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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云：“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伏。”已经使用“路遥”笔名的王卫国，其人生与此十分相似。
1970年，路遥在仕途中止与失恋的双重打击下，差点走上轻生的道路。接到“绝交信”的那天，他当着谷溪的面，伤心地痛哭，哭得肝胆欲裂。等他宣泄完情绪后，谷溪讲了自己的爱情故事，然后对路遥说：“一个汉子，不可能不受伤，受伤之后，应该躲到一个阴暗的角落，用舌头舔干身上的血迹，再到社会上去，还是一条汉子。那个怂官能当就当，不能当算㞗了，又不是咱老先人留下的，有什么撂不开的？女人也还有哩，又不是都死光了，不值得为这个哭鼻流水……”
也许就是这一席话，使路遥豁然开朗，结束了走向轻生的“青春游戏”。而在此后，谷溪也成为路遥紧急时刻最信赖与最愿意依托的人物之一。
被罢了官、又失了恋的路遥，那时几乎是县里人的“笑柄”——把招工名额让给北京知青林虹，结果落得个“鸡飞蛋打”“竹篮打水——一场空！”路遥在默默承受社会的种种非议与压力之时，也更坚定地要在文学上“突围”，找到重新拯救自我的独特道路！
路遥当时几乎是尝试各种文体的写作，写过诗歌、歌词，也填过词，甚至会创作歌剧，近乎废寝忘食地读、写、改。闻频回忆当时的路遥既勤奋，更有超人的悟性：
1971年初，也就是在他诗情正浓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歌词”有什么特点、要求，我三言两语作了最简明的回答。
没过几天，他拿了几首歌词给我看，果然是歌词，而且都合乎要求。同时，构思和组词还不落俗套。
我对他的领悟能力感到吃惊。
他这几首歌词中，就有《清格朗朗流水幸福渠里来》，后来中央的《革命歌曲》发表了。
“文学青年”路遥，虽然仕途失意、爱情失败，但因在曹谷溪等人的帮助下，仍坚持在县通讯组当“学员”。县通讯组里“藏龙卧虎”，有多名北京知青，后来成为路遥妻子的女知青林达，以及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陶正都在此中。
陶正是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小将。他来延川插队时，只用军大衣包裹了一个油印机就千里迢迢来陕北，一到关庄公社鸭巷大队，就办起一张油印的《红卫兵战报》。这张小报不但探讨中国的农民问题，甚至面向世界，摘编俄罗斯民歌。1969年的某一天，已经任延川县通讯组副组长的曹谷溪，接到一个任务，要他去关庄公社鸭巷大队调查陶正。原因是其主办的《红卫兵战报》转录了《内参》中的内容，引起有关方面注意，要求延川县调查此事并写出报告。曹谷溪见到这位小伙子后，就让他的激情、坦率与目光远大深深地吸引住，开始喜欢这位理想远大的北京小伙。回到县城，他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平息了一场风波。
风波过后，曹谷溪想：人家北京知青敢背架油印机在陕北偏僻农村办报纸，普及文化，为什么我们不敢这样做？他又把陶正以“民工创作员”的身份弄进通讯组，让小伙子一展身手。
林达是清华大学附中的初中女生，在关庄公社前楼河村插队。她与路遥的初恋女友林虹从小在一个机关大院长大，关系十分要好。已任关庄公社妇女专干的林达，也让曹谷溪网罗到县通讯组，从事新闻报道。这样，才有了路遥与林达走在一起的伏笔。
就在曹谷溪不断收罗人才、扩大通讯组队伍的过程中，上海市出版了一本由川沙县农民业余编写组编写的故事书，题为《一颗红心为革命》，《人民日报》用大篇幅介绍了此书。与此同时，谷溪得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延安儿女歌颂毛主席》，他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后，大失所望。这两本书深深地刺激了曹谷溪，他一下子找到了方向，决定“咱们也干它一场”，也要编本诗集，和《延安儿女歌颂毛主席》一比高下。
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延川县“革命文艺工作者”，走一条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的“群众性”革命文艺创作道路，这完全符合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县里领导岂有不支持之理？县委书记申昜表态支持这一“新生事物”。正以“民工创作员”身份暂时在通讯组帮忙的路遥、陶正，以及在已改名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中担任创作员的闻频被动员起来，参与到这项后来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工作中。
路遥当时全身心地投入到编辑延川工农兵诗歌集的工作中。他遇事敏感，长于推理。“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曹谷溪参加了县里传达中央文件的会。县里的传达会开得很神秘，会场外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站岗，会场内人人神情紧张。参加完会议的曹谷溪不敢明告，故意将正在编辑的一首诗中的句子“平型关前逞英豪”，修改为“青纱帐里逞英豪”。据此，路遥和陶正几乎异口同声地判断：“林副统帅出事了！”而曹谷溪却不置可否，他佩服年轻人的敏感判断力。此后，“林彪事件”的真相揭开，林彪反革命集团里有一个叫“王维国”的死党，与王卫国同音。考虑到这种关联，路遥决定不再使用“王卫国”这个真名。从此，王卫国正式改名为“王路遥”。
“林彪事件”后，路遥一同在“红四野”的战友樊俊成，当时正在部队当兵，他在1971年10月5日给路遥写了一封长信，主要是担心路遥情感上接受不了这一事实。过了一个来月，他接到路遥的回信，表达了对“9.13事件”的看法和见解。路遥说：“假如当年身先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期间，路遥与陶正合作创作了大型歌剧《蟠龙坝》，与闻频合写了大型歌剧《第九支队》。前者是写现实生活中的治山治水，后者是写陕北闹红中的第一支革命武装——“九支队”的故事。这两部戏均在延川县公开排演，都成为延川县惊天动地的文化事件。
与此同时，油印诗集《工农兵定弦我唱歌》以“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的名义编就，以“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的名义内部刊印。此诗集被刚刚恢复业务、正四处寻找稿子的陕西人民出版社相中，更名为《延安山花》，在1972年5月，也就是纪念《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前夕正式出版了。此书一出，上下震动。延安地区和陕西省文化部门派出联合调查组来延川总结经验。而延川县以诗歌创作和关中户县农民画、渭南合阳县革命故事、陕南紫阳县民歌合称为陕西省的四个文化先进县。
延安地区革委会文教局、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山花”是怎样开的？——诗集〈延安山花〉诞生记》，刊于《陕西日报》1972年8月2日。该报告这样写道：
城关公社刘家圪
大队创作员王路遥同志，一年中创作诗歌五十余首，其中有六首在报刊上发表。据不完全统计，全县一年来共创作诗歌两千余首。这些革命诗歌，运用黑板报、墙头诗、诗传单、唱秧歌、朗诵会等各种形式直接与广大群众见面，有力地配合了三大革命运动。
《陕西日报》在显著版面发表的调查报告，点名表扬的作者只有一人，就是路遥。因为《延安山花》的几个骨干作者中只有路遥是真正的农民身份。当时，延川县除了一个农具修理厂外，没有别的工厂；除了“县中队”外，没有别的驻军。因此，“工农兵”创作的核心就是返乡青年“王路遥”。路遥的名字上了《陕西日报》，这使他再次成为全延川县的“名人”。
而这本《延安山花》诗集，自第一版公开发行后，就成为工农兵创作的典型。随后，不断修订、完善，先后多次印刷，甚至在香港的三联书店也印刷发行。这本诗集先后累计发行达28.8万册，创造了工农兵文艺创作诗集的发行奇迹。成名后的路遥回忆此诗集时曾说：“可以说这是文化革命后期中国大陆上第一本有泥土气息文学价值的诗歌集子，不能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1974年，日本学者安本实在日本大阪书店买到一本《延安山花》。当时，他第一次读到谷溪和路遥的名字。2007年，身为大学教授的安本实先生把这本珍贵的诗集赠送给了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
《延安山花》给延川县赢来了声誉，延川县领导怎能不支持？在出名效应的鼓励下，谷溪他们在1972年9月创办了县级文艺小报《山花》。《山花》的旋律是“信天游”的，延川县的文艺青年主要通过“信天游”的方式来抒志咏怀，表现“崇高的革命理想”。
《山花》在万木凋零的时代，一枝独发，自然产生了强大的魅力。《山花》的骨干作者除了延川的谷溪、闻频、军民、陶正、路遥、荆竹等工农兵外，还吸引了一批文学爱好者。后来的著名作家赵熙、刘成章，著名诗人梅绍静，著名散文家和谷等人的作品，都在《山花》上发表过。文学评论家李星这样评价《山花》：“《山花》像一株鲜艳大红的山丹丹花，使中国阴霾的文坛天空出现了一丝亮色。”
路遥在延川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的首发阵地均是《山花》。他最初的诗歌《车过南京桥》《塞上柳》《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当年“八路”延安来》《走进刘家峡》《电焊工》《歌儿伴着车轮飞》《老汉一辈子爱唱歌》等，均刊于《山花》；他的叙事诗《桦树皮书包》，短篇小说《优胜红旗》《基石》等，也同样是在《山花》上刊发后才引起外界注意，并被选入省级文艺刊物的。
王卫国搞创作“一炮打响”后，延川县再没人叫他“王卫国”，更没人叫他“王军长”。不管是熟人也好，陌生人也罢，都叫他“路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