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别》在我写的书中大概算是读者较多的一本了。不止一位素不相识的读者表示受到感动，还说要珍惜与亲人相聚的时光，我想或许本来就应该为这些虽不相识但却相知的人写作罢。当然也有不同意见，譬如不满意我的写法。对此我想说的是，《惜别》是一部探讨生死问题的作品，各章的内容，以及由此构成怎样一个整体，我足足考虑了一年多才动笔。如果是写传记或者回忆录，当然不会这么写了，但我并没打算写一本那样的书。

诚如古人所言：“死生亦大矣。”无论对何时何地的人来说，生死都是一件大事。在中国有关这一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我的探讨即根植于中国人固有的生死观。这也就是我在书中引用包括古人在内的那些话并逐一加以讨论的原由。对我来说，不先确认“存在与不存在”的区别，讲述“曾经存在”就没有意义；隔着生死之间的界线，摘录的母亲生前描绘自己晚年日常生活的文字才值得一看，甚至弥足珍贵。这一部分假如不用引文而是换作我的回忆，效果就差多了。

在生死问题上，中国曾多次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佛教的轮回观念，以及基督教的天堂观念。就像我在书中讲到的，这些观念使中国人在面对自己以及他人的死亡时得到很大的慰藉，直到现在仍然如此。而我感兴趣的是，在这些观念传入之前，中国人是如何看待生死问题的，具体有些什么想法。尽管诸如轮回和天堂的观念影响至深，我仍不相信中国人固有的生死观已经完全泯灭，它也许依旧活在我们的血液里。尤其重要的是，我上大学受的是系统的现代医学教育，是个唯物主义者，对于别人相信轮回，相信天堂，尽管很能理解，但却无法认同，需要另外寻找一种思想支持自己“向死而生”。

我在《惜别》中讨论了墨子、庄子、庄子后学等各家涉及这一问题的不同说法；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还是原始儒家，特别是孔门师徒的相关说法。所谓中国人固有的生死观，主要指的是儒家的生死观。这一观念的根本，即如孔子、曾参等人所明确指出，一个人死了，就不复存在。人只能活一次，与可以活好几次，或者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活下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死观。相比之下，我们的先民对待死亡的态度，比后来的人好像要更坚强一些。而我写《惜别》，也是以此为前提来探讨生死问题的。忽略了这个前提，书中所有感慨与议论，就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生死问题无疑是个相当沉重的话题。死是每个人都必将面对，但大多数人又都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无论一个人有没有生死观，他都得面对自己的死，都得面对与自己有关或无关的其他人的死。所以我讲中国人固有的生死观，最终对我们来讲无非只是一种提醒而已。它可能使得我们在想法和做法上，都发生一点变化，出现些许调整。怎么看待死，其实就决定了怎么对待自己的生，怎样对待无论与自己有关还是无关的别人的生，而这就存在着很大差别。我在《惜别》里反复谈到死，落足点却在于生。所谓惜别，“惜”的当然是“别”——不是生离，而是死别；但所“惜”更多的是为“别”所终止的某个人的生活，或者说是为“别”所终止的那个人与他人相处的时光。这时光我现在知道它是短暂的，但在“别”之前并未意识到。所以这个“惜”是惋惜，而我更希望它是珍惜。就像一位朋友所说，“惜别”之外，还应该有个词，叫“惜聚”。这也是我将《惜别》这样一本很私人化的作品奉献给读者的一点愿望。

《惜别》里引用了一些文言文，虽然后面附上了我的解析与感悟，但好像还是给部分读者造成了阅读障碍。我的确想过将它们译成白话文，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白话文虽然好读易懂，却往往丧失了文言文原本的意思。举个例子，《庄子·天道》：“昔者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其中的“苦死者”一句，好像怎么翻译都不合适。原文将“死者”列在还活着的“无告”、“穷民”、“孺子”和“妇人”之间，“苦”字的含义和情感意味太深了，换成白话文简直无从表达。附带说一下，我一向的看法，第一，应该学会阅读文言文，如果工作稍微跟中文沾一点边的话；第二，学习阅读文言文并不特别困难，比学任何一门外语都要容易。中国文化有一部分确实是由文言文所承载，这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zpHIjqNLXqCzcIEWwAGb6Tl772uwCsJHTKdXlq6jR3eYL3rolbkx1nfYkUgrFc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