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随着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的热销，女画家周鍊霞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在陈巨来笔下，周鍊霞除姿容秀美与惊才绝艳外，她和吴湖帆的恋爱故事，也终于浮出水面，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不过，《安持人物琐忆》因掺杂了太多的虚构和想象，虽然生动有趣，却近乎小说家言，不能让人尽信。 那么，吴湖帆和周鍊霞的关系究竟如何？他们两人又曾经发生过哪些故事？

2012年，笔者著辑《无灯无月两心知——周鍊霞其人与其诗》出版。囿于当时所见材料，书中对吴、周二人的关系论述不多。但在之后的数年里，笔者有幸又见到吴、周交往的种种新材料，同时对吴湖帆的词集《佞宋词痕》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读。最终发现，其实在《佞宋词痕》的背后，就隐藏着吴、周二人相识相恋的一段故事。可以说，《佞宋词痕》正是揭秘吴、周恋情的一把钥匙，无论要钩沉吴、周二人的故事，还是要考证他们的关系，我们都必须从《佞宋词痕》谈起。

今天，常见的《佞宋词痕》有两种影印本，一是1954年梅景书屋五卷本，二是2002年上海书店十卷本（后又再版）。除此之外，《佞宋词痕》还有七部手稿本存世。其中五部现庋藏于上海图书馆，分别题作“佞宋词痕第二册”“甲午词稿”“佞宋词痕刻后稿甲午起”“佞宋词痕乙未年起底稿卷七”“佞宋词痕卷十”。 另外两部则出现在2014年匡时公司的秋季拍卖会上，一部题作“佞宋词痕卷九”，另一部题作“癸巳”。

在上述九个版本中，1954年梅景书屋五卷本是吴湖帆生前的唯一刊本。这一版书前有冒广生、叶恭绰、汪东三篇序言，序言后是瞿宣颖、向迪琮、杨天骥、孙成、文怀沙、龙元亮、潘承弼、孙祖勃八家题词。正文为正编五卷，后附补遗六首、潘静淑著《绿草词》一卷、周鍊霞抄外编《和小山词》一卷。书末有冒效鲁跋文一篇。五卷本的《佞宋词痕》在编排上有一个特别之处，即不按词的创作时间编年，却别出心裁，以词的内容题材分卷。

卷一所收多是与吴氏家庭及其个人历年游踪相关的词作，其中不少来自作者旧刊的《梅影书屋词集》。卷二全部是题书画碑帖及其他文物的词作，体现了吴氏以填词代题跋的创作特色。卷三为交际酬答的词作，如祝寿、追悼或为友人作画题词等，是作者与时流交游的见证。卷四、卷五多为次韵之作，从内容上看，这两卷似乎没什么分别，会不会只是因为创作时间的不同，才被分为四、五两卷呢？

2016年，笔者在上海图书馆翻检《佞宋词痕第二册》手稿时，发现此稿正是1954年五卷本出版前的底稿之一，只是其中的词作还是以时间顺序抄录，尚未按内容分卷。不过，很多词牌上已分别标有“2”“3”“4”“5”等阿拉伯数字。稍加查检，即知这是相应的词作后来被收入影印本卷二至卷五的意思。除题书画碑帖的词全部标“2”，与友朋酬应的词全部标“3”，其他词作则看似很随意地标“4”标“5”，两个数字或前或后，貌似无规律可循。但是可以看出，手稿内的词作因是按时间顺序抄录的，所以卷四、卷五绝不会是依时间顺序来简单划分的，二者一定有其他分卷的依据。

经反复研读，笔者认为这个依据就是周鍊霞。正编五卷中，除有四首词作写明与周鍊霞相关外，其他未点出周鍊霞的名字，但能考证出与周鍊霞有关的词作，大约还有四十首（考证的依据各有不同，俟后文详述），竟全部收入卷五，在卷五中占到七成左右，而在卷四中却一首也没有发现。 虽然我们尚无法证明卷五中的每一首词作都与周鍊霞有关。但是，既知卷四、卷五必有分卷的依据，而卷五中绝大部分词作又与周鍊霞有关，那认定卷四、卷五分卷的依据就是周鍊霞，当然是最合情理也是最合逻辑的推测。

之前，卷五中一些看不出与周鍊霞有关的作品，后来随着各种新证据的发现，也一一证实了它们与周鍊霞的关系。比如，卷五中的《清平乐·上元》，在《佞宋词痕第二册》手稿中，题序“上元”后还有“访紫宜”三字，“访紫宜”虽已被墨笔勾去，但仍清晰可辨。又比如，卷五中的《醉花阴·题画》，在保利公司2014年秋季拍卖会上，我们发现原来是吴湖帆在周鍊霞《清夜吟诗图》上的题词；而卷五中的《菩萨蛮》，在朵云轩2014年春季拍卖会中，也出现在周鍊霞所画的《仕女图》上，同样为吴湖帆所题。

为什么吴湖帆在分卷的问题上要故作狡狯呢？笔者以为，毕竟涉及周鍊霞的词作，是吴湖帆心血所在，他既想留存入稿，又怕因此会将他和周鍊霞的亲密关系暴露于世人面前，大干物议，所以才会对这些词作进行各种隐晦的处理，再统一编入卷五。（如为次韵晏小山者则编入《和小山词》中。）待《佞宋词痕》出版后，吴湖帆还填了一首《鹧鸪天·佞宋词痕刻成五卷书后》（《佞宋词痕》卷六），坦承了自己“晦隐”的事实：

清梦闲凭绝妙辞。无弦琴上说相思。抟成滴滴盘珠颗，抽尽盈盈缚茧丝。　　花解语，蝶偏知。多情多感断肠时。陶潜晦隐非缘老，杜牧疏狂不是痴。

对“多情多感”的吴湖帆来说，《佞宋词痕》本就是以“绝妙辞”来“说相思”的遣情之作。所谓“陶潜晦隐非缘老”，正是说不是因为自己老了，才要隐晦词中的男女之情，而是因为自己和陶渊明一样，所咏者为“闲情”，所以才不得不有所隐晦耳。（陶渊明曾作《闲情赋》，赋中的“闲情”专指某种不合礼教的男女之情，并非“闲情逸致”的意思。）

此外，从《佞宋词痕》的编排上，我们也能看出吴湖帆某些极细腻的心思。比如在《佞宋词痕》正编五卷、补遗六首之后是元配潘静淑《绿草词》一卷，《绿草词》之后有续弦顾抱真《一点春》一首，再之后才是由周鍊霞抄录并代和部分词作的《和小山词》。 这样的编排顺序，十分耐人寻味，似乎暗示着潘静淑、顾抱真、周鍊霞三人与吴氏的亲密关系以及她们在吴氏心中的地位。不过，现在既知正编卷五是为周鍊霞而作，那周氏貌似殿后于外编中，实际却早已潜伏在正编里，潘、顾、周三人在吴氏心中的分量，也就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了。

在1954年五卷本刊印后，吴湖帆并未停止填词，不过终其一生，《佞宋词痕》都未增订再版。直到200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才从吴氏后人手中觅得1954年后的第二本底稿，出版了《佞宋词痕》十卷本。只是增订后的“十卷本”中，并无卷九与卷十，而是在原来的正编五卷后，新增卷六、卷七、卷八，以及八卷后未标卷数的两卷，如此合称“十卷”。吴湖帆文孙吴元京在“后记”中说：

爷爷一生填过千余首词。他将自己喜欢的词稿用小楷一一抄录下来并汇编成册，起名为《佞宋词痕》。根据爷爷遗留的稿件分析，全册应有九卷，分成两本，第一本为一至五卷，此本词稿曾于一九五四年印制过；第二本应有六至十卷，并且目录也已基本编好，但是由于“文革”，爷爷没能编完十卷（总共汇编了四二九篇词），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当年初读此版“后记”，有两点令笔者十分不解。第一，《佞宋词痕》到底是应有九卷，还是应有十卷？第二，2002年上海书店十卷本，不算补遗与外编，收词已有四百七十九篇，这比后记所说的“总共汇编了四二九篇词”，多出五十篇，显然不是一般的统计失误，原因何在？

2014年匡时秋拍中出现的手稿《佞宋词痕卷九》（下称“手稿卷九”），或许可以解开笔者多年的疑惑。手稿卷九，线装一册，行款、字迹以及版心下印有“梅景书屋”“佞宋词痕”字样的朱丝栏稿纸，都与2002年影印本相同。且手稿卷九中的词作，与影印本一至八卷、八卷后的两卷，无一首重复。从数量上看，《佞宋词痕》卷一至卷八收词三百九十四首，手稿卷九收词四十首，二者合计四百三十四首。但卷七中有四首、卷九中有一首，都是仅抄有词牌而尚未录出词作。如果去掉这五首，卷一至卷九实际收词共计四百二十九首，这与吴元京“后记”中所说“总共汇编了四二九篇词”恰相吻合。

基于以上发现，笔者推测手稿卷九与2002年影印的其他十卷出自同一渊源，但在当年准备出版增订本时，吴元京只找到了一份九卷的目录以及一本包含卷六、卷七、卷八和未标卷数的两卷的底稿。说“应有九卷”，是吴元京根据“已基本编好”的“目录”分析出来的，他并未见过第九卷。但根据九卷的目录，吴元京仍可计算出“总共汇编了四二九篇词”。而说“应有六至十卷”，则是因为吴元京手里恰有这本六至八卷及后附两卷的底稿，再加上之前已刊的五卷，正好合计十卷。只是如此说，实会给读者一种没有卷九的《佞宋词痕》十卷本已为全帙的错误印象。

可以说，手稿卷九与十卷影印本原本应为一个整体，都是缮写工整，经过编排，虽还有少量校改和阙文，但已是接近定稿的本子。而上海图书馆所藏的五部稿本，则满纸涂改钩乙，未加编次，类似于初稿或修改中的未定稿。不过也正因此，五部手稿在抄录作品时恰恰保留了最初写作的时间顺序，而且录有大量不见于影印本的佚作，这恐怕也正是五部稿本最大价值所在。

第一部稿本题作“佞宋词痕第二册”（下称“手稿一”）。分两卷，前卷专收和晏小山的词作，后卷为其他编年词作。从时间上看，手稿一中的大部分词作起自1952年底迄于1953年秋。其中不见于影印本的佚作有十八首。

第二部稿本题作“甲午词稿”（下称“手稿二”）。收词时间自1954年春至1954年8月。手稿二中的词作除有三首被作者剔除外，其余均重新誊入第三部稿本。

第三部稿本题作“佞宋词痕刻后稿甲午起”（下称“手稿三”）。收词时间自1954年春至1955年初。其中不见于影印本的佚词有十九首。

第四部稿本题作“佞宋词痕乙未年起底稿卷七”（下称“手稿四”）。收词时间自1955年初至1955年8月。其中不见于影印本的佚词有二十一首。

第五部稿本题作“佞宋词痕卷十”（下称“手稿五”）。收词时间自1957年10月迄于1960年夏。其中不见于影印本的佚词有五十三首。五十三首中，有三十一首可见于手稿卷九，一首是重录手稿一中的旧作，另外的二十一首则为手稿五所独有。

我们发现，五部稿本从1952年底至1960年夏，在时间上是大体连缀的，但有两个缺口，一个是1953年秋至1954年春，另一个是1955年8月至1957年10月。后一个缺口，很可能是吴湖帆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将彼时手稿付之一炬导致的。 而前一个缺口，则恰好能为手稿《癸巳》所填补。

手稿《癸巳》，2014年出现在匡时秋拍中，虽然笔者迄今尚无缘经眼，但根据拍品介绍及拍卖图录中所附书影推断，该手稿当起自癸巳九月初三，大约止于癸巳岁末，即从1953年秋至1954年初。从时间上看，正好与手稿一和手稿二前后衔接。而从所用朱丝栏稿纸和满篇涂改的特征看，《癸巳》与上海图书馆的五部稿本也完全一致，同属修改中的未定稿。不难断定，《癸巳》与上海图书馆的五部稿本原本应为一个整体，不知何时，它们与手稿卷九一同从梅景书屋散出，之后，五部稿本归入上海图书馆，而《癸巳》与《佞宋词痕卷九》则辗转至拍卖会上。

如果说十卷影印本与手稿卷九同属一个版本系统，那上海图书馆的五部稿本和《癸巳》则同属另一个版本系统。二者相较，收词时间大约都止于1960年，但在编排上却又有很大不同。十卷影印本与手稿卷九已将时间打乱，全部重新编定；而上海图书馆的五部稿本和《癸巳》则基本按时间顺序抄录，因而多保留了原始面貌。在这些原始面貌中，我们能看到大量毛笔、钢笔、铅笔的修改痕迹，而且发现某些词作是抄后又改，改乱又重抄，重抄后又改乱的。据说，吴湖帆平时将词抄在印有“梅景书屋”字样的朱丝栏稿纸上，待积累成册，再找上海著名装裱师刘定之装订成书。吴氏对词“是不怕麻烦地删改的，即使他用心写好了的词集，已经送给刘定之装订，但他还是时常要回去再改再抄，虽然所改的甚至不过一两个字而已”。 如此这般反复斟酌、不断推敲，真可谓呕心沥血。坊间传言吴氏之词多由周鍊霞捉刀，不足信也。

其实，吴湖帆填词，既不像冒鹤亭在《佞宋词痕》序中所称“几使明诚金石录与漱玉词合而为一”，也绝非冒鹤亭私下所云“这词做周女徒孙都不够格”（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吴氏于词用力甚勤，虽然诗古文辞修养不足，但他毕竟在传统书画上浸染既深，眼光又高。何况中国文艺触类旁通。君不见，吴氏致力于集句与次韵的练习，不正与传统书画中的临摹十分相似吗？ 因此，吴湖帆填词，不求工，不逞巧，还常常有“笨拙”之感，但这与晚清以来王鹏运所提倡的“重拙大”亦不无暗合之处，此即汪东在《佞宋词痕》序中所说的“宁拙勿巧”。“宁拙”，即刻意以拙笔出之，反而可以藏拙，这同样也包含着一种“既丑且美”的艺术思想。 何况在1950年代后，吴湖帆因与周鍊霞相恋，所填小词悱恻缠绵，语浅而情深，故而又留下了不少佳作。 b+3fWjP9rdbxMX8we1fMEYXJoPxN0MDUuSbaR4sPmY0/bGhYXDBzfsnP3GDPLoy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