被这种欲望征服。”

奥古斯丁并没有声称整个帝国都是罪恶的，也没有否认世俗的和平是一件好事。但他极力主张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只是让基督徒有机会接近上帝，意识到自己真正效忠的是神圣的国度：“圣城无与伦比，让罗马无法企及。那里没有胜利，只有真理；没有等级，只有神圣；没有和平，只有欢乐；没有生命，只有永恒。”在世俗世界，圣城的市民属于不同政体。因此，即便是在洗劫罗马的哥特人中也有真正的朋友，而有些罗马同胞却有可能是敌人。 圣城的市民只需要短暂的效忠世俗城市，他们将在死后相聚：

上帝赋予基督权力，谴责人类的罪行和扭曲的欲望，并对他们进行审判。这个世界因为罪恶而堕落。基督一一拯救身处各地的家人，共同建设真正“永恒”、“荣耀”的圣城，而非阿谀奉承之人口中的“永恒”、“荣耀”之城。

通过罗马遭劫，奥古斯丁认识到所有世俗城市从根本上来讲都不具备合法性，呼吁圣城耶路撒冷的市民都寄希望于死后的永生。

1600年后的今天，我们往往容易忽视奥古斯丁的观点革命性的一面。我们都已经知道罗马帝国将延续千秋万代的宣言——永恒的罗马——只是空谈而已。罗马的成功是因为它与众不同、受到神灵的庇佑这种想法在我们看来也是无稽之谈。然而，在阅读《上帝之城》时，我们必须暂时忘记我们对此后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奥古斯丁写作《上帝之城》时，罗马帝国已经延续了好几个世纪，而且没有什么强大的对手。长久以来，罗马一直宣扬自己是神（过去是众神，现在是上帝——信仰的过渡出人意料地顺利）教化人类的媒介。基督教的主教都主张基督和奥古斯都生活在完全相同的时代并非偶然。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罗马帝国注定要征服世界，引领全人类信仰基督教？皇帝的所有物品，从寝宫到宝库，都是神圣的，政府部门的繁文缛节都是为了表明皇帝受到上帝的指引，代替上帝统治人类。

罗马遭劫后，奥古斯丁无情地驳斥了这些观点。罗马帝国只是人类历史上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它既不是唯一有德行的国家，也不是唯一注定要世代延续的国家。

围绕罗马遭劫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人们对罗马失陷做出的反应从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诠释了公元410年8月罗马遭劫的意义。一方面，圣哲罗姆和奥古斯丁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生动地记录了罗马的陷落。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罗马遭劫仅仅是因为阿拉里克在振兴哥特部落的宏伟计划受阻后需要犒劳手下对他的忠诚。在《上帝之城》一书中，奥古斯丁十分谨慎，并没有就罗马遭劫是否意味着帝国的终结这个问题明确表态。因此，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帝国所处的战略形势，不能妄下定论。

返乡

公元417年10月至11月，鲁提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纳马提安努斯（Rutilius Claudius Namatianus）一路不紧不慢返回高卢。他出生在图卢兹（Toulouse），后来在意大利住了几年。公元412年，鲁提利乌斯在霍诺留的宫中担任执事官——奥林庇乌斯推翻斯提利科时就担任了同样的职务。然后在公元414年夏天，他担任罗马的首都行政长官，任期短暂。回到高卢后，鲁提利乌斯创作了一部史诗《归途记事》（ De Reditu Suo/On His Homecoming ），叙述他的返乡行程。第一卷由644行诗组成，但第二卷的手稿不全，只有前68行诗，讲述鲁提利乌斯抵达意大利的西北海岸。虽然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又发现一页诗稿——40多行诗［16世纪时被用来修补博比奥（Bobbio）修道院的藏书］，但我们仍不能确定他的确切目的地。 鲁提利乌斯取道海路：

由于托斯卡纳和奥勒利亚大道

惨遭哥特人的烧杀劫掠，

由于森林被毁，桥梁被拆，

最好还是取道海路。

意大利西海岸的主干道奥勒利亚大道（Via Aurelia，罗马古道）上的马厩和客栈曾为狄奥法内斯（参见本书第二章）等官员的出行提供便利。自公元408年至410年哥特人占领该地区以来，这个公共交通系统一直都没有修复。但鲁提利乌斯并没有灰心丧气。史诗的开篇再现了遭劫后罗马依然如旧的吸引力：

虽然生活在罗马，

但有什么可令人厌倦的呢？

让人快乐不已的自然不会令人厌倦。

啊，人们十倍的欢喜——难以想象

——出生在这片吉祥的土地上

是对他们的奖赏；

罗马的高贵子民以出生在罗马为荣，

骄傲地称自己是罗马公民。

此次罗马遭劫也没有让鲁提利乌斯对帝国的命运、对其教化人类的使命有丝毫怀疑：

你赐予人类的文明像阳光普照大地般遍及各地，

远至大地的尽头，海洋的边缘。

拥抱一切的福玻斯 为你在空中奔走；

他的骏马在你的疆土上升起降落，……

阳光洒满所有适宜居住的地区；

你的勇士循着轨道在两个极点之间驰骋。

你征服各地，建立伟大的帝国；

你的统治惠及没有法律的蛮夷之地；

你将法律带给被征服的领土，

将曾经广袤的世界变成一座城市。

这些观点都是帝国鼎盛时期盛行的观点。

这部史诗非比寻常。鲁提利乌斯是在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蹂躏高卢十年后返回高卢的。他乐此不疲地讲述罗马的荣耀，而罗马在七年前才刚遭受洗劫。但他在焦头烂额的霍诺留的宫中担任过要职，最能了解未来任务的艰巨。他回到高卢，准备大干一场：

……高卢各地再次召唤

它们的子民。常年的战争

使它们满目疮痍；但它们损毁越严重

就越让人同情。在繁荣时期轻慢同乡的过错

也显得没有那么严重了；

国家的损失召唤每一个人都以赤诚之心重建家园。

鲁提利乌斯怀念心中完美的罗马，决心重建被蛮族人蹂躏的故乡。他并没有忘记过去十年中帝国经历的挫折：

你［罗马］的悲痛会被忘却；

你永不屈服，你的伤口会被治愈……

你坚强不屈，必将重振雄风，

虽然深陷低谷，但必将重振旗鼓；

火炬又重新朝向天空，燃烧着象征新生的火焰，

你在经历劫难后会愈加光明，愈加兴盛！

罗马遭受过迦太基人和凯尔特人更大的打击。它会像凤凰涅槃般获得重生，会因苦难变得更加强大。

公元417年，还有许多高卢人和鲁提利乌斯一样信心满满。虽然他对罗马的历史和命运的看法属于异教徒的观点，但他对罗马未来的憧憬突破了宗教的界线。就在同一年，高卢的一位基督教诗人在作品《上帝之歌》（ Carmen de Providentia Dei/Poem on the Providence of God ）中探讨过去十年间高卢遭受的劫难。这位基督教无名诗人的观点也和前面提到的高卢诗人的一样。但他的视角略有不同：

那些为杂草丛生的田地、空寂无人的庭院、付之一炬的别墅残骸哭泣的人啊，难道你们不更应该为自己孤独的内心、玷污的心灵、桎梏的思想哭泣吗？如果你们坚守自己的思想堡垒……这些用双手创造的美好事物就不会被摧毁。它们就能继续见证一个圣洁民族的美德。

这位诗人所传递的信息更像是《旧约》里的训导：上帝的子民遭受灾难是由他们的堕落所致。但这个信息的另一面是：“要是还有一点精神力量的话，就让我们挣脱罪恶的枷锁，打破桎梏，重获自由，为帝国的荣耀努力。”他在结尾处召唤大家共同奋斗：“不要因为第一次较量的失败就丧失勇气。让我们坚定立场，再次投入战斗吧。”

诗人所要传递的是宗教信息。但他也明白其中的政治因素。精神上的重生能够拯救灵魂，引领人们进入天堂，也能带来世俗的胜利及繁荣。人世间的苦难并不是在强调圣城和世俗国家间的本质区别，而是在召唤人们放弃堕落，重获美德。诗人并没有对帝国及其教化人类的使命发表异议。蛮族人已经蹂躏罗马，但这只是第一回合的较量。在第二回合中，罗马将反败为胜。 高卢的异教徒和基督徒在这一点上的看法一致。他们的观点和奥古斯丁的截然不同。

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

人们对罗马重振雄风的信心来自罗马遭劫后的十年间西罗马帝国经历的巨大变化。公元410年8月底，罗马的前景一片渺茫。意大利的罗马军队不敢轻易进攻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因为君士坦丁三世正虎视眈眈，意欲推翻霍诺留的统治。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已将注意力转至西班牙，正在瓜分西班牙的领土。君士坦丁三世不仅控制了不列颠的行省，还掌控高卢的军队，已经蠢蠢欲动，意欲夺取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一来，西罗马帝国就落入两伙蛮族人和一名异常成功的篡位者手中。七年之后，帝国领土的大部分都被收回，形势也已经好转。

这一切都得归功于久经沙场的指挥官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Flavius Constantius）。 君士坦提乌斯出生于巴尔干半岛伊利里亚的纳伊苏斯（现在的尼什）——罗马招募新兵的理想之地。他最初是在帝国东部的军中服役，追随狄奥多西一世参与了众多战役。据推测，他和斯提利科一样，是在镇压篡位者欧根尼乌斯时来到帝国西部，当时他可能三十五六岁的样子。同样，事后他也留在西罗马。我们稍后将会看到，虽然君士坦提乌斯职位不高，没有出现在有关斯提利科生前历史的记载中，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是这位最高统帅的支持者。

在队伍中，君士坦提乌斯神情严肃，闷不作声。他双眼突出，脖子细长，额头宽阔，骑马时总是趴在马背上，不时从眼角警觉地扫视四周……但在宴会上，在聚会时，他则生机勃勃，和蔼可亲。他甚至会和桌前的弄臣一比高下。

这时，他还完全不是我们那个魅力十足的大英雄。但据奥林匹奥多罗斯记载，他在较私人的场合所表现出的和蔼可亲对他而言是一笔巨大财富。而且我们也毫不怀疑他精力充沛，会全力以赴，重建西罗马帝国。

公元410年至411年，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接替斯提利科的职位，成为西罗马的高级指挥官（主帅）。他在惩治谋害斯提利科的主谋一事中扮演主要角色，说明他和斯提利科关系密切。奥林庇乌斯大体就是在这一时期被乱棍打死。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理清宫廷的事务后，迅速把注意力转向更加紧迫的问题。他调集意大利的军队，把矛头首先指向君士坦丁三世，此时，高卢的境况也发生了转变，助了君士坦提乌斯一臂之力。君士坦丁三世同指挥官格隆提乌斯（Gerontius）闹翻。格隆提乌斯竟然推举马克西姆斯篡权 ，并向君士坦丁三世的总部阿尔勒进军。因此，君士坦提乌斯率领的意大利军队到达阿尔勒时，他们首先要打败的是格隆提乌斯的军队。意大利军队不负众望。格隆提乌斯的残余人马倒戈，格隆提乌斯自杀而亡。君士坦提乌斯的下一个挑战来自君士坦丁三世的指挥官伊多比克乌斯（Edobichus）召集的增援部队。伊多比克乌斯从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中召集辅助部队，协助他麾下剩余的罗马军队作战。君士坦提乌斯再次获胜。他以保全性命为条件诱使君士坦丁三世投降。但君士坦丁三世还是没能幸免一死，在遣送拉文纳的途中被杀。公元411年9月18日，只有他的头颅被挂在一根柱子上抵达拉文纳。仅仅两年前这个篡位者还威胁到霍诺留的性命，而现在仅用一个战季就把他解决了。

但篡权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罗马，只要有一个人篡权，往往就会有更多的人效仿，尤其是第一个篡位者的地位开始动摇之时。参与叛乱的人在个人野心和惧怕惩罚心理的驱使下会再次发动叛乱。公元411年，预感到君士坦丁三世即将倒台的不止格隆提乌斯一人，还有高卢贵族约维努斯。他的驻地在阿尔勒北部的高卢地区。约维努斯的称帝地点可能是在上日耳曼尼亚的美因茨。他的军队主要由高卢的罗马叛军和勃艮第人及阿兰人构成。 他还得到阿拉里克哥特部落的大力支持。这帮哥特人现在的首领是阿拉里克的姻亲阿萨尔夫。约维努斯和阿萨尔夫联合起来的力量十分强大，但他们的联盟并非坚不可摧。君士坦提乌斯审时度势，并没有轻易采取行动。他力图从外交上攻破约维努斯和阿萨尔夫的联盟，并在公元413年取得成效。哥特人改变立场，篡位者别无选择，只能投降——清楚地展示了阿拉里克超级军团的实力。约维努斯的命运和君士坦丁三世的一样，在遣送拉文纳的途中被处死。公元413年8月30日，他的头颅也被挂在一根柱子上抵达拉文纳。

西罗马先集中精力消灭篡位者再对付蛮族人的做法似乎颠倒了主次。史学家对这种做法通常都持批判态度。但要应付罗马当前面临的严重威胁，任何主帅都需要能够调遣帝国的所有资源，尤其是前线的兵力。公元413年夏天，君士坦提乌斯打败篡位者，自公元406年秋天以来首次统一西罗马帝国的主力部队，即投靠君士坦丁三世、格隆提乌斯和约维努斯的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的军队。君士坦提乌斯已经整顿好罗马的内务，统一军队，可以着手处理其他问题了。君士坦提乌斯英明果断，在放任手下信马由缰地对付遍布西罗马帝国的蛮族部落之前，他向曾背叛帝国的军队保证给他们提高军饷。 君士坦提乌斯麾下的各部队都有蛮族兵非常乐意为罗马效力。然而，蛮族个体是一回事儿，而独立的哥特群体，以及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的群体就得另当别论了。这支刚统一不久的军队的首要任务是让哥特人就范。

阿萨尔夫率领的哥特人

洗劫完罗马后，哥特人立刻向南挺进。既然现在在帝国境内争取稳定地位的努力已经失败，阿拉里克就彻底改变自己的策略——他现在一门心思想要攫取北非。但他召集的舰队偏偏遭遇风暴，随后不久他也病逝了。公元411年，阿萨尔夫率领哥特人挺进高卢，先是支持，随后又脱离篡位者约维努斯。

哥特人和罗马之间还有待建立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关系。我们知道，公元413年年末，哥特人同君士坦提乌斯的军队在马赛（Marseille）附近展开战斗。随后，哥特人在纳博讷（Narbonne）安顿下来。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史料残缺给我们造成巨大不便。但一切迹象都表明阿萨尔夫提出的和议要求仍超出君士坦提乌斯的底线。据史学家奥罗修斯记载，他无意中听到有人告诉圣哲罗姆以下内容：

他本人在纳博讷曾是阿萨尔夫的密友……他经常听到阿萨尔夫在身体状况不错、心情良好的情况下（指他喝过酒后）是如何回复罗马问题的。起先，他似乎急切地想要让罗马消失殆尽，将整个罗马帝国的领土在名义上和实质上都变成哥特帝国的疆土。借用一个流行的说法，这样“哥特人之地”就能取代“罗马人之地”，而他——阿萨尔夫——则将像奥古斯都一样成为哥特帝国的奠基人。根据多年的经验，他发现哥特人野蛮，无节制，根本无法遵守法律。但他坚信没有法律，国将不国，一个国家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因此他［阿萨尔夫］选择通过借哥特人之力恢复、维持罗马的威望来博取荣耀，希望后世能把他当作罗马帝国的复兴者。

阿萨尔夫的行动暴露了他的真实意图。哥特人除了劫取罗马的财物外，还带走了两个人：一个是普里斯库斯·阿塔卢斯。公元409年至410年，阿拉里克说服罗马元老院将他紫袍加身，后来又将他废黜。另一个是霍诺留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公元414年，打败约维努斯后，阿萨尔夫开始有策略地利用他的两个人质。当初，阿拉里克为了和霍诺留达成和议，突然将阿塔卢斯踢下台。后来阿塔卢斯复辟。接下来就轮到阿萨尔夫利用普拉西提阿胁迫霍诺留了。据奥林匹奥多罗斯记载，公元414年1月，两人成亲。

在坎狄迪亚努斯（Candidianus）的建议和鼓动之下……在［纳博讷］最有名望的市民英格努乌斯（Ingenuus）的庄园举行。盛装的普拉西提阿端坐在依罗马风格装饰的大殿上。她身旁坐着身着罗马服饰、肩披罗马军队指挥官斗篷的阿萨尔夫……除了其他礼品外，阿萨尔夫还赠给普拉西提阿50名身着丝质长袍的英俊青年。他们都双手各举一个大盘，一个堆满黄金，一个堆满……宝石。这些黄金和宝石都是从罗马抢来的。然后阿塔卢斯唱起婚礼的圣歌，接下来拉斯提修斯（Rusticius）和菲巴狄乌斯（Phoebadius）也唱了起来。

显然，这里阿萨尔夫所追求的是阿拉里克两个和议计划中更为宏伟的那个——为自己在帝国的宫中谋求光明的前途。如阿萨尔夫所愿，普拉西提阿怀了孕，并产下一名男婴。心满意足的父母给孩子取名“狄奥多西”。选择这个名字确实意义重大。小狄奥多西的外祖父是同名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他的表兄是同名的东罗马皇帝、霍诺留已逝皇兄阿卡狄乌斯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而霍诺留此时还没有任何子嗣——事实上他最终也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因此小狄奥多西极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皇帝。哥特首领的儿子完全有资格继承西罗马帝国的皇位。

但实际上，阿萨尔夫太过自不量力。君士坦提乌斯和霍诺留都希望普拉西提阿返回宫中，但不希望他的哥特丈夫一同返回。他们拒绝依照阿萨尔夫的条件达成协议。不管怎样，哥特人在战略上有一个致命弱点。自公元408年进军意大利以来，哥特人就一直缺乏稳定的供给来源。在他们以洗劫罗马为高潮的光辉岁月里，他们劫取大量战利品。但现在，君士坦提乌斯已经准确地找到他们的致命弱点。他并没有与哥特人正面开战，而是从陆路和海路两方面同时封锁他们。到公元415年初，纳博讷的粮食耗尽。哥特人不得不退到西班牙。一次意外事件还助了君士坦提乌斯一臂之力——小狄奥多西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悲痛的父母将他放进银质棺材，安葬在巴塞罗那（Barcelona）

的一座教堂里。阿萨尔夫少了一张王牌。君士坦提乌斯继续施压。最后哥特人，或是一部分哥特人，被击垮。自从公元413年阿萨尔夫背弃约维努斯，哥特人与罗马之间的和议始终悬而未定。真正妨碍和谈成功的是阿萨尔夫执意想要成为皇宫要人。

哥特人为阿萨尔夫的政策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们对此渐渐心生不满。公元415年夏天，哥特人内部发生政变。阿萨尔夫被杀。9月24日，他的死讯在君士坦丁堡公布。阿萨尔夫死后，他的兄弟以及前一次婚姻所生的孩子都被西格里克杀害。西格里克出身于哥特贵族家庭。这个家族曾有人和阿拉里克争夺过哥特部落的领导权。但仅在七天之后，西格里克也被杀死，接任首领的是瓦利阿（Wallia）。这两个继任者和阿拉里克及阿萨尔夫都没有血缘关系。瓦利阿迫于罗马的压力，做出让步，把丧夫丧子的普拉西提阿送回霍诺留的皇宫。作为条件，君士坦提乌斯交给哥特人60万斗小麦。哥特人与罗马之间的新协议已经迈出头两步。在这个新协议中，哥特首领对罗马帝国的政治意义大大减弱。

凤凰涅槃？

新协议的第三步在巩固同哥特人的和平之外，还解决了西班牙的紧迫问题。公元411年，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瓜分西班牙。他们霸占西班牙各行省的税收已长达五年之久。但现在，哥特人同罗马军队结成联盟，准备和他们一决高下。公元416年，行动开始了。伊达提乌在《编年史》（Chronicle）中记载了事情的经过：

贝提卡的斯灵族汪达尔人都被瓦利阿首领消灭殆尽。统治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的阿兰人遭受哥特人的攻击，损失惨重。他们的首领阿达克斯（Addax）死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无法顾及自己的领地，投靠盘踞在加利西亚的［哈斯丁族］汪达尔首领贡德里克（Gunderic），寻求庇护。

伊达提乌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公元416年至418年的三年战争。战争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君士坦提乌斯镇压篡位者、制伏哥特人之后，再利用这些人解决另一个重要问题。这次战役成效卓越！斯灵人被消灭殆尽，阿兰人损失惨重，残存人员只能依附哈斯丁首领。（据伊达提乌记载，阿兰人在此之前曾是莱茵河入侵部落的主要力量——这种说法与公元406年秋天阿兰人将汪达尔人从法兰克人手中解救出来的事实相符。）

这时，君士坦提乌斯召回西班牙的哥特人，在公元418年将他们安置在阿基坦，将图卢兹和波尔多之间的加伦河（Garonne）河谷（高卢西南部）划拨给他们。史学家和研究者们对这次安置的性质和目的做了大量论述。我们根据奥林匹奥多罗斯的记载获得的确切信息是 ：哥特人获得“耕地”。我对此深信不疑。当然，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随后的日子里，罗马政府在税收方面给予哥特人任何直接支持。事实上，此前十年间发生的事情已经说明在缺乏自己供给来源的情况下，哥特人在战略上处于极端劣势。阿萨尔夫的野心最终未能实现正是因为君士坦提乌斯断绝了哥特人的粮食供给，饥荒迫使他们发动叛乱。和公元382年签订的和约一样，给予哥特人耕地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不错的选择。

对于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史料并没有记载失去土地的罗马地主阶层提出任何抗议。这可能是因为划拨给哥特人的土地属于公有土地（皇室地产和地方捐赠之类的公有土地），因此不需要征用私人地产。我们在下一章中将看到，罗马政府在处理北非的类似问题时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同样，农民也极有可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只是哥特人替代原有地主，向他们收取地租。然而，哥特人是获得土地的全部所有权（可以买卖、遗赠所划拨的土地），还是只是使用权（在有生之年享有所划拨土地的收益），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至于为什么选择阿基坦，研究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从利用哥特人处理高卢西北部的分裂行动到应对撒克逊人的海上侵袭，各种观点都有。 在我看来，选择阿基坦有两个必要性：首先，哥特人需要安顿下来。关键在于安顿地点距离西罗马的政治中心该有多远。如前文所述，阿拉里克在自己统治的鼎盛时期曾要求将哥特人安置在拉文纳及其附近地区和阿尔卑斯山山口以南或以北地区。这样他们就可以不断干预皇宫的事务。后来，阿拉里克变得更加现实，准备放弃这种奢望——这些条件对于罗马而言完全无法接受，要求将哥特人安置在“边界附近”的地区。毗邻大西洋的加伦河河谷距离拉文纳1000公里，完全符合双方的要求，而且还紧邻经比利牛斯山通往西班牙的大道。罗马虽然已经着手处理西班牙的问题，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莱茵河入侵者中仍有一些残存部落没有被制伏。公元5世纪20年代初，哥特人再次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同罗马军队联手对抗哈斯丁族汪达尔人。我认为，哥特人土地问题的解决方案只是让哥特人返回西班牙干掉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计划中的一步而已。

君士坦提乌斯功不可没。公元410年，西罗马危机重重，哥特人在意大利肆意横行，君士坦丁三世坐镇阿尔勒，威胁霍诺留的统治，莱茵河入侵者瓜分西班牙。尽管如此，君士坦提乌斯利用残存的主要权力杠杆让一切又都恢复原状。高卢及意大利的军队——尤其是斯提利科用来打败拉达盖苏斯的意大利军队——仍是帝国强大的战斗机器。税收大基地北非也没有受到影响。公元408年至410年间，连续几任高级长官都没能利用意大利的军队解决哥特人或是君士坦丁三世的问题。原因在于意大利的军队无法同时对付两个敌人，与其中一个作战就会让另一个有机可乘。然而，阿萨尔夫率领哥特人离开意大利，打破这种僵局。拉文纳的中央政权坚持封锁哥特人的供给来源，他们迫于饥荒离开意大利。主动权又回到君士坦提乌斯手中。他还得到外援的支持。公元410年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在意大利肆意横行之时，东罗马帝国给予霍诺留大力援助。虽然史料没有记载，但此后东罗马帝国肯定还从精神上和经济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矛盾的是，虽然匈人是造成整个混乱局面的罪魁祸首，但君士坦提乌斯可能也利用他们替自己作战。公元409年，霍诺留召集1万匈人辅助兵协同作战。由于他们并没有赶来阻止哥特人洗劫罗马，现代的一些史学家认为匈人的辅助部队根本就没有前来助战。 如前文所述，不管他们有没有来助战，在公元411年的战季里，君士坦提乌斯的军队突然变得强大起来，自信满满地向高卢挺进，制伏篡位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他获得调配意大利强大军队的权力，但也可能还因为匈人的辅助部队最终赶来了。将哥特人逐出意大利的领土，再加上一些新老朋友的帮助，权力的平衡就偏向了君士坦提乌斯。难怪公元417年时，鲁提利乌斯和那个无名的基督教诗人会对罗马的未来如此信心十足。

然而，我们还需要更仔细地研究君士坦提乌斯的重建工作。尽管他成绩斐然，西罗马帝国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到原本的状态。

遗留问题

很明显，重建工作在公元418年时还没有完成。君士坦提乌斯也不会就这一点提出异议。斯灵族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已经被消灭殆尽，但哈斯丁族汪达尔人的力量加强了，苏维汇人也仍未被制伏。这些部落依然对帝国构成潜在威胁。此外，他们的存在还意味着被他们占领的西班牙地区仍在帝国的直接控制范围之外，因此也就不再向中央政权缴纳税收。事实上，公元405年至418年间，帝国损失大量税收。君士坦提乌斯至此都未能设法弥补这些空缺。比如公元418年将哥特人安置在加伦河河谷后，很难想象那里能向帝国缴纳什么税收。

我们很难重构公元5世纪10年代在不列颠发生的事件，或是其整体情况。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已经脱离帝国的统治。如前文所述，公元406年至407年的篡权行动起源于不列颠。君士坦丁三世的首个权力中心也是在不列颠。据猜测，君士坦丁三世前往欧洲大陆时带走了岛上大部分罗马军队。自此，除了佐西姆斯两处简要的记录外，不列颠就从我们的史料中销声匿迹了。在第一处记录中，不列颠在君士坦丁三世篡权后、罗马遭劫前脱离帝国的统治，“驱逐罗马的行政长官，建立自己的政府”。 第二处记录的事情仍发生在公元410年8月之前。霍诺留致信不列颠各城市，“敦促他们做好自我防卫”。霍诺留的意图一直以来饱受争议。佐西姆斯认为，不列颠的这次叛乱是不列颠想要摆脱罗马性，回归当地传统。我认为，这是他身处公元6世纪、认识受限而产生的一种误解。事实上，不列颠的罗马人不满君士坦丁三世把重心放在高卢，没有为他们提供防御，而开始着手自己解决防御问题。否则，霍诺留没有必要在公元410年致信他们，承认帝国无法保护他们。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在回归凯尔特传统，重新学习凯尔特语，还不如说是在尽力保卫自己免受海盗尤其是撒克逊人的海上侵袭。海盗问题一百多年以来一直困扰着不列颠。罗马帝国在此建造大批要塞，有些至今还屹立在那里。公元410年至420年间撒克逊人侵袭的影响也饱受争议。各种史料都表明，真正的灾难还在这之后。但就现在讨论的问题而言，时间并不重要。不管是在撒克逊人还是在当地自我防卫力量的统治下，自公元410年前后，不列颠脱离帝国的统治，不再向拉文纳缴纳税款。

此时，高卢西北部的阿莫利卡（Armorica）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这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就更难重构了。但据鲁提利乌斯记载，公元417年他从海路返乡时，他的亲戚伊克苏佩兰提乌斯（Exuperantius）正忙于恢复当地秩序。 因此，君士坦提乌斯的政权即便没有在不列颠，也有可能在阿莫利卡加紧恢复帝国秩序，重建税收体制。对于可能在篡权时期向君士坦丁三世缴纳税收的高卢中部和南部，情况显然也不例外。莱茵河边境地区的情况我们就没有确切记载了。君士坦丁三世将政权向南迁至阿尔勒后，特里尔不再是整个高卢地区的行政中心。但此时，特里尔地区并没有发生脱离罗马统治的重大事件。因此，该地区至少应该是在继续向拉文纳缴纳一定税收。

除了那些彻底脱离罗马统治的领土之外，在过去十年间饱受战争和劫匪蹂躏的西罗马大部分地区的税收收入也大幅下降。意大利大部分地区遭受哥特人洗劫，西班牙遭受莱茵河入侵者残余部落的蹂躏，高卢也遭到哥特人和莱茵河入侵者的摧残。我们很难确定这些地区具体有多少土地遭到破坏。当然农业会恢复生产，但有确切证据表明战争带来严重的中期损失。公元412年，霍诺留皇帝颁布法令，命令意大利的禁卫军长官连续五年在坎帕尼亚（Campania）、托斯卡纳、皮西努姆（Picenum）、萨莫奈乌姆（Samnium）、阿普利亚（Apulia）、卡拉布里亚（Calabria）、布鲁提（Bruttium）和卢卡尼亚（Lucania）这几个行省只征收正常税收的五分之一。罗马政府认为这些行省应该获得减轻税收的待遇。因为，哥特人于公元408年至410年间驻扎在罗马附近时，主要是从这些地区劫取给养的。公元418年，霍诺留又颁布新法令，将坎帕尼亚可征税财产的估值降低到之前的九分之一，其他几个行省的降到七分之一。这几个行省被哥特人占领两年左右，很少有地区遭受这么长久的破坏。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给西班牙当地的罗马人带来的破坏似乎没有这么严重。不管怎样，公元405年至418年，西罗马帝国彻底失去一些税基，其余税基也遭受严重破坏。这必定大幅降低西罗马帝国的年收益。

我们还能发现帝国的另外两大支柱也遭受重创。其中一个可以在之前提到过的《罗马帝国百官志》中找到证据。该文献是帝国后期的文武官员官阶表，分为东罗马和西罗马两部分，由高级文官（ primicerius notariorum ，枢密大臣）记录。枢密大臣还负责颁发任命通知。随着帝国行政和军事结构的变化，文献也不断被修订。东罗马的官阶记录更新至公元395年前后，大约在狄奥多西一世病逝之时。但西罗马的官阶记录全部更新到公元408年。之后一直到公元5世纪20年代初还做了部分修订。与本节密切相关的是，《罗马帝国百官志》包含西罗马帝国野战军军事编制的两个记录：其中一个列出步兵和骑兵总指挥各自麾下的骑兵团和步兵团，另一个（人员部署）记录他们的战斗序列。 经过仔细分析，我们会从有关战斗序列的记录中看到公元5世纪20年代末西罗马野战军的概貌。

仔细研究这两个记录，再和公元395年东罗马军队的记录做比较，我们会获得很多信息。首先，西罗马的军队在公元5世纪初的战争中损失惨重。这一点不足为奇。公元395年，东罗马的野战军总共有157个团。公元420年前后，西罗马的军队共有181个团，但其中有97个团是公元395年以来组建的。公元395年前的军队中只有84个团存留下来。公元4世纪时，帝国的野战军有时会分成几支军队，归不同的皇帝统领。但所有史料都表明，帝国东西部的军队规模大体相当。因此，西罗马的野战军在公元395年时和东罗马的一样，大约有160个团。那么从霍诺留继位到公元420年之间的25年时间里，至少有76个团（47.5％）被消灭。这个人员损耗非常严重，表明约损失3万兵力。 莱茵河地区的罗马军队损失最大。公元420年，该地区有58个团。但其中只有21个团是公元395年前组建的，另外37个团（或者说是64％的军队）是在霍诺留统治期间组建。这完全可以理解。高卢的军队首当其冲，迎击第一拨横渡莱茵河的蛮族人。接着，在君士坦丁三世的统治下，高卢军队又与遍布高卢直到比利牛斯山以南大片地区的入侵者对抗。之后，他们还遭到君士坦提乌斯的反击。也难怪高卢的军队最后支离破碎，原有的许多分队都被摧毁，只得解散了。

《罗马帝国百官志》有关西罗马弥补兵力损失的记录也值得注意。由于自公元395年以来新组建97个团，西罗马野战军的兵力在公元420年前后已经基本恢复。事实上，如果我们猜得没错，公元395年时东西罗马野战军的规模大体相当，那么西罗马的野战军甚至还增加了约20个团（12.5％）。但这97个新组建的团中有62个（64％）是由之前边境的常驻军充当。在《罗马帝国百官志》未修订的部分，这62个团中仍有许多还保留原来常驻军的官阶，因此一眼就能辨认。28个准野战军团都是常驻军，另外14个据说是更精锐的野战军团，也同样是常驻军。北非和廷吉塔纳（Tingitana）的20个骑兵团的情况也一样。除北非的军队之外，高卢的军队也损失严重。高卢的野战军在公元420年时的58个团中有21个是常驻军。因此，西罗马自公元405年以来因连年战乱而损失的野战军兵力不是通过新招募的精锐部队来填充，而是重组原有的战斗力一般的常驻部队。其中35个新组建的精锐部队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军队名称［例如，阿特克提（Attecotti）、马可曼尼（Marcomanni）以及布里斯迦维（Brisigavi）等］是从蛮族部落的名称演变过来，表明这些部队至少原本是由蛮族兵组成。

《罗马帝国百官志》 看上去索然无味，却给我们呈现了一幅有趣的画面。从表面上看，与25年前的情况相比，西罗马野战军的规模扩大了。但规模的扩大掩盖了一些根本问题，尤其是这25年时间里，连年的战乱已经摧毁其原有兵力的一半。因此，虽然野战军的规模扩大了，但帝国的整体军事规模缩小了。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那些常驻军被用来充当野战军后，又招募了新兵来顶替他们守卫边界。公元411年至420年间，君士坦提乌斯利用这支军队取得巨大战绩。但我们只能断定，与公元395年的情况相比，西罗马的军队规模缩减了。军队的壮大有赖于其延续性。如此惨重的损失相当程度上降低了西罗马军队的整体战斗力，尤其是高卢军队的战斗力。公元395年至420年间，除去那些被视作常驻军的部队，真正的野战军数量已经减少约25％（从约160个团减少到120个团）。我认为，此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帝国经济损失的影响其实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公元420年，君士坦提乌斯所面临的军事问题远比公元395年斯提利科面临的要紧迫得多。理论上而言，他本可以组建更大规模的军队，但税收缩水所带来的财政束缚不允许他这样做。

因此，在君士坦提乌斯的巨大成就背后，我们能清楚看到他也深受致使斯提利科倒台危机的影响。兵力大幅下降已经够糟糕的了，另一问题也开始出现，而且更严重。这在阿拉里克围攻罗马时就已经初现端倪。即便没有获得霍诺留和中央政权的批准，阿拉里克包围罗马后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元老院的配合——为自己赢得指挥官的职位，为部下谋得黄金，为整个哥特部落争取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虽然阿塔卢斯拒绝让哥特部队进攻阿非利加，但被哥特人推举为皇帝，他还是很乐意的。如果征服阿非利加的话，对西罗马帝国而言无疑会是釜底抽薪。公元414年后，同样的事情在高卢也发生了。阿萨尔夫恢复阿塔卢斯皇位后，高卢的一些贵族都纷纷支持他的统治。有关阿萨尔夫婚礼的记载意义重大，因为它不仅记录了婚礼的举办地点，还记录了愿意在婚礼上演唱以及愿意牵扯进这个建立在哥特部落基础之上政权的高卢贵族的人数。佩拉的保利努斯（Paulinus of Pella）接受阿塔卢斯政权神圣赠予伯爵的公职。他之后表示，自己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认为阿塔卢斯的政权具有合法性或是可行性，而是因为这似乎是保全自己的最佳选择。 许多元老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才愿意配合阿拉里克，但这个动机十分危险。

这只是外部军事力量能够暴露罗马政治体系已有缺陷的早期例子。在哈德良堡战役（参见本书第四章）以及公元406年年底横渡莱茵河事件中，帝国社会地位较低的民众都愿意帮助蛮族入侵者，甚至是加入他们之列。如第三章所述，这些民众在这个由地主阶层统治并为其服务的政治体系中投入甚少。因此他们愿意帮助蛮族入侵者，甚至是加入他们之列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地主精英阶层愿意与蛮族人打交道就得另当别论了，而且对帝国而言，更加危险。但究其根源，也还是归结为帝国政治体系的本质。鉴于它幅员辽阔，但行政管理技术有限，罗马帝国只得允许地方自治，并通过构成复杂的军队和政治交易来维系帝国的完整。在这种政治交易中，地方向中央缴纳税收，地方的地主精英阶层便能获得中央的保护。外来军事力量在帝国中心的出现使这种政治交易呈现紧张状态。一些地主迅速转向蛮族人组建的政权其实并不像有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是帝国后期道德缺失的表现，而是以土地形式呈现的财富所特有的现象。姑且不论遗嘱，在历史分析中，土地财富通常被视为不动产。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当地情况有变，地主不能像携带金银财宝那样将土地带走。他们离开便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财富来源及精英身份。因此，地主阶层别无选择，只得对当地变化的情况做出让步。公元408年至410年在罗马附近及公元414年至415年在高卢南部就逐渐出现这种情况。事实上，事态并没有发展得太严重，因为君士坦提乌斯很快就恢复中央政权的统治。他似乎也意识到了政治问题，并且迅速采取行动，加以遏制。

公元418年，君士坦提乌斯的重建工作收尾，规定每年在阿尔勒召开高卢行省会议。不光是行省，阿尔勒附近的各城市也需要派贵族代表参加会议，讨论公众和私人事务，尤其是与地主阶层（拉丁语是possessores，所有者阶层）利益相关的事务。颁布此规定的时间与将哥特人安置在加伦河河谷的时间正好相符。几乎可以肯定，哥特人的安置问题是第一年会议议程的主要议题。显然召开高卢行省会议的初衷是为在地方贵族阶层中拥有广泛听众的富有地主提供定期与中央官员交流的平台。高卢行省会议也确实起到平台作用，自觉修复公元405年后十来年间高卢贵族和帝国中央政权之间的裂痕或摩擦。外来力量的出现使地主阶层和中央政权之间的利益产生裂痕，高卢行省会议的任务就是要修补这个裂痕。另一个凑巧的便是鲁提利乌斯·纳马提安努斯抵达阿尔勒的时间。他在公元417年秋至418年初一路缓慢行进，抵达高卢时正好赶上第一次高卢行省会议的召开。他同霍诺留的廷臣有密切联系，了解事情的动向，正好属于会议必不可少的卸任官员。说不定霍诺留的这位忠臣在晚餐的时候还给与会的权贵们激情演绎自己的诗歌，期盼罗马和高卢在废墟中重新崛起。这种情绪也完全合乎情理。西罗马已经除掉篡位者，安顿好哥特人，高卢的地主阶层已经回归帝国的轨道，莱茵河入侵者的残余部落也已被镇压——一切都准备就绪，只等胜利者领取他们的奖赏了。

第六章
走出阿非利加

胜利者终将获得奖赏，君士坦提乌斯的功绩得到了回报。自公元411年起，他成为西罗马军队的最高统帅。继他的种种伟业之后，各种荣誉接踵而至。公元414年1月1日，他获得罗马的最高荣誉——第一执政官的头衔。在早期的罗马共和国，每年一选的两位执政官握有实权。但执政官的头衔早已失去任何实际功能。尽管如此，由于所有官方文件都会记录在执政官名下，这种头衔可以确保其拥有者名垂青史。而且，因为两位执政官中有一位往往同时还是罗马皇帝，这种头衔仍旧保留着威信力。第二年，君士坦提乌斯的众多头衔里又多了一个“帕特里修斯”（ patricius ，贵族）的称号。这个头衔也同样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但人们还是不断搜寻新的头衔，以表彰他的丰功伟业。

公元417年1月1日，君士坦提乌斯再次当选执政官。更重要的是，他还迎娶了霍诺留皇帝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为妻。当初西哥特人正是迫于他的压力才归还加拉·普拉西提阿的。约一年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这就是意志坚强的公主伊乌斯塔·格拉塔·霍诺里娅（Iusta Grata Honoria）。不久后普拉西提阿再次怀孕。这次是个男孩，于公元419年7月出生，起名为“瓦伦提尼安”。霍诺留皇帝仍无子嗣。此时人们也都确信他将终身无后。君士坦提乌斯、普拉西提阿和他们的孩子就成为西罗马帝国皇室的第一家庭。然而君士坦提乌斯还将获得更多荣耀。公元420年1月1日，他第三次当选执政官。公元421年2月8日，他登上自己政治生涯的巅峰。作为皇帝的姻亲、皇储的父亲和近十年来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君士坦提乌斯终于被霍诺留任命为共治皇帝。一个新的盛世似乎即将来临。然而造化弄人。同年9月2日，加冕还不到七个月的君士坦提乌斯去世了。

权力顶层的生与死

要认识君士坦提乌斯突然离世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我们有必要了解帝国后期的宫廷政治。它的表面形式是与“君权神授”相匹配的华丽外表。在合法皇帝统治下的帝国注定要将基督教文明带给整个世界。各种仪式恰到好处地配合起来，传达其参与者的一致信念，即他们是这个神圣的、无与伦比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

皇帝也应该照礼数行事。异教徒阿米安·马塞林将同为非基督徒的尤里安皇帝奉为英雄，但同样也指责他违背这些行为准则：

一天，［尤里安］正坐在法庭上审判……有人传报哲学家马克西姆斯从亚洲来了。他毫不庄重地跳了起来，忘乎所以地全速奔跑……然后……亲吻了哲学家……这种不合时宜的卖弄风头使他看起来像个贪图虚名的人，完全忘记了西塞罗批评这类人的精彩论述：“就是这些哲学家，一边著书蔑视荣耀，一边还要把自己的名字记在书上。这样一来，他们即便是在表达对荣誉虚名的斥责，也仍然希望得到赞扬。”

在阿米安看来，背离礼节仪式就是刻意的做作。但尤里安不是唯一一个苦于皇室繁文缛节的人。据奥林匹奥多罗斯记载：“君士坦提乌斯……后悔自己地位的提升，因为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随心所欲，随时离席。而且作为皇帝，他也不再能够享受早已习惯的消遣方式。” 这些消遣无疑包括在用餐时同弄臣们插科打诨。这是君士坦提乌斯以前最喜欢做的。成为皇帝不仅意味着发号施令，也意味着墨守成规，保持形象。

但如果说宫廷生活的表面如同一只优雅闲适的天鹅，在处理世界大事方面游刃有余的话，它的内部则是各种争端的温床。鉴于帝国之大，任何人都无法独自掌控，因此必须有下臣来实际管理帝国的事务。斯提利科和君士坦提乌斯先后在霍诺留宫廷实际掌权的巅峰时期，都曾掌握过文武高官的任命权。在官员升迁方面，需要在实际情况和政治之间取得平衡。恩宠的合理分配可以培养一批感恩戴德的支持者，保护处于顶端的领导者免受潜在对手的威胁。但有时对手很难识别。如前文所述，斯提利科的掘墓人奥林庇乌斯就是他本人一手提拔的。

为官职和权力钩心斗角的竞技场就是帝国的中央议会：御前会议。皇帝及其主要的文武大臣定期举行会议，有时会真的搞出些政治活动来。据阿米安记载，一位名叫马塞鲁斯（Marcellus）的指挥官曾指责副帝尤里安觊觎正帝的位置；还有一位名叫尤普拉修（Eupraxius）的财务官（ quaestor ），在瓦伦提尼安一世否认自己曾下令允许法庭对被控行使巫术的元老实施酷刑时，就十分勇敢地指出他确实下过此令。 但御前会议的流程通常都非常正式。接见外国使节时，所有宫廷显贵都会身着整套礼服与会，并依次排列。会上还通常会举行朝拜仪式——亲吻皇袍（ adoratio ）。整个御前会议的功能更多的是宣布决议，而不是讨论决议。

真正的政治协商和政策制定过程则大多远离公众视线，主要是在仅有少数亲信参与的议会上，或在几乎无人知晓的密室里进行。例如，公元376年允许哥特人迁入帝国境内的决定便是瓦伦斯和他最亲信的幕僚们激烈讨论的结果。但御前会议颁布决议时展现给公众的则是全票通过的假象。同样，据普里斯库斯记载，东罗马的一名官员在御前会议的正式仪式结束后，将一名匈人使节请进自己的密室，意欲收买他谋害自己的君主。 帝国的宫廷在公众面前必须表现得团结一致，但私下里都在磨刀霍霍，借助不断的流言蜚语提携同党，诛除异己。赢取和利用权力后台是人皆参与的政治游戏。

政治游戏的成功会带来丰厚的回报：个人财富激增，生活变得奢靡，同时还获得社会和政治的双重权力，能够左右日常事务，被下属前呼后拥。但失败的代价相应也会极其惨痛。罗马帝国的政治游戏就是一场“零和博弈”。高层的政治生涯会让人树敌无数，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在帝国后期的政权体系中，鲜有处于权力阶梯中最高层官员退休的记载。如前文所述，斯提利科唯一的退场方式就是死在大理石棺里。这也是其他很多领袖人物的结局。政权更替，例如某位皇帝离世之时，便是刀剑出鞘的最佳时机。狄奥多西伯爵（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之父）就是在瓦伦提尼安一世暴毙后送的命。之后，谋害伯爵的一派又被肃清。一个人送命还算是幸运的，有时候整个家族遭到灭门，财产也随之充公——斯提利科的妻儿在他死后不久就被杀害。即便是因失势而被迫离职，官员也未必能保住性命。例如，大莱波蒂斯事件中的帕拉迪乌斯（参见本书第三章）突然被逐出中央政府之时，也是对手开始搜集证据和窃窃私语的时刻。因此卸任官员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位官员拿着拘捕令来叩响他家的门。帝国后期的政权塔尖只适合敢下大赌注的人：如果不能在滑溜的顶端站稳脚跟，那就很可能会死得惨不忍睹。到公元414年为止，至少有六名篡位者的人头曾挂在迦太基城外：年代较早的有两名（狄奥多西一世时代的马克西姆斯和欧根尼乌斯），较晚的有四名——君士坦丁三世父子及约维努斯父子。

阿米安以他传奇的笔触，刻画了帝国后期的显贵佩特罗尼乌斯·普罗伯斯（Petronius Probus）。此人在瓦伦提尼安一世统治期间（公元364—375年）和之后都地位显赫。阿米安完美地把握了政权顶端的权力和危险。

［普罗伯斯］慷慨大方，乐于提携同党，但有时又是个残酷的阴谋家。他的妒忌心足以致人死命。由于他不吝啬钱财，离职后又不断地官复原职，因此他终生都把握大权。但当有人勇于挑衅他时，他会显得怯懦，而对于惧怕他的人，他又十分傲慢……如同鱼离开水就活不长久一样，他没有了高级官职就会憔悴下去。他不得不追求官职，因为有些家族一直目无法纪，出于自身无休止的贪婪而经常犯下罪行，继而为了免于承担罪责，又把保护他们的贵族推上风口浪尖……但他总是疑心重重……有时为了伤害他人而阿谀奉承……尽管身处财富和荣誉的顶端，他经常忧心焦虑，因此总是小病不断。

既傲慢又低三下四，大权在握而苦于焦虑和多疑，这似乎是在帝国后期政权中任职产生的正常反应。阿米安还准确指出另一个要素，即上层官员同样受到来自下层官员的重大压力。毕竟他们都是社会的调停者。他们能给他人带来各种小恩小惠，而他们的权力正是来自他人的这种认可。这些人知道他们的恩惠或多或少包含着权力。因此，受到贵族保护的人会经常向贵族请愿骚扰他们。如果得不到好处，这些人便会投靠他人。 一旦走上升官晋爵之路，便很难再回头。

这就是共治皇帝、西罗马的实际统治者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在公元421年9月暴毙的背景情况。如果认为他受到提拔是因为自约公元410年起，他迅速有效地领导西罗马帝国重归正轨，那也算合乎情理。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而言，这也的确属实。没有这项功绩，迎娶普拉西提阿和公元421年2月登上皇位的好事就绝不会轮到他。但光靠军事成就本身还是不够的。君士坦提乌斯还利用这个成就巩固了他在宫廷的地位。随着胜算的增加，他处置对手，把一个只能算重要的皇室地位变得坚不可摧。

在最高统帅斯提利科被害时，君士坦提乌斯只能算他的一个二流支持者，因为他没有死于那场流血冲突。他自己仕途的早期也同样不乏暴力冲突。斯提利科倒台后，一个又一个政客在霍诺留面前得宠又失宠，带来几次短暂的人事变动。凭借组织政变、推翻斯提利科的新星奥林庇乌斯冉冉升起，他的光芒由于抵抗阿拉里克不利而黯淡下去。在他之后是约维努斯。但在霍诺留破坏他正在协商的外交和议之后，他转而效忠阿拉里克和阿塔卢斯。继约维努斯之后出头的是皇室内庭的一个宦官——宫廷总管尤西比乌斯（Eusebius）。但他很快就被指挥官阿罗比库斯（Allobichus）取代。阿罗比库斯下令将他（和另外两名高级指挥官一同）处死——当着皇帝的面乱棍打死。

就在此时，君士坦提乌斯闪亮登场。他大大得益于之前的诸多流血事件，因为这些厮杀使得权力集团的上层出现空缺，有待一个有胆识的人来填补。由于传闻阿罗比库斯和君士坦丁三世有瓜葛，君士坦提乌斯以此质疑前者的忠诚，并将其处死。有研究者认为阿罗比库斯被君士坦丁三世收买，但很可能只是他倾向于议和——这与君士坦提乌斯想要的暴力对抗相悖。君士坦提乌斯随后利用早期战胜君士坦丁三世和格隆提乌斯获得的政治资本，将斯提利科的头号敌人奥林庇乌斯“正法”：割下他的耳朵，然后像尤西比乌斯一样在皇帝面前杖毙。

因此，君士坦提乌斯能爬上统治地位，同样也基于娴熟的政治手腕。到公元411年年底，借助处死阿罗比库斯和讨伐篡位者的军事胜利，他稳固了自己周围的政治局势。但他还有一个主要对手：北非的军事指挥官赫拉克良（Heraclianus）。赫拉克良效忠于霍诺留，帮助他度过公元409年至410年最艰难的时期。当时，赫拉克良从阿非利加源源不断地输送资金，确保意大利军队一直效忠于霍诺留。公元412年，他得到应有的奖赏，被任命为次年的执政官。这是当时仅次于皇位的最高奖赏。但赫拉克良是奥林庇乌斯的昔日同党。据说手刃斯提利科的就是他。这可能就是西罗马军事阵营仅存的两大重量级人物最初争斗的焦点所在，而君士坦提乌斯的成就显然是另一焦点。虽然君士坦提乌斯功绩更多，但皇帝授予赫拉克良执政官的头衔，说明皇帝试图向他保证他的地位稳固。但这位北非的指挥官并没有觉得获得保障。公元413年春天，当君士坦提乌斯忙于组织军队推翻篡位者约维努斯时，赫拉克良带兵进驻意大利。有史料指控赫拉克良想自己称帝。但实际上，他可能只是想摧毁君士坦提乌斯对霍诺留的控制。不论是何种原因，他最终失败了。他的部队败给君士坦提乌斯的一位副官。他本人在返回迦太基的途中被君士坦提乌斯的两名密探暗杀。

因此，君士坦提乌斯的脱颖而出是建立在一系列光明正大的胜利、无所顾忌的暗箭伤人和少量棍棒刑罚之上。赫拉克良的失败标志着他最终扫清所有主要对手。即便如此，他此后也绝非平步青云。佛提乌斯为我们保留了君士坦提乌斯和普拉西提阿联姻的记载：

当霍诺留庆祝他第十一次、君士坦提乌斯庆祝他第二次当选执政官之时［公元417年］，他们隆重举行了普拉西提阿的婚礼。她对君士坦提乌斯的频繁拒绝使他迁怒于她的侍从。最终她的兄长霍诺留皇帝，在他出任执政官的那天［1月1日］拉起她的手，不顾她的反抗，把她交给君士坦提乌斯，并举行了极其隆重的婚礼。

有研究者猜想她仍然爱着已故的哥特丈夫阿萨尔夫。不过显而易见，普拉西提阿并不愿意在这一策略中被人当作棋子。当年斯提利科匆忙将自己的两个女儿相继嫁给霍诺留，与现在的情况何其相似。尽管皇帝显然乐于把斯提利科曾经享有的权力移交给君士坦提乌斯，但他的妹妹并不情愿。

因此，君士坦提乌斯登上权力巅峰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他每前进一步都需要奋力拼杀。甚至连他被任命为共治皇帝也遭到君士坦丁堡的反对，西罗马的政权机构也尚未屈服。和普拉西提阿的联姻或许能让君士坦提乌斯不受任何对手的威胁，但他的权力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公元421年他死的时候，所有高官都是君士坦提乌斯任命，所有人（包括那些密谋除掉他的人）都把他放在自己政治算盘的核心位置。和大多数极权国家一样，继任者并不是事先定好——这是君士坦提乌斯有意为之。霍诺留对政治一窍不通，于是君士坦提乌斯死后留下的主要大臣就开始自行重新划分权势等级。结果，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时间里，帝国陷入政治动乱，直到公元5世纪30年代中期，才勉强建立新的秩序。

君士坦提乌斯之后：权力纷争

权力纷争的第一回合用时相当短暂，从君士坦提乌斯死后持续到公元423年8月15日霍诺留去世，仅用了不到两年时间。此时的游戏规则仍然是赢得并维持皇帝的信任。先发制人的是皇帝的妹妹。她有两个优势：一是身为皇族，二是在丈夫成为奥古斯都时，她自己也获得奥古斯塔（Augusta，女皇）的头衔。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她还要护卫她和君士坦提乌斯所生的儿子瓦伦提尼安的利益，因为瓦伦提尼安可能成为皇位的继承人。但是皇位不会自动送上门来。如第三章所述，皇位通常依据王朝继承权来传递，但前提是要有一个合适的继承人能得到普遍认可。例如，约维安皇帝死后，其幼子瓦伦尼埃努斯（Varronianus）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没有人愿意支持他取得皇位。普拉西提阿于是开始讨好她的哥哥。据奥林匹奥多罗斯记载，普拉西提阿如此百般地讨好霍诺留，以致宫中丑闻四起：

君士坦提乌斯死后，霍诺留对妹妹喜爱有加。他们对彼此不加节制的关爱和频繁的接吻使得很多人对他们产生怀疑。然而，由于斯帕杜莎（Spadusa）和普拉西提阿的侍女埃尔皮迪亚（Elpidia）的努力，以及她的管家里昂狄乌斯（Leontius）的配合，仇恨取代了关爱。彼此的仇恨使得拉文纳经常爆发冲突，双方都遭到打击。因为普拉西提阿先后嫁给阿萨尔夫和君士坦提乌斯，身边一直都有一群蛮族人跟随。最终，因为两人之间爆发了和之前的关爱同等强烈的敌意和仇恨，而霍诺留在冲突中取胜，普拉西提阿母子被流放到拜占庭。

遗憾的是，我们此处只能依据佛提乌斯对奥林匹奥多罗斯叙述的简要概括，因此不能完全确定谁站在谁一方。“斯帕杜莎”可能是“帕度西亚”（Padusia）的误拼。帕度西亚是军官费利克斯的妻子。 我们还知道另一名高级指挥官卡斯提努斯（Castinus）也参与了此事。佛提乌斯的概要还告诉我们，有一名军官在普拉西提阿遭遇不幸时仍效忠于她。这名军官名叫伯尼菲斯（Boniface），是赫拉克良在阿非利加的继任者。但至少事件的大体框架是清晰的：普拉西提阿想独霸哥哥的恩宠，从而维系她家庭的地位，并从军队中笼络了些支持者；但其他利益集团占了上风，并成功地拆散兄妹俩。结果普拉西提阿于公元422年年末被流放到君士坦丁堡。

权力斗争在她离开后继续上演。但霍诺留刚过完39岁生日后就突然死亡，权力斗争戛然而止。所有先前的赌注都作废，争夺西罗马政权斗争的第二回合开始了。

由于普拉西提阿和瓦伦提尼安已经离开去了东罗马，一时没有合适的皇位人选。君士坦提乌斯提拔的众多才能出众的大臣开始各自谋划，争夺皇位。几个月后，权力最终落入枢密大臣约翰（John）手中。从军队和政府高层获得必要的支持后，他于11月20日称帝。阿非利加的伯尼菲斯对他态度冷淡。约翰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是指挥官卡斯提努斯（如前文所述，这个卡斯提努斯在霍诺留生前曾参与离间皇室兄妹的阴谋）。约翰政权的另一个重要的军方支持者是弗拉维乌斯·埃提乌斯（Flavius Aetius）。他地位显赫，出任宫廷总管一职。埃提乌斯仅十几岁时就因两件事情初露头角。他在公元410年前后分别被派往两个蛮族盟友处做人质。先是在阿拉里克领导的哥特人中待了三年（公元405—408年），之后又去了匈人那里（可能是公元411—414年期间）。我们稍后将会看到他第二次经历所造成的影响。

西罗马的军事阵营起了分裂，东罗马狄奥多西二世的态度显然成为决定性因素。约翰立刻派出使节，要求东罗马承认自己的地位。但使节们遭到粗暴对待，被放逐到黑海附近。我们不知道狄奥多西二世和他的幕僚们争论了多久。但他们或许是看到伯尼菲斯拒绝带领北非归顺约翰，受到鼓舞。狄奥多西二世最终决定向拉文纳派出远征部队，维护王朝继承法则，支持表弟瓦伦提尼安。于是普拉西提阿母子被送往塞萨洛尼基。公元424年10月23日，执事官赫利翁（Helion）代表狄奥多西二世宣布瓦伦提尼安为皇储。同行的军队是由同为指挥官的父子俩——父亲是刚刚战胜波斯人的阿尔达布里乌斯（Ardaburius），儿子是阿斯帕（Aspar）——和另一名指挥官坎狄迪阿努斯率领。开始时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他们沿达尔马提亚境内的亚得里亚海岸线北上，拿下萨洛纳（Salona）和阿奎莱亚两个重要港口。然后灾难降临了。暴风使阿尔达布里乌斯偏离航线。他被俘获，并被带到拉文纳。约翰试图利用他做人质，但结果适得其反。因为阿尔达布里乌斯挑起约翰支持者的不和，有可能是通过夸大君士坦丁堡出征军队的规模实现的。据奥林匹奥多罗斯记载：

阿斯帕率领骑兵很快赶到。约翰只进行了短暂的反抗就因手下官员背叛而当了俘虏。他被押往阿奎莱亚交给普拉西提阿和瓦伦提尼安。他们先是斩断他的一只手作为惩罚，然后再将他的头砍下。他在篡夺来的皇位上坐了一年半时间。

狄奥多西接着派人将瓦伦提尼安送到罗马。公元425年10月23日，赫利翁宣布他为皇帝——史称瓦伦提尼安三世——西罗马的唯一统治者。

整个事件再次胜利宣告东西罗马帝国在政治上的统一性。东罗马派出的远征军帮助狄奥多西家族的合法后裔重登西罗马的皇位。而年轻的瓦伦提尼安三世与狄奥多西二世之女丽西尼亚·尤多克西亚的婚约更是巩固了这种联盟关系。奥林匹奥多罗斯的作品也在此刻画上了句号。他记载的关于西罗马灾难和重建的历史，在这次最伟大的胜利中达到高潮。 但仍有一个问题存在。瓦伦提尼安三世的登基远没有结束政治动荡，只是使其以另一种形式继续下去。一个6岁的男孩不可能执掌一个帝国，即便政权实际掌握在他的能干老练的母亲加拉·普拉西提阿手里。西罗马皇宫的贵族们，尤其是军队统帅们开始彼此较劲，看谁能最大限度地控制小皇帝。

在随后的冲突中，皇帝的母亲成为主角。残存的历史记载中我们看到，她试图维持一种权力平衡，使任何军队或文职高官都不能占太大的优势。公元425年之后，权力的主要角逐者是西罗马三支主要部队的统帅：费利克斯、埃提乌斯和伯尼菲斯。意大利的主角是费利克斯。他的妻子帕度西亚可能参与离间霍诺留和普拉西提阿兄妹。他是中央野战军的高级军队指挥官（ magister militum praesentalis ，中央野战军主帅）。在高卢，埃提乌斯取代曾在约翰手下效命的主将卡斯提努斯。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埃提乌斯如何能在新政权中生存下来。当约翰难以抵御狄奥多西二世派遣的东罗马远征军时，他考虑到埃提乌斯曾做过人质，便派他去向匈人雇用军队。埃提乌斯未能及时赶回解救他的主子，但最终还是带领大批匈人兵——有史料记载是6万人 ——出现在意大利外围地区。埃提乌斯做了一笔交易。他支付匈人军队一笔公道的报酬让他们回家，以此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新政权保留他的职位，派遣他去高卢做军队指挥官。参与权力角逐的第三个人是伯尼菲斯，他始终效忠于普拉西提阿，仍然在北非统领军队。

最初，普拉西提阿的策略似乎有了成效。威胁到皇权的人一个接一个被控制住，尽管过程并不完全顺利。但形势渐渐超出女皇的控制。费利克斯先发制人，指控伯尼菲斯不忠，并于公元427年命令他返回意大利。遭到拒绝后，费利克斯向北非出兵，但遭遇失败。接着埃提乌斯也参与进来。他依仗自己在高卢击败西哥特人（公元426年）和法兰克人（公元428年）（我们稍后将会再次谈到），感到自己有足够信心与费利克斯抗衡。可能埃提乌斯的军事胜利使他成为普拉西提阿的新宠，也可能是费利克斯扳倒伯尼菲斯不成，反倒自取灭亡。无论何种原因，总之在公元429年，埃提乌斯被调到意大利，成为中央野战军的下级指挥官。现有的史料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公元430年5月，埃提乌斯以对自己图谋不轨的罪名将费利克斯夫妇逮捕。随后两人在拉文纳被处决。三足鼎立变成二虎相争。很快伯尼菲斯的地位如日中天。

解决费利克斯之后，埃提乌斯在宫中的地位似乎有所动摇。也许这也同样是因为普拉西提阿担心有位独揽大权的统帅独占上风。于是伯尼菲斯被召回意大利。这次似乎又是趁埃提乌斯人在高卢的时候。伯尼菲斯也被提拔为中央野战军的指挥官。埃提乌斯立刻进兵意大利，同伯尼菲斯在里米尼附近交战。伯尼菲斯获胜，但也身受重伤，不久后便死了。他的女婿塞巴斯提安努斯（Sebastianus）随即继承他的政治地位，继续与埃提乌斯争斗。战败的埃提乌斯先是撤回到自己的领地，但在一次被刺未遂后转向匈人求援，就像他在公元425年所做的那样。公元433年，他带领足够的匈人援军重返意大利，赶走塞巴斯提安努斯。后者逃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住了十多年。接下来，埃提乌斯当上中央野战军的高级指挥官——现在没有人能威胁到他了。公元435年9月5日，他获得贵族头衔，向世人宣称他终于艰难地出人头地了。

向摩洛哥进发

12年的政治冲突，两场大战役和一场小战役，终于产生了一个赢家。凭借暗杀、公平交战和好运，埃提乌斯在公元433年年底成为西罗马帝国的实际统治者。这种宫廷剧不过是老调重弹。如前文所述，这是由罗马政权结构的局限性造成的。每当一位强大的皇帝或幕后掌权者倒地而死，都会引发为确定继任者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争斗。有时其边缘效应远比公元421年至433年间的争斗还要惨烈。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在公元285—305年间给帝国内部带来和平，但付出的代价十分惨痛。重大规模的内战充斥了接下来的19年，直到君士坦丁一世战胜最后的对手才得以结束。这一回合的暴力冲突在时间跨度和惨烈程度上，都要远远超过君士坦提乌斯死后到埃提乌斯上台之间在意大利发生的战事。

因此，公元5世纪20年代的争权夺势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它所带来的间接结果非比寻常。虽然政权核心在痛苦地建立新秩序，罗马帝国的其他地方通常还是照旧过罗马人该过的日子。有地产的贵族精英们照看他们的财产，给彼此写信作诗，他们的子女忙着学习语法，农民们继续播种和收割。但到公元5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尚未臣服的外族势力在罗马境内肆意横行。在君士坦提乌斯死后的12年间，他们一直致力于所做的并非归顺罗马。因此，如果说公元421年至433年间发生的事件本身仅仅是重现罗马帝国的旧事，这些事件的结果却有着不同的性质。拉文纳政权的无能使得外部势力无所顾忌地追求各自利益，总的结果就是给罗马帝国造成极大损害。一方面，西哥特人的超级军团刚刚在阿基坦安顿下来，就不自量力地觊觎帝国管理权，想要超越公元418年和议赋予他们的权限。莱茵河沿岸长期以来的不安分分子同样一如既往地不安分，尤其是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 最要紧的是，公元406年侵入莱茵河地区的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又开始行动了。

如本书第五章所述，他们原本只是一帮乌合之众。阿兰人是伊朗语族的游牧民族，直到公元370年时还游荡在顿河以东、里海以北的草原地带。只是由于受到匈人的袭击，一些人才开始结成大大小小的队伍向西迁徙，而其余的人则被匈人征服。汪达尔人的两个分支——哈斯丁人和斯灵人——分别有各自的首领，就像公元376年哥特人的两个部落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那样。他们是讲日耳曼语的农业生产者，在公元4世纪时居住在波兰中南部和喀尔巴阡山的北部边缘。苏维汇人由来自匈牙利大平原山地边缘的小部落组成。这一各色人等的奇怪组合可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在公元406年结成联盟。但他们的结盟不是自然形成的。首先，即便哈斯丁人、斯灵人和苏维汇人的日耳曼方言略有不同，他们也自然可以听懂彼此的语言，但阿兰人的语言和他们完全不同。其次，就我们所知，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都可能实行三级分化的寡头统治。这在公元4世纪欧洲的日耳曼民族中非常普遍：由少数人构成的自由阶层如果人数较多，这个阶层就居于统治地位，统治自由民和奴隶。而游牧民的游牧经济决定了阿兰人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对他们唯一实质性的评价来自阿米安。他发现他们对奴隶制闻所未闻，每个人都同样享有“贵族”地位。 无论史料描述这种情况时用的是什么术语，游牧经济都自然决定了其人人平等的社会结构。个人财富以拥有牲畜的数量来衡量，这比以拥有土地多少标志的财富量更加具有不确定性。

尽管这些人联合在一起很奇怪，但当时的局势促使他们学会合作。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形成的。据图尔的圣格列高利的作品《法兰克人史》记载，早在横渡莱茵河之前，阿兰人就在首领雷斯潘迪亚（Respendial）的率领下将哈斯丁人从法兰克人手中解救出来。 渡河之后这些部落在高卢的合作关系有多紧密，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公元409年君士坦丁三世领导的反击战中，他们再次一同入侵西班牙。到公元411年，当罗马反击战的威胁消失后，这些部落又一次分道扬镳，瓜分西班牙的几个行省。如前文所述，哈斯丁人和苏维汇人共同占据加利西亚，阿兰人夺取卢西塔尼亚和迦太基尼西斯，斯灵族汪达尔人分得贝提卡（地图8）。阿兰人分得两个行省，而在公元406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他们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这都说明他们当时是联盟的主力。这一点得到西班牙编年史作者伊达提乌的证实。 这种格局贯穿公元5世纪10年代前半时期。联盟各方彼此相安无事，他们的人民从北方迁入西班牙，快乐地享受阳光和美酒。

然而田园诗般的生活并不长久。君士坦提乌斯逐一处理西罗马帝国的问题。等他在高卢解决了篡位者和西哥特人后，接下来就轮到莱茵河的入侵者。从公元416年到418年，贝提卡（属于现在的安达卢西亚）的斯灵人作为独立部队遭到摧毁，他们的首领弗雷迪巴德（Fredibald）在拉文纳送命。阿兰人也伤亡惨重。据伊达提乌记载：“他们的首领阿达克斯死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无法顾及自己的领地，投靠［哈斯丁族］汪达尔首领贡德里克，寻求庇护。” 这些反击战不仅收复西班牙的三个行省——卢西塔尼亚、卡塔赫纳和贝提卡重归罗马中央政权的控制，还扭转了汪达尔－阿兰－苏维汇联盟内部的权力平衡。一度占据优势的阿兰人伤亡惨重，退居为小配角，四个部落中有三个形成更为紧密的政治联盟。哈斯丁族汪达尔人、剩余的斯灵族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现在全都归为哈斯丁首领旗下。他们处于罗马帝国境内，这意味着更大的危险和机遇。就像当年阿拉里克领导下的超级军团那样，面临着危险和机遇，这个公元406年形成的松散同盟在公元418年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政治联盟。蛮族人的第二个超级军团诞生了。

整合日耳曼语族的汪达尔人和伊朗语族的阿兰人无疑是困难的。这个困难是如何克服的，我们只能猜测。社会结构的不同一定也是一个障碍。我认为，哈斯丁首领此后获得的头衔——“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之王”（ reges Vandalorum et Alanorum ）——不仅仅是讨好公众的手段，而且还简捷地表明两个民族只是有限的融合这一事实。君士坦提乌斯在这些部落中引发的恐慌造就了一个7万—8万人的联盟，可以组建1.5万—2万人的军队，上阵杀敌。

战胜西班牙的斯灵人和阿兰人之后，君士坦提乌斯暂时中止战事，以便将西哥特人安置在阿基坦。 这给昔日的莱茵河入侵者提供了喘息之机。新建立的汪达尔－阿兰超级军团的首领贡德里克似乎趁机在公元419年发动战争，试图将苏维汇人及其首领赫尔墨里克（Hermeric）也纳入自己旗下。苏维汇人凭借加利西亚北部险要的山区地形发起反抗，但他们遭到封锁。接着在公元420年，罗马帝国反击战重新开始。罗马军官阿斯忒里乌斯（Asterius）突破封锁，估计是不想让贡德里克有更多的追随者。此时君士坦提乌斯去世，战事中断。公元422年，罗马人和西哥特人再次联手，对已退到贝提卡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发动进攻。鉴于罗马帝国组织任何行动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君士坦提乌斯在死前很可能就已经做好必要的安排。

现在，两支庞大的罗马军队——一支由卡斯提努斯率领，可能是来自高卢的野战军，另一支由伯尼菲斯率领，可能来自北非——和西哥特人的一支大部队联合，共同攻打汪达尔人。但是，尽管宫廷政治的不确定性没有阻止战争爆发，它也的的确确破坏了战争的进程。可能是因为普拉西提阿被流放，伯尼菲斯和卡斯提努斯产生矛盾，把军队撤回阿非利加。战争仍在继续。卡斯提努斯起初对敌军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封锁，眼看就要再次取得胜利。据伊达提乌记载，敌军差点缴械投降。但伊达提乌又记载道，卡斯提努斯“鲁莽”地参与了一场常规战。由于西哥特人的“背叛”，他战败了。但伊达提乌没有详细描述背叛的细节，而且他本人憎恨西哥特人，因此我不能确定他此处的记载是否可信。 伯尼菲斯率军离开应该不是卡斯提努斯战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更有可能是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联手抗敌。仅在四年前，罗马和西哥特人的联合部队还有能力分别击败这两个民族，但现在新结成的联盟拥有更强大的抵抗力。战败后，卡斯提努斯向北退到塔拉戈纳。但是还没等到发起新的战役或是制定新的战略，霍诺留便去世了。如前文所述，卡斯提努斯又回到意大利，在篡位者约翰手下担任高级指挥官。政权核心的混乱使任何彻底消灭莱茵河入侵者余党的计划都化为泡影。

自公元422年起，随着意大利局势的剑拔弩张，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又过上和平生活。此时宫廷内部的流血事件层出不穷，编年史作者们自然无意关注西班牙的情况。因此公元422年到425年间没有任何关于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记载。但接下来他们在富饶的西班牙南部又活跃了三年，占领了卡塔赫纳和塞维利亚两座城市。这是伊达提乌在史书中提到的重要事件。但自君士坦提乌斯在公元5世纪10年代较晚时期崛起以来，这些部落从经验中总结出，每当一个新的首脑人物最终在宫廷掌权，他就会成为头号公敌。他们在西班牙靠武力生存，从未与帝国的中央政权签订任何和约。因此，尽管他们似乎在尽可能利用政权空白期大肆掠夺，他们也知道要为自己的将来做长远打算。

公元428年贡德里克去世，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首领变成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盖萨里克（Geiseric）。公元6世纪的史学家约达尼斯（Jordanes）在其作品《哥特史》（ Getica ）中，生动地将这位新国王描绘成一个罗马人眼中蛮族狡诈的典型：“盖萨里克……中等身材，曾从马上掉下来摔瘸了腿。他喜好沉思，沉默寡言，蔑视奢华，贪得无厌，愤怒时如狂风暴雨，精于拉拢蛮族人，善于制造不和，挑起仇恨。” 后来的新政策完全是他个人的主意，还是在公元5世纪20年代后期逐渐形成，我们无从得知。但现在盖萨里克确实盯上了阿非利加。这一举动理论上可以解决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问题。他们需要一个从战略上讲更为安全的地区，尤其是要离罗马－哥特部队越远越好。阿非利加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距离西班牙南部只有一步之遥，但要安全得多。然而，海上行动要比陆地行动困难得多。之前也不是没有人想到过这种迁徙。公元410年年末，阿拉里克在洗劫罗马之后，将部队转移到墨西拿（Messina）以南，打算全体迁往北非。公元415年，他之后的国王瓦利阿也考虑过从巴塞罗那出发进行同样的迁徙。两次迁徙过程中，西哥特人好不容易集结的船队都遭遇暴风雨袭击，被摧毁了。于是他们放弃计划。但汪达尔人有更充裕的时间开展计划。他们在西班牙南部时就已经和当地船主打好交道，袭击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ands）。除此之外还做了一些事情。这些袭击只是大规模行动的前奏。汪达尔人得以确定自己的方位，制定计划，集结所需的船队。公元429年5月，盖萨里克把他的手下聚集到塔里法港（Tarifa），就在现在的直布罗陀（Gibraltar）附近，开始向阿非利加进发。

接下来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大量文字史料提到这一时期，但遗憾的是这些史料大多都在谴责而非描述汪达尔－阿兰超级军团的行动。其中有圣奥古斯丁的一些书信，还有他当时为迦太基教众写的一套布道词。当时汪达尔人正在围攻他在希波城（Hippo Regius）的主教教区。圣奥古斯丁深陷城中，随后去世。盖萨里克新近宣布信仰乌尔菲拉宣扬的基督教阿里乌斯派（参见本书第三章）。这一教派可能在公元5世纪10年代初期就已经由西哥特人传给汪达尔人。汪达尔人不但像其他侵袭者一样烧杀劫掠，还把天主教机构作为目标，将一些主教逐出教区。因此很多史料表达的不是详尽的事实，而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面对异教徒的迫害萌生的满腔怒火。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尚未解决，即盖萨里克究竟是如何带领军队渡海的。过去曾有人认为，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从塔里法出发，向东航行很久，然后在迦太基附近登陆。如果真是这样，北非的罗马军队到哪里去了？根据《罗马帝国百官志》有关公元420年前后罗马野战军情况的记载，时任阿非利加伯爵的伯尼菲斯手下有31个团的野战军部队可供调遣（至少1.5万人），另外还有22支驻地部队（至少1万人）分布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到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一带。 通常海面部队如果想成功登陆，人数需要比地面防御部队多五到六倍。因此，如果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最多只能派出2万人作战，他们不可能有机会登陆，更何况他们还带着大批非战斗人员。

公元6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堡的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曾试图解开这个谜。他猜测伯尼菲斯伯爵身为罗马驻阿非利加的高级指挥官，担心在三股势力争夺对小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控制权的斗争中，自己可能性命不保。因此他邀请汪达尔人和阿兰人进入他的辖区。但普罗科匹厄斯也猜测他后来对此懊恼不已。 不过同时代的西罗马史料没有任何关于伯尼菲斯背叛的记载（甚至他被埃提乌斯打败后也没有过这类行为）。而且仔细想来，这种求援也不会有任何意义。到公元429年时，伯尼菲斯已经和帝国宫廷达成和解。因此他绝无理由在此时邀请这些人入侵阿非利加。

盖萨里克成功的真正原因有两个：首先，仅根据当时的后勤状况来看，他根本就不可能集结足够的船只带领所有部下一同过海。罗马时代的船只没有那么大。比如我们知道，在后来对北非的一次侵略战中，东罗马远征军平均一艘战船只能够搭载约70人（加上马匹和给养）。如果盖萨里克的全部人马有将近8万人，他就需要至少1000艘船才能一次性把人都运过去。但公元5世纪60年代，整个西罗马帝国最多也不过300艘船，东西罗马帝国加起来才可能凑足1000艘。公元429年，由于盖萨里克只控制了沿海行省贝提卡，他也没有这么大的水域供他使用。因此最有可能的是，他没有足够的船只一次性搭载所有的部队。

但把敌对部队零敲碎打地运送到罗马帝国防御严密的北非核心地区无异于自取灭亡。就好比把第一批部队给罗马人全盘奉上，然后船只又返程去带第二批。所以盖萨里克没有让他的部队走遥远的海路，而是走捷径穿越地中海，从现在的塔里法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丹吉尔（Tangier）（地图10）。两地仅隔62公里，连罗马时代的船只也能在24小时内走个来回。自公元429年5月起的一个月时间里，直布罗陀海峡一定穿梭着各种船只，运送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渡过地中海。随后发生的战役从时间上证实了这一安排。足足12个月之后，即到公元430年6月，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才终于出现在奥古斯丁的希波城外。他们从丹吉尔出发，经罗马干道到达2000公里外的希波城（地图10）。同盟国部队在1942年年末和1943年年初发现，这一地区地形崎岖，除了已经有人踩出的小路以外根本无路可走。汪达尔人当时可能还拖着一个车队。法国史学家很快算出，公元429年夏天，汪达尔－阿兰联军终于聚齐之后，他们不紧不慢地向东方的希波城行进，平均速度大概是每天5.75公里。

这也就解释了从海上登陆成功的原因。盖萨里克取道丹吉尔，相当于没有让部队在罗马的北非领土登陆。丹吉尔是罗马在北非最西端的领土毛里塔尼亚－廷吉塔纳（现在的摩洛哥）的首府。丹吉尔在罗马北非的核心地区以西2000多公里外，还相隔一道贫瘠的里夫山（Er Rif）。因此丹吉尔在行政上实际属于西班牙（地图1）。既然如此，保卫丹吉尔的重任就不属于阿非利加的伯爵，而是廷吉塔纳的伯爵。他手下有5个团的野战军部队，还可能有8支驻地部队前来增援，这样总共就有足足13个团，即约5000—7000人。但是，驻地部队的主要职责一直是管理来往的游牧民族，他们能否同盖萨里克久经沙场的军队进行部署严密的战争实在值得怀疑。盖萨里克的军队从莱茵河一路拼杀到西班牙，至少自公元418年各部落统一后，就显示出抵御罗马野战军主力的实力。事实上，两军的实力对比比看起来还要悬殊。如第五章所述，君士坦提乌斯在公元405年西罗马的野战军遭受惨重损失后，将驻地部队提升为机动野战军团。廷吉塔纳伯爵能够调遣的军队里只有2个团是真正的野战军，另外3个都是提升上来的驻地部队。 所以他可能只有1000人至多1500人的精锐部队，可以用来挫败盖萨里克的计划。这种情况下，两军根本不可能交战。我们也就明白汪达尔－阿兰盟军是如何登陆的了。

登陆后，盟军缓慢向东推进。我们对他们的行军情况可以参考的佐证是阿尔塔瓦（Altava）的一处碑刻，落款时间是公元429年8月。碑刻记录当地一名重要居民被一“蛮族人”所伤，但没有说这名蛮族人是柏柏尔人（Berber）还是汪达尔人或阿兰人。阿尔塔瓦距丹吉尔700公里。过了阿尔塔瓦，只要再走1000公里左右，入侵者就可以到达北非最富饶的行省：努米底亚、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纳。史料没有详细描述行军的细节，但用到不少谴责的言辞：

他们一经发现一个行省和平安宁，美丽的土地鲜花遍开，就立刻用邪恶的力量将它摧毁。他们杀人放火，毁掉一切，整个地区遭受蹂躏，变成荒野。他们甚至连果园都不放过，以免躲藏在山洞里的人……在他们走后能有果子吃。因此他们所到之处，没有哪里得以幸免。他们残忍成性，心狠手辣。

这段文字震撼人心，也许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但是无助于我们对历史的重构。最后，这群暴徒终于来到努米比亚边界，与伯尼菲斯的军队相遇。伯尼菲斯战败，退到希波城。随后自公元430年6月起，希波城被困14个月。盖萨里克的主力部队负责围城，外围部队四处打劫，很少受到罗马军队的有效阻击。他们抢劫富人的家产，折磨所剩无几的天主教士，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之后便向西深入到迦太基及其所在的阿非利加行省。

伯尼菲斯未能坚守阵地是因为他手头拮据。同样的财政困境也曾阻碍君士坦提乌斯在意大利以外地区的重建工作。公元4世纪时，北非并没有野战军，只有一支由公爵率领的驻军，必要时由意大利派出远征军支援。到公元420年或是更早时期，阿非利加才有了野战军指挥官（是伯爵而非公爵）和一支较大的野战军（参见本书第六章）。31个团里只有4个——大概是2000人——是一流的帝国野战军。奥古斯丁在公元417年的一封信里提到，当时还是团长的伯尼菲斯仅仅率领一支蛮族盟军组成的小部队就解除了北非各行省的新威胁。 我猜想，那4个团可能部分或全部都是由这些盟军组成。但军事增援只是小规模的。除去这4个团，迦太基只能凑合着依靠帝国一直在阿非利加派驻的旧部。

因此，当盖萨里克最终徐徐抵达努米底亚时，廷吉塔纳的旧事又重演了，但这次规模更大。伯尼菲斯已经尽力，但他的大部分部队只知道如何应对柏柏尔游牧民，而汪达尔－阿兰盟军要可怕得多。北非的主要行省现在受到直接威胁，西罗马帝国的命运岌岌可危。尽管远在西方的行省毛里塔尼亚－廷吉塔纳算不上帝国的核心地区，但努米底亚及其东部两个相邻的行省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纳聚集在行政首府迦太基周围，这就得另当别论了。这些行省在政治经济上对帝国举足轻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旦希波城的围攻开始，盖萨里克的部队就成了架在西罗马帝国脖子上的一把利刃。

皇冠上的宝石

帝国后期表现北非的两幅画作在中世纪时的复制品仍存留至今。这两幅画向我们描绘了这一地区对于西罗马帝国的重要性。第一幅是波伊廷格地图（Peutinger Table），是公元4世纪时罗马帝国地图的副本，约于1200年在莱茵兰（Rhineland）的科尔马（Colmar）制成。图中展现了当时有人居住的地区，从西班牙和不列颠（但有部分地图遗失）一直到地中海地区，再延伸到印度。画卷有6.82米长，但只有34厘米宽，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展示了罗马帝国。画面被拉长，各地区之间的比例暗示了画卷的产地。六分之五的版面画的是地中海地区，仅意大利就占据了三分之一。北非只是底部的一条线，从意大利西海岸延伸出去。罗马被描绘得细致入微，同样描绘精细的是下面的奥斯提亚（Ostia）和波图斯（Portus）——罗马的两个重要港口。献给帝国的贡品都要经由波图斯运往首都。这里的灯塔、防波堤、码头和仓库都历历在目。紧挨着波图斯下面的是北非首府迦太基，描绘得粗略得多，只画了几座塔尖。但尽管不符合地理学常识，这幅地图还是能让我们注意到西罗马帝国至关重要的一个三角关系：罗马－波图斯－迦太基。

《罗马帝国百官志》中关于帝国后期北非的另一幅图画也清晰地显示了这种关系。除了军事名单，《罗马帝国百官志》还列出帝国的主要文职官员及其下属的工作人员，并配有插图。在阿非利加总督职位的配图上半部分画有墨水台和办公桌（桌上放着总督的委任状），两者之间还有一位手持几捆谷物的女性代表这个行省。 配图的下方是满载一袋袋谷物的船只在海上航行。到公元4世纪时，北非的谷物贡品正是通过迦太基港源源不断运往波图斯，再装到马车和小型船只上，通过短途的陆路，再经水路逆流而上，送到罗马。迦太基及其农业腹地承担的任务是养活过于臃肿的帝国首都。但给首都提供食物只是一项具体任务，北非实际上有更为广泛的职责。到公元4世纪，北非已成为帝国西部的经济支柱。

想想迦太基的过去，这种三角关系也不乏讽刺的意味。迦太基在公元前814年左右建城，当时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这个城市的实力足以控制其腹地后，便在随后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和罗马争夺西地中海的控制权，而且经常是通过暴力方式。公元前146年，迦太基遭受围攻三年后最终陷落。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整座城市被摧毁，遗址上还象征性地撒了盐，以防这个罗马的劲敌重新崛起。现在北非只处于西欧经济的外围，我们这些现代人很难想象它当年的核心地位。19世纪的欧洲殖民者来到这一地区时，他们对这里大量的罗马遗迹感叹不已——如今的旅游者也经常感到惊讶，尤其是这些遗迹还和它们周围的贫瘠荒凉形成鲜明对比。

现在地处北纬15度以北的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是沙漠，有1025万平方公里。这里每年的降水量只有100毫米，地下水位不断下沉。沙漠中零星地分布着一些绿洲。在古代，这片地区要湿润得多，地下水位也比现在高。19世纪的欧洲人最初猜测，罗马时代的北非农业之所以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农业条件更加适宜。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片土地早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就已经干涸，即远在罗马崛起之前。到了罗马时代，这里的生态环境已大为不同，过去的时代只遗留下生活在地中海附近的狮子、大象、长颈鹿和其他一些物种。现在这些动物只栖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 北非的山坡地带当时可能有森林覆盖。但除此以外，罗马时代的北非和现在的北非环境是一样的。

非洲北纬15度以北也不全是干旱地区。例如埃及有尼罗河的灌溉。罗马北非行省的核心地区马格里布（Maghreb）可以从附近的高地获得雨水。 现在的马格里布包括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是位于阿特拉斯山和地中海之间的广阔地带，由南到北的距离由300到500公里不等，西起大西洋东至加贝斯湾（Gulf of Gabes），横跨2200公里。这里是丘陵地带，零星分布着小块沙漠。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完全取决于降水的分布。年均降水量超过400毫米的地区小麦就很容易生长。属于这种土地类型的有突尼斯宽阔的河谷地带、阿尔及利亚北部的大平原和摩洛哥西部的一些地区。降水量在200—400毫米的地区需要一些人工灌溉，但仍可实现地中海地区的旱作农业。而降水量在100—200毫米的地区可以种植橄榄树——橄榄树比棕榈树还要耐旱。北非过去的气候和现在的一样，常年保持不变，可以种植很多种作物。

罗马在非洲的第一块领地是在公元前146年迦太基被毁之后产生的，由罗马直接统治。这片领地仅占马格里布的一小片地区，即突尼斯北部和中部约1.3万平方公里，周围环绕着“皇家运河”（ fossa regia ），从萨布拉卡（Thabraca）延伸至哈德鲁梅［Hadrumetum，现在的苏塞（Souss）］。这片领地被分隔成700平方米一块的小块。除去在罗马与迦太基交战时支持过罗马的6个小城镇，其他小块大多都成为公有土地，以长期租约的形式租给殖民者，有些则被卖给有钱的罗马权贵。大量土地的廉价出售造成直到公元4世纪还有很多罗马早期的元老家族（例如叙马库斯家族）在这一地区仍然持有庞大地产的局面——他们的土地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多年来以遗产继承和联姻的方式不断倒手。马格里布的其他地区仍掌握在当地统治者手中。但在下一个世纪里，随着罗马殖民者开始把手伸向皇家运河以外的地区，这些当地统治者也不断被纳入罗马的势力范围。与占据大片地中海地区一样，这些变化也同样为罗马对该地区的直接统治铺平了道路。罗马先是在尤里乌斯·恺撒时代（公元前46年）入侵努米底亚（现在的阿尔及利亚东部），借口是当地的末代国王支持恺撒的大对头庞培。然后在克劳狄乌斯执政时期，又在毛里塔尼亚（西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建立两个行省。自此，整个马格里布都归罗马帝国所有。但由于地理原因，马格里布在行政上划分为两个区：由西班牙管理的毛里塔尼亚－廷吉塔纳，以及由迦太基管理的毛里塔尼亚－斯提非斯（Mauretania Sitifis）、努米底亚、阿非利加以及拜扎卡纳。

罗马政权很早就意识到，沿海水源充足的地区具有为罗马提供粮食的潜力。恺撒在阿非利加扩张建立的行省——新阿非利加——当时每年已经向首都输送5万吨谷物。100年之后，随着罗马直接统治区的扩大，谷物输送总量达到50万吨。北非取代埃及成为首都的粮仓，输送量达需求量的三分之二。帝国需要极大地发展这一运输渠道，以确保并方便谷物的运输。

首先要解决的是安全问题。法国考古学家的观点深受19和20世纪经历的影响，尤其是他们有一些还是军人。他们认为，这一地区“文明”罗马人的生活一定经常受到当地过着游牧生活的柏柏尔人威胁。20世纪30年代的空中侦察显示，在半沙漠化地区有两道防御工事，还有一系列设防的房子和仓库。他们认为这些就是当时双方经常发生冲突的证据。毫无疑问，罗马的各边界上都经常发生小规模的袭击事件，有时也会演变成较大规模的冲突。如前文所述，大莱波蒂斯事件（参见本书第三章）是由于附近一个部落的首领没有定罪就在城中被活活烧死引起，随后升级为更严重的冲突。但这种事显然并不频繁，而且所谓较大规模的冲突其实也不是十分严重。阿非利加在其存在的前300年里只需要一个军团和一些辅助部队（不超过2.5万人），就足以维持广大领域的和平稳定。而当时的不列颠还需要四个军团。

最近的研究重新评估了北非的罗马防御工事，认为从人员和基地的部署来看，工事的主要功能实际上是管理游牧民族，而不是和他们交战。北非的游牧民族在冬季南迁进入半沙漠化地带。因为那里有足够的水源，可以给他们的牲畜提供草料。夏季半沙漠化地带干涸，他们又返回北方进入农耕地区。罗马在那里设置要塞，部署士兵，是为了确保他们的牲畜不会踩坏他人的庄稼。实际上，罗马人当时似乎和游牧民关系良好。他们乐于购买游牧民的物件，甚至还给他们减免相当多的购买税。这与前人描述的经常交战并不相符。 即便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在阿非利加的主要兵力也只是骑兵驻地部队，更适合巡逻和驱赶零星的侵袭者，而不适合激烈交战。

安全问题一经解决，地区的基础设施就可以得到发展。罗马军团最终在马格里布修建超过1.9万公里的道路，既满足了军事需要，又方便货物运输，例如谷物需要用马车运到迦太基和其他港口。迦太基本身体现了美学和功能的完美结合。这个城市实际上是两个港口，是罗马人从建造它的腓尼基人手中继承的。一条河道连接海岸和原本为长方形的外港。另一条河道从这里连接到圆形的内港，港口中间坐落着“海军上将岛”（admiralty island）。船只在城墙外和岛周围都可以停泊。罗马人以此为基础，扩大长方形的外港，在公元2世纪早期图拉真或哈德良执政时期将它建成六边形。古罗马时期另一个重要的六边形港口是波图斯（图拉真所建）。公元2世纪末或3世纪初，圆形港口重新投入使用，岛中心建起一座古典式神殿，修有柱廊的大道从这里一直通往市中心。到公元200年前后，这座城市已拥有巨大吞吐能力。迦太基还只是北非沿海众多港口之一。例如尤蒂卡港（Utica）就可以容纳600艘船。 位于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大莱波蒂斯在公元3世纪初也将码头修整一新。

如第三章所述，罗马政权的统治能力一直受限于其原始的行政手段。政府往往将重要的职能交给招募来的私人组织全权处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阿非利加的谷物税，或称公粮税。政府占有北非大量的公有土地，但它没有去寻找耕种这些土地所需的大批劳动者并管理他们，而是把土地租给个人，收取一定比例的土地产出。由于政府需要尽可能地将土地租出去，租借条件就极为优厚。永久租借契约几乎允许承租人无期限地以继承方式持有土地，还允许他们将租借权转卖给第三方。

运输的问题也以类似的方式解决。到公元4世纪，帝国已成立了强大的货运联合会，称为“ navicularii ”（海船管理会），需要对政府承担一定的义务（但不是所有的货运人都是联合会成员）。法律条款明确规定了政府和货运人关系的基本原则。货运人的首要义务是提供货运——除阿非利加外，还要负责帝国其他地区，尤其是埃及的货运。帝国政权一如既往地对联合会成员的世袭制度做了周密规定，在法律上排除一切退会的可能，并要求一旦一块土地登记在一个货运人名下，无论后来是否售出，都必须一直由联合会成员所有。这样联合会的经济基础就永远不会动摇。作为回报，政府给予货运人经济等特权支持，免除他们其余所有纳税和公益义务，并保护他们的财产不被亲戚占有。联合会成员最终可获得骑士地位（相当于中等公职人员）。他们在自己的交易中享受减税，完成一项政府任务最多可用时两年。有时候，政府还会资助他们进行船只翻新。 政府就这样造就了一个货运巨头组成的强大联合会，享有各种经济和法律特权。

政府的这些举措当然都出于自身的目的。但这种大规模的商业也推动了地方经济。公元1世纪时，罗马的阿非利加行省有一半地区（到约公元100年为止）都在致力于谷物生产，而下一个世纪就开始生产橄榄油和葡萄酒了。因为葡萄和橄榄树不像谷物那样耗水，农民就能更广泛地开发利用当地的地中海气候。从约公元150年到400年，在交通便利、土地政策优惠的情况下，北非开始兴旺繁荣起来。

繁荣的证据比比皆是。人们很早就发现，北非的建筑和碑刻显示，当罗马的政治文化在帝国其他地方开始衰落时，在这里仍然盛行一时。这种政治文化在帝国鼎盛时期十分典型，地方权贵可以彼此竞争市议会的权力。 近期对于农业地区的调查也证实，这种地方繁荣建立在农业发展之上，随着农民从北部大举迁入只适宜种植橄榄树的较干旱边缘地区，农村居住区在数量和发展程度上都大幅提高了。到公元4世纪，橄榄树林从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海岸延伸至内陆150公里处，而现在已荡然无存。所有这些都证明，一些仍有参考价值的逸事的确发生过。例如，有一处碑刻记载了一位80岁的老人一生种植了4000棵橄榄树。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有大量证据显示，阿非利加的商品能够进入地中海沿岸的市场。我们现在之所以能知道这些，是因为考古学家新近开发了一项技术，能够辨认北非制造的双耳细颈陶罐。这些陶罐是用来盛橄榄油和葡萄酒的。同样分布广泛的是北非的精细器皿，例如餐具，尤其是各种红土餐具。鉴于运输费用通常十分高昂，只有出售贵重货物才能获利，我们不禁要问，葡萄酒和橄榄油等主要产品在地中海沿岸各地都有生产，而餐具又相对便宜，把这些东西卖到阿非利加以外的地区如何才能获利。答案就在于政府资助的货运系统。在这个系统下，对账目做点小动作就可以降低运输成本，运送政府货物时可以夹带其他商品。因此阿非利加的产品就得以参与地中海对岸的市场竞争。政府出于自身的目的建设经济基础设施，当地人则借机发财，于是私人企业就在政府的指令性经济下运作起来。

发家的不仅仅是意大利的殖民者。帝国后期在北非使用的灌溉系统实际上在当地自古就有：从山坡上的梯田——用来蓄水，防止土壤流失——到蓄水池、水井、堤坝，还有像拉马士巴［Lamasba，艾恩墨瓦纳（Ain Merwana）］碑文里记载的协商成熟后制定的水源共享计划。 罗马人只是加倍努力地实施了这些传统的节水措施。人们愿意花费精力节约每一滴水和提高产量，因为他们可以将富余的农产品出售。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殖民者的居住地，同样也在其他地方上演，包括古老的部落中心沃吕比利斯（Volubilis）、约尔西泽里亚（Iol Caesarea）和尤蒂卡。对商品的需求大大冲击了阿非利加的乡村地区。游牧民族也受到影响。他们不仅是收获季节重要的额外劳动力，成群结队转战于不同农场，而且他们的商品还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游牧民加入生产的结果惊人。有一处碑刻记载，一名没有土地的劳动者成为收获大军的首领，他赚了足够多的钱买下一块土地，并在他的家乡马克塔尔（Mactar）买到一个贵族头衔，进入市议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繁荣的北非行省有了一个与之相匹配的首府。尽管波伊廷格地图只是对其进行了粗略描绘，但公元4世纪的迦太基——罗马时期的全称是“尤利亚迦太基和谐殖民地”（Colonia Iulia Concordia Carthago）——是一个繁华的罗马都市。当时的文字记载，尤其是圣奥古斯丁的作品，还有近期的遗址发掘，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穆斯林在公元7世纪末征服北非后，迦太基很快就被遗弃。这座城市像化石一样经历若干世纪，等待人们的发掘。我们由此能够十分详尽地对公元4世纪有关迦太基概况的一份记录进行补充。这份记录名为《世界概况》（ Expositio Totius Mundi / The Description of the Entire World ）：

［城区］规划可圈可点。实际上，城里的街道整齐得如同人工园林。城里有音乐厅……一个外观奇特的港口，放眼望去，似乎只看到风平浪静的海面。银匠大街（ vicus argentariorum ）为人们提供极为舒适的休闲场所。至于娱乐，居民们只对一种活动感兴趣：去圆形竞技场看比赛。

我们在现代的旅行指南上不一定会读到这样的话，但古代城市生活的本质就是把理性、文明的秩序强加于荒蛮之上（参见本书第一章）。没有什么比整齐的街道更能体现这一点了。《世界概况》还含蓄地指出，这座城市公共建筑的数量超出当时的标准。除音乐厅和圆形竞技场之外，这里还有一座剧场，以及公元3世纪初修建的马戏场。这座马戏场可容纳7万人观看马车竞赛。在滨水地区坐落着公元2世纪建成的大型安东尼浴场（Antonine bath）。市中心围绕着布尔萨山（Bursa Hill）的分别是法院、市政大楼和总督官邸。这里还有一个圆形屋顶的纪念厅，是伯尼菲斯被刺的地方。

公共建筑周围是一圈私人住宅。一些规模较大的现在已经被挖掘出来，有的占据着大片土地，镶着颜色鲜艳的镶嵌画。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希腊御者府”（House of the Greek Charioteer），还有名字富有诗意的“带私人浴室的别墅”。但这片地区的大部分房子现在还没有被发掘，而城中绝大多数人居住在此，因此我们对“普通”住宅没有多少了解。一切迹象表明，在公元4世纪时，迦太基有大约10万居民，仅次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而这两个城市的人口都是由于充足的食物供应才不断膨胀的。

公共建筑里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 各种宗教盛行，从基督教的各个支派到传统的异教信仰，其中夹杂着无数的东方神秘仪式。古典文化也同时兴起。例如，一流的拉丁语学家奥古斯丁就是在迦太基完成他的教育的。之后，他在迦太基教了几年书，还在一次拉丁语诗歌大赛中获奖。奖品由阿非利加总督文提齐亚努斯（Vindicianus）亲自颁发。总督本人也是博学之人，他和另外一些关系紧密的罗马人轮流在这座城市担任短期的行政官，任期通常为一年。（我们的老朋友叙马库斯在公元373年任行政官。）像诗歌大赛这样的活动使雄心勃勃的阿非利加的年轻人有机会受到行政官的赏识，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文化走上仕途。奥古斯丁离开迦太基后直奔罗马，随后又前往米兰进入瓦伦提尼安二世的宫廷。他仰仗文提齐亚努斯和叙马库斯等旧友的推荐，平步青云。

因此，公元4世纪的迦太基是帝国西部的文化支柱。更重要的是，它还是经济支柱。巨大喧闹的城市中，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住在拥挤的房子里，与高大的公共建筑和富人的豪宅形成鲜明对比。总而言之，北非生产力水平高，管理成本低，是西罗马国库收入的主要来源。

“西罗马最后一个真正的罗马人”

来自北非的税收对于平衡帝国收支必不可少。如果没有这部分税收，西罗马就无法供养足够的兵力，保卫其他受威胁更多的领土。自公元421年君士坦提乌斯死后，阿非利加和西罗马境内到处散布着虎视眈眈的蛮族移民。他们肆无忌惮地掠夺，几乎没有受到罗马军队的任何阻击。莱茵河边界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和阿勒曼尼人，尤其是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朱顿基人（Iuthungi），都曾袭击过边境地区，还将带来更大威胁。法国南部的西哥特人发动叛乱，直逼当地的主要行政首府阿尔勒。在西班牙，苏维汇人在西北部大肆劫掠，横扫整个半岛。随着公元430年汪达尔国王盖萨里克来到努米底亚外围，整个西罗马帝国如剑悬顶。

在这个当口，公元5世纪西罗马的最后一位英雄出场了。他就是弗拉维乌斯·埃提乌斯。如前文所述，他在公元433年瓦伦提尼安三世即位引发的权力争斗中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他还先后做过阿拉里克和匈人的人质，第一次是阿拉里克围困罗马之前，第二次是在公元5世纪10年代。他与匈人的关系使他在篡位者约翰的政权倒台后争取到匈人的援助，并打败对手塞巴斯提安努斯。当然，如果他在政权高层中没有人脉的话，他是绝不会被选为人质的。他的父亲高登提乌斯（Gaudentius）来自多布罗加（Dobrudja）的行省小斯基泰（Scythia Minor，现在的罗马尼亚）。和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一样，他也出身于巴尔干半岛的罗马军事世家。高登提乌斯早期的政治生涯始于帝国东部的宫廷，先后担任各种官职。但公元399年斯提利科实际掌权时期，高登提乌斯去了阿非利加指挥军队。和君士坦提乌斯一样，狄奥多西一世去世之时，他作为帝国东部一名出色的士兵，决心投向斯提利科一边。高登提乌斯后来娶了一位意大利元老的富有女继承人为妻。他在公元5世纪10年代较晚时期当上高卢的野战军总指挥（ magister militum per Gallias ，高卢野战军主帅），到达其职业生涯的顶峰。他后来死于高卢的一场暴动，可能与20年代约翰的篡位有关。

埃提乌斯本人也同样走军事路线，但达到了更高的顶峰。尽管他不是皇帝，但他实际上相当于那个时代的屋大维。掌权之后，他显示了自己强大的政治能力，维护了罗马的命运。同时代一个名叫雷纳特斯·弗里基德鲁斯（Renatus Frigiderus）的人对他有所描述。公元6世纪后半叶图尔的圣格列高利保留了这段文字：

埃提乌斯身材中等，体格匀称，做事有男人气概。他没有先天不足，只是身材偏瘦。他才智过人，精力旺盛，擅长骑射，使起长矛来不知疲倦。他非常善于作战，也懂得维护和平的技巧。他不贪心，更谈不上贪欲。他举止慷慨大方，做判断时不会受到无能幕僚左右。他在逆境中坚忍不拔，随时准备应付各种不利局面；他无所畏惧，能够忍受饥饿、干渴和彻夜不眠。

他的骑射技术可能是他在匈人中做人质时的又一收获。他显然是借助骑射技术以及以上描述的其他能力，来实现他毕生的伟大事业：继续维系屋大维的帝国。

公元433年，埃提乌斯终于掌握西罗马帝国的统治大权。此时政权中心近十年的政治无能在帝国各地都显现出后果。西罗马帝国境内所有尚未臣服的蛮族移民都借机巩固了自身地位，境外的蛮族也同样强大起来。同时，同莱茵河入侵事件的余波一样，移民带来的问题再次引起地方篡夺皇权。在高卢北部，尤其是布列塔尼周边地区，所谓的巴高达（Bagaudae）运动在高卢建立政权。佐西姆斯提到，在公元407年至408年，曾有人自称巴高达，出没于西阿尔卑斯山麓。据伊达提乌的《编年史》记载，巴高达在公元5世纪40年代初出现在西班牙。 史学家们一直在激烈争论这些人的确切身份。这个称呼产生于公元3世纪。当时这帮人被称为“乡民和土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这些人就是社会的革命大军，只要核心政权不稳就会出现，不时激起人们反抗罗马帝国不公的热情。每当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因蛮族入侵而中断的时候，巴高达的确总会出现。但从他们的社会构成来看，他们并不总是革命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革命者”这个词来指代所有从事反抗活动的人。但有时那些打着巴高达旗号的人只是一些土匪。例如，公元407年至408年阿尔卑斯山的那伙人曾要挟一名在逃的罗马指挥官，索要钱财。但在政府鞭长莫及的地区出现了一些群体，希望通过斗争维护当地的社会秩序，这些人似乎也被称为“巴高达”。公元5世纪10年代，阿莫利卡地区在一次镇压骚乱时获得独立。后来类似事件又在西班牙上演了。

不论怎样称呼，巴高达和蛮族人加在一起就是麻烦的代名词。公元432年夏天时，无处不在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高卢西北有巴高达，西南有西哥特人，莱茵河边界及阿尔卑斯山麓有法兰克人、勃艮第人和阿勒曼尼人，西班牙西北有苏维汇人，北非有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实际上，自公元5世纪10年代以来，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已不再受中央政权的控制。鉴于不列颠已经脱离西罗马的统治，现在帝国境内像样的地盘只剩下意大利、西西里和高卢东南部。

编年史通常只用两三行文字描述一年的事件。我们从中找到一些零星记载，有助于我们了解埃提乌斯在公元5世纪30年代处理这一团乱麻时的战绩有多么伟大。但我们还有一个抄本：《新约抄本908》（ Codex Sangallensis 908 ）。这部抄本相当残破，保存在瑞士圣加伦［St. Gall，位于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z）南岸］一座古老的修道院里。抄本于公元800年前后成书，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拉丁文词汇表——就是卡洛林王朝的标准修道院里供僧侣们学习古典拉丁语所用的那种。但有些词汇是写在用过的纸张上的。仔细查看后（1823年）发现，这些重复使用的纸张里包含8页公元5世纪或6世纪一个名叫莫罗保蒂斯（Merobaudes）的拉丁语雄辩家的手稿。他出生于西班牙南部，是一位具有法兰克血统的罗马指挥官的后代。这位指挥官生活在公元5世纪80年代，也叫同样的名字。他的作品除了一首简短的宗教诗外，只有这几页手稿存留下来。因此我们应该感谢卡洛林王朝那名办事不力的僧侣没能彻底销毁莫罗保蒂斯的所有作品。但遗憾的是，为了使这几页的大小适合他们的新书，僧侣们把纸张从原来的260毫米×160毫米裁剪成200毫米×135毫米。现在的学者们只能从中辨认出四首短诗和两首较长但不完整的赞美诗。其中一首大约有100行，另一首有200行。（同时代的类似作品通常有600行左右。）

从作品的艺术水平来看 ，莫罗保蒂斯接受过完整的拉丁语教育，然后就进入西罗马拉文纳的宫廷任职。另一史料也使我们对他有了更多了解。莫罗保蒂斯不仅是一名学者，还和他的同名祖先一样是一名战士。他成为埃提乌斯的心腹，追随他四处征战，战后还在公众演讲时为他歌功颂德。他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公元435年7月30日，在罗马的图拉真广场竖起了他的青铜像。 同年他因为早期为埃提乌斯写过一首赞美诗（这一首没能保留下来）进入元老院，并在阿尔卑斯战役中表现突出。他随后获得“贵族”头衔，最后成为高级军队指挥官（ magister militum ，主帅），统率在西班牙的罗马野战军。莫罗保蒂斯的例子不仅说明罗马精神仍然能够激励个别蛮族人拜倒在拉丁语的文学光环之下，他和埃提乌斯的亲近关系也使我们有幸了解后者希望人们如何看待他的成就。

残存作品中最早的是第一首100多行的赞美诗，可能写于公元439年夏天。由于大部分内容没有存留下来，我们无法详细了解诗歌的主题，但其对埃提乌斯的描写不言自明：

您的床是光秃的岩石或地上的薄毯。您彻夜警醒，白日辛劳。您勇敢地面对困难。您胸前的铠甲已不是战衣，而只是平常的穿戴……不是辉煌的展示，而是生活的方式……战事间歇中，您巡视城市要塞，或山口要道，或广阔田野，或河边渡口，或大道远处，然后您判断哪里更适合步兵和骑兵，哪里适合攻击，哪里适合撤退，哪里资源丰富，适合建造营地。这样，即便是战争间歇也是有益于战争的。

说埃提乌斯把铠甲当日常穿着为他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描述他利用战争间歇进一步从战略战术上把握战场也起到同样的作用。但这些不是编造的故事，是事实。公元5世纪30年代，埃提乌斯发动一场接一场的战役，大部分都获得胜利。所有战役都是为了重振西罗马帝国的雄风，就像君士坦提乌斯20年前所做的那样。

这些战役大都在编年史中有简要介绍。公元443年，莫罗保蒂斯为纪念埃提乌斯第二次出任执政官写下第二首赞美诗。诗里按时间顺序列出所有战役。从公元432年埃提乌斯掌权一直记录到30年代末，可谓战果辉煌。实际上，早在费利克斯和伯尼菲斯被除掉之前，埃提乌斯就已经获得多次胜利。这也是埃提乌斯成功掌权的一个决定因素。从公元425年到429年，他担任高卢罗马野战军的指挥官。在公元425年或426年和西哥特人打过几场胜仗，把他们赶出阿尔勒。在公元427年从法兰克人手中夺回莱茵河河畔的一些土地。公元430年和431年，他继费利克斯之后出任意大利的指挥官，打败阿勒曼尼人的分支朱顿基人，平息诺里库姆的叛乱 ，并全歼阿尔勒附近一帮西哥特人。公元432年他再次打败法兰克人。

自公元433年起，埃提乌斯的政治统治趋于稳固。他打算采取更全面的措施稳定帝国。理智告诉他尽管西罗马的军队依然强大，但不足以同时应对所有问题。而现在他正面临两处同时上演的冲突：一方面要应对高卢境内和边境上的各蛮族部落，另一方面是在北非的盖萨里克和汪达尔－阿兰盟军。他没有分兵两路——这样做往往风险较大，而且胜算很小，而是向君士坦丁堡请求援兵。他得到的援军是指挥官阿斯帕率领的强大部队（阿斯帕曾在公元425年参与领兵扶植瓦伦提尼安登上西罗马的皇位）。埃提乌斯从君士坦提乌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他没有任何自己称帝的举动，也就没有招致王朝观念很重的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的不满。埃提乌斯并不注重名分，只是满足于掌握实权，于是一直受到君士坦丁堡的青睐和支援。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阿斯帕驻扎在迦太基后，对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发动包围战，成功迫使盖萨里克进行和谈。两军于公元435年2月11日宣布达成和约。汪达尔人和阿兰人获得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的部分地区，包括卡拉马（Calama）和斯提非斯（Sitifis）（地图9）；而阿斯帕借和约得以保全努米底亚大部分地区和北非最富饶的两个行省：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纳。

埃提乌斯一侧战场有阿斯帕照应，就腾出手来解决高卢问题。但问题过于严重，他需要更多援助。君士坦提乌斯曾借助西哥特人将其他入侵者重新纳入其统治之下。但现在西哥特人已经变得贪得无厌，而且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整个问题的一部分。罗马的土地上有太多武装的蛮族部队。埃提乌斯需要外部的军事支援，至少要先把西哥特人收拾了。由于东罗马帝国已经派兵支援北非，因此不能再向君士坦丁堡求援。他唯一的依靠就是匈人。换了君士坦提乌斯可能也会这样做。匈人在埃提乌斯的政治生涯中已经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元425年他成功劝服他们从意大利撤军，使他免于因支持篡位者约翰而招致必死的命运。他被伯尼菲斯打败后，一支匈人军队还曾在公元432年帮助他重新掌权。因此，莫罗保蒂斯第二首赞美诗现存章节的开头几行告诉我们，埃提乌斯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再次和匈人做了笔交易：“［埃提乌斯］回来后，多瑙河平静了，塔内斯［顿河］不再愤怒。他命令被上空阵阵黑烟烧得发烫的土地摆脱已经习以为常的战争。高加索收起战剑，残暴的国王放弃战斗。”

当然，埃提乌斯的力量并没有莫罗保蒂斯说的那么强大。他这里是想让人知道，埃提乌斯在斯基泰、多瑙河以北和日耳曼尼亚以东一带建立了秩序。如本书第五章所述，这片地区最晚在公元420年前后就被匈人统治。莫罗保蒂斯没有告诉我们的是，匈人要求埃提乌斯为他们的出兵支援付出巨大代价。他们之前曾为钱财支援罗马。而这一次，可能西罗马已经捉襟见肘，连年的战争耗资不菲，很多原有的领地也不再上缴税收。或者可能是匈人这次另有所图。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埃提乌斯都被迫将潘诺尼亚萨瓦河（River Save）沿岸的土地割让给匈人。莫罗保蒂斯对此只字未提，但所有听他赞美诗的人一定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处理尴尬事件的最佳策略通常就是对它缄口不提。但不管怎样，作为割让土地的回报，埃提乌斯得到匈人的持续军事支援。这让他在高卢解决不少问题。

据莫罗保蒂斯描述，高卢边境地区受到的威胁得以平息：“莱茵河带来了契约，使这片寒冷地区成为罗马的仆人，对西罗马的统治心满意足，欢声笑语在台伯河两岸此起彼伏。”

有一次，埃提乌斯采取了果断行动。公元436年，他厌倦勃艮第人对比利时的侵略，再次和匈人协商求援。第二年，勃艮第王国遭受一系列毁灭性袭击（据伊达提乌记载，有2万名勃艮第人丧生）。残余的勃艮第人变乖了，成为罗马的盟友。埃提乌斯把他们重新安置在日内瓦湖附近。边境安定后，他把目光转向高卢境内。公元435年阿莫利卡的巴高达在蒂巴托（Tibatto）的率领下发生叛乱，罗马军队和阿兰盟军采取了类似行动。于是到公元437年，罗马的统治在整个西北部得到全面恢复。莫罗保蒂斯评价说：“走在阿莫利卡荒原上的仍然是当地人，但已变得更加温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借助树林的掩护大肆劫掠财产，现在已改头换面，开始学着把谷物种植在未经耕耘的田地上。”埃提乌斯还采取措施保障这里的长治久安，将阿兰人安置在奥尔良到塞纳河盆地的沿线。

现在轮到让西哥特人就范了。公元436年，埃提乌斯与勃艮第人交战时，西哥特人爆发第二次叛乱。与公元5世纪20年代中期进攻阿尔勒的那次相比，这一次更加危急。他们依然是向南进发，但这次包围了纳博讷。埃提乌斯又一次接受挑战。他招募更多匈人辅助部队，发动大规模反击，迫使西哥特人退到波尔多。公元439年，战争结束。罗马伤亡惨重，但双方重新签订了公元418年的和约条款。写于公元443年的第二首赞美诗中与这件事相关的部分遗失。但公元439年莫罗保蒂斯发表第一首赞美诗的时候，西哥特人显然才刚刚战败不久。诗歌残存的部分详细描述了埃提乌斯在蛇山（Snake Mountain）战败西哥特人（“古代人似乎有预见性地称它为蛇山，因为帝国的毒瘤就是在这里被铲除。”），西哥特国王看到“他战死的追随者们的尸体被践踏”而“大惊失色”。 这支蛮族部落没有灭亡，但受到了遏制。经历了十多年的冲突之后，埃提乌斯借助匈人的帮助，奇迹般恢复了这片地区的秩序。

类似的情形在西班牙上演着。随着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离开，局势已大为好转，只剩下苏维汇人在西北地区肆意掠杀。据莫罗保蒂斯描述，在此之前，“那里已不受我们的控制……好战的复仇者［埃提乌斯］打通了敌人占领的道路，赶走掠夺者”——实际上，他们是自行离开去阿非利加的——“并夺回受阻的大道，让弃城而逃的居民重返家园”。有些当地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编年史作者兼主教伊达提乌——希望埃提乌斯带兵翻越比利牛斯山，但得到的援助可能主要是外交施压。很快，苏维汇人和加利西亚当地人达成政治和解，盖萨里克丢下的行省恢复了一定秩序。

总之，埃提乌斯在公元5世纪30年代取得令人瞩目的功绩。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被赶回莱茵河对岸，勃艮第人和巴高达被彻底制伏，西哥特人的嚣张气焰受到遏制，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重新纳入帝国的统治。君士坦丁堡的史学家把埃提乌斯称作最后一个真正的罗马人也不无道理。

但是，正当莫罗保蒂斯为他最新写给埃提乌斯的赞美诗画上句号，埃提乌斯也在考虑把铠甲脱下清理之时，战争再次爆发。公元439年10月，经历四年半的和平之后，盖萨里克的军队冲出毛里塔尼亚，雷霆般攻向北非更为富庶的行省。但他们也不是一路畅通无阻，而是一路打向迦太基。事后的一篇布道词这样描述：

曾是世人眼中乐园的阿非利加到哪里去了？……当其他行省认错改正的时候，我们的城市［迦太基］拒绝接受教训，不是已经受到严厉惩罚了吗？……没有人埋葬死者，但可怕的死亡污染了所有的街道和建筑，以及整个城市。想想我们在谈论的罪恶吧！家中的母亲被拖走成为俘虏，怀孕的妇女被屠杀……保姆怀里的婴儿被抢走，扔到大街上自生自灭……邪恶的蛮族人甚至命令曾经侍者成群的贵妇人成为他们的下贱奴仆……我们每天听到的，就是人们哀叹他们在这场袭击中失去丈夫或父亲。

尽管这只是说教的言辞，不是直接描写，但这段文字仍然证实了其他罗马史料描绘的屠城场面。没有任何一次独立的战事能够对帝国造成如此打击。盖萨里克一举从埃提乌斯手中夺下西罗马最富庶的几个行省。结果财政危机逐渐逼近。为什么帝国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也许，在经过四年半的相对和平之后，人们以为盖萨里克会一直遵守公元435年2月签订的和约，所以麻痹大意了。我认为，这只是因为帝国在其他地区有太多的不稳定因素，无暇为了以防“万一”就在迦太基屯兵驻守。尤其是在盖萨里克采取行动前刚刚结束的与西哥特人的交战已消耗几乎所有的兵力。于是在迦太基驻军兵力最弱的时候，狡猾的汪达尔人趁机发动袭击。

但公元439年秋天，人们无暇追究战争责任，甚至也来不及追究原因。最紧迫的是要采取果断行动，收回迦太基和各行省。大约在这个时候，莫罗保蒂斯为埃提乌斯的儿子高登提乌斯的一岁生日写了一首短诗，评价这名罗马的“勇敢首领……应该荣归故里了”，有一天也许会把权杖传给高登提乌斯。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埃提乌斯又一次勇敢受命。罗马帝国后勤的局限性使得埃提乌斯无法立刻发动反攻，而且现在盖萨里克占据优势。公元440年春以瓦伦提尼安三世之名发布的一系列法令证明当时的危机一触即发。3月3日，东罗马的商人获得特殊执照，以确保罗马城的食物供应——阿非利加向首都粮食供应的缩减是埃提乌斯担心的大事之一。同一法令还提出措施，修补罗马的防御漏洞，确保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守卫罗马城的职责分配。3月20日，另一条法令召集新兵入伍，同时威胁要严惩窝藏逃兵的行为。 6月24日发布第三条法令，号召人们重新拿起武器，“因为从夏季航行的情况来看，不确定敌船会驶向哪处海岸”。

然而这些只是零散的防御措施。汪达尔人的进攻在航季开始之后如期而至。盖萨里克对西西里发动一连串的攻击，包括围困巴勒莫（Panormus）的主要海军基地近一个夏天。但是，埃提乌斯早已做了长远规划。6月24日颁布的法令体现了他恢复局势的计划：尽管困难迫在眉睫，人们仍相信“我们的君主，不可战胜的［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即将派兵……我们相信，至高无上的贵族埃提乌斯很快就会率领大军前来” 。埃提乌斯之前离开意大利去尽力召集兵力。但鉴于自公元406年以来，西罗马的兵力就一直不足，埃提乌斯和君士坦丁堡协商，请求援助。这再次体现出埃提乌斯不夺取皇位是多么明智。

公元440年末，恶劣天气迫使汪达尔人退回迦太基。随后，东西罗马的军队开始在西西里集结。共有1100艘战船可供运输士兵、战马和军需物资。埃提乌斯的“大军”渡海来到岛上，和东罗马庞大的远征军会合。没有史料明确给出罗马军队的人数，但船只的数量足以装载几万人。东罗马的军队规模从指挥官数量可见一斑。共同领军的一共有五位指挥官：阿雷奥宾德斯（Areobindus）、安西拉斯（Ansilas）、因诺宾德斯（Inobindus）、阿林提乌斯（Arintheus）和格曼努斯（Germanus）。君士坦丁堡官吏潘塔迪乌斯（Pentadius）有幸负责后勤。后来他因为承担调遣远征军这一艰巨任务被提拔。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发动反攻，夺回迦太基。3月底，通常在冬季断航的北非航线恢复通航，埃提乌斯有史以来最大的胜利也近在眼前。但舰队一直没有出发，东西罗马的军队返回基地，一切行政努力化为乌有。

因与果

为什么联合远征军没有出兵？莫罗保蒂斯为公元443年埃提乌斯第二次出任执政官写的赞美诗的残存章节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莫罗保蒂斯首先列举埃提乌斯在5世纪30年代的种种功绩，然后讨论他在和平时期的领袖才能，之后莫罗保蒂斯突然转变语气，他以罗马女战神贝娄娜（Bellona）的口吻谴责埃提乌斯带来的和平富饶时代：

我受到轻视，人们对我的王国不再尊敬，这都是因为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埃提乌斯的胜利和汪达尔人的和平］。我被放逐，无法统治大地。

但她是一位典型的女战神，不会甘于沦落。于是她去找自己的长期盟友厄倪俄（Enyo）：

坐在突出的悬崖下，残酷的厄倪俄掩饰着被长期和平压抑的愤怒。她苦恼，因为世人没有了苦恼。她看着人们的欢乐，发出悲哀的呻吟。她丑陋的脸庞结了一层难看的污垢，衣服上还有干结的血痂。她的战车向后倾斜，缰绳下垂，僵硬，头盔的羽饰无精打采。

于是，贝娄娜怂恿厄倪俄重建战争的“疯狂”。在赞美诗的结尾，所有人都呼唤埃提乌斯回到罗马军队的统帅地位：

愿他［埃提乌斯］不要代言战争，而是发动战争。愿他重返过去胜利的命运。愿他的战利品不要误导他，对金子的狂热不要迫使他屈从于无尽的忧虑。愿他的战斗精神得到赞扬。愿他的剑忘掉拉丁姆（Latium）的血腥，重新流下敌人的鲜血。愿他战无不胜，高贵博爱。

这里传达的信息无疑是说，出现了一个远远超过汪达尔人的新威胁，埃提乌斯不得不重整旗鼓，再次拯救罗马帝国。正是这一威胁迫使集结到西西里的军队又返回基地，任由汪达尔人践踏迦太基。而西罗马帝国只能尽可能地弥补盖萨里克胜利造成的后果。

于是，在公元442年，罗马和汪达尔人签署第二个和约，允许盖萨里克统治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纳，可能还包括努米底亚部分地区。西罗马帝国收回公元435年割让给他的领地。一些法律文献证实，帝国随后收回毛里塔尼亚的两个行省［斯提非斯和恺撒里亚（Caesarensis）］以及努米底亚其他地区的行政权。

既然盖萨里克得到自己想要的，他也乐于慷慨一下，作为和平的回报。汪达尔人占领的各行省继续向罗马缴纳谷物作为贡品，但数量可能已经大幅减少。他还把自己的长子胡内里克（Huneric）送到罗马皇宫作为人质。但盖萨里克的胜利毋庸置疑。公元440年6月24日的法令中还称他为“帝国的敌人”。但公元442年之后，他已成为帝国正式承认的藩属王，头衔是“盟邦国王及友人”（ rex socius et amicus ）。此外，与罗马对待“人质”的一贯做法不同的是，胡内里克和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女儿优多西娅（Eudocia）联姻。如前文所述，在30多年前，阿拉里克的姻亲、西哥特国王阿萨尔夫曾娶了时任皇帝霍诺留的妹妹、瓦伦提尼安三世的母亲普拉西提阿。但在当时这次婚姻没有得到认可。而现在，蛮族人的王室和帝国皇族开始考虑合法的联姻。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用联姻可以为罗马城换取持续的粮食供应，那么这种耻辱似乎也就可以忍受了。

莫罗保蒂斯残存的作品中有两篇写于这次缔结和约之后。公元443年的赞美诗写道：

占据利比亚的［盖萨里克］斗胆以注定胜利的军队摧毁狄多（Dido）的王国［迦太基］。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充斥迦太基的城堡。自那以后，他脱下敌人的外衣，热切地盼望通过更多的私人和约巩固罗马的信任，把罗马人变成他的亲戚，让自己和他们的后代联姻。于是，帝国统帅［埃提乌斯］因重获和平而把铠甲换成托加袍，并命令已处于和平状态的执政官员不再敲响战鼓，战争结束，各处的人们对他的战袍充满崇拜。

莫罗保蒂斯暗示北非的沦陷不可阻挡，但同时也强调埃提乌斯尽最大可能处理困境，劝服卑躬屈膝的盖萨里克和帝国结成和平联盟。一首描述镶嵌画的短诗继续宣扬同样的观点：

衣着华丽的皇帝和皇后处于［皇家餐厅］天花板的中央，仿佛他们就是天上明亮的星星。他是大地的拯救者，理应得到我们的尊敬。在我们的保护人面前，一个刚被流放的人突然哀悼自己丧失的权力。胜利将世界交还到应得的人手中，辉煌的宫廷为他从远方带来了新娘。

这个“被流放的人”是胡内里克，他在宫廷的出现，标志着他的臣民对罗马的臣服，而随后体面的联姻在一定程度上会恢复他的尊严。同公元363年约维安把几个行省和城市割让给波斯人一样，出于同样的原因，公元442年将迦太基拱手让给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也被描绘成罗马的胜利。上帝保护的帝国绝不能承认失败。不论采用什么方式都必须维护其掌控一切的形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的和约没有产生灾难性后果。在阿非利加，盖萨里克开始给予他的追随者所期许的回报。这对他的政治生命举足轻重。为了筹集所需资金，他没收元老在阿非利加的地产，例如叙马库斯后代的地产，并重新分给自己的追随者。这些地产被称为“汪达尔人分得的土地”（ sortes Vandalorum ）。 一种颇具影响的观点认为，汪达尔人只是分得国家土地税收的一部分，而不是实际土地的全部所有权。但公元484年，维塔的维克多（Victor of Vita）主教称胡内里克对居住在“分得的土地”上的天主基督教徒（Catholic Christians）进行迫害。 这是一个有力的反面证据，证明分得的土地的确是以土地的形式发放。我们的证据表明，自约公元5世纪40年代初起，分得的土地就是以这种形式发放的。有法律文献提到，这个时期从北非流放了大批元老院元老，其他史料也提供了一些独立的案例。从某个叙利亚主教的书信中，我们找到至少八封推荐信，为北非一位被驱逐的名叫塞利斯提亚库斯（Celestiacus）的地主求情，还提到一名叫玛利亚（Maria）的妇女在东罗马住了些时候，最终在西罗马与父亲重逢。 从这些流放者那里没收的土地为汪达尔人的安置提供了资金。

我们也有必要从汪达尔人的角度考虑安置政策。这群移民花了33年时间，追随他们的统帅从欧洲中部出发，穿越法国、西班牙，然后来到北非。他们跋涉上万公里，与罗马军队进行过无数次交战。他们打了很多胜仗，但这些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也伤亡惨重，尤其是公元416年至418年在西班牙与君士坦提乌斯的西哥特和罗马盟军的战斗中。而现在，或者至少是在公元442年和约签订后，他们终于把西罗马最富庶的行省牢牢把握在手中。他们希望得到巨大的回报，以弥补他们承受的苦难，并嘉奖他们自公元406年以来表现出的忠诚，这完全合乎情理。如果盖萨里克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他的人头可能也要和罗马篡位者的一起，被挂在迦太基城郊的柱子上烂掉。我认为在这种局势下，很难想象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会仅仅满足于分给他们一部分税收，而不想要土地的全部所有权。但我也并不认为他们打算从事农耕。毕竟被流放的是罗马地主，而不是罗马佃农。因此很有可能是原来的农民仍然在原来的土地上耕种，只是他们现在向新的地主交租。

但这种情况只发生在阿非利加。盖萨里克统治的其他北非地区——拜扎卡纳和努米底亚部分地区——并没有发生没收土地的事件。阿非利加是最适宜的安置地点，原因有两点：第一，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这里的大部分地主都是像叙马库斯家族那样长期居住在外的元老院元老。因此在这个行省没收土地不会引起太大骚动。第二，这里正对西西里和意大利，具有战略优势，以便提防将来可能来自这两处的罗马军事威胁。

显然对于阿非利加的很多罗马地主而言，汪达尔人的到来和之后在公元442年签署的和约对于经济和个人而言都是一场灾难。政府尽一切可能减轻他们的痛苦。在公元443年10月19日盖萨里克夺取迦太基四周年纪念日那天，瓦伦提尼安三世对阿非利加的罗马人暂时中止了惯用的经济法，因为“他们被剥夺了财产，贫困，流离失所”。如果他们在被流放之后借钱，他们的债主不能起诉要求归还，“直到他们收回财产为止”，除非他们“另有财产并有经济能力”。同样，在涉及流放前的经济问题时，任何人不得向他们催款，也不得对欠款收取利息。在公元439年至440年流放者们刚到意大利的时候一定借了很多钱，因为当时人们都对收复迦太基信心十足。公元442年和约的签订使这种信心立刻化作泡影。于是瓦伦提尼安三世采取行动，保护流放者不受坏账影响。大约7年之后，可能经过很多暗中操作，政府变得更加大方。公元451年7月13日，瓦伦提尼安颁布了另一项法案：

我宣布……对于在敌人的暴行中被夺去财产的阿非利加贵族和土地所有者，政府将实行优惠政策，即庄严的帝国将竭尽所能，补偿他们因命运的残暴而失去的一切。

努米底亚的部分地区在两次和约间隔的7年时间里，一直都在汪达尔人手中。皇帝对其1.3万单位的土地实行5年的税收减免，希望以此带动这里恢复生产力。他还提供现金补偿。在毛里塔尼亚的两个行省斯提非斯和恺撒里亚，失去阿非利加或拜扎卡纳土地的人在租用公有土地时享有优先权，而其他受灾较小的土地所有者则从原有的租约中剔除。 汪达尔人占领迦太基12年后，阿非利加一部分失去财产的地主终于通过在毛里塔尼亚获得新的土地，看到至少恢复部分财产的希望。我们再次看到，罗马政府保护的是地主阶层的利益。

政府受到的创伤就不那么容易恢复了。北非原本是西罗马预算的主要来源。但公元442年之后，北非的大部分税收就完全丧失了，其他地区的也减少了八分之七。根据和约，拜扎卡纳和阿非利加脱离中央政权的统治。尽管还留有一些谷物运输，但这两处的大部分税收也丧失了。北非的其他行省或仍属于帝国，或已归还。公元445年6月21日，瓦伦提尼安三世针对这些行省颁布税法。从中可以看出，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斯提非斯只能缴纳原来土地税收的八分之一。 除此之外，这些行省通常还要缴纳一些其他税款，作为士兵的生活补给和津贴。阿非利加在这方面又享受到减免。这些津贴原则上要折算成粮食和草料，但通常是兑换成金币缴纳。阿非利加人享受特别的兑换率，每单位税款兑换四个苏勒德斯（ solidi ，古罗马金币），而不是通常的五个——相当于减少20%。

失去北非最多产的行省，而剩余地区又损失多达八分之七的税收，这对西罗马而言是一场财政灾难。从公元5世纪40年代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条例中可以明确看出随后的财政困难。公元440年和441年，政府采取初步措施，从现有的现金来源中最大可能地抽税。公元440年1月24日颁布的法令撤销帝国特别减免税收的所有现有措施。 同样还有同年6月4日的法令，削减政府官员——廷臣——外出收税时额外留给自己的份额。 公元441年3月14日，政策更加紧缩。原先享受税收优惠而从国库按年租用的土地，现在要按正常税率收税，还包括所有教会用地。此外，法令还将目光转向原先高级权贵的土地不需要缴纳的各种小型税：“军事道路的修建和维护，武器生产，城墙修缮，粮食供给，以及其他有利于伟大的公共防御事业的公共事务。”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人可以免责。下面就是他们的理由：

过去的皇帝……在一个物资丰富的年代将这些特权赐给功勋卓著的人，对其他的土地所有者没有太大的损害……然而在现在的困难时期，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由地主统治又服务于地主的西罗马政权，在公元5世纪40年代初被迫大幅减少长期以来提供给最重要的拥护者的税收优惠。税基损失的危害逐渐显现出来，宫廷显贵们不得不减少他们一直享有的特权和优待。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财政危机的严重程度了。

罗马史学家通常认为，帝国后期花在军队上的税收大约占三分之二。这与实际情况相差无几。那么当帝国税收大幅缩减的时候，军队必然是最大的受害者。已经没有什么大的方面能削减开支了。而且可想而知，公元440年至441年的零星政策不足以弥补阿非利加税收的整体损失。在公元444年的最后三个月，另一条帝国法令承认：

我们确信每个人都认为，维持强大的军队以备……国家不时之需，其重要性无以复加。但是我们已无能为力，因为为了处理一项事务已经花费很多经费……必须把全体人民的安全放在首位……纳税人已经竭尽全力，但仍无法供养新近宣誓入伍的士兵，甚至也无法供养原有的士兵。现在看来，纳税人已无法为军队的粮食和服装提供足够的供给。

承认纳税人“竭尽全力”，对他们表示同情，是政府的怀柔政策。法令的核心条款实际上是要另外征收4%的营业税，买卖双方各摊一半。法令继而明确指出，帝国在现有税收基础上，已无力支撑当前局势所需的军队规模。毫无疑问，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无法明确计算北非在西罗马帝国造成了多大的财政缺口。但我们可以算出仅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斯提非斯两地的税收损失所造成的军队削减情况。从公元445年法令中提到的数字可以算出，这些行省由于新的免税政策造成的税收损失总计达到每年106200苏勒德斯。 一名普通的野战军步兵每年的开销大约是6苏勒德斯，骑兵是10.5苏勒德斯。 这就意味着，单是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减少的税收就说明，部队减少约1.8万步兵，或约1万骑兵。当然这还不包括较富裕的阿非利加和拜扎卡纳。这两个行省的税收全部丧失了。因此北非税收减少的总量标志着军队减员近4万步兵，或2万以上的骑兵。除这些损失以外，当然还有公元405年后那段时间产生的损失。如第五章所述，到公元420年，为了弥补野战军的严重损失，政府将驻地部队提升为野战军，没有招募正规的野战军部队。我们在《罗马帝国百官志》中没有找到公元5世纪40年代初最新的军队列表（人员部署）。但是如果有的话，一定会显示自公元420年后人数的进一步大幅减少。因此，只消一个巨大的新威胁就能迫使埃提乌斯取消东西罗马的联合远征军，接受灾难性后果。

这次威胁来自哪里？莫罗保蒂斯在公元443年赞美诗的残篇中至少对此有所影射，但没有直言。战争女神贝娄娜说：“我将召唤远在北方的民族，来自法西安（Phasian）的陌生人将沿着台伯河逆流而上。我将聚集各个民族，撕毁王国间的和约，宫廷皇室将在我的怒火中陷入混乱。”然后她向厄倪俄下达命令：“让野蛮的民众投入战争，让塔内斯（Tanaïs）在无名的地方奔腾，带去斯基泰人的箭羽。”

从斯基泰来的会射箭的游牧民族？在公元5世纪中叶，这只有一种可能——匈人。匈人的确是迫使北非远征军放弃从西西里出海的新问题。就在远征军为出发做最后准备的时候，匈人越过多瑙河，向东罗马的巴尔干地区发动袭击。君士坦丁堡把驻守在多瑙河前线的军队都派往了迦太基，现在只得将他们立刻召回，放弃任何消灭盖萨里克的努力。而我们已经看到，在整个公元5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匈人都是罗马的主要盟军，维护埃提乌斯的政权，并帮助他打败勃艮第人，遏制西哥特人。在这种态度转变的背后隐藏着另一个导致罗马灭亡的关键人物。下面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匈王阿提拉。

第七章
匈王阿提拉

自公元441年至453年的十多年间，在欧洲历史上占据支配地位的是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战役——“上帝之鞭”阿提拉的杰作。史学家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吉本之后，他通常被视为一位军事和外交天才。在20世纪40年代，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曾试图纠正这一观点，将他描绘成一个失败者。对与他同时代的基督徒而言，阿提拉的军队就像是全能上帝手中挥舞的鞭子。他的异教徒军队遍布欧洲，鞭笞着那些上帝选出的罗马皇帝。罗马的帝国理念很擅长解释胜利，但在解释失利方面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尤其是败在非基督徒手下。为什么上帝会容许异教徒歼灭他的子民？公元5世纪40年代，匈王阿提拉将毁灭的种子从君士坦丁堡一直散播到巴黎城门前，促使人们提出了这个从未提过的问题。那个时代有人这样说：“阿提拉让整个欧洲化为齑粉。”

失去阿非利加

阿提拉初登历史舞台时，是与他的兄弟布勒达（Bleda）共同统治匈人。两人从他们的叔叔卢阿［Rua，或卢嘉（Ruga）］手中继承了统治权（公元435年的11月，卢阿仍然在世）。 东罗马帝国派遣使节出访阿提拉和布勒达的最早记录是在公元438年2月15日之后的某个日子。兄弟俩可能直到公元5世纪30年代末，很可能是迟至公元440年才掌权。和其他新政权一样，他们初一上台就改变政策。与君士坦丁堡的初步接触使他们决定重新协商双方的关系。双方代表在上默西亚多瑙河河畔的马尔古斯城外会面（地图11）。公元5世纪的史学家普里斯库斯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匈人］认为下马商谈不妥。因此，罗马人顾及自己的颜面，在见面时选择同样的方式，避免一方骑在马背上说话，而另一方站在地上。”

新协议最突出的变化是，给匈人的岁贡从每年350磅黄金增加到700磅。条约中还包括遣返罗马战俘、贸易设立的地点和方式，以及罗马将不再接收来自匈人帝国的叛逃者等条款。然而，尽管岁贡增加，新协议仍未能让匈人的两位新首领满意。此后不久，可能是在公元440年年底至441年年初，在一次贸易过程中，匈人“商人”突然亮出武器，占领举办贸易的罗马要塞，杀死守卫和一些罗马商人。据普里斯库斯记载，当罗马使节抗议此事时，匈人反驳道：“马尔古斯的主教进入他们的领地，亵渎匈人的王室陵墓，并偷走价值连城的随葬品。”然而，主教版的夺宝奇兵故事只是个借口。借此机会，叛逃者的问题被重新提起。阿提拉和布勒达以战争相威胁，要求罗马立刻交出匈人叛逃者（包括那位主教）。罗马并没有照办。等到战季来临，匈人大举渡过多瑙河，攻陷边境上的要塞和城市，包括罗马在费米拉孔（Viminacium）的主要军事基地。

此时，马尔古斯的主教恐慌起来。他与匈人做了一笔交易，如果匈人撤销对他的指控，他将拱手让出自己的城市。阿提拉兄弟趁此良机又占据一个战略要地，并充分利用马尔古斯的优势。马尔古斯是打通横贯巴尔干半岛罗马军事要道的关键。匈人很快开始围攻干道上的下一个要地：纳伊苏斯（现在的尼什）。干道在纳伊苏斯一分为二，一条大体上向正南通向塞萨洛尼基，另一条向东南经塞尔迪卡（现在的索非亚）直达君士坦丁堡。拿下这个岔路口至关重要。这次，普里斯库斯为我们留下了详细的攻城记录：

当……匈人把大批攻城装备运到城墙下……面对乌云般的流矢，城垛上的守军放弃抵抗，撤离城垛。攻城槌也出现在战场上。这是一种巨型装置，在斜搭的木架上用锁链横吊着一根撞槌，撞槌前端装有金属尖头和隔板……以保障操作者的安全。槌的尾端装有短绳，操作者用力将撞槌朝目标反方向拉起，然后再松开……守军从城墙上滚下马车大小的巨石……一些攻城槌被砸坏，操作的匈人也被砸死。但守军仍无力抵御如此众多的攻城装备。随后，敌人架上云梯……蛮族人从攻城槌撞出的缺口和云梯攻进来……城市沦陷了。

在过去，人们对这段话的真实性有所怀疑。它明显借鉴了修昔底德（Thucydides）有关古代攻城战役的著名描述。修昔底德笔下的这场攻城战是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初期的普拉提亚（Plataea）战役。描述如此相似，人们通常会认为整个故事纯属捏造。但在古代，作者展示其学识是情理之中的事，读者也乐于看到他们引经据典。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普里斯库斯借鉴著名史学家的一些词句，就认为整个战事是虚构的。 我们知道，不管怎样，纳伊苏斯在公元442年被匈人占领。

在同东罗马帝国的首次交战中，阿提拉和布勒达已经证明他们有攻占固若金汤的罗马要塞的军事实力。尽管他们在夺取马尔古斯时玩了点花招，但费米拉孔和纳伊苏斯都是巨大而坚固的要塞，而他们依然能够强行攻破。这意味着在欧洲战争的舞台上，罗马和蛮族之间的军事力量平衡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前文所述，巴尔干半岛最近一次遭受严酷攻击是在公元367年到382年之间。侵袭者是哥特人。这些哥特人虽然能够夺取一些较小的防御基地或追逐散兵，但对高墙内的大城市只能望而兴叹。因此，尽管有时候会出现食物短缺，巴尔干半岛的罗马城市基本上仍能完好无损地撑过战争（参见本书第四章）。西日耳曼尼亚的情况也是如此。罗马军队深陷内战之时，莱茵河边境的部落有时会进犯帝国的大片领土，例如公元4世纪50年代初，马格嫩提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内战余波中的阿曼尼人。但他们的作为仅止于占领城郊，破坏小型瞭望塔。他们并没有尝试攻击那些固若金汤的主要防御中枢，例如科隆（Cologne）、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施派尔（Speyer）、沃尔姆斯（Worms）、美因茨等。这些城市基本上都没有遭到破坏。 现在，匈人却能够成功攻陷这样的要塞。

没有史料记载他们是如何获得攻城技术的。是他们在大草原上本身就有的，还是新近习得的？攻城技术在对抗哥特人和其他黑海北部部落时几乎用不到。有关匈人自公元4世纪70年代起作战的记载主要集中描述了他们在开阔战场上的骑射技能。但如果这些匈人曾属于早先的匈奴联盟（参见本书第四章），后者在与中国的对抗中确实会有攻城的需要。此外，在古典时期晚期，即便无名的游牧部落也希求占据丝绸之路上那些固若金汤的富饶城市，或至少对它们施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具备一定的攻城能力也很重要。 另一方面，在公元5世纪40年代之前，匈人曾受雇于埃提乌斯，很可能还有之前的君士坦提乌斯。因此，他们有可能通过仔细观察罗马军队作战，习得攻城技术——在不同时代，罗马的技术和装备都曾迅速被蛮族人采用。就在公元439年，匈人辅助部队还协助西罗马的军队围攻图卢兹的哥特人，从而直接见识了围攻作战。总的来说，我认为，匈人成功攻占费米拉孔和纳伊苏斯，更有可能是表明他们新近发展了一项新的作战技术。人员情况对于攻城战成功与否也同样重要。制造和操作作战装备、挖战壕以及发起总攻都需要人员。在本章稍后我们会看到，即便攻城装备的设计并非创新，但直到不久前匈人才具备如此规模的人力。

不论他们是如何获得攻城技术，这些蛮族夺取关键防御中枢的作战能力在战略上对罗马帝国造成了巨大冲击。固若金汤的重镇是帝国控制其领土的核心。然而，虽然费米拉孔和纳伊苏斯的失陷意义深远，但此刻最为关键的是匈人选择与君士坦丁堡初战的时机。当时东西罗马帝国的远征军正集结在西西里，意欲从汪达尔人手中夺回迦太基。前文已经提到，这支远征军中东罗马的军队大多是从巴尔干半岛抽调的野战军。显然，匈人对此了如指掌。在罗马边境地区，消息传递很快。因此很难隐藏从驻地大量撤军的事实。 我认为，君士坦丁堡方面在阿提拉和布勒达统治初期轻易地将岁贡提升到700磅黄金，是想借此争取足够的喘息时间，远征阿非利加。要真是这样，君士坦丁堡的当权者们就大错特错了。匈人并没有被收买，反而决定进一步利用罗马此时的弱点。他们心怀不轨，大举渡过多瑙河。这样一来，君士坦丁堡方面就不得不从西西里撤军。东罗马帝国丢失了三个主要基地——费米拉孔、马尔古斯和纳伊苏斯（尽管后者在命令下达时可能还没有沦陷）。这对罗马而言史无前例。在这种情况下撤军，也情有可原。现在，匈人军队牢牢占据这条横跨巴尔干半岛直指君士坦丁堡的军事要道。阿提拉不用亲临北非，就在第一次征战中迫使东西罗马帝国放弃收复北非这一重要计划。匈人对罗马帝国造成巨大的战略打击，其结果和两个世纪前波斯人造成的结果一样影响深远。当然，匈王阿提拉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他有很长远的规划。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东西罗马帝国都将感受到他的力量。

生于紫室

公元5世纪40年代，匈人不断扩大对西罗马的战略影响已显露无遗，但阿提拉统治其他方面的影响就没这么明确了。公元4世纪70年代，匈人第一次入侵欧洲边界时还不具备读写能力。70年后仍然如此。因此匈人甚至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们最伟大首领的记录。而罗马史料则一如既往，更多的是关注外来部落对帝国的政治、军事影响，而非记录他们的事迹。因此，一些意义重大的内容，尤其是这些部落的内部历史，则很少或是没有被提及。同奥林匹奥多罗斯有关公元5世纪最初20年的记载一样，我们只能为来自色雷斯帕尼翁（Panium）的罗马史学家普里斯库斯作品的流失深感惋惜（上文已引用过他的记述）。然而，这次我们又很幸运，因为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的作品中保留了普里斯库斯作品的一些重要选段。这位公元10世纪的拜占庭皇帝不问国事，爱好文学。

紫衣贵族（Porphyrogenitus），希腊文指“生于紫室”，为我们了解这位中世纪皇帝君士坦丁七世的困境提供了有力线索。他生于公元905年，“智者”利奥六世（Leo VI“the Wise”）皇帝之子。利奥六世去世时，君士坦丁七世年仅7岁。公元10世纪是一个帝国扩张的年代。伊斯兰教世界政治统一的局面崩溃，小亚细亚和近东边境上的一些伊斯兰教地区被拜占庭军队轻易拿下。军事胜利使皇帝不断分发战利品，奖赏土地。这又相应地在君士坦丁堡内部催生了一个自信但又野心勃勃的军官阶层，为政治权力争夺不休。然而，君士坦丁七世最有利的资本是出生在皇宫的紫室。这使他成为赋予新近获胜的指挥官合法性的一个有力工具，或是联姻，或是升任他为共治皇帝。但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些受他提拔的人势力太过强大，以至于他只有在生命的最后14年里，即公元945年到959年，才在名义上成为帝国唯一的统治者。即便是那段时间，他也不过是一位有名无实的皇帝而已。 同霍诺留皇帝一样，君士坦丁七世漫长而无意义的统治偶尔也有闪光点。前者的事迹在本书第五章和第六章有所提及。不同的是，霍诺留全部精力都用于担心下一次篡位何时发生，而君士坦丁七世则全心投入文化事业。他最担心的是拜占庭会丧失它的传统文化遗产。

君士坦丁七世突发奇想，开始给古代所有的伟大作品编纂摘录，以保存古典文化。他在其中一卷作品的序言中写道：“需要收录的作品数量庞大，即便只是想象一下也是一件费神的事，而且这项工程规模浩大，任务艰巨。有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摘取有用的内容，再重新组合。这样就可以扩大这些知识的流传范围。”他总共计划编纂53卷摘录，分别命名为《胜利篇》（ Excerpts concerning Victories ）、《国家篇》（ Excerpts concerning Nations ）等。我们知道其中23卷的名称，但现存有全本或残篇的只有其中的4卷。 单这些存本的现代版本就有厚厚的6部。据估计，这还只是君士坦丁七世原工程的三十五分之一。经过中世纪唯一存留下来的全本是第27卷手稿——《出使篇》（ Excerpts concerning Embassies ）。内容包含两部分：罗马派到外族的使节，以及外族出使罗马的使节。但这卷手稿也差点失传。最初的手稿毁于1671年马德里埃斯科里亚宫（Escorial Palace）图书馆的大火。幸运的是此前已存留了副本。 第27卷的两部分都广泛摘录了普里斯库斯的史料。我们还真得感谢君士坦丁七世。如果没有他，我们对阿提拉将一无所知。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君士坦丁七世拟定的分卷名称虽然累赘，但十分精准。《出使篇》的内容确实都与使节有关。摘录主要集中在外交方面，同时也会偶尔提及军事等其他信息。因此，我们不光获知阿提拉和君士坦丁堡谈判的确切内容——我们稍后将会看到，普里斯库斯在谈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还了解了匈人的战争机器及其内部政治格局。这些内容大部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在普里斯库斯散佚的史料中有详细记载。但我们求而未得的是君士坦丁七世的《罗马对外重大战役篇》（ Excerpts concerning Big Battles between the Romans and Foreigners ），他应该写过这样一个分卷。失传的分卷中有一卷名为《胜利篇》。鉴于匈人屡战屡胜，这卷书里可能没有摘录多少普里斯库斯的史料。虽然我们有很多普里斯库斯关于罗马－匈人外交的精彩叙述，但我们仍只能通过其他史料来拼凑出阿提拉的征战及其统治的其他细节。

英雄陨落

古代的后勤补给比较落后，公元441年东罗马派往北非的远征军尽管当年就从西西里撤出，却没能及时赶回巴尔干半岛。公元442年纳伊苏斯失陷后，君士坦丁堡签订了屈辱的和平协议。由于君士坦丁七世的随从没有摘录普里斯库斯史料中的相关片段，我们不知道条约的确切内容。但后来几次谈判中也提到这个条约，因此我们仍能清晰了解其大致情况。可以想见，岁贡进一步提高：保守估计可能是每年1400磅黄金——在公元447年上升到2100磅黄金，1400磅是个折中值（公元441年至442年战争爆发之前是700磅）。这个数字还要足够庞大，否则截至公元447年拖欠的款项就不会达到6000磅黄金。除此之外，匈人首领继续就叛逃者和罗马囚犯问题施压。毫无疑问，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向匈人倾斜。

君士坦丁七世的摘录方法意味着，普里斯库斯对公元5世纪40年代的叙述脉络已难以恢复。因此我们需要对照其他史料来重新排序存留的外交片段。在这种情况下，重构这段历史就取决于拜占庭编年史作者塞奥法尼斯（Theophanes）在公元9世纪所做记载的授信程度。如果我们大致接受他的叙述结构，并按照相应的时间顺序整理普里斯库斯的史料片段，就会发现，在公元441年至442年的战役之后，阿提拉在巴尔干半岛又向东罗马发动了两次进攻，并取得胜利。一次是公元443年，在克森尼索（Chersonesus）击败一支罗马军队；另一次是公元447年，匈人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然而，奥托·J.曼辰-海尔芬（Otto J. Maenchen-Helfen）提出可信的证据，推翻塞奥法尼斯的可信性。 这位非凡的匈人史学家曾于1929年在蒙古西北部与一群突厥语族的游牧民共同生活了数月。他还精通希腊语、拉丁语、俄语、波斯语和汉语。此外，他观察细致，逻辑缜密。曼辰-海尔芬并不是第一个挑战塞奥法尼斯可信度的人，但他确实完成了最终决定性的一击。他证明塞奥法尼斯在记录阿提拉治下的匈人时非常笼统，错误地将发生在公元5世纪40年代的所有事件都归在公元449年至450年间。透过曼辰-海尔芬的证据，结合我们所知道的信息，我们显然能够得出以下结论：公元442年之后，阿提拉和东罗马帝国之间仅在公元447年有过一次交战，而非两次（地图11）。

冲突的演变过程显而易见。东罗马之所以做出让步，并签订公元442年至443年的条约，包括提高岁贡的黄金数目，仅仅是因为当时他们处于虚弱期，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军队都远在西西里。军队返回后，他们的态度立刻变得强硬起来。大约在公元443年或稍晚些时候，罗马当局就不再进贡。因此，直到公元447年，欠款累计达6000磅黄金。如果从公元442年拟定和约开始计算，每年的支付额的确是1400磅的话，东罗马只进贡不到两年就叫停了。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应对措施。公元443年9月12日，一条关于确保军备的法令正式生效：“我们命令每位公爵［驻军指挥官］必须恢复士兵人数到以往水平……必须致力于加强他们的日常训练。此外，我们还委托各位公爵负责营地以及巡逻艇的保养维修工作。” 通过大量招募伊索里亚人（Isaurians，来自小亚细亚西南部的西里西亚高地，通常为盗寇），东罗马野战军的军力也有所提高。 万事俱备，东罗马对于瓦解匈人的优势充满信心。

匈人高层的一次骚动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信心。公元444年或445年，阿提拉谋杀自己的兄弟布勒达，独揽匈人大权。普里斯库斯有关此次谋杀的记载都悉数流失。因此我们只知道事件发生的年代，却无从得知其起因和经过。但这件事正巧发生在东罗马筹划推翻公元442年至443年签订的和约之际。显然，君士坦丁堡趁机中止岁贡，同时也不用担心立刻遭到报复。因为独揽大权的匈人新王正在忙于巩固自己的政权，无暇发动大规模战役。不过，双方都在为迎接一次实力的较量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公元447年，战争终于爆发了。

首先发难的是阿提拉。他派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抗议他们拖欠岁贡以及并未移交叛逃者。而东罗马仅仅答复说他们已经做好会谈的充分准备，再无其他反应。于是阿提拉发兵横扫整个多瑙河流域，一路摧毁各边境要塞。可怜的原驻地部队，自公元443年的法令颁布之后，本该士气大振，却不敌匈人。阿提拉遇到的第一座大型要塞是拉提亚里亚——达契亚行省拉提亚里亚河附近的重镇。很快它就沦陷了。之后匈人铁骑沿多瑙河西进，直指哈伊莫司山北部。在那里与罗马军队爆发第一场恶战。巴尔干半岛东部野战军的指挥官（色雷斯野战军主帅）是阿尔尼吉斯库鲁斯（Arnegisclus）。他们从马西安诺堡的指挥部倾巢而出向东北推进，在乌塔斯河（Utus）迎战。据说，罗马人在战斗中表现勇猛，但还是被击溃了，而阿尔尼吉斯库鲁斯本人也在他的坐骑被杀之后下马继续力战而死。胜利为匈人打通了哈伊莫司山的各山口。他们蜂拥南下，直到色雷斯平原。阿提拉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公元447年1月27日，凌晨两点多，君士坦丁堡突然发生地震。黄金门（Golden Gate）一带整个区域化为废墟。更糟糕的是，巨大的城墙也有一段倒塌了。当时阿提拉即将入侵，但地震的消息可能改变了他的进攻路线。等他赶到那里时，危机已经过去。东罗马的禁卫军长官君士坦提努斯已经动员各路人马清理护城河的瓦砾，并重建了城门和瞭望塔。截至3月底，地震造成的损毁不但已经修复完毕，而且如一纪念碑文所说：“即便是女神雅典娜（Athene）也不可能做得比这更快更好。” 阿提拉的军队还没有靠近君士坦丁堡，攻陷它的时机就早已经过去了。匈人军队的推进并未演变成围城战，而是引发了这一年的第二场大战。虽然色雷斯的野战军被击溃散逃，但东罗马仍然有中央野战军驻扎在首都周围，就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两侧。随后这些部队在克森尼索集结，跟敌人再度激战，并且又一次溃败。

阿提拉虽然没能攻入君士坦丁堡，但他已经打到黑海和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的海岸，分别抵达西斯塔斯（Sestus）和卡利波利斯［Callipollis，现在的加利波利（Gallipoli）］（地图11），控制巴尔干半岛其他所有地区。随后，他利用自己的统治，在巴尔干半岛的各罗马行省造成了可怕影响。获胜后，匈人兵分几路，四处袭击，向南一直突袭到温泉关（Thermopylae），也就是近百年前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Leonidas）率领希腊军队抵抗波斯大军那场著名战役的战场。我们经常会看到匈人蹂躏巴尔干半岛的记载，比如在大约同时代的色雷斯人伊达提乌的生平中提到：

那些匈人蛮族……如此强大。他们攻占数以百计的城镇，几乎使君士坦丁堡陷入绝境，人心惶惶，争相逃命，甚至连僧侣们都想逃往耶路撒冷……他们摧毁色雷斯，使它再也无法复苏到之前的盛景。

一百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并不可信。但毫无疑问，大量要塞被攻占和摧毁了。塞奥法尼斯称，除了哈德良堡和赫拉克利亚（Heracleia）之外的所有地方都落入匈人之手。而其他史料还列举了一些受害地区的名字：拉提亚里亚——战争的发源地、马西安诺堡、菲利波波利［现在的普罗夫迪夫（Plovdiv）］、留莱布尔尬兹（Arcadiopolis）以及康斯坦蒂亚（Constantia）。这份列表包括巴尔干半岛的大多数罗马重要城镇，显然还有很多小地方也毁于战火。我们还有一些确凿的证据来说明对于这样的罗马重镇而言，横遭匈人占领意味着什么。如前文所述，巴尔干半岛北部有一个差不多被完全发掘出来的罗马重镇尼科波利斯－阿德－伊斯特鲁姆，位于哈伊莫司山北麓。跟迦太基一样，这个地方在中世纪被遗弃，也没有在上面兴建新的城市，因此经过长期的发掘之后，我们得以一窥当时城市的原貌。在公元376年至382年的哥特战争期间，尼科波利斯周边乡村的富人别墅都被洗劫一空。很可能是哥特掠夺者所为。这些别墅再也没有被重建。但从公元4世纪80年代末起，大量富人在城市中心盖起了房子。到公元5世纪上半叶，已经占据城市的49%。一个合理的猜测是，当地的罗马地主们在公元376年之后，由于日益加重的不安全感，纷纷搬进有高墙保护的城市里，同时仍然作为长期居住在外的地主经营着自己的地产。考古发掘发现，这些房子以及整个城市中心的最后一个地层显示出曾遭受过巨大破坏。发掘出的钱币按发行时间排序也大体完整，截止于公元5世纪40年代中后期。

因此，显然我们在这座古老城市中所看到的破坏都是公元447年阿提拉的匈人军队袭击和洗劫的结果。稍晚一些时候，城市部分得以重建，但重建面积很小，整个地区也已面目全非。考古发掘显示，以往华丽的宅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教堂建筑群、一些简陋的小房子以及几座行政大楼。哈伊莫司山北麓的罗马式城市发展的成果，整个巴尔干半岛自公元1世纪和2世纪开始，历时三百来年罗马化的成果就这样被匈人毁灭了，再也无法重现。公元410年哥特人在罗马得到补偿就打道回府，是一次惬意的、小小的洗劫。这次显然不同，我们在尼科波利斯看到的是一次大规模的破坏。

很难说是否所有被匈人袭击的地方都有这样的遭遇。在那些幸免于难的地方中，最有名的就是坐落在一座易守难攻山顶之上的艾西马斯（Asemus）小镇。凭借着武装和组织，镇上居民不仅挺过阿提拉的风暴，还俘获一批匈人俘虏。他们的城镇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还经受住了更多风暴的考验。 但毋庸置疑，公元447年的这场战役对于巴尔干半岛的罗马人来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两支主力野战部队战败，大批要塞失陷，其中一部分甚至被摧毁。因此，在克森尼索再次战败之后，东罗马被迫求和也就不足为奇了。普里斯库斯史料的一份摘录让我们了解了和约的条款内容：

［所有］叛逃者必须移交给匈人，并支付6000磅黄金以补足之前拖欠的岁贡；从今往后的岁贡标准定为每年2100磅黄金；每一个在［与匈人的］战争中被俘，且没有支付赎金就逃回本土的罗马囚犯都需要支付12苏勒德斯［1/6磅黄金］赎金……以及……罗马不得接纳任何叛逃的蛮族。

普里斯库斯接下来自嘲地评论道：

罗马人假装他们自愿签署了协议。但事实上是由于他们的指挥官们被巨大的恐惧攫住，出于对和平的渴望，才不得不欣然接受所有的强制条款，无论多么苛刻。

毫无疑问，宣传机器又开始解释罗马这次最新“胜利”的前因后果了。当税务官来敲门时，没有人还会对事情的真相抱有任何怀疑。普里斯库斯接下来描述了筹齐拖欠的岁贡是项多么艰难的工作：“甚至连元老院的每一位元老都根据自己的位次捐献了一笔定额的黄金。”同西罗马在迦太基失陷后一样，公元447年签订的这个和约条件苛刻，致使税收优惠政策至少是被部分取消。政府肯在金钱方面打击自己最重要的支持者，这清楚表明，同阿提拉的战争已经严重削弱君士坦丁堡当局，使他们走投无路。

即便只从残存的史料片段来看，阿提拉在公元5世纪40年代的辉煌业绩也已显露无遗。但我们还远未能理解他为何如此成功，以及之前都一直满足于获取适量岁贡的他又为何彻底改变匈人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来审视这个恐怖统治背后真实的阿提拉。

探寻阿提拉

相比其他公元4世纪晚期和5世纪的“蛮族”首领，我们对阿提拉了解更多。这是因为史学家普里斯库斯步奥林匹奥多罗斯及其鹦鹉的后尘，在他们出使匈人领地40年后，也踏上了匈人的领土，最终来到这位大人物面前。普里斯库斯完整地记录了他的出使经历。公元449年，普里斯库斯的朋友，一个名叫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的杰出幕僚，不幸抽到下下签，成为罗马使团的最新成员，跋涉北上试图平息阿提拉的怒火。马克西米努斯的任务是处理两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其一是长期以来的匈人叛逃者问题；而另一个则是关于多瑙河南部一片“五天路程范围”的领土——阿提拉在公元447年获胜之后就夺走了这片领土。匈人希望罗马人撤出这片地区，也许是想在罗马跟匈人领土之间制造一块缓冲区域。他们抱怨说一些当地的罗马人仍在那里耕种。而罗马的策略则是想让阿提拉的得力助手奥尼吉修斯（Onegesius）参与谈判，期望他对阿提拉有足够的影响力，说服阿提拉达成协议。然而，他们也很清楚，如果阿提拉一时兴起，这两个问题很可能会成为他再度开战的借口。

在使团出发之前，还有许多准备工作可做。我们从第三章有关狄奥法内斯的内容可以体会，即便有公共交通系统作为后勤支持，罗马官员在帝国境内出行还是相当麻烦的。去往帝国境外就更加困难了。狄奥法内斯除了必须随身携带各种生活器皿和奴隶之外，还得准备介绍信以及礼物送给沿途可能遇到的要人。作为外交使节，特别是面对出使潜在敌国这样一个敏感任务，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都急于消除对方敌意，就更需要准备大量贵重礼物。据我统计，普里斯库斯记录了至少在五个不同场合送出礼物，很可能还在其他场合送了礼。我们的主人公送给同行匈人使者丝绸和珍珠。殷勤招待使团的布勒达遗孀也收到了“礼物”——但没有详细说明是什么礼物。使团见到阿提拉本人后，也当面呈献了礼物。他们送给奥尼吉修斯黄金，请求他从中斡旋，还向阿提拉的王后克蕾卡（Hereka）赠送了更多礼物。显然，每位使节都携带了大量黄金、丝绸、珍珠，也许还有白银和宝石。尽管普里斯库斯没有明确提及，但和随行的奴隶一样，使团中可能还有一支武装卫队。

使节们还学习外交礼节。有些行为很显然会引起不快。与阿提拉同行时必须走在他身后，绝不能超过他。在阿提拉附近宿营时，必须把帐篷搭在地势更低的地方。这些都是基本细节，因为阿提拉的营帐才是最重要的。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在第二点上还是犯了错，只得离开。 但作为罗马使节，保持自己的尊严也是必要的。他不能为了引起匈人权贵的注意而总在阿提拉的营帐逗留。这时就该普里斯库斯出面了，这也是他来此的原因。他们各自的分工在普里斯库斯的记录里表述得相当明确：在跟奥尼吉修斯打过首次交道后，“［奥尼吉修斯］指定我负责跟他协商我们期望解决的问题——因为马克西米努斯身为官员，不便经常拜访。之后，他便离开了” 。简而言之，普里斯库斯担任马克西米努斯的中间人，以保全罗马使节的尊严和地位。同时他也是出使的重要成员，也得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这样一来，他就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为自己的新书做记录。

有多少罗马使节出使匈人领地，我们无从得知。普里斯库斯只是围绕三个人展开叙述：马克西米努斯、他自己，还有翻译官维吉拉斯（Vigilas）。这个维吉拉斯曾参加过公元447年议和的使团。 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两位匈人使臣，埃德科（Edeco）和俄瑞斯忒斯（Orestes）。后者是罗马人，出身于潘诺尼亚。该行省被埃提乌斯移交给匈人之后，俄瑞斯忒斯最终在阿提拉的手下效力。公元449年早些时候，这两位使臣及大批随从来到君士坦丁堡，提出匈人方面的要求，而现在马克西米努斯回访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古代穿梭外交的步调。

双方使节从君士坦丁堡向西北方向出发，取道横穿巴尔干半岛的主要军事干道。经过13天的极速旅程后，他们抵达距离东罗马首都500公里的塞尔迪卡。这时，罗马人决定举办一场晚宴来打破僵局。他们为此从当地人手里买来牛羊。直到祝酒前一切都进展顺利：“干杯时，蛮族人赞颂阿提拉，而我们则称颂狄奥多西［东罗马的皇帝］。然而这时，维吉拉斯说不应将人跟神来相提并论，言外之意是说阿提拉不过是凡人，但狄奥多西则是神。这样就激怒了匈人，他们变得激动和暴躁。”

罗马方面采取灵活变通的方式，挽救了这一天：“我们把话题转向其他方面，通过友好的方式平息他们的怒火。晚宴后我们离开时，马克西米努斯用丝质服装和珍珠作为礼物打动了埃德科和俄瑞斯忒斯。”

局面又回到了其乐融融的状态，然而发生了一件相当蹊跷的事情——至少当时看起来是这样。匈人在等待返回帐篷时，俄瑞斯忒斯说，他很高兴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没有犯下与君士坦丁堡当局一样失礼的错误，只宴请埃德科，没有邀请他。普里斯库斯和马克西米努斯都没有听出俄瑞斯忒斯的弦外之音。但这句话的重要性不久之后就会显现出来。

接下来的几天里，车队缓缓向西北蜿蜒穿过巴尔干半岛，越过苏西山口，抵达纳伊苏斯。这座城市于公元441年至442年被匈人蹂躏的惨状历历在目。双方不得不在城外的河边仔细寻找，选在一处没有散落白骨的开阔地扎营。第二天，阿提拉要求君士坦丁堡遣返的17名匈人叛逃者中有5人跟队伍会合，使团的人数增多。将他们移交给马克西米努斯的是阿基迪乌斯（Agintheus），罗马帝国伊利里亚野战军的总指挥官。所有人都明白，一旦返回家乡，迎接这些叛逃者的将是死亡。因此可以想见，大家都比较动情。普里斯库斯指出阿基迪乌斯对这些人非常仁慈。在纳伊苏斯，道路转向北方，车队蜿蜒穿过树林和荒原，抵达多瑙河河畔。在这里他们没有看到罗马海军引以为傲的刀锋（公元443年9月颁布的法令是这么说的），只有“蛮族摆渡者”，用整个挖空的树干造出的独木舟将他们送过河。现在他们进入旅途的最后一段。又前行了70视距（约14公里），再加上半天的行程，他们终于抵达阿提拉的营帐。

在这里又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情，比第一件更令人不安。使节们跋涉近一个月，终于到达目的地，准备着手干活。他们刚刚搭起帐篷，埃德科和俄瑞斯忒斯同一队匈人骑兵就出现在他们面前。随同而来的还有阿提拉的另一名亲信斯科塔。而奥尼吉修斯这个可能的斡旋者却因陪同阿提拉的一个儿子外出而没有出现。这本身就不妙。然而事态还在持续恶化。信使要求使团道明来意。当罗马人回答说他们的使命只能面呈阿提拉时，他们便将消息回禀自己的首领。据普里斯库斯记载，之后他们又回来了。这次匈人使者“传达了有关我们此行目的的所有事项后，命令说，假如我们没有其他话要说，那就请尽快离开”。

罗马人瞠目结舌。首先，他们没有料到会受到如此不友好的待遇。其次，匈人竟然知道他们的一切来意。使节们一时哑口无言。后来，翻译官维吉拉斯痛斥马克西米努斯没有设法编出点什么让谈话继续下去。随便编个出使的理由都比直接打道回府要好，即便这个谎言往后也会被拆穿。几个月的准备和旅行看起来就要付之东流。于是，奴隶们开始把行李装上牲畜，而他们也准备出发。就在这时，尽管夜幕已经降临，阿提拉又派来了新的使者。他给他们带来一头公牛和一些鱼，并告诉他们，阿提拉下令说，现在天色已晚，他们可以在这里吃饭过夜。于是，他们享用晚餐，心情愉快地入睡了。他们确信阿提拉决定对他们稍加温和一些。

当他们醒来后，乐观情绪又荡然无存。阿提拉的下一条消息毫不含糊：除非他们有新的事情要说，否则就必须离开。他们十分沮丧，重新开始收拾行李。特别是马克西米努斯，显得尤为绝望。

普里斯库斯这时积极迈出了第一步。他孤注一掷，找到前夜的使者之一斯科塔，希望拯救这次使命。他巧妙地许下报酬，以求斯科塔能让他们见到阿提拉，同时还采用激将法，称如果斯科塔像他自称的那么有分量，那他就一定能够办到。斯科塔上钩了，罗马使节获得第一次觐见机会。但在呈上书信和礼物之后，他们不久就发现自己面临另一个障碍：阿提拉没有按照罗马使节所希望的方向继续讨论，而是向他们的翻译发难。他说，维吉拉斯非常清楚，除非所有的叛逃者都被遣回，否则不需要什么罗马使团。当维吉拉斯回答说他们已经被遣返时，阿提拉“变得更加生气，并痛斥［维吉拉斯］，嚷嚷着说，若不是考虑到这样侵犯使者权益的话，就要将他钉在木桩上，给鸟儿当食物……因为……无耻行径”。

阿提拉接着命令马克西米努斯在他回复罗马皇帝来信时留下，却告诉维吉拉斯尽快返回，传达他关于叛逃者的要求。觐见就这样结束了。

罗马人垂头丧气地返回帐篷，对阿提拉的大发雷霆困惑不解。维吉拉斯尤其不知所措，因为在上一次出使时，阿提拉对他的态度非常友好。随后埃德科来找维吉拉斯私下交谈，强调——据翻译后来说——如果不遣回叛逃者，阿提拉一定会选择开战。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都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翻译关于两人对话的转述，但在他们有进一步举动之前，又有匈人信使抵达了。他们宣布，罗马使节将不能采购贵重商品，也不能赎回任何囚犯；在双方的争议解决前，他们只能购买食物。罗马人应当怎样看待发生的这一切呢？他们还没来得及仔细思考，维吉拉斯就出发了。

接下来的一周左右，罗马使节被迫跟随阿提拉去往他的王国北部。这段旅途极不舒适。他们在路上遇到一场倾盆大雨。幸好布勒达的一个遗孀在附近经营自己的封地。她解救了他们。这个女人殷勤好客，甚至在晚上送来了迷人的少女。不过罗马人只是小心礼貌地对待她们，然后把她们送了回去。

他们最后到达目的地，阿提拉的一处王宫。现在外交接触重新开始了。这一次是在更友好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普里斯库斯有更多闲暇来观察这位统治者及其帝国。通过他的观察，尽管略带罗马的文化偏见，我们也能窥见一幅引人瞩目的阿提拉肖像、由他主持的宫廷以及他行使权力的途径。

在普利斯库斯眼中，这个居住区由各种有高墙围护的建筑群组成，看上去不过是个“很大的村庄”。阿提拉的居所是这里最大最复杂的一处，也是这里唯一配有瞭望塔的一处。奥尼吉修斯等其他重要人物在这里也都有居所，每一处都用“木制的”围墙围绕着——建造思路是“优雅”而不是“安全”，普里斯库斯这样强调：

围墙里面有一个大的建筑群，有的用雕刻好的木板拼装，起到装饰作用，有些则由去皮并且刨直的木材搭建起来。它们建在围成圆形的石堆之上。这些石堆高度适中。

当罗马使团应邀赴宴时，普里斯库斯终于有机会进入阿提拉的寝宫：

所有座位都安置在建筑物的墙边……在房间的正中间，阿提拉坐在长榻之上，在他身后放着另一张长榻，再往后是通向阿提拉卧榻的台阶。他的床被精细的亚麻布和五彩的装饰壁挂遮蔽了，就像希腊人和罗马人准备婚礼时做的那样。

阿提拉的王后克蕾卡，他长子之母，拥有属于自己的寝宫，不容人随意走动，不过看起来是同样的布置方式：

我……发现她斜倚在柔软的卧榻上。地面覆盖着毛毡地毯以便行走。一队仆人在她周围服侍。还有一群侍女面朝她坐着，正在精细的亚麻布上做彩绣活计，用来装饰蛮族衣物。

这地方看起来就像游牧民的帐篷营地，只是用更加耐久的材料建成。普里斯库斯暗示说阿提拉在他的王国里还散布着几处这样的王宫，但是并未告诉我们具体数目。

这位史学家还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当地公众生活的生动画面。他们刚一到达，就见证了迎接阿提拉归来的接风仪式：

阿提拉一到，少女们便迎上前去，在他面前排成数行，路两旁的女人们用双手捧着白色亚麻布制成的窄幅织物遮在少女们的头顶。这些织物如此之长，每一条下面都能容纳至少七名少女走过。这里有很多行这样捧着织物的妇女，嘴里唱着斯基泰人的歌曲。

普里斯库斯注意到，用餐时座位是精心安排过的。一排长榻排成马蹄状，阿提拉坐在正中间，坐在右边的比左边的身份更尊贵。之后酒宴开始。一位侍者给阿提拉斟满酒，他向自己右侧第一个人敬酒。那位来宾起身，小口抿或是喝干作为回敬，然后再坐下。其他宾客同样也向第一位宾客敬酒。阿提拉先是向马蹄右半边的宾客，然后是左半边的宾客，依次致意。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聚集在他筵席上的这些人之间应有的关系，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他们之间的尊卑等级。

普里斯库斯还向我们介绍了阿提拉本人。君士坦丁七世摘录的普里斯库斯有关匈王形象的一手记录并没有存留下来，但通过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公元6世纪史学家约达尼斯的转述流传下来：

［阿提拉的］步履高傲，目光巡视四方，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他的桀骜不驯。虽然嗜战，但他并没有暴力倾向。他深谋远虑，足智多谋，怜悯那些寻求怜悯的人，且忠实于那些他认可为朋友的人。他的身材矮小，有宽阔的胸膛和硕大的脑袋。他的眼睛很小，胡须稀疏，略微发白。他的鼻子扁平，肤色略深。

我们不清楚这是直译普里斯库斯的原话（他用希腊文写作，而约达尼斯用拉丁文）还是意译。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文字刻画了一幅令人敬畏的伟大征服者的形象。我们原本就认为阿提拉勇于面对冲突，但我们想过他会被描述成睿智和仁慈吗？他性格的双面性在普里斯库斯的其他记录中也有展露。一方面，他围绕自己注定不断征服的命运树立个人崇拜；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平易近人的一面。普里斯库斯讲述了一个故事，放牧人循着受伤小母牛留下的血迹，找到被埋藏的宝剑：

他把它挖了出来，随即献给阿提拉。阿提拉对这件礼物非常满意。因为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他认定自己命中注定要成为整个世界的统治者。有了这把玛尔斯之剑，他在战争中就会所向披靡。

我深信这把剑的发现如果是真的，只不过是加强了阿提拉业已拥有的征服意识。但他的习惯和装扮在我们意料之外。普里斯库斯在阿提拉的宴会上这样写道：

给其他蛮族和我们准备的是盛在银盘里的丰盛菜肴，而阿提拉面前只摆放了一个盛着肉的木盘……宴会上的其他人端着金银制的高脚酒杯，而他的杯子却是木质的。他衣着普通，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比较干净。无论是他挂在腰间的剑，还是他蛮靴上的搭扣，或是他的马缰，都不像其他斯基泰人那样用黄金或是宝石来装点。

我们在本章稍后将会看到，考古发现证明普里斯库斯并未夸大匈人帝国的精英们使用的器皿之奢华。但对这位神指定的征服者而言，朴实无华就是好的。

我们从这些描述中能得出怎样的“真实的”阿提拉还值得商榷。我们看到的都只是表象，而非内在。即便这样也足以表明我们现在审视的是一个聪明、有城府而且相当在意自己公众形象的人。他对自己的命运有着强烈的自信，不需要外在的标志来彰显权力。拒绝华丽服饰和丰盛美食表示这些世俗追求都配不上自己这样一个注定成为伟人的人。这是匈王阿提拉的领导秘诀之一。普里斯库斯的史料和其他一两处史料向我们揭示了另外几条秘诀。不难想象，阿提拉对待潜在的敌人冷酷无情。普里斯库斯没有记录使团在纳伊苏斯带上的五个匈人叛逃者的下场。但之前被遣返给阿提拉的另外两个叛逃者——被称为“王室之子”的麻马（Mama）和阿塔卡姆（Atakam）——被施以刺穿刑。 刺穿刑似乎是匈人帝国处理大多数问题的主要方法。普里斯库斯后来见证了一个被俘间谍被处刺穿刑以及两个在战争中杀死自己匈人主人的奴隶被处绞刑。 虽然都没有详细说明，但各种史料都一致认为，阿提拉对于他的兄弟布勒达的死多少有点责任。

与此同时，暴力变得缓和了。如前文所述，尽管布勒达被除掉，但他的一个妻子保留了自己的封地。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遭遇暴风雨时，还受到她的热情款待。与我们在本书第五章中所见的斯提利科和费利克斯政治生涯结束时他们妻子的遭遇相比，阿提拉兄弟整个家庭的遭遇要好得多。或许从阿提拉的联姻策略中我们能找到原因。他娶了很多妻子，其中必定有政治联姻，利用联姻来笼络部落中重要的次级首领。布勒达大概也是这么做的。因此国王的妻子很可能有着深厚背景。即便国王下台，也不宜疏远她们。普里斯库斯的记载同样也显示阿提拉处事谨慎，尊重他的主要支持者们。他在正式晚宴开始时的祝酒环节不仅建立了尊卑关系，而且还给予每个人相应的尊重。作为使节，当普里斯库斯到达王宫时，见证的一件事情就很能说明问题。阿提拉的得力助手奥尼吉修斯的妻子出来问候他：“带着食物和……葡萄酒（这是斯基泰人非常隆重的礼仪）迎接他，请他品尝她出于友好捧出的食物。为了取悦一个亲信的妻子，他坐在马上品尝了食物……”跟关键的支持者保持良好关系无疑需要大量诸如此类的行为。阿提拉也可以表现得不合情理，但那通常都是在他想找茬儿的时候。实际上，良好的关系还需要不时分享战利品。

虽然这些都没能让我们深入了解阿提拉的思想，但让我们对他的成功秘诀有了一些了解：绝对的自信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魅力；必要时冷酷无情，但又不失节制和精明；尊重下属，因为他们的忠诚至关重要。阿提拉对亲信们的这种控制力在普里斯库斯此次出使结束时得到充分展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结束得像一枚哑炮。普里斯库斯给我们展示了一整幅跟随阿提拉踏遍多瑙河中游平原的画卷，让我们了解匈人帝国是如何运转的，甚至还有为了进入匈人宫廷所做的努力。如果要像戏剧一样满足观众，此时需要来一场雄辩，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设法说服阿提拉，然后像英雄一样凯旋。现实却要乏味得多。如此艰难地获得觐见机会后，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就只是在阿提拉给罗马皇帝写回信时陪同左右。他们唯一的收获是以500个苏勒德斯的代价赎回一位罗马贵妇西拉（Sylla）。匈人还归还了她的孩子们，以示友好。然后阿提拉派遣一名亲信贝里库斯（Berichus）同他们一起收拾行李返回。开始时贝里库斯非常友好，但在途中又莫名其妙地变得充满敌意，收回他送给使团的一匹马，并拒绝跟他们一起骑行、吃饭。因此，这次出使既没有带来和平，也没有挑起战争。普里斯库斯和马克西米努斯为罗马和匈人之间关系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

然而这次出使还有另一个更戏剧性的高潮，虽然这次跟普里斯库斯没什么直接关系。在那个乖戾的匈人陪同下，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一路跋涉穿过巴尔干半岛，途中和翻译维吉拉斯相遇。维吉拉斯正在重返北部的路上，表面上看是要带去皇帝关于叛逃者问题的答复。但维吉拉斯到达阿提拉的宫中之时，阿提拉的手下发现他的行李里藏着高达50磅黄金的巨款。维吉拉斯叫嚷着，坚持说这笔钱是用来赎回囚犯和购买优良的牲畜运载行李。但如前文所述，阿提拉曾下令说在和谈结束前，罗马使节不得购买除食物以外的任何商品。而50磅黄金足以买到喂饱一支小型军队的粮食。当阿提拉威胁说要杀死随行的维吉拉斯之子时，翻译官认罪了。事情是这样的。当初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还在君士坦丁堡做出使前的准备之时，幕后操纵者——宦官克里萨皮乌斯（Chrysaphius）已经跟匈人使节埃德科谋划好要刺杀阿提拉。这笔钱就是给埃德科的酬劳。普里斯库斯和马克西米努斯的真正任务，尽管他们并不知情，其实是充当外交幌子，以便幕后那些玩弄阴谋诡计的人干他们的勾当。

如果说这还不够危险，那么实际经过还要复杂。在上一次北上的途中，他们一过多瑙河，埃德科就把一切都告诉了阿提拉。在事后回顾时，普里斯库斯发现原来这个阴谋就是他和马克西米努斯在旅途中遇到的所有蹊跷事情的原因。这说明为什么当时在君士坦丁堡，另一位匈人使者俄瑞斯忒斯没有跟埃德科一起被邀请赴宴——那正是这个阴谋最初成形之时。这同样也说明为什么匈人知道使团所有明面上的目的。埃德科当时就得知一切，并把相关细节报告给阿提拉。还有此后维吉拉斯和埃德科之间的私下谈话，普里斯库斯当时就觉得维吉拉斯给出的解释十分牵强，不可信，以及为什么阿提拉会对维吉拉斯充满敌意。更重要的是，这还解释了那条禁止罗马人购买食物以外任何商品的禁令。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维吉拉斯设下的陷阱，让他在被发现携带黄金时找不到任何借口。克里萨皮乌斯精心设计的阴谋，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埃德科对阿提拉显然是既恐惧又钦佩，不会对自己的主君不利。

虽然整个事件跌宕起伏，但普里斯库斯的叙事出奇地平淡。阿提拉本可以随时把他们全体送上刺穿刑的木桩，因为罗马使节自己打破了所有保护外交使节的规则。幸运的是，阿提拉并未绞死所有人，而是深谋远虑，把这次阴谋看作加强他对东罗马心理支配的又一次机会。维吉拉斯得以再添50磅黄金赎回自己的儿子。而两位匈人使臣，俄瑞斯忒斯和伊斯劳，被派往君士坦丁堡：

［阿提拉］命令俄瑞斯忒斯把维吉拉斯用来装收买埃德科的黄金钱袋挂在脖子上，去到皇帝［狄奥多西二世］面前。 他将向皇帝和宦官［克里萨皮乌斯］展示这个钱袋，并质问他们是否能认出这个钱袋。伊斯劳（Eslas）则直截了当地说，狄奥多西有一个出身高贵的父亲，而阿提拉同样也有高贵的血统……但阿提拉依然保持着他的高贵血统，而狄奥多西则已经落败成阿提拉的奴仆，缴纳岁贡。因此，狄奥多西不义，像卑贱的奴仆一样偷袭阿提拉。阿提拉成为狄奥多西的主人是天命。

当时的场面一定很尴尬。满朝官员身着华服，位序分明，代表着维护罗马帝国至高无上地位的神的眷顾。而两位蛮族使者大步闯入，上演这出闹剧。普里斯库斯对罗马如何应对的叙述没有留存下来。但没有什么比这样正式羞辱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更能说明阿提拉的满满信心。凭借这种信心，阿提拉在这个世界上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多面帝国

同他的个人魅力和精明地展示出来的统治力相比，阿提拉对欧洲的统治要恐怖得多。这种统治力既是匈人两个重大变化的结果，也是其原因。仅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两个重大变化就把匈人从君士坦提乌斯和埃提乌斯的有力盟友转变为世界的征服者。普里斯库斯的叙述向我们含蓄地指出了这些变化的原因。没有发生这些变化的话，阿提拉的征服生涯也就不会展开。

如前文所述，普里斯库斯并非第一个到访匈人的东罗马史学家兼外交官。公元411年至412年，奥林匹奥多罗斯带着自己的鹦鹉取道海路，冒着猛烈风暴驶离君士坦丁堡。他们随后绕过雅典，沿亚得里亚海北上，抵达北岸的阿奎莱亚。很遗憾，仅有一份有关这次出使的简要概述存留下来。但其中包含了一个重要信息：

奥林匹奥多罗斯讨论了多纳图斯（Donatus）和匈人，以及匈人众首领的箭术天赋。这位史学家描述了出使匈人领地的任务……讲述了多纳图斯如何被誓言欺骗并惨遭杀害，首领中资历最深的卡拉顿（Charaton）是如何对这起谋杀勃然大怒，以及他是如何平静下来的。他的怒火因华贵的礼物而平息。

这段摘录不无可疑之处，尤其是多纳图斯及其谋杀者的身份。他是否是匈人还尚无定论。有观点认为，奥林匹奥多罗斯的使团抵达时，多纳图斯正好被杀。两者不仅仅是巧合，而是普里斯库斯卷入的那场阴谋的早期成功版。 但关键是，在公元411年至412年，匈人是由多名首领共同统治（具体数字并不确切）。这些首领有不同的席次，而卡拉顿是其中最资深的。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另一个游牧民族的等级制度。这个游牧民族就是可萨人（Akatziri）。在普里斯库斯出使期间，可萨人的命运引起他的关注。当罗马使节抵达匈人营地之时，奥尼吉修斯和阿提拉的长子已经前去征服这个部落。据普里斯库斯描述，这次出征也是机缘凑巧：

［可萨人］的各部落和宗族都有自己的统治者。狄奥多西二世给他们每个人都赠送了礼物，希望他们一致放弃与阿提拉联盟，并同罗马谋求和平。押运礼物的使节并没有依照这些首领的席次递送礼物。结果，地位较高的库里达契（Kouridachus）第二个才收到礼物。由于被忽视并辱没了他的荣耀，他招来阿提拉一起对抗其他首领。

这段文字没有讲述有辱使命的罗马使节如何汇报情况的 ，但向我们展示了公元5世纪10年代初期匈人所实行的政治制度。

三十来年后的阿提拉时代与之相比，情况迥异。普里斯库斯在匈人的宫中待了很长时间，留下许多关于其结构和运作方式的记录。如前文所述，阿提拉十分尊重当时的内部核心领导者们——首先是奥尼吉修斯，还有埃德科、斯科塔、贝里库斯等。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拥有王室血统。所有这些信息都表明，匈人只有一位统治者，即阿提拉本人。公元441年多名首领共同统治匈人的情况已经被最高统治者的独权取代。史料并没有记载匈人的最高权力最终是如何逐渐集中于一人之手。但所有迹象都表明这并不是一次和平演变的过程。这场戏以阿提拉谋杀兄弟布勒达落幕。在此之前，权力已经聚拢到同一家族的两名成员手中。这表明卢阿（或卢嘉，阿提拉和布勒达从这位叔叔手中继承权位）在减少匈人王室族系上起到重大作用。

谋杀布勒达的赤裸裸的暴行也许能说明其他首领是如何被排除掉的。在公元441年阿提拉和布勒达袭击费米拉孔前，他们与君士坦丁堡进行了首次谈判。如前文所述，谈判的结果是，君士坦丁堡归还匈人逃亡王族麻马和阿塔卡姆，两人被立即处以刺穿刑。他们有可能是阿提拉和布勒达的表亲，因为卢阿至少有两位兄弟，但也可能是卢阿之前所打压王族的后裔。在公元5世纪40年代一直困扰着匈人和罗马外交的叛逃者问题，显然与匈人王族和前王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面前宣读的是一个写有17名叛逃者的名单——这个数字非常小。显然，我们在此探讨的是那些高层中的危险人物。也有可能一些较为弱小的首领在危险面前选择放弃权力。（阿提拉死后的十年里，类似的事情在哥特人中也上演了，大部分中小王室成员在权力争斗中或被害，或背井离乡，但至少有一人甘愿被贬谪为贵族。 ）

政治集权有悖于我们所知的游牧民人类学知识，是我们在此探讨的匈人两大变化之一。这有可能同匈人另一更加广泛的变化相关。在游牧部落中，权力下放是很自然的。因为为了避免过度放牧，他们无法把大规模的牧群集中在一起。在游牧世界，任何稍大的政体主要都只是为了临时集会商讨牧场分配，或者在必要的时候，将部队集中在一起对抗外来势力。在这种情况下，稳定的政治集权表明匈人在经济上对牧业的依赖程度已经降低。普里斯库斯的记载有多处暗示了这些经济变化的本质。如第四章所述，游牧民始终需要与定居的农业生产者建立经济往来。匈人肯定也不例外。直到公元5世纪40年代通商仍在进行。 但到阿提拉执政时期，匈人牧民和罗马农民之间的交易不是以用畜产品交换谷物为主，而是以各种军事援助交换现金。这种形式的交易源于更早时期，那时匈人以佣兵的身份受雇于罗马帝国。在公元5世纪初，乌尔丁及其追随者是我们所知最早扮演这种角色的匈人。公元5世纪10年代，君士坦提乌斯得到更大规模匈人部队的援助。公元5世纪20和30年代，匈人还支援了埃提乌斯。

不久后，付费的军事支援演变成勒索。我们很难界定转变发生的具体时间。但阿提拉的叔叔卢阿肯定为谋取钱财对东罗马帝国发动过进攻，尽管当时他还在向西罗马提供雇佣兵。到阿提拉执政时期，现金换取军事援助已经变成进贡。从普里斯库斯有关匈人和罗马的外交记录可以清晰看到，匈人从这些交易以及对边境的频繁入侵中，最想获得的是钱，更多的钱。如前文所述，阿提拉和布勒达与东罗马签订的首个条约规定罗马的岁贡是每年700磅黄金——自那以后要求不断攀升。匈人对罗马人的战争还带来另一种单向的经济流通——普里斯库斯和马克西米努斯谈判中涉及的战利品、奴隶和赎金。

于是，到公元5世纪40年代，对罗马帝国的军事掠夺已经演变成匈人帝国不断扩大的收入来源。要推翻实力大体相当、不同等级的首领共同执政的体系，意欲成为最高统治者的首领就需要说服其他首领的追随者们投诚。而垄断来自罗马帝国的现金流成了将足够的恩宠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舍弃旧政体的理想手段。只有掌控这个新的财源，才能在与其他首领争夺拥护者的角逐中脱颖而出。早在公元4世纪中后期，匈人可能已经侵犯和威胁黑海北部其他游牧民族和日耳曼农业生产者。但匈人只有在其主体进犯罗马帝国时才有可能发展出真正的集权。对哥特人的袭击和威胁或许能够获得一些奴隶、少量白银和一些农产品，但仅此而已，并不足以支持全面政治革命。但对罗马帝国做同样的事情，黄金就会滚滚而来，最初每年数百磅，随后是每年数千磅——这已经足以改变匈人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尽管这一观点不容易被证明，我们仍可以将这些变化理解为一种适应，逐渐脱离游牧生活，而不是与过去决裂。如前文所述，通常情况下牧民饲养多种动物，充分利用不同的牧场。马主要是一种昂贵到近乎奢侈的动物，用于骑乘作战、运输和贸易。考虑到养马所需的牧场品质和规模，马肉和马奶是一种非常低效的蛋白质来源。因此，牧民通常只饲养少量马匹。然而，如果战争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经济主张，在匈人进犯罗马帝国之时，牧民会开始饲养更多马匹，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演变为以军事掠夺为主的游牧部落。这在草原上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可行的生存策略，因为战争的潜在收益要少得多。

虽然无法证实这一点，但可以参考一个相关因素，即公元5世纪匈人定居地——匈牙利大平原——的面积。匈牙利大平原有高品质的牧场，但比匈人之前生活的欧亚大草原小得多。例如，其面积有42400平方公里，占蒙古国牧区总面积不到4%。由于放牧条件如此受限，一些史学家怀疑公元5世纪时，匈人已经在朝着定居生活演变。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但不是非此不可。匈牙利大平原理论上可以放牧32万匹马。考虑到森林和其他动物的存在，这一数字需要调低。所以合理的假设是，它可能能够放牧15万匹马。鉴于一名游牧骑兵需要大约10匹马来轮替，以避免马匹过度劳累，匈牙利大平原足以为1.5万骑兵提供马匹。（如果定居假设成立，）我认为匈人部队从来就没有超过1.5万人。因此，截至阿提拉时代，没有确切的迹象表明匈人完全放弃了他们的游牧传统。 无论如何，关键在于，当匈人逼近罗马帝国时，他们发现一种更好的谋生方式。这种谋生方式是建立在对相对富裕的地中海地区进行军事掠夺基础之上的。

普里斯库斯的记录还暗示了使得阿提拉帝国成为现实的另一根本变化。在阿提拉的宫中，与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打交道最多的并不是阿提拉本人，而是权力中心的二号人物们。通过古代人名来界定语族满是陷阱，但这些人的名字非常有意思。毫无疑问，奥尼吉修斯和埃德科是日耳曼或日耳曼化的名字，斯科塔和贝里库斯可能也是如此。阿提拉［“小爸爸”（Little Father）］和布勒达也都是日耳曼名字。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就必定是日耳曼出身而非匈人出身（尽管有可能如此），因为就我们所知，在公元5世纪中叶，“哥特语”——可能是欧洲中部和东部使用的接近日耳曼方言的统称——是匈人帝国使用的主要语言之一，而且阿提拉的宫中也使用这种语言。因此，匈人帝国的重要人物除了匈人名字之外，还有日耳曼或日耳曼化的名字（匈人最初使用何种语言仍饱受争议）。 为什么日耳曼语在匈人帝国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原因在于阿提拉帝国的演变。早在公元4世纪70年代，在黑海北岸与哥特人作战时，匈人已将被征服的部落编入军队。他们进攻格鲁森尼人，引发雪崩般猛烈的战争，最终以哈德良堡战役结束（参见本书第四章）。他们最初进攻格鲁森尼人时，已与伊朗语族的阿兰游牧民结成联盟。随后无论匈人何时在史料中出现，我们都能发现他们始终有异族盟友与其并肩作战。如本书第五章所述，尽管乌尔丁不是一个能与阿提拉相提并论的征服者，但被东罗马帝国击败后，有待重新安置的乌尔丁追随者中多数是日耳曼语族的斯基利人。 同样，公元5世纪20年代初，参与干预喀尔巴阡山西部匈人势力的东罗马军队发现他们面对的是大量日耳曼哥特人。

在阿提拉崛起之前，兼并过程仍在飞速进行。到公元5世纪40年代，有数量空前的日耳曼部落被纳入匈王阿提拉的势力范围。例如，他的帝国包括至少三支独立的哥特部落：其中一支由阿马尔（Amal）家族及其对手统治，这支部落后来成为建立另一支哥特超级军团——东哥特人——的中坚力量。另一支是在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由比格里斯（Bigelis）率领的哥特部落。还有一支则始终在阿提拉几个儿子的严密控制下，直到公元5世纪60年代中后期。此外，日耳曼语族的格皮德人（Gepids）、鲁基人（Rugi）、苏维汇人（公元406年后存留下来的）、斯基利人和赫鲁勒人（Heruli）此时也都在匈人的直接控制之下。伦巴底人和图林根人（Thuringians）以及一些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的子部落也可能在匈人霸权的遥控之下。 我们无法统计这些日耳曼部落的庞大人数，但光是阿马尔家族领导下的哥特人就能集结1万人以上战斗人员，即5万人左右的总人口。其他部落即便比这少，也没理由会少太多。因此，到阿提拉执政时期，已有几万也可能是几十万日耳曼人被并入匈人帝国。事实上，到公元5世纪40年代，很可能日耳曼人比匈人还要多得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哥特语成为帝国的通用语。除上面提到的日耳曼部落外，阿提拉的匈人还征服了一些其他部落。如前文所述，伊朗语族的阿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长期与匈人结盟。阿提拉仍在抓住机会不断获得新盟友。

这份名录清楚地表明，匈人帝国旨在兼并人，而非领土。因此，可见阿提拉实际上对于吞并罗马帝国大片领土并没有兴趣。如本书第六章所述，作为同埃提乌斯结盟的代价，他拿走西罗马帝国多瑙河中游的两个行省。但除此之外，他只对在自己与东罗马帝国之间建立封锁线感兴趣。虽然有很多编年史简要地将阿提拉的军队称为“匈人”或者（如果用古体写的话）“斯基泰人”，但从各种史料的详细描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军队明显跟之前那些不那么强大的首领的军队一样，都是混编的，由匈人军队和并入匈人帝国的其他部落派出的军队组成。

这一点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地图12）。自1945年以来，在匈牙利大平原及周边地区通过发掘墓葬出土了大量随葬器物。这些随葬品可以追溯到匈人统治该地区的时期。（一些宝藏已被发现，但阿提拉的营地仍不见踪影，因为只有支撑柱子的浅槽会留下来。）随葬器物证实“地道的”匈人很难找到。包括黑海北部的伏尔加草原（Volga Steppe）和匈牙利大平原在内，被考古学家鉴定为有可能属于匈人的墓葬总计不超过200座。这些墓葬中有弓、非欧洲风格的服饰 、畸形头骨（一些匈人会包裹婴儿的头，从而形成独特的畸形颅骨）以及匈人的大锅。因此，匈人随葬器物如此稀少，要么是匈人通常死后不留痕迹，要么就是另有其因。 不过，多瑙河中游这些公元5世纪的墓葬中大量出土的是被匈人征服的日耳曼人的遗骸——或是看起来像遗骸的东西（遗憾的是，单靠这些考古发现，我们很难区分这些臣服的日耳曼部落）。 这些遗骸近似于在喀尔巴阡山以东、以北哥特人或者其他日耳曼人控制地区发掘的公元4世纪的墓葬遗骸。我们的关注点在于这些随葬品属于公元5世纪，它们标志着被称为“多瑙河风格”的日耳曼墓葬礼俗的出现。

多瑙河风格的特点是土葬而非火葬 ，少数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里有大量的随葬品。（其他墓葬中很多只有少量或根本没有随葬品。）这些独特的随葬器物中有个人装饰品：巨大的半圆胸针、金属搭扣、带有多棱吊坠的耳环及金项链。武器和军用装备也很常见：金属嵌花的马鞍、适合骑兵使用又长又直的剑和箭。这些遗骸也展现出一些奇特的仪式。例如，把破碎的金属镜子跟死者葬在一起就相当常见。墓葬中发掘的随葬品种类，死者埋葬的方式，特别是妇女的着衣方式——用搭扣分别固定两肩，在前方再用一个搭扣固定外套——都反映出公元4世纪日耳曼墓葬遗骸中明晰可见的样式。公元5世纪生活在匈牙利大平原上的阿提拉臣服民不分部落和等级，都采用并发展了这些礼俗和物品。

因此，匈人墓葬稀少很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开始采用自己的日耳曼臣服部落的着装，就如同他们采用哥特语一样。假设是这样，那我们就不可能通过墓葬中的证据将匈人和哥特人——或者其他日耳曼人区分开来。但即便是“真正的匈人”穿着日耳曼服饰躺在那里，似乎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匈人时期，匈牙利大平原及其周围分布着大量的日耳曼人墓葬。我们在随葬品丰富的多瑙河风格墓葬中看到的，是阿提拉的日耳曼追随者中一些精英分子的遗骸。墓葬的年代和地理位置让这个结论无可辩驳。

每当一个新的蛮族部落被纳入阿提拉的帝国，这个部落的兵力就会被派去替匈人作战。因此，通过吞并数量日增的欧洲中部及东部的日耳曼部落，匈人的军事机器日益庞大，飞速膨胀。从短期来看，深陷战乱的西罗马是其受益者。许多史学家认为，公元405年至408年危机之后，日耳曼人停止涌入罗马帝国（参见本书第五章），是因为那些到公元410年前后还没有越过边境的人已经被纳入匈人帝国。移居罗马帝国的速度跟匈人势力崛起的速度正好成反比。

然而，从长远来看，罗马从攻击中获得喘息机会只是一个假象。一个接一个的匈人领袖取得类似于萨珊王朝在近东地区取得的成就。在罗马帝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匈人成功统一了罗马在欧洲的大量邻近部落，形成一个近似超级大国的对手。

全力向北进军高卢

公元441年至442年和公元447年，东罗马帝国最先感受到这个非同寻常的战争机器凶猛无比，巴尔干半岛各行省两度遭受重创。公元447年东罗马帝国两度战败，已经没有能力阻挡阿提拉的大军。于是，公元449年，东罗马诉诸暗杀。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发现他们已在无意间卷入其中。阿提拉仍未丧失对君士坦丁堡的掌控。他拒绝解决叛逃者的问题，重申他在多瑙河边境建立封锁线的要求。同时他还追加要求——要求东罗马为他的罗马裔秘书官提供一名贵妇作为妻子（带着体面的嫁妆）。这些要求如果无法满足，都将成为开战的借口。阿提拉持续不断地挑衅表明他仍在积极谋划在巴尔干半岛发动一场大规模袭击。

公元450年，外交氛围骤变。东罗马再派使团沿着马克西米努斯和普里斯库斯前一年的路线北上。这次使团中有东罗马宫中两位最高军事指挥官之一的亚纳多留斯（Anatolius，中央野战军主帅）和执事官诺莫斯（Nomus）。亚纳多留斯对阿提拉来说并不陌生，他曾在公元447年匈人获胜后签署临时和约。很难想象一个更高规格的使节组合——同最高规格的使团对话是阿提拉的要求之一。普里斯库斯记录了罗马人对于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的看法：“起初阿提拉在谈判时很傲慢。但他被众多的礼物打动，被缓和的言辞软化……”最后：

阿提拉宣称他会依照同样的条款保持和平，同时他将撤离罗马帝国的多瑙河边境地区，并不再就叛逃者问题施压……作为交换，罗马也将不再接收来自匈人的叛逃者。他同时释放维吉拉斯……和大批囚犯，不必支付赎金，以取悦亚纳多留斯和诺莫斯……［向他们］赠送马匹和兽皮作为礼物。

国与国之间的高层会谈很少能有如此令人满意的结果。满怀欣喜的使节们回到君士坦丁堡。同行的还有阿提拉那个意欲娶妻的秘书官。

然而，阿提拉与君士坦丁堡达成协议的原因很快便揭晓了。他并非罗马人眼中的普通蛮族，被东罗马谈判者的睿智折服，而是决定在大举进犯西罗马之前先确保东方前线的安定。

如普里斯库斯所说，阿提拉渴求进一步更大规模的征服，部署这场新的袭击，从而实现众神赋予他的使命——正如他获得玛尔斯之剑所宣称的那样——征服全世界。公元449年夏出使匈人领地期间，普里斯库斯亲历阿提拉以不可理喻的方式对待西罗马帝国的使节。随后，普里斯库斯的话题自然转到阿提拉的为人。他赞同并引用了其中一位使节对此所说的话：

［阿提拉］的好运给他带来权力，又让他如此傲慢。他不考虑任何提议，除非他认为这对自己有益。从没有斯基泰的统治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丰功伟绩。他统治大洋上的群岛［大西洋或西部］。除整个斯基泰人外，他还强迫罗马人进贡……为了进一步扩张帝国，他现在计划进攻波斯人。

有人曾问阿提拉打算如何从欧洲中部到达波斯，答复是匈人记得，沿着黑海的北部海岸一直走就能到达，不必穿越罗马疆域。这样确实可以到达，但穿越高加索地区将是一段极其漫长的征途。就我们所知，上一次匈人穿越高加索地区是在公元395年至396年。但他们当时居住在黑海北部，并不像匈牙利大平原这么靠西。从表面上看，野心勃勃的征服计划是源自依稀记得的地理知识。这是纯粹的征服欲望在作祟，渴求吞并已知的世界。

然而，如前文所述，阿提拉选择了向西进军。各种史料记载了他这样做的不同原因。根据宫廷传闻，他领军深入西罗马帝国是因为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姐姐伊乌斯塔·格拉塔·霍诺里娅——一位精力充沛、毅力非凡的女士，以半个西罗马帝国为嫁妆，向他求婚。据说，她送给他一枚嵌有自己肖像的胸针和一封信。这就已经足够诱惑他了。霍诺里娅是强大的加拉·普拉西提阿之女。普拉西提阿本人就钟爱蛮族人。如本书第六章所述，她在公元5世纪10年代嫁给阿拉里克的姻亲阿萨尔夫，并产下一子。普拉西提阿及其哥特贴身侍卫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之后被埃提乌斯取代。

她的女儿霍诺里娅和自己的生意管理人，一个叫欧根尼乌斯的人私通，并怀上了孩子。欧根尼乌斯被处决，霍里诺娅被许配给一位名叫赫丘留努斯（Herculianus）的沉闷元老，从公众生活中消失。失意和痛苦中的她写信给这位匈人首领，请求营救。我们在此需要仔细思考故事的可信度。即便写信给阿提拉的事情被发现后，她也逃过一死，被移交给她的母亲监管。尽管普里斯库斯的记录有时不全，令人恼火，但相关残篇暗示了更进一步的越轨行为。霍诺里娅的愚蠢行径都被详细地记录在案，应该不会是完全虚构的。 但我不认为她是导致阿提拉最终放弃波斯选择西罗马的原因。只消考虑一下地理因素就明白了。我们稍后将会看到，决定向西罗马进军后，阿提拉并没有直奔囚禁霍诺里娅的意大利，而是首先袭击高卢。虽然阿提拉对欧洲地理肯定知之甚少，但我们相信他知道在阿尔卑斯山的哪一侧能找到他未来的新娘。霍诺里娅最终的结局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向西离开匈牙利大平原后，匈人选择北上直奔高卢，而非南下深入意大利。这足以证明霍诺里娅在历史上并不具备举足轻重的地位。

史料显示，营救霍诺里娅只是阿提拉入侵西罗马的诸多理由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在公元449年夏进行谈判之前令他怒火中烧的那个问题。那时他很可能已经表露出对波斯的野心。一位名叫西尔瓦努斯（Silvanus）的罗马银行家被控所持有的一些金器本是属于阿提拉的战利品。西罗马派使节来回应这一指控。虽是小事，但阿提拉威胁说，如果不能令他满意，他就会开战。史料中也有一些不甚明晰却很有说服力的记载表明，阿提拉和盖萨里克此时也有联系。据称这位汪达尔国王贿赂阿提拉，让他把军队转向西罗马。公元450年年底，阿提拉继埃提乌斯之后推举了一位新的利普里安族法兰克人（Ripuarian Franks）的王位候选人。他新近还庇护一位在公元448年被埃提乌斯击败的高卢西北部的叛军首领。这表明，阿提拉在考虑利用他挑起争端，并扫清匈人军队西进的道路。他的军队一开始行动，阿提拉就给不同的人寄出内容相互矛盾的信。其中有些声称他进军的目标不是西罗马帝国，而是高卢西南部的西哥特人，而另一些则敦促这些西哥特人同他一起进攻帝国。

由此可见，在公元449年和450年，阿提拉在准备下一步行动的同时，编织着多个进攻西罗马帝国的借口。我怀疑他是否认真考虑过要对波斯的作战，但在公元449年，他尚未决定下一个袭击目标是东罗马帝国还是西罗马帝国。他不仅挑起与西罗马的争端，同时还拒绝解决与君士坦丁堡悬而未决的问题。与君士坦丁堡达成的慷慨条约，是他梳理好东部诸多头绪将视线转向西罗马的信号。

公元451年春，阿提拉率军离开多瑙河中游地区，可能是沿着公元406年莱茵河入侵者的路线向西进发。“据说”这支军队由50万人组成，约达尼斯这样写道。 他的遣词方式说明即便在他看来，这个数字也难以置信。但毫无疑问，部队的规模巨大，或者说阿提拉投入了匈人战争机器的所有资源。高卢大约同时代的诗人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这样写道：

突然，蛮族世界发动猛烈攻击，全力向北进军高卢。好战的鲁基人后面是凶猛的格皮德人，格隆人（Gelonian）也近在咫尺。勃艮第人催促着斯基利人。匈人、贝隆诺提人（Bellonotian）、纽伦恩人（Neurian）、巴斯塔奈人（Bastarnian）、图林根人、布鲁克特里人（Bructeran）和法兰克人都一同向前冲锋。

西多尼乌斯所写的是格律诗，要求这些名字的长度和重音都合适才能成行。他向我们列出一些古代部落的名称，但这些人与匈人帝国并无关系（格隆人、贝隆诺提人、纽伦恩人、巴斯塔奈人、布鲁克特里人），同阿提拉的真正臣服部落（鲁基人、格皮德人、勃艮第人、斯基利人、图林根人和法兰克人），当然还有匈人，都没有关系。但本质上，西多尼乌斯是正确的。我们从其他史料得知，大量哥特人也在队伍之列。

现存史料都没有详细记载这场战役，但我们知道事情的大概。阿提拉的大军离开匈牙利大平原，沿多瑙河上游向西北挺进，随后在科布伦茨地区横渡莱茵河，继续西进（地图13）。据一些公认的非可靠史料记载，公元451年4月7日梅斯城（Metz）沦陷。不久后，帝国的旧都特里尔也沦陷了。然后军队直入罗马高卢的中心地区。到6月时，他们已兵临奥尔良城下。这里是效力于罗马的一支人数可观的阿兰部落总部所在地。城市被重重围困。有史料显示阿提拉希望可以诱使驻守城中的阿兰国王桑吉巴努斯（Sangibanus）转投他的阵营。 根据另一段野史记载，与此同时，匈人军队的一支还打到巴黎城下，但被巴黎城的女主保圣人圣热纳维埃芙（Saint Genevieve）的神迹挡了回来。匈人的军队似乎深入罗马的高卢各地，洗劫了途经之地。

埃提乌斯仍然是西罗马的最高统帅。我们从莫罗保蒂斯的第二首赞美诗可以看出，他至少从公元443年起，就已经预感到匈人入侵西罗马的可能性。将近十年后，当入侵成为现实，他立刻展开行动。面对这一巨大的威胁，他努力组建一支联合部队，也许还有获胜的机会。公元451年初夏，他指挥意大利和高卢的罗马军队向北进军，挺入高卢，助战的还有许多同盟部落的部队，包括勃艮第人和狄奥多里克王率领的阿基坦西哥特人。6月14日，这支混编军队的逼近迫使阿提拉撤出奥尔良。当月稍后，埃提乌斯的部队在特鲁瓦（Troyes）附近，即特鲁瓦以东约150公里处，追上撤退中的匈人大军。

在一块平原上——不同史料称之为卡塔隆（Catalaunian fields）平原或者莫里亚库斯平原（ campus Mauriacus ），这一点没有确凿定论——一场宏大的战役打响了：

战场是一片一侧骤然凸起成脊的平原，双方都试图抢占制高点……匈人部队占领右侧，罗马人、西哥特人及其盟友占领左侧……匈人的战线是这样安置的：阿提拉和他最勇猛的追随者在中间……大量臣服于他的不同部落在两翼。

罗马人和西哥特人率先抵达制高点，并挫败阿提拉的每一轮进攻——我们的主要史料是这样描述的，但笔触转为华丽（尽管描述生动）：

战斗越来越激烈，混杂，可怖，无情——不似任何一场自古以来曾被记下的战斗……在低岸间流淌的小河……注入了鲜血，变成翻滚着血的激流。那些伤者干渴万分，不得不来到河边，饮用混入污血的水。

狄奥多里克战死，不知是被标枪刺死，还是摔下马后被踩踏而死，关于他死因的记录都含混不清。据主要史料记载，共有16.5万人死于这场战役。但这个数字毫无意义。结束一天的战斗后，阿提拉忧心如焚。被迫退守到用大车围成的防御圈，这是他的军队第一次遭受如此重大的打击。他最初的反应是堆起马鞍为自己举行火葬。 但他的副官说服他这场战役只是战术调整，他做出了让步。随后两军对峙，陷入僵局，直到匈人开始缓缓撤离。埃提乌斯没有穷追猛打，而是立即解散联军。这个比较容易做到，因为西哥特人迫切希望返回图卢兹理顺国王死去后的继任者问题。阿提拉准许他的军队继续撤退。匈人夹着尾巴回到匈牙利。尽管匈人进军途中所经过的罗马地区损失惨重，但阿提拉对西罗马的第一次袭击被挫败。埃提乌斯再次在危急时刻挽救了帝国。尽管资源有限，他召集的联军还是拯救了高卢。

公元451年年底至452年年初，匈王带着愤怒着手准备下一步暴行。这一次打击的目标转向了意大利。公元452年春天，他的军队突破阿尔卑斯山各山口。他们路线上的第一个绊脚石是阿奎莱亚。他们被城市的严密防守阻断下来——阿提拉甚至考虑过取消整个作战计划。他正要终止这次漫长而无果的围城行动时，看见一只鹳在城内一座瞭望塔上一只接一只地送幼鸟离巢，尽管它们还不能飞。据普里斯库斯记载，看到这一幕，“他命令部队驻留原地，说这只鸟不会离去……除非它预见灾祸即将席卷这里” 。当然，这只鹳是正确的，更别提阿提拉了。匈人熟练攻夺要塞的技能生效了，阿奎莱亚很快便落入他们手中。阿奎莱亚的失陷打通了进入意大利东北部的主要通路。

匈人大军随后沿着罗马古道，向西穿越波河平原。作为西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之一，这片地区农业发达，分布着许多繁荣的城市。现在，同巴尔干半岛的情况一样，这些城市一个接一个地落入匈人手中。他们先后占领帕多瓦（Padua）、曼图亚（Mantua）、文森蒂亚（Vicentia）、维罗纳（Verona）、布雷西亚（Brescia）和贝加莫（Bergamo）（地图13）。现在，阿提拉就在帝国长期以来的首都米兰的大门之外了。围攻耗时很长，但阿提拉再次取得胜利，帝国的又一个中心被洗劫。普里斯库斯史书的残篇中保存了这样一段小插曲：

［阿提拉］［在米兰］看到一幅画，画中罗马皇帝高坐在黄金宝座上，而斯基泰人的尸体就躺在他们的脚下。他找来一位画家，命令他画阿提拉高坐在宝座上，而罗马皇帝肩扛麻袋将黄金倒在他的脚下。

但同前一年进军高卢一样，阿提拉攻占意大利的计划并没有全盘达成。教廷史料和好莱坞（Hollywood）编剧尤其喜欢专注于一个事件。米兰失陷后，教皇利奥（Pope Leo）作为议和使团的一员，与行政长官特里吉提乌斯（Trygetius）和前执政官阿维努斯（Avienus）一同会见阿提拉，希望劝阻他不再进攻罗马城。最后，匈人返程，再度回到匈牙利。

一些人认为这次面对面外交对于教皇个人来说是种巨大的胜利。现实要乏味得多。除上帝指引的利奥之外，其他力量也在发挥作用。阿提拉的意大利之战实际上是一系列攻城战，他缺乏充分的后勤支持。匈人军队人多拥挤，在很多方面都很脆弱。编年史作者伊达提乌简明扼要地提到：“掠夺意大利、袭击众多城市的匈人受到神的惩罚，遭受着天赐的灾祸：饥荒和疾病。”米兰陷落之时，大批人染病，食物异常短缺。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有了一个新的统治者——马尔西安皇帝。他的军队连同埃提乌斯可召集的军队都没有闲着：“此外，［匈人］被马尔西安皇帝和埃提乌斯派遣的辅助部队屠戮。同时，在他们的定居地，匈人遭受天降灾祸和马尔西安军队的双重打击，被彻底制伏。” 看来，匈人的部队在意大利遭遇埃提乌斯指挥的东西罗马军队联合抗击的同时，其他东罗马的军队对多瑙河北岸发起一场突袭，直捣阿提拉的腹地。这种联合出击是致命的。和前一年的情况一样，阿提拉除了撤退，别无他法。议和或休战后，他的军队撤回欧洲中部。

如果公元451年仅仅是个战术调整，那么两年内连续两次重大失败足以严重损害这位伟大征服者的声望。事实上，同阿提拉过去十年在巴尔干半岛的冒险相比，和西罗马的这几次战役要更加难以掌控。匈人帝国并没有对手罗马帝国那样的官僚机构，尽管这些机构可能十分笨拙。据我们所知，当时只有一名罗马的秘书官和一位名叫拉斯提修斯（Rusticius）的会用希腊文和拉丁文书写的囚犯。因此，没有证据表明匈人在大型战役中拟定计划、确保诸如粮草等必需的后勤保障等方面具备与罗马相当的能力。毫无疑问，战争的集结令一发出，每名战士都需要随身携带足够的粮食。但随着战事拉长，匈人的军队必定只能就地寻找可以果腹的一切食物。因此，在远征战事中，维持军队战斗力的难度成倍增加。疲劳、食物短缺和疾病爆发的可能性随着距离的拉长同步增长。还有可能的是，部队在陌生的环境里分散开去寻找补给，再要集中作战就比较困难了。公元447年，在巴尔干半岛作战范围最广的一次战役中，阿提拉的军队为了首次大战沿哈伊莫司山北麓向西行进，穿越山脉后向南直奔君士坦丁堡，随后又将西南的克森尼索作为他们的第二目标，全程约500公里。公元451年，他的部队需要从匈牙利行军到奥尔良，战线长约1200公里。然后在公元452年从匈牙利到米兰，大约有500公里，但这次他们采取的是围攻作战，这让他们更容易感染疫病。 许多史学家指出，在跨越如此遥远的距离深入西罗马帝国的作战中，阿提拉和他的军队几乎必然要经历巨大挫折。

然而，阿提拉没有吸取教训。公元453年初，在再次发动横跨欧洲的侵袭战前夕，“上帝之鞭”最终去见上帝了。他刚刚新迎娶一任妻子（他总共有多少位妻子我们无从得知）。婚礼当晚，他饮酒过量，血管爆裂而死。第二天一早，在尸体旁发现他的新娘时，她已经吓得发不出声音。葬礼是一场悲痛和赞颂的盛宴。约达尼斯这样描述道：

他的遗体被放置在……丝绸的帐篷中，庄严肃穆……匈人部落里最优秀的骑手骑着马环绕四周……讲述他的事迹［：］“匈人的首领，阿提拉王，蒙杜克（Mundiuch）之子，最勇敢的部落之主，斯基泰和日耳曼的唯一所有者——前所未有的权力——攻城略地，让东西罗马帝国都惊恐万分。他们恳切祈求，纳岁贡以期保住其他。完成这所有丰功伟绩后……他离去了，不是因为敌人的伤害，也不是因为朋友的背叛，而是在他的国家中，平静、快乐、喜悦、毫无痛苦地离去。”

当守灵仪式结束时：

在夜幕的隐蔽之下，他们将遗体葬入土中。他们用黄金、白银和强韧的黑铁包裹他的棺椁……黑铁代表他征服的各民族，黄金和白银代表他从两个罗马帝国获得的荣耀。他们还放入战斗中缴获的敌军武器、稀罕昂贵的服饰、光彩夺目的宝石和各式各样的饰物……随后……他们杀死负责埋葬的人。

匈人和罗马

匈人帝国崛起对罗马帝国的全部影响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如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所述，在第一阶段中，罗马帝国的边境在公元376年至380年和公元405年至408年间经历两次巨大危机，迫使罗马接受尚未臣服的蛮族在其境内设立飞地。如本书第六章所述，这些飞地的存在反过来又给帝国的政体内部带来极具破坏性的离心力。第二阶段中，阿提拉上任之前，匈人从入侵者转变成欧洲中部的帝国建造者，涌向罗马境内的难民潮也停止了。匈人利用臣服部落，努力控制潜在对手。与此同时，君士坦提乌斯和埃提乌斯能够借助匈人力量，控制那些早前为躲避匈人而移民帝国境内的部落。然而，由于这些部落实际上都未被彻底消灭，第二阶段匈人给罗马帝国所带来的缓和效应并没有超过第一阶段所造成的破坏。

公元5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阿提拉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标志着匈人与罗马的关系进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影响自然相当深远。东罗马帝国的巴尔干地区遭到严重破坏，要塞接连沦陷，成千上万的人丧生。尼科波利斯－阿德－伊斯特鲁姆的遗迹生动表明，罗马政府也许能够迅速从打击中恢复，但最近四个多世纪才成长起来的说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地主阶层则未必。在公元451年的高卢战役中，尤其是在公元452年的意大利突袭中，匈人进军途经之地的不幸之人遭受巨大损失。

但如果我们置身于事外，从更广泛的角度审视罗马这个国家，阿提拉的战乱尽管破坏巨大，却没有伤及命脉。东罗马帝国主要依赖于小亚细亚到埃及这条弧形地带上富庶行省的税收，而匈人并没有触及这个地区。尽管后者攻城技术先进，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有三重陆墙防御，坚不可摧；而匈人也没有海军力量能横渡分隔巴尔干半岛和亚洲富庶行省的狭窄海峡。西罗马的情况类似。如前文所述，西罗马在阿提拉时代已经财政紧张，但匈人的战争机器受制于后勤补给能力，阿提拉无法征服西罗马。事实上，公元376年到408年间，武装移民的涌入对帝国体系所造成的间接影响要严重得多。此外，对西罗马造成真正威胁的也是阿提拉时代所带来的间接影响。因为埃提乌斯专注于对付阿提拉，他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来应对公元5世纪40年代西罗马面临的其他威胁。与公元451年和452年匈人入侵相比，这些威胁对西罗马帝国造成的损失更大。其中最严重的损失是被迫放弃夺回汪达尔人控制下的北非。

在这种情况下，遗憾的是埃提乌斯无法向伊比利亚半岛提供任何援助。公元429年汪达尔人离开时，伊比利亚才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罗马秩序，公元5世纪10年代丧失的税收也被部分收回。西班牙各行省富饶发达，虽不及北非富庶，仍然是西罗马国库的重要财源。在公元5世纪10年代，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都脱离罗马的直接掌控。除东北部的塔拉戈南西斯（Tarraconensis）仍受帝国统治外，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瓜分了半岛的其他地区。公元429年之后，仅有苏维汇人还有大量人口没有迁走，盘踞在西北部最落后的加利西亚丘陵地带。埃提乌斯和他的前任一样，乐于将他们留在那里，认为没必要浪费宝贵的兵力将其收复。 相反，他集中精力恢复秩序，确保汪达尔人和阿兰人遗弃的富庶行省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直到盖萨里克攻占迦太基。

公元438年，雷基拉（Rechila）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王位。苏维汇人在新王的带领下，趁埃提乌斯忙于解决北非问题，扩展他们的领土。公元439年，他们踏出加利西亚，夺取相邻行省卢西塔尼亚的主要城市梅里达（Merida）。公元440年，他们捕获埃提乌斯的军事指挥官和半岛代理官员森索留（Censorius）伯爵。公元441年，他们占领塞维利亚，将控制范围拓展到整个贝提卡和迦太基尼西斯。埃提乌斯正忙于在西西里集结部队，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这给了当地的自助群体巴高达可乘之机，削弱中央对塔拉戈南西斯部分地区的控制，而这个地区当时仍是帝国掌控之中的行省。和高卢的情况一样，这些起义很可能是地方势力感受到帝国的控制力度下降时，为争取自身利益而采取的行动。至少在公元449年，由巴西利乌斯（Basilius）在提拉索［Tyriasso，提拉索那（Tirasona）］领导的起义似乎倾向于让苏维汇人接管，或许是因为这是确保和平的最佳途径，就像高卢的地主们在公元5世纪10年代初期拥护西哥特王阿萨尔夫一样。

于是，在公元439年到441年间，西班牙的事态日益恶化，税收来源几近枯竭。即便与汪达尔人议和后，埃提乌斯也无能为力。大规模干预是不可能的。指挥官们接二连三被派往西班牙：公元442年是阿斯图里乌斯（Asturius），公元443年是莫罗保蒂斯本人，公元446年是维图斯（Vitus）。阿斯图里乌斯和莫罗保蒂斯专注于镇压巴高达，也许是为了保住塔拉戈南西斯。维图斯短暂任职期间则更具野心，他照搬公元5世纪10年代的策略，率领一支罗马－西哥特联军，攻入迦太基尼西斯和贝提卡。我们的主要信息源，主教兼编年史作者伊达提乌指责这支军队的“劫掠行径”，但他的态度可能受到远征结果的影响。维图斯的部队和苏维汇人交战时被击败。事实上，埃提乌斯给维图斯拼凑出的部队，借用伊达提乌的话来说就是“不算少”。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支军队有力说明收回西班牙地区的税收对埃提乌斯的重要性。然而，他显然无法调动西罗马野战军的余部来讨伐苏维汇人，因为他必须储备力量以抵御阿提拉对帝国的侵袭。这次失利巩固了苏维汇人在半岛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帝国再度失去西班牙的大部分税收。

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也在垂死挣扎。尽管霍诺留皇帝在公元410年的书信中“敦促［不列颠人］做好自我防卫”（参见本书第五章），帝国并没有要求直接统辖不列颠，但不列颠行省的一些地区仍保留罗马的生活方式，不列颠的罗马人和欧洲大陆的罗马人之间非正式接触也十分密切。公元429年和5世纪40年代初，欧塞尔的格曼努斯主教（Bishop Germanus of Auxerre）前往岛上，帮助当地的基督徒抵制伯拉纠（Pelagian）异端的影响。 但异端并不是这最后一代不列颠罗马人需要面对的唯一问题：从爱尔兰（苏格兰人）和苏格兰（皮克特人）来的侵袭者困扰着这一地区的西部和北部边境，还有横渡北海而来的撒克逊人也利用罗马不列颠的孤立情况，肆意掠夺岛上的财富。至少自公元3世纪以来，后者就一直困扰着不列颠。他们的入侵促使不列颠在东部和南部沿岸建立大量的防御工事。其中一些防御工事今天仍然矗立在原地，例如波切斯特（Portchester）和卡利恩（Caerleon）。是谁在动荡的罗马不列颠行使着权力，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列颠的城市仍持续运作大约一代人时间，至少仍带来一定程度的税收。

公元6世纪不列颠的僧侣吉尔达斯（Gildas）在他名为《不列颠毁灭记》（ On the Ruin of Britain ）的书中写到，权力最终落入一个不知名的暴君手中，比德（Bede）称呼他为沃蒂根（Vortigern）。他和“议会”（可能是来自剩下的市议会成员）决定，启用撒克逊雇佣军来应对罗马不列颠所面临的巨大威胁和频繁侵袭等诸多问题。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吉尔达斯只讲述了一个梗概，他主要在写那个时代的道德故事，但目前来说，这段史料十分可信：

［撒克逊人］……要求获取给养，谎称自己作为士兵已经准备好替他们卓越的雇主承受巨大危险。获得给养后，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堵上了狗嘴”。后来，他们又抱怨每月的津贴不足……并赌咒若无法得到更慷慨的报酬，他们将撕毁协议，劫掠全岛。他们毫不迟疑，将威胁付诸行动。

结果：

所有主要城镇向敌人反复猛击的攻城槌低下了头。所有居民——教会领袖、牧师等——也低下了头，剑光和火焰遍布四周……广场的中央，高墙和塔楼的基石被掀翻，神圣的祭坛，布满结了紫色血痂的尸体残肢，看上去好像是在可怕的压榨机里搅拌过。

吉尔达斯没有记录暴乱的日期——实际上他没有明确的记录任何一个日期。但在两本成书于高卢的编年史中收录了有关海峡两岸继续往来的记录。这种往来关系在《圣格曼努斯生平记》（ Life of St. Germanus ）中也有体现。该记录指出，在公元440年前后，罗马不列颠的事态变得十分艰难。面对不断恶化的局势，不列颠的罗马人正式写信给埃提乌斯，发出最后请愿，希望重回帝国的羽翼之下。这封信的日期仍有争议，但吉尔达斯提到埃提乌斯“三度出任执政官”。埃提乌斯第三次成为执政官是在公元446年。所以如果吉尔达斯的描述是准确的，这封请愿信抵达时，埃提乌斯正在急切地巡视多瑙河地区，寻找正在酝酿中的匈人骚乱的先兆。然而，即便吉尔达斯是错的，事情大体上也仍然成立。埃提乌斯面对各地太多的威胁，无暇回应罗马不列颠最后绝望的呼唤。

景况暗淡。截至公元452年，西罗马帝国已经丧失大部分的疆域（地图14）：不列颠全境、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北非最富饶的行省、割让给西哥特人的高卢西南部，以及割让给勃艮第人的高卢东南部。此外，余下的很多地方在过去的十来年中也经历了严重的战事，来自这些地区的税收肯定也会大幅缩减。 资金缩水已经成为普遍问题。在这个资金缩水的过程中，匈人最初驱使大量武装流民跨越边界间接带来的恶劣影响，远大于阿提拉直接造成的破坏。 kIv1+EkgwDSEbIExojh1dBf21id0PvcB9DNdAf+jbKpcRW75tTkBWeUAxiG7BP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