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罗马人

公元前54年初冬：比利时东部，11月，一个典型的湿冷阴沉天。在现在的通厄伦（Tongres）邻近比利时、荷兰和德国三国交界处，一场作战会议正在罗马军营中进行。一整个军团——理论上，由10个大队组成，每个大队有500人——再加上额外的5个大队，在莱茵河以西厄勃隆尼斯人（Eburones，一支日耳曼语族的小部落）的领地上扎营过冬。每次战期结束时，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通常会将军团分散驻扎在防守严密的营地上。军团士兵根据标准模式自行建设营地：营地周围有壕沟、护堤、壁垒和防御塔，营地内是营房。壁垒的长度可用公式推算：安营在此的大队数量的平方根乘以200。附近已臣服的部落负责为军队提供过冬的粮草，直到来年供驮畜食用的新草长出，新的战期开始。

起先，一切进展顺利。厄勃隆尼斯人的两名首领安毕欧瑞克（Ambiorix）和年迈的卡图弗留斯（Catuvoleus）将罗马军队带到他们的扎营地点。要塞如期建好后，厄勃隆尼斯人送来了第一批粮草。但是大约三周后，情况发生了转变。受到其他地区叛乱的鼓动和特雷维里人［Treveri，一支来自摩泽尔（Moselle）河谷一带的部落］的首领英度鞠马勒斯（Indutiomarus）的唆使，一队厄勃隆尼斯人突袭并消灭了一支罗马粮秣队。他们随后冲向营地的壁垒，但很快在一阵矢石的袭击下撤退了。罗马军营里的气氛顿时变得不安起来，很快这种不安加剧。安毕欧瑞克和卡图弗留斯派人前来和谈，声称这次突袭只是一部分鲁莽之人所为。安毕欧瑞克还将自己描绘成罗马的忠实盟友。他说一场大反叛正在酝酿之中，大批日耳曼雇佣兵将从莱茵河东岸渡河抵达高卢。他指出，他不会指手画脚，告诉罗马指挥官该如何行事，但是如果他们想集中兵力抵御进攻的话，他会保障罗马军队安全通过自己的领地，到达东南部或西南部50英里（约80公里）外的罗马营地。

安毕欧瑞克做梦也没有想到事情的进展会如此顺利。罗马军队的指挥官是两名副将，昆图斯·提图里乌斯·萨比努斯（Quintus Titurius Sabinus）和卢修斯·奥卢库勒乌斯·科塔（Lucius Aurunculeius Cotta）。他们在作战会议上唇枪舌剑，迟迟不能达成一致。科塔和他部下的一些高级军官决意留守。他们军粮充足，营地防御坚固；恺撒得知叛乱的消息后会立刻增派援军——而且高卢人素以速度见长（有如谣言散播的速度一般快）。然而萨比努斯却认为，如果恺撒没有出发前往意大利的话，当地部落是不敢反叛的。天知道叛乱的消息什么时候才能传到恺撒那里，而且分散在各自冬营地的军团面临着被个个歼灭的危险。因此，对于萨比努斯来说，必须接受这个安全通过领地的提议，丝毫容不得耽搁。影响他决策的另一个因素是驻扎在此的是恺撒上一年春天才招募的新军团，最没有作战经验，在上个战期的主要战役中仅是充当辎重兵。会议仍在进行着，大家情绪激动，语调提高，萨比努斯故意向士兵透露能很快解除他们危机的方案并没有被采纳。大约午夜时分，科塔做出让步。将官战线的统一对于维持士气来说至关重要。士兵们匆忙准备撤退，在黎明出发，离开营地。罗马军队以为安毕欧瑞克是以朋友的身份来提出建议的，所以离开时采用了行军队形而非战斗队形，队伍拉得很长，几乎装载了所有的沉重物资。

离开营地2英里（约3公里）后，道路经过一片密林进入深谷。先行部队还没有走出山谷，部队主体排成一列仍在山谷中行进。就在这时，罗网张开了。厄勃隆尼斯人出现在山谷两侧，用矢石袭击下面的罗马军队。战斗持续很长时间，最后厄勃隆尼斯人完胜。到第二天清晨，只有少数趁乱潜藏的士兵得以逃生。数周前还在建设营地的7000余名官兵绝大部分已战死。这一连串事件残暴严酷，其出人意料之处令人咋舌。谁能料到素以“我来，我见，我征服”（ veni vidi vici ）豪言著称的恺撒的军队会有如此下场。

然而，这次行动也有其可圈可点之处。虽然这个军团被歼灭，但是战斗的细节则生动地展示了军团士兵惊人的战斗力，而这正是罗马帝国的建国根基。伏击刚一开始，萨比努斯就变得失魂落魄——对于一个意识到自己已经将士兵引入死亡陷阱的指挥官来说，这是可以想见的。科塔的表现要出色一些。他自始至终觉得事情蹊跷，尽可能小心行事。矢石袭击刚一开始，他和部下的军官们立即让拉长的队伍抛弃辎重，组成方阵。这样一来，虽然战略位置十分不利，至少命令得以传达，各支部队形成一个整体。安毕欧瑞克占据制高点，地形有利，而且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厄勃隆尼斯人避免与罗马士兵短兵相接，只是从上面不断发射标枪、箭和石弹。罗马军队的伤亡人数迅速攀升。每当一个大队试图应对敌军，组织向左或向右突袭时，他们便会暴露于来自后方的弹雨之中。罗马军队深陷围困，力量渐渐衰退，但仍坚持作战长达8小时之久。此时，萨比努斯想要与安毕欧瑞克和谈，科塔虽然被石弹击中面部，却愤怒地提出罗马人是不会和敌军商谈妥协条款的。萨比努斯在和谈时被害，预示着厄勃隆尼斯人准备猛攻谷底，杀戮罗马官兵。很多士兵和科塔一起奋战，牺牲在谷底，但是仍有士兵守住阵形，退到2英里（约3公里）外的营地。残存的士兵在营地抵御厄勃隆尼斯人，一直奋战到傍晚，最后在相互帮助下集体自杀，直至最后一人。如果连这支辎重部队都能在绝境下战斗一整天，宁可集体自杀也不投降，那么罗马的敌人算是遇上大麻烦了。

罗马帝国的兴起

如果说罗马皇权的根基在于其军团的军事力量，那么军团那令人惊叹的战斗精神的基础则是他们所受的训练。同古今所有精锐部队一样，罗马军队纪律严明。教官无须担心人权法庭，可以随意鞭打违抗命令的士兵——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将其鞭打至死。如果整个大队违抗命令，将受到“什一抽杀法”的惩罚：每十个人中将会有一个人在队友面前被鞭笞至死。但是不能仅凭恐惧来打造士气，集体的凝聚力还需要依靠积极手段来促成。新招募的士兵以八人为一组组成一个小队—— contubernium （按字面意思理解是一群共享一顶帐篷的人），一同训练，一同作战，一同娱乐。他们只招募年轻士兵——军队都偏好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年轻男子。军团士兵也禁止有固定的性伴侣——妻室儿女会让他们作战犹豫不决。基础训练非常严酷。士兵必须学会背负至少25公斤重的盔甲和装备，在5小时内行军36公里。整个过程中，士兵被告知他们出类拔萃，他们的战友卓越无比，他们所属的部队精练勇锐，就像海军陆战队一样，只是更加残酷。

这样训练的结果是造就了一批超级健壮的年轻男子。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被残酷对待，因而也变得无比残酷；虽然不许有强烈的情感纽带，但他们彼此感情深厚，并且对他们所属的军团深感自豪。这一点在向军团军旗——鹰旗——宣誓的虔诚誓言里有所体现。训练成功通过时，士兵以性命和荣誉起誓，追随鹰旗，绝不弃逃，直至战死。士兵们誓死不让军旗落入敌人之手。科塔的军团旗手卢修斯·彼特洛希狄乌斯（Lucius Petrosidius）在自己被击倒时宁可将鹰旗投向通厄伦的壁垒内，也不愿让敌人夺走它。军团荣誉和士兵的团结一致成为士兵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维持着他们那无可匹敌的斗志和服从命令的意愿。

除了这项身心训练之外，罗马军团还有一流的实战技能训练。就当时的标准而言，罗马士兵装备精良，但并不具备秘密兵器。他们的装备大多效仿周边部落，例如方盾（scutum）——罗马士兵使用的独具特色的大盾牌——就借鉴了凯尔特人（Celts）的盾牌。但是他们接受了严格训练，能使这些装备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教官逐个教导他们如何抵挡狂舞的敌剑。他们可以用方盾来挡剑，用短剑（gladius）——罗马士兵特有的剑——猛地刺向敌人挥剑时暴露的一侧身体。除兵器训练外，军团士兵还配有防护盔甲，使他们在短兵相接时占据优势。

因此，在历次高卢战役中，恺撒的军队能够以少胜多。安毕欧瑞克正是针对这一点采纳了良策：先用矢石攻击长达8小时，使罗马军队兵力大减，然后再命令厄勃隆尼斯人冲入谷底。从更大层面上来看，罗马军团通过训练，以分队为单位作战，听从军号传达的指令，即便是在混战中也依然能保持凝聚力。因而，只要时机成熟，一个称职的罗马指挥官就能充分发挥兵力，如果有必要，还能井然有序地撤退。只要纪律严明，集中的兵力比人数众多的凶猛散兵游勇更具优势。而正是因为深陷谷底，在战略上完全处于劣势，才使得科塔没能带领他的士兵成功突围。在另一次战斗中，被困的罗马士兵仅仅有300人，他们在更为平坦的地面上抵御6000名敌军好几个小时，只有少数人员受伤。

罗马军团还有其他技能。学习建造和快速建造是训练的一项标准内容。修筑道路、筑防和建造攻城装备只是训练任务中的几项而已。恺撒曾花费仅仅10天时间就在莱茵河上架设了浮桥，而且罗马人只用小队士兵常驻壁垒，就能控制住大片领土。11月那天的战役里，科塔留守营地的提议原本是可行的。三年前，为了拿下圣伯纳德山口（St. Bernard Pass），恺撒派遣一支由8个大队组成的罗马军队到罗讷河（Rhône）河源所处的阿尔卑斯（Alpine）山谷［在日内瓦湖（Lake Geneva）以北］越冬。面对在兵力上占优势的敌军，罗马军队利用自己的防御工事和战术理念大败袭击者，在随后的撤退中没有受到任何扰袭。

军团的建筑技能还被有效地应用到进攻性的包围战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征服阿莱西亚（Alesia）的战役。阿莱西亚是伟大的高卢首领维钦托利（Vercingetorix）建在山上的要塞和指挥部。恺撒的军团在长达14英里（约22.5公里）的圆形营地周围挖出三圈壕沟——一条深宽各20英尺（约6米），另两条深宽各15英尺（约4.6米）——沟前设有各种陷阱，还辅以标准的斜坡和12英尺（约3.7米）高的木栅栏，上设雉堞，每隔80英尺（约24.4米）设一座瞭望塔。高卢援兵前来攻击时，他们又在围墙外侧加筑类似的封锁线。因此，凭借防御工事，罗马士兵始终保有战术优势，有足够的时间让后备兵力赶往敌方的进攻点，从而击退在兵力上占优势的敌人从内外发动的进攻。在乌克萨洛登纳姆（Uxellodunum）围攻那看似坚不可摧的高卢要塞时，恺撒在一座巨大的斜坡上建造了十层高的瞭望塔，并开挖地道，截断城内防守人员去山泉（他们的唯一水源）取水的通道，从而迫使他们投降。

如果说罗马军团在战斗中就是一台职业杀人机器，那么他们还远不止如此。他们的建筑能力能将军事胜利很快转化为对当地的长期统治：这是帝国得以缔造的战略利器。

恺撒在高卢地区进行的一系列战役处于罗马走向帝制过程的较晚阶段。建国之初，罗马只是众多城邦中的一个，先是为生存而战，接着又为夺取意大利中部和南部霸权而战。正如罗马城的起源一样，罗马早期许多局部战争的细节不得而知。然而，自公元前6世纪晚期开始，便有了关于这些战争的记载。战争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世纪初罗马确立对其周边地区的统治——公元前283年，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s）投降；公元前275年，罗马征服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作为当地角逐的胜出者，罗马成长为可以与西地中海另一大国迦太基（Carthage）抗衡的地方势力。第一次布匿战争（Punic）从公元前264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41年，以罗马人在西西里（Sicily）建立第一个行省结束。在第二次（公元前218—前202年）和第三次（公元前149—前146年）布匿战争中，迦太基被彻底击败。战争的胜利确立了罗马在西地中海毋庸置疑的霸主地位，并将北非（North Africa）和西班牙（Spain）纳入其现有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罗马的势力开始向更多的地方扩张。公元前167年，罗马征服马其顿（Macedonia），并且自公元前2世纪40年代起，在希腊确立直接统治，预示着罗马将在富庶的地中海东部腹地确立霸权。到公元前100年前后，西里西亚（Cilicia）、弗里吉亚（Phrygia）、吕底亚（Lydia）、卡里亚（Caria）等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些行省落入罗马之手。之后，其他行省也纷纷被征服。公元前64年，庞培（Pompey）吞并塞琉古王朝（Seleucid）的叙利亚（Syria）。公元前30年，屋大维（Octavian）征服埃及，至此罗马在环地中海地区的统治地位完全确立。

一直以来地中海及沿海地区都是罗马称霸的重心，但是要想拿下这些地区，必须先将军团推进到欧洲的阿尔卑斯山（Alps）北部、地中海以外的地区。在意大利北部打败凯尔特人、确立统治后不久，罗马于公元前2世纪20年代在纳尔榜南西斯高卢（Gallia Narbonensis，主要位于法国地中海沿岸）设立行省。罗马需要这片新领土来保卫意大利北部，因为从构造上来说，山脉——即便是很高的山脉——本身并不是边界，这一点已被汉尼拔（Hannibal）证实。从共和晚期到帝国初期，即大约在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间，统治者出于为自己博取荣耀的目的，继续向外扩张。至此，征服海外成为罗马公认的权术，因而征战延伸到既无利可图又不具备战略地位的地区。公元前58—前50年，因为尤里乌斯·恺撒，整个高卢地区被纳入罗马的统治。在恺撒的甥孙兼养子、指定继承人屋大维（著名的奥古斯都，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的统领下，罗马又征服了更多的领地。到公元前15年，罗马军团已经踏入多瑙河的上游和中游地区——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巴伐利亚（Bavaria）、奥地利（Austria）和匈牙利（Hungary）。这一带的一些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罗马的藩属国，但现在被变成行省，处于罗马的直接统治之下。到公元前9年，多瑙河以南一带被吞并，通往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口沿线的弧形地带也被纳入帝国的版图。此后约30年间，罗马在欧洲的北部边界就在易北河（River Elbe）以南变动，后来因难以拿下德国的黑森林地区而不得不放弃征服莱茵河以东地区。公元43年，在克劳狄乌斯（Claudius）皇帝的率领下，罗马军团开始征战不列颠。约三年后，色雷斯（Thracian）王国（现在的保加利亚及周边地区）正式被罗马帝国吞并，成为罗马的行省。罗马最终得以以两条主要河流——莱茵河和多瑙河——确立北部边界。在之后的帝国统治期间，这个边界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变动。

由此，几个世纪的征战造就了罗马的军事体系和领土扩张。然而，仅凭军事力量还不足以建造一个帝国。罗马在其称霸的整个过程中还结合定向外交，必要时也会毫不留情。有几次，恺撒对待高卢战俘非常仁慈，如果他认为会对罗马有利，便将他们遣返。同样，他也小心谨慎，避免对臣服的高卢部落提出过分要求，只是向他们征集辅助部队和粮草。他还很乐意调配军团，保护新盟国免受第三方侵略。鉴于恺撒的这种温和姿态，许多高卢部落很快就认识到合作比对峙可能对自己更有利。罗马长久以来都在采用这种策略。因此，军事胜利与外交手段有效结合，共同缔造了罗马帝国。例如公元前133年，帕加马（Pergamum）王国（希腊化时期的富庶古国，位于现在的土耳其西北部）最后一位独立国王阿塔罗斯三世（Attalus III）在遗嘱中将王国赠予罗马。

然而，安抚外交所获得的成功仅此而已。因为，它只在个别情况下才会被采用，而多数时候还是采取把控良好但又冷酷无情的残暴行为。罗马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最终击败迦太基后，罗马元老院（Roman Senate）颁布法令，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从地图上抹去，还象征性地在遗址上撒盐，使其将来不能用于耕种。在更东边的地区，罗马的最大劲敌是本都（Pontus）王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Mithradates VI），他曾一度统治现在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和黑海北岸。米特拉达梯六世被称为“亚洲的晚祷”（Asian Vespers）暴行的罪魁祸首。在他的领地上，数千名罗马公民和意大利人被处死。双方的对抗持续很长时间。但是三次独立的战争——米特拉达梯战争——见证了这位一代枭雄的陨落。他最终在公元前63年逃往位于克里米亚（Crimea）的最后壁垒。米特拉达梯六世决定自杀，但是由于多年的预防行为使得他对毒药产生抗药性，不得不命令一名侍从将自己刺死。

恺撒对待高卢问题也同样心狠手辣。挑起事端的敌对部落首领都被鞭笞至死——公元前53年战期结束时，高卢塞农人（Gallic Senones）的族长兼辅助部队首领亚克（Acco）便被处以这种刑罚。罗马军团到达后仍未投降的敌对部落则整个被卖为奴，甚至有时干脆就被屠杀掉。公元前52年，为报复一次针对大批罗马商人及其家人的屠杀事件，恺撒向阿凡历古姆（Avaricum）山顶的要塞发动进攻。阿凡历古姆的防御维持了一段时间。防卫最终被攻破，罗马军团在城中烧杀抢掠。据称城中总共有4万名男女老少，只有800人幸免于难。一如既往，我们无法知道恺撒在多大程度上夸大了这些数据，但毋庸置疑的是罗马人用残暴震慑了对手。

而且，他们对仇敌绝不宽恕，也永不忘记。在为科塔及其部下复仇时，罗马军团也同样残酷无情。后来，特雷维里的英度鞠马勒斯被发现率领过几次围攻行动，于是恺撒专门调派一支骑兵，对他进行突击，将他击败。至于厄勃隆尼斯人，罗马在下一个战期持续进攻他们的领地，迫使他们四散逃窜。恺撒并没有浪费兵力将他们赶出森林，而是大度地邀请周边部落一起掳掠。所有村庄都被烧毁，许多厄勃隆尼斯人在不计其数的冲突中被杀。很快，厄勃隆尼斯人的首领卡图弗留斯（Catuvoleus）忍无可忍了。据恺撒记载：“看到自己无法忍受战争和逃亡，［他］以众神的名义诅咒安毕欧瑞克不该提出这样的计策，然后就在一棵紫杉上自缢而亡。”即便他不把自己吊死，也多半会有人代劳。至于安毕欧瑞克，他逃亡了几年，最终的下场在恺撒的《高卢战记》（ Gallic War ）中并没有记载。他最后一次出场是在公元前51年。一支罗马军队再次在厄勃隆尼斯人的领地上烧杀掠夺，旨在激起他们对首领安毕欧瑞克的仇恨，好让他们自己去对付他。

这种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并非天才的做法，但这原本也用不着什么天才。在欧亚大陆西部历史上的这一时刻，软硬兼施的政策再加上罗马军团的力量，足以建造一个帝国。

就这样，罗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西起英格兰（England）和苏格兰（Scotland）的边界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东至底格里斯河（River Tigris）和幼发拉底河（River Euphrates）流经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东西相距约4000公里；北起莱茵河河口的罗马军事基地，南至北非阿特拉斯山（Atlas Mountains）的哨岗，南北相距相对只有2000公里。罗马帝国的统治历时长久。抛开在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n）的短暂统治（仅持续了150年）不算，自奥古斯都时代至公元5世纪，罗马统治这整片疆域长达450年之久。对于这么久远的事件来说，我们可能会没有什么时间概念。我们有必要停下来试想一下，从现在往回追溯450年便是1555年。在英国，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还没有继位；从更大范围来看，欧洲正处于宗教改革运动的水深火热之中。换言之，罗马帝国的统治旷日持久。从疆域的辽阔和统治的长久这两方面来看，罗马军团的军事力量在地球的这个角落创造了一个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当然，正是这种成功使得对其衰亡的研究更具吸引力。

帝国的长治久安使我们想到另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停下来想一想，我们立刻会意识到，在这么多个世纪里，帝国显然不会一成不变。自伊丽莎白一世起到现在，英格兰基本上一直都是一个王国，但已经面目全非了。罗马帝国也不例外。400多年的历史将公元4世纪的后期罗马帝国变成一头尤里乌斯·恺撒都无法识别的动物。传统上认为这两个因素相互关联，由此产生一派观点，主张在帝制的几个世纪里，帝国所经历的重大变化是导致其最终瓦解的根源。不同的史学家选择强调的变化各不相同。众所周知，对爱德华·吉本而言，基督教在帝国的推广是个关键时期。其和平理念削弱了罗马军队的斗志，带有迷信色彩的宗教观念侵蚀了古典文化的理性。20世纪则明显倾向于强调经济因素。例如，A. H. M.琼斯（A. H. M. Jones）在1964年提出主张，认为到公元4世纪，帝国的赋税严苛，农民的产出所剩无几，已无法保障家人的生计。

毫无疑问，要想就罗马的衰亡做出合理的评价，我们有必要了解导致帝国后期不同于以往的内部变化。有观点认为，到公元4世纪，罗马自身的内部变化已大大削弱帝国的实力，令其摇摇欲坠；到公元5世纪，帝国不负重荷，最终瓦解。而本书将论证该观点已难以为继。公元5世纪的瓦解应该另有其因。要确立这个基本出发点，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罗马帝国后期的运作机制和造就它的一些变化。首先要探讨的就是罗马本身。

“人类的佼佼者”

一如恺撒时代的罗马，公元4世纪时的罗马依然是一个庞大的帝都。和现在一样，游客慕名而来，瞻仰名胜：广场、罗马竞技场、元老院、皇家宫殿和私人宅邸。罗马统治者在此竖立了纪念他们荣耀的纪念碑，例如为庆祝公元2世纪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对外征战胜利而雕刻的马可·奥勒留纪念柱，以及之后在公元4世纪10年代为纪念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平定内乱而立的君士坦丁凯旋门。罗马的人口数量也同样无愧于其帝都的地位，这是由从帝国其他地区流入的税收支撑起来的。公元4世纪时，罗马约有100万人口，而其他城市中只有个别人口超过10万，多数城市人口不到1万。要养活这么多人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尤其是还有大批人有资格享受战争补助，即每天免费享受配给罗马的面包、橄榄油和葡萄酒。罗马两大港口的遗址——奥斯提亚（Ostia）和提布尔（Tibur）——直观地反映了由此产生的给养问题。一批码头不足以提供足够的粮食吞吐量，他们便建造了第二批码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迦太基（罗马北非行省的首府）挖掘工作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大规模的港口设施在这里开挖建造，用来往船上装载运往帝国心脏的粮食。

在各种意义上，位于城中心的元老院都是罗马的心脏、政治中心，恺撒的大多数支持者与反对者一同成就了恺撒。在恺撒时代，元老院约有900名元老。他们都是富有的地主、卸任的地方行政长官，或是罗马显贵的密友。这些贵族世家主宰了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 公元4世纪的元老院里很少有人是这些古老家族的直系后裔。原因很简单。一夫一妻制婚姻中，连续三代以上产生男性子嗣的几率并不高。在自然条件下，约20％的一夫一妻制关系完全不会产生后代，还有20％的只产生女性后代。虽然也有例外［最广为人知的是中世纪法国的卡佩（Capetian）家族，在600多年里一直产生男性直系后裔］，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公元4世纪元老院的元老都不是尤里乌斯·恺撒时代元老的男系直系后裔。多数是这些旧显贵的旁系后裔——当然，有些元老是这样声称的，并且他们财富的构成也表明了这一点。

在帝国后期的元老中，通过其作品最为我们熟知的是一位名叫昆图斯·奥勒留·叙马库斯（Quintus Aurelius Symmachus）的元老。他成年后正好经历了公元4世纪的后半期。其作品由7篇演说和900来封书信组成，写于公元364年至402年间。叙马库斯对这些作品进行了部分修订，死后由他儿子出版。在中世纪时，作为拉丁文风的典范，他的作品被僧侣广泛抄写。其中的演说部分自有其值得关注的地方，我在本章中会再次提及。但这些书信，仅是通信者的数量和对生活在罗马帝国后期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各方面的阐述就颇具吸引力。叙马库斯非常富有，在贵族阶层中极具代表性。他投资的地产遍布于意大利中部和南部、西西里和北非；他的同侪还在西班牙和高卢南部持有地产。 在西西里和北非投资地产体现了罗马旧显贵在对迦太基的布匿战争中的获益，以及随后几个世纪里财富通过继承和姻亲关系在其后裔中不断倒手。在历任皇帝的统治下都会有“新人”通过与旧显贵联姻而晋升。但是，几个世纪以来，元老院依然是皇权社会的至高点，罗马梦想者始终如一为之努力的卓越典范。因此，即便是几个世纪之后，元老们的土地财富在地理上的分布仍能体现罗马最初崛起时的状况。

叙马库斯及其同侪都强烈地意识到他们自身和元老院所肩负的沉重历史包袱。他们在信中也明确表达了这一点。叙马库斯在信中称罗马元老院为“人类的佼佼者”（pars melior humani generis）。 他不仅仅是指自己和同侪比其他人都富有，而是指他们在道德层面上也更加优秀：品德更高尚。在过去，人们经常声称自己更富有，是因为自己的品行高尚。只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财富本身的崇拜盛行于世，人们似乎不再需要为特权阶层的私有财产辩解了。这些书信使我们对生活在罗马的罗马人为自己财富辩解时所表现出的个人优越感有了独特的认识。这900封信中约有四分之一是叙马库斯写的推荐信，向地位更显赫的朋友介绍年轻同僚。信中到处提及这样或那样的美德，“正直”、“公正”、“诚实”和“清廉”这类词语频繁出现。这些并不是随意列举的品质，对于叙马库斯及其同侪而言，他们的财产和特定教育直接关联。

这种教育体系的基石是在文法学家（语言和文学阐释专家）的指导下认真研读少量文学作品。学习者大约从8岁开始，要花至少7年时间，只专心学习4位作家的作品：维吉尔（Vergil）、西塞罗（Cicero）、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和泰伦斯（Terence）。之后他们还要跟随雄辩家学习更多的范本，但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逐行阅读范本，认真识别并讨论语言的每一处转折。在学校，一个典型的练习是让学生以选定作者的风格表述一些日常事件（如“用维吉尔的口吻讲述马车竞赛：开始”）。基本上，这些范本被看作包含“正确的”语言规范，孩子们要学习正确的语言——具体词汇和运用词汇的复杂语法。这样做的结果是受教育阶层的拉丁语患上了一种文化顽疾，阻碍或者至少大大减缓了正常的语言变化过程。它的另一结果是瞬间认同。只要一个罗马精英张口说话，便立刻能判断出他学过“正确的”拉丁语。这就好比现代教育系统注重学习莎士比亚（Shakespearean）的作品，凭借人们讲莎士比亚式英语的能力来识别是否受过教育。到公元4世纪，精英阶层的拉丁语与通俗语言已经迥然不同。这一点从在庞贝城（Pompeii）发掘的涂鸦——公元79年火山爆发时被掩埋——可以看出。这些涂鸦显示，作为日常用语的拉丁语已经衍化成为语法结构更简单的罗曼语言（Romance）。

但是会说“正确的”拉丁语只是故事的一面。叙马库斯及其同僚声称，除了学习这些范本的语言之外，他们还掌握了其内容，培养了别人难以企及的能力。他们认为拉丁语的语法是形成精确逻辑思维的工具。如果没有掌握语气和时态，就不能精确表达意思，或准确描述事物之间的确切关系。 换言之，语法是规范逻辑的入门。他们还将这些范本视为长期积累下来的人类道德行为的数据库——既有善行也有恶行。加以引导，人们可以从中学会有所为，有所不为。简单来说，人们可以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下场中吸取教训：不在席间醉酒，不朝挚友投掷标枪。人们还可以学到一些更微妙的东西，诸如骄傲、隐忍和爱等人类情感、能力及其产生的影响，这些都有个人的行为和命运为证。就更深层面而言，叙马库斯及其同侪还重申了源自希腊古典时期的教育哲学，主张只有通过仔细思考对人类各种行为的广泛记载，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理性和感性认识，从而达到最高境界。真爱、真恨、真怜悯和真钦佩并不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与生俱来的情感；启蒙和真正的人性需要经过拉丁语课堂来打造、改进。叙马库斯在描述帕拉迪乌斯（Palladius）时说道：“［他的］雄辩技巧娴熟，想象力丰富，思想深邃，风格出色，打动了罗马听众。我对他的评价是：他在人品和演说才能上都堪称典范。” 在叙马库斯之辈看来，受过教育的罗马人不仅能讲一门更优等的语言，而且还能用这门语言讨论超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理解范围的事情。

以上这些对于现代人来说大多比较乏味。虽然罗马的文法学家也会利用经典作品提出历史、地理、科学等方面的问题，但是课程范围太过局限。对语言的关注也使拉丁文成为一种过于正式的媒介。就像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抱怨格莱斯顿（Gladstone）一样，叙马库斯在信里经常会像在公开场合一样讲话：“这样就不会有人指责我，说是我中断了我们之间的通信。与其长时间地消极等待您的回复，倒不如赶紧履行我的义务。” 这是他的作品集里第一封信的开场白，于公元375年写给他的父亲。在公元4世纪，父子间的这种拘礼并不少见。事实上，对于古典时期的人而言，这种精英式教育的成果首先体现在演说的艺术上。叙马库斯如愿以偿，在他那个时代被称为“演说家”，还常常把自己的演说稿发送给朋友。

后期罗马人并不都像叙马库斯那样关注教育，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教育不仅能使人分辨美德，还提供了说服他人接受自己（正确）观点的必要工具。换句话说，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备领导他人的能力。

不难想见，拥有这种梦寐以求的巨大优势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各样的责任。一旦具备领导能力，他们就必须领导他人。其形式不一，或参与立法，或身居要职，树立正直的典范，或不必那么正式，只是给公众树立得体行为的榜样。古代罗马上流社会认为，一个人只有能够控制住自己才能尝试去控制他人。受过教育的人还应为他们所处的文学传统尽义务。研读古典作品（有时有新的版本和注释）是一项毕生的责任。叙马库斯及其同侪很乐意继续履行这项责任。他在信中提到自己关于普林尼（Pliny）《博物志》（ Natural History ）的研究，还提到挚友维提乌斯·阿戈里乌斯·普雷泰克塔图斯（Vettius Agorius Praetextatus）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哲学的专家。中世纪时期的僧侣遵循古典作品的誊写传统，在几个世纪里反复抄写，保留了许多罗马显贵写在空白处的评语。

受过教育的精英必须和同侪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叙马库斯的书信在很多方面都让人十分恼火。他生活在一个令人关注的时代，认识各色各样的人，并且和他们通信。但他在信里很少谈论时事。因此愤怒的史学家们通常认为这些书信毫无价值：“从没见过有人写了这么多内容却什么都没说。” 事实上，叙马库斯是有观点的，而且观点鲜明。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这些信的主要历史意义并不在于它们就具体事件说了或者没说什么，而是在于它们的规模和所传达的罗马后期的精英价值观。它们传递的信息是，罗马精英共享同一种鲜明而优越的文化，无论如何都应保持一致。它们还传达了写信人和收信人都属于同一阵营的观念——借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独特说法，双方都是“自己人”。通信时还要遵循明确的礼仪。首次给对方写信相当于第一次亲自拜访对方；没有恰当的理由就中断通信的话，会引起对方的怀疑和厌恶；通信建立后，普遍认可的不回信的理由包括自己或家人生病，或公务繁忙；如果有人要离开罗马，他需要先写信提及，然后和他通信的人才能回信，这一点倒是很奇怪。关系一旦建立，便能发挥各种作用——叙马库斯的200多封推荐信便是个有力证明。但最重要的还是关系本身。

罗马帝国的这种状况及其文化预设对于尤里乌斯·恺撒来说并不陌生。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希腊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提出深奥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正是通过与希腊的接触，叙马库斯所接受的主要教育思想才得以融入罗马文化。在恺撒时代，这种教育思想的主体已经传入罗马。恺撒本人便是一位文学家和演说家。这些才能在他所处的社会受到高度重视。与恺撒处于同一时代的西塞罗是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公元4世纪叙马库斯之辈满腔热情地研读的4位经典作家之一。可以想见，这些有限的材料经过400年的进一步研读后，不同类型拉丁文学的写作规则已经变得比恺撒时代的要复杂得多。但基本理念始终没有改变。两个时代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有一个因接受稀缺教育、命中注定要领导人类而区别于其他人的精英阶层。

如果恺撒生活在公元4世纪，大概多少也会意识到普通民众的存在。这时候，普通人仍占罗马人口的大多数。虽然叙马库斯只是在信中的题外话里提到他们，但是我们仍能瞥见此时的罗马依然有对 panem et circenses ——“面包和马戏”——的基本需求，以取悦民众，防止社会动荡。在叙马库斯的时代，有一次从北非运来的粮食没能顺利抵达，没有地产的平民便发怒了。同样，在他父亲那个时代，葡萄酒供应短缺，平民也曾因合理原因发动过暴乱。罗马人曾利用葡萄酒制作水下混凝土。老叙马库斯负责监工一项使用水下混凝土的建筑工程。平民们听到了风声。在葡萄酒紧缺的时候，他们居然还用葡萄酒制作混凝土，结果引起骚乱。 老叙马库斯因此被迫离开罗马。

另一件事也能体现贵族取悦民众的需要：为庆祝儿子进入元老院，叙马库斯迫不得已，精心筹备了一场竞技大会。几个世纪以前，恺撒也举办过这类竞技大会。叙马库斯筹备了各种有趣的活动，购买7条苏格兰猎犬——可能是一种猎狼犬；还通过边境熟人获得20名奴隶——参加马车竞赛的4辆竞技马车各配5名奴隶。整个大会就像一场隆重的表演，但是从叙马库斯的信里可以看出大会期间状况百出，虽然有的只是些令人烦心的小事。叙马库斯十分气恼，在信中抱怨自己得为从北非进口的熊缴纳关税。 更可气的是，他从西西里岛雇用的一群演员和马戏团在那不勒斯（Naples）湾的海滨“走丢”了。他们很可能是在那里挣着外快，后来叙马库斯的手下设法追查到他们的下落，把他们匆匆带回罗马。 10年前叙马库斯自己荣升执政官时举办的竞技大会上，来自西班牙的马匹表现突出，所以叙马库斯软磨硬泡，让一个伊比利亚（Iberian）的熟人从西班牙帮他弄来几匹马，庆祝儿子的晋升。不幸的是，到达罗马时，16匹西班牙马只剩下11匹。马车竞赛的计划被全盘打乱（马车竞赛有4辆马车参加，每辆马车需要4匹马）。 在叙马库斯对这个马戏团最后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相当沮丧。从信中看出，马戏表演推迟了。仅剩的几只鳄鱼拒绝进食。因此叙马库斯焦虑不安，催促马戏团在这些可怜的动物饿死之前尽快表演。 尽管如此，所有精彩的表演背后都是一团糟，这在恺撒时代肯定也不例外。

如果只关注罗马城，帝国从恺撒时代到叙马库斯时代的变化不会立即显现。公元4世纪时，罗马依旧是帝国庞大的权力基础，税收源源不断，人口膨胀，宏伟富丽。罗马仍处于自命不凡、出身高贵的精英统治之下，这些人坚信自己优越无比，对城里的民众不屑一顾。然而，无论它有多么富丽宏伟，罗马也只是帝国的一隅。即便它看上去宏伟依旧，罗马实际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皇冠

公元368年年底，叙马库斯离开罗马，前往北方。这次出行不是一次观光旅行。他率领一队元老出使坐落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摩泽尔河河谷的特里尔城（Trier，现在德国、法国和卢森堡的交界处）——420多年前，唆使厄勃隆尼斯人进攻萨比努斯和科塔的特雷维里人的首领英度鞠马勒斯的常去之地。一如既往，叙马库斯在信里没有描述此次出行的任何细节，既没有出行路线，也没有出行情形。然而，作为官方的元老使团，其出使成员有权使用“ cursus publicus ”——公共交通系统——由官方维护、驿站遍布的交通网络，用于更换驿马，或提供食宿。通往北方的大道穿过阿尔卑斯山的圣伯纳德山口，到达罗讷河河源，然后继续往北沿索恩河（River Saône）通向摩泽尔河河源，最后沿河而下到达特里尔。如果恺撒的英灵跟随这队使节一起出行的话，所经之地在这4个世纪里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会使依旧熟悉如故的罗马城给他带来的惬意感荡然无存。

这次出使的目的本身就包含一个明显而不失深刻的变化。叙马库斯一行人要向时任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进献登基税或冕金（ aurum coronarium ）。理论上，登基税或冕金是一种自愿的现金支付方式，在皇帝即位和之后的每五周年纪念（ quinquennalia ）时，由帝国的各个城市上缴给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在公元364年登上皇位。因此，叙马库斯率领的使团是为了纪念瓦伦提尼安一世登基五周年北上的。虽然有点早，但是这样一来使团就有足够的时间在2月26日纪念日前抵达。当然，在恺撒时代，罗马并没有皇帝，只有一群争吵不休的寡头。他们的对立与不和引发大量内战。公元前45年，恺撒出任终身元首（ imperator ，大将军）。一年之后，在他遇刺身亡前，他还被建议称帝。尽管如此，在恺撒的甥孙屋大维称帝、成为奥古斯都时，皇帝的称号还很新奇。自那以后，这个职位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一方面，所有打着共和名义的行为都消失殆尽。奥古斯都曾竭力装作他围绕自己建立的权力体系并不代表对旧有共和统治的推翻。在元首制下，元老院依然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既便是在奥古斯都执政时期，这层伪装看上去也很单薄。到公元4世纪，皇帝在人们眼中就是一位专制君主。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短暂存在之后，继之而起的王国里逐渐形成统治权的概念。这种来自希腊的概念改变了塑造皇权形象的理念和礼仪生活。这些理念主张，合法的统治者受到神的启示，是由神选定的。表现更突出的人成为神圣的统治者，与神沟通，普通人应该顺从行事。到公元4世纪，标准礼仪规定受到皇帝接见时要行跪拜礼（ proskynesis ），少数特权阶层还允许亲吻皇帝长袍的下摆。当然，在这出戏中，皇帝也会演好他的角色。公元4世纪史学家阿米安·马塞林（Ammianus Marcellinus）描述了公元357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公元337—361年在位）进入罗马的庄严时刻。虽然阿米安并不完全认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但是在他看来，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是皇帝出席仪式的典范：“他的脖子仿佛被夹板夹住，目视前方，毫不左顾右盼……战车颠簸的时候头也依然保持不动。他没有吐过口水，没有擦过脸，没有摸过鼻子，没有挥过手。”因此必要时——在适合神选定的统治者的重大日子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能表现出超人的风仪，没有显露任何常人的缺点。

同公元1世纪的皇帝相比，公元4世纪的皇帝也不只是表面看起来更为强大些。自奥古斯都以来，历任皇帝都享有极大的权力。但是几个世纪以来，皇帝的职权又进一步扩大了。以立法为例，公元3世纪中叶以前，罗马的法律体系是通过多元渠道建立的。元老院和皇帝都可以制定法律。但是法律革新主要是由一群律师专家（被称为法学家）来负责。他们由皇帝授权，对法律进行阐释，应用既定的法律原则处理新问题。自公元1世纪到3世纪中叶，罗马的法律主要建立在这些人充满学识的见解之上。然而，到公元4世纪，皇帝已经取代法学家，难以定夺的法律事宜都提交给皇帝处理。由此，皇帝完全掌控了立法过程。在其他方面，尤其是财政体系，情况也很类似。同公元1世纪相比，公元4世纪时，皇帝的官员在征税方面扮演更直接的角色。一直以来，皇帝都有扩大其职权的可能。到公元4世纪，这种可能性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职能上大多都已成为现实。

同样重要的是，分权而治此时已成为惯例——这样多位皇帝可以同时执政。在公元4世纪，帝国西部和东部处于各自皇帝的统治之下，但并没有完全分裂，而且还有皇帝曾试图独自统治整个帝国。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曾一度单独执政。他的继任者尤里安（Julian）和约维安（Jovian）在公元361年至364年间也独自统治了帝国。公元4世纪90年代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再次单独治理帝国。但是这些单独执政的尝试都不长久。在公元4世纪，帝国多数时候还是处于分权而治的状态。分权而治的形式各异。有些皇帝任命后代亲属——儿子，如果没有儿子的话，就是侄子——为副帝，共同治理帝国。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自公元4世纪10年代直至公元337年去世，一直沿用这一模式。公元4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君士坦丁一世的侄子尤里安及加卢斯（Gallus）共同统治帝国。公元4世纪90年代，狄奥多西一世也打算同他的两个儿子分权而治。虽然他们被授予奥古斯都的头衔，但狄奥多西一世去世时，他们还都年幼，不能真正行使职权。还有的皇帝和亲属（通常是兄弟）平分皇权。公元337年至351年，君士坦丁一世的几个儿子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公元364年后，瓦伦提尼安一世与瓦伦斯（Valens）分治了10年。此外，公元3世纪末到4世纪初，皇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非亲属关系的人共享。公元3世纪90年代，戴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确立四帝共治制，作为主帝，同另一位主帝和两位副帝 一起分疆而治。到公元4世纪20年代初，皇帝更替，但是四帝共治的模式一直沿用下来。就这样，帝国后期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分权而治。但在公元4世纪基本上都是两位皇帝：通常是一位统治帝国西部，一位统治帝国东部。到公元5世纪，这种分疆而治的格局基本定型。

现在不光有了皇帝（通常还不止一位），而且还有另一个重大变化。叙马库斯的使团在瓦伦提尼安一世登基五周年纪念这样一个重大场合向北出行，去觐见瓦伦提尼安一世。这一事实体现了皇权的另一重大变化。在后期罗马帝国的研究中，学界有一个令人费解的争论，即公元4世纪时，皇帝访问罗马的次数是五次还是四次（每次大概历时一个月）。 这种争论耐人寻味。到底是四次还是五次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到公元4世纪，皇帝几乎不再访问罗马。虽然罗马依然是帝国的象征性首都，以免费食物和其他补贴形式享有相当比例的帝国税收，但是它已不再是重要的政治和行政中心。尤其是在公元3世纪末和4世纪初，新的权力中心已经形成。这些权力中心距离帝国的主要边界更近。在意大利本土，罗马向北几天行程即可到达的米兰（Milan）已经成为帝国实际政府的主要所在地。在意大利以外的地区，摩泽尔河河畔的特里尔、沙费河（Save）和多瑙河交汇处的塞尔曼（Sirmium）、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Nicomedia）以及靠近波斯边界的安条克（Antioch），这四个城市在不同时期也都变得重要起来，尤其是在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制政体下，四位实际参与执政的皇帝各据一方进行统治。公元4世纪时，形势稍稍稳定下来：帝国西部的米兰和特里尔，以及帝国东部的安条克和新兴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逐渐成为帝国主要的行政和政治中心。

公元364年，在一次对瓦伦提尼安一世之弟瓦伦斯的演说中，哲学家兼演说家德密斯修（Themistius）含蓄地将君士坦丁堡和罗马进行对比。他强调了后者作为帝国首都的缺陷：

君士坦丁堡连接欧亚两大洲，是海事需求的泊地、陆地和海洋贸易的市场、罗马统治的点缀。因为它不像某个神圣地区那样远离干道。如果皇帝因事待在君士坦丁堡，这也不会给他处理公务带来不便。相反，它是人们往来各地的必经之地。因此，如果皇帝立都在此，便是处于整个帝国的正中心。

“远离干道”的“某个神圣地区”——到处都是神殿，供奉主宰古代胜战的诸神——基本上概括了公元4世纪时的罗马。德密斯修一语中的，皇帝出于行政需要放弃原有的帝都。那些迫切需要他们关注的外来威胁来自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以及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波斯边界。这意味着帝国的战略轴线从北海沿莱茵河和多瑙河向下，到达位于多瑙河切断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 Mountains）的铁门峡谷，然后再经由陆路穿过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直到可以监视东方防线的安条克。公元4世纪时，所有首都都在这条权力轴线（地图1）上，或其附近。而罗马却远离这条权力轴线，无法有效行使其职能；信息传递到罗马要花很长时间，指令传达出去然后再生效，也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

但是单单行政需要还不是罗马现在被完全忽视的关键原因。尤里乌斯·恺撒每年夏天出于同样的后勤和战略需要向北到过阿尔卑斯山，向西到过西班牙，还去过地中海东部地区。尽管如此，多数时候他会在冬天回到意大利，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向支持者赠送礼物，并震慑反对者。恺撒不得不回到意大利，是因为在他那个年代，当他和其他寡头为政治权力斗争耗尽主要精力时（在他们没有忙于征服地中海其他地区时），罗马元老院是参与这些斗争的唯一的政治听众。恺撒的主要政治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是元老院元老，多数高级军团军官和指挥官都具有元老身份，并且主要的权力斗争都在元老院展开。具有象征意味的是，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本人也正是在元老院的台阶上被刺身亡的。相反，公元4世纪的皇帝不需要待在罗马，因为除了行政压力迫使他们离开意大利之外，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群不同的政治听众。在这个世纪，皇帝不常去罗马，是因为他们出于政治需要在其他地方进行统治。理解帝国演变过程中这一关键性变化的基础在于，认清宫廷——不管它位于何处——是雄心勃勃的罗马人所渴望得到的一切事物的分配中心这一事实。财富、尊严、宠幸和晋升都来自皇帝，因为他是整个欧亚大陆西部税收的重新分配者。

公元4世纪的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元310年，有人向君士坦丁一世简要地做了以下概述：“不管是哪儿，只要您经常造访，它便会脱颖而出，一切都会增加——人口、围墙、宠幸；城市和神殿在您脚步所及之处迅速涌现，远远多过大地为朱庇特（Jupiter）和朱诺（Juno）休憩而绽放的花朵。” 在恺撒时代，所有的财富都只在罗马城内重新分配，以便赢取这个关键地区的支持者，并影响那里的民众。但是如果在公元4世纪采用同样的策略，在政治上无异于自取灭亡。自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遇刺后的400年里，皇帝的恩宠范围不得不扩大。

公元4世纪时帝国的关键政治听众不再是罗马元老院，而是另外两个团体。其中一个一直以来都是帝国政治游戏的重要参与者——军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军官。传统上会把“罗马军队”当作政治力量来看待，但在正常情况下，普通士兵并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所有较为详尽的记载中，一般都是高级军官参与决定皇位的继任人选，或组织政变。军队的战斗序列自尤里乌斯·恺撒以来已经发生了变化，当然也就影响到担任政治主角的军官人选。在恺撒时代，军队由军团组成，一个军团有5000多人，构成一个主要的军事编队。因此，每个军团指挥官——军团副将（通常还具有元老身份背景）——本身就举足轻重。到公元4世纪，军队的关键人物是高级将官和地方野战军（ comitatenses ）的军官。一般来讲，三条主要边界上每一条都会有一支重要的野战军防守：一支在帝国西部（聚集在莱茵河边境和意大利北部——通常在意大利北部），一支在巴尔干半岛掩护多瑙河，还有一支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保护帝国东部。

帝国后期的另一支关键性政治力量是帝国的官僚机构（通常被称为廷臣， palatini ：来自 palatium ，“皇宫”一词的拉丁语）。虽然行政官员不具有高级将官所拥有的军事影响力，但是他们掌控财政以及立法和司法过程。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帝国的任何政权都无法正常运转。行政官员时刻伴随在皇帝左右，一直都享有很大的权力。帝国初期，皇帝身边的解放奴隶是一支令人畏惧的力量。帝国后期的不同在于中央官僚机器的规模激增。公元249年以前，整个帝国只有250名高级官僚。在仅仅150年之后的公元400年，高级官僚人数达到6000名。他们大多在帝国的主要指挥中心任职（从这些指挥中心即可监视主要边界）。因此，他们不在罗马，而是跟随皇帝，或在莱茵河边境的特里尔或米兰，或在多瑙河边境的塞尔曼（或越来越多的是在君士坦丁堡），或在东方边境的安条克。决定帝国政治命运的不再是罗马元老院，而是会集在主要边境的野战军指挥官和聚集在管理这些边境的首都的高级官僚。

皇位基本上是依据王朝继承权来传递的，但前提是要有合适人选，能够赢得将官和行政官员相当程度的认可。例如，公元364年约维安去世时留下的幼子就没能继承皇位；公元378年，没有亲属关系的狄奥多西一世升任皇帝，因为虽然瓦伦提尼安一世的两个儿子已经被任命为皇帝，但是次子瓦伦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II）还乳臭未干，不能有效治理帝国的东部。有时朝代也会中断。公元363年至364年，君士坦丁王朝没有可任命的继承人，促使一些高级将官和官僚勾结，推举各种可能人选。实际上，在这种时候，军官往往会被选中。（首先是公元363年，约维安被选中；接着在公元364年他早逝后，瓦伦提尼安一世又被选中。）但是高级官僚也参与其中，很可能也会考虑争夺权力。公元363年约维安升任皇帝时，一位同名的官僚因为可能对约维安构成威胁而被扔到井里。公元371年，由于密谋反对瓦伦提尼安一世的弟弟瓦伦斯，一位名叫狄奥多鲁斯（Theodorus）的高级文书被处死。在这次密谋中，狄奥多鲁斯及其支持者举行降神会，询问继任皇帝的名字。灵应牌上写出“狄—奥—多……”。这时，他们停了下来，打开一瓶法兰娜（Falernian，一种古老的白葡萄酒，非常昂贵）庆祝。要是他们将灵应牌上的名字写完，就不会心存幻想，也可以避免悲惨的下场，因为瓦伦斯的继任者叫做狄奥多西（Theodosius）。

后勤和政治的有效结合就这样使得权力在地域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军队、皇帝和行政官员都迁出意大利。这一过程还解释了帝国为什么比以往需要更多的皇帝。从行政上来讲，一位皇帝要想有效控制三条主要边界的话，安条克或君士坦丁堡都距离莱茵河太远，特里尔和米兰距离帝国东部也都不近。同样，在政治上，一个恩宠分配中心也不足以满足所有高级将官和官僚的需求，也就不足以防止篡权。三支主要军队都要求分得相当比例的战利品，每年以金币的形式相对少量发放，皇帝重大周年纪念时则要发放得多一些（例如叙马库斯北上庆祝的五周年纪念）。这些军队的将官还喜欢伴随皇帝左右，这样能给他们带来各种升迁机会和荣誉——还有与皇帝共进晚餐的荣幸。文官也不例外。任何政权都不能把所有的恩宠只集中在一个首都，否则会有大批显贵被排除在外。公元4世纪时，统治者们普遍认识到这种政治需求。帝国如果长期处于一位皇帝的统治之下便会陷入困境。公元4世纪晚期，狄奥多西一世常驻君士坦丁堡，出于对自己王朝的考虑（他打算让两个儿子最终各继承一半帝国），拒绝任命一位公认的皇帝人选来统治帝国西部，结果引发不满，并且使他面临被篡位的危险。官僚和军队将官感觉帝国这块蛋糕分配不均，纷纷支持这些篡位者。

罗马在政治上和行政上的衰落并非一时所致。早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皇帝出行就已经渐趋频繁，有时候还和另一位皇帝分权而治，共同处理问题。 公元161年到169年间，路奇乌斯·维鲁斯（Lucius Verus）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共同享有奥古斯都的称号。到公元4世纪，共和时期的辉煌早已成为历史，罗马不再有值得一提的派别和阴谋，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元老院的决策也不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元老院此时在帝国扮演的角色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在权力的获取和行使方面，其行为和成员的作用早已被边缘化。个别元老依然富埒陶白，可能在政治上担任要职。 但即便这样，他们也有一个重大局限。帝国后期罗马元老院元老的升迁（ cursus honorum ，荣誉体系）只涉及文职，不涉及任何军事指挥权。这样就不利于元老迈出获取皇权至关重要的一步。如前文所述，皇权往往成为将官的专利。元老院的会议记录被转交给皇帝审阅（皇帝当然会翻阅这些记录……），皇帝的急件也让元老院随时了解重大事件（宣读急件是一种荣耀，叙马库斯就曾有幸做过这样的事），元老院还可以就事关元老的重大事情选派使节觐见皇帝。但是元老院并不实际参与政策的制定，而且除了决定元老院每年“自愿”向帝国财政捐款的数额外，皇帝很少征求它的意见。元老院里有很多家财万贯的元老，只要缴纳足够税款，就能担任要职。但它——作为一个团体——已不再是权力和政策斗争的主角。

因此，元老的地位理所当然地降低了。在公元4世纪之前，罗马的元老［称为“杰出者”（ clarissimi ），“最杰出的”］享有独特地位。他们没有在其他市政机构任职的义务，也没有在财政和法律上享有各种特权。然而到公元4世纪，一系列变化改变了这种状况。皇帝首先缓慢而稳步地将大批新官僚提拔为元老。起先，这还只是零星进行的，但在公元367年，瓦伦提尼安一世推行了一项重要的勋位改革，将帝国所有可能表明社会地位的文职和军职加以匹配和结合，形成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下，成为杰出者成了所有人的奋斗目标。从这以后一直到公元4世纪末，杰出者群体显著膨胀，大批官僚获得杰出者身份。公元400年，帝国6000名最高级别的官员所从事的工作都要求任职者是在任或卸任的元老。罗马传统的元老家族就这样失去了独一无二的社会地位。更糟糕的是，新的杰出者人数众多，使得皇帝有必要细分元老阶层，建立两个更高的等级——显赫者（ spectabiles ）和光荣者（ illustres ）。总体而言，这两个等级不能世袭，只能通过实际参与行政工作而获得。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公元4世纪30年代到4世纪末，皇帝们通过各种措施，在帝国东部的新首都设立一个对等的元老院。这主要是通过提拔新人来实现，但也会调动已经住在帝国东部的原罗马元老院元老。

公元250年至400年，贵族出身的罗马元老院元老见证了他们所珍视的地位因一个庞大的元老阶层的出现而被吞噬，目睹一个姊妹团体在君士坦丁堡缓慢而又稳健地成长。

这些发展变化建立了一个对于尤里乌斯·恺撒而言已经面目全非的政治世界。表现更突出的人成为神指派的统治者，通常同至少一名和他具有同等地位的统治者一起，共同治理帝国，行使处理生活各方面事务的广泛权力。这个帝国被一些史学家根据其职能、首都的地理位置称为“由内而外”的帝国。帝国的官僚阶层逐渐替代被非军事化、边缘化的罗马元老院，成为罗马的“新贵”。当然，这些发展还解释了为什么叙马库斯及其使团带着冕金去觐见瓦伦提尼安一世时需要长途跋涉前往特里尔。从恺撒时代到公元4世纪的这些变化提出另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恺撒时代的罗马世界和公元4世纪时的大小相近，但不需要两位皇帝来治理，也不需要大范围的施恩以防止篡权和反叛。那么从公元前50年到公元369年，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呢？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有必要更深入地了解叙马库斯使团的目的地特里尔——莱茵河边界的指挥中心。

罗马，核心所在

罗马时期的特里尔在建城之初只是一个小小的军事基地，位于摩泽尔河上的一处要津，处于敌对部落特雷维里人的中心地区。然而，公元368年年底至369年年初，叙马库斯及其使团抵达的这座城市已不再是一个军营，而是莱茵河边境一座象征着“罗马性”（Romanitas）的兴旺发达的堡垒。如果使团从西边进入城市，他们会穿过尼格拉（Nigra）城门——黑城门（现存最完好的古罗马时期的城门）——进城。即便被现代建筑环绕，城门现在也依然宏伟壮观。公元4世纪时，它的作用更强大。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扇厚重的吊闸，吊闸后是庭院，穿过庭院便是城门本身。城门两侧是四层楼高、带拱廊的瞭望塔，塔上到处都是备战的卫兵，如果有敌军突破吊闸冲向城门，他们便会不断地投掷矢石。这座城门得以保存下来应归功于公元10世纪时隐居在此的一位圣徒，城门后来因此而成为一座教堂。而此后这座古罗马时期城市的其他城墙和城门上的石头则被人挖走用作建筑石材。叙马库斯时代，城门所在的城墙有6000米长，3米厚，6米高，将方圆285公顷的城区包围在其中。另一座厚重的城门高耸于摩泽尔河的一座桥上。这座桥建成以后就取代津渡，成为人们的过河方式。一枚公元4世纪在特里尔打造的金质纪念章上印有这座桥的图案。

城门内的城市也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公元4世纪初，整个城市的东北部得以重建，作为皇帝在这个地区统治的职能中心和仪式中心。自公元4世纪10年代起，君士坦丁王朝的多任皇帝都推进了修建工作。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去世后，新王朝的几任皇帝又继续特里尔的建筑工程。宫殿、大教堂和圆形广场，还有皇家浴池（恺撒浴场）雄踞在城市的东北部。帝国后期，在圆形广场上举行了多次皇家仪式，还有地下通道连接皇宫和皇帝在圆形广场的包厢。据史料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挖掘出来的大教堂底层是在公元4世纪60年代末完工的。在地面以上，依然可见浴场建筑群和大体上保存完好的巴西利卡（basilica）——皇帝的觐见大厅。巴西利卡和尼格拉城门一样，凭借成为教堂而留存到中世纪，现在仍独自突兀地矗立在单行道上。

公元4世纪时，巴西利卡的两侧是柱廊和皇宫内的私用区域，但也同样雄伟：长67米，宽27.5米，高30米，几乎是尼格拉城门的两倍高。巴西利卡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叙马库斯率领的使团正是在这里向瓦伦提尼安一世呈献他们从罗马带来的冕金的。建筑的外部最初刷的是白色灰泥，其内部现在和外部一样简朴，但在公元4世纪时则不然。当时，地面铺设了排列成几何图案的黑白地砖，地面和窗户之间的墙面装有大理石饰面，墙上还有摆放雕像的壁龛。使团可能是从南面的主门进入这座富丽堂皇的宏伟建筑的，迎面就看到皇帝坐在大厅尽头的后殿上。一般来讲，皇帝与大殿的其他部分之间会用帷幕隔开，只能辨认出殿上显贵们的轮廓。然而，在像进献冕金这样的重大礼仪场合，帷幕会被拉开。宫廷里的文职和军职显要身着华丽的长袍，严格按照瓦伦提尼安一世几年前明确规定的尊卑等级站立在大殿的两侧。气氛庄严，令观者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皇帝。接下来便是简短的演说，然后任务就结束了。 使团获准返回。

但是，叙马库斯没有返回。在那一年剩下的时间里，他在特里尔及其周边地区逗留。这样他就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乡村和居民。叙马库斯很快就意识到特里尔是个地地道道的罗马式城市，而且从来都是。新的皇家建筑只不过是被移植到一座原本就完全罗马式的城市。坐落在东边摩泽尔河桥上的城门内侧的是被称为“芭芭拉浴场”（Barbarathermen）的浴池。它是帝国西部罗马城外最大的两座浴场建筑群之一（另一座是恺撒浴场）。这座巨大的公共设施建于公元2世纪的20年代至50年代，由带柱廊的庭院、冷温热三种不同温度的浴池和健身房构成。叙马库斯逗留特里尔期间，浴场依然牢固。浴场附近是由广场、法院和市议会会堂组成的市政建筑群。市政建筑群是特里尔的政治中心，虽然历经多次修建，但是它的第一座罗马式公共建筑早在公元1世纪就已经建成。大约在同一时期，在山坡向东的浴场对面修建了一座圆形竞技场，规模比现在法国阿尔勒（Arles）和尼姆（Nîmes）保存下来的罗马圆形竞技场还要大。圆形竞技场的西南是阿尔特巴赫（Altbachtal）神庙群，约有50座神龛，形成帝国西部最大的神龛群。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尽管目前尚未发现，城中还有一座供奉罗马主神朱庇特的神殿。后来特里尔还修建了一座剧院，并在公元3世纪改善供水系统，建造了一条长12公里、引自城外乌沃（Ruwer）河谷的引水渠，满足城市喷泉和排水需要。自公元2世纪初以来，特里尔一直是一座持续发展的地道的罗马式城市。

经历这种变化的不只是特里尔而已。罗马式城市在高卢北部也星罗棋布。不列颠、西班牙、北非、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和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也都散布着罗马式城市。在罗马征服时期，地中海地区已经有大量这样基于之前的希腊式城市而修建的罗马式城市。有些是公元1世纪时建造的，在不列颠这样的落后地区的则是公元2世纪时建造的。各个地区的数目各异，地中海中部以外地区则相对稀少。然而，这一变化的影响不容低估。如果恺撒的英灵向北到达叙马库斯使团出使的目的地，他会惊愕不已。欧洲北部在他那个时代只有少数当地部落在山上建的要塞、大量的村落和少量罗马军营。但现在基本上完全是一派罗马景观，这些城镇成为帝国行政管理的基石。因为罗马式城镇不仅仅是指城镇的核心，它还拥有并管理着依附于它的乡村。除极少数特例之外，公元4世纪时的帝国在行政上是由众多城市区域构成，每个城市由什长（也称市议员， curiales ）组成的市议会（ curia ）来治理。

叙马库斯在瓦伦提尼安一世的宫廷逗留期间受到众多显贵政要的款待。他们有的在城里有精美的罗马式宅邸。现在在特里尔已经挖掘出一两幢宅邸的部分残骸，一般是些镶有精美镶嵌画的地面。他们大多在周边的乡村拥有豪宅。由于这些住宅没有被埋藏在现在的特里尔之下，人们对它们的了解要多一些。目前已挖掘出来的最豪华的住宅位于摩泽尔河和萨尔河（Saar）交汇处往上游80公里处的孔茨（Konz）。这幢豪宅高耸于陡峭的河岸，景色壮丽。整座建筑呈长方形铺开，以带后殿的大殿为中心，长约100米，宽约35米。我们大可以推断这很可能是皇帝在孔茨的避暑去处。如果叙马库斯有幸被邀来这里的话，他会受到隆重的款待。

事实上，特里尔及其周边搭建了一大批别墅，位置极佳，沿河岸排开，多数别墅的豪华程度只是略低于孔茨的豪宅而已（大多数都不是皇室所有，是私人建筑）。除正常运作的地产所应有的谷仓和贮存设施外，这些别墅都兼有在乡下过文明的罗马式生活所必需的公用房间和私人房间、浴室套房、会客厅、镶嵌画和集中供暖，再加上带柱廊的背阴庭院、雅致的花园和喷泉；并且，在意大利之外这么远的地方看到这些罗马元素也不足为奇。毫无疑问，如果不是毗邻特里尔，廷臣也没有消费能力的话，这些公元4世纪时建在摩泽尔河地区的别墅就不会这么宏伟气派了。但是别墅在这里也不是什么新现象，它们在公元100年以前就已经陆续出现了，此后一直是这里不变的特色。北方人唯一没有效仿意大利罗马人标准做法的是，没有在房子的屋顶中间留出一个露天的口，用来向冷水池蓄水，这是由气温和降水量的不同造成的。处于皇帝管辖地区的其他新兴罗马式城镇的周边也和特里尔的周边一样，罗马式别墅星罗棋布。别墅密度、建造速度以及宏伟程度各不相同。不列颠的别墅较晚才开始建造［公元1世纪中叶的菲什伯恩宫（Fishbourne）除外］，而且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200年后（在这期间，黑白几何图案已十分普遍），公元4世纪时彩色的镶嵌画才传到英吉利海峡以北的行省。在恺撒和叙马库斯之间的4个世纪里，乡村和城镇都遵从罗马的标准模式，逐步发展。

除建筑之外，变化还波及了人。在他逗留特里尔宫廷期间，叙马库斯建立了一些人脉关系，并充分加以利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可能比自己年长30岁的同行德西穆斯·马格努斯·奥索尼乌斯（Decimius Magnus Ausonius，拉丁语语言与文学专家）。他学术造诣颇深，被瓦伦提尼安一世任命为皇储格拉提安（Gratian）的老师。近期研究在叙马库斯那些平淡无奇的书信中发现了他写给奥索尼乌斯的第一封信，信里充满溢美之词。 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人们眼中，拉丁语掌握程度上的优势甚至能弥补社会地位上的劣势。奥索尼乌斯虽然被看作受过教育的罗马精英，但是家世并没有叙马库斯的家世这么显赫。二是在位于高卢靠近大西洋海岸波尔多（Bordeaux）大学的赞助下，奥索尼乌斯作为独立的雄辩术老师已经名噪一时。到公元4世纪，波尔多已经成为帝国主要的高水平拉丁语教育中心之一。这不仅表明专门的拉丁语教育十分兴盛，远远超出意大利的地域限制，而且还说明奥索尼乌斯也不是罗马人，甚至都不是意大利人，而是具有高卢背景的行省人。 但是这里我们则看到一位来自罗马的罗马贵族毕恭毕敬地找他，希望在拉丁语文学方面博得他的好感。此外，在写给奥索尼乌斯的信的开场白里，叙马库斯还提到自己在罗马时的拉丁语雄辩术老师也是高卢人这一事实。

奥索尼乌斯的例子再次表明罗马帝国已经迥然不同了。同特里尔及其别墅群一样，奥索尼乌斯代表了变化的普遍模式。恺撒时代当然有高卢人精通拉丁语，例如纳尔榜南西斯（罗马地中海地区的高卢行省）的高卢人。但是一位在罗马接受训练、具有元老身份的拉丁语专家会认为一个高卢人在拉丁传统上比自己更胜一筹，并去向他请教，这在恺撒看来既荒唐又可笑。

帝国建立后不久，罗马的新臣民，尤其是那些家庭富裕的人，除了自己的本族语之外，还开始掌握两门帝国语言——帝国西部的拉丁语，再在一定程度上辅以帝国东部的希腊语。刚开始时这还十分少见，但很快拉丁语文法教师就开始在帝国的众多城镇执教。法国中部的欧坦（Autun）——奥索尼乌斯家族的故乡——在公元21年就已经设立学校。一旦这些学校开始运转，便向整个帝国提供同样的语言和文学强化训练。到公元4世纪，到哪儿都能从文法教师那里获得良好的拉丁语教育。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出身于不列颠西北部一个小地主家庭，他的一些书信被留存下来。从这些书信的语言可以看出，到公元400年，即便是在帝国的那个偏远角落，人们也能获得良好的教育。北非在帝国的另一端，以教育传统著称，培育出希波（Hippo）主教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这样受过顶级教育的后期罗马人。维吉尔（Vergil）则超越了罗马时期以前的所有非拉丁语作者。

接下来我们将直面帝国最根本的变化，帝国演变过程中所有其他变化——意大利以外地区的罗马式城市和乡村景观的建立，以及使罗马和罗马元老院不再受到重视的政治共同体的扩大——的根源。拉丁语和拉丁文学之所以能在罗马世界传播开来，是因为最初被恺撒军团征服的人们开始相信并接受罗马的理念。这不仅仅是像卖一头牛或猪给征服他们的罗马士兵一样（虽然事实也肯定如此），出于实际需要学一点拉丁语。接受文法教师及其提供的教育意味着接受罗马的整个价值观体系，认为只有这种教育才能造就培养得当并且因此高人一等的人。

在接受罗马价值观的同时，帝国的一些地区兴建了罗马式城镇和别墅。在罗马军团到达之前，这些地区还从未出现过此类事物。特里尔城市生活的各种模式都源自地中海地区。在新近征服的领地上还设立了罗马老兵的定居点，以便当地部落能近距离观察“地道的”罗马人是怎样过罗马城市生活的。然而罗马化的特里尔有着不同的起源。我们可以从这个城市的官方名称（现代法语称为“特雷维斯”，Trèves）猜出个大概：“奥古斯都大帝的特雷维尔城”（Augusta Treverorum）。这表明特里尔是奥古斯都皇帝为特雷维里部落依法建立的城市。导致科塔及其军团覆灭的罪魁祸首英度鞠马勒斯就是特雷维里人。公元1世纪和2世纪时的特里尔是由特雷维里人自己建造的。他们想要建造自己的罗马式城市，城中大量的碑刻可以为证，其他这种类型的罗马式城市情况也一样。这些城市公共建筑的资金来源大多是当地捐资或捐助。原来的部落［高卢人、不列颠人、伊比利亚人（Iberian）等］为了表明自己已经被罗马化，情愿向意大利放债人大举借债，资助自己的工程，有时也会使自己深陷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罗马在特里尔的第一个定居点可能是一个军事要塞，但是像帝国的其他城镇一样，罗马式城市特里尔是由当地部落，而不是来自意大利的移民建造的。同样，自公元2世纪后，由意大利罗马人建造的别墅和由行省居民建造的别墅也很难分辨。

罗马城镇的典型建筑——浴池、神殿、市议会会堂、圆形竞技场——都具有特定功能，为特定活动专门建造。只有打算举办这些活动才会建造这些建筑。罗马洗浴是公众行为，宗教崇拜涉及全体市民集体参与的宗教仪式，市议会会堂及其庭院是讨论当地事务的场所，在各种意义上都是地方自治的平台。在罗马的文明理念（源自古希腊的文明理念）中，地方自治是造就文明人类的重要手段。人们认为，如果眼光敏锐度不同的同侪只是讨论当地事务，理性思维的能力就不可能提升到一定水平。 因此，罗马式城镇的建立不只是兴建千篇一律的罗马式建筑群，还要依照一种特定的罗马模式改革当地的政治生活。

西班牙地中海南海岸近海腹地的一系列惊人发现体现了这些改革的确切性质。自罗马征服该地区之后，一些居住区也逐渐组建成罗马式城镇。但由于某种原因，当地居民将新宪章刻在铜牌上。1981年春天在塞维利亚（Seville）省一座名为默里诺-德勒-波斯特罗（Molino del Postero）的小丘上发现一套铜牌，是目前最完整的一套。这批发现原本是由10块铜牌组成，每块铜牌高58厘米、宽90厘米，分三栏刻写了《伊尼塔纳法》（ Lex Irnitana ）：罗马式城镇伊尼（Irni）的宪章。将这套铜牌与其他地区残存的铜牌对比便会发现，所有这些城镇都采用罗马制定的基本宪章，只是根据自身情况对一些细节进行了调整。这些法律十分详尽，由不同居住区残存下来的铜牌拼成的一套宪章译成英文后密密麻麻写满了18页。 市议员需要具备什么资格，如何从中选出地方行政长官（执行官员，通常是“两个人”， duumviri ），哪些法律案件可以由当地法院处理，以及如何管理和审核财务，这些问题在法律中都有明确规定。只有市议员的人数这类细节问题才会根据居住区的规模和财富的多少有所不同。别墅这一乡间住所的特殊形式也能说明这些改革的确切性质，其设计反映了一种典型的希腊－罗马概念——如何在城镇以外的地区文明地生活。

地中海的价值观还渗入行省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罗马的宗教崇拜主张将生者与死者分开。因此，这些新兴城镇的墓地都建在城外。这一习俗很快成为城市生活新模式的一部分。与日常生活更为相关的是，随着罗马生活方式的被采纳，罗马人的生活习惯也逐渐向北传播，面包取代粥成为主食，炊具和烹饪技术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于是，被征服行省居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各地的行省居民依照罗马模式和价值观体系重新改造自己的生活。罗马扩张后的一两个世纪里，整个帝国已经变成地道的罗马式的了。《小瓢虫英国史读本》（ The Ladybird Book of British History ）里形象地描述了公元5世纪时不列颠的情况：不列颠突然脱离罗马统治，罗马军团扬长而去，罗马地名也被取而代之（在我的脑海里就是一幅士兵撤离、路标破损的画面）。但是这个观点其实有误。在帝国后期，生活在罗马行省不列颠的罗马人并不是来自意大利的移民，而是已经采纳罗马生活方式和随之而来的一切事物的本地人。一些罗马士兵的离开不会让罗马式的生活戛然而止。和哈德良长城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其他地区一样，不列颠之所以是罗马式的，早已不仅仅是因为它被罗马“占领”。

第三等级伯爵

叙马库斯最终在公元369年初启程返回。他已经目睹了“罗马性”在摩泽尔河河谷繁荣兴盛的景象。这次元老院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叙马库斯也受到皇帝和名流的热情款待。代表自己的城市成功地完成出使任务会被当作一项荣誉记录在个人履历上。叙马库斯的履历上就添上了这么一笔。他回到罗马时还获得爵位：在他逗留特里尔期间，瓦伦提尼安一世授予他爵位“ comes ordinis tertii ”，从字面理解即“第三等级伯爵”。“伯爵”（ comites ）是君士坦丁皇帝就皇帝随从设立的一个头衔。虽然有些实职也采用这个头衔，但它主要还是一个代表皇帝恩宠的荣衔。总而言之，叙马库斯干得不错。从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在随后几年充分利用了自己在瓦伦提尼安宫中建立的人脉。认识这么多显贵意味着叙马库斯备受刚在罗马完成高等教育、寻求推荐的年轻人追捧。这位元老总是以帮助这些年轻人为己任。

叙马库斯在宫中的一个重要熟人是高卢雄辩家奥索尼乌斯。他们的通信和睦友好，但留存下来的信中有一封体现了两人的矛盾。回到罗马后不久，叙马库斯便写信给这位朋友：

您的《摩泽尔河》（ Mosella ）——那首使一条河流名垂千古的无上杰作——［在罗马］被人们竞相传诵，很多人还将它牢记于心，但我只能默默地望着它从我身边传过。请告诉我，您为什么要拒绝把这一小册诗歌或者至少是它的一部分赠送给我？您或许认为我太无教养，无法欣赏它，或是会太不情愿，不会赞赏它，所以就给我这种精神和心理上的莫大侮辱。

《摩泽尔河》流传至今，普遍被认为是奥索尼乌斯最伟大的作品。它继承了既定的诗歌传统，以主要河流为载体歌颂整个地区。因此，虽然摩泽尔河本身景色秀丽，但这首诗并不是描述自然美景的，而是关于人类作用于自然环境而创造的更深层次的美，是一幅社会风情画。如前文所述，这个社会把所有真正的文明品质都看作悉心培养的产物，而不是天生的才能。在一个著名段落里，奥索尼乌斯先是详细描述河里的鱼，然后又刻画了整个河谷：

从山脊顶端一直到谷底，临河的一面长满绿藤。人们快乐地劳作，勤劳的农夫忙碌不停，一会儿在山顶上，一会儿在山坡上，一个赛一个大声地叫喊。旅行者沿着低处的河岸行走，驳船上的水手从身边掠过，朝着游荡的葡萄园丁嚷嚷着粗俗的玩笑。

特里尔现存的罗马雕像中有一艘雕刻精美的摩泽尔河上运输葡萄酒的驳船，船上水手和酒桶一应俱全。

接下来奥索尼乌斯描述了摩泽尔河两岸雅致的别墅群：

何须赞扬茵茵草地旁的庭院，或是不计其数的柱子支撑着的整洁屋顶？何须赞扬河畔的浴池？……但是如果一个陌生人从库迈（Cumae）来到这里，他会以为埃维亚岛（Euboean）的巴亚（Baiae）赋予了这片地区其快乐的缩影：它优雅，精美，魅力超凡，给人们带来无穷无尽的快乐。

库迈和以温泉著称的巴亚是那不勒斯湾（Bay of Naples）罗马富人和名流的水疗胜地，都是公元前8世纪来自埃维亚岛的希腊殖民者建立的。因此奥索尼乌斯是在强调在文明的罗马乡间生活方面，摩泽尔河可以和帝国最好的地区媲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据奥索尼乌斯所述，特里尔周边的乡间生活没有沾染上——从罗马的角度来说——自我放纵这一典型的希腊恶习。

我们结束乡村之行后，便来到了特里尔城里：

我必须提到你那安详的农民、技巧娴熟的律师和为被告进行有力辩护的大律师；从他们中间，市议会选出自己的领导者，甚至一整个元老院；我还要提到那些在学校以善辩知名、名声不愧于古人昆体良的教育者。

昆体良（Quintilian，大概活跃于公元35—95年）是闻名遐迩的律师，系统化了雄辩术的一些规则，界定了叙马库斯和奥索尼乌斯所接受的精英式拉丁语。 当然，奥索尼乌斯给我们描述的是特里尔富有基本的罗马品质：受过教育的谈吐和品行、依法治国以及地方自治（这些品质被广泛采纳是我们所审视的变革的核心）。简而言之，从农业、乡村和区域首府来看，摩泽尔河地区已经完全按照正确的罗马方式文明化了。

我们不知道奥索尼乌斯拒绝赠给叙马库斯《摩泽尔河》诗稿的确切原因，但是我可以斗胆猜测一下。在莱茵河边境逗留期间，叙马库斯在皇帝和廷臣面前发表过一些按既定套路准备的演说。其中有三篇的部分片段在他现存的一个讲稿抄本（已损坏）里保存下来。这些片段展示了叙马库斯心目中罗马城是如何看待莱茵河边境的，非常有意思。

他在第一篇演说中总结道：“西塞罗说，如果您对文学感兴趣，您就去希腊而不是利比亚（Libya）学习希腊文学；去罗马而不是西西里学习拉丁文学。”或者更概括地说：“将帝国东部留给您战无不胜的弟弟［瓦伦斯］，您［瓦伦提尼安一世］迅速启程前往尚未归顺且半野蛮的莱茵河沿岸……您回归了军事建国的旧模式。”

对叙马库斯而言，罗马是罗马文明（浓缩为拉丁语言）的核心，“半野蛮的”边疆行省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它。不难想象瓦伦提尼安一世的廷臣们是如何看待这个自命不凡的年轻元老的，他一路北上来给他们说教，告诉他们在继承罗马的“罗马性”方面他们干得不错。因此，我怀疑奥索尼乌斯不给叙马库斯《摩泽尔河》的诗稿是想刻意回击他在“边境”时的态度。特里尔及其周边地区并不像叙马库斯认为的那样处于“半野蛮”状态，而是享有真正的罗马文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奥索尼乌斯将摩泽尔河河畔的别墅比作巴亚度假胜地的别墅。叙马库斯在信里经常谈到他在巴亚自家别墅里逍遥自在的生活。 叙马库斯百般赞扬巴亚的美，肯定让特里尔当地的居民不胜其烦。他启程返回罗马后，如果奥索尼乌斯真是拿他寻开心的话，这首诗可能还指责叙马库斯本人和其他很可能不时出现在他谈话中的罗马显贵沾染了自我放纵的希腊恶习。

难怪奥索尼乌斯没有给叙马库斯他的诗稿了。他彻底打击了叙马库斯。而叙马库斯最终得到一份诗稿时，他所能做出的反应也只是嘲讽一下鱼的数目而已：

要不是我知道您从不撒谎，我才不会相信您所说的那些关于摩泽尔河河源的美好事情：即便是在诗里……但是，尽管我经常在您家用餐，对您家的食物赞叹不已……我也从没见过您所描述的那些鱼。

撇开鱼的问题不谈，奥索尼乌斯的《摩泽尔河》赢得了特雷维里人读者的普遍喜爱，并很快获得应有的回报。叙马库斯的伯爵头衔使他暂时比奥索尼乌斯地位要高（15—0）。但是不管怎样，“第三等级伯爵”听起来让人不屑一顾，这不仅仅是与字面翻译有关。写完《摩泽尔河》后不久，奥索尼乌斯被晋升为伯爵和财务官。财务官是皇帝的法务官员，属于第一等级伯爵（奥索尼乌斯，30—15）。接下来，公元375年11月瓦伦提尼安一世去世，奥索尼乌斯的学生格拉提安成为皇帝，奥索尼乌斯家族由于裙带关系平步青云，其程度令人无法想象。奥索尼乌斯本人成为高卢禁卫军长官（首席大臣），之后又成为高卢、意大利、阿非利加禁卫军长官（这种组合非比寻常）。与此同时，他的儿子担任高卢的联合首席大臣，之后又担任意大利的首席大臣；他的父亲——当时大约90岁——担任巴尔干西部地区（伊利里亚）的首席大臣；他的女婿担任马其顿的副首席大臣，他的侄子成为皇家财政主管（奥索尼乌斯赢得了局点、盘点、赛点、冠军点）。 统治权如此这般地集中在奥索尼乌斯家族手中，这在公元371年是难以预见的。但是《摩泽尔河》的巧妙主旨足以让叙马库斯相信，他想要表达的任何讽刺都需要收敛一下。他的抱怨信最终变成对这首诗的赞扬，而且他随后又写了许多更友好的书信。对叙马库斯而言，奥索尼乌斯大有利用价值，是十分重要的关系，他不会因为几条鱼而跟自己过不去。

于是，叙马库斯的这次元老院使命和之后的通信往来为我们展示了自尤里乌斯·恺撒以来的400年间从根本上改造了罗马世界的变化。各地都积极采纳罗马的价值观，行省居民都变成地道的罗马人。这才是帝国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真正的天才之处。被罗马军团征服后，归顺的当地居民开始建造罗马城镇和别墅，在自己的居住区里过着罗马人的生活。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但也发生在历时450年帝国历史的相对早期——在两到四代人的时间里。值得强调的是，新臣民整个地接受了拉丁语所宣称的优点。在被统治区域，不光是一些家财万贯的富人去大都会的教育机构上学，就好比现在的印度王子去伊顿（Eton）公学，或是亚洲和南美的精英去哈佛（Harvard）或麻省理工学院（MIT），而且行省也纷纷效仿，设立完全一样的机构。以奥索尼乌斯为例，最终这些行省的老师都成为足以指导大都会人的专家了。

这些发展令人瞠目结舌，改变了罗马人的定义。一旦同样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体系在哈德良长城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广阔疆域上大致均衡地确立下来，这一大片区域上的居民就成为正式的罗马人。“罗马人”不再是一个地理称谓，而完全是一个任何人都可能获得的文化身份。随之而来的是帝国成功道路上最重大的一个结果：刚获得罗马身份的罗马人必将要求参与政治，分享这个泱泱大国所带来的权力和利益。早在公元69年，高卢就发生了一次大叛乱，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日益加强的新身份感。叛乱被镇压，但是到公元4世纪，权力的平衡已经发生变化。在特里尔，叙马库斯明确无误地看到“人类的佼佼者”不仅仅是指罗马的元老院，而是整个罗马帝国中有教养的罗马人。

第二章
蛮族人

公元15年，日耳曼尼库斯·恺撒［Germanicus Caesar，时任皇帝提比略（Tiberius）的侄子］的军队来到位于特里尔东北部300公里处的条顿堡森林（Teutoburg Forest）。6年前在这里进行的那次战役是古典时期最著名的战役之一，P.昆克蒂利乌斯·瓦鲁斯（P. Quinctilius Varus）率领的3个罗马军团再加上辅助部队共约2万人全军覆没。

他们看到的场景和想象中的一样可怕。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瓦鲁斯的营地，规模巨大，指挥部清晰可见，足以证明整支军队在搭建营地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接下来可以看到部分损毁的低矮防护墙和很浅的壕沟，那些可怜的残兵当年就在这里奋力抵抗。空地上，白骨横陈，有些地方尸骨遍布，有些地方则堆积成堆，显然是当时有人试图逃脱，有人聚集起来奋勇抗敌。地上还散落着残矛断剑和马匹的残骸，树干上悬挂着人头。附近树林里还摆放着日耳曼人杀戮罗马“军团长官”和“高级军官”的古怪祭坛。这次灾难的幸存者有些是从战场上逃出，有些是被俘后逃出。他们指出这里是军团长官战死的地方，那里是军团鹰旗被夺的地方。他们还指认出瓦鲁斯首次受伤和他最后自杀的场所。他们讲述了……战俘的行刑台和填埋坑。

在现在德国北部埃姆河（River Ems）和威悉河（River Weser）之间生活着一支小部落——切鲁西人（Cherusci）。这次大屠杀是该部落的首领阿米尼乌斯（Arminius）率领的日耳曼同盟军所为。15世纪和16世纪时，一些叙述这次惨败的古罗马史料被发现，并在拉丁语学者间广泛传阅。自此，阿米尼乌斯，德语作“赫尔曼”（Hermann，“战士”），成为日耳曼民族的象征。1676年到1910年间，产生了67部歌颂他丰功伟绩的杰出歌剧。19世纪时，在现在的条顿堡森林中的小城代特莫尔德（Detmold）附近竖立了赫尔曼纪念铜像。铜像于1841年奠基，1875年落成。铜像落成4年前，俾斯麦（Bismarck）打败法国，统一欧洲中北部大部分德语地区，普鲁士王成为德意志皇帝。赫尔曼铜像高28米，基座高度相当，竖立在海拔400米的山顶之上。整尊铜像雄伟气派，时刻提醒着人们德意志的统一是一次伟大胜利，可以与古罗马时期阿米尼乌斯联合日耳曼部落大败罗马军队的壮举匹敌。

赫尔曼纪念铜像的选址其实有误。17世纪时，人们开始猜测那次古代战役的战场所在地，便用“条顿堡森林”这一名称命名代特莫尔德周边的森林地带。考古发现表明一部分战役实际发生在代特莫尔德以北约70公里处。德国北部位于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城外的滨海平原被维恩山（Wiehengebirge）环绕。自1987年以来，在山的北部一片长约6公里、宽约4.5公里的区域发现大量罗马钱币和各种军事装备。这片区域被称为“卡尔克里泽-尼维德低地”（KalkrieseNiewedde）。低地南边是海拔100米的卡尔克里泽冰山（Kalkriese Berg），在古代这里树木繁茂。冰山北麓是一片狭长的沙土地带，最窄处只能容4个人并排通过。低地北边是泥炭沼。公元9年，阿米尼乌斯假装以罗马利益为重，获得瓦鲁斯的信任，派遣当地向导带领罗马军队自东向西沿着这片狭长地带行进。罗马军队深陷埋伏，南面是树木繁茂的山坡，北面是泥炭沼。据史料记载，战斗持续了四天。起先，罗马军队虽然损失惨重，但依然保持队列，继续朝着安全区域行进。然而，到第四天时，形势已经变得明朗，罗马军队走投无路，难逃死劫。在这种情况下，瓦鲁斯下命允许残余的士兵见机行事。他不愿被俘便自杀了。只有极少数士兵幸存下来。

这次惨败让人想起科塔及其军团所遭受的那次失利，只是更惨烈一些。63年前，科塔的军队也是被人出卖，陷入同样的绝境。然而，从长远来看其结果却不相同。厄勃隆尼斯人和特雷维里人最终被制伏，进而学习拉丁语，穿着托加袍，并建造自治城镇。但阿米尼乌斯领导的切鲁西人没有走上这条路。在帝国后期，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区域仍在帝国统治范围之外，其物质文化也没有流露出任何罗马文明的特征。欧洲的这条古老界线现在依然清晰可见，它仍是由拉丁语演变而成的罗曼（Romance）语族和日耳曼语族的分界线。从表面上看，这还解释了为什么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继之而起的王国在本质上是一群日耳曼武装部落。在罗马向外扩张时期，由于当地居民竭力反抗，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尼亚没有被罗马军团吞并。4个多世纪后，他们总算出了一口气，最终摧毁罗马帝国。这显然是19世纪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论调。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备受争议，同时也为更多人所了解。有关日耳曼首领经典巨著的作者费利克斯·达恩（Felix Dahn）还创作了一部著名小说《罗马之战》（ Ein Kampf um Rom/War against Rome ）。该小说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多次再版。

然而奇怪的是，如果随便问一个公元4世纪的罗马人，帝国安全受到的主要威胁是什么，他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东部的波斯。这样回答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公元300年前后波斯给罗马秩序带来的威胁远远大于日耳曼尼亚带来的威胁，而且不管怎样，在其他边界也没有任何真正的威胁。 仔细研读史料，尤其是根据达恩当时还没有的考古证据，我们发现公元1世纪初罗马军团止步莱茵河和多瑙河，没能进攻日耳曼民族是另有其因，还了解到帝国后期罗马人更关注波斯人而不是日耳曼人的原因。

日耳曼尼亚和罗马扩张的界限

公元1世纪时，日耳曼部落控制了罗马两河边界以外欧洲中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罗马人称之为“日耳曼”（The Germani）的部落遍布西起莱茵河（被罗马征服前曾是欧洲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的大致分界线）、东至维斯瓦河（River Vistula）、南达多瑙河、北抵北海（North Seas）和波罗的海（Baltic Seas）的广袤地区。除了匈牙利大平原上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Sarmatian）游牧民和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s）一带的达契亚人（Dacian）之外，罗马的所有近邻都是日耳曼人：从莱茵河河口阿米尼乌斯领导的切鲁西人及其联盟部落，到控制多瑙河河口大部分地区的巴斯塔奈人（Bastarnae）（地图2）。这样看来，公元1世纪时的日耳曼尼亚远远大于现在的德国。

我们很难重构这大片领土上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也无法再现其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主要问题在于在罗马时期，欧洲的日耳曼社会基本上都不具备读写能力。虽然我们可以从希腊和罗马作者那里获得各种信息，但这样做有两大弊端：其一，罗马作者主要关注的是日耳曼社会可能给边境带来的安全隐患或实际威胁。因此，多数时候我们读到的是关于帝国和一个或者多个日耳曼近邻之间关系的叙述。这些信息彼此不相关联，很少提到远离边界的部落，也没有涉及日耳曼社会的内部运作机制。其二，所有这些信息都有所歪曲，因为在罗马人眼中日耳曼人都是蛮族人。蛮族人就得按照一定方式行事，体现一些特定的负面特性。罗马作者在写作时都不遗余力地按照这一模式来描述日耳曼人。

日耳曼世界没有留下什么史料来纠正这些罗马作者的误解、疏漏和偏见。但在罗马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日耳曼部落出于占卜的目的确实使用过如尼文（runes）。我们也发现了少量使用文字的个案，但日耳曼尼亚没有留下详细描述其生活的一手资料。所以对于日耳曼民族而言，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我们无从得知，只能依靠罗马史料提供的信息来大致猜测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重构社会制度等问题时，我们现在能做的通常就是审视公元5世纪后期和6世纪时日耳曼王国留传下来的文字史料——尤其是法律资料，然后再试图推测更早时期的相关内容。日耳曼尼亚横亘莱茵河和克里米亚之间，包含了多种地理景观和经济模式，所以我们还有必要考虑对一个部落的研究发现是否也适用于其他部落。因此，罗马史料带有偏见的陈述和日耳曼尼亚更晚时期的文字史料都不完全可信。二者都道出了实情，但是都需要我们诚实对待，清楚地认识到它们的内在局限性。

考古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缺少同时代日耳曼一手史料的不足，使我们能接触到同时代日耳曼人手工制品的遗物和日耳曼遗迹。这对我们来说无比有利。但是日耳曼考古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它作为一门学科兴起于19世纪后期赫尔曼纪念铜像建造之时。当时民族主义席卷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人们普遍认为“国家”或“民族”在遥远的过去是人类群体运作的基本单位，现在也仍然应该是这样。民族主义大多也是由他们强烈的天生优越感而激发的。日耳曼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分裂成众多小政治实体，但是通过俾斯麦等人的努力，德意志实现统一，古代的正常秩序得以成功恢复。在这种文化环境下，日耳曼考古学就只有一项工作可做：研究日耳曼人的历史根源和他们的定居地。这种研究的第一个重要拥护者古斯塔夫·科西纳（Gustav Kossinna）注意到，当时从墓地发掘出越来越多的手工制品可以根据样式和墓葬礼俗进行分类，并提出一类手工制品和礼俗的地理分布代表特定古代民族的分布这一著名论断。

当时，人们围绕国家概念产生了宗教般的狂热，政客们动辄利用对古代民族分布的发现作为现在领土扩张的依据。1919年，科西纳和他的波兰学生弗拉基米尔·哥斯卓泽斯基（Vladimir Kostrewszki）对同一古代遗迹有不同的界定，两人在凡尔赛（Versailles）就重新划定德国和波兰边界一事产生分歧。纳粹时期，事态进一步恶化。有关古日耳曼尼亚的各种高调论断成为德国向波兰和乌克兰提出领土要求的依据和理由。同样，古日耳曼民族的种族优越感直接导致他们对斯拉夫战俘的残暴行径。然而，在过去近60年间，日耳曼考古学已经重新定位，大大推进了我们对日耳曼部落社会和经济长期发展的认识。消除阐释文献时的民族主义臆想后，罗马时期日耳曼尼亚的历史便可以以一种崭新而良好的方式重写了。

日耳曼考古学重新定位后的第一个收获是重新认识相似遗迹的样式。科西纳曾认为可以用这些样式来界定古代“民族”的领地。虽然就政治意义而言，古日耳曼尼亚显然是由日耳曼部落统治，但是人们渐渐发现，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人口并不完全是由日耳曼人构成。民族主义盛行时期，只要在一处地方发现貌似古日耳曼民族的遗迹，这个地方便被认定是属于古日耳曼人的定居地。然而，对河流名称的分析表明，在欧洲北部凯尔特人定居地和日耳曼人定居地之间还曾居住着一群讲印欧语的人。这些人早在罗马人踏入这个地区之前就处于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统治之下。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古日耳曼尼亚的大片领地也是日耳曼人自波罗的海腹地向西、南、东周期性扩张的结果。他们早期争夺领地的战争中有些影响较大，被载入古希腊史料，还有一些发生在罗马崛起之后，更为人熟知。但这种扩张并没有消灭当地的非日耳曼人。因此把日耳曼尼亚看作日耳曼人统治下的欧洲这一点至关重要。罗马时期，在日耳曼尼亚，越往南、往东，日耳曼人在形形色色部落中的政治主导地位就越明显。

罗马时期日耳曼尼亚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完全缺乏政治统一性。从地图2［基于塔西佗（Tacitus）的地名索引］可以看出，日耳曼尼亚群雄割据，由50多个小社会政治单位构成。它们中有些因为特定原因以各种方式短暂联合。如前文所述，阿米尼乌斯于公元9年召集诸多部落大败瓦鲁斯。此前半个世纪以前，尤里乌斯·恺撒也遇到过一位能力超凡、执政时间比他略长的日耳曼首领：苏比人（Suebi）的首领阿里奥维斯图斯（Ariovistus）。到公元前71年，阿里奥维斯图斯已经在高卢的东部边缘确立坚实的权力基础，还一度被罗马人当作“朋友”。公元前58年，恺撒最终挑起战争，在阿尔萨斯（Alsace）击溃阿里奥维斯图斯的军队。一次重大失利就足以拆散日耳曼人的联盟。在阿米尼乌斯时代，还有一位统领波希米亚（Bohemia）地区各部落联盟的日耳曼杰出首领——马罗博杜斯（Maroboduus）。据塔西佗记载，一些日耳曼部落属于教派组织，他还具体提到女先知魏勒妲（Veleda） 曾一度获得相当的势力。但是，教派组织也好，女先知也好，一时杰出的首领也好，都不代表日耳曼朝着统一迈出了重大步伐。

罗马的势力向莱茵河以东推进时，日耳曼部落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和他们与罗马发生冲突的概率不相上下，冲突的结局可能和条顿堡森林战役的结局一样残酷。这些部落之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异，他们的不同主要在于政治身份各异。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政治身份来争夺对最富饶土地和其他经济资产的控制权。例如，公元1世纪后期，卜茹克特累人（Bructeri）周边的部落联合起来向他们发动战争，并邀请罗马观战。据说有6万人被杀。据塔西佗的《编年史》（ Annals ）记载，赫门杜里人（Hermenduri）和卡蒂人（Chatti）之间也进行了殊死决战，最终导致失去土地、颠沛流离的阿姆普斯法里人（Ampsivarii）的灭亡：“他们长期流浪，先是被当作客人对待，接下来变成乞丐，后来又成为敌人。最后，他们的战斗人员被彻底消灭，妇孺被当作战利品处置。”

很显然，19世纪时人们对古日耳曼民族的想象远远偏离实际。暂时的联盟和异常强大的部落首领可能会一时将一两个或几个小部落联合起来，但是公元1世纪时的日耳曼人还没有能力形成持续统一的政治议程，并付诸实践。

为什么罗马没有像兼并凯尔特人统治的地区那样整个吞并这个四分五裂的日耳曼世界呢？人们往往把罗马军团停止向欧洲北部推进的原因归于阿米尼乌斯的全面胜利。但是，同公元前54年萨比努斯和科塔指挥的军团被彻底击溃一样，这次瓦鲁斯军队的惨败只是一次偶然事件，罗马人会伺机报复。他们对阿米尼乌斯统领的切鲁西人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战役，其间日耳曼尼库斯于公元15年来到条顿堡森林凭吊。在这一过程中，另一支罗马军队遭到阿米尼乌斯手下的伏击。但这次的结果不一样了。虽然暂时陷入窘困，罗马人最终将敌人引入陷阱，其结果可想而知：“日耳曼人溃不成军。由于被此前的胜利冲昏头脑，他们在这次失利中任人宰割。阿米尼乌斯得以逃脱，毫发未损。［但］对士兵的杀戮一直持续到天黑罗马人的怒气消退。” 和尤里乌斯·恺撒时代在高卢的众多凯尔特首领一样，切鲁西人的第二首领塞格斯特斯（Segestes）看到自己的领地并入罗马帝国将带来巨大的利益，便协助罗马人攻打阿米尼乌斯。在抗击罗马的时候，即便是切鲁西部落内部都不能团结一致，更别提所有日耳曼部落了。条顿堡森林战役并没有使罗马军团突然停止向北扩张。公元16年，罗马取得更多胜利。三年后，阿米尼乌斯被自己部落的另一派系杀害。他的儿子也只能寄生于拉文纳。阿米尼乌斯侥幸取得一次巨大胜利，但这并不是公元1世纪罗马军团在日耳曼尼亚附近停止继续向北扩张的根本原因。

罗马很可能是出于后勤的考虑才把欧洲的边界设在两条河流附近的。河流为向驻扎在边境的部队输送给养提供了便利。在帝国初期，一个约5000人的罗马军团每天需要7500公斤粮食和450公斤草料，即每月需要225吨粮食和13.5吨草料。 这一时期的罗马军团大多驻扎在边境及附近地区。经济开始发展之前，如果完全依靠当地资源，大多数边境地区是无法满足军团需求的。将西部的边界设在莱茵河，而不是欧洲西部或中部其他南北走向的河流——这样的河流有很多，例如易北河（River Elbe）——还有另外一个优势：给养经由多瑙河和（通过短暂的陆上运输后）摩泽尔河可以从地中海地区由水路直接运送到莱茵河，不需要经过更湍急的河流。

罗马扩张的动机和前罗马时期欧洲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这两者共同作用，是莱茵河最终成为帝国边界的真正原因。推动罗马向外扩张的因素包括共和时期尤里乌斯·恺撒等贵族寡头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帝国初期皇帝博取荣耀的野心。地中海地区仍有无数尚未征服的富庶地区等待他们逐个征服时，扩张作为在罗马获得政治权力的途径，其势头已然不可遏制。这些地区一旦被吞并，便源源不断地向罗马提供税收，还能使组织攻占它们的军团长官一举成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富庶的地区都已经被罗马征服了。到帝国初期，罗马开始吞并一些相对贫困的地区，这些地区所带来的实际收益不足以抵消征战的成本。古代文献强调对不列颠的扩张尤其如此，罗马征服不列颠仅仅是因为克劳狄乌斯皇帝想要获得荣耀。 考虑到罗马以外的欧洲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确定罗马向北扩张的界线就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最终在两种主要物质文化的过渡地区停止扩张：拉坦诺文化（La Tène）和亚斯多夫文化（Jastorf）（地图2）。这两种文化在生活上存在一些重大差异。除了村落之外，拉坦诺文化地区在被罗马征服之前就已经形成较大的定居地，有些被界定为城镇［拉丁语为“oppida”——由此它还常被称为“奥必达文化”（Oppida culture）］。有些拉坦诺地区使用钱币，一部分人还具备读写能力。根据恺撒在《高卢战记》中的叙述，在他征服的一些拉坦诺部落中，尤其是高卢西南部的埃杜维（Aedui）部落，盛行着复杂的政治和宗教制度。这一切都有赖于他们的经济，生产出足够的富余粮食来供养那些不用从事基本农业生产的武士阶层、祭司阶层和工匠阶层。相比之下，亚斯多夫文化地区则更强调畜牧业，粮食生产没有多少富余，仅够勉强维持生活。这些地区的人既不使用钱币，也不具备读写能力，到公元纪年开始时也没有建立大的定居点——甚至连村落都没有。遗迹中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地区存在任何形式的专门经济活动。

科西纳的论断盛行时期，文化区域和“民族”联系在一起，传统上将拉坦诺文化和亚斯多夫文化分别等同于凯尔特民族和日耳曼民族。但是这种简单的等同做法并不可行。有相似考古发现的地区体现了物质文化的样式，而物质文化是可以习得的。人们随身携带的武器、器皿和配饰并不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东西。虽然拉坦诺文化样式和亚斯多夫文化样式最初分别是在凯尔特部落和某些日耳曼部落中形成的，但是并没有金科玉律规定日耳曼部落不能采用拉坦诺的物质文化元素。到罗马势力推进到阿尔卑斯山以北时，一些位于凯尔特人居住地边缘的日耳曼部落，尤其是莱茵河河口附近的日耳曼部落，已经逐步形成了更符合拉坦诺规范而不是亚斯多夫规范的文化。

因此，罗马的扩张不是止步于两个民族的分界线上，而是在欧洲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分界线附近。实际情况是，更先进的拉坦诺文化的大部分地区被并入帝国，而亚斯多夫文化的大部分地区则被排除在外。

这验证了一个更普遍的做法。同我们在中国看到的一样，以农耕为基础的帝国普遍倾向于将边界设在半农耕半畜牧的过渡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生产能力本身不足以供养帝国的军队。领土扩张的理念和统治者追求荣耀的野心会推动军队继续扩张。但由于征服新领土会遇到各种困难，以及从这片领土上可获得的财富相对较少，继续扩张便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双速欧洲”（A two-speed Europe）不是一个新现象，罗马人也同样意识到欧洲各地区发展水平有差异。奥古斯都的继任者提比略看出日耳曼尼亚不值得去征服。这些部落散布在欧洲森林繁茂的地区，他完全可以将他们各个消灭。但从战略上讲，亚斯多夫地区远比人口集中、秩序井然的拉坦诺城镇要难统治得多。正是由于莱茵河－摩泽尔河轴心所带来的后勤便利和对征服亚斯多夫文化地区成本效益的计算才使得罗马军团停止继续扩张的步伐。日耳曼尼亚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上过于分裂，不会对已征服的富庶地区构成重大威胁。这样看来，既然19世纪的德国民族主义者误解了赫尔曼的真正意义，那么赫尔曼纪念铜像选址错误也就不足为奇了。将日耳曼人置于帝国之外的不是他们的军事实力，而是他们的贫穷。

到公元1世纪中叶，罗马的防线大体定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沿线。除了一些微调，这条防线300年后依然是罗马的边界。这样设置防线的结果意义深远。无论是亚斯多夫还是拉坦诺地区，两河边界以西、以南的欧洲人都走上了罗马化的道路：学习拉丁语，穿着托加袍，建设城镇，最终还改信基督教。边界以北、以东的欧洲地区仍处于日耳曼人的统治之下，它置身局外，静观邻近部落被罗马化，自己自始至终没有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从罗马的角度而言，日耳曼尼亚仍然是尚未罗马化的蛮族人的家园。波斯人也同样被看作东方尚未罗马化的蛮族人。然而，这群蛮族人却对帝国构成了完全不同级别的威胁。

波斯和公元3世纪的危机

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以北7公里处的洛斯达姆（Rustam）埋葬着著名的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Persian）的国王大流士（Darius）和他的儿子薛西斯（Xerxes）。公元前490年和前480年，他们在马拉松战役（Marathon）和萨拉米斯战役（Salamis）中被雅典人及其同盟打败。1936年在这里还发现了后来的一位波斯国王用三种语言刻在一座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火神庙墙上的豪言壮语：

我，崇拜马兹达（Mazda）的神圣沙普尔（Shapur），诸王之王……众神的后裔，崇拜马兹达的神圣阿尔达希尔（Ardashir）之子，诸王之王……我初立为王，罗马帝国的戈尔迪安皇帝［Gordian，公元238—244年在位］……集结一支军队……朝我方进军。双方在亚述（Assyria）位于马西切（Meshike）的边界展开大战。戈尔迪安皇帝被杀，罗马军队也被歼灭。罗马人宣布菲利浦（Philip）为皇帝。菲利浦皇帝派使节前来请求休战，支付50万第纳尔作为赔偿以换取他们的性命，并且每年都向我们缴纳岁币……罗马皇帝再次撒谎，并且干涉亚美尼亚（Armenia）内政。我们向罗马帝国发动进攻，在巴巴利索（Barbalissos）消灭罗马军队6万人。我们焚烧、破坏并摧毁叙利亚及其北部的国家和平原。在［我们发动的］战役中……37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被征服。在第三次交锋时……瓦勒良（Valerian）皇帝率领7万大军向我们直扑而来……瓦勒良皇帝和我们在卡莱（Carrhae）和埃德萨（Edessa）展开激烈战斗。我们亲手俘虏了瓦勒良和其他军队指挥……我们在这次战斗中还征服了……36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

这段文字节选自《神圣的沙普尔功业录》（ Res Gestae Divi Saporis/The Acts of the Divine Shapur ），概括了始于公元3世纪改变罗马帝国的战略变革。

到目前为止，在东部领兵与罗马抗衡的是帕提亚（Parthian）的安息王朝（Arsacid）。该王朝最初建于公元前250年。安息人统治的世界和欧洲北部日耳曼人居住的森林地区截然不同。安息王朝发源于帕提亚，公元前3世纪时其疆土开始扩张到近东更广阔的区域，很快控制幼发拉底河至印度河之间的领土。安息王朝人种众多，居住地类型多样，但美索不达米亚很快成为王朝的腹地。值得注意的是，和日耳曼尼亚不同，这一地区经历了几个伟大帝国的起落沉浮，尤其是居鲁士（Cyrus）、大流士和薛西斯统治下的阿契美尼德帝国（Achaemenid Empire）。他们不仅统治近东，还统治了埃及、土耳其西部和新月沃土，甚至还差点吞并希腊。

共和时期后期，罗马的势力开始往东渗透到这一带。帕提亚的安息人在和罗马帝国的最初几次交锋中获得胜利，最著名的一次是在公元前53年大败克拉苏（Crassus）军队、俘杀克拉苏父子的那次战役。但是到公元2世纪，安息王朝组织战争对罗马进行实质性抵抗的能力已经削弱，几任罗马皇帝在波斯前线相继取得重大胜利。其中最后一次胜利发生在公元2世纪90年代，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在奥斯若恩（Osrhoene）和美索不达米亚设立两个新的行省，由此又将边界向南、向东推进了。塞维鲁的胜利使帕提亚人的统治陷入危机。王朝内部为争夺统治权而发生内讧，一些边远地区也摆脱其宗主权。早在公元205年至206年，地方权贵中最重要的萨珊（Sasan）在印度洋附近的法尔斯（Fars）行省发动叛乱。萨珊死后，沙普尔的父亲、萨珊王朝（Sasanian dynasty）的真正建立者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公元224—240年在位）继续领导叛乱。公元224年和225年，阿尔达希尔一世打败两位安息统治者，在其他脱离安息统治的地方权贵中确立其统治地位。公元226年9月，他在波斯波利斯加冕为“诸王之王”。

《神圣的沙普尔功业录》表明萨珊王朝的崛起不仅仅是现代伊拉克和伊朗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公元2世纪在几任罗马皇帝的手下连吃败仗是安息霸权瓦解的根本原因，萨珊人很快就能有效地扭转当时的权力平衡。这一过程始于阿尔达希尔一世。公元237年至240年间，他首次入侵罗马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夺取卡莱、尼西比斯（Nisibis）和哈特拉（Hatra）（地图3）。作为回击，罗马在阿尔达希尔一世的儿子沙普尔一世（公元240—272年在位）统治的最初20年里发动三次大反攻，其结果和沙普尔的铭文记录的一样。罗马军队遭受三次惨败，两位皇帝被杀，还有一位皇帝——瓦勒良——被俘。沙普尔进而给瓦勒良戴上镣铐，让他随军跟从，以示自己的伟大。这一形象被刻在比沙普尔（Bishapur）的浮雕上留存下来。瓦勒良死后，沙普尔还让人剥下他的皮，染上色，做成一件永久性战利品。公元3世纪稍晚一些时候，罗马的另一位皇帝努梅里安（Numerianus）也被俘获，但随即便被杀死：“他们剥下他的皮做成皮囊，涂上没药［防腐］，并把它作为一件无比华丽的物品保存下来。” 史料并没有显示这是否也是瓦勒良的命运，也没有说明它是被摆放在地上还是墙上。

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代表新的世界秩序了。萨珊人的崛起摧毁了当时罗马在东部约一个世纪的霸权。尽管罗马在公元3世纪中叶竭尽全力，但萨珊这个新兴的超级波斯王朝还是不会立即消失，因此罗马的整体战略形势突然恶化，势不可逆。和之前的安息人相比，萨珊人更有效地集中了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高原的资源。他们将边远的藩属国更全面地整合成一个单一的政治结构，利用罗马战俘修建大型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最终使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居住地面积和种植面积增长了50％。如果说这一增长不是始于阿尔达希尔一世，那么也肯定是在他儿子沙普尔执政时开始的。由此带来的税收增长由迅速成长的官僚机构协调，用来维持一支至少是半职业化的军队。在与罗马的抗衡中，沙普尔不仅想要收复伊朗和伊拉克，还想夺回埃及、新月沃土和土耳其西部。他收复原来阿契美尼德帝国所有领土的计划并非痴心妄想。

此前，罗马在所有边境地区都处于支配地位。帝国的对手可能会在当地取得一些胜利，但帝国只要调动现有资源便能轻易扭转败局。现在，一个超级对手崛起，在战略上给帝国带来巨大冲击，不光在东部边境地区产生重大反响（如沙普尔关于洗劫和俘获的记录所述），还对整个帝国造成深远影响。罗马不光要面对东部边境更强大的敌人，还需要维护其他几条边界线的安全。要想做到这些，罗马必须大大加强其军事力量。到公元4世纪，罗马的武装力量经过重大重组，规模变得十分庞大。

如第一章所述，帝国初期的罗马军队由军团和辅助部队组成。罗马军团只招募罗马公民，每个军团都是一支由5000多人构成的远征军；辅助部队包括步兵大队和骑兵队，招募非罗马公民。到公元4世纪时，罗马军团被划分为更多更小的分队。此前，500人的大队通常都是脱离军团主体，各自独立行事，新分队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将罗马的这种实际做法变成一种正式行为。此外，分队类别也进行了重组。帝国后期的军队不再由军团和辅助部队组成，而是分成边界的常驻军（ limitanei ）和聚集在三条主要边界的地方野战军（ comitatenses ）：莱茵河边界、多瑙河边界和东部边界。野战军装备更齐全，薪水更高。但常驻军也同样难以对付，并不像通常刻画的那样只是兼营农业的士兵。

在具体战役中，他们通常协助野战军作战。从分队层面而言，分工也更专业：弓骑兵团（ sagitarii ）、重装投射兵团（ ballistiarii ）和铁甲骑兵团（ clibanarii ）。总体而言，当初恺撒依靠的基本上完全是军团步兵，而现在则更强调骑兵。帝国直接效仿打败戈尔迪安、菲利浦和瓦勒良的波斯敌人，发展重装骑兵。尽管如此，就人数而言，帝国后期的军队，尤其是野战军，依然以步兵为主。步兵不受草料供给的限制，并且能一边远行军一边有效作战，因此就战略而言实际上行动更自如。

帝国后期的军队规模现在仍备受争议。我们很清楚公元3世纪初萨珊王朝崛起之前塞维鲁王朝军队的纸面实力。罗马军队由30个军团（每个军团5000多人）和数量相当的辅助部队组成，总共约30万士兵。但是，尽管我们从《罗马帝国百官志》（ Notitia Dignitatum ）（参见本书第五章）中可以获得公元400年前后相当完整的分队列表，我们也无法以类似的方式计算出帝国后期军队的整体规模，因为重组后各种分队类别的理论实力显然各不相同，而且我们也不确定有些分队的具体规模。因此，争论转向了史料记载的士兵总数的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64.5万人；另一种说法特别指出是帝国东部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公元284—305年在位）时代的389704人，再加上舰队45562人，共435266人。两种说法都存在问题。第一种说法出自史学家阿伽提亚斯（Agathias，写作时期处于公元6世纪70年代初）的一段文字。阿伽提亚斯将帝国后期64.5万人的军队和当时15万人的军队进行对比，以此来批评时任皇帝。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完全有可能夸大以前的数字。“435266”这个数字似乎更可信一些，因为首先它比较精确，其次历史背景也无可争辩。只是它也出自一位公元6世纪而不是公元4世纪的作者之手，文章写于戴克里先死后200多年。这就不尽如人意了。我们还知道戴克里先统治结束后，重大的军事重组仍在继续，到君士坦丁时代，野战军和常驻军的划分已经正式确立。那么，即便我们相信这个数字准确无误，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罗马军队后来仍在继续扩充。因此史学家估计士兵总人数在40万到60万之间。即便这个估值再少一些也能表明从公元3世纪初到4世纪中叶，30万强的罗马军队规模增加了至少三分之一，而且很有可能比这还多得多。

在我看来，大幅扩军这一事实毋庸置疑，因为不光战略形势发生了演变——罗马如今在东部面临超级对手，而且在公元3世纪末和4世纪初，帝国还经历了重大财政调整。一直以来，军费都是帝国最大的财政支出。据保守估计，军队规模即便是增加三分之一，也意味着罗马政府征收的税收总量要大幅增加。要是让一个现代国家将其最大的预算项目增加33％或更多，那些官僚很快就会愁白了头。为了应对萨珊王朝的崛起，帝国不得不彻底改变其财政模式。这同波斯威胁的规模和帝国后期扩充军队的做法完全相符。罗马应对公元3世纪的危机所采取的措施通常被认为是戴克里先皇帝所为。但是，虽然他在执政时期完成并推动很多实质性改革，这些变化大多是一个长期过程，不是一人所为。军队的重组和扩充当然也是这样，与之相应的财政改革也不例外。

公元3世纪危机刚一爆发，皇帝们最先采取的财政措施是将所有已有的税收都纳入中央政府的旗下管理。首先，大约是在公元3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中央政府没收长期实行的城市税收——捐资、通行费和地方税收。城市官员必须继续筹集资金，管理捐资，但是这些收入不再用于地方开销。现在的史学家和研究者通常把这一变革归咎于戴克里先，但同时代的史学家虽然有很多对他的财政改革有所不满，在叙述中却都没有提及任何反对的意见。这是应对财政危机可能采取的措施中最简单的一条，因此也很可能是最先采用的措施之一。这些资金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公元4世纪时，皇帝们有时候还将一部分钱款退还给各城市，以拉拢地方。

然而，这些收入仍不够支付重组后军队的所有开销。公元3世纪后期，皇帝们继而采用另外两个策略：其一，他们将货币贬值，降低军队通常用以支付军饷的第纳尔的含银量。例如，加里恩努斯（Gallienus，公元253—268年在位）时代的第纳尔实质上已经是铜币，含银量不到5％。这一策略的结果是钱币发行量增加，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戴克里先在公元301年颁布的限价敕令将一个单位的小麦价格定在多达100个新贬值的第纳尔，而在公元2世纪，一个单位的小麦价格约是半个第纳尔。我们通过对比史料发现，商人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意识到新币贬值，从而提高价格。因此每一次货币贬值都为窘迫的皇帝们赢得短暂的喘息机会。但货币贬值和价格限定都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商人们会干脆把商品拿到黑市上去卖。长远来看，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征税来攫取更大比例的帝国财富——帝国生产总值。帝国在公元3世纪深陷危机时也推行了这一办法。在资金紧缺的时候，皇帝们以粮食的形式大量征税。这样虽然避开了货币贬值带来的问题，但由于征税的项目变化无常而极不得人心。最后，戴克里先全面规范了就经济产品固定征收的新税——军粮税（ annona militaris ）。

由此，公元3世纪时在东部突然出现的波斯强国促使罗马帝国进行大规模调整。帝国为了减轻威胁所采取的措施虽然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种调整最终还是实现了既定目标。到公元3世纪末，罗马基本上控制了战略形势：供养足够的军队来维持东方前线的安定。公元298年，戴克里先时代的共治皇帝伽列里乌斯（Galerius）取得对波斯的一次重大胜利。自此，罗马几乎都有效地抵挡住了波斯帝国的威胁。公元4世纪时，罗马虽然又吃了几次败仗，偶尔还伤亡惨重，但也获得过一些胜利。总体而言，新的军事机构在维护东方前线安定方面起到了作用。此时，波斯不再像沙普尔入侵叙利亚时那样发动具有严重破坏性的战争，而主要是阶段性地围攻重重设防的罗马要塞。像公元359年的阿米达（Amida）要塞一样，一些要塞偶尔也会沦陷，但从规模上而言，这种失利远不能和公元3世纪的惨败相提并论。虽然当时的战略形势已经不可逆转，但是为了应对来自波斯的更大威胁，帝国已经合理扩充军事和财政结构。

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罗马为实现这种状态付出了巨大努力。没收城市税收和改革整个税制并不是一件易事。自萨珊王朝崭露头角以来，罗马耗费50多年时间才整顿好自己的财政。这还要求大规模扩充中央政府部门来实行监管。如第一章所述，自公元250年起，帝国官僚机构的高级职位明显增加。因此，军事和财政的调整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权力在地理上不再集中在罗马和意大利。这在公元2世纪初就已经初现端倪，罗马应对波斯崛起所采取的措施大大加速了这一过程。虽然公元2世纪时就已经出现多位皇帝共同执政的情况，但到公元3世纪，出于政治和行政的需要，多位皇帝共同执政的现象在后期罗马帝国已经非常普遍。

自公元3世纪30年代起，由于皇帝们不得不到东部去应对波斯人，帝国西部，尤其是莱茵河边境地区，便看不到皇帝的身影，结果很多军官和行政官员都得不到皇帝的恩宠。这在高层中引发了持久而严峻的政治动荡。公元235年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皇帝被杀。在此后被称为“军事无政府状态”的50年间，罗马帝国的统治权几经易手，先后有不少于20位合法皇帝和一群篡位者掌权，人均执政时间不到两年半。这么频繁地更换皇帝真实地反映了帝国潜在的结构问题。此时，不论皇帝关注帝国的哪个地区，其他地区都会有一批军队指挥官和官僚心怀不满，滋生篡位的想法。从这个角度而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高卢帝国”。公元259年瓦勒良被波斯人俘虏，莱茵河边境的文职官员和军官在一群军团长官的领导下建立自己的政权，统治高卢近30年。这个政权只是在确保高卢的这些人也能分得一块帝国大蛋糕，它依然属于罗马，并不是一个分裂政权。

帝国的两个最危险的近邻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给它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日耳曼人好战，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发展水平普遍都相对较低，给帝国的扩张筑起一道屏障，屏障之外无利可图，没有再继续扩张的必要。因此，罗马在欧洲的边界大体上设在莱茵河和多瑙河附近。居住在近东的波斯人也同样好战，有过更强的政治合作史，经济上也能供养更多各行各业的人。萨珊王朝在这一地区催生了一个超级强国。它的崛起迫使罗马帝国全面审视自己。军队、税制、官僚和政治：一切都得适应新形势以迎接波斯的挑战。帝国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它的世界观和它对所有这些“蛮族”的定位。

蛮族和罗马秩序

公元370年夏，一群撒克逊入侵者乘船偷偷从易北河驶出，沿欧洲大陆北海岸向西行驶。他们避开罗马的防线，最后在法国北部［可能是塞纳河（Seine）以西的某个地方］登陆。罗马很快集结足够兵力，迫使他们和谈。据公元4世纪罗马史学家阿米安·马塞林记载：

既然看上去对帝国有利，经过变化多端的持久讨论后，我们达成停战协议。根据协议规定，撒克逊人将能服兵役的年轻男子交给我们做人质后才允许离开，顺利返回他们的居住地。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和谈时，罗马在撒克逊人和他们的战船之间秘密部署了重装骑兵和步兵：

罗马士兵更加英勇地从四面包围撒克逊人，然后抽出战剑将他们一一杀死；没有一个撒克逊人能回到他们的老巢，没有一个能幸免一死。

阿米安继续写道：

虽然一些公正的法官会谴责这次行动背信弃义，恶毒可憎，但是仔细考虑之后，他们便会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歼灭一伙有害的强盗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对阿米安而言，在对付蛮族的时候，搞两面派也不是什么问题。

罗马人仍然以观看处死蛮族人为乐。罗马各地的圆形竞技场都亲历了角斗士格斗和别出心裁的行刑等各种暴力行为。据估计，仅在罗马竞技场就有多达20万人死于暴力。在帝国的每一个主要城市都有类似的竞技场，只是规模要小一些。观看处死蛮族人是罗马人的一种标准娱乐方式。公元306年，为了庆祝平定莱茵河边境，君士坦丁皇帝让人在特里尔的竞技场将俘获的两个法兰克族日耳曼首领——阿斯卡里克（Ascaricus）和梅洛盖斯（Merogaisus）——喂了野兽，并派人把这个消息散布到帝国的其他地方。 即便没有蛮族首领可供消遣，罗马人也总能找到一些替代品。公元383年，我们的老朋友叙马库斯已经是罗马的首都行政长官，他在写给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的信中提到罗马观众大饱眼福，观看了角斗士屠杀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士兵。叙马库斯的评论值得注意：

听说您的战果丰硕，但亲眼见到后，我们就更加深信不疑了……当这些战果被大声宣读出来时，我们惊诧万分，而现在我们已经亲眼看到这些战果：一队战俘身戴镣铐……排成一列。他们那曾经凶煞的面孔如今已经吓得惨白，十分可悲。一个曾经令我们畏惧的人现在［成了］我们取乐的对象。他那训练有素、用来挥动古怪兵器的双手现在也不敢迎击角斗士了。愿您轻而易举地获得更多的胜利……让我们勇敢的士兵俘获［蛮族］俘虏，在城里的竞技场里把他们干掉。

对于叙马库斯而言，这些蛮族人的死意味着文明的罗马秩序将继续战胜混乱的蛮族力量。

对善于言辞的罗马人而言，他们在竞技场里堂而皇之地表达对蛮族人的憎恶，这不仅仅是因为蛮族人是他们的敌人。大约在撒克逊人在罗马的西北防线被伏击的同时，作为御用演说家兼哲学家的德密斯修正站在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前为瓦伦斯皇帝的政策辩护。演说中有一段评论尤其能说明问题：“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存在一支蛮族部落，盛气凌人，难以驾驭——我指的是我们的暴躁脾气和那些永无止境的欲望。它们和理性相对立，就如同斯基泰人（Scythians）及日耳曼人和罗马人势不两立一样。”

罗马人在他们的宇宙观里对蛮族人有清晰的定位。他们主张人类是由智慧理性的灵魂和肉体这两种元素组成。宇宙中存在比人类高等的生物，虽然它们被赋予不同的力量，但是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完全由灵魂构成。比人类低等的是动物，完全由肉体构成。人类独一无二，结合了灵魂和肉体，由此就得出罗马人的理性观。对于罗马精英这样完全理性的人而言，理性的灵魂支配肉体。而对于蛮族人这样较低等的人而言，肉体支配灵魂。简而言之，蛮族人与罗马人正好相反，他们嗜好酒、性和世俗的财富。

蛮族人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非理性的一面。只要看看一个人对机遇的反应，便不难判断这个人是罗马人还是蛮族人。如果意外走点小运，蛮族人便会以为自己已经征服天下。但同样，轻微的挫折也会让他深陷绝望，悲叹自己的命运。罗马人会算计各种可能性，策划合理的方案，在任何情况下都照计划行事。而不幸的蛮族人却被偶然事件左右。整体而言，蛮族社会也比罗马社会低等。在他们的世界里，权力代表正确，力量代表胜利。由此，蛮族人就是罗马人自我形象里那个至关重要的“他者”：一个低等社会，其失败突显了帝国统治的优越性和合法性。事实上，罗马政权认为自己不仅仅是比边界对面的那些政权要稍好一些——而是要完全好得多，因为它的社会秩序是由神规定的。这种理念不光让罗马的贵族阶层自我感觉良好，还是帝国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帝国为了应对公元3世纪的危机增加各种税收，但公元4世纪时，由于统治者频繁提及蛮族人造成的威胁，人民基本上都还愿意纳税。

虽然这一策略奏效了，但是将边界对面的邻近部落塑造成罗马秩序的对立面，同时还利用他们作为自己征税的借口，这样做是有代价的。蛮族人的形象使帝国以外的所有人都成为一种威胁，被定义为蒙昧社会的低等人。这一态度意味着：其一，罗马人和其他人的冲突应该是一种正常关系；其二，不管罗马帝国想要做什么，它都应该成功。神的庇佑难道不是指在与不受神眷顾的人对抗时永远不败吗？皇帝的至高美德就是胜利——通常以神授予桂冠的画面形式呈现在钱币上。如果时任皇帝没能取得胜利，那便意味着他不称职。

因此，皇家御用演说家的任务是调整边境战事的叙事角度，维护皇帝战无不胜的形象。例如，公元363年，尤里安皇帝率领军队进行了一次军事大冒险，穿过波斯领土500公里，直达首都泰西封（Ctesiphon）附近。波斯的“诸王之王”沙普尔任由他继续深入，然后突然布下陷阱。罗马士兵不得不边战边朝罗马撤退。6月底，尤里安在一次小冲突中战死，罗马军队陷入绝境。他们距离罗马边界还有250公里，且粮食告急，但由于波斯人的反复袭击，每天只能撤退约5公里。尤里安的继任者约维安在这次战役中被选为皇帝。约维安别无他法，只能和波斯讲和，以屈辱条件换取和平。罗马军队可以撤离，但必须把尼西比斯和辛格拉（Sangara）两座主要城市、多个战略据点和五个边境行省割让给波斯（地图3）。由于罗马人民迫切期望胜利，约维安无法承认这次战争失败，尤其是在统治初期神的认可还不是特别明显的时候。他发行的钱币图案声称与波斯缔结和约是一次胜利，德密斯修也被推选出来去不断强调这一点。这位御用演说家显然很为难。他能想到的最可信的说辞是这样的：“波斯人一得知声明便放下武器，表示他们和罗马人一样愿意选［约维安为皇帝］，很快对这个他们从前并不畏惧的人也警惕起来。”接着他又根据公元前522年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诸王之王”大流士的著名故事说了一句显然有些荒谬的谐语，说波斯人通过马的嘶鸣声来选取他们的统治者。

德密斯修已经尽力了，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说法。到公元364年1月，约维安已经面临东部城市的抗议，控诉他向波斯投降。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德密斯修在元老院发表了至少45分钟的演说，其中大约只用了1分钟谈论波斯问题，然后他就巧妙地转向对约维安更有利的事情。 在这次战役中，约维安的决策和人民对胜利的期待相悖。不久，德密斯修就可以承认这一点了。公元364年2月，约维安去世。这年年末，德密斯修为继任者瓦伦斯发表了第一次演说。他抓住约维安仅当权8个月就早逝这一事实来证明他的统治没有得到神的认可。这样就可以圆满地解释被波斯打败一事，罗马也保全了因神的庇佑而永远不败的自我形象。

如前文所述，即便是与波斯作战，这样惨疼的失败在当时也比较罕见。整体而言，罗马在欧洲的边境地区仍占有军事优势。偶尔来个善意的谎言，罗马通常还是能够满足人民对胜利的期待，一时的失败也不会影响罗马人对自我和蛮族的定位。边界对面的蛮族在罗马秩序里没有一席之地，罗马不负众望，正不断地歼灭他们。激烈冲突确实是罗马在各边界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元素，但不管是在莱茵河边界及多瑙河边界，还是在东部边界，现实都比“他们和我们”这一简单观点所暗示的要复杂得多。

要想更详细地探讨这一现实，我们可以聚焦罗马位于多瑙河下游的一段边界。这段边界一边是罗马的色雷斯教区，另一边是公元4世纪时日耳曼语族的哥特人统治的喀尔巴阡山和黑海之间的地区。

色雷斯：最后的边界

公元369年，叙马库斯率领使团向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进献冕金（参见本书第一章）。同年，在多瑙河中游临近诺维奥杜努姆（Noviodunum）要塞处进行了一次首脑会谈。瓦伦提尼安一世的弟弟、统治帝国东部的瓦伦斯皇帝乘坐御船驶离多瑙河南岸。在河的北岸，他和阿塔纳里克（Athanaric）会面。阿塔纳里克是紧邻边界的瑟文吉（Tervingi）部落——日耳曼语族的哥特人——的首领。他和瓦伦斯交战近三年时间。这一次，我们终于有了第一目击者的描述。德密斯修为君士坦丁堡元老院记录了事情的经过。他以元老院派到皇帝身边的使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了会谈。据德密斯修记载，瓦伦斯使敌人完全迷惑了：

瓦伦斯比蛮族人的首领要聪明得多，让蛮族人对他们的首领完全丧失信心。他［在船上］的口水仗比［之前三年的］武力交锋更有力。尽管如此，他把对手打败后，又将他扶起，朝着迷惑不解的对手伸出手，在众人面前和他结为朋友……［阿塔纳里克］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但心情矛盾：他自信满满，同时也畏惧担忧，对他的臣民既蔑视又警惕，因协议中的不利条款而心情沮丧，又因有利条款而兴高采烈。

阿塔纳里克的追随者的情况也很糟糕：

［他们］不胜枚举，驯服顺从，成群地沿河散开……我环顾河的两岸，［看到罗马这边的河岸］闪烁着士兵秩序井然的身影，他们平静而又自豪；河的对岸却到处是乱作一团、跪地求饶的乌合之众。

根据德密斯修的记载，阿塔纳里克和他带领的哥特人就这样完美地扮演了蛮族人的角色。德密斯修提到的和平协议的具体内容完全印证了瓦伦斯的统治地位。他终止一直以来赏给哥特人的岁赐，将边境贸易限制在两个指定的贸易中心，并且启动一个建筑防御工事的项目，以确保哥特入侵者无法再造成任何麻烦。瓦伦斯出色地满足了人民对罗马统治低等的蛮族人的期望。

但是仔细研究便会发现，德密斯修的故事不大合乎情理。双方的战争不是瓦伦斯首先发动的，而是由阿塔纳里克挑起。公元364年至365年，罗马情报表明哥特人已经开始不受管束。瓦伦斯派遣援军前往多瑙河前线。公元365年，前任皇帝尤里安的叔叔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贿赂援军，拉开他篡位的序幕。阿塔纳里克向这位意欲篡权的普罗科匹厄斯派遣了一支3000人的哥特军队。如果哥特人像德密斯修所记载的那样满足于以钱财换取和平的话，那么阿塔纳里克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挑衅行为呢？虽然持续交战三年，瓦伦斯也没能在战场上实际打败哥特人。公元367年和369年，瓦伦斯的军队在哥特人的领地上恣意洗劫。他们的行动只是在公元368年，由于阿尔卑斯山和喀尔巴阡山的冬雪提前融化而受到牵制。多瑙河泛滥，罗马士兵无法将通常用来运送重型装备到河对岸的浮桥串联起来。阿塔纳里克采取撤退的战略，才免于被困。等到缔结和约时，哥特人已经深陷困境，粮食紧缺，但他们并没有像30年前君士坦丁时代那样被逼得无条件投降。既然罗马人并没有像德密斯修描述的那样对哥特人取得决定性胜利，那么公元369年缔结的和约条款比公元332年的还要苛刻，这就显得有些蹊跷了。

德密斯修在演说里“忘了”提及一个关键信息。瓦伦斯在同哥特人作战时，波斯前线的局势恶化。与约维安缔结和约后，波斯“诸王之王”沙普尔在美索不达米亚收复大片地区。他现在又将注意力转向高加索（Caucasia）。公元367年至368年，他罢黜罗马同盟国亚美尼亚（Armenia）和格鲁吉亚（Georgia）东部的统治者后，任命了新的统治者。对于瓦伦斯来说，保卫波斯前线远比逼迫哥特人彻底投降要重要得多。所以这个新威胁迫使他从巴尔干半岛抽调兵力，将他们派往东边。但是瓦伦斯已经动员了多瑙河的军队，纳税人正期盼他获胜，而且他还要报复哥特人支持普罗科匹厄斯篡位。就这样，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369年。但当全面胜利再次变得渺然无望时，他只能做出让步，与哥特人言和。瓦伦斯和阿塔纳里克的会面确实达成了妥协。这一点毋庸置疑。德密斯修特别提到哥特人“因有利［条款］而兴高采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谈的地点也同样说明瓦伦斯做出了妥协。通常罗马皇帝会打着军旗在蛮族人的领地上得意扬扬地游行，并就地逼迫蛮族首领归顺他们。公元4世纪的史料仅记载了两次水上首脑会谈，另一次是在莱茵河。同样，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需要确保一方防线的安全，以便处理另一防线的问题，最终也是让步言和。

现在要说服元老院把与哥特人达成的和议看作一种胜利，德密斯修需要做的就显而易见了。他把终止赏给哥特人的岁赐说成是罗马政府的一大收益。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小便宜而已。罗马政府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用岁赐来笼络藩属王。我们可以称之为“外援”。德密斯修并没有提及罗马的巨大损失，即取消了在和波斯作战时要求哥特军队支援的权利。德密斯修特别能巧言善辩。元老们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哥特人投诚、瓦伦斯在和谈时无所不能的生动场景。据同时代两个史料的叙述，议和是这次战争的合理结果。由此看来，这位演说家的精彩演说似乎奏效了。瓦伦斯成功地保全了面子。

然而，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德密斯修的障眼法背后潜藏的问题虽然鲜为人知，但十分重要。由于罗马史料里没有记载阿塔纳里克缔结和约的确切目的，我们无法得知他的所有想法。但是他显然不是罗马理念里那个简单地代表“他者”的标准蛮族人。30年来，他和他领导的瑟文吉部落一直接受罗马的岁赐，但是为了避免替帝国作战，他们愿意放弃这些岁赐，选择在开放边界进行贸易的特权。这些开放边界是根据之前与君士坦丁缔结的和约设立的。考古证据显示这些特权确实存在，而且归哥特人所有。公元4世纪的哥特遗址上到处都是罗马双耳细颈陶罐的碎片，其中大多数是破碎的葡萄酒罐。（到公元6世纪，“biberunt ut Gothi”——“喝得像个哥特人”——这一说法已经家喻户晓。）尽管如此，阿塔纳里克还是有明确的规划，要让瑟文吉脱离罗马的统治。他能够召集支持这一立场的哥特人，运用精明的策略达到目的。起先，他准备和帝国直接对抗。但普罗科匹厄斯篡位的计划给他提供了干预罗马内政的机会，他转而又选择这条途径——也许是希望普罗科匹厄斯成功后会主动给予哥特人他们从瓦伦斯那里可能要用武力才能得到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现实与罗马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尽管无可否认，阿塔纳里克只是一个次要盟友而已，但普罗科匹厄斯的篡权是一个罗马人与蛮族人结盟去对抗另一个罗马人。阿塔纳里克也不是一个漫无目的、决心只是掠夺周边领土的蛮族人。相反，他已经运用各种手段重新协商君士坦丁于公元4世纪30年代彻底击败瑟文吉后强加给他们的义务和特权。君士坦丁还采用惯用的外交手段——扣押人质，试图让瑟文吉部落的统治家族谨记罗马文明的好处。依照和约，瑟文吉部落向君士坦丁堡上交人质，其中就有时任首领的儿子。如果违反和约，被扣押的人质可能会被处死，而且也确实有过人质被处死的例子。但是，一般来说，人质是用来让蛮族的下一代掌权人明白与罗马对抗毫无意义，他们最好欣然接受帝国的统治。这种人质策略有时会奏效。但是这一次没能成功。交到君士坦丁堡当人质的瑟文吉部落的小首领是阿塔纳里克的父亲。虽然罗马在元老院后面给他立了雕像，但是也没有赢得他的支持。（或许他们应该把雕像立在元老院的前面。）他最终传位给儿子阿塔纳里克时，绝对禁止他踏上罗马的领土。阿塔纳里克继续努力，尽力推动瑟文吉部落从罗马独立出来。 他和瓦伦斯的会谈是在船上进行的。这一点间接承认哥特人对多瑙河对面的土地享有主权。新和约的后果是阿塔纳里克可以随意迫害信仰基督教的哥特教徒。我们不久将看到，之前的皇帝在哥特人中大力推行基督教。因此现实和理念再一次背道而驰。阿塔纳里克不是一个低水平的蛮族人，而是一个有清晰规划、重新协商他和罗马帝国关系的藩属王。

小狼

如果说德密斯修歪曲事实的演说部分还原了阿塔纳里克的真实一面，那么下面将提到的两个抄本则让我们更直接地了解公元4世纪的哥特世界。一个是《银色圣经抄本》（ Codex Argenteus ）。这件从古典时期保留至今的珍宝现在存放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Uppsala University Library），是一册“四福音书”哥特译文的豪华抄本。这个抄本公元6世纪时在意大利成书，最初共有336页，保存在乌普萨拉的只有187页。1970年在德国西南部施派尔（Speyer）大教堂存放圣骨的地方又发现一页，当时人们兴奋不已。经文是用金色和银色墨水写在染成紫色的上乘羊皮纸上的——这些羊皮纸是用初生羊羔（甚至还没有出生的羊羔）的皮制成。墨水、染色和羊皮纸都表明这是一本极其昂贵的书，由具有最高地位的人委托抄写。这个人很可能是公元6世纪意大利东哥特王国的国王狄奥多里克大帝（Theoderic the Amal）。另一册抄本没有这么豪华，非常简朴，破损严重，但也同样有其非凡之处，是公元5世纪的抄本，通常被称为《拉丁文巴黎本8907》（ Parisinus Latinus 8907 ）。该抄本主要包括公元381年的阿奎莱亚公会议（Council of Aquileia）的记录和米兰的安布罗斯主教（Bishop Ambrose）的名作《论信仰》（ Bishop Ambrose / On the Faith ）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安布罗斯主教坚决拥护的教义后来成为基督教的正统。在这次大公会议上，安布罗斯主教击败对手，其中有一个是拉提亚里亚（Ratiaria）的帕拉迪乌斯主教（Bishop Palladius）。他在《论信仰》的页边上写下关于阿奎莱亚公会议的评论。除了这个破损的抄本，该评论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过。评论中有一封杜罗斯托鲁姆的奥森丢主教（Auxentius of Durostorum）写的信。这封信和《银色圣经抄本》都体现了阿塔纳里克的一个地位卑微的臣服民的非凡成就。此人就是乌尔菲拉（Ulfilas），哥特人的“小狼”（Little Wolf of the Goths）。

乌尔菲拉生于公元4世纪初，是生活在瑟文吉部落的罗马俘虏的后代。他们是在公元3世纪后期随大批俘虏一起被哥特人掳走。当时哥特人从俄罗斯南部经黑海向小亚细亚的罗马人发动海上进攻。乌尔菲拉的家人从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的帕纳萨斯（Parnassus）附近一个叫做萨达哥尔提那（Sadagolthina）的小村庄［位于现在土耳其中部塔图湖（Lake Tattu）的北岸］被掳走。他的名字是“小狼”的意思，很明显是哥特语，表明这些俘虏在语言上已经适应新环境，但他们也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除了哥特语之外，乌尔菲拉还能用拉丁语和希腊语读写，其中他可能最喜欢希腊语。他的这些成就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当时罗马俘虏的生活状况。他们很可能形成一个有相当自治权的农耕团体，需要向掌管他们的哥特人缴纳大部分生产品，但除此之外基本上就可以听任自便了。乌尔菲拉就在这样一个多语言的环境下长大成人，成为一名初级牧师，在这群流亡者的教会里担任诵经员。古典时期后期其他蛮族人的领地上也存在这样的臣服民群体。他们中有些经过几代后还保留与蛮族的差异感。就乌尔菲拉而言，当时帝国正忙于推行基督教，这个第二代非自愿移民相对默默无闻的生活将被瑟文吉碰巧是离罗马边界最近的哥特人这一事实彻底改变。

公元4世纪40年代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决定增加阿塔纳里克的父亲等人质的筹码。当然，如果没有他父亲君士坦丁于公元4世纪30年代在瑟文吉部落确立的军事统治，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也无法以他即将采取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政治力量。为了表示他笃信基督教，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策划了一系列行动。其中一项便是要改善处于异教徒统治的基督徒的命运。于是，公元341年，他将已在俘虏群体中脱颖而出的乌尔菲拉召回君士坦丁堡，任命他为“哥特人之地基督徒”的主教。随后，乌尔菲拉回到多瑙河以北，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里，为他的教徒服务，乐此不疲。但是公元347年年底至348年年初，麻烦出现了。乌尔菲拉发现自己深陷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外交危机之中，和大批信仰基督教的哥特人一起被瑟文吉统治者逐出哥特人的领地。史学家猜测，他可能向俘虏群体以外的哥特人传播了教义，但也可能是由当时的政治环境造成的。到公元348年，由于罗马和波斯之间最近一个回合的交锋，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打算从瑟文吉部落再抽调一支军队，停止推广基督教的行动也许是他为此需要付出的代价。尽管如此，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还是去了多瑙河迎接乌尔菲拉，“仿佛他就是摩西（Moses）本人”。

事情看似已经结束，但它只不过才刚刚开始。乌尔菲拉及其信徒在多瑙河边界附近的尼科波利斯-阿德-伊斯特鲁姆（Nicopolis ad Istrum）定居下来，和留在哥特人领地的基督徒仍然保持联系。乌尔菲拉就是在这里把《圣经》翻译成哥特语的——这个哥特译版通过《银色圣经抄本》保留下来。乌尔菲拉的方法很简单，他将公元4世纪通用的希腊文《圣经》逐字翻译成哥特语。相比哥特语，译文受希腊语语法和句法的影响更多。这是一个惊人壮举。乌尔菲拉认为《旧约》中的《列王记》会促使哥特人变得更加好战，因此根据惯例，除了《旧约》中的《列王记》之外，他翻译了所有内容。瑟文吉族哥特人的一个地位低下的臣服民已经创造出第一部日耳曼语的文学作品。

这是有关乌尔菲拉的一个故事。《拉丁文巴黎本8907》里奥森丢在信里讲述了他的另一个故事。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给基督教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之一是，基督徒不再因罗马政府的反对而不得不分散居住，他们有必要规定一套教义。这一过程始于公元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公会议（Council of Nicaea）。会议规定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关系是“本体相同”（ homousios ）。教义之争拉开序幕。直到公元381年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后，几经争论，尼西亚公会议上对基督教教义的定义才完全被人们接受。其间5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的基督教正统一直坚持更传统的立场，认为基督和圣父“相似”（ homoios ）或“本体相似”（ homoeusios ）。

在这个过渡时期，牧师们花费大量精力建立联盟。他们中许多人迄今为止只是简单地以为他们有共同的信仰。现在，他们不得不做出抉择，众多宗教立场中到底哪一个才能最好地体现自己对信仰的理解。公元348年之后，乌尔菲拉出场了。奥森丢在信中提到乌尔菲拉在遗嘱中所做的信仰声明，并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声明背后的考量。乌尔菲拉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基督徒。他认为尼西亚公会议对基督教教义的定义与《圣经》的内容相悖，似乎也不能区分圣父和圣子，因而无法接受。据奥森丢记载：

［乌尔菲拉］的信仰与传统及《圣经》相符，他从不掩饰这个［圣子］居于次位，是万物的创造者，他由圣父而生，依圣父而生，因圣父而生，为圣父的荣耀而生……［圣子］认为圣父［比自己］更伟大［《约翰福音》14：28］——他一直都根据《约翰福音》明确地表达了这个观点。

而且，人们听信他。奥森丢还记载道：

［乌尔菲拉］在主教教区的事业繁荣兴盛，40年间持续不断地用希腊语、拉丁语和哥特语布道门徒的恩典……见证了基督，我们的主和上帝只有一群教徒……他所说的和我所写下来的都源自《圣经》：“读这经的人须要会意。”［《马太福音》24：15］他留下了一些用这三种语言写成的论文和评论，造福那些愿意接受他信仰的人，也作为对他的永久纪念和奖赏。

很遗憾，这些论文和评论没有留存下来。乌尔菲拉最终在教义之争中败下阵来。他的作品及其教派中许多人的作品都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我们通过奥森丢和其他史料了解到，乌尔菲拉受到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帝国东部的皇帝瓦伦斯的极力拉拢，最终分别在公元359年和370年签署了他们提出的教义协议。他还在巴尔干半岛（Balkan）培养了一批有权有势、拒绝接受尼西亚教义的主教。奥森丢和拉提亚里亚的帕拉迪乌斯都属于其中之列。乌尔菲拉最后一次出场是在公元381年的君士坦丁堡公会议，70岁的他再次投入教义之争。这是他的最后一搏。实际上，大公会议的决定使乌尔菲拉及其信徒的历史地位变得无足轻重。但是在他的有生之年，情况截然相反。这个出身卑微的哥特臣服民在公元4世纪中叶的教义之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现实又一次与罗马的理念背道而驰。在罗马人眼中，蛮族人被认为是感性主义者，完全不会理性思考，也不会做计划。除了对下一个解决方案的强烈欲望之外，他们缺乏任何动机。但是公元4世纪的这两个蛮族人既不愚蠢，也不缺乏理性。在哥特社会的顶端，阿塔纳里克和他的议员们面临着想出办法应对强大的罗马帝国的残酷现实。他们既没有希望在公开对抗中打败它，也没有希望将自身和它隔离。然而，他们可以制定规划，执行计划，按照最有利的方式打造与帝国的关系，同时又能缓和罗马统治中过于苛暴的方面。他们还是罗马在战时和内乱时最可取的盟友，有时也能有效操控事态。比他们社会地位低的人中也有能读写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群体，传输足够的基督教文化，培养出像乌尔菲拉这样的人。

因此，罗马人和哥特人的现实关系并不是罗马理念里绝对优等的人和低等的人之间无休止的冲突。罗马人依然摆出高高在上的样子，是统治者，但是哥特人也可以派得上用场。他们之间的周期性冲突是外交运作的一部分，双方都设法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蛮族人已经今非昔比。即便是被罗马人坚定不移地塑造成次要成员，哥特人也是罗马世界的一部分。

藩属国

这个观点也不是只局限于多瑙河地区的哥特人，尽管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部落大多都没有像瑟文吉部落这样被翔实地记录下来。对帝国领土的小规模入侵屡见不鲜。公元370年撒克逊人的来犯也许算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德密斯修在讲述公元367年至369年的哥特战争时，并没有歪曲事实，他在结尾处明确指出瓦伦斯加强多瑙河下游一些地区的防卫，而这些都是之前的皇帝从未涉及的地区。瓦伦斯和他的哥哥在建造防御工事和部署驻军方面都非常积极。但在公元4世纪，罗马的欧洲边界上每一代皇帝统治期间大约只发生一次重大冲突。公元4世纪10年代，君士坦丁皇帝采取第一批行动。其中之一就是大规模平定莱茵河边界法兰克人（Franks）和阿勒曼尼人的领地（地图4）。直到公元4世纪50年代初，我们都没有听说有其他严重的冲突。公元364年至365年再次爆发的动乱和罗马改变政策、单方面缩减外援预算有关。除此之外，直到公元4世纪70年代末，这一带都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在更东边的地区，公元4世纪30年代君士坦丁统治的较晚时期，罗马军队大举干预多瑙河中游边界对面的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夸迪人（Quadi）和马可曼尼人（Marcomanni）。公元357年和374—375年，这一地区又分别再次爆发冲突。如前文所述，公元4世纪30年代签订的和约使多瑙河下游哥特人居住的地区维持和平约30年之久。

在这些战役中，罗马人克服各种困难，确立了他们的军事统治地位。他们有时大范围掠夺，迫使对方臣服，有时精心筹备，发动战争打败对方。例如，公元357年，尤里安皇帝率领一支1.3万人的罗马军队在莱茵河地区罗马境内的斯特拉斯堡附近向聚集在那的阿勒曼尼各部落发动进攻。尤里安取得重大胜利。阿勒曼尼人的至高首领切诺多玛（Chnodomarius）率领的3.5万敌军中约有6000人战死沙场，无数人在逃离时葬身于莱茵河。而罗马方面总计只有243名士兵和4名高官阵亡。 这次战役有力地证明了帝国后期罗马军队经过重组后依然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从在法国北部屠杀撒克逊入侵者，到君士坦丁征服瑟文吉，从各个层面而言罗马在其欧洲边界上都占据这种军事优势。

一方面，这种胜利本身也是一种结束。它惩罚、威慑蛮族人。当然，史学家阿米安认为，罗马有必要定期打击蛮族人，让他们维持和平。但另一方面，军事胜利是建立更广泛的外交协议的第一步。斯特拉斯堡战役结束后的两年时间里，尤里安在莱茵河对岸逐个和阿勒曼尼的首领们签订和约。与此同时，共治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也在多瑙河中游同各部落缔结和约。

如前文所述，这些和约基本上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呈献在罗马人民面前的：蛮族人彻底投降［在拉丁语中称为“归降”（ deditio ）］，然后罗马仁慈宽厚，和他们有条件缔结和约［在拉丁语中称为“联盟”（ foedus ）］，使他们成为帝国的臣服民。然而事实上，各部落被迫臣服的程度和实际约定的内容都各不相同。公元357年，君士坦提乌斯在多瑙河中游时，罗马人完全掌控局势。像这种情况，罗马很可能干涉对手的政治结构，从罗马的长远利益出发，废除那些显得过于危险的联盟，推动顺从的次级首领独立掌权。这些和约里都包括罗马从蛮族中招募新兵这项内容，有时还规定他们为特定战役提供更多军队。公元357年至358年，尤里安皇帝还让阿勒曼尼人赔偿他们所造成的损失。像这次一样，这种赔偿往往采用粮食供给的方式，但如果无法赔偿粮食，他们就得提供劳动力和建筑用木材，并支付运费。提交人质也是一种惯用做法，例如阿塔纳里克的父亲就是一名人质。有时这种方式收效颇大。阿勒曼尼的一个小首领在罗马境内接触了地中海地区的宗教，感触颇深，返回后根据埃及神塞拉匹斯（Serapis）把自己的儿子改名为赛拉比奥（Serapio）。罗马人没有完全掌控局势的时候，他们就要求蛮族人提供劳动力、原材料和兵力，并批准已经独立发展的政治结构。不管怎样，罗马的边界对面分布了众多主要由日耳曼人统治的藩属国，它们确确实实是罗马世界的一部分。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藩属国完全由罗马控制，或者像我们在阿塔纳里克的案例中看到的那样，必然会乐意成为罗马秩序里的次要成员。如果罗马有其他当务之急的话，蛮族部落就会或暂时或长久地繁荣起来。例如，公元4世纪50年代初，帝国西部爆发一系列篡位行动。首先是帝国东部的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之弟君士坦斯（Constans）被杀。君士坦提乌斯的当务之急在于镇压篡位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切诺多玛才得以逐步建立起一支将在斯特拉斯堡和尤里安对阵的阿勒曼尼军队。然而，一旦篡位者被镇压，罗马便和阿勒曼尼人展开了持续两年的战争，控制并彻底击败他们。对于罗马人来说，切诺多玛太过挑衅，甚至还夺取罗马在莱茵河附近的领土，他们不会考虑同他交易。然而，大约十年之后，阿勒曼尼部落又出现了一位卓越的首领：马克里阿努斯（ Macrianus ）。瓦伦斯的哥哥瓦伦提尼安一世耗费五年时间，试图通过一系列的绑架和谋杀行动来抑制他的权力。但是，和切诺多玛不同的是，马克里阿努斯从未觊觎过罗马的领土。因此当动乱在多瑙河中游酝酿之时，瓦伦提尼安一世邀请他在莱茵河的船上会谈，就像瓦伦斯在多瑙河上接见阿塔纳里克那次一样，而且也不怎么失面子。瓦伦提尼安一世认可马克里阿努斯的杰出才能，马克里阿努斯也成为罗马的忠实盟友，终生未变。这些藩属国也有不涉及罗马的政治规划。阿勒曼尼部落之间的政治生活有其自己的模式，首领之间定期互相宴请。我们还知道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及勃艮第人（ Burgundians ）都发生过战争，但战争的原因和结果无从得知。

那么从整体来看，罗马与公元4世纪欧洲边界对面的藩属国之间的关系很难与其理念中的蛮族人与罗马的传统关系完全相符。就各个层面而言，双方即便不是平等关系，也都享有互惠关系。藩属国和帝国有贸易往来，为帝国的军队提供新兵，定期受到帝国的外交干预和文化影响。反过来，他们每年基本上都能从帝国获得援助，（至少有时候）受到帝国一定程度的尊重。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和约通常是根据藩属国和罗马双方的规范正式确定下来的。即便帝国的政治精英在纳税人面前仍不得不假装日耳曼人没有取得什么进步，他们也已经远不再是罗马人想象中的“他者”了。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外交关系中的这种新秩序是建立在日耳曼社会的一系列深远变化之上。

日耳曼地区的变迁

文字史料里确实包含一些重要线索，表明阿米尼乌斯和阿塔纳里克之间的三个半世纪里日耳曼地区经历了一些根本性变化。公元3世纪中叶，塔西佗作品里提到的西部地区一些著名的日耳曼部落突然消失了，再也没有在史料中出现过。切鲁西人、卡蒂人等被四支新部落替代：莱茵河边界的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以及更东边的撒克逊人和勃艮第人（地图4）。黑海以北的欧洲东南部此时也经历了重大政治变化。到公元4世纪，罗马多瑙河边界到顿河（ River Don ）之间的大片领土被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占据。这样，帝国后期日耳曼尼亚的面积比公元1世纪时的还要大。

黑海北部的新形势是由来自西北部的日耳曼移民造成的。这些移民大部分来自现在的波兰中部和北部。公元180年至320年间，他们通过一系列彼此独立的小规模行动已经迁到喀尔巴阡山附近。在黑海北部，这些迁徙中的部落彼此争夺，他们也和达契亚语族的卡尔皮人（ Carpi ）和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人等当地部落相互争斗，还和罗马驻军冲突。公元275年，帝国决定放弃多瑙河北部的达契亚行省，公元300年前后，大批卡尔皮人最终在罗马领土上重新安置下来。暴力争夺殃及了罗马，其领土频繁遭到侵犯，乌尔菲拉的父母便是在这样的突袭中被掳走。结果，这一带出现了一批主要由哥特人统治的政治单位，其中阿塔纳里克领导的瑟文吉部落离多瑙河最近。在他们的北部和东部还有一大批未知部落。 我们不知道这些政治单位人口构成的相对比例，但其人口构成肯定相当复杂，有大量达契亚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生活在哥特移民和其他日耳曼人的政治保护伞下，还有罗马俘虏。罗马史料的记载以及乌尔菲拉的《圣经》是用日耳曼语写成的这一事实都说明日耳曼移民的统治地位毋庸置疑。

一直以来人们都在激烈争论莱茵河边界及其腹地部落名称变化的意义。这些变化十有八九都涉及移民。勃艮第人确实在塔西佗关于公元1世纪日耳曼尼亚的描述中出现过，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居住地位于公元4世纪的勃艮第人居住地的东北部。这种场所的变化完全有可能是迁徙造成的。但和东部的情况一样，这种迁徙可能没有采取完全替代已有人口的形式。 此外，我们知道一些原有的部落还依然存在，只是换了名称。据某一史料记载，卜茹克特累人、卡蒂人、阿姆普斯发里人（ Ampsivarii ）和切鲁西人都属于法兰克部落联盟。同时代记载翔实的史料表明，阿勒曼尼部落里总是有多位首领同时执政，每位首领都有其高度自治的势力范围。例如，在斯特拉斯堡战役中，尤里安面对的是七位首领和十位小首领。

然而，与此同时，阿勒曼尼社会不断产生至高首领：每一代首领中都有一位比其他首领掌握更大的权力。这些至高首领中有公元357年在斯特拉斯堡战役中被尤里安打败的切诺多玛，罗马政策接下来针对的新兴势力瓦多马里乌斯（ Vadomarius ），和瓦伦提尼安一世最终在公元374年被迫承认的马克里阿努斯。至高首领不能世袭，也没有资料记载他们是如何成为至高首领的，以及成为至高首领有何益处。罗马史料无意记录这些内容。然而，很有可能至高首领一旦提出要求，各联盟部落就得向他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这是一个重大发展，表明公元3世纪部落名称的变化具有真正的政治意义。在阿勒曼尼人的领地上，公元1世纪时的小部落仍是典型的独立政治单位，现在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已经渗入其中。虽然没有史料可循，但同时代的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完全有可能也发展了类似的统一机制和做法。更东边的多瑙河地区的瑟文吉族哥特人肯定已经发展了类似的统一机制和做法。阿塔纳里克就统治了数量不详的首领和小首领结成的联盟。

但是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尼亚并不仅仅是在政治结构上有别于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尼亚。大量考古证据使我们对成就阿塔纳里克联盟的更深层的社会和经济变化有了新的认识。故事开始于罗马莱茵河北部边界以东的泥田里。20世纪60年代初，在荷兰的韦斯特（ Wijster ）和德国的费德森-维尔德（ Feddersen Wierde ）挖掘出两处乡村遗址。这次挖掘发现具有突破性意义。两处遗址结果都是始于公元1世纪的农耕居住地，其居民既从事农业又从事畜牧业。这一发现的突破性在于，韦斯特和费德森-维尔德基本上一直都是村落，有大量房屋，并且同时都有人居住：韦斯特有50多座房屋，费德森-维尔德有30多座。此外，一直到公元5世纪以前，这两个居住地都一直有人居住。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它说明了日耳曼地区农业活动的情况。

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日耳曼地区盛行的农耕方式是粗放型的，而非集约型的，耕作期短，休耕期长，二者交替，需要相对较大面积的土地来供养一定的人口。这些铁器时代的民族缺乏维持耕地肥沃、进行长期生产的技术，只能利用这些土地耕种几年，就得迁到别的地方去。犁地一般是刮出窄的、纵横交错的土沟，而不是翻出较深的犁沟，让杂草腐烂后将养分保留在地里。他们的主要肥料是草木灰。

韦斯特和费德森-维尔德两个居住地在耕种类型上存在差异。罗马时代初期，西部的日耳曼人形成全新技术，用动物的粪便作肥料，可能还采用了更复杂的两作轮种制，以增加产量，延长土地的生产期。于是，在欧洲北部，人类第一次有可能在几乎固定的居住地集中［或者“聚集地”（ nucleated ）］生活。在更北边和更东边的地区，用动物的粪便作肥料的技术传播得要慢一些。在威尔巴克（ Wielbark ）文化和普沃斯基（ Przeworsk ）文化地区（位于现在波兰境内），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日耳曼人居住地依然规模小，居住时间短，并且位置分散。然而到公元4世纪，新技术已经在这里牢牢扎根。黑海以北哥特人统治地区的居住地规模可能十分庞大，其中最大的布德斯提（ Budesty ）面积有35公顷。人们还发现一些犁耕设备，足以证明当时在哥特人统治下，人们已经使用铁制犁刀和铧头来正确地翻土——可能犁得不是很深。近期研究表明，斯堪的纳维亚（ Scandinavia ）地区也出现了村落。集约型的耕种业正在发展。花粉分析证实，从公元纪年开始到公元5世纪，在现在的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德国这片广阔地区，谷物花粉达到前所未有的高点，而草类和树木花粉在减少。大片的新土地被用来进行更集约型的耕作。

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在罗马时期的几个世纪里，日耳曼地区人口大幅增长。粮食供给是人口规模的基本约束。日耳曼人的农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粮食供给量。墓地的发现也证明了人口的增长。罗马时期一直持续使用的墓地都表明帝国后期埋葬人数急剧上升。

其他经济部门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无法对此做全面的综述，但是日耳曼尼亚的铁矿生产有了大幅增长。在罗马时期，波兰位于圣十字山（ Swietokrzyskie Mountains ）和南马佐维亚（ Mazovia ）的两个最大的铁矿中心产出800万—900万公斤生铁，远远超出普沃斯基当地人口的消费能力。我们还发现许多规模较小的采矿遗址和冶炼遗址，例如在斯尼西（ Sinicy ，位于乌克兰，由哥特人统治）一条河边发现约15座公元4世纪的铁铺遗址。陶器的情况也十分相似：罗马时代初期，日耳曼人的陶器都是手工制成，显然多半是在当地专门制作的。到公元4世纪，这种陶器逐渐被陶轮制品替代。陶轮制品由技艺精湛的工匠制成，烧制温度更高，因此更精致耐用。日耳曼尼亚的制陶工人是否能以此为生，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日耳曼尼亚的经济已经开始多样化。这种变化在针对精英消费的生产领域最为明显。随葬器物显示公元纪年的最初几个世纪里，玻璃制品受到日耳曼人的青睐。直到公元300年前后，在日耳曼尼亚发现的玻璃遗物都是从罗马帝国进口的。这大概是它们之所以宝贵的原因——就像现在的意大利手提包。然而，20世纪60年代，发掘者在喀尔巴阡山附近的科马洛夫（ Komarov ）发掘出一个公元4世纪的玻璃铸造厂。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分销范围广泛［从挪威（ Norway ）一直到克里米亚（ Crimea ）］，品质上乘，以至于人们之前一直以为这些产品都是从罗马进口的。这个铸模齐全的玻璃铸造厂确切表明那些产品的产地是在日耳曼尼亚。

贵金属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在日耳曼地区几乎没有发现公元前当地生产的贵金属制品。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装饰品大部分仍只是青铜制品。到公元4世纪，各种复杂的银质搭扣已经成为日耳曼人常用的服装配饰；还有一些尺寸更大的银制品存留下来。例如19世纪后期在罗马尼亚的彼得罗阿萨（ Pietroasa ）发掘出来的著名宝藏，里面就有一些银盘。彼拉德瓦拉色卡村（ Birlad-Valea Seaca ，位于现在的罗马尼亚境内）的发现至少显示了一部分商品的制作过程。彼拉德瓦拉色卡可能属于瑟文吉部落首领阿塔纳里克的领地。用鹿角拼接成的梳子是黑海北部哥特人的典型随葬品。一些日耳曼部落用发型来表示自己的部落身份［例如苏维比（ Suebian ）发结］，或自己的身份地位［例如法兰克的梅罗文加（ Merovingian ）统治者的长发］。发掘者在彼拉德瓦拉色卡发掘出近20个棚屋，里面有成品梳子和不同生产阶段梳子的组成部件。很明显，这整个村落都在从事梳子的制造。

还有很多情况我们都不了解。这些梳子是商业制品还是用来交换的？这是不是一个臣服的村落，每年都要进贡大量梳子？无论答案是什么，经济革命改变了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地区。毫无疑问，它的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新的技能逐步提高，产品的分销范围也渐渐扩大。一些产品可能不是商业制品，例如，用来当作首领相互赠送的礼物。但是据我们所知，瑟文吉部落以及莱茵河地区的一些部落和罗马有广泛的贸易往来。虽然日耳曼尼亚没有发行货币，但是罗马钱币大量流通，往往成为交换媒介。（据塔西佗记载，公元1世纪时，莱茵河地区的日耳曼人已经使用优质的罗马银币作为交换媒介。）

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社会变革。日耳曼地区并不是从来都有举足轻重的社会精英。或者，至少从墓地这一主要信息源来看，我们看不到社会精英的存在。公元前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欧洲中部和北部基本上普遍遵循的主要丧葬礼俗是火葬，并且各地的随葬品也差不多都一样：简陋的手工陶器和装饰古怪的搭扣。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出现厚葬（其中最宏伟的墓葬经常被称为“王侯之墓”，德语是“ Fürstengraber ”），但也十分罕见。在同一日耳曼居住区，用明显不同的物品给不同部落成员陪葬的做法最早始于罗马帝国时期。在西部，厚葬主要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些是公元1世纪末的，另一些是公元2世纪末的。但是“王侯”根本不可能只存在于这两个孤立的时间段。因此厚葬和社会地位之间没有简单的关联。更东边的地区，在整个罗马时期，随葬品的数量也逐渐增多，但是直到公元2世纪，日耳曼人才开始探索用其他方式来标志特殊地位，例如大石堆。当然，厚葬最能表明安葬者的派头和地位。还有人提出厚葬更多是社会竞争，而非财富的特征。

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些更确凿的证据，有些还是文字史料，可以帮助阐释日耳曼地区社会变革的长远意义。虽然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公元1世纪时部落首领可以世袭，并且即便是小部落也经常会由多位首领共同统领，但是公元4世纪时瑟文吉部落连续三任首领都来自同一家族：他们分别是阿塔纳里克、他做过人质的父亲和同君士坦丁谈判的瑟文吉部落首领。希腊语和拉丁语史料不断把这些首领称为“士师”，但我们不知道“士师”代表什么头衔。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这些至高首领之下、属于社会第二阶层的首领和小首领的权力也是世袭的。类似模式也普遍存在于阿勒曼尼部落中。我们之前特别提到至高首领不是世袭的，主要是因为罗马往往会消除那些获得至高首领地位的人；但是阿勒曼尼部落次级首领的地位显然是世袭的。以埃及神之名重新将儿子命名为赛拉比奥的梅德里库斯是阿勒曼尼部落提交的人质中地位极高的一个。他和公元357年率领阿勒曼尼人在斯特拉斯堡吃了败仗的切诺多玛是兄弟。赛拉比奥也是一位首领，在斯特拉斯堡战役中指挥军队的右翼——这也许表明他并不喜欢这个地中海名字。继承权不一定是由父亲直接传给儿子，但是切诺多玛、梅德里库斯和赛拉比奥代表一个宗室，能把权力世代传承下去。对于其他阿勒曼尼部落的首领而言，情况可能也一样。当罗马人认为至高首领瓦多马里乌斯对他们构成的威胁太大的时候，他们将他干掉，并且还杀死了他的儿子维提卡比乌斯（ Vithicabius ）。这表明父亲的权力至少有可能被继承。

我们通过考古发现还了解了公元4世纪日耳曼精英的情况。考古学家已经界定一些散布在日耳曼尼亚的精英统治者办公和居住的场所。乌拉赫（ Urach ）小镇是莱茵河河谷边典型的阿勒曼尼地区。在小镇被称为“圆山”（ Runderberg ）的山上发掘出大规模的公元4世纪木壁垒。壁垒围绕一块长70米、宽50米的圆角长方形地区，里面建有一座木会堂，会堂下方依山建了些较小建筑。这座会堂很可能是阿勒曼尼部落首领组织首领聚会的场所，当然也款待过他们的家臣。由于这次挖掘成果还没有完全发布，我们还不清楚居住在那些较小建筑里的是家臣、工匠，还是普通的阿勒曼尼人。在更东边的地区，考古学家已经在哥特人统治的地区发现亚历山德罗夫卡（ Alexandrovka ）等防御中枢，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研究。黑海北部大部分遗址上，罗马陶器的碎片占考古发现总数的15％—40％。在亚历山德罗夫卡，罗马双耳细颈陶罐（主要用来盛葡萄酒）的碎片总计达72％。很显然，这里招待了不少客人。在卡门卡-安特克拉克（ Kamenka-Antechrak ）发现一座别墅，可能归某位哥特首领所有。别墅由四栋石屋、附属建筑和庭院组成，占地面积3800平方米。别墅的贮存设施齐全，罗马陶器制品数量超过平均水平（超过50％，既有盛红酒的双耳细颈陶罐的碎片，又有精细餐具）。这表明卡门卡-安特克拉克也是一个主要的消费中心。罗马尼亚的彼得罗阿萨发现的陶器和贮存设施表明，公元4世纪的某位哥特首领利用原有的罗马要塞作为自己的别墅。这种独立的日耳曼精英住所是一个新现象。

显然，日耳曼人经济革命带来的新财富最终没有平均分配，而是由特定群体掌控。所有新财富——例如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财富——都会引发人们对其掌控权的激烈争夺，如果掌控的新财富足够多，其掌控者就会建立全新的权力结构。例如在欧洲西部，地主阶层自中世纪起就一直是统治阶层，但工业革命最终摧毁了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统治，因为和工业创造的新财富相比，即便大面积耕种，所创造的财富也少得可怜。因此，日耳曼尼亚的经济革命促发社会政治变革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些相关的变革过程在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

在古典时期，水洼和泥炭沼在日德兰半岛（ Jutland ）的大部分地区星罗棋布，现在基本上都因开垦荒地干涸了。近期发掘的遗迹表明，由于水洼和泥炭沼能够吞噬体积庞大的物体，日德兰半岛和北海沿海腹地的水洼和泥炭沼一直以来都被附近的居民用来存放祭品。这片地区已经发掘出从战车到金质盘碟等不同时期的各种祭品。从公元2世纪后半叶到4世纪，日耳曼人还用武器献祭，在维莫斯（ Vimose ）、托尔斯比尔（ Thorsbjerg ）、乌斯特尔索鲁普（ Ostersotrrup ）附近的尼达姆（ Nydam ）和伊斯布勒-莫斯（ Ejsbøl Mose ）地区的水洼和泥炭沼里发现不少武器祭品。这些祭品很多都是扈从大队的武器和装备，有的甚至是整支军队的。作为祭祀行为的一部分，这些武器和装备都依照仪式被毁坏。在日德兰半岛南部伊斯布勒-莫斯发现的公元3世纪的遗物令人震撼，从侧面反映了这些武器原来所属军队的情况。在这次发掘工作中，考古学家发现一小支军队的武器，这支军队中有200人手持标枪、长矛和盾（至少有60人还佩带刀剑），人数不详的弓箭手（发掘出675个箭头），以及12—15人使用的更高级的装备（其中有9人骑马）。这支军队组织严密，等级分明，军事专业化程度相当高：包括首领和扈从，不是一群兼营农业的士兵。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部落首领为了确保权力世袭是如何拉开他们与普通部落成员之间的距离。公元1世纪，日耳曼地区权力的盛衰起伏，瞬息万变。但如果一个家族有一代人能够利用它的新财富招募一支像伊斯布勒-莫斯发掘出的军队那样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并将财富和扈从都传承给后代的话，这个家族在几代人中继承权力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通过厚葬想要表达的权力和地位实际上需要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来强化。到公元4世纪，拥有扈从成了权贵的一个关键特征。斯特拉斯堡战役中败在尤里安手下的阿勒曼尼首领切诺多玛有一支200名战士组成的个人扈从队。 这让人不禁想起伊斯布勒-莫斯那支军队的遗物。

一些史料强调，这些扈从除了作战外还有很多用途。公元369年，哥特人阿塔纳里克率领瑟文吉部落部分脱离罗马的统治。之后他对基督徒进行迫害，催生了《圣萨巴受难记》（ Passion of St Saba ）。该文献生动地讲述了哥特殉道者萨巴所受的迫害和死亡。萨巴不是罗马俘虏的后代，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瑟文吉。《圣萨巴受难记》写于罗马境内圣萨巴受难的地方。该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众多宝贵信息，其中之一便是瑟文吉部落的中层首领都有自己的扈从，并通过他们来实现自己的意愿。萨巴最终就是死于阿塔里德（ Atharid ）的扈从之手。

扈从还有助于解释公元4世纪权力中心的性质。如前文所述，这些权力中心是作消费中心用的（例如圆山和罗马尼亚的彼得罗阿萨）。据中世纪初的史料记载，日耳曼首领需要宴请忠心耿耿的部下。这种做法完全有可能自古就有。宴请不仅需要大会堂，还要有固定的食物供给和采购罗马葡萄酒这类非本地经济产品的手段。专业工匠的存在还说明，日耳曼尼亚的经济已经充分发展，超出原有的亚斯多夫常规，足以供养更多的非农业生产者。

泥炭沼沉积的遗物还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作为献给神灵的祭品，它们很可能是为战争胜利而献的感谢祭。伊斯布勒-莫斯的沉积遗物是某部落在庆祝歼灭200名敌人时被沉到泥炭沼深处的敌军武器。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我们无从得知。是不是被另一支日耳曼部落打败的日耳曼部落？据塔西佗记载，一支卡蒂（ Chatti ）部落在争夺盐矿的斗争中被一支厄尔门杜累（ Hermenduri ）部落打败。他对这两支部落的评论很能说明问题：“双方都发誓，如果取得胜利，就把敌人献祭给玛尔斯（ Mars ）和墨丘利（ Mercury ）。这个誓言意味着将战败的整支军队连同他们的马匹和所有财物都作为祭品献祭。” 显然，在祭祀仪式中用战败的敌人献祭已经屡见不鲜。公元1世纪的一支小部落就能打败200多名敌人，因此伊斯布勒-莫斯的沉积遗物有可能是庆祝歼灭一群袭击日德兰半岛南部的战斗人员，他们突袭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获取战利品，也可能是为了确立统治地位，确保他们源源不断地获得贡品和食物。无论如何，这些遗物表明新财富通常会分配不均，但这也必定会引起冲突。

罗马时期日耳曼尼亚大部分地区的另一个特征是用武器陪葬的墓葬数量明显增加。军事扈从不仅是社会政治变革的结果，还是社会政治变革的手段。从公元2世纪到4世纪，部落内部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可能是日耳曼地区的一个特征。阿勒曼尼联盟、法兰克联盟和撒克逊联盟，这些新联盟的世袭统治者很可能是通过激烈的斗争才确立他们的统治地位。在更东边的地区，哥特人统治的地区情况也类似，只是涉及更多的迁徙成分。但要想建立阿塔纳里克领导的瑟文吉那样的联盟，他们还得制伏当地人，确立可以世袭的新等级制度。在西部和东部，地区财富的增长导致权力争斗，促使专业军事力量的出现，成为赢得权力的手段。这些过程导致一个结果，即更大规模的政治联盟成为公元4世纪日耳曼尼亚的一大特色。

封建制度的开始？

有学者断定，早在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只有配备武装家臣的贵族阶层才起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作用。但除了那些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之外，很多公元3世纪和4世纪的墓葬里都有一些随葬器物：男人的墓葬里有武器，女人的墓葬里有各式各样的精致珠宝。这些墓葬不计其数，不可能都是首领或封建贵族的墓葬。我们可以根据后来的文字史料推断出这些墓葬的主人。公元5世纪后期和6世纪初期，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继之而起的日耳曼王国制定了大量法律。据这些法律文件描述，这一时期的日耳曼（和日耳曼人统治的）社会基本上由三个等级组成：自由民、解放奴隶和奴隶。在罗马，解放奴隶的后代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民。与之不同，在日耳曼地区，解放奴隶的身份是世袭的。三个等级之间禁止通婚。倘若有人要进入其他等级，必须公开举行复杂的仪式。这种法律分类的做法在哥特人、伦巴底人（ Lombards ）、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 Anglo-Saxons ）等日耳曼部落中相当普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自由民阶层，而非相对较小的封建贵族阶层，在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 Ostrogothic ）起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作用，在法兰克王国和伦巴底王国拥有土地，起着重要的政治及军事作用。公元5世纪和6世纪，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下的英格兰，用武器陪葬的墓葬里埋葬的可能也是一些自由民。这些墓葬显然是用来表明身份的，而非仅仅用来说明墓主曾经是名战士。

鉴于众多日耳曼部落在公元4世纪到6世纪占领罗马帝国的不同区域，更多财富涌向日耳曼社会，我认为公元4世纪时自由民的政治参与度不会少于公元6世纪时的。要是有什么不同的话，公元4世纪时自由民的政治参与范围应该更广。因此，如果公元6世纪仍然存在一个人数相对较多的自由民阶层，那么200年前的情况肯定也一样。换句话说，半封建的武士贵族阶层在帝国后期还没有统治日耳曼尼亚。虽然罗马史料关注的并非日耳曼社会的内部机制，但是依然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例如，公元4世纪的哥特首领不能只发号施令，他们还需要让相对广泛的拥护者接受自己的政策。公元400年前后的哥特军队中除了少数武士贵族之外，还有大量的精英战士——即自由民。这些精英战士有自己的作战随从。据后来的法规记载，解放奴隶（不是奴隶）可能是由自由民领导，跟随他们一起作战。 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民之间是平等的。他们有财富的差异，尤其是如果深受统治者宠爱的话，就会更富裕。但是社会权力还没有集中在一小撮贵族手里。

考古研究无法清楚地解释首领和贵族连同他们的扈从同自由民之间的关系。罗马史料也没有多大帮助。但是，要供养、奖赏这帮自由民，那些配备大量武装扈从的贵族阶层——阿勒曼尼首领和瑟文吉部落的“士师”及首领——可能都已经确立了向自由民及其随从征税的权利。虽然没有史料显示公元4世纪时，日耳曼尼亚具有大规模征税所必需的官僚机构，但农产品肯定是常规的征税项目。因此，情况显然与公元1世纪时部落成员偶尔向卓越的首领捐资不同［如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 Germania ）里所记载的］。首领的职责无疑是代表他们的臣民与其他国家协商并制定“对外政策”，比如阿塔纳里克和瓦伦斯的会谈。由于对外政策通常只涉及决定和谁开战，因此他们肯定还有权要求臣民服兵役。首领还有一定的法律职责。至少，他们要审判级别稍高的臣民间的纠纷。相对裁定具体案件来说，他们不大可能有权制定一般性法律。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立法似乎在日耳曼王国还是一项新职责。而且即便是在当时，也只是在权贵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制定新法。权贵们在议会上策划法规，并以全体权贵的名义发布。

公元4世纪的罗马史料没有说明首领及其扈从同自由民阶层之间的具体关系，但是《圣萨巴受难记》让我们对此有了更多了解。对瑟文吉部落的基督徒实行迫害是全体首领（包括阿塔纳里克和其他首领）一致决定的政策。然而，这一政策的主要执行者是当地的村民，家臣不熟悉当地情况，只是偶尔被派去检查进度。在萨巴的村里，当地人显然不认同这项政策。他们完全有机会阻挠迫害行动。面对迫害基督徒的指令，他们发虚誓说村里没有基督徒。显然，村民们想保护基督徒免遭阿塔纳里克的迫害，他的家臣对此也无能为力。他们分辨不出谁是基督徒。萨巴最终殉道，是因为他不认同这种欺瞒的做法。

因此，日耳曼社会依然是一个基础广泛的寡头社会，仍有不计其数的自由民精英，他们手中掌握着大量权力。日耳曼尼亚要成为卡洛林（ Carolingian ）时期的封建制国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罗马、波斯和日耳曼人

我们对公元1世纪到4世纪日耳曼地区变革的探讨，说明了帝国后期罗马始终密切关注波斯的原因。波斯崛起，成为超级强国，引发了公元3世纪大规模的危机。即便是在东方前线安定下来之后，波斯给帝国造成的威胁显然仍大于日耳曼尼亚的威胁。相比之下，即便是在公元4世纪，日耳曼尼亚仍不能在各部落中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也不能统一其政治结构。临时联盟被联系更紧密的团体或者联盟所替代。这种联盟标志着日耳曼尼亚已不再是公元1世纪时的那个反复无常、风云变幻的日耳曼尼亚。虽然当时统治权可以世袭，但即便是在公元4世纪，最卓越的日耳曼首领也没能像阿尔达希尔那样成功地联合近东各部落来对付罗马。根据沉积的武器遗物和文字史料判断，公元4世纪时，日耳曼各部落之间彼此争斗的几率仍然和他们与罗马作战的几率相差无几。

话虽如此，公元1世纪到3世纪，日耳曼尼亚人口大规模增长，经济发展，政治重组。到公元4世纪，日耳曼尼亚对罗马在欧洲的战略统治地位构成的潜在威胁远远大于公元1世纪时期。我们还有必要记住日耳曼社会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平衡点。日耳曼藩属国的范围只延伸到莱茵河和多瑙河边界对面约100公里处。这样，日耳曼尼亚大部分地区就没有被卷入罗马为维持边境地区合理秩序而频繁进行的战争。因此，与藩属王周期性发动的战争相比，还有更危险的因素极易对边境的权力平衡造成影响。公元3世纪，波斯萨珊王朝给帝国带来巨大冲击。藩属国处于罗马的严密控制之下，但其范围以外的日耳曼地区给帝国带来过类似的威胁吗？

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藩属国时不时会成为远离罗马边界的部落掠夺的对象。原因很简单。整个日耳曼尼亚在经历经济变革的时候，边境地区所受的影响尤其明显，特别是附近众多罗马士兵的消费刺激了它们的经济。因此，藩属国往往比日耳曼尼亚边远地区更富裕，也就成为边远部落攻击的对象。就我们所知，这种掠夺战争首先发生在公元1世纪中叶，一支来自北方的混合军队入侵马可曼尼人万尼乌斯（ Vannius ）统治的藩属国，抢夺他在位30年间积累的巨大财富。 公元2世纪时，挑起马可曼尼战争的就是这些寻求藩属国财富的北部边远部落。哥特人迁到黑海附近的动机也一样。公元3世纪中叶以前，这些土地由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部落统治，他们同罗马往来密切，从中获得巨大利益（从公元1世纪到3世纪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即可看出他们的财富）。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来到这个地区，攫取当地财富。

然而，由于发展中的日耳曼地区缺乏统一，它所造成的危险依然还只是潜在的。实际上，与其说从莱茵河河口到黑海北岸大量日耳曼部落和联盟给罗马帝国造成了威胁，还不如说它们为后期罗马帝国提供了一批初级合作伙伴。在这种关系中，罗马帝国并不总能如愿以偿，而且为了维护这一体系，在每一代统治者执政期间，高级和初级合作伙伴之间，都会发生大规模冲突。尽管如此，蛮族人多数时候还是安分守己的，最有力的例子就是公元357年向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求助的首领齐扎伊斯（ Zizais ）：

他一看到皇帝就把武器放在一边，趴在地上，像死了一样。他在提出请求时，害怕得都说不出话来，因此唤起了更大的同情；但他几次试图张口说话，都被自己的抽噎打断，后来好不容易说出话来，不过也没能把他所有的请求都说出来。

齐扎伊斯先是说不出话来，接着就是默默抽泣，然后再结结巴巴说出一些要求——目的达到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封齐扎伊斯为罗马的藩属王，其臣民受到帝国的保护。而忘记自己蛮族本分的蛮族人将遭受帝国的打压。

后期罗马帝国在控制蛮族人方面做得还算不错。虽然它不得不倾其所有来应对波斯的挑战，但在欧洲边界上它基本上仍掌控大局。然而，长期以来传统上一直认为，抽取额外资源去维系这种统治给罗马体系造成的压力太大，所做的努力难以持久。这种观点认为，公元4世纪，罗马东部及欧洲的边境确实恢复了安定，但代价太大，导致帝国注定要衰亡。在探讨公元4世纪下半叶和5世纪之前，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公元4世纪中叶的帝国。它是一个注定要崩溃的体系吗？

第三章
帝国的局限性

公元373年前后，由于煽动北非行省附近的柏柏尔（ Berber ）部落叛乱，北非罗马军队的指挥官（ comes Africae ）罗马努斯（ Romanus ）被革职。野战军主帅（ magister militum ）狄奥多西被派去处理这次突发事件。他在罗马努斯的资料中发现一份对罗马努斯非常不利的文件。这是一封写给第三方指挥官的信，信里传达了不久前还是帝国高级官僚的帕拉迪乌斯对他的问候：“帕拉迪乌斯向您表示问候，说他已经被免职，原因是在的黎波里人（ Tripolis ）的问题上，他对［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隐瞒了真相。” 就因为这，帕拉迪乌斯被免职，从他的乡间别墅被拖出来，押回特里尔。欺瞒皇帝是叛国行为。通常审讯叛国者都会使用严刑拷打的手段，帕拉迪乌斯不愿面对审讯，就在途中自杀了。整个事件慢慢变得清晰起来。

事情得回溯到公元363年罗马努斯刚被任命为北非罗马军队的指挥官那年。的黎波里塔尼亚（ Tripolitania ）行省的大莱波蒂斯（ Lepcis Magna ）周边的乡村被附近沙漠腹地的柏柏尔部落洗劫，当地居民要求罗马努斯反击这些部落。罗马努斯把军队召集到大莱波蒂斯，但要求当地居民提供后勤支持，供给共计4000头骆驼。居民们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罗马努斯就解散士兵，没有向柏柏尔人发动战争。居民们非常愤怒。第二年（可能是公元364年），他们召开行省代表年会，派代表向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陈情。罗马努斯试图从中阻挠，通过亲戚雷米吉乌斯（ Remigius ）按他的说法先向瓦伦提尼安一世报告情况。雷米吉乌斯当时是执事官（ magister of fi ciorum ），相当于行政机构主管，属于帝国西部最高级别的官僚。听了双方的陈述后，瓦伦提尼安一世并没有立即做出判断，而是下令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迟迟没有动身。与此同时，柏柏尔部落又袭击了大莱波蒂斯，促使当地居民再次派代表，控诉罗马努斯继续不作为。听到大莱波蒂斯再次受到侵袭，瓦伦提尼安一世大怒，这时帕拉迪乌斯出场了。他被派去考察当地的实际情况，同时还负责给阿非利加的军队带去赏金。

帕拉迪乌斯遵从皇帝的旨意来到大莱波蒂斯，发现罗马努斯不作为的真相。然而，帕拉迪乌斯同时还和阿非利加军队的指挥官和军饷发放员做交易，自己克扣一部分皇帝的赏金。两人都握有对方的把柄。帕拉迪乌斯威胁罗马努斯，他已有确凿证据，要告发罗马努斯不作为，罗马努斯也提出帕拉迪乌斯侵吞皇帝赏金一事。作为交易，帕拉迪乌斯留下赏金，回到特里尔后向瓦伦提尼安一世报告大莱波蒂斯一切正常。皇帝认为大莱波蒂斯的居民浪费了自己的精力，便下令严惩。帕拉迪乌斯再次被派往阿非利加，主持审判。法官自身都危如累卵，那么对于那些被告来说，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证人都被贿赂，证明柏柏尔人没有侵袭大莱波蒂斯。整个事件在公元368年前后处理妥当，一名官员和三名代表因为向皇帝虚报情况被处死。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直到六年后帕拉迪乌斯写给罗马努斯的一封信被发现才再起波澜。当年，有两名代表有先见之明，被判处割舌的刑罚后就躲了起来，幸免于难。现在，这两名代表也突然出现，说出实情。这次事件的罪人最终被绳之以法：帕拉迪乌斯和罗马努斯，还有执事官雷米吉乌斯以及伪证证人。

乍一看，整个事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失职，贪污，恶意掩盖实情。对于一个正在走向灭亡的帝国，我们还能指望什么？自吉本以来，公共部门的腐败就一直被看作罗马帝国瓦解的一个原因。虽然公元4世纪帝国确实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但是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妄下结论。当时的史料记载了从军队指挥官吃空饷到官僚侵吞资金等各种违法行为。 但是这些行为在西罗马帝国的瓦解过程中是否起到了重要作用，还有待商榷。

虽然听起来有些刺耳，但是纵观历史，权力一直都和谋取钱财紧密相关。不管是在大国，还是在小国，也不管是兴盛繁荣的国家，还是行将崩溃的国家，情况都一样。在多数社会，以权谋私并不是什么问题，当初努力获得权力的全部意义——而且是完全合法的意义——就在于为自己和同党谋取利益。我们的老朋友哲学家德密斯修有个教雄辩术的友人叫利巴尼奥斯（ Libanius ），他坚信古典教育的道德理念。在公元4世纪50年代初德密斯修开始受到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恩宠时，利巴尼奥斯写信给他：“您同［皇帝］共餐，表明您和皇帝的关系变得更亲近了……您所提到的人的财富会立刻增加……他从这种施恩过程中获得的快乐胜过您接受恩宠时的快乐。”对利巴尼奥斯而言，德密斯修受到皇帝的恩宠不是件坏事，而恰恰相反是件好事。事实上，帝国行政部门的整个任命体系都是以个人推荐为基础的。因为没有选拔考试，裙带关系和人脉就起到关键作用。德密斯修在对不同皇帝的演说中反复谈及“亲信”问题。这些“亲信”是指皇帝身边最亲近的高层官员，负责向皇帝推荐公职的合适人选。当然，德密斯修希望他们都能慧眼识英雄，这样就能推荐一流的人选，但是他也并不想对这个体系做任何结构上的调整。任人唯亲是整个体系的普遍做法，公职是公认的谋取私利的机会，适度的贪污也多多少少在意料之中。

以权谋私已经屡见不鲜，即便是在帝国积极向外扩张的征服时期，帝国初期也和后来一样，官员都是更高级别官员的同党，他们滥用——或者应该说是“使用”——权力，为自己和同党谋利。据公元前1世纪中叶的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记载，随着公元前146年罗马的最后一个大敌迦太基灭亡，罗马的公共部门变得越来越腐败。然而，担任公职的权贵实际上一直都在致力于自身利益的提升，帝国初期也不例外。在帝国体系内，我们称之为“腐败”的大多数行为只是反映了权力和利益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已。和瓦伦提尼安一世一样，有些皇帝定期通过打击“腐败”捞取政治资本，但即便是瓦伦提尼安一世也没有尝试去改变这个体系。 在我看来，我们有必要对人类利用政治权力的方式采取务实的态度，不要过分强调特定腐败行为。既然当初权力－利益因素没有妨碍帝国的崛起，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它是帝国瓦解的根本原因。在大莱波蒂斯丑闻中，罗马努斯、帕拉迪乌斯和雷米吉乌斯突破了底线。经过仔细研究，“大莱波蒂斯门”对我们而言远不只是一件掩盖真相的丑闻而已。

政府的局限性

理论上在颁布一般法规时皇帝拥有最高权力。在处理个案时，他有权修改法律，或者只要他愿意，可以违反法律。他只用说一个字，便可以处决或赦免一个人。表面上看，他是一位专制君主。但是外表带有欺骗性。

瓦伦提尼安一世在升任皇帝前已经在军营服役很长时间，亲自监管过莱茵河防线。在特里尔的时候，他也离边界很近，可以及时调查任何意外情况。但是阿非利加出现的这个问题就得另当别论了。瓦伦提尼安一世是在两个完全矛盾的说法突然出现在宫廷时才知道大莱波蒂斯事件的：一边是行省代表年会第一支代表团的陈述，另一边是罗马努斯通过执事官雷米吉乌斯的陈述。瓦伦提尼安一世人在特里尔，离事发现场2000公里。由于他不能离开莱茵河防线，到北非一个相当偏僻的角落去调查一起相对而言无关紧要的事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派一名代表去替他查明真相。就像这次大莱波蒂斯事件一样，要是这名代表给他提供错误信息并确保实际情况传不到他耳朵里，皇帝必然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大莱波蒂斯门”的根本问题在于，尽管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罗马的中央政府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只有从地方获得准确信息才能做出有效决策。瓦伦提尼安一世的政权乐于把自己塑造成纳税人的保护者，防止军队对他们提出过分要求。但是由于帕拉迪乌斯谎报实情，在这次大莱波蒂斯事件中皇帝所采取的行动反而适得其反。

要了解在罗马帝国收集准确信息有多难，我们需要发挥一点想象力。作为半个帝国的统治者，瓦伦提尼安一世统治的地区比现在的欧盟要大得多。现在在欧盟范围内要采取有效的中央措施就已经比较困难了，但与布鲁塞尔（ Brussels ）的欧盟委员会主席相比，瓦伦提尼安一世还面临通信问题，采取有效中央措施的难度就更是难以想象了。瓦伦提尼安一世面临的通信问题是双重的：古代通信不仅费时，而且信息渠道极少。大莱波蒂斯问题恶化不仅是由于通信速度缓慢，还因为信息不够全面：最初有两个联系人（代表团和代表罗马努斯的雷米吉乌斯），瓦伦提尼安一世派帕拉迪乌斯去查明真相时又增加一个。一旦帕拉迪乌斯证实罗马努斯的说法，就变成了二比一，而且瓦伦提尼安一世没有其他信息来源。在由电话、传真和互联网构成的现代通信世界，要想隐瞒真相就没有这么容易了。除了莱茵河边境的驻地附近，瓦伦提尼安一世同帝国其他的城市鲜有联系。

帝国更晚时期的一批纸莎草纸文献在干热的埃及沙漠中经过一千多年留存至今，对我们深入了解罗马的通信问题提供了帮助。［也许造化弄人，这些文献最后大多被存放在素以降雨著称的曼彻斯特（ Manchester ）的约翰·赖兰兹图书馆（ John Rylands Library ）。］存放在曼彻斯特的这些文献来自尼罗河（ Nile ）西岸上埃及（ Upper Egypt ）和下埃及（ Lower Egypt ）交界处的赫尔莫普利斯（ Hermopolis ），1896年由维多利亚（ Victorian ）收藏家 A. S. 亨特（ A. S. Hunt ）购买。还有一封重要书信没有买到，最后被存放在斯特拉斯堡。后来人们发现这封书信和曼彻斯特的那些文献都属于同一批文献，归狄奥法内斯（ Theophanes ）所有。狄奥法内斯是公元4世纪初赫尔莫普利斯的地主，罗马的高级官员。他在公元4世纪10年代担任埃及财政长官（ rationalis Aegypti ）维塔利斯（ Vitalis ）的法律顾问。作为财务官，维塔利斯掌管埃及行省的军工厂和罗马在埃及的其他事务。文献的主体部分提到大约是在公元317年到323年间，狄奥法内斯因公从埃及前往帝国东部的安条克［现在土耳其南部的安塔基亚（ Antakya ），靠近叙利亚边界］。文献没有对行程进行详细描述，因此此次任务的可能目的我们并不确定。但文献记录了打包清单、财务账目和行程安排等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生动地再现了罗马官员出差的情形。

因为是出差，狄奥法内斯可以像叙马库斯当年去特里尔那样使用罗马的公共交通系统。这个公共交通系统每隔一定距离就设有驿站，可供公务人员更换驿马，有时还提供食宿。有关狄奥法内斯行程安排的文献尤其值得注意，记录了他每天行走的距离。狄奥法内斯4月6日启程离开上埃及的尼丘（ Nikiu ），车队在路上缓缓行驶三周半时间，于5月2日到达安条克。他们每天大约行走40公里。刚开始时他们需要穿越西奈（ Sinai ）沙漠，每天只能走24公里，但到达新月沃土后，他们加快速度，每天走65公里。行程的最后一天，狄奥法内斯一行人看到成功在即，便全速前进，走了100多公里。他们返回尼丘时花费的时间也差不多。鉴于狄奥法内斯能够利用他的官员身份随时更换驿马，不需要花时间让马休息，我们可以认为他的行走速度代表罗马帝国官僚的工作效率。在紧急情况下，信差途中不断更换驿马，一路策马飞奔，每天最多跑250公里。但狄奥法内斯一行人在那三周半时间里的行走速度属于正常速度，即平均每天走40公里。这是牛车的速度。因为军队也是用牛车来拉载重型装备和行李的，所以这个速度不仅适用于行政工作，也适用于军事行动。

狄奥法内斯行程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复杂性。不难想象，鉴于这种行走速度，只有帝国的高级官僚才会到自己行省以外的地方去，那么各地区甚至邻近地区的基层官吏就可能彼此互不相识。埃及在多数情况下都相对独立，所以通常而言，狄奥法内斯不需要结识安条克的权贵，而且他沿途也不认识任何权贵。于是维塔利斯就给他向途经地区的权贵都写了推荐信，其中有一些没有用上，因而被保留至今。鉴于当时的礼节，狄奥法内斯还得提前筹划，携带各种合适的礼物。出于礼貌，第一次见面要交换礼物，有的礼物还相当贵重。据狄奥法内斯的财务账目记载，其中有一样礼物是用来配制香水的麝香。 狄奥法内斯还需要携带大量现金。因为是出差，他可能还携带着从官方支取资金的授权书。因此有时候他还需要雇用卫队。据他的财务账目显示，他在穿越埃及西奈沙漠时雇用了卫队，还为这些士兵购买了食物和酒水。

打包清单也很能说明问题。狄奥法内斯需要准备适合不同季节和天气穿着的厚薄衣服、官服和浴袍。公共交通系统提供的住处条件显然相当简陋，狄奥法内斯随身携带着铺盖，不光是床单，甚至连床褥都带了。还有一整套厨具，以备万一。这表明狄奥法内斯不是独自一人去安条克的。有多少人一同前行，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有一批奴隶随行，料理起居。大体上，他在自己饮食上的花销要比花在奴隶身上的多一倍多。保存在曼彻斯特的文献里详细记载了这些账目。准备启程返回埃及前，狄奥法内斯的随行人员购买了160升葡萄酒准备在路上喝。同一天，狄奥法内斯在午餐的时候喝了2升上等的葡萄酒。购买那160升葡萄酒的钱还不够买这2升上等葡萄酒的。据狄奥法内斯的财务账目记载，他们有一次还买雪来冰镇狄奥法内斯的葡萄酒。罗马帝国公务旅行复杂而低效的本质就显现出来了。

实际上，与现在相比，公元4世纪时两个地区之间的距离要远得多。现在，哈德良长城距离幼发拉底河约4000公里，和狄奥法内斯时代两者之间的距离一样。但是，我们现在经由陆地横穿这片地区最多花两周时间，而以狄奥法内斯的行走速度来看——即便不考虑他花在沙漠里的时间，以每天50公里计算，在公元4世纪他也得花费大约三个月时间。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罗马帝国幅员辽阔，令人惊叹；从公元4世纪的角度来看，它却大得让人难以置信。以行走速度来衡量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说罗马帝国实际上有它版图面积的6倍大。也就是说，用当时可用的通信手段来管理罗马帝国相当于现在管理一个规模是欧盟5到10倍大小的实体。由于地区之间彼此相隔甚远，离首都也都很远，皇帝和帝国多数地区之间没有什么信息渠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即便帝国各城市的地方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和他保持通信，皇帝也无能为力。这些信息都会以纸莎草纸文件的形式送到首都，皇宫很快就会堆满文件。要找到一份特定的文件有如大海捞针，尤其是罗马的文件似乎还只是按年份来归档的。 原始的通信渠道，再加上缺乏处理信息的复杂手段，说明各时期罗马皇帝制定及执行行政决策时的行政局限性。

通信问题带来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罗马政府无法系统地干预地方政府的日常运作。我们可以想见，罗马政府处理的事务只相当于现代政府处理事务的一小部分。即便有相应学说的支撑，罗马政府仍缺乏处理广泛社会议题的行政能力，例如医疗服务预算或社会安全预算。政府实际参与的工作就极其有限：维持军队战斗力和管理税收。即便在征税问题上，罗马政府的职能也仅限于向帝国各城市摊派税收总额和监督税收上缴。摊派税额和实际征收税款这些困难工作是在地方层面展开的。即便如此，我们在第一章里仔细探讨过的市政法规表明，只要地方按规定将税收收入上缴给中央国库，地方政府就可以有自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实行自治。 只要让中央政府满意，地方就可以实现自治了。

这一点对于了解罗马帝国的内部历史来说至关重要。“大莱波蒂斯门”说明的不是帝国后期的特定问题，而是影响各时期罗马中央政府的根本局限性。要想全面了解罗马政府的运作，我们在考虑皇帝在法律上的绝对权威和理念上的绝对统治地位的同时，还必须考虑从后勤角度而言，中央政府不可能对地方事务进行日常干预。正是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才形成帝国内部运转的动力。鉴于中央政府在行政上无法掌控所有事务，它施加权威进行干预的事情就具有极强的合法性。因此，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往往会利用皇权谋取私利。乍一看，这好像在说皇帝会经常插手地方事务，但这个印象会让人产生误解。除了征税之外，皇帝只有在地方官员，或是一部分地方官员，看到动用皇权有利可图时才会干预地方事务。

如前文所述，帝国初期的情况也不例外。如西班牙塞维利亚省发现的碑文所示（参见本书第一章），由于地方采用中央制定的市政法规，罗马式的城镇在帝国星罗棋布。尤其是地方较富裕的地主很快就认识到要是采用的宪法能赋予他们拉丁公民权，他们就有可能成为罗马公民，有资格进入帝国的中央体系，谋取更多利益。当然，故事还有其阴暗的一面。对他们而言，意大利的公民身份十分有用，他们会为此不择手段。他们通常会讨好中央的政府高官，替他们在皇帝面前美言几句。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这种关系构成帝国的基石。

这种关系也适用于那些使用“敕答书”（rescript）系统的个人。民众就法律问题向皇帝——实际上是皇帝的法律顾问——提交书面请求。他们可以把希望皇帝裁定的事情写在纸莎草纸的上半页。然后皇帝把自己的回复写在下半页。民众不能利用这个系统让皇帝处理整个事件，只能就关键的法律问题提出请求。我们从一份留存至今的纸莎草纸文献可以看出这个敕答书系统的使用规模。公元200年春，塞维鲁皇帝和卡拉卡拉（ Caracalla ）皇帝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安顿下来。据现在存放在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 ）的一份纸莎草纸文献记载，两位皇帝在3月14日回复五封敕答书（皇帝的回复都会公布于众），3月15日回复四封，3月20日回复四封。 因此，即便皇帝有很多机会度假，每年也至少有1000例个人法律纠纷需要他来裁定。

同样重要的是，一旦敕答书被送回行省，它便不再受皇帝的掌控。因此民众怎样使用这张带有皇帝名字和权威的纸就在他的掌控范围之外了。敕答书被挪作他用也就不足为奇。据公元5世纪的《狄奥多西法典》（ Theodosian Code/Codex Theodosianus ）描述，这些欺诈行为中有把皇帝的回复剪下来用于回复其他问题的，也有用皇帝的敕答书处理其他纠纷的，更有甚者，还有人用虚假名义获得皇帝的敕答书。 罗马的律师和现代的律师一样极具创造力，但所受的限制要少。敕答书系统表明皇帝对民众的问题基本上会做出实际反应，但是对这个系统的滥用又说明距离让这些请愿者可以将带有皇帝名字的裁定这样一件有力武器挪作他用。

除了敕答书之外，皇帝还收到大量的普通请求，但他们的反应有时就没有敕答书这么明确。他们要么启动调查，当然速度会很慢，要么接受请愿者有失偏颇的说法。这就意味着皇帝多多少少会滥用皇权，皇帝可以决定信任或是不信任请愿者，然后采取相应行动。由此，地方日常事务的处理取决于地方公民在利用皇权方面所做的努力。

因此在涉及罗马中央政府时，我们都必须谨记，虽然皇帝在法律和理念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的统治仍有其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们是权力的垄断者，公民还是经常向他们请求批示。结果，皇帝既拥有强大的权力，又受到严格的限制。

公元3世纪中叶，由于波斯萨珊王朝的崛起，这个具有内在局限性的政府机器突然不得不面对各种全新的问题。如前文所述，最迫切的问题是通过帝国的军事、财政和政治重组来解决的。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帝国实施的这些变革虽然解了燃眉之急，但是从长远来看则使它注定要衰落、瓦解。据这一观点看来，自戴克里先后，罗马对农业经济明显征税过重。农民被迫上缴大部分农产品，致使有些农民饿死。有人认为新的税率还摧毁了一直以来建造和管理帝国各城镇的地主阶层。某权威观点认为，以供养很多“闲人”的官僚机器为代表，整个帝国实际上开始变得处处受限。这些“闲人”又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在军事方面，从短期来看，军队的扩充达到了目的；但由于帝国境内缺少兵力，公元4世纪的几任皇帝不得不从边界对面招募越来越多的“蛮族人”。结果，罗马军队的忠诚度和战斗力都下降了。总而言之，这个观点认为，虽然帝国克服了最初的波斯危机，但是帝国的财政、政治甚至军事力量都因此明显消耗殆尽。

这些观点仍然根深蒂固。但当今的学者已经证明这一立场大大地低估了后期罗马帝国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活力。

幸存的代价

古代农业有两个局限性：其一，在拖拉机发明之前，土地的生产力主要取决于可用的劳动力。其二，古代农民虽然使用各种技术来保持土地肥沃，也无法像现代使用化肥那样大幅提高粮食产量。这转而又限制了人口的规模，因为人口的增长受到粮食供应的限制。除此之外，运输费用不菲。据戴克里先的限价敕令（参见本书第二章）记载，一车小麦每运输50英里（约80多公里），价格就会翻一倍。由于这些根本原因，各时期的罗马经济都勉强停留在最低水平以上。直到最近，学者们才找到证据证明，在帝国后期，政府加大税收，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使帝国的农民甚至难以维持生计。

这些证据主要是一些文字史料。首先，自古罗马时期起，工匠们每年都会生产大量碑刻。公元3世纪中叶，碑刻数量急剧减少，大概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通常这些私人碑刻都是由地主阶层委托生产。由于它们存留下来的几率一样，人们自然会认为碑刻数量锐减，反映出地主阶层的资金突然缩减。还有人根据对罗马大事记的研究提出，帝国后期政府强加于民的沉重税负是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帝国的衰亡恰好发生在帝国为了消除波斯威胁而大幅涨税之际。这些观点还引用记录公元4世纪“市议员大逃离”的史料为依据。市议员，也叫什长，是在地方议会（拉丁语是curiae）有席位的地主，非常富有。他们的祖先是帝国初期这些罗马式城镇的建造者，具有地方自治的思想意识，学习拉丁语，拥有拉丁公民权和罗马公民权。公元4世纪，市议员越来越不乐意在他们祖先设立的地方议会任职。据史料记载，他们抗议议员成本太高，罗马政府强加给议员的行政包袱过重。因此，人们普遍认为罗马帝国瓦解的主要原因是沉重的负担摧毁了原有的地主阶层。

公元4世纪的法律文件还提到一种之前鲜为人知的现象——“荒地”（ agri deserti ）。这些文件中大多数只是涉及这一现象的总体情况，并没有说明相关土地的具体数目。但公元422年涉及北非的一条法规表明，光是在北非就有3000平方英里（约7770平方公里）的土地属于荒地。帝国后期又制定一系列新的法规，试图将佃农（coloni）限制在他们已租用的土地上，防止他们迁徙。我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把这些独立的现象联系起来，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由此认为因为帝国后期税制严苛，耕种所有耕地已经不合算了。据说这就导致大片土地被弃，沦为荒地，政府采取干预措施，试图阻止佃农因新增税负放弃耕种土地。农民生产的大部分产品被剥夺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人口会减少，这样就进一步降低了粮食产量。

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考古学家乔治·柴林科（Georges Tchalenko）的发现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颠覆了这些传统观点。和许多突破性的时刻一样，旁观者们很久之后才意识到他们见证了惊天动地的发现。但是这颗炸弹引发了一系列爆炸。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柴林科行走于中东的一些石灰石山之间。这些石灰石山位于现在中东一处相对平静的偏远地区。在古典时期，这些山位于帝国首都安条克附近。造化弄人，这些山现在划归叙利亚境内。在勘探过程中，柴林科偶然发现一片密集的村落遗迹，房屋是用石灰石建成，十分坚固，在公元8世纪至9世纪阿拉伯人占领该地区时被废弃。

这些遗迹表明，石灰石山中的村落曾经人丁兴旺，不仅能够负担得起建造高品质的住房，还能资助村落建造大型的公共建筑。这一时期居住的人口比该地区此后任何时期居住的人口都要密集得多。显然，这些村民以农业为生。柴林科认为他们生产橄榄油作为商品出售。这一发现的突破性在于，该地区开始走向繁荣是在公元3世纪末和4世纪初，公元5世纪、6世纪和7世纪，该地区持续蓬勃发展，丝毫没有任何衰退的迹象。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政府对农民征税过于严苛，但现在证据确凿，这个以农耕为基础的地区正在蓬勃发展。

进一步的考古工作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调查罗马时期不同地区的乡村居住地和农业活动的情况。大体而言，这些调查显示，柴林科在叙利亚发现的村落并不是帝国后期乡村蓬勃发展的唯一例子。在突尼斯（Tunisia）和利比亚（Libya）南部进行的实地调查表明，罗马在北非的主要行省，尤其是努米底亚（Numidia）、拜扎卡纳（Byzacena）和阿非利加（Proconsularis），也存在类似密集的乡村居住地和农产品，它们的蓬勃发展直到公元5世纪才开始减缓。在希腊的实地调查结果与此类似。在近东，公元4世纪和5世纪乡村发展达到高峰，而不是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跌入谷底。在现在以色列的内盖夫沙漠（Negev Desert）地区进行的调查表明，公元4世纪，在帝国这个贫瘠的地区农业也相当发达。在西班牙和高卢南部，情况也大体相似。近期对罗马行省不列颠的乡村定居地所做的重新评估显示，其公元4世纪时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4世纪时的水平。虽然人们就人口总数还没有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古代和中世纪的标准来衡量，罗马后期不列颠人口高度密集。 事实上，公元4世纪，只有意大利和欧洲北部的一些行省，例如贝尔迦高卢（Gallia Belgica）和莱茵河边界附近的下日耳曼尼亚，经济发展没有达到或接近高峰。即便是在这些地区，近年来对定居地人口密度的评估值也大幅提高了。

贝尔迦高卢和下日耳曼尼亚这两个北部行省相对贫穷，可能是公元3世纪发展中断造成的。这一时期，由于帝国的重心在于解决波斯问题，莱茵河边境地区频繁遭受蛮族入侵，有可能该地区的一些村落从此一蹶不振。这两个行省相对贫穷也可能是因为研究方法存在问题。对罗马时期的研究是依靠可确定年代、用于商业目的的陶器遗物来确认定居地，并鉴定其年代。如果该地区的居民停止进口这类陶器，重新使用当地生产的不可确定年代的陶瓷制品，尤其是如果他们同时还主要用木头而不是罗马传统的石头、砖和瓷砖建筑房屋——研究也确实发现他们是用木头做建筑材料，那么他们从考古研究的角度来讲就不会被发现了。至少到公元5世纪中叶，这种情况在欧洲北部的几个地区都存在。因此公元4世纪，莱茵河北部边界附近的一些地区看似无人居住，这有可能是由新生活习惯的出现引起的，而不是因为人口急剧减少。我们现在还无法对此下定论。

意大利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同其作为帝国腹地的地位相称，意大利在帝国初期就开始蓬勃发展，不光有战利品源源不断地涌入其境内，它生产的陶器和葡萄酒等商品还被销往帝国西部的一些行省，并占据市场。而且，意大利的农产品可以免税。然而，随着被征服行省的经济逐步发展，意大利的竞争对手逐渐壮大，它们离消费中心更近，运输成本更低，从而限制了意大利对市场的控制。到公元4世纪，这一过程进入尾声。自戴克里先起，和帝国其他地方一样，意大利的农产品也需要缴税。因此在公元4世纪意大利半岛的经济必然会衰退，相对贫瘠的土地被废弃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如前文所述，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弥补意大利之不足，可能还有高卢东北部经济的相对衰退。尽管税负加重了，帝国后期乡村都普遍蓬勃发展起来。 这些考古发现的革命意义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从这个角度再来审视文字史料的话，它和考古发现一点也不矛盾。例如，禁止劳动力自由迁徙的法规只有在乡村人口规模相对较大的情况下才可能实施。否则，对劳动力的需求会致使地主相互争夺农民，他们愿意收留逃跑的农民，并保护农民免受法律制裁。总而言之，“荒地”这个词是公元4世纪时新造的，指没有征税的土地，它并不一定意味着这片土地之前是用于耕种的。当然，公元422年那条法规里所涉及的大片北非领土主要是沙漠和半沙漠的内陆地区，一直以来就不能用于普通农耕。帝国后期税制严苛也和繁忙的农业经济协调一致。收成仅够维持生计的佃农往往只生产自己需要的粮食，即足够养活自己和家人以及用来支付租金等基本附加费用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经济萧条，佃农可以但不愿生产富余粮食，因为他们既不能储存这些粮食，而且由于运输成本太高，也不能把它们卖掉。这样一来，如果税率不太高的话，征税实际上能刺激生产。政府强征的税赋是佃农需要支付的另一项费用，他们要付出额外劳动来生产附加的粮食。只有当税收过于严苛、农民挨饿，或者土地肥力下降的情况下，征税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这些都说明帝国后期农民生活不易。政府强征的税赋比以往都重，还有法律限制农民自由迁徙，寻求最有利的租约条款。但是并没有考古发现和文字史料证明帝国后期乡村的人口规模、生产水平和产量没有达到或接近最高水平。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帝国的大多数城市似乎都有一个相似的遭遇。公元3世纪中叶碑刻数量锐减，说明新委托建造的公共建筑数量减少了。只有帝国首都和区域首府还在大规模兴建公共建筑。即便是在这些地区，地方显贵也不再为纪念自己而捐资修建公共厕所之类的建筑，这些公共建筑都是由政府官员用政府资金建造的。 在帝国初期，私人捐资在家乡修建公共建筑是自我提升的主要途径。通过建造合适的公共建筑，地方显贵可以说服中央的高级官员向皇帝推荐他们的家乡，获得罗马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一旦他们享有拉丁公民权，通过捐资建造公共建筑就可以在当地获得权力和影响力。这些城镇很快就获得显贵捐赠的大量土地作为公共用地（一般是通过遗嘱的方式），还取得征收地方税和通行费的权利。地方税和通行费本身就是一大笔岁入，由地方议会，尤其是行政长官管理。行政长官由该城镇的公民通过选举的方式选出。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显贵争相建造公共建筑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得选举，从而控制地方资金。

公元3世纪，政府没收地方捐资和税收，地方政府丧失大部分资金。到公元4世纪，如果官员要做的只是替中央政府跑腿，那么在地方挥霍钱财赢得权力就毫无意义了。此时，帝国的官僚阶层不断膨胀，地方政府中比较有利可图和有威望的工作都分派给那些卸任的官僚（ honorati ，士绅阶层），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具体摊派税额。只要一卸任，这些人便会负责摊派新税额。这样，地方显贵势必会宴请他们，或用其他方式拉拢他们。士绅还可以和行省长官一起审理案件，帮助他做裁决。据留存至今、写给地方士绅的书信描述，士绅成为地方显贵施加影响的又一渠道，这使得他们在当地社会备受欢迎。换言之，在帝国后期，帝国官僚取代市议员，掌控地方的政治权力。这样，地方显贵就没有必要像帝国初期那样挥霍钱财，建造公共建筑了。

我们也需要改变对帝国后期官僚机构的成见。帝国后期的官僚机构多被刻画成一支由“闲人”组成的外来力量，他们压迫地方社会，榨干它的活力。这种描述可追溯到雄辩家利巴尼奥斯的一次演说。他在演说中历数公元4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堡一些出身卑微的高级官僚和元老。据利巴尼奥斯所说，公元4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三名禁卫军长官（Praetorian Prefects，首席执行文官）——多米提安努斯（Domitianus）、赫尔皮丢斯（Helpidius）和托拉斯（Taurus）——的父亲从事体力劳动；还有一名禁卫军长官菲利普斯（Philippus）的父亲是做香肠的；亚细亚的行省长官杜尔希修（Dulcitius）的父亲是个制毡工。 人们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群出身卑微的人掌控官僚机构的震撼画面，但利巴尼奥斯的这篇演说其实别有用心。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刚刚拒绝吸纳他的门徒塔拉西乌斯（Thalassius）为元老，理由是塔拉西乌斯的父亲拥有一家军工厂，是个“手艺人”。然而，包括利巴尼奥斯不计其数的推荐信在内的很多史料都表明，公元4世纪时帝国的新官僚和新元老中大部分实际上都来自市议员阶层，社会地位一般都比较高。官僚机构使用的是传统教育科目教授的“正确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说明官僚们都接受了长期而又昂贵的私人教育。由此可见，帝国后期的官僚阶层并不是由一群圈外人和新贵构成，而是由在帝国结构调整中晋升上来的市议员组成。只有少数精英（拉丁语称为“ principales ”）还坚持留在地方议会，垄断仅有的一些有利可图的工作。

因为中央政府的公职相当具有吸引力，皇帝收到大量任命请求。许多请求都得到皇帝批准。皇帝一直乐于表现得慷慨大度，提高自己的人气，而且批准这些请求也没有什么大碍。尽管有法律控制官僚机构的扩充，迫使前市议员回到原来的城市，到公元4世纪时仍有大量富有的地主将中央官僚机构作为他们的主要职业目标。这一时期，帝国东部的财政部门（ largitionales ）有224名官员，还有610名候补人员在他们任期满后随时准备接替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一个官职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而家长们在孩子出生时就把孩子的名字添加到候补人员之列。因此，帝国官僚机构的扩充并不代表压迫地方的新中央政府的权力在扩大，而是我们已经探讨过的中央和地方政治关系的继续。和在敕答书系统以及整个罗马化过程中一样，中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个头，制定了新规则，然后地方显贵对新的规则变化做出调整，利用它们谋取私利。

如果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官僚机构的扩充的话，就不会认为“市议员大逃离”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现象，或者至少不会认为它反映了地主阶层私有财产锐减，也会缓和官僚机构是由“闲人”组成的这一观点。如果非得说这些官僚很“闲”的话，很难想象他们的祖先作为当地的地主在市议会拥有席位能比他们要忙到哪儿去。从本质上而言，他们一直是靠收取地租为生的阶层，只监管佃农劳动，自己不需要从事农业生产。只是之前，他们是市议会里的“闲人”，而现在他们是罗马中央政府的“闲人”。他们的薪水也很低，由政府支付。官僚机构的扩充不需要靠额外征税来资助。 我们已经讲过，这些工作的吸引力在于随之而来的地位和征税的机会。

虽然贵族阶层职业模式的变化必然会带来一定的经济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文字史料和考古发掘都证明帝国后期的地主精英和他们的祖先一样，时而在城里的宅邸里住住，时而在乡下的庄园里歇歇。例如公元4世纪，安条克的市郊达夫尼（Daphne）十分富足。在现在土耳其的萨迪斯（Sardis）进行的大规模调查，发现大量公元4世纪和5世纪的私人豪宅。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依靠地主偶尔到“城里”来挥霍他们财富的城市奢侈品行业会遭受很大的打击。当时的情况有可能是地主离开市议会去帝国的官僚机构谋职，意味着他们不是在家乡，而是在区域首府或者行省首府持有房产。这可能加剧了首府繁荣而小城镇衰退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公共花销的模式上早已显现出来。

那么新的考古发现和由此对已有史料所做的重新阐释表明，虽然为了迎接波斯带来的战略挑战，罗马政府增加农产品的税收，没收地方资金，但农业作为经济的主要动力，本身并没有陷入危机，地主阶层的命运也不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凄惨。“市议员大逃离”是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因此，不能像传统观点那样认为，公元5世纪帝国的瓦解是由4世纪的经济危机造成的。

有人认为，自公元3世纪中叶，帝国军队严重缺乏兵力，结果招募越来越多的“蛮族人”，从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我们还应该重新审视这种观点。罗马军队重组时确实招募了蛮族兵，这一点毋庸置疑。招募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为特定战役短期招募的独立军队，一旦战役结束，他们就返回家乡。其二，边界对面许多蛮族人加入罗马军队，成为职业军人，在固定的罗马分队服役，直到期满。这两种情况自古有之。帝国初期的辅助部队可分为骑兵部队（ alae ）和步兵部队（ cohortes ），一直以来都由非罗马公民组成，总人数约占罗马军队的50％。普通士兵的招募模式我们不得而知，但有关帝国后期军官的资料中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蛮族兵人数整体上有所增加。帝国初期和后期军队的主要不同并不在于蛮族兵的人数，而在于现在招募的蛮族兵有的和罗马公民一起在同一个分队服役。过去，蛮族兵和罗马士兵是分开的，只在辅助部队服役。公元4世纪时的训练和原来一样严酷，打造出团结紧密、随时待命的军队。根据阿米安·马塞林对罗马军队作战的叙述，我们没有发现军队的纪律要求有任何实质性的下降，也没有发现军队中的蛮族兵比罗马士兵更难指挥或是更有可能投敌。据阿米安记载，有一个退役不久的蛮族兵泄露了有关罗马军队部署的重要情报，但蛮族兵在作战时都没有任何不忠表现。简而言之，没有迹象表明帝国军队的重组在军事领域带来了什么连锁反应。 尽管如此，公元4世纪帝国运行所带来的附加成本很有可能打击了在帝国初期就已积极接受“罗马性”价值观的行省人民。

基督教及其被认可

随着公元312年君士坦丁皇帝改信基督教，罗马帝国原有的思想体系也开始逐步被摧毁。对爱德华·吉本而言，这是罗马帝国瓦解的关键时刻：

牧师成功地传授忍耐和怯懦的教义；社会的积极美德受到打压；军队的最后一点斗志也被修道院消磨殆尽；大部分公共和私人财富都被用于华而不实的慈善和奉献；士兵的军饷被挥霍在大量无用的男人女人身上，他们唯一的优点就是节制和贞洁。忠诚、热情、好奇心和怨恨以及野心，这些世俗的情感点燃神学纷争的火焰；教会，甚至政府，因宗教派别心烦意乱，派系之争持续不断，有时甚至血腥残暴；皇帝的注意力从营地转向教会会议；罗马帝国遭受一种新暴政的压迫；被迫害的教派成为帝国的秘密敌人。

其他人的观点没有这么咄咄逼人，但也都认为基督教打破了思想的统一，使政府失去民心；还认为教会可能分流用于其他关键事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由此，税负的增加和基督教的兴起就提出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重组后，帝国的中央政权在尽力维护其合法性的同时是否招致地方的不满。

据公元4世纪的史料记载，地方对税率过高的抗议时有发生，还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暴动。公元387年，一群民众聚集在安条克，抗议强征附加税。他们情绪激动，推倒皇帝的雕像。皇帝的雕像以及其他任何和皇帝有关的物体都是神圣的，侵犯它们是一种叛国行为。地方政府非常害怕，担心皇帝会派军队来惩治他们。但时任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采用和解的方案来解决这一危机。狄奥多西的做法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整体形势。 如果纳税人了解征税的原因并普遍认可的话，征税就会进展得更顺利，提高税率也就更容易了。公元4世纪的皇帝都完全明白这条同意原则，抓住一切机会强调税收首先是用于军队——事实也的确如此，而且他们必须用军队来保护罗马免受外敌入侵。帝国每年的大多数庆典仪式上都会有一个小时左右的主题发言，庆祝帝国新近取得的胜利。存留的史料中关于帝国后期庆典仪式的记载基本上都提到军队及其保护罗马帝国的功能。

每位皇帝都采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说服人民接受他们的边防政策，但他们对征税基本目的的看法都一致。帝国钱币上最常见的是敌人跪拜在皇帝脚下的图案，这个形象每天都在提醒人民他们纳税的目的。另一方面，如果战败，军队会遭受浪费纳税人钱财的指责。例如，波斯人公元359年洗劫阿米达后不久，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财政大臣乌尔苏卢斯（Ursulus）造访阿米达废墟。他公开讽刺罗马军队的表现：“看看这些保卫我们城市的士兵吧，看他们有多勇敢。帝国财政为了支付他们的高额军饷已经捉襟见肘了。”军队指挥官们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君士坦提乌斯死后，为了赢得他们的支持，继任皇帝在标志政权更替的政治审判中判处乌尔苏卢斯死刑。然而，多数时候，利用军队为借口征税的效果还算不错。安条克抗议征税的暴动只是一个个例，是由强加的附加税而不是普通税引起的。当然很多地主想方设法尽可能降低自己需要缴纳的税款——存留的法律资料和书信中记载了大量降低税款的计谋和请求，但公元4世纪的皇帝确实成功地让人民相信征税是文明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基本上既筹集了资金，也没有让罗马社会走向分裂。

在宗教方面，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无疑引发了一场文化革命。从外观上看，城镇的景观发生了变化。希腊罗马异教崇拜传统上将死者与生者分开的做法告一段落，墓地开始在城里涌现。教堂取代神殿。结果，自公元4世纪90年代起市场上出现大量廉价的二手大理石，致使一手大理石行业岌岌可危。正如吉本所称，教堂从政府和个人处获得大量捐赠。君士坦丁本人开启了捐赠先河，《教宗名录》（ Book of the Popes ）记载了他赠给罗马教会的土地。久而久之，帝国各地的教会都获得大量资产。此外，在某种程度上基督教是一股民主、平等的力量。它主张无论贫富贱贵，人人都具有灵魂，都可以得到救赎。一些福音故事甚至还暗示世俗的财富是获得救赎的障碍。这一切都有悖于希腊罗马文化中的贵族精英价值观。这种精英价值观主张只有拥有足够的财富和闲暇、能负担得起多年私人教育并实际参与市政事务的人才能实现真正的文明。以文法学家使用帷幕这种做法为例。在古代，帷幕就是级别的标识，例如在大殿中，皇帝与廷臣之间通常会用帷幕隔开。在《忏悔录》（ Confessions ）中，圣奥古斯丁对文法学家用帷幕来遮挡学校入口的做法嗤之以鼻。对他和帝国后期其他基督徒而言，这是一种伪智慧的做法。

相反，公元4世纪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在他们的作品中确立一个与古典主义价值观相悖的反英雄。尽管他没有受过文法学家的教导，尽管他离开城镇前往沙漠，但是这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基督教圣人却获得通过学习荷马（Homer）或维吉尔（Vergil），或是通过参与自治都无法获得的智慧和美德。这个圣人是修道院的最佳产物——如吉本指出，这一时期基督教修道制度吸引大量追随者。修士的生活方式受到受过高等教育的基督徒高度赞扬，他们在这种禁欲生活中看到了在一定程度上类似古代基督教殉道者的献身精神。史料中有很多关于身份显赫的基督徒舍弃罗马贵族生活的记载。公元5世纪初，意大利的保利努斯（Paulinus）和小梅拉尼亚（Melania）先后变卖家产，献身基督教。保利努斯是诺拉（Nola）的富人。他成为主教，信奉殉道者费利克斯（Felix）。小梅拉尼亚家世显赫，她的父亲是元老院元老。她离开意大利去了中东圣地。由此，基督教向罗马人一直以来都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提出质疑，带来根本性变化。

但是，尽管基督教的兴起无疑是一场文化革命，吉本等史学家有关基督教严重影响帝国正常运转的看法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如吉本断言，基督教教会确实获得大量捐赠。另一方面，被教会取代的异教机构一直以来都非常富有，随着基督教的逐步兴起，它们的财富也渐渐被没收。我们不清楚向基督教捐赠是否涉及将全部世俗资产都转到教会名下。而且，虽然一些人选择修道院生活，但这顶多也只是几千人而已，相对当时维持不变甚至有所增长的人口规模而言，这个数字显得微不足道。同样，与公元400年罗马政府多达约6000名高级官僚相比，贵族阶层放弃财富和贵族生活而选择修道院生活的人数就相形失色了。公元4世纪90年代通过的法律规定，罗马政府的所有高级官僚都必须是基督徒。每出现一个诺拉的保利努斯这样的人，就会有更多的罗马地主成为基督徒，并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而且也丝毫没有什么良心不安。

由于宗教和帝国在思想上很快就达成一致，基督教也没什么迫切的理由让他们产生罪恶感。自奥古斯都起，罗马帝国就声称罗马的守护神注定罗马要征服并教化世界。众神庇佑帝国引领整个人类进入一种最佳状态，罗马皇帝由众神直接选定，受到众神的启示。自君士坦丁公开改信基督教后，帝国与神的关系很快就被重新定义，而且毫不费力。基督教的上帝被塑造成帝国的保护神，人类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信仰基督教和救赎。教育和自治暂时退居次位，但并没有被完全摈弃。帝国需要做的调整也就这些了，依然声称它是上帝的工具，执行上帝的旨意，只是名称变了而已。而且，虽然不能再神化皇帝，但是他们仍具有神性。基督教统治下的罗马宣称皇帝是由上帝选定的，和他一起统治人类，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他统治人类。因此，皇帝以及所有与他相关的物品，从寝宫到宝库，都继续被看作“神圣的”。

持这一立场的不仅仅是宫廷内外一些效忠皇帝的官员。公元438年12月25日，罗马的新法《狄奥多西法典》被引介给帝国旧都的元老。所有元老院会议都被详细记录下来，然后提交给皇帝。可以想见，这些会议记录没有存留下来，因为对中世纪，甚至帝国后期的僧侣而言，这些冗长的记录读起来并不扣人心弦。但《狄奥多西法典》会议的记录被编入序言出现在公元443年后的正式抄本里。米兰的安布罗斯图书馆（Ambrosian Library）保存了一个这个正式抄本的11世纪抄本。这个抄本独一无二，存留至今实属难得。 会议由意大利禁卫军长官格拉布里奥·福斯图斯（Glabrio Faustus）主持，他将元老们召集到自己的豪宅，会议一开始他便向他们正式引介《狄奥多西法典》。他提到皇帝授权立法的敕令，然后将《狄奥多西法典》呈献给他们。元老们立刻大声高呼：

“伟大的奥古斯都，最伟大的奥古斯都！” （重复8次）

“你们是上帝所赐！是上帝的恩赐！”（重复27次）

“作为罗马皇帝，你们虔诚得体，愿你们长治久安！”（重复22次）

“你们造福人类，造福元老院，造福国家，造福所有！”（重复24次）

“你们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救赎！”（重复26次）

“皇帝万寿无疆！”（重复22次）

“愿你们征服世界，以胜利者的身份亲临这里！”（重复24次）

对我们而言，元老们的反复欢呼可能显得有些意外，但这种仪式传递的信息值得我们仔细斟酌。

最明显的信息是其统一性。罗马帝国的显贵们在帝国的象征性首都异口同声地夸赞他们的统治者。我们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另一略显隐晦的信息，即元老们都相信他们的社会秩序无可挑剔。在这种社会秩序中他们与皇帝是一种共生关系。如果他们没有这种绝对的完美感的话，就不会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意见不一是人类的正常状态，只有当事情本身明显达到最佳状态的时候人们才会统一看法。元老的开场欢呼表明，他们的社会秩序无可挑剔的原因很简单，完全是因为基督教的神——上帝。到公元438年，罗马元老院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基督教群体。因此作为罗马社会的顶层，元老院接受基督教并没有改变“帝国是上帝的工具”这一由来已久的观念。

在其他社会阶层，甚至在教会的类似仪式上，人们也都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市议会的会议往往都是以类似的欢呼开场；在城市，民众正式聚会时也会向皇帝、帝国官员甚至新皇帝的雕像致敬。（新皇帝被选定后，他的雕像就会被送往帝国各城市。）帝国每年都会有很多类似场合，同样的关键思想始终贯穿其中。 许多基督教主教和平信徒都乐于以基督教的新外衣重申罗马原有的帝国理念。早在君士坦丁执政时期，恺撒利亚（Caesarea）的尤西比乌斯主教（Bishop Eusebius）就已经提出基督现身于罗马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时代并非偶然。他认为，尽管基督教早期受到过迫害，但基督在奥古斯都时代现身说明基督教和帝国注定不可分割，上帝赋予罗马无上的权力，以便全人类能通过它最终获得救赎。

当然，这种思想表明皇帝作为上帝选派的代表，应该掌握宗教大权。早在公元4世纪初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不到一年，北非的主教纷纷请求他处理一起严重的主教纠纷。这就成为公元4世纪皇帝掌握宗教大权的先例，皇帝直接参与处理教会纠纷和管理新宗教的世俗事务。在处理纠纷时，皇帝会召开大公会议，允许主教使用特权阶层使用的交通系统——公共交通系统。更有甚者，皇帝还会制定会议议程，官员们再精心控制会议进程，利用国家机器强制实施会议形成的决议。通常，皇帝为教会制定宗教法规——《狄奥多西法典》第十六卷整卷都是有关这类事务的规定，还影响了高层神职人员的任命。

基督教教会的等级制度也反映了帝国的行政和社会结构。主教的教区反映了城市的范围（虽然有些教区早已失去其他意义，但依然保留至今）。行省首府主教的地位更高，是大主教教区的大主教，拥有干预下属新主教教区事务的权力。君士坦丁死后，继任皇帝也是基督徒。在他们的统治下，之前还默默无闻的君士坦丁堡主教被提拔为大牧首。因为君士坦丁堡是“新罗马”，所以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和罗马主教不分轩轾。很快，地方的基督教教区失去选举自己主教的权利。自公元4世纪7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主教来自地主阶层，他们通过内部讨论掌控主教的继任问题。现在，教会成为政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教甚至被赋予处理一般法律纠纷之类的行政职责。成为一名基督教主教并不意味着退出公共部门，而是找到一种进入公共部门的新途径。如果说罗马社会的基督教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那么基督教的罗马化也同等重要，但研究得较少一些。新宗教的推广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这一过程强化了有关皇帝和帝国的主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帝国的基督教化过程中没有出现过冲突，或是基督教和帝国彼此非常合适。和诺拉的保利努斯及小梅拉尼亚一样，一些主教和基督教知识分子，尤其是圣徒，或直接或间接地否认帝国代表一个尽善尽美、受到上帝庇佑的文明。但对帝国的这种态度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思想家中只是一种潜在的倾向。这一时期还是基督教教义形成的关键时期。教义形成过程中基督教内部产生众多冲突，各皇帝的立场也不尽相同。然而，多数时候教义之争只是限于主教之间。虽然有几次争论发展成大规模暴动，但波及范围有限，持续时间不长，不足以说明基督教内部意见不一，会严重影响帝国的运行。

和官僚机构的扩充一样，基督教的兴起表明中央依然能吸引地方精英遵从自己的统治。正如近年来有关基督教化的作品表明，宗教革命是通过涓滴效应而非正面冲突来实现的。直到公元4世纪末，君士坦丁宣布改信基督教70年后，罗马贵族阶层意识到皇帝可能更倾向于提拔基督徒，便纷纷改信基督教。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受到主教的极力游说，也都时不时地制造一些动静。他们从一开始就禁止基督徒深恶痛绝的血祭行为。但他们没有禁止其他异教活动，也没有利用帝国机器在地方层面强制推行基督教。这意味着，公民可以根据各自的偏好决定征税以外的所有事情。在基督教占主导或逐渐成为主导的地方，异教神殿被关闭，有的被拆除。仍然信仰旧神的地方，宗教生活照旧不变，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也都允许异教存在。直到公元4世纪末，经过三代皇帝扶植，地方决策者中绝大多数都成为基督徒后，皇帝才能安全制定更强硬的基督教化措施。

这样，几乎连续三代或四代统治者都信仰基督教，他们保留足够的思想力量和赐予恩宠的实际权力，大体上在地方推广新宗教（“背教者”尤里安统治整个帝国不到两年时间）。在我看来，基督教化过程和早期罗马化过程的动力相似。中央政权无法简单地强迫地方精英接受它的思想体系，但如果它自始至终都将顺从作为晋升条件，地主们就会就范。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元4世纪“基督徒和罗马人”取代“别墅和城里的宅邸”，越来越被看作成功的先决条件。地方和中央的显贵都渐渐适应新的现实。随着官僚机构的扩充，中央政权成功地利用新机制将地主阶层的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

人民纳税，精英阶层担任公职，新宗教也被有效纳入后期帝国的体系。帝国的基督教化和官僚机构的扩充并不是灾难的前兆，反而表明中央仍然能够获得各行省的支持，对其行为习惯施加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必须通过劝诱而不是高压手段来实现。一直以来，帝国采用的也都是劝诱的方式。同样的纽带经过重新协商后，依然将中央和地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罗马政体

罗马帝国的仪式，例如将《狄奥多西法典》引介给罗马元老院的仪式，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样一个能召集最富有的地主齐声欢呼、称颂统治者的国家机器不可小觑。但引介《狄奥多西法典》的仪式以及《狄奥多西法典》的接受情况让我们对帝国的政治局限性有了颇为不同的洞察。尽管罗马帝国依然具有影响力，但其帝国体系的核心存在政治局限性。

召集来的元老们激动地称颂完统治者后，就开始讨论实质问题了：

“感谢你们的规章！”（重复23次）

“你们消除了帝国宪章中的歧义！” （重复23次）

“虔诚的皇帝决策也英明！”（重复26次）

“你们英明决策，制定《法典》。你们维护了公共秩序！”（重复25次）

“政府机关要各持一部《法典》！”（重复10次）

“各公共部门都要封存一部《法典》！”（重复20次）

“要有大量的《法典》抄本，以防篡改既定法规！”（重复25次）

“所有《法典》都必须是书面的，以防篡改既定法规！” （重复18次）

“制宪人员在抄写《法典》时不得添加注释！”（重复12次）

“我们请求用政府资金给各部门购买《法典》！”（重复16次）

“我们请求不要因为民众的请求就颁布新法！”（重复21次）

“这些鬼鬼祟祟的行为扰乱地主阶层的权利！”（重复17次）

对罗马政府而言，引介新法规的仪式意义深远。我们已经在上文看到教育和自治在罗马传统的自我形象中所起的作用。对整个罗马社会而言，成文法也具有类似的意义。在罗马人眼里，罗马社会通过成文法成为维护人类秩序的最佳手段。最重要的是，有了成文法，人们便不必担心权贵独断专行。（“自由”的拉丁文是libertas，有“法律下的自由”之义。）法律纠纷都按实际情况来处理，权贵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帝国的基督教化不过是在思想上强化了成文法的重要性。虽然基督教知识分子批判文法学家提供的道德教育是精英式的，取而代之，推崇来自沙漠、没有受过教育的圣人为美德的代表，但法律并没有受到这种批判。人们无论地位高低，都受法律保护。法律还具有统一的文化意义，因为上帝的法令，不管是以摩西《十诫》（ Ten Commandments ）的形式，还是以基督教伦理的形式，都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的核心。因此，就思想层面而言，与精英式教育不同，罗马的成文法适用于罗马各阶层，很容易被刻画成帝国理念的关键内容，宣称新近基督教化的帝国是维护神规定的社会秩序的工具。

然而，仔细研究《狄奥多西法典》的仪式及内容，我们可以洞见罗马后期帝国体系政治局限性的核心所在。元老们齐声欢呼、称颂统治者的拉丁语原文中就暗含了这种局限性，但由于英语第二人称代词“you”不能区分单复数，所以这种局限性在英语译文中就体现不出来。元老们是同时针对东罗马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和他的表弟、西罗马的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发出欢呼的。两人都是狄奥多西王朝的统治者。经过精心安排，公元437年，《狄奥多西法典》在东罗马正式颁布，恰好在双方联姻之际——瓦伦提尼安三世迎娶狄奥多西二世的女儿尤多克西亚（Eudoxia）。联姻和《狄奥多西法典》都强调罗马帝国的统一，东西罗马的皇帝团结和睦。但《狄奥多西法典》的名称表明，其制定过程中所有艰巨工作实际都是在君士坦丁堡进行的，由狄奥多西委派专员完成。 在这件事情上，狄奥多西二世占主导地位。这就突显了帝国后期权力结构上的一个根本问题。在第一章中，我们讨论过由于行政和政治原因，帝国不得不采取分权而治的形式。在共同治理帝国的统治者中，如果有一位处于主导地位，拥有无可置辩的权力，他们就能团结和睦。在这一基础上，狄奥多西二世和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关系处得还不错，就像公元4世纪10年代至30年代君士坦丁和他的几个儿子能和睦相处一样。但帝国要想合理运行，还需要各统治者的权力大致相当。如果关键的财政和军事资源分配不均，其中很可能会有统治者长期处于劣势。如果从属关系过于明显，这位统治者的一些主要政治派系就有可能鼓动他恢复平衡，或者更糟的是篡权。例如，公元4世纪50年代，这个模式就使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加卢斯及尤里安分权而治的尝试告吹。

权力相当的皇帝很难和睦相处，而且这种情况比较罕见。公元364年后，瓦伦提尼安一世和瓦伦斯兄弟共同执政10年；戴克里先先是从公元286年起实行两帝共治，再是在公元293年至305年期间和另外三位皇帝一起实行四帝共治。但这些分权而治的关系都没有带来长久的稳定，即便兄弟间的分权也不能保证成功。君士坦丁一世的几个儿子继承皇位后，继续争夺权力，结果君士坦丁二世在入侵弟弟君士坦斯的领地时被杀。同样，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在其在位期间运作良好，但公元305年他退位后，四帝共治体系瓦解，帝国陷入近20年的争斗和内战，直到公元324年君士坦丁一世打败李锡尼（Licinius）。

事实上，在帝国后期，皇权的组织形式使帝国陷入两难困境。从行政和政治上考虑，帝国必须分权，如果不分权的话，就会引起篡权，通常还有内战。然而，要想分权，同时又避免共治皇帝间发生战争，则难乎其难。即便在一代统治者中解决了这个问题，也不大可能将这种和睦关系延续到继任者，因为他们缺乏最初的分权共治所具有的彼此信任和尊重。结果，在每一代统治者中，即便皇位是依据王朝继承权来传递的，分权而治也都不长久。没有一个“系统”，不管权力分割与否，内战都会周期性爆发，不可避免。必须强调的是，内战不只是皇帝个人统治失败造成的，虽然也有例外，例如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多疑显然是促成军队哗变的一个因素。基本上，分权而治表明帝国在政治上有众多重要因素需要考虑，例如，帝国后期人口构成更加复杂，其中就有分布广泛、利益相关的地主阶层需要考虑，因此同只有罗马元老院玩弄权术的扩张时期相比，此时的政治稳定更难实现。

那么，从很多方面来看，顶层的周期性冲突是帝国在辽阔疆域内成功地协调精英阶层所要付出的代价。但我们最好把这看成是帝国的局限性，而不是它的基本缺陷，因为从根本上动摇帝国的不是这种局限性。这种冲突是帝国政治的一部分。在新政权有效重组足够广泛的利益集团、确立统治前，政局的稳定很可能被打破，发生冲突。冲突持续的时间有短有长。例如，四帝共治瓦解后，经过20年的争斗，最终才由君士坦丁统一帝国。但公元4世纪的内战并没有削弱帝国，让波斯征服罗马。实际上，当时分权而治取得的效果胜过公元3世纪中叶20位合法皇帝和一群篡位者人均执政仅两年的效果。

仔细研究元老院在《狄奥多西法典》仪式发出的欢呼，罗马帝国的另一重大政治局限性就显现出来了。元老们对统治者的称赞重复次数有差异，即便这种不规律性表明他们有时可能激情澎湃，情不自禁，但他们关于《狄奥多西法典》本身所发表的意见非常明确，说明每一句欢呼都是精心设计好的。公共仪式上这种事先设计好的欢呼和1989年以前苏联共产党每年召开的代表大会上的做法相差无几。经过精心设计，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讲话结束后，大家热烈鼓掌，总书记和听众彼此祝贺。听众高呼赞同，然后讲话者起身，鼓掌，大概是祝贺听众十分明智，认识到他的讲话意义深远。在《狄奥多西法典》的引介仪式上，罗马的元老们更狂热，但透露出的信息则一样。二者都声称自己的国家体系，此处尤其是指法律体系尽善尽美，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统一的思想体系，二者都是对思想统一的公开庆祝。我认为最好是把罗马帝国的公共部门看作极权政府的公共部门，官员从出生便被灌输效忠体系的思想，并且经常有机会表现其忠心，从而又增强其忠诚度。然而，值得强调的是二者存在重大差异。苏联政权面临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仅维持了约70年的时间。与之不同的是，罗马政府，无论极权与否，历时500年来，多数情况下，其统治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对每位官员而言，罗马帝国的优越性渗透到公共部门的各个方面，贯穿其一生。

但和所有极权政府一样，罗马政府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在一定程度上，言论自由受到限制。鉴于人人都坚信统一即完美的理念，只有在性格层面上才允许有分歧，而非政策层面。 帝国在思想上的绝对统治成功地使臣民顺从其统治。但这种顺从几乎都是被迫的。在被罗马征服的地区，臣民之所以接受罗马文化，成为罗马公民，是因为帝国是他们实现抱负的唯一途径。如果他们想有所作为，就必须遵循罗马的规则，成为罗马公民。

把罗马政府比作极权政府还指出它另外两个缺陷：其一，实际参政人数少。只有极其富裕的地主阶层才能参与帝国的运作。我们无法确定实际参政的具体人数，但他们的特征还是相当清楚的。在帝国初期，要想成为市议员就需要满足财产限制，即在所在城市拥有足够土地，能负担得起子女接受文法教育的费用。这必须有很高的收入才行。圣奥古斯丁生于北非小城塔加斯特（Thagaste）一个中等贵族家庭。他家能负担起文法教育的费用，但他被迫花费一年时间等他父亲筹集足够的资金才前往迦太基跟随一名雄辩家继续学习，完成高等教育。由此，我们可以从他家的经济状况窥见市议员资格的财产界线。

和之前相比，在帝国后期，地主阶层参政的方式更广泛。一些地主仍掌控着当地议会中的少数有利职位，更多地主进入中央官僚机构，还有一些小士绅阶层则乐于在行省任职。后者被称为“小队长”（ cohortales ）。据阿弗罗狄西亚（Aphrodisias）的碑刻来看，有些行省官员十分富裕，还为所在城市捐资。帝国后期，法律系统也进一步完善。自公元3世纪初起，罗马的法律已经适用于帝国所有居民，通常还有大量职位空缺，招募训练有素的律师。这些人又都是市议员阶层出身，有志从事律师行业的年轻人完成文法教育后就学习法律，作为他们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到公元4世纪中后期，基督教得到皇帝的扶植。如前文所述，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地主阶层也开始加入教会，很快控制主教职位。据我所知，最早接受过修辞学教育的主教是帝国西部的安布罗斯和东部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n）公元370年被授予圣职的三位教父——恺撒利亚的圣巴西勒（Basil of Caesarea，329—379）、纳西昂的圣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329—389）以及尼斯的圣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330，—395）。 地主阶层的就业范围扩大了，但这并没有改变资格限制中对财富的要求。这些职业都依然要求从业者接受过传统的文法教育。

因此，实际参与政治的地主阶层总共可能不到总人口的5％。我们还可以再加上约1％受过部分教育的专业人员，他们主要在城镇从业。尤其是在帝国的首都，这部分人的构成略显复杂，有的在马戏团工作，有的在剧院表演——对特定官员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他们实在不满，偶尔还可以通过暴动来行使否决权。但暴动也只是反对特定官员和政策的钝器而已。

但大多数人，无论是自由民，还是佃农，或是奴隶，都从事农业，基本上不参与政治。对这些人而言，政府主要是以税务官的形式存在，占用他们的有限资源，令人厌恶。我们同样无法确定农民的确切人数，但他们应该不会少于总人口的85％。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罗马帝国有超过五分之四的人口和统治他们的政治体系没有多少或者根本没有利益关系。农民对帝国的中央政权很可能主要采取中立态度。如前文所述，在帝国的历史进程中，多数地区的居住面积和人口规模都有所增长。我们很难不把这看作“罗马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帝国创造的和平和稳定的结果。另一方面，农民反抗当然时有发生。这些反抗比较分散，通常与征税有关，但一般只是地方性的盗匪行为而已。有些地区偶尔也出现过更持久的动乱。位于现在土耳其西南部西里西亚高地的伊索里亚（Isauria）素以盗匪著称，其中马拉塔库普勒尼人（Maratacupreni）在叙利亚北部声名狼藉。他们假冒罗马税务官，肆意夺取当地居民的财产。他们能以假乱真这一事实让我们对罗马政府征税的情况略见一斑。但他们太过嚣张，最终被政府清除，只剩下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罗马大多数人和政府没有利益关系，或者只有极少利益关系。这是罗马政府的一个主要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由来已久。帝国一直以来都服务于精英阶层。结果，农民被剥削，爆发了一定规模的反抗，一般比较分散，但没有迹象表明公元4世纪这种情况加剧了。

鉴于农民从根本上而言不能组织持久的反抗，罗马政府的另一个缺陷就没有这么明显了，但可能更值得我们关注。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先考察罗马贵族的生活方式。如前文所述，他们参与国家事务，有的是地方市议员，负责收税，有的是相对较高级别的官员（小队长或廷臣），还有的是在地方任职的中央卸任官僚。但他们花在国家事务上的时间有限。到公元400年，许多政府重要部门的平均任职年限已经缩减到不超过10年——即便当时的人均寿命比现在的要低得多，这也谈不上是终身制。叙马库斯的书信再次为我们刻画了官僚卸任后的生活及其根本重心。当然，他家财万贯，因此他卸任后行为的尺度不具有代表性，但其本质很典型。

在罗马，财富除了土地之外，还有其他形式。营利的方式很多，包括贸易、制造业、法律行业和出卖手中权力等。但土地是财富的最高体现形式。在工业革命前，英格兰人通过其他方式营利后会立即投资地产。因为，对士绅而言，土地毕竟是唯一体面的财富形式。这既是士绅架子的产物，也是务实的做法。投资地产非常安全。作为最初投资支出的回报，土地以农产品的形式提供稳定的年收益。在没有股市的情况下，鉴于贸易和制造业提供的投资机会有限且相对不稳定，土地成为古代的“金边股”。工业革命以前，土地在各国也确实是金边股。投资地产对于罗马贵族阶层而言是头等大事。

首先，地主阶层需要保证农产品产量达标。土地本身只是潜在的收益来源，需要耕种，并且是有效耕种才能实现可观的年收益。首先要种植合适的作物，然后投入时间、精力和资本，这样往往有可能实现产量大幅增长——在工业革命前的英格兰被称作“提高”。罗马的地主阶层大部分时间都在直接或通过代理人间接检查地产的经营状况。例如，叙马库斯的书信中前五封是写于公元375年他巡查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地产的时候。他这次巡查耗时较长，旨在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叙马库斯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地产一片混乱，每个细节都需要查看……事实上，过去乡村为我们提供粮食，而现在我们供养乡村却成为一种常态。”他在之后的信里也偶尔提到收益问题。就叙马库斯这样的富人而言，距离成为附加的问题。同离家更近的地产相比，在西西里和北非的地产问题更麻烦。 而且耕种一大片土地比耕种两小块土地效率更高。所以精明的地主阶层总是在寻找机会购买合适的额外土地，或者安排彼此交换地产，互利互惠。帝国后期的史料，例如叙马库斯的书信，都表明地主阶层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买卖合适的土地上。

其次，还存在各种法律问题。和狄更斯（Dickens）时代的英格兰一样，在罗马，遗嘱通常会引发争议。土地不同于其他形式的财富，很难分割成可继续盈利的小份遗产，因此父母通常面临一个选择：是将整个地产的收益均分给几个子嗣，还是偏袒其中一人，把整片地产留给他。不管怎样，事情都会变得十分棘手，或非常复杂，尤其是当这些子嗣分得部分地产后，他们必然也得决定死后如何分配所得地产。遗嘱人不得不在遗嘱和增补条款上耗费大量精力，阐明确切的解决方案，并确保这个方案天衣无缝。可想而知，叙马库斯密切关注继承法的变化，经常在信中提到遗嘱的问题。 罗马的地主阶层用尽各种惯用手段。例如，为了避免债权人在他死后找上门来，叙马库斯的父亲将台伯河（River Tiber）河畔的一块地产的所有权提前转给叙马库斯。 在这种情况下，婚姻不仅仅是两人相爱的浪漫结合，它意味着建立一个有自己经济基础的新家庭。先要找一个般配的对象，然后转让财产，通常双方家庭都要转让部分财产给这对新人。叙马库斯在一封信中提到一个叫弗尔维乌斯（Fulvius）的人，“一直未婚”。他很幸运，娶了某个蓬皮安努斯（Pompeianus）的妹妹。“她和他门当户对，可能家境比他好。” 同样，婚姻财产转让契约为律师提供了获得丰厚收入的机会。

叙马库斯通过婚姻获得其岳父的部分世袭财产。由于这部分财产已经转让给叙马库斯，所以他的岳父因欺诈被检举时没有被充公。 税收系统也涉及一些法律问题。为了减少税额，地主通常会寻找后台。已有史料中虽然没有关于地主凭借很广的人脉而被完全免税的记载，但有很多地主税费减少的案例。然而，减少税费的情况并不确定，因为如果后台失势，那么地主也会失去既得利益。因此，地主有很大的空间和禁卫军长官的下属官员争论可以减少哪些税费，减少多长时间，以及已经支付了哪些税费。尽管地主在处理遗嘱和婚姻财产转让契约时格外谨慎，后台失势也会引发所有权的争端。叙马库斯的书信，尤其是他担任罗马首都行政长官时写的公函，记录了大量这类纠纷的案例。

除了要承担的一系列责任之外，地主也有很多乐趣可言。虽然从管理上而言，拥有多处宅邸可能是个负担，但只要他有收入，他就有机会改造和重新装修这些住宅。叙马库斯在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里津津乐道地讲述他家的新大理石护墙，说护墙铺得非常精巧，看上去就像是一整块大理石铺成的。他还对一些圆柱十分得意。它们看似昂贵的比提尼亚（Bithynian）大理石，其实很便宜，几乎没花什么钱。他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他在很多信里都提到西西里庄园的新浴室，在一些信里提到他一生中在各处宅邸零星进行的一些改造和装修工作。他还在一封信里抱怨提布尔宅邸的工人进度太慢。 有些事情一成不变。

地主们把宅邸或多处宅邸改造得舒适惬意，按最新的时尚装修一新（例如在公元4世纪的英国，安装彩色的镶嵌画是一种最新时尚）后，就可以住在里面，享受各种快乐。叙马库斯格外喜欢那不勒斯湾巴亚的别墅。他在很多信里高度赞扬巴亚景色秀丽，食物鲜美，尤其是在秋天的时候。公元396年4月至12月，他先后在福尔米亚（Formia）、库迈、波佐利（Pozzuoli）、巴亚、那不勒斯和卡普里（Capri）的几处房产度过一段快乐的日子。这些地方有些现在依然是名流度假的去处。他在台伯河河畔也有一处宅邸，从罗马顺河而下就可以到达。叙马库斯因公要去罗马时就住在那。和历史上各地方的士绅阶层一样，拥有土地的罗马士绅阶层最喜欢的消遣方式是狩猎。对狩猎而言，山麓或是森林边的一小块地是最理想的了。 因此，依山傍林的房产在不同季节都能给地主带来各种各样的乐趣。

地主阶层还可以在乡间宅邸，或多处乡间宅邸，享受贵族生活的其他乐趣。叙马库斯经常称颂在某处幽静的乡间宅邸读古代拉丁语书籍的惬意。他在一封信中声称自己忙于学习，无暇写信。他有时还写信给朋友，讲述自己的近况，并让对方把他想看而又找不着的作品寄给他。 有时，他的好友也在附近的乡间宅邸逗留，偶尔也有朋友在他家做客。这样他们就能频繁写信，相互恭维，还能一起野餐，举办晚宴。 他们在信里谈论最多的是朋友和亲人的身体状况。如果一方有人偶感不适，另一方则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多次写信嘘寒问暖。叙马库斯的女儿身体比较娇弱。他一度要求她每天汇报自己的健康状况，还在回信中给她推荐各种饮食疗法。

叙马库斯及其友人的生活方式为接下来1600年欧洲士绅和贵族阶层的生活奠定了基调。他们有闲，有教养，有土地。有的家财万贯，有的境况一般，仅能勉强维持贵族生活。大家都对彼此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之间就像在跳一场微妙且又不失优雅的舞，希望并期待通过婚姻财产转让和遗产继承获得大笔财富。叙马库斯等罗马贵族可能喜欢读读拉丁语，写写信，而非画水彩画或是学意大利语，他们对童年和性别的概念也可能和简·奥斯汀（Jane Austen）时代的截然不同，但罗马后期的贵族阶层很有点她笔下乡绅的味道。

优雅、清闲的特权阶层生活方式造成罗马帝国的另一局限性。这种生活方式建立在地产分配极其不公的基础之上。我们之前提到，不到5％的人拥有超过80％的土地，可能还远不止这些。而这种不平等的核心就在于罗马政府本身，因为其法律规定并保护所有者阶层的所有权——叙马库斯属于所有者阶层的较高阶层。土地登记制度是仲裁土地归属的最终依据。刑事立法缜密，保护所有者免受穷人的危害。 公元5世纪史学家普里斯库斯（Priscus）记录了他与一个曾替匈人（Huns）作战的罗马商人的对话。该对话被多次援引，反反复复在讲罗马社会和匈人社会的优劣，直到普里斯库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

罗马人享有各种给予的自由。不仅生者而且逝者也都可以自由给予，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地产。不管他们怎样遗赠财产，他们的遗嘱都具有法律约束力。我的［投靠匈人的］同胞流泪了，感叹罗马法律公正，政体健全……

两人最终达成两点共识：其一，罗马的法律造就了一个更优越的社会。其二，罗马法律的主要益处是保障产权人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 这个观点十分普遍。想想罗马元老在《狄奥多西法典》仪式上的欢呼。同样，这些元老也非常明白《狄奥多西法典》对社会的整体影响是它始终保护“地主阶层的权利”。

罗马有大量缜密的法律处理地产问题，包括基本所有权、土地利用形式（出售、长租或短租、简单的出租和佃农耕种），以及通过婚姻财产转让、遗产继承和特殊遗赠的方式在代与代之间转让地产。罗马刑法严酷，也保护了所有权。对偷盗的处罚主要是死刑。当然除了小偷小摸的行为之外，对其他罪行的处罚都是死刑。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到罗马社会与之后的“士绅”社会有相似之处。在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环境下，这些“士绅”社会同样建立在地产分配不公的基础之上。简·奥斯汀的作品描述了贵族阶层爱情、婚姻和地产转让的优雅生活。但在她创作的年代，如果偷窃小于10便士的财物会被处以鞭刑，偷窃小于4先令10便士的财物会被处以烙刑，偷窃超过5先令的财物则会被处以绞刑。在18世纪的伦敦，平均每年有20人因偷窃被绞死。

罗马政府需要促进和保护地主阶层的利益，是因为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罗马政治的主要参与者。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和个别地主之间，或是和整个地主阶层之间，不会偶尔产生冲突。例如，如果在政治争斗中失败的话，这些地主家族的地产有的就会被充公。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从此就一败涂地。和中世纪的情况一样，后来的统治者乐于将没收的地产物归原主，以赢取这个家族的忠心。 尽管如此，如前文所述，在政府机器的各个层面，政府都依赖行省地主阶层参与管理，尤其是收税。是否能有效收取税收也取决于地主阶层的纳税意愿。

政府和地主阶层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最明显的方面是，农产品税额不能提得太高，否则地主阶层会选择全体退出政府体系，使其不能正常运转。如前文所述，大量证据表明皇帝都意识到要赢取地主阶层的忠心，征税就不能太严苛。公元4世纪60年代中期，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和瓦伦斯开始分权而治，在财政上采取魅力攻势。税额连续三年没有变化，在第四年的时候降低了。他们的发言人说是因为“宽松的税制是所有人都享有的恩惠”。他们还大张旗鼓地许诺（和现代的做法一样），“如果税收总额令人满意”，第五年还会再次降低税额。 另一个方面是，地主阶层的精英身份和生活方式取决于地产的不公平分配。地产分配极其不公，因而绝大多数人没有地产。如果没有第三方采取预防措施的话，这种状况必然会导致财富的重新分配。公元4世纪，这个第三方就是罗马政府。几个世纪以来，它就一直扮演这样的角色。大体而言，地主阶层可以依靠政府通过实施对他们有利的法律来弥补人数上的不足。如果政府失去这种能力，例如，如果它缺乏实施地产法律的强权，那么地主阶层将会别无他选，只能去寻求新的代理，取代它，继续保护他们的利益。

因此，我们可以把地主阶层参与罗马体系看作一个成本效益方程式。他们的成本是每年向国库缴税，而回报则是他们的财富获得保护。这些财富是他们地位的基础。公元4世纪，他们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但我们稍后将会看到，一旦税务官征税过于严苛，或是政府不能提供保护的话，地主阶层可能就会另择明主。

结语

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内容，讲述了罗马帝国从建国到公元300年前后的演变过程。一方面，我们讨论的是历史上的一个超级强国。帝国最初的建国根基是军事实力。它在西起哈德良长城、东至幼发拉底河的广袤疆域内统一了帝国优越性的理念。到公元4世纪，臣服民族已经采纳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当初征服他们的国家已经演变成一个由罗马行省组成的联邦。

但这个非凡的国家也有其主要弊病。距离、原始的通信手段和有限的处理数据能力降低了其运作效率。在征税以外的各领域，罗马从根本上来说都处于被动，通常被利益集团牵制。经济上，帝国的产出勉强满足社会需求。政治上，帝国的既得利益阶层人数极少。我们已对占人口比例少数的罗马地主阶层过着的特权生活略见一斑。

尽管如此，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丝毫没有瓦解的迹象。波斯萨珊王朝的崛起造成帝国50年的动荡。帝国为此所做的调整既不简单，也不容易。但在军事、财政、政治和行政变革的共同作用下，国家机器扩张，能够同时应付波斯和帝国自身经过300年演变所产生的问题。帝国当然为此付出了代价。政府没收地方资金，打破原来自治城镇的统一性。它还证明分权而治的必要性，虽然这样做只会引发频繁冲突和周期性内战。

不过，后期帝国基本上还算成功。乡村经济大多在蓬勃发展，并且热衷于在政府部门谋职的地主阶层人数也超过以往。帝国应对波斯的表现说明，帝国体系本身比较刻板，面对新威胁调动资源的行政、经济和政治能力有限，行动迟缓。但它成功打败了波斯，依然是个不可匹敌的强国。然而它也注定不能自行其是。公元4世纪，罗马人依然把波斯当作传统敌人之时，另一个重大战略变革即将在北部拉开序幕。 2uVv5MoYxYF6VGkplNqj/38metM+ZujaswNNLqVXVqgFLqSN30HAgVRulhfKpm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