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最初的战略

基辛格最初的战略的头一步是从美国、英国和前线国家获得至少是临时性的支持。这一战略是在福特总统的同意下制定的，主要是基于美国对南部非洲政策的彻底重新定位。正如基辛格所述，“3月13日，福特首次承诺美国明确支持在南部非洲实行多数统治：（总统说）‘美国全心全意致力于使多数群体成为罗得西亚的统治力量’”。 后来，福特强调了这样做的一个关键动机：“（南部非洲）所有地方的政治稳定都在崩溃，必须把亨利·基辛格派到非洲大陆去，看看他能否阻止一场种族战争。”

尽管这次对非洲所采取的主动行动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基辛格是在他的外交声望达到顶峰时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此时他已经在与中国、苏联、北越和中东的外交当中获得了显著的成功。他克服艰难险阻达成协议的全球声誉，使得非洲各方即使心存疑虑，也不得不认真对待他的行动。

在福特对多数统治发表评论九天之后，基辛格在一次演讲中把自己的具体目标与英国提出的条件紧密结合起来。作为罗得西亚的前殖民宗主国，英国多年来一直未能让史密斯放弃权力，这使他们感到沮丧。他们警惕着过度卷入，不愿被拖进一场可能发生的军事纠葛，国内的经济衰退也让他们穷于应对。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密切关注着该地区的动态。 但传来的消息并不好。

1974年，赞比亚总统肯尼思·卡翁达和南非总理约翰·沃斯特做了一次区域性的努力，想让史密斯和罗得西亚的黑人反对派举行谈判。就像他以前对英国人所做的那样，史密斯首先破坏了在他们的斡旋下进行的谈判，然后又对随后的谈判采取了拖延战术。两年之后，在3月22日的一次演讲中，詹姆斯·卡拉汉公开提出了四个条件，英国打算通过这些条件来支持在该地区达成和平解决方案的再次尝试：

“第一，接受多数统治的原则；第二，在18个月到两年之内，为实现多数统治而进行选举；第三，在实现多数统治之前不（承认罗得西亚）独立；第四，谈判不能拖得太久。”

基辛格觉得，确保英国的支持以及吸收卡拉汉框架中的要素会是一笔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资产。英国那前宗主国的身份会提高国际上的支持，使基辛格获得对这一地区的深刻见解，这是新近进行改革的国务院非洲事务局提供不了的。此外，任何有关罗得西亚的协议都必须以宪法的制定和合法的权力移交作结。由于史密斯政权没有任何国际地位，基辛格认为英国必须对这一努力进行正式的监督，以确保协议的合法性。

在与英国就其在这一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达成共识后，基辛格计划在1976年4月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访问，面对面地会见非洲领导人，以获取非洲统一组织中的强大成员的支持。 他此行的焦点是在赞比亚的卢萨卡（Lusaka）发表的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将公开宣布美国支持多数统治的新政策。基辛格希望他的讲话远不只是向前线国家的领导人传达一种共同的价值观。他将概述他认为在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开创非洲黑人领导所必需的具体步骤和条件（与卡拉汉提出的四个条件相吻合）。

非洲之行与“放大焦距”关注朱利叶斯·尼雷尔

基辛格首先访问了肯尼亚，对其广受尊重的总统乔莫·肯雅塔描述了他的倡议，以寻求肯雅塔的支持。接下来，他又从肯尼亚飞往坦桑尼亚，与朱利叶斯·尼雷尔总统会面，坦桑尼亚是前线国家的重要成员，也是发展中国家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这一运动寻求一条独立于东方和西方的政治道路。

作为基辛格如何在其谈判对手个人身上“放大焦距”的例子，我们对他与尼雷尔的互动所做的考察比其他几个人物（如肯雅塔）更为详细，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他与一位至关重要的非洲领导人进行往来的很好的研究案例。基辛格把尼雷尔描述为“一个瘦小纤细的人，邀请我去他那简朴的私人住宅……他举止优雅，双眼炯炯有神，手势用得很流畅。尼雷尔的英语水平惊人［曾经把《尤利乌斯·恺撒》（ Julius Caesar ）译成斯瓦希里语］，在谈话时表现得非常有魅力。但他也有着钢铁般的敌意……他对于自己被人民当成‘Mwalimu’（‘导师’）感到非常自豪”。

尼雷尔支持罗伯特·穆加贝在罗得西亚领导的激进反政府派别，以及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outh West Africa People's Organization，SWAPO）的游击运动，他还被认为是莫桑比克总统、激进的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者萨莫拉·马谢尔（Samora Machel）的盟友，同时也是温和的赞比亚总统肯尼思·卡翁达的对头。尽管有着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并且尼雷尔对美国的政策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基辛格还是与这位坦桑尼亚总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写道：“他是个自己做主的人。西方自由主义修辞、社会主义实践、不结盟的正义和非洲部落主义在他身上形成了独特的混合，这种混合是由一种强烈的愿望驱动的：他要把他的大陆从西方思想的范畴解放出来。他的想法明显是他自己的。”基辛格接着说：“我和前线国家的总统们相处得很好，包括尼雷尔，尤其是他，因为我认真对待他们。我按照他们的条件与他们结交，不把他们当成——就像西方许多赞赏他们的人所做的那样——西方既存之见的衍生品。”

尼雷尔和基辛格表现得就像一对娴熟的搭档一样。《观察家》常驻非洲的记者戴维·马丁（David Martin）嘲讽地评论说：“一个人起头引用一句莎士比亚的话……或是某个希腊哲学家的话，另一个人就接着把这句话引完。然后尼雷尔引用了一个美国作家的话。基辛格笑了：尼雷尔知道这些话是基辛格写的。”

这两个人很快就发现，他们都是实用主义者，都期望稳定。尽管倾向于激进，但尼雷尔赞同基辛格对这一地区所做的评估，他也认为古巴在安哥拉的成功可能会导致古巴军队在这一地区到处插手，潜在地破坏现有的政权。虽然前线国家的总统们一致认为有必要结束罗得西亚的少数统治，但是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尼雷尔同意支持一个由美国提供保证的和平倡议，后来他评论说：“我们希望两大力量来源站在我们这边——神和基辛格。” ^[1]

基辛格不认为尼雷尔的支持是无条件的。“对尼雷尔来说，美国是被用来加速解放斗争的武器。为此，他准备付出一些代价来安抚他的同行们。虽然很不情愿，但他准备给予白人少数群体一些权利；而且，虽然更不情愿，但他打算把古巴从这场斗争中排除出去。”

当基辛格离开坦桑尼亚时，他相信他已经争取到了尼雷尔这个重要的盟友，也是获取前线国家支持的关键。他写道，尼雷尔将会是“一座桥梁，这头是赞比亚的肯尼思·卡翁达和博茨瓦纳总统塞雷茨·卡马（Seretse Khama）等温和派，而葡萄牙前殖民地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激进派在另一头”。

然而，这位美国国务卿向福特总统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我不抱有幻想，”他说，“（尼雷尔）将保持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并非常严格地观察我们未来的行动。另一方面，他无疑对我们的动机和意图有了更好的理解；看到了采取平行行动的机会；聪明地理解了我对美国公众舆论的看法；明白了为我们解决问题，符合他自己的利益。他应该会动用自己可观的影响力来改变其他人对南部非洲问题的看法。”

当与尼雷尔进一步协商时，基辛格改善了自己的心理理解，并有意识地对坦桑尼亚总统那独特的战术进行了归类，包括对不同的受众传递不同的信息。例如，基辛格曾经向福特报告说，尼雷尔私底下“接受了我们对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的大多数建议，但是在公开场合，他总是抨击我们”。 在另一处，基辛格观察到，“我对尼雷尔的方法已经非常熟悉了，我明白我在看一场艺术大师的表演，事实上，他支持我们的外交，但同时他也要对冲掉失败所带来的风险”。

更广泛的谈判见解： “放大焦距”关注你的对手，同时“缩小焦距”关注你的战略。与“缩小焦距”关注整体战略——想象一下一位大师以一个地区或全球为棋盘，巧妙地移动棋子——相配合，基辛格总是在“放大焦距”观察他的对手个人。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操作：可以用来确定最有效的方法，以应对每个与你交涉的人，研究并密切关注他或她的特点、心理、历史、兴趣、动机、关系、潜在影响范围、政治背景和风格。根据我们的经验，谈判者往往倾向于成为“战略家”型或“关注个人”型谈判家，很少有人会有意识地一直将微观与宏观视角结合起来。为了将你的谈判维持在轨道上，请不断地进行“放大焦距”和“缩小焦距”。

卢萨卡讲话

在结束了与尼雷尔的谈判后，基辛格前往赞比亚的卢萨卡，在那里会晤了肯尼思·卡翁达总统。按照计划，美国国务卿在那里发表了一次重要的讲话，向这一地区的领导人们概述了他打算在该地区发起谈判的意图。他宣布史密斯政权和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都是非法的，敦促这两个政府提出转交权力和建立多数统治的时间表。

基辛格描述了美国在帮助前线国家的同时，进一步孤立史密斯的措施。他承诺美国会把为发展撒哈拉以南非洲而提供的资金增至原来的三倍，还将为莫桑比克提供财政支持。因史密斯拒绝放弃权力，暴力冲突日益加剧，使许多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美国也会努力为这些人提供援助。基辛格敦促美国公民立即离开罗得西亚，避免前往该国旅行。他宣布他将寻求废除1971年的《伯德修正案》（Byrd Amendment），该修正案允许美国绕开联合国对罗得西亚的主要产品（例如铬）所实施的禁运，这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持续谴责。 ^[2] （铬被认为是一种在战略上很重要的金属，美国所需的铬有大约40%来自罗得西亚，同时美国还要依赖它的冷战对手苏联提供另外40%这种重要的材料。 ^[3] ）

基辛格把罗得西亚称为“津巴布韦”，非洲黑人更喜欢这个名字，他抨击种族分离，要求在一个独立的国家里实现权利平等。“所以，让这一场景被人们传颂吧，”他总结道，“黑人与白人共同努力，在这块遭受了这么多苦难、看到了这么多不公正的大陆上，实现一个和平、幸福和人类享有尊严的新时代。” ^[4]

卢萨卡讲话向全世界传达了美国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这对在场的那些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当基辛格结束讲话时，赞比亚总统肯尼思·卡翁达拥抱了他。“我们中的一些人，”他说，“在你讲话的时候情绪非常激动。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些话是一位来自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务卿说出来的。” 卡翁达代表前线国家的领导人当场向基辛格做出回应，告诉他“请向福特总统转达我们的支持”。

从卢萨卡到内罗毕

“通过卢萨卡讲话，”基辛格评论说，“我们的非洲战略正在得到落实：首先，与前线国家就南部非洲的整体战略达成了协议；其次，访问了主要的中非和西非国家，打消了他们对美国耐力的疑虑，并在非洲人的论坛上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他在整个非洲大陆为他的努力寻求支持，特别留意了许多非洲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是在他们共同与殖民统治做斗争，寻求独立的过程中铸就的。 当基辛格与法国前殖民地的领导人接触时，他发现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非常有帮助。

关于卢萨卡之后的头一站，基辛格认为美国的长期盟友，扎伊尔的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因为他和基辛格一样，都很担心苏联可能介入。虽然他因独裁统治而备受争议，但“多届美国政府一直与蒙博托保持着合作关系，因为没有谁想要在已经过多的外国危机列表里再加上一条中非混乱”。基辛格抱着蒙博托会支持他的努力的确信，结束了会议。

在访问过利比里亚后，基辛格会见了塞内加尔总统列奥波尔德·桑戈尔（Léopold Senghor）——一位“诗人和哲学家”，他对美国提出的外交倡议表示了赞同。基辛格后来写道，桑戈尔是他在这趟行程中所遇到的极为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他把这位塞内加尔领导人视为“一位自学了权力语法的知识分子”。基辛格指出，桑戈尔“把发生在安哥拉的事情（苏联和古巴的介入）解读为所有温和的非洲国家的失败”。 他回忆说：“印象十分深刻的是，我告诉桑戈尔：‘如果你强烈地感受到某些事情——如果你觉得我们做错了，或者，如果你觉得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就跟我或是直接跟福特总统联系，我会把事情办妥的。’”

基辛格以参加在肯尼亚的内罗毕（Nairobi）举行的第四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作为其行程的终点，他承诺美国会向非洲国家提供经济支援，让它们也加入全球经济发展的背景中。 就在基辛格抵达肯尼亚首都的时候，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也在前线国家中为美国的倡议赢得了初步的支持。

国内战线

卢萨卡讲话发表之后仅仅四天，1976年5月1日，在得克萨斯州举行的共和党初选中，杰拉尔德·福特惨败给了罗纳德·里根。 基辛格的努力激怒了保守派。正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广播中报道的那样，“里根迅速抓住了基辛格在非洲的新主题，指责国务卿准备在罗得西亚发起一场大屠杀”。 ^[5] 后来发表在《外交史》（ Diplomatic History ）上的一篇文章生动地说，“共和党右翼……义愤填膺地指责基辛格故意背叛白人同胞”。 基辛格注意到了一些更为冷静的评论，“一些政治专家随后声称，正是我们对多数统治的支持——这被解释为抛弃了南部非洲的白人人口——使得福特从可能遭遇失败变成了输得一干二净”。

除了在初选投票中表达出来的情绪，国务院还收到了1700封左右的来信，都是批评基辛格的讲话的，表示支持的来信只有23封。 基辛格加倍努力，通过尽可能多地与美国国内的利益相关者会面，并定期向国会的主要成员通报情况，来抑制国内对其倡议的批评。

例如，他与大约30名非裔美国领袖进行了商谈，以解释他的目标，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担忧，并寻求他们的支持。 杰西·杰克逊牧师（Rev.Jesse Jackson）对四次这样的会议中的一次做了如下总结：“其他国务卿从未对美国黑人共同体给予这样的尊重……我们支持你所阐述的非洲政策。在这方面，你有我们的支持。其他国务卿也不会像你这样会见我们。”

对美国国务卿的倡议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基辛格培养了并享受着福特总统坚定的支持，尽管这在政治上对他获得连任的前景造成了严重影响。 在基辛格出访期间，福特向新闻界发表了以下声明：“总统制定外交政策，基辛格博士执行并阐释该政策，这就是他在此次非洲之行中所做的。” 基辛格返回华盛顿后，福特举行了高调的会议来与他讨论其非洲倡议，并着重做了宣传，其中一场会议是与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一起开的，另一场是在白宫与两党在国会里的领导人一起开的。

取得南非的同意

如图2.1所示（暂时告一段落的第一阶段用阴影做了标示），到1976年5月，基辛格已经获得了美国政府对其南部非洲战略的批准，以及前线国家、其他主要非洲国家和英国的支持——至少是暂时性的支持。他的战略的下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通过谈判让南非对伊恩·史密斯施加压力，以促使这位罗得西亚领导人同意遵照严格的时间表来实行黑人多数统治。南非向罗得西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济和军事支持，还有关键的运输路线和通往世界其他地区的通道，在1976年3月莫桑比克向罗得西亚关闭了它的边境之后，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很不协调地，”基辛格注意到，“国际社会的贱民，种族隔离的堡垒南非，正逐渐成为南部非洲走向多数统治的关键。所有非洲黑人领导人都严厉地谴责它，他们都敦促我们与南非领导人进行对话。”

乍一看，白人少数统治的南非逼迫白人少数统治的罗得西亚接受黑人多数统治的景象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如果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的白人政权垮台，那么南非将要“孤立无援地面对要求它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非洲国家联盟……不论是早是晚，这样的要求必定会变得不可抗拒”。

如果南非对罗得西亚施压，迫使它接受多数统治，就一定会祸及自身。尽管如此，基辛格还是在至少四个相关因素的基础上，向南非总理沃斯特发出了有吸引力的呼吁：第一，南非在国际上正变得越来越孤立，这部分是因为国际上的谴责和制裁，部分是因为美国的行动。例如，在1976年1月，美国投票赞成联合国要求南非为结束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制定时间表的决议。 两个月后，联合国通过了另一项决议——这次美国同样投了赞成票——谴责南非对安哥拉的军事介入。 又过了几个星期，基辛格在卢萨卡讲话中明确要求南非采取措施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如果南非能采取与其受国际社会唾弃、不断恶化的名声截然相反的行动，帮助美国、英国和前线国家实现罗得西亚的黑人多数统治，那么比勒陀利亚的国际声誉就有可能得到改善，其孤立的处境也会有所缓和。

第二，南非国内的不稳定趋势正在加剧，其边境的军事前景也在恶化。 国际上的孤立和制裁使这些情况更加严重，同时，由于全球能源危机的综合影响和近期莫桑比克关闭边境造成的区域贸易损失，南非的经济状况急剧下滑。 提供军事支援的需求超过了南非政府的支付能力，在纳米比亚与游击队斗争、确保边境安全、国内安全管理以及支持伊恩·史密斯政权的花费不断增加，使得南非政府囊空如洗。

第三，从南非的立场来看，在相对温和的黑人领导下就罗得西亚的多数统治达成协议，总比让更为激进的势力夺取政权要好一些。基辛格做了一个基本判断：“从国际上来说，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已经成了南非的负担，消耗掉了它的资源……南非领导人试图避免的是，当罗得西亚的白人少数群体被黑人游击队蹂躏时，他们只能袖手旁观。毫无疑问，他们也希望在激进的潮流抵达南非边境之前，能够在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建立阻止它的后继政权，哪怕掌权的是黑人。” 南非政府觉得，与其等着让罗伯特·穆加贝的游击队最终接管政权，还不如及早采取行动支持基辛格的倡议，这可能会增加更温和的乔舒亚·恩科莫（Joshua Nkomo）掌权的机会，恩科莫致力于地区对话而不是暴力。

第四，我们观察到，由于沃斯特本人在过去几年里致力于促进地区性的缓和，他至少有点倾向于接受基辛格的论点。沃斯特早先的倡议中，有一个要素是迫使罗得西亚给予其黑人公民更多的发言权，与当时的情况相比，这或许是以一种有所保留但限制较少的形式赋予了黑人公民权。 然而，南非对安哥拉的军事入侵使他的努力黯然失色，这次入侵打破了南非白人政权长期以来的主张，即他们不会插手邻近非洲国家的事务。用来替干涉安哥拉这一行动辩护的框架（受冷战驱动的反共产主义）所起到的作用只是进一步刺激了这一地区，使南非遭受了更大的压力。 此外，伊恩·史密斯拒绝承认罗得西亚的前景日益恶化，也削弱了沃斯特促进地区缓和的能力。沃斯特在私底下明确表示了他对史密斯的失望，尤其是在先前举行的地区会谈期间，这次会谈最终被史密斯弄砸了。 沃斯特也很难采取可能揭示罗得西亚和南非在立场上存在分歧的公开措施，因为这会遭到南非各政治选区的激烈反对。 所以，在沃斯特先前的缓和倡议受到阻挠之际，基辛格就这一事业提出了一个更强有力的倡议版本，这并非完全不受这位南非总理的欢迎。

考虑到这四个因素，基辛格史无前例地向南非人提供了一次在欧洲举行会谈的机会，这为他日后访问南非打开了一个口子。他强调了美国愿意明显地缓和南非日益加剧的孤立的重要性：“30多年来，没有哪位美国国务卿打算会见南非领导人，更不用说和他们谈判了——哪怕是在联合国这样的世界论坛上，也是如此。实际上，我在塑造南部非洲的未来的过程中，给南非提供了一个角色。作为回报，南非要承诺会帮助它的邻国实现多数统治，并最终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也这样做。” 为了使基辛格的提议更有吸引力，福特总统公开表示“如果在某个时间点上，与罗得西亚和南非的两位领导人会面是明智的，那我当然会这样做”。 ^[6]

沃斯特同意在1976年6月16日举行会谈，但就在这一日期临近之时，南非当局凶残地镇压了索韦托（Soweto）的黑人抗议活动，杀害了400多名平民。政府的暴行引发了黑人城镇长达数月的抗议活动。 ^[7] 联合国对南非政府的暴力和不恰当的镇压行动进行了谴责，美国也加入了谴责的行列。

顶着这样尖锐的国际批评，基辛格仍然愿意在德国会见沃斯特，哪怕这肯定会招致数千名反种族隔离者的抗议，因此这次会面对南非领导层来说就更有价值了。

最后，在6月23日，基辛格与沃斯特面对面地坐在“一间小小的起居室里，我首先——按照我在几乎所有谈判中的习惯——对我们所要达成的目标进行了哲学上的讨论”。 出于地缘政治和道德这两方面的原因，美国正在寻找使该地区和平过渡到多数统治的方法。但是，基辛格认为，“如果沃斯特认为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的命运就是自己国家的未来，就会使结果变得非常复杂，而且肯定会大大延迟它的到来。但最终，多数统治在罗得西亚是不可避免的……暴力将会增加；激进派会主导武装斗争，还可能会得到外国势力的援助。到那个时候，南非将面临两难的选择，是要在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的欧裔人口被驱逐出境时袖手旁观，还是要加入这场冲突”。

然而，基辛格向沃斯特表明，通过与美国人合作，他可以“基于即使是在非洲，南非也被视为一个非洲国家，而不是一个殖民国家的事实，在南非与它的北方邻国之间划清界限——不论其国内机构会对此感到多么怨恨。我遇到的每一位非洲领导人都强调了这一点……我给沃斯特机会，是为了让他获得一定的喘息空间，以使他的国家和平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给他一种逃避这些问题的手段”。

基辛格既不威胁也不指责南非。福特政府不是要“发动一场针对他们个人的十字军东征；实际上……对于前几代人留给他们的痛苦的困境，我们深感同情……我们不是为了惩罚他们的父辈，甚至他们自己——在西方，许多他们的批判者正是这样做的。相反，我们的目的是使他们面对现实，并尽可能温和地引导他们接受这一事实：正是这些（现实）决定了道德和政治基础的改变”。 因此，基辛格“更多地以遗憾而不是愤怒的态度来表达这些观点，不过多地争论南非的过去，而是把重点放在对其未来的选择上”。

南非总理沃斯特通常表现得很强硬，却被这种语气和论据的组合打动了。他“所有的举止都表明，面对一个为他们做了某些考虑的超级大国，阿非利坎人 没有围绕着他们的马车布阵顽抗，就像他们在过去那段艰难的历史中不得不经常做的那样”。

总的来说，沃斯特同意提供帮助，以促使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依据民族自决的原则进行变革。基辛格总结说：“前提是不能要求他放弃罗得西亚的欧裔人口，使他们得不到任何权利。满足了这个条件，他就会支持我们在罗得西亚催生多数统治的努力。他同意只有尽早结束武装斗争，才有可能在罗得西亚取得一个温和的结果。”

“考虑到他们的孤立状态和（他们的）不祥预感，南非人应该会欣然接受我为了换取他们在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问题上的合作而提供的补偿，这是我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唯一的东西：用来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时间。……‘我认为历史不站在你这边，’我告诉南非大使鲁洛夫·‘皮克’·博塔，‘但我们至少要争取时间……如果我们能把南非的问题和罗得西亚分开，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南非的问题了——除非在解决罗得西亚的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加速了问题的恶化。’”

更广泛的谈判见解： 移情和强势是一种强有力的组合。 ^[8] 但许多谈判者表现得就像一个人可以移情，也可以强势，但不能两者兼而有之。基辛格对南非所采用的方法（以及我们将要展示的他后来对罗得西亚所采用的方法）结合了这两个被认为不相容的要素。通过移情获得的理解使他洞察到了南非最要紧的利益：彻底改变这个国家不断加剧的受排斥的地位，避免因支持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并防止出现更糟的结果。谈判中的移情并不同于表达同意或同情，它涉及向另一方展示你对其观点的理解。这种方法可能缓和了南非的戒备心。与此同时，基辛格的行动和要求（美国对南非政策的谴责，美国支持联合国严厉谴责南非的决议，以及美国要求沃斯特对罗得西亚施加沉重的压力）本质上是非常强势的——即便他是在面对面的谈判中，以“温和”的语气来表达这些要求的。

在基辛格坚定的压力下，沃斯特也就举行谈判商讨纳米比亚独立问题做出了几项让步——迄今为止，纳米比亚的独立一直受到南非的限制。至少在原则上，南非同意在日内瓦就纳米比亚的独立举行会谈，最后期限定为1978年年底，联合国可以正式参与这次会议。此外，实际上，会议的大门还将向由萨姆·努乔马领导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游击队敞开，使他们能在未来的谈判中发挥核心作用。

只要基辛格在与其他非洲国家进行谈判时，谨慎地对南非政策上这些潜在的重大改变加以展开，就能提高他的可信度，并建立起使史密斯接受多数统治的势头。如图2.2所示，基辛格所制定的战略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正在按计划进行，战略中已经告一段落的部分用阴影做了标示。

基辛格担心，如果前线国家得知南非在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问题上做出了史无前例的让步，他们就会收回之前所做的妥协，开始漫天要价。因此，在实施下一个阶段的战略时，他坚持要对他与沃斯特之间的谈判结果保密。他和他的团队打算在适当的时候访问该地区的国家，并灵活地把南非提供协助的可能性——他私下里明白，这实际上已经有保证了——当成诱饵，用以巩固前线国家对美国和英国计划的支持。

更普遍地说，基辛格的谈判有时候要依赖保密、非正式渠道和信息的选择性披露。这样的选择可以使谈判向前推进——这是一个基本目标。（我们将在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中详细分析这些选择。）但是，这些战术也可能会招致怀疑和损害信任，特别是当这样的战术被觉察到，或是某一方感到受了骗时；确实，批评者后来把这一类战术都描述为“撒谎”。

英国和前线国家暂时性的支持受到了侵蚀

英国的积极支持是成功的关键。由于史密斯那未得到承认的“独立宣言”，英国丧失了对罗得西亚的统治权，基辛格的计划是在起草新宪法的时候，由英国暂时性地重新接管罗得西亚，然后再由它来主持合法的权力移交。基辛格对这种情况所导致的双重谈判挑战做了阐释：“如果黑人前线国家不提出请求的话，英国绝不会同意承担这个任务。因此，我们只好去完成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双重使命，说服不情愿的英国在一段短暂的时期内再次承担起它已经抛掉30年的帝国职责，并说服其前殖民地臣民邀请他们昔日的统治者回来，以便正当、合法地抛弃帝国统治。”

不幸的是，由于这个“双重使命”，英国似乎越来越不愿意在谈判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了。英国首相卡拉汉和外交大臣克罗斯兰表面上都承诺要为基辛格的外交出力，但到了要在重大问题上与美国人的想法保持一致的时候，他们却表现出了令人恼火的暧昧。这些问题包括：在罗得西亚过渡时期，政府高级职位中白人和黑人的平衡；财产和政治保护的范围；对罗得西亚白人的补偿。英国国内有严重的经济问题，他们很担心被卷入罗得西亚的军事纠纷，而且英国曾屡次遭伊恩·史密斯耍弄，区区一个各方承诺协助谈判的保证无法使他们安心。

前线国家的支持也在一天天地减弱，各方面都在倒退。英国的骑墙观望和前线国家持续的犹豫不决相互加强。基辛格推测，尼雷尔期待游击队给罗得西亚造成更大的压力，推迟会谈将削弱白人政权讨价还价的能力。不论确切的原因是什么，他的战略在非洲和英国都受到了侵蚀，而且国内的共和党也向他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叫他终止外交。这让基辛格踌躇再三，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放弃谈判的诱惑是压倒性的”。 然而，诱人的成功似乎唾手可得，而放弃的后果又似乎过于沉重，基辛格决定坚持下去，但要重新思考他的战略和战术。

大幅度修改谈判战略

简而言之，“起初的战略是和前线国家一起找到一个共同的立场，带着它去找沃斯特，然后强迫史密斯接受它”。 鉴于英国的矛盾心理——这种心理部分起因于前线国家领导人与日俱增的逃避行为，基辛格大幅度改变了他的做法，颠倒了他起初精心安排的谈判进行顺序。为了组建一个联盟支持他向史密斯施压，他现在决定“推翻这个程序……（他）将试着同卡拉汉一道制定一个详细的（书面）建议，获得沃斯特的支持，与前线国家的总统们一起明确这一建议的原则，在沃斯特的帮助下说服史密斯，然后再把它带回给前线国家的总统们，让他们做最后的批准”。 （见图2.3）

这样的重新安排和战术转变需要很好的技巧和运气。“这是一个复杂的方案，”基辛格说，“它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幕后指挥，最终的突破应该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呈现：史密斯接受了英国和美国提出的条件，而前线国家受邀对此做出回应。它不能以非洲人向史密斯让步的形式告终。” 此时，基辛格知道，如果提议被看作来自南非或罗得西亚，它就根本不可能被该地区接受。

更广泛的谈判见解： 战略性地思考，但机会主义地行动。在情况发生变化时，许多谈判者死抱着一个战略，或者更糟糕，死抱着一个固定的脚本，全然不顾新信息的出现，或是其他方面的行动已经削弱了他们最初的战略。相比之下，基辛格似乎总是在遵循“战略性地思考，但机会主义地行动”这条格言。他在安哥拉采取秘密行动的计划被阻止时，就是如此，当时他转而采取外交手段。他的战略的基本原理是明确的，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因此，他的谈判方法也要根据新情况做出调整。随着他起初的排序观念的崩塌，他修改过的战略要求他排出一个完全不同的顺序，以建立一个事实上的联盟，以便成功地向史密斯施压，并且确保英国的参与。

为了预先封堵将来英国可能出现的摇摆不定或倒退，基辛格催逼英国以书面形式提出建议。到8月底，一个英美联合工作组拟定了必需的文件。英国首相卡拉汉和外交大臣克罗斯兰在伦敦的内阁会议室里把它交给了基辛格。现在，基辛格可以使用这一文本来巩固南非的承诺，并说服犹豫不决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回到船上来，和他达成协议，以召集前线国家的领导人，说服他们支持这次交涉。

1976年9月4日，星期六，基辛格在两个月内第二次会见沃斯特。这次会议“本身就是南非人的一件大事，对他们来说，这为他们的孤立状态画上了一个象征性的句号”。 南非人更加坚定地致力于对罗得西亚施压，对纳米比亚问题的态度也变得更加明确、友好。基辛格这次还是打算在接下来与前线国家的谈判中隐瞒这一信息，正如他向福特解释的：“我不打算——重复一次，不打算——在这一阶段向任何人披露这些文件，因为在非洲黑人自己做出更为具体的承诺之前，我们不透露南非即将采取的立场是很重要的。”

这种选择性的信息披露有助于推动谈判进程，至少有助于推动它向下一个阶段发展。朱利叶斯·尼雷尔非常怀疑基辛格能够确保南非或英国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评论说：“假设奇迹发生了——我真的觉得这就像奇迹一样——沃斯特让史密斯说出‘多数统治必须实现；最好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所以我接受卡拉汉先生的主张’。……如果……英国召开一次宪法会议，我会感到非常高兴。” 当然，基辛格已经“从（外交大臣）克罗斯兰那里得知，英国同意召开这样的会议。我还从沃斯特那里得知——虽然尼雷尔不知道——史密斯接受多数统治的‘奇迹’已经在（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等着我了”。 基辛格接着说，尼雷尔“实际上支持我们的外交”。 接下来与其他非洲领导人进行的会谈普遍都取得了成功；图2.4中的阴影部分表明了到此时为止，基辛格修改后的战略所取得的进展。

使伊恩·史密斯说“好”和处理伦敦的横生枝节

当南非公开承诺会在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而英国的支持也得到了巩固时，基辛格和他的团队展开了第二次非洲之行。他们准备再次与沃斯特会面，这次是在比勒陀利亚——但只有当沃斯特迫使伊恩·史密斯同意于两年之内在罗得西亚实现黑人多数统治时，会面才能实现。这是一次艰难的推销。即使罗得西亚的军事前景日益恶化，区域贸易正在崩溃，伊恩·史密斯依然桀骜不驯，他坚信美国和南非将被迫前来援助他，否则这整个地区都会被古巴和苏联夺走。 他坚定不移地拒绝任何南非让他缓和自己方针的要求。就在8月初，史密斯的军队突袭了邻国莫桑比克，在一个游击队营地里屠杀了大约100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这震惊了国际社会，并使沃斯特遭受了事实上的指责。

沃斯特发出最后通牒

8月底，被史密斯的行为激怒的南非人从罗得西亚撤走了他们长期驻扎在那里的军用直升机机组人员和信号员。 沃斯特发来一条信息：他与史密斯政府中走强硬路线的国防部长的交涉结束了，并希望与更温和的财政部长进行对话。 ^[9] 在莫桑比克于3月份关闭边境之后，罗得西亚已经越来越依赖于南非向它提供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通道。维持罗得西亚的经济和史密斯的军事努力所必需的进出口贸易（包括农产品、石油、武器和矿产）现在只能通过南非来进行。 因此，当沃斯特在与基辛格会晤之前，向史密斯发出最后通牒，威胁他接受英美备忘录中的原则时，这位罗得西亚领导人被逼上了绝路。

与伊恩·史密斯会面

伊恩·史密斯怀着一种不安——如果不是害怕的话——的感觉，设想着他与基辛格之间即将进行的谈判，他刚刚经历了另一轮“沃斯特的施压”，并且听到了南非对“基辛格会带来什么样的计划”所做的解释。 长期以来，史密斯一直认为白人统治的罗得西亚是西方的反共产主义堡垒，他在他1997年出版的书（书名很引人注目，叫作《大出卖》）中讲述了他很快就要面对的“霍布森选择”（Hobson's choice） ，并哀叹“对可怜的罗得西亚人来说，（这是）多么绝望的处境”。［奇怪的是，史密斯记得他“从美国某个利益相关者那里收到了一本书，书名为《基辛格——共产党的代理人！》（ Kissinger — Communist Agent! ）”。］

基辛格计划于1976年9月19日在比勒陀利亚会见伊恩·史密斯和他的罗得西亚同事，这位美国人说：“即使正是我用外交手段封死了史密斯的每一条逃生路线，我还是不愿意告诉我的对话者，他们的生活方式行将结束。” 随后进行的谈判虽然殷勤有礼，但十分漫长，在答应支持（与已经给沃斯特看过的美英文件相一致）保护白人少数群体的财产和政治权利的规定，以及讨论了对被迫放弃土地者提供补偿的可能性之后，基辛格终于把事情搞定了。作为回报，基辛格提出的条件也得到了明确：史密斯必须参加有关各方全体参与的谈判，以两年内在罗得西亚实现黑人多数统治为前提，公开地接受谈判。

罗得西亚总理后来仔细回想了基辛格在这些持续一整天的谈判中所采取的忧郁甚至移情的态度，这实际上是对这个白人政权发出的残酷的最后通牒。用史密斯的话来说，“基辛格承认他提供的这一揽子交易是没有吸引力的，但这是他能够从其他各方——英国政府和前线国家，他们被拉在一起了——那里搞来的最好的东西了”。史密斯哀叹道，即使是美国国会中的保守派，那些可能会对任何共产主义威胁采取有力行动的人，也在对安哥拉采取秘密行动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他们不能在未来可靠地支持罗得西亚。史密斯接着说：“（基辛格）没看到自由世界出半分力来帮助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只看到我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从现有的迹象来看，杰拉尔德·福特似乎会在年底的总统选举中失败，（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会当选，到那时，上帝会帮助我们……再一次地……（基辛格）强调，对于我们，他感到非常难过……如果我们拒绝这个提议，他会理解和同情我们，绝不会责难我们……这个决定要由我们来做。”

史密斯回忆道：“（基辛格）说话很诚恳，他的声音里带着强烈的感情。有段时间，他说不出话来……如果那天我们接受提议，他将立即飞走，去找卡翁达和尼雷尔重新确认计划。如果我们拒绝，他会离开此地，前往世界的另一边去处理那里的事务，而罗得西亚就会被他抛在脑后了……我们所有人都对基辛格的真诚和直率的态度印象深刻。” 长期负责罗得西亚情报部门的肯·弗劳尔（Ken Flower）也参加了这些会谈，他在日记中写道：“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基辛格对形势的把握。当争论点冒出来时，他在做出回答方面远远强于他的团队成员……当我们休息吃午饭的时候，基辛格一直在说他多么理解罗得西亚的处境：如果他和伊恩·史密斯易地而处，他会有多么困惑，多么难以决断。” ^[10]

更广泛的谈判见解： 不论要传达的信息多么刺耳，传达方式都可以是温和的。虽然基辛格传达给沃斯特和史密斯（特别是后者）的信息内容非常强硬，但他的态度是低调和感同身受的，而不是指责或苛求的。这样的态度更有可能诱使对方接受基辛格所寻求的协议，而更具对抗性的态度常常只能引起对方的防御和拒绝。基辛格后来告诉我们，根据他的判断，对沃斯特或史密斯采取直率的态度“会毁掉整个进程”。正如我们在前面的“谈判见解”中所指出的，不太有成效的谈判者往往认为要在移情和强势之间做权衡，实际上，一个在实质上非常强势的人，也可以采取移情的态度。 然而，采取移情的态度是有风险的：当一个外部的观众（在这件事中指的是一个更为激烈地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注意到这种似乎是和解的谈判行为时，他会把它推断为对种族隔离的认可，并大声地反对。

不管怎样，信息是传达出去了，史密斯在回忆那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当然，这个因素是基辛格通过早先的谈判安排好的）时满心苦涩：“南非人在极度恐慌中迫切地想把我们扔进狼群里，试图用解决罗得西亚问题来为他们赢得时间和信用……我们面对的是这个世界上控制着我们的生命线的那个国家（南非），它现在已经向我们发出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别无选择。” 罗得西亚总理走投无路，接受了这个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基辛格是怎样通过在“谈判桌外”采取有条不紊的行动，封死史密斯不做交易的选项，从而实现英国人花了10年时间进行外交都没能达成的目标的，这其中还包括哈罗德·威尔逊首相在英国战舰甲板上直接与伊恩·史密斯进行谈判的两次高调尝试。回想起那些谈判，史密斯悲伤地说，基辛格“毫不含糊地表明，这是一揽子交易，打包绳一头攥在英国人、美国人和南非人手里，另一头攥在黑人总统们（卡翁达和尼雷尔）手里，而且再也不可能完全回到从前。我们的选项只有接受或拒绝。如果我们拒绝，下一次的提议只会更糟”。

更广泛的谈判见解： 有效的谈判所需要的远不只是说服性的口头交流；在谈判桌外采取行动来仔细安排激励和惩罚，对诱导出你想要的那句“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许多人把“谈判”定义为谈判桌前的会谈。基辛格精心策划的行动（涉及美国、英国、前线国家、重要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以及南非）使罗得西亚继续说“不”的代价变得太高昂了。在我们看来，这种行为——不论是提高交易对目标方的吸引力，还是提高使交易陷入僵局的代价，都应该被视为高效的谈判者的工具箱里固有的一部分。

罗得西亚的黑人领袖之一埃布尔·穆佐雷瓦主教［统一非洲人全国委员会（United African National Council）领导人，在短暂的过渡时期出任政府总理］强调了“激进派”的决定——加强与白人政权的武装斗争——对谈判的影响，认为这在暗中强化了基辛格的外交策略：“我们的战斗似乎只会使基辛格博士大大地强化他的和平倡议。实际上，我们的行动可能使他在面对沃斯特和史密斯时更有底气了，因为他们两人都厌恶那个替代解决方案——旷日持久的游击战。” ^[11]

当史密斯返回罗得西亚时，基辛格带着史密斯接受提议以及沃斯特承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消息，再次与尼雷尔和卡翁达会面。 鉴于前线国家的总统们早先的判断是与史密斯的会谈不会取得什么成果——还记得吗，尼雷尔把这个可能的结果称为“奇迹”——基辛格预测他取得突破的消息将会被欣然接受。在卢萨卡和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两位总统对这项交易表示了欢迎，但他们都只是在私底下表示支持，对于明确地公开表示赞同，则有所保留。虽然基辛格确信他们会参加有关各方的全体会谈，但他明白，这两位总统都有持强硬态度的选民和盟友。他们必须谨慎行事。

在基辛格四处奔走的同时，很明显，尼雷尔和卡翁达把英美框架的“细节”看成了要由有关各方一起来协商解决的问题。相比之下，史密斯则致力于在谈判前说服基辛格的同僚，以对罗得西亚有利的形式，越过书面框架本身把细节确定下来。这些“细节”包括在过渡时期为白人提供制度性保护，为罗得西亚白人建立合理的补偿基金，以及两年过渡期政权的种族构成。但除了已经被写下来的内容，美国团队拒绝增加任何东西，他们也不会超越基辛格的口头承诺，从罗得西亚人的利益出发去探索协议的方方面面。更确切地说，在未来的谈判中，什么是已经商定的以及是由谁商定的，将被证明是有争议的。

英国传来的坏消息

基辛格认为，现在有关各方的全体会谈实际上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了。但当他返回赞比亚时，传来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英国准备取消对这场交易的支持，也不打算参加全体会议了。 基辛格很想知道，为何这个时候英国政府突然不能接受这份书面协议（由他、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达成，并作为一项美英联合提出的提议，展示给整个非洲看）了？

基辛格试图联系他的英国谈判对手，但没成功，于是他马上飞往伦敦。在那里，卡拉汉和克罗斯兰尴尬地接待了他。 由于担心这份承诺英国要与不可靠的史密斯进行谈判的协议会遭到执政联盟成员的阻挠，卡拉汉没有把这份文件给他的内阁成员看。为了做出补救，卡拉汉提出了一个很不寻常的要求：基辛格能否自己直接向英国内阁提交该提案，以获得他们的批准？不论如何，他已经想办法把基辛格在整个南部非洲把这份文件描述成美英官方提议之事给搪塞过去了。基辛格很有说服力，英国内阁批准了这个方法。

史密斯公开做出承诺

与基辛格会谈五天之后，9月24日，星期五，史密斯在电视上做了一次宣告，公开承认他已经同意在两年之内接受多数统治的原则，并答应参加谈判。 他把这一声明描述为一次“残忍的打击”。 而此时，在一架飞机上，美国团队则在为这条新闻欢呼。 近距离的观察者记录下了“史密斯的电视广播对罗得西亚白人人口造成的震撼”。 对史密斯的情报主管肯·弗劳尔来说，这次宣告“把大多数罗得西亚人的世界颠倒过来了”。 用埃布尔·穆佐雷瓦主教的话来说，则是史密斯的广播“使全世界为之激动”。

仅仅6个月之前，史密斯还轻蔑地宣称黑人多数统治“在1000年内”都不会到来。9月19日，基辛格的助理国务卿威廉·肖费勒在举行于比勒陀利亚的一次会议上挖苦地评论说：“我们把这一期限缩短了……98.9%。”

在一份“战斗性的声明”中，前线国家的总统们对史密斯的声明公开表示欢迎，称它代表了非法的、种族主义的罗得西亚政权的“崩溃”，并把它说成为自由而战的游击队所取得的胜利，却没有提及美国和英国的外交行动。但在私下里，基辛格确认总统们已经接受了谈判的框架和计划。同时他强调，谈判者的坚定理解与公开声明之间经常会有冲突，这是为了让关键的幕后团体继续——至少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之前——发挥作用。 尼雷尔完全依照基辛格观察到的模式解释道：“基辛格博士，你和我要考虑的‘政治支持者’迥然不同，不可避免地，在应对他们时，我们彼此都会对对方的问题不敏感，这里就存在风险了……我希望通过坦诚、友好的联系，最大限度地减少我们之间的误解。”

普遍的谈判见解： 至少，有成效的谈判者会对另一方“台面下”的支持者问题很敏感，甚至经常积极地出手援助对方。 人们往往认为，协议的实际条款决定了它会被接受还是被拒绝。然而，就一笔交易能否被接受而言，各方的支持者怎样看待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太有效的谈判者总是觉得，让内部人士和主要的利益相关者赞同交易完全是“对方的问题”。但是，如果对方内部或选民中的反对派阻挠交易，这就会成为双方的问题。 ^[12] 基辛格和尼雷尔都明白，把谈判的私下和公开方面区分开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基辛格在一些棘手的谈判中所观察到的，对谈判进行“幕后操纵”常常是很重要的，这能使各方看上去都取得了胜利，或者至少赢得了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一次“壮观高潮”

在全球范围内，罗得西亚政府令人震惊和意外的转变使得各大媒体都以通栏标题报道“基辛格惊人的外交胜利……电视和报纸上的照片展示了他手持肯尼亚总统乔莫·肯雅塔赠予他的仪式性部落宝剑和盾牌，宣布这一协议的场景……（基辛格）……成了新闻杂志封面的主角，《时代》周刊则宣称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争取和平的壮观高潮’”。 《华盛顿邮报》认为，让各方走上地区谈判的轨道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如图2.5所示，基辛格修改后的战略只差一个阶段就能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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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赫伯特·豪（Herbert Howe），《蜘蛛网上的舞蹈：美国对1976年罗得西亚和平进程的外交参与》（ Dancing on Cobwebs: American Diplomatic Participation in the 1976 Rhodesian Peace Process ），皮尤国际事务案例研究（Pew Cas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华盛顿特区：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1988年，第6页。

[2] 《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8卷：南部非洲》（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ume XXVIII: Southern Africa ），迈拉·F.伯顿（Myra F.Burton）和爱德华·C.基弗（Edward C.Keefer）编，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2011年，文档195，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28/d195；迈克尔·T.考夫曼（Michael T.Kaufman），《铬的禁运要求：国务卿在赞比亚声明非洲政策并承诺提供援助。基辛格逼迫罗得西亚实行黑人多数统治》（“Chrome Ban Asked: Secretary, in Zambia, States Africa Policy and Promises Aid.Kissinger to Press Rhodesia on Rule by Black Majority”），《纽约时报》，1976年4月28日，第1版。

[3] 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跨国公司附属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跨国公司和美国外交政策》（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第93次国会会议，1973年，第77页。

[4] 《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38卷，第1部分，外交政策的基础，1973—197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ume XXXVIII, Part 1, 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 1973-1976 ），克里斯廷·L.阿尔伯格（Kristine L.Ahlberg）和亚历山大·威兰（Alexander Wieland）编，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2012年，文档77，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38p1/d77（访问于2017年12月20日）。

[5] 马文·卡尔布，《一线报道》（ First Line Report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1976年5月4日。

[6] 基辛格，《复兴岁月》，第964页。沃斯特绝不是肯定会接受与基辛格会面的提议的，他把一年前南非对安哥拉进行灾难性军事入侵未遂的责任归于基辛格。米勒指出，南非人夸大了遭到背叛的感受，但他同时也指出，通过沃斯特当时对《新闻周刊》（ Newsweek ）所做的评论，人们深深地感到被背叛了。沃斯特说：“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强烈要求南非国防军入侵安哥拉，但不提供必要的支援。”参见米勒，《一个非洲民族》，第201—202页。米勒写道，因此，“沃斯特对安哥拉行动之后再次与华盛顿合作持怀疑态度”。正是基辛格和福特两人的主动表态，以及基辛格与南非大使鲁洛夫·“皮克”·博塔（Roelof “Pik” Botha）进行的多次会谈，说服了沃斯特这样做。参见米勒，《一个非洲民族》，第219页。

[7] 基辛格，《复兴岁月》，第966页；苏·翁斯洛，《“幕后音”：南非与兰开斯特宫协议1979—1980》（“‘Noises Off’: South Africa and the Lancaster House Settlement 1979-1980”），《南部非洲研究杂志》（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第35卷第2期（2009年），第490页。米勒把南非国内黑人反对派的崛起与干涉安哥拉失败联系起来，指出南非的努力证明了南非黑人日益认为南非政府没有决心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参见米勒，《一个非洲民族》，第203—205页。

[8] 参见罗伯特·H.姆努金、斯科特·R.佩珀特（Scott R.Peppet）和安德鲁·S.图卢梅洛（Andrew S.Tulumello），《超越胜利：在交易与争议中创造价值的谈判》（ Beyond Winning: Negotiating to Create Value in Deals and Disputes ），马萨诸塞州，剑桥：贝尔纳普出版社（Belknap Press）/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更完整的探讨参见罗伯特·H.姆努金、斯科特·R.佩珀特和安德鲁·S.图卢梅洛，《移情与强势之间的冲突》（“The Tension Between Empathy and Assertiveness”），《谈判杂志》，第12卷第3期（1996年），第217—230页。

[9] 翁斯洛，《“我们必须赢得时间”》，第128页。伊恩·道格拉斯·史密斯，《大出卖：伊恩·道格拉斯·史密斯回忆录》（ The Great Betrayal: The Memoirs of Ian Douglas Smith ），伦敦：布莱克出版有限公司（Blake Publishing Ltd），1997年，第196页。

[10] 肯·弗劳尔，《秘密工作：一个情报主管的记录——从罗得西亚到津巴布韦，1964年至1981年》（ Serving Secretly: An Intelligence Chief on Record: Rhodesia into Zimbabwe, 1964 to 1981 ），伦敦：J.默里（J.Murray），1987年，第170页。

[11] 埃布尔·滕德卡伊·穆佐雷瓦（Abel Tendekayi Muzorewa），《起来行走：一部自传》（ Rise Up and Walk: An Autobiography ），诺曼·E.托马斯（Norman E.Thomas）编，伦敦：埃文斯图书（Evans Books），1978年，第208页。

[12] 罗伯特·H.姆努金和埃胡德·艾兰（Ehud Eiran），《“台面下”的龃龉：以色列犹太人关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定居点之未来的内部冲突》（“Discord ‘Behind the Table’: The Internal Conflict Among Israeli Jews Concerning the Future of Settlements in the West Bank and Gaza”），《解决争议杂志》（ Journal of Dispute Resolution ），第1期（2005年），第11—44页。 /eDeAsOcX29qNSoBZkAtHf9JNGAQ60ThPnHUi4Y70y+TUgRaqlZjkgp2Cc3YT/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