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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〇年秋收时节，各个水利、基建工地要把劳力压缩一部分回农村去收秋，蒲峪工地只剩了三百来人。潘永福同志因为在这里领导修水库，长期把自己负责的工会工作托付给会里其他同志做着，这时候水库工地上人少事少了，便想趁空回县里看看去，于是把工地上的事托付给指挥部的同事们，自己便回到县里。
这时候，县西南乡的中村铁厂，正修建着五里长一段运矿的土铁路，也因为民工回家收秋而几乎停工。潘永福同志要到中村铁厂去，因为他又是县党委委员，县委会便托他顺路看一下有关土铁路的情况。他到达铁厂后，铁厂有人向他反映，有好多矿石已经从山顶用高线运输法运到了一个山沟里，只等这里的土铁路建成才能接运回来，要是土铁路停了工，矿石运不到，铁厂就不能开工。
潘永福同志觉着此事对铁厂关系重大，就到运输现场去观察了一番，见到的情况是这样：采矿的地方离铁厂十八里，地名轧儿腰，在一个山头上，原来有一条路可通胶皮大车。现在全线的运输设计是从矿洞所在的山头上把两条铁线架到个较低的山头上算作第一段高线，再从这较低的山头上把同样的铁线架到山沟底，算作第二段高线。这两段高线已经架通使用起来，只是较低的山头上卸矿和装矿还放不到一个地点，因此第一段溜下来的筐子无法就原筐子转挂到第二段线上，还得这一边倒在地上那一边再拿筐子装起搬运到第二段线头上去挂。现在正在修建的五里土铁路，是准备用来接这已经溜到山沟里的矿石的，不过只能接到沟口的较宽处，再往里边还有二三里路便成了陡岩狭谷无法修通，只好用人担出来再往车上装。潘永福同志看了之后一合计，觉着这样是个傻事：高线上每筐只能装一百斤，狭谷里每人也只能担一百斤。每筐装一次只算五分钟、卸下来倾倒一次只算一分钟，每筐或每担装卸一次共是六分钟，每吨每段就得两个钟头，三段共是六个钟头。需用六个钟头才能把一吨矿石送到土铁路上的车子上，若用胶皮大车运输，走下坡路只架一个辕骡每次也能拉一吨，十八里路往返一次也不过用四个钟头。这套运法且不用说运，光装筐也比胶皮大车慢了。他把他这意见向铁厂的负责同志一说，铁厂同意了他的说法，就把土铁路的工停下来。
潘永福同志在中村遇上了个老汉，也是旧相识。潘永福同志问他说：“你们这里除了轧儿腰，别处就没有矿吗？”“十八条也有！”“好不好？”“和轧儿腰的一样！”“十八条离这里多么远？”“就在村西头，离铁厂半里远！”“啊？”潘永福同志有点惊奇，接着便又问：“铁厂的人不知道吗？”老汉说：“说不清！人家没有和咱谈过！”潘永福同志又向铁厂说明了这个新的发现，并建议去刨一刨看。结果按照那老汉指点的地方刨出来了，和轧儿腰的矿一个样，只要查明蕴藏量够用的话，就用不着再研究轧儿腰的运输问题了。
以上三个例子，看来好像也平常，不过是个实利主义，其实经营生产最基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实”利，最要不得的作风就只摆花样让人看而不顾“实”利。潘永福同志所着手经营过的与生产有关的事，没有一个关节不是从“实”利出发的，而且凡与“实”利略有抵触，绝不会被他纵容过去。这是从他的实干精神发展来的，而且在他领导别人干的时候，自己始终也不放弃实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