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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人类能设法避免一切危险，他们也永远不能消除那些想要消灭同类的人所制造的危险。
——德莫斯特内斯
只要有人类群体想要把自己的意愿和生活方式强加于他人，战争就将作为国家执行其意志的暴力手段而存在。即使是最爱好和平的群体，也必然会在反击和屈服之间做出抉择。康德悲观地认为，战争本身并不需要特别的动机，其似乎植根于人的本性当中。他说：“人类的自然状态不是和平，而是战争。”这种说法并不新，柏拉图就曾预言：“城邦之间的战争将是持续和永恒的，这是自然法则。”伊拉斯谟认为：“战争是如此残酷，更适合野兽而非人类。”这完全体现了“战争所反映的兽性本质、战争所释放的暴力循环和战争所带来的低级本能”。人类的恶劣本质通过战争暴露出来，并且被放大。战争一旦爆发，动用武力就会有更充分的理由。从那时起，参战者就只有一个目标：不惜一切赢得战争。如何赢得战争则显得无关紧要，即使是使用最无法想象的手段也无所谓。
2007年5月9日，弗拉基米尔・普京在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62周年之际发表讲话时说：“我们有责任记住，任何战争都源于和平时期对国际形势的误判，都源于对抗和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记住这一点对今天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今天类似的威胁并未减少，只是改变了外在表现形式。这些新威胁表现出对人类生命和全世界共同愿望的蔑视。”他所说的威胁可能来自“圣战主义运动”和美国。但是毫无疑问，无论如何，他的言论反映了人类固有的“雄心壮志”，那就是凌驾于他人之上。
法国将军、地缘政治学家皮埃尔・M．加洛伊斯认为，强者并不总是首先发动战争。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和思想家J．F．C．富勒说：“失败者想占有强者财富的愿望并没有什么不合逻辑的。”所谓的“西方世界”约有9亿人口，但是目前在这个星球上还有另外66亿人。这66亿人有不同的文化视野，并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社会发展和全球化的输家。显而易见，地球上的大多数居民都渴望扭转目前的局面并成为特权阶层。“西方世界”狭义上指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更广的角度来看，也包括其他发达国家，如以色列等国。
在地区性暴力盛行的全球背景下，曾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的政治家亨利・基辛格指出：两个超级大国常常像两个全副武装的盲人，同处一室，到处摸索，他们都以为对方目光如炬，相信自己正受到致命的威胁。时间一长，两者都可能给对方造成巨大伤害，更不用说对他们所处的房间（地球）造成的破坏了。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而且可能再次发生，因为当今全球超级大国拥有巨大的破坏力，所以将对人类造成巨大的威胁。解决这种情况的唯一方案是大国之间的定期对话，但是鉴于某些大国想要完全称霸全球的野心，这似乎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
记者兼政治分析家罗伯特・D．卡普兰强调了这一主要问题，他说：“世界继续处于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没有霍布斯主义的利维坦惩罚不公正者。”他的意思是，虽然已经建立了一个旨在“惩治国际不公正行为”的国际法律体系，但是强国总是能设法逃避法律的惩罚，同时又能对弱国严格执行这种法律。当前的地缘政治准则，是中小国家希望国际关系建立在国际法的基础之上，即无论各国的规模和实力如何，国际法对所有国家都应该是真正公平和公正的。然而，强国想把国际关系建立在实力、地缘政治权重和影响力的基础之上。
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合法性问题。这往往被认为是善与恶的区别。问题在于，对立双方总是认为自己一方是善良、正义和理性的，另一方则是凶狠、邪恶和非理性的。可以说，对正义的理解不同导致了冲突的发生。
另一个问题是，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军事联盟能否保障更大程度上的集体安全？如果某些国家决定结盟以保障自身安全，那么其他国家也可能结盟作为应对之策，这就可能在大国之间引发一场新的战争，甚至可能是颇具破坏性的战争。由此可见，联盟既不会带来更大的稳定性，也不会使世界减少暴力。
在这个暴力盛行的世界，人类好像无法摆脱原始的野蛮行为。英国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说：“有一些人认为现有的秩序不能构建‘和平’，并已经准备使用武力来改变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秩序。为了维护和平，我们必须提防这些人。”他还警告说，至关重要的是要辨别当前的敌人和潜在的敌人，并了解他们的意图。不要认为开战对一方不利就足够了，因为其他人不一定这么想。
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既没有好的国家也没有坏的国家。每个国家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这种利益越来越变化无常。小国的影响力极小或根本不存在，它们只能通过分析大国的行为会使其受益还是受害，来做出适当的反应。如果孤立主义有益，它们会选择置身于大国的争斗之外；如果孤立主义有害，它们则会选择与其他国家结盟。
任何理想主义式的立场都只会损害国家利益。对于地缘政治来说，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只有短期的利害之别。在虚伪和犬儒主义笼罩的世界当中，唯一有效的建议是：依靠你自己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