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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浩瀚宏大的中华民族英雄诗史

——读杨焕亭《汉高祖》

李星

这是一部浩瀚宏大的中华民族英雄诗史。作品以秦末农民大起义为背景,以刘邦的生命历程为经,以秦、楚、汉等各诸侯国的此消彼长,强弱易势为纬,展开壮阔的历史画卷,追寻中华民族之所来路,深入思考中华民族繁荣强盛之本,是学者化的历史小说作家杨焕亭先生享誉大中华读书界、继《汉武大帝》《武则天》之后,积十年之功,笔耕不辍,郑重推出的又一部皇皇文学巨著。

前辈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早在1947年出版的《秦汉史》一著中就曾经说过:“刘项成败,汉得萧何以守关中,韩信以下赵、代、燕、齐,而楚后路为彭所扰,兵少食尽,因为其大原因。然汉何以得萧何、信、越等,且楚系如英布、周殷等,皆纷纷以叛乎?高祖置酒洛阳宫,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伤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功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高祖所言,与高起、王陵所言,其实是一。韩信曰:‘项王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陈平言:‘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郦食其说齐王,亦言项羽非项氏募得用事,故项氏故楚世家,其用人犹沿封建之世卑不逾尊,疏不逾戚之旧,汉高起于氓庶,则不然也。然是时知勇之士,故不出于世缘之家,此其所以一多助,一寡助乎?然则刘、项之兴亡,实社会之变迁为之矣。”用今天的话语,就是项羽代表的是腐朽的世袭贵族利益,刘邦代表的是下层大众、百姓的利益,他施行的“十五税一”制亦是一个重要例证。《汉高祖》所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历史观。作品开篇,从刘邦以亭长身份带领民工到咸阳服徭役,见到秦始皇东巡的车辇阵势,由衷发出“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叹,到在丰泽西遇雨私放刑徒;从聚集芒砀山深处到重回沛县,被推举为起事首领,揭示了其身份与下层百姓的关系,从而为他后来夺取政权奠定了社会基础。

我曾在为焕亭前两部小说撰写的序言或者评论中强调:“文学作品就是要提倡人格的完整,要塑造高尚的人,任何时候都不可为恶人铸造民族高尚伟大的灵魂,这是文学的本质意义。”我还认为,历史小说要“忠实于历史史实,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给人以尽可能真实的历史。”我很欣慰,焕亭在三部作品中一以贯之地体现了这种艺术追求。当然这种还原同样贯穿着作者的审美经验和对历史的主体认知。尽管在历史典籍中,刘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然而,作为小说,《汉高祖》显然突出了刘邦宽仁、厚德、坚忍,能听从部下谋臣的意见的性格素质,以与项羽恃力、寡恩、苛刻、嗜杀、专断的人格个性相对照。作品在不少章节中描绘了刘邦对起义队伍中与自己出身差别较大,轻视自己的豪族将领雍齿、王陵的大度与宽怀,不仅一次又一次向迟迟不肯归顺的王陵赠送兵马,而且对先是勉强跟随自己举事,后来投降魏国,在魏国失败后赧颜重归的雍齿表现了充分的信任,放手把汉国封都南郑交给他管理,并且在称帝以后,对之大肆封赏;来自社会底层的刘邦对秦王朝暴政有着切肤的体会,这使得他常常将“民心”与封建政权的巩固联系起来,从而采纳萧何的建议,轻刑罚,薄赋税,与民休养生息,并且,在国家治理上创造性地建立了以“三老”为主体的“乡贤制度”,为恢复汉初凋敝的经济创造了政策环境。意大利史学家、哲学家克罗奇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正是这部描写了两千多年前的历史生活的《汉高祖》的当代意义。

法国作家纪德在分析文学作品时指出,不论某个作家笔下的“人物多么具有代表性,我却从来看不到他们脱离人性……他们始终是一个人……”,是作家笔下“最有特点的那些人物”。这充分说明,讴歌人性存在的魅力,反映人的性格特征,是中外文学一条普遍的规律。以往演义小说往往重情节、故事,而人物往往类型化或扁平化,缺少个性特点。焕亭笔下的人物,不仅刘邦、项羽性格鲜明,而且其他历史人物或者虚构的历史人物如张良、萧何、夏侯婴、曹参、韩信、项梁、项伯、吕雉、范增、虞姬、钟离眛、卢绾、韩王成、樊哙、项庄等,也都是有血有肉、有欲有私、有勇有怯、有爱有恨有仇的个性鲜明的人物。“他们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还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里依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忠实于自己。”( 黑格尔语 )作者尤其长于通过心理活动和行为细节来丰富人物的性格。如第一卷第五章“雍齿丰县败郡监,沛公偏师借王陵”中刻画刘邦、萧何、雍齿三人在刘邦帐内叙话一节时,作者抓住同一环境下不同人物各自复杂的心理活动,使刘邦的谨慎细心、萧何的敏感练达、雍齿的轻敌骄矜跃然纸上。还是在这一章,当韩信面对王屠户的侮辱,满怀激愤之际,却用文王三分天下而服事于殷,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自古小不忍则乱大谋平息了心头的怒火,忍受了“胯下之辱”,从而丰富了韩信戒急用忍、蓄势待时的性格。在第七章中,作者在写到章邯发骊山刑徒平息农民起义时,并没有将人物扁平化,而是用了简练的笔墨刻画少府少监“回程的时间对章邯发刑徒参战感到茫然,朝廷到了这一步还有救么”的暗中疑虑,接着写道“这念头一爬上眉宇,他就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摸了摸项上的人头。”借此深化了秦王朝面临的政权危机和人人恐惧的政治氛围,也暗示了章邯命运发展的趋势。我在读到此处时,油然写了“细节见人之处境之惨”的批语。这种注重不同出身经历的人在不同情势下复杂的心理和艰难的选择,直抵人心及人格的卑下与高贵、光明与黑暗、单纯和复杂,正是杨焕亭《汉高祖》与一些同类小说相比,出类拔萃之处。

把久远的历史生活现场化、人性化,使得《汉高祖》带给读者一种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审美快感。如在第十三章中,李斯之子、三川郡守李由明知道父亲李斯已身陷囹圄,但仍然对朝廷使者慷慨地留下一句话:“退敌之后,由以戴罪之身,回朝伏法。”此处细节,如此之真,李由此举,不亦愚忠乎?作为历史题材的开掘者,杨焕亭向来善于写战争场面的匝地烟尘和金鼓连天。在第一卷第十九章中,作者描写巨鹿之战后的惨景说:“在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后,巨鹿城逐渐恢复了平静,楚军以及前来救援的各路诸侯军连续数日才将战场清理完毕。然而,浸入土地的血腥还时不时地随风飘进城内,在大街小巷之间久久弥漫,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僵死和腐气中。”将战后惨状,大笔描画,表现了“苍生良可哀”的人文悲悯情怀。又如第三卷第十章描写虞姬面临生死抉择时,写道:“虞姬趁项羽转脸看项伯之际,举起剑刃搁在脖颈上,一双凤眼灼灼射人:‘妾意已定,必与大王共生死,大王若不答应,妾当以自刎了结此生。’”既表现了虞姬以死忠于项王,又侧写出形势如此危机,表现出作者状物绘景的艺术功力。

2020年9月13日 wirVwq1LvFSP0d9ndTlC1dBTDtreDpRnA82CXadLLA7r3ZpKvYqbYKUf1fqYUw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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