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马家店小学上了几年学后，王卫国于1961年夏考入延川县城城关小学高小部。1960年代初，延川县的小学设置是：各个大队有自己的初级小学，学生要上五六年级，只能通过统考到公社办的高级小学里上。刘家圪
大队属于城关乡，王卫国通过统考考到城关小学高小部。
城关小学在延川县城的“堂坡”上面，是在古代“文庙”旧址上建起来的，它是全延川县最早兴办的国民小学，也是延川县教育资源配置最好的小学，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贵族小学”。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1990年代，这所小学一直以招收县城学龄儿童为主。当然，该校在“文革”前专设的“高小部”也招收过从城关乡各个大队小学考入的“高小生”，王卫国就是这样的情况。
据路遥“高小”同学、作家海波回忆：“高小部共两个年级四个班，具体的学生数我记不确切，但不会超过一百八十名。这些学生又能分为两种：一是县级机关、事业、企业的干部职工子女和城关大队农民的子女；二是城关公社四十个村子里农民的子女。前者在家里吃饭、住宿，为走读生；后者在学校里住宿、上灶，为住校生。住校生的数字我也记不确切，但可以肯定不会超过二十人。因为只有一个男生宿舍，一条土炕最多能睡十个人，而女生比男生更少。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时农村小孩能上高小的人也很少，具体到路遥他们这一级，平均两个村子才有一个上高小的孩子。”
王卫国能考到城关小学高小部，说明他的学习成绩相当优秀，属于农村孩子中的出类拔萃者。
吃饭是当时住校生的头等大事。当时，城关小学的住校生，有“全灶生”与“半灶生”之分。“全灶生”是指住校学生要给学校交纳一定数量的白面、玉米面和菜金，按照粮食“库存”情况报饭，吃什么、吃多少由自己决定。一般而言，“全灶生”家的光景都比较好。“半灶生”是住校生中的穷学生，自己交不起粮食，只能把家里带来的干粮带到灶房“馏热”吃，王卫国属于这一类。他在城关小学上学期间，正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土地贫瘠的陕北农村人更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由于家庭底子薄等原因，王卫国家更穷，经常要吃加了麸糠才蒸出的干粮。
在当时的城关小学，住校生吃饭绝对是学校的一道风景。每天饭钟一响，冲在前面的往往是“半灶生”，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灶房，抢先取出自己的干粮。要不然，别的学生一翻搅，那些“团粒结构”极差的干粮就散架，根本捧不到手里，更不用说吃进嘴里了。而“全灶生”就不用这样，每顿都有一份固定的饭菜。吃干粮，喝“熬锅水”
是“半灶生”的常态。学校规定，“半灶生”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上完主课后可以离校，回家取干粮，以保证一个星期的食物维持量。尤其到了酷热难耐的夏季，糠菜团子经常会发霉变质，就这样他们也绝不轻易扔掉，要硬着头皮吃下去。每到这时，这些“半灶生”就离开饭队，躲到墙角，闭着眼睛，屏住呼吸，伸长脖颈，几大口吞咽下去，再喝碗“熬锅水”，就算一顿饭了。
据海波回忆，王卫国在更多时候是就着酸菜吃冷糠团子，和灶上的“交往”只是喝一碗“熬锅水”而已。他给同学说最看不起“告状老婆”和睡觉后在被窝吃“干馍片”的人。“告状老婆”的人格卑下；而在被窝里吃“干馍片”的人，总发出“咯嘣嘣”的响声，让饥肠辘辘的他半夜睡不着觉。王卫国在城关小学上学时，生活困难的情况可见一斑。
大伯、大妈想方设法供王卫国上学。大妈几乎每逢集就进城，她常常挎个篮子，篮子里不是红薯、洋芋，就是南瓜、水果之类的东西，她把这些东西拿到集市上卖了，换上几毛钱，赶紧跑到城关小学送给儿子，她晓得儿子用钱处多。每过节令，大妈总是用自己舍不得吃的荞面包成饺子拿到县城熟人家里煮熟，叫来儿子吃。因为怕儿子受累，耽误学习，她有时在“半灶生”回家取干粮的前一天，就步行十来华里路把用糠菜蒸成的“干粮”送到儿子手里。到了1963年春，家里穷得实在没办法，为了不中断儿子的学业，大妈拄着打狗棍跑到延长县一带的村庄讨饭，再把讨来的食物卖掉，换成零钱供孩子上学——因为延长县在延川西南方向，那里没有儿子的熟人，他丢不起人。当然，讨饭是青黄不接时陕北农村人的普遍行为。
至于穿衣、学习用品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条件，王卫国更是无法与城里的孩子相攀比。曾在延川城关小学当过路遥美术老师的白军民回忆：“在小学，王卫国最怕图画课，没有道林纸，更没有水彩颜料，连那种指头蛋大的十二色硬块水彩，一片也得一毛几，他束手无策，只得端端地坐着，看同学们调色、画画，或者找个借口离开教室，不到下课不再回来。每到这时，美术老师便将教案纸递给他两张，他借这个同学的毛笔，用那个同学的水彩，三下五除二，敷衍了事，老师一般给他及格分数，谅解其家贫寒。”
一般而言，在贫富差距极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有两种心理趋向：一种是极度自卑，把自己封闭起来；另一种是极度自强，在诸多方面有强烈的表现与征服欲望。少年王卫国是后者，他敏感而好胜心强，想方设法改变其处境。他一直是村小学的“孩子王”，他要在这里夺回在城关小学中失去的“话语权”。
那时，看场电影绝对是一种高级的精神享受。整个延川县城只有一个露天电影院，一张电影票一毛钱。当时的一毛钱，相当于一个小干部日工资的十分之一（当时级别最低的干部月工资为三十元），但却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农村好劳力的一天工值（当时大部分农村壮劳力的日工值为一毛多钱，经济条件差的生产队甚至连一毛钱都达不到）。能看电影的大都是县城里的干部子女。在电影是强势的大众精神享受与文化消费的当时，一部电影中的人物往往是人们议论的话题。县里每放映一部电影，就很快成为城里孩子议论的焦点。这些城里孩子往往把许多农村孩子也吸引过去了，这是好胜心极强的王卫国所无法接受的。他也尝试着通过“爬下水沟”的方法来观看电影，但是都没有得逞。
1991年6月10日，已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路遥在给西安矿业学院学生演讲时，情不自禁地回忆到当年“爬下水沟”的耻辱：“想到自己青少年时期的那种艰难，叫你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从下水沟里一步一步爬出来的。说到这里，我想起小时候有一个情节在脑子里印象很深，就是爬下水沟，这也是我整个童年、青少年时期的一个象征。那时候在县体育场的土场子上放电影，一毛钱的门票也买不起，眼看着别的同学进去了，我们几个最穷的孩子没有票，只有从小水道里往进爬，黑咕隆咚的，一不小心手上就会抓上一把狗屎（笑），但是为了看电影，手在地上擦几下还要继续往里爬。谁知刚进洞子，就被巡查员一把从帽盖子上抓住，抓着头发又从大门把你送出去。我们两眼含着泪水，只得灰溜溜地离开这地方。”
电影是看不到了，但王卫国想到通过阅读方式获取信息的渠道——县文化馆阅览室是免费的，那里有很多报纸杂志。当发现这个“新大陆”后，他经常在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往县文化馆阅览室钻，因为这是他“法定”的寻干粮时间。他像一头馋嘴牛犊闯进菜园子，拼命地啃食，不到下班关门，他绝不离开这个地方。阅览室有事关门时，他又很快找到了新华书店，钻到新华书店看半天。时间长了，售货员就赶他走：“这是书店，要看到文化馆去。”这时，他才悻悻离开。他也经常在文化馆与新华书店两个地方交替看书。久而久之，这两个地方的工作人员都认出这个爱读报、爱看书的男孩。王卫国也经常有因看书而耽误回村寻干粮的事情。等回到村里常常是上灯的时候，他“宣谎”
说换了校长，不准“半灶生”提前离校。他也有看书时撞上老师的时候，他就煞有介事地“捣鬼”，说已经约好谁谁，人家让在这里等……
就这样，王卫国在书本与报纸中获取丰富信息，看到外面精彩的世界。他每次在班上宣讲的时候，总能吸引到绝大多数同学的目光。那些只谈论电影的城里孩子也经常能在王卫国这里获得各种新鲜知识。同学们重视他了，王卫国夺回别人关注的目光，他自然更有信心，到后来经常是有事无事地往县文化馆与新华书店那里跑。起初这种功利性的读书方式，最后成为一种自觉方式，他完全彻底地喜欢上阅读了。
在精神上获得充分自信的王卫国，彻底超越物质生活的贫困，完全融入城关小学那个县城干部子女占大多数的班级。白军民回忆：“（音乐课上）他不仅能和同学平起平坐还略占优势，嗓门高，胆子大，加上他的一个小发现，用吹口哨的方式学曲子，赢得老师的另眼看待，所以唱歌特别卖力气，直到把脸涨得通红。班上或者学校举办文艺晚会，也是他出头露面的机会，扮演个匪兵或狗腿子，还挺像回事，主角轮不上他。”
王卫国的音乐才能，得益于生母马芝兰的开发与培养。马芝兰虽是文盲，但很有艺术天赋，她会唱几十首陕北民歌。王家堡村每年春节闹秧歌时，她可以即兴自编自唱，就连那些唱秧歌的老把式，她也没放在眼里。童年时的卫儿最爱听母亲唱那些婉转动听的民歌，他有时还跑到五叔那里听他弹三弦，说“链子嘴”。这些儿时积累的艺术素养，突然在城关小学的教室里得到展现，他怎能不高兴呢！
在城关小学上“完小”的后半程，王卫国凭借自己优异的学习成绩，拥有丰富的知识信息以及出色的组织才能，已经成为全班同学的核心，担任起一班之长，每节课上课前的起立都由他喊。城关小学同学冯延平回忆起路遥，有这样深刻的印象：“小路遥是班长，喊起立的班干部，给班里的同学起绰号，起的有‘日本花、美国花、兰花花、山丹丹、烂南瓜、流氓’等。调皮聪明的小路遥从小就擅长领导同学搞活动，玩各种花样。尤其上音乐课，路遥就高兴了，他不仅嗓门大，胆子大，别的学生还没学会，他就会唱了，常常受到老师的夸奖，所以唱歌特别卖力气，直到把脸涨得通红，有时调皮捣乱得叫老师都很无奈。但小路遥讲的‘三国故事’令同学们折服……”
王卫国的聪明之处，是在给别人起绰号之前，先给自己起了一个最不堪的绰号——“王喂狗”（王卫国的谐音）。无论谁叫，他都答应。他还喜欢编顺口溜调侃人，编出的顺口溜故事笑得人“肚子疼”。这可能是他最初的“创作”尝试了。这样，这个在饥饿中成长、在饥饿中寻找精神快乐的男生王卫国，无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笑声。他是全班的快乐中心，同学们也愿意“紧密地团结”在他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