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经理叫三喜,是村里合作社的经理。说他“小”,有三个原因,第一是他的年纪小,才二十三岁;第二是小村子的小合作社,只有一个经理和一个掌柜;第三是掌柜王忠瞧不起他——有人找掌柜谈什么生意里边的问题,掌柜常好说:“不很清楚就回来问一问俺那小经理。”说了就吐一吐舌头做个鬼脸。
这三喜从小就是个伶俐孩子,爱做个巧活:过年过节搭个彩棚,糊个花灯,比别人玩得高;说个话,编个歌,都是出口成章,非常得劲;什么活一看就懂,木匠、石匠、铁匠缺了人他都能配手:村里人都说他是“百家子弟”。因为家穷,从小没有念过书,不识字,长大了不甘心,逢人便好问个字,也认了好多。不过字太多了,学起来跟学别的不一样,他东问西问,数起数来也认了好几百,可是一翻开书,自己认得的那些字都不集中,一张上碰不到几个;这是他最不满意的一件事。
三喜入共产党,只比他当经理早三天。这村是个自然村,只有四个党员,算是一小组,附在行政村的村支部。八月间村里开斗争会,斗争合作社的旧经理张太。
原来这张太是个放高利贷起家的,抗战以前在村里开了个小杂货铺。说“杂货铺”只是个名,常是要啥没啥。卖的东西比集市上贵一半,没人买。张太根本不凭卖货赚钱,就凭的是放债。村里的穷人们,一到秋夏季和年关,都得到他铺里去送利,穷人们谈起家常话来,都说:“穷就穷到那小铺里,把咱们的家当慢慢都给人家送进去了。”一到抗战时期,张太看见风头不对,把门一关,光收不放,几个月的功夫就把收得动的债都收回去。一九四二年实行减租减息,张太就只剩了一些收不起来的账尾巴,送了个空头人情,说“本利全让”,有些人还以为人家很开明,叫人家当本村合作社经理。人家当了经理以后,光人家一家的股本比一村人的股还多,生意好像又成了人家的,人家拣赚钱的买卖干,村里人仍是要啥没啥,村里人对这事不满意了好几年,直到去年八月才又翻起来。翻起这事来以后,三喜连觉也睡不着,又是找干部,又是找群众,发动东家,发动西家;搜材料,找证据,讲道理,喊口号;天天有他,场场有他。赶斗倒了张太,共产党的小组长把三喜的积极活动情形报告了支部,支部就派这小组长去和他谈入党的话。这小组长才跟他一谈,他说:“不是早就入了吗?”小组长还只当是别人已经介绍了他,就问他:“是谁跟你谈的?”他说:“我不是已经斗过张太了吗?”小组长说:“斗张太怎么就算入了党?”他说:“搅翻身不是共产党的主张吗?照着共产党的主张做事,怎么还不算共产党?”小组长听他这么一说,知道他了解错了,才给他解释怎样才能算入党。解释完了问他入不入,他说:“入入入,斗争了这么一回,连个共产党员也不算还行吗?”
“众人是圣人”。三喜自参加了这次斗争,共产党看起他来了,群众也看起他来了。张太一倒,合作社就得补选经理。头一天晚上提起选经理这事,每个人差不多都想到三喜身上,第二天一开会,还没有讨论,就跟决定了一样,三喜一看这风色,一颗头好像涨有柳斗大,摆着两只手说:“不行,”可是也抵抗不住大家的“拥护”。他说:“我不识字。”大家说:“都不识字。”他说:“我两口人过个日子,实在没工夫。”大家说:“大家帮你生产。”他再没有说的。
说“不识字”,说“没工夫”,都只是表面上一个说法,实际上是他怕使用不了王忠这个掌柜。王忠这个人跟张太是一伙,伺候了张太半辈子(从张太开放债铺到后来当合作社经理,都是王忠当掌柜),村里人说张太是严嵩,王忠是赵文华。这次斗张太,也捎带了王忠一下,不过生意是张太的,没有他的股本,他也只是穿黑衣保黑主,跟着张太得罪了许多人,自己也没有落下个什么,因此大家只叫他反省了一下,没有动他的产业,还叫他当合作社掌柜。大家虽是这样决定了,三喜的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总不想跟这“赵文华”共事。再者三喜自己也不懂生意,又要向王忠领教,又怕受王忠的捉弄,因此不敢领这个盘。
大家选起他来以后,他去向支部提出困难,支部说:“群众既要你当,你就该克服困难,起模范作用。”他说:“我干不了。”支部说:“你看谁比你强些?”他想想,没有。他说:“恐怕跟王忠合不来。”支部说:“你看换上谁合适就可以聘请谁。当经理有这个权。”他想想,也没有——村里识字的太少,没有担任别的工作的,还只有一个王忠。说了半天,还得自己跟王忠干。
三喜一上了任,王忠果然跟他捣蛋,在王忠的思想上也转不过弯来:第一、他虽作过了反省,可是只做了个样子,没有想到张太得利他惹人是件不合算的事——没有想到他是给张太当了半辈子狗,只是觉着张太是他的老主人,张太倒了他再干下去对不住张太,可是又怕群众说他仍然跟张太是一伙,又不敢不干。干着却实在是一肚子不满。第二、他觉着他自己要比三喜强一万倍,如今叫三喜当经理他当掌柜,实在有点不服劲,总想看三喜的笑话。三喜上任这一天,叫把他以前那一段结算结算,交代一下。这在他本来是极容易的事,可是他偏不按平常结算的办法来结算,事事叫三喜出主意。三喜说点什么货,他就点什么货,三喜说算哪宗账,他就算哪宗账。三喜总算是聪明人,应想到的项目差不多也都想到了,结算得也还差不多,只是手续上不熟练,花了好几倍的工夫。
他觉着王忠这人果然不好对付,跟支部说了几回,支部叫他慢慢说服教育。可是天呀!王忠哪能把他的话放在心里呢?他为这个着实发了几天愁,后来想着只有把合作社这一套弄熟了,才能叫王忠老实一点,从此便事事留心,有个把月工夫,却也摸着了好多,只可惜自己识字太少,账本上还得完全靠王忠。
要学账,就得跟王忠学,他想要跟王忠说这话,王忠越发要拿一拿架子;因此他决定不在王忠面前丢这人,等王忠不在的时候,自己翻开账本偷偷地学。王忠晚上在家里睡,每天晚上过了账点了钱,就把门一锁回去了。他觉着这是个好机会,就跟王忠说合作社晚上不可没人,自己要到里边看门,王忠就把钥匙交了他。他当王忠每天晚上回去之后,就关起门来翻开账本研究,因为白天留过心,晚上还能慢慢看出点道理来。比方白天入了一百二十五斤盐,晚上找着了一百二十五斤这个码,就能慢慢找出哪一个是“盐”字来。起先只是认字和了解账理,后来又慢慢学着写——把账本上的字写到水牌上,写满了就擦,擦了又写,常是半夜半夜不睡觉。
有一晚上,他正在水牌上练习一个“酱”字,写了半水牌“酱”,有人在外面打门,开开门跑进个女人来,是他老婆。他问:“你半夜三更来做什么?”老婆说:“来找你!你怎么白天白天不回去,晚上晚上不回去?家里就没有事了吗?”他说:“有什么事?家里少你的什么?”老婆说:“什么也不少,就是少你!”他说:“不要闹,快回去吧!我还有事啦!”老婆是个年轻娃娃,不听他的,只是跟他嚷:“不,今天晚上你不回去我就不走!”说着就去夺他手里的笔。他把笔举得高高的笑着说:“我是顾不上回去,你不走不会也住下?”他本来是说玩话,老婆可不客气地跟他说:“你说我不敢?住下就住下,里边又没别人!”说着就躺到他床上,赌气说:“不走了!”他没法,只好关住门;可是“酱”字还没学好,又坐上写起来,直写到和王忠写得差不多才睡。
半年工夫,账本上用的那几个字他学了个差不多。心里有了底,说话就硬一点,对王忠迁就得就少一点。王忠有点不高兴,就装起病来,一连三天没到合作社。到了第四天,他去看王忠,明知道病是装的,却也安慰了一番,说:“你慢慢养着吧,不要着急,合作社的事情我暂且招呼几天!”王忠见他不发急,也莫名其妙,心想:“我且装上半个月,看你怎么办?”可是真正装了半月,也不见三喜发急,自己反而沉不住气,摇摇摆摆到合作社去看。
王忠一进合作社,三喜装得很正经地说:“好些了吗?这几天忙得也没顾上去看你!”他也客气了几句就坐下了。他一坐下就想看看三喜这半月来在账上闹了些什么笑话,顺手翻开了流水账,三喜还说:“你歇歇吧,不要着急!才好了些,防备劳着了!”他一看这本账先吃了一惊。他看见这账上不止没有多少错字,连那些粮食换货物,现钱和赊欠……一切很复杂的账理,一项也没有弄错,又翻了翻另外几本,也都一样,要说跟自己有差别的话,只是字写得没有功夫些。这一下他觉着以后再不敢讲价钱了,再要捣蛋就得滚蛋,滚出去便再没有个干的了(这合作社的经理是义务职,掌柜却是薪水制)。他踌躇了半天,才搭讪着说:“我这一病就累你半月,我明天搬来吧!”三喜仍然很正经地跟他说:“你看吧!不敢勉强,身体要紧!”
自此以后,王忠果然老实了:三喜吩咐他干啥,他跟从前张太吩咐下来一样,没有什么价钱可讲,每到一个月头上,不等三喜说话就先把应结算的算出来……三喜见他转变了,对他反而又客气好多,他也觉着比在张太手下还痛快。
三喜把改造王忠这事报告支部,恰是支部搞立功运动的时候,就给他记了一大功。
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