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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7年刊登系列文章《北京的无奈》，试图通过放大北京城市管理中的个别难题，挖掘这座城市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所存在的包容性问题。
事实上，最近几年，为应对人口密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病”，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适时对城市定位进行重新规划，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落实。比如，北京将较为低端的工业、服务业等非首都功能转移，并加大了对城市内一些非正规经济的治理整顿力度，连带将相当一部分低端劳动力迁出了城市。这客观上也带来一个问题：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中国还有2亿至3亿规模的人口需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人口城市化的门槛看似不降反升，中国城市包容性发展路在何方？
我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中，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差不多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对农民而言，进城意味着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哪怕是在城乡一体化已初见成效的今天，城市生活总体上吸引着多数国人，乃至于最底层的民众也将城市视作家庭希望之所在。我国这么大的城市化规模，城市生活仍然保留着相当吸引力，说明城市发展总体上是健康、包容的。
但今日中国的城市化也驶入了十字路口：是让城市更具包容性，还是提高城市化门槛？一方面，体制上的城乡分割已基本不存在，只要有条件、有动力，哪怕是最底层的农民也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另一方面，“城市病”已经严重影响中心城市的活力。如何让希望进城的人口顺利进城，让已经进城的市民生活得更加舒适，不是一个理念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城市包容性考验着市政当局的智慧。在笔者看来，不能说中国城市治理已经尽善尽美，但每一个城市都在努力实现包容性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笔者生活的城市武汉，每到天寒地冻之时，民政部门都要派工作人员寻遍城市角落，主动救助流浪人员。让每一个城市居民都可以有生存之道，也是每一个城市都在践行的理念。为此，部分市政部门也做出了牺牲。将城中村比作“贫民窟”的学者甚多，但在实践经验上，这两者有可比性吗？域外国家的“贫民窟”有这么好的居住条件和公共服务（尤其是社会治安）吗？“贫民窟”里的“贫民”有居住在城中村的“蚁族”努力、充满希望吗？
2017年7月，有媒体刊文回顾中国小城镇兴衰简史，慨叹小城镇在大城市的扩张下，生存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笔者那时恰好在无锡、苏州调研城乡关系问题，在“苏南模式”的发源地重温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小城镇、大问题”，感慨颇多。因此，笔者试图借此机会就“小城镇向何处去”的话题做粗略探讨。
据统计，中国人口百万以上城市已达142个，其中人口千万以上的城市有6个。这意味着，是大城市而不是小城镇成为推动今日中国城镇化的火车头。不过，就此认定小城镇已经衰微，并否定费先生“小城镇、大问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却言之过早。
一方面，今日中国城市化的成功，虽直接源自大城市、大产业拉动，但其社会基础却与早期的乡村工业化实践密切相关。笔者对当年乡镇企业最辉煌时期的“神州第一郊”无锡市滨湖区（原无锡郊区）的调研发现，当年的“小城镇”至今仍在支撑着城市化这个“大问题”。正是改革开放以后乡村工业化的实践，使当地农民在“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实现了“进厂不进城”。当地绝大多数农民虽有“农民”身份，却早已习惯工厂生活，早已享受与普通农民不一样的社保待遇。并且，早在20世纪90年代，当地便通过村镇建设让农民过上了与城市无异的生活。
进入21世纪以来，乡镇企业虽然失去了中国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但是，当年发展乡镇企业遗留下来的建设用地、厂房等要素，却为村集体留存了大量集体资产，这为当地的工业园区发展模式创造了条件，苏南地区因此享有了高质量的城市化水平。其显著特点是，当地城市化进程难见“钉子户”和暴力拆迁，农民进城后可以迅速适应城市生活。苏南的城市化经验表明，小城镇虽在空间形态上几近消失，但其制度内核却在大城市中保留下来，大城市战略的成功恰恰源自小城镇的发展基础。
另一方面，在探讨小城镇问题时，应区分两种小城镇类型：一是主要以生产功能形态出现的小城镇；二是主要以生活功能形态出现的小城镇。那些具有活力的生产型小城镇，大都具备了产业集聚条件。例如，浙江的一些小镇，通过早期私营经济的发展，逐渐聚集了某个产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并具有较大市场占有率。中西部的一些小镇，地方政府通过建立工业园承接东部地区的某些产业，也可以激活小城镇的活力。
21世纪以来，大城市在积聚人才、资金和技术等方面越来越具有优势，生产型小城镇则越来越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生活功能形态出现的小城镇越来越多。客观上，这与最近10多年的大城市战略密切相关。农民工进城后，村庄逐渐失去生产功能，其生活功能也逐渐衰微，尤其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难以得到满足，小城镇恰是一个能够提供完整公共资源配套的生活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小城镇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摇摆人口”提供了蓄水池。那些没能力在大中小城市安家落户的农民工，可以退而求其次，在小城镇实现稳健的城市化：进可进城，退可回乡。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型小城镇是有序、稳健的城市化战略的必要条件。
在大城市战略主导城市化的前提下讨论小城镇问题，一是要重新评估生产型小城镇的历史定位；二是要准确认识生活型小城镇的现实与未来定位。从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看，生产型小城镇已基本上完成了历史使命，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培育出来的城市生活方式和市民精神，在大城市更有用武之地。因此，小城镇战略与大城市战略与其说是相互竞争、互相排斥的关系，还不如说是一种递进关系。但这不意味着生活型小城镇没有存在的必要。恰恰相反，合理布局基础设施良好、公共服务完善的生活型小城镇，既关系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更关系到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其主导目标不是凭空制造生产型小城镇，而是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建设高质量的生活型小城镇，为半工半耕农民家庭提供实现家庭再生产的良好生活空间。
简言之，小城镇的出路不在于与城市竞争生产功能，而在于承接国家“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战略，发挥为半工半耕农民家庭提供人口蓄水池的优势。居住在小城镇的人口，既可以是农民，也可以是市民，他们因进退自如而安居乐业，为我国城市化顺利推进提供稳定器。
（原文刊发于《环球时报》2017年10月21日和2017年8月4日，原标题分别为《别夸大中国城市的“无奈”》和《大城市战略下，小城镇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