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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读过契诃夫一篇题为“苦恼”的短篇小说，写一位老马车夫刚刚死了儿子，他一再向乘客提起这事，乘客却个个了无兴趣，最后他只能向自己的马诉说不幸。小说开头引用了一句俄罗斯宗教诗作为题词：“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对于要求别人分担自己丧失亲人痛苦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劝诫。父亲去世后，我曾写过几篇文章，母亲去世后，又写了《惜别》，我始终没敢忘记契诃夫的劝诫。
我们的话由内而外可以分为几个层次：一，对自己也不能说的；二，只能对自己说的；三，可以对亲人——尤其是父母——说的；四，可以对朋友说的；五，可以对陌生朋友譬如读者说的；六，根本没有必要说的。我们写东西，只能在第五层次加上与此重合的第三、四层次来说话。以此衡量，则我关于母亲，关于母亲与我，并无太多可以告诉素不相识的读者的，所写的更多还是因母亲去世而产生的对于生死的一些感悟。我想通过写这本书，思考一下生死到底是怎么回事，梳理一下中国人固有的生死观。我写的不是传记或回忆录，而是人人都将面临的生死问题，母亲的事仅仅作为一个例证。我只希冀共鸣，而不索取同情。
我平时读书一向不喜欢个人情感过于夸张的写法。事实的夸张已经让人接受不了，情感的夸张尤其令人无法忍受。感情有七分，写出三四分就够了，如果非要写到十分，一切都给破坏了。我不爱读这样的书，当然也不会这样写了。
趁《惜别》出繁体字版的机会，将我的上述想法和态度重申一过。书中写到母亲过去的经历非常简略，原因即如后记所说明；但母亲晚年对于生活那么热爱，其实正是根植于此。好在关于那段年月别人已经写了很多，还是那句话：其间每个人的遭遇无非大同小异而已。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