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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王卫国何时产生文学创作冲动，并开始有自觉意识的文学创作？这个问题已经无法考证了。不过，中学时代就喜欢文学的王卫国，在“文革”造反运动中，用生动、犀利的大字报，在延川县出尽了风头。“武斗”结束，县革委会成立后，王卫国虽然以群众代表的身份担任了副主任，但他却陷入无休无止的“政治学习”，甚至被打发回村当农民，现实世界与“造反有理”的青春快意形成极大的反差。就在强大的政治恣意捉弄他的时候，王卫国开始迷恋上文学这位美丽的缪斯女神了。
王卫国能走上中国文坛，与“老镢头”诗人曹谷溪不无关系。1968年秋，也就是延川县革委会成立后不久，诗人曹谷溪调离了派性斗争严重的贾家坪公社，到县革委会政工组的通讯组担任通讯干事。就在这时，王卫国和曹谷溪开始认识。王卫国见到曹谷溪后说：“我早知道你，没想到今天才第一次见你。”曹谷溪冷淡地说：“我也早听说过你的名字，还坐过你们的监狱呢。”王卫国听出曹谷溪话里有话，显出一脸尴尬，他解嘲地说：“那些龟孙子们瞎日鬼哩，我一满不知道。今后我要拜你为师，跟你学写作。”“不敢这么说，我担当不起，我也是瞎闹哩。”曹谷溪对这位小他八岁的小伙表现出自己的宽容，“咱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
还有一种说法是王卫国在1969年寒假时，主动拜访曹谷溪。1969年寒假，王卫国参加县上短期教师进修班，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在墙上写了一首短诗，这首诗虽没有打动别人，但却独独打动了他自己，一个念头闪出来，他要拜访曹谷溪。
就这样，延川“红四野”的“王军长”和“红总司”诗人曹谷溪，突然间化干戈为玉帛了。这让曾经尖锐对立的两派骨干分子根本无法理解。“红四野”派指责王卫国：“你堂堂的副主任，拜那个保守派曹‘屎人’为师，太有失身份了，连我们的脸都没处放。”而“红总司”派围攻曹谷溪：“王喂狗那一伙几乎把你揍死，你还要教他写作，这不是认敌为友？”
在县革委会刚刚成立、派性对立依然严重的当时，“红四野”与“红总司”派对王卫国与曹谷溪的交往持激烈的反对意见，这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在文学神奇的作用下，王卫国与曹谷溪这两个原先属于敌对阵营里的人，竟义无反顾地走到一起。从此，任何力量都无法把他们分开。这种魅力既源于曹谷溪，也源于王卫国。
曹谷溪原名曹国玺，1941年生，陕西清涧县人。1956年夏，属于绥德专区管辖的延川县中学招收三个初中班，其中就有从绥德专区分配的六十五名学生。年仅十五岁的曹国玺报考清涧中学，却阴差阳错地被调剂到延川中学。从此，他与延川县结下了一生的情缘。曹国玺在延川中学初中学习期间，因喜欢美术，在初中毕业时就考上西安美术学院附中，但因家穷未能如愿。他再上延川中学，成为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在上高中期间，曹国玺的美术才华得到初步展示。他用红胶泥为鲁迅做浮雕，为革命伟人列宁、毛泽东做塑像，送到延川县展览馆展览；他还给学校图书馆做了一个两米多高的高尔基泥塑，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
中学毕业后，曹国玺因家境困难未参加高考，被推荐到县医院当炊事员。这样，他成为延川县文化程度最高、做饭水平最低的炊事员，常为擀面发愁。这位不安于现状的年轻人，在每天的洗锅刷碗后，开始做起自己的文学梦。在贺家湾公社当炊事员时，他已经写出一部叫《脚印》的剧本和百首秧歌词，投给县委宣传部。这种初步的创作收获激起他的文学创作欲望，又写了一篇《一只手表》的通讯，居然被报纸刊登了。再后来，他又以“谷溪”的笔名尝试创作民歌体诗歌《老镢头》，更被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主办的《延河》杂志发表，成为名噪一时的“老镢头”诗人。当然，他的工作条件也不断改善，到“文革”开始时，他已经是贾家坪公社的团委书记了。
“文革”风暴刮到延川后，“造反派”在全县找不到“三家村”，但发现了这位曾去京城参加过“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曹谷溪，他听过彭真、周扬的报告。他受过彭真、周扬的流毒影响，他不是彭真、周扬伸到延川的“黑爪牙”、“小爬虫”，又是什么呢？这样，曹谷溪这样的“黑诗人”理所当然地受到冲击。冲击他的就是“红四野”造反派，王卫国是“红四野”的“军长”。
1967年，延川县的“文革”造反运动不断升级。“红四野”的营地在延川县城，他们把正任贾家坪公社团委书记的曹谷溪抓到延川县监狱，进行严刑拷打。曹谷溪在政治观点上属于“红总司”派，还不认识王卫国，只知道他是被“红总司”骂作“王喂狗”的延川中学初三毕业生。
“红四野”抓曹谷溪的原因很简单。曹谷溪在“文革”“武斗”期间，表态支持与米脂101造反派同一派别的“红总司”。北京发出最新指示，把米脂的101造反派树成“文革”的一面红旗。身在“庐山”之中的诗人，为了紧跟形势，表示愿意与“红总司”风雨同舟……曹谷溪的声明刚发表，“红总司”就打死了“红四野”的中坚力量、县交通局的局长。“红四野”一时抓不到杀人凶手，就抓来这个骂他们是“保守派”的“屎人”（诗人）抵罪。他们要把这个写过黑诗、黑戏，开过黑会，见过黑帮头子的“屎人”枪毙了，创造“红四野”的革命壮举。
“黑诗人”曹谷溪在“红四野”的监狱关了一段日子后，他才知道抓他的人就是王卫国。看守曹谷溪的造反派讲：“抓你是因为你是个名人，你那个嘴能顶十挺机关枪，站在我们的对立面，一下子就把群众都拉过去了，对我们的影响不好；主张放你，是想让你改变观点，加入我们的造反派组织。”
“王军长”还没有来得及释放曹“屎人”，“红总司”就攻进延川县城。这样，曹谷溪在县监狱中被自己人救出……
延川县“三结合”的县革委会成立后，以当时的名望和身份，曹谷溪完全有资格在贾家坪公社革委会当一名副主任，但在征求意见时，他坚决拒绝了。他想到周总理多次说过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他想到自己身陷牢狱时所亲历的一切，觉得革命同志不应该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而应该“相逢一笑泯恩仇”。同在一个国家、一种社会制度里“搅稠稀”
的人，能有什么过不去的纠结？不管怎样，他包容的性格使他告别了派性纠葛，重新回到热爱文学的正常轨道。
1999年元月，曹谷溪在接受日本路遥研究专家安本实先生采访时，讲到他当时在延川县通讯组的情况：“1969年我被调到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通讯组工作。刚开始当干事，后来成为组长。当时，通讯组的正式成员是我和林达、石焕南三人。通讯组的主要任务是向报纸和广播站提供新闻稿件，但我热衷于文学创作，创作活动也成为通讯组的业务。后来，张兴祥、路遥、陶正这些人来到了通讯组。他们在那儿被培养成为民工创作人员。”
1991年，路遥给谷溪诗集《我的陕北》作序时，这样写道：“我和谷溪最初相识在文化革命这幕戏剧的尾声部分。而在这幕社会戏剧中，我们扮演的角色原来是属于两个相互敌视的‘营垒’，漫长而无谓的争斗，耗尽了所有人的热情，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死一般的寂寥。文化革命作为没有胜利者的战斗结束了，但可悲的是，失败者之间的对立仍然十分强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在这个时候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这是一个久违了的字眼）。”
这时的王卫国，已狂热地喜爱上诗歌创作。他在延川县文化馆创办的不定期油印期刊《革命文化》上发表小诗《我老汉走着就想跑》。曹谷溪在这首“顺口溜式”的小诗中看到王卫国的灵气，他决定帮助这位正经受政治审查痛苦的小伙子。
1970年夏，已是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副组长的曹谷溪，说服了城关公社领导，用了路线教育积极分子的名额，把王卫国抽到通讯组进行培训，名为培养通讯骨干。可一连干了两期，实在没办法留人了，曹谷溪又与县文教局白军民联系，让王卫国以代理教师的身份，进入文教局成立的“延川县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搞编剧。
为培养王卫国，曹谷溪几乎每次下乡采访，都想法带上他，让他开阔视野。1970年盛夏的一天，曹谷溪带王卫国到新胜古大队采访，曹谷溪背个海鸥照相机，王卫国背个黄挎包，两人骑一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出发了。在那次富有浪漫与神奇色彩的采访活动中，王卫国跟曹谷溪学习采访，学习照相，也学习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俩站在黄河畔的石崖上，背倚苍茫而高峻的黄河峰峦，俯视着秦晋大峡谷中滔滔不息的黄河水，顿时有了一种诗意，有了对未来的自信和向往。他俩在这里自动拍摄了一张二人在黄河畔大笑的合影照。这张合影照，是路遥生前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因为它定格了永恒的青春、理想与友谊。1992年9月，路遥因肝硬化腹水，由延安地区人民医院转院到西京医院。转院前，他要曹谷溪把这张照片放大一张给他。曹谷溪把这张照片冲洗放大好后，专门送到路遥病房。它伴随着路遥走完了四十二年有限生命中的最后七十二天！
王卫国去新胜古大队采访活动的收获是，他在《革命文化》上发表的《我老汉走着就想跑》，被曹谷溪推荐发表在新胜古大队的黑板报上。后来，这首诗歌又被曹谷溪推荐到1971年8月13日的《延安通讯》上发表。这也是王卫国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刘凤梅回忆说：“1970年3月，我参加了工作，离开了延川。一天，路遥给我来了一封信，他说：‘我的一首诗在《延安报》（即当时的《延安通讯》——笔者注）上发表了，你可以看看，这首诗虽然写的不怎么样，但它是在它的母亲如此的境遇中问世的，也许还是值得欣慰的。’这是路遥走向文学之路跨出的第一步。”
王卫国当时不光跟着曹谷溪到处采访，更在曹谷溪那里借书苦读。曹谷溪的私人藏书很多，有普希金、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一大批俄苏著名作家的著作，有歌德的《浮士德》、惠特曼的《草叶集》、泰戈尔的《飞鸟集》，还有裴多菲的诗选集……王卫国找到这个“藏宝洞”后，每次都到谷溪宿办合一的窑洞里，借几本名著苦读。但王卫国又是个粗心之人，经常弄丢书本。书在哪里看完，这本书就放到哪里去了，离开后就再也想不起来了。曹谷溪也经常苦口婆心地说他丢书的毛病，可他却是屡训屡犯……
当然，真心帮助王卫国的不止曹谷溪一人。1970年，延川县革委会党校组织人参观榆林地区学大寨先进县吴堡县，党校校长白光明与老师黄殿武，借口王卫国能做记录，就带上他到吴堡参观。王卫国在吴堡县黄河铁桥上步行，联想到“车过南京桥”；在榆林城边钻进沙柳丛，产生《塞上柳》的灵感。于是，他在榆林招待所里一气呵成，创作了诗歌《车过南京桥》和《塞上柳》。
王卫国的这两首诗，首先在延川县文化馆油印期刊《革命文化》上发表。当时，发表文章时要对作者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王卫国正在交代问题期间，为了避嫌，馆长建议他用个笔名。王卫国想了一阵，决定用“缨依红”的笔名。王卫国与北京知青林虹正在热恋中，取名“红”字，有表达爱情之意。
但是，这两首诗最终不是以“缨依红”的笔名发表，而是以“路遥”笔名发表的。当时，从西北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延川县永坪中学任教的诗人闻频，由于文艺创作成绩突出，被县里抽到“县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搞创作。一天早饭后，他到县文化馆闲串，县文化馆文学干事吴月光正编《延川文化》，对闻频说：“这里有一篇稿子，你看看写的怎样？”闻频接过稿子，是《车过南京桥》的诗歌，署名“缨依红”。他被作者的才情打动了，连声夸赞写得好。吴月光见闻频很满意，便说：“作者就在外边，你见不见？”闻频自然想认识一下作者。他和吴月光走到院子里，见到一位大约二十来岁的男青年。闻频指着书稿上的署名问：“这是你的笔名吗？”男青年没说话。闻频说：“笔名，一般要求独特，好念，好记……你另想个别的名字怎样？”男青年说：“好。”他接过诗稿，略加思索后断然写下“路遥”二字。闻频说：“好！这个名字好！路遥知马力。”王卫国的“路遥”笔名就这样诞生了。署名“路遥”的《车过南京桥》在《革命文化》上刊出不久，陕西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群众艺术》杂志也选载了这首诗。
闻频是位多才多艺之人，也是延川县当时屈指可数的几位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的科班学生。他的话对于一位初涉文坛的毛头小伙来说，可谓字字千钧。新时期后，闻频当过陕西省作家协会《延河》杂志的副主编，成为全国知名的抒情诗人。
《车过南京桥》也好，《塞上柳》也罢，这些诗歌还很稚嫩，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但这毕竟是第一次以“路遥”的笔名公开亮相。这位在政治失意后钟情于缪斯的小伙子，决心手握柔弱的文学之笔，向这个爱恨交加的世界发起文学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