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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嘉、隆之际，李攀龙主盟文坛，为“后七子”的领袖人物，诗名高于当代，影响及于清初百有余年。自明代以来，对其诗歌的评价即毁誉参半。誉之者说他起衰救弊，功德盖世，毁之者说他拟古剽窃，贻害无穷。评论者或执其一端，不及其余，或拘于门户，故甚其辞，都失之偏颇。随着文学研究的深入，关于李攀龙及其诗歌的研究也逐渐为人们所重视。李攀龙一生创作了一千三百八十余首诗，其中艺术性较高、向为人赞誉的近体诗约占三分之二。为使读者全面了解李攀龙这位诗人，本书编选了李氏各体诗歌二百四十一首，其中近体诗一百九十四首。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因家近东海，自号沧溟，人称沧溟先生。其一生的文学活动，大体与其仕宦生涯相终始。今以其居家为界，分为四个时期。
李攀龙出生于日益衰败的富商之家，其青少年时期是在家乡济南度过的。其父李宝通过捐纳成为德王府的膳食主管，“善酒，任侠，不问家人生产”
，且在攀龙九岁时就死掉了。其父死后，其母张氏不为祖母所容，分家析产，迅即沦落为贫民。在其幼时，“家徒四壁立”，依靠母亲张氏纺织艰难度日，“率日一饭，即再飧，必鲜饱”
。其母为使其成才，将家迁于学宫附近，令其就近请教塾师，“伏腊行经师脩，脱簪珥取给焉”
。攀龙发奋苦读，十八岁入县学为诸生，并取得府学廪生资格。在这一时期，李攀龙与同邑殷士儋（后为内阁大学士，有文名）、许邦才（后为王府长史，济南诗人）结为知交；三人情趣相投，终生为友。当时县学和府学都在今大明湖南偏，殷氏居趵突泉西侧，许氏家大明湖旁水村；大明湖、趵突泉，成为李攀龙等常往聚会、读书和流连之处。湖泉之上，林木苍翠，景致优美，唐、宋以来的诗人李白、杜甫、苏轼、曾巩、苏辙、赵孟
、元好问、张养浩、边贡等均曾游历并留下优美诗篇。李攀龙徜徉其中，俯仰湖山，领略泉音柳韵，触摸前代诗人的诗心诗境，切磋诗艺，陶冶情性，对其诗歌情趣的形成自然有重要影响。
李攀龙自幼疏狂任放，不乐受人约束。入书塾而“耻为时师训诂语，人目为‘狂生’”
。“唐宋派”的文学家王慎中督学山东，“奇于鳞文，擢诸首”，但他更加讨厌时师训诂学，间或吟诵古诗文，同学诸生都说他是“狂生”，而他却夷然不屑地说：“吾而不狂，谁当狂者！”
明代科举要求科考“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
，儒家的《四书》、《五经》便成为士子的必修课，宋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便成为书塾讲授的主要内容，而八股文则成为士子科考的主要形式。枯燥无味的经训内容，固定、呆滞的八股文形式，将士子引向仕途，也成为钳束其思想的绳索。李攀龙所吟哦的“古文辞”，即与“时文”（八股文）相对的古代诗文。自明中期以来，“前七子”李梦阳等标举“古文辞”，提倡文学复古，反对宋明理学的钳束，在死寂的文坛掀起狂风巨澜，而追随者却被人目为“迂”为“狂”。李攀龙所“厌”的虽只是塾师对经文枯燥的训释，而非八股取士的制度，但他所爱好的“古文辞”却代表着人们挣脱理学思想钳制、争取人格独立的进步倾向。由此可见，李攀龙诗文主张的形成其来有自，非在一朝一夕之间。
李攀龙由科举进入仕途，任职刑部、出守顺德、提学陕西，为其人生的第二个时期。
嘉靖十九年（1540），李攀龙中乡试第二名；嘉靖二十三年（1544），赐同进士出身，试政吏部文选司，为其入仕之始。第二年，即嘉靖二十四年，“以疾告归”
。李攀龙是否有疾，以及为什么刚刚入仕旋即告归，已不得而知，从有关资料看，可能是因其母而归
。归家一年，李攀龙发愤读书，“盖文自西汉以下，诗自天宝以下，若为其毫素污者，辄不忍为也”
。这说明李攀龙文学复古的思想酝酿并逐步形成，为其一生文学活动奠定了基础。
嘉靖二十五年（1546），李攀龙返京，充顺天乡试同考官，次年授刑部广东司主事。这一期间，王世贞、吴国伦、徐中行、宗臣、梁有誉等先后进士及第。李攀龙与王世贞先在李先芳诗社相识、定交，后在王世贞等的拥戴下，成为“七子”领袖。王世贞忆述说：“于鳞既以古文辞创起齐鲁间，意不可一世学。而属居曹无事，悉取诸名家言读之，以为：纪述之文厄于东京，班氏姑其狡狡者耳；不以规矩，不能方圆，拟议成变，日新富有；今夫《尚书》、《庄》、《左氏》、《檀弓》、《考工》、《司马》，其成言班如也，法则森如也；吾摭其华而裁其衷，琢字成辞，属辞成篇，以求当于古之作者而已。”这与时风大相径庭。当时士人为求取功名富贵，大都埋头章句，读《四书》、《五经》，练习八股文，而对古代诗文知之甚少。因此，认为“于鳞师心而务求高，以阴操其胜于人耳目之外而骇之；其骇与尊赏者相半”，但对其诗歌创作，“则心服靡间言”。正是在这一时期，李攀龙的诗歌主张正式形成，即所谓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继“前七子”揭举文学复古的旗帜，并在创作上专事模拟，“句得而为篇，篇得而为句”，以“所称古作者其已至之语，出入笔端，而不见迹”
为进入妙境；所作拟古乐府，即为这一主张的具体实践。
今存《沧溟集》中之《古乐府》共二百一十余首，约占其全部诗歌的百分之十五。这些诗歌非一时一地之作，哪些为在京作品，已难考订。诗前有序，说明他所主张的模拟，有如西汉初年胡宽在长安营建新丰，“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鹜于通涂，亦竞识其家”，即不求神似，但求仿佛。其诗或易汉乐府字句而成篇，如易句而为《垓下歌》，易字而为《翁离》，捃摭《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为《陌上桑》，文词古奥、板滞，内容陈腐支离，令人难以卒读。今天看来，这部分诗歌，应是《沧溟集》中的糟粕，历为人所瑕疵，而当时为“名家胜流”的王世贞高自称引，“羽翼而鼓吹之”
，并因此而声望鹊起，“名乃籍甚公卿间”
，岂非咄咄怪事！而如考察一下李攀龙所处的时代及其文学状况，对其赢得士林拥戴就会找到合理的解释。明初以来，以阁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歌统治诗坛，其诗大都为应酬、题赠之作，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啴缓、虚浮，窒息了诗歌的发展。一般仕禄之徒，仕前汲汲于八股文，仕后为逢迎应酬而仿效台阁体，致使流弊漶漫诗坛百有余年，给正宗诗文的发展带来深重危机。正德、弘治间，“前七子”揭举于前，嘉靖、隆庆间，“后七子”倡和于后，其矫正文风、挽救正宗诗文的用心，自然会赢得士林的支持。因此，对这部分诗歌的现实意义与后人评价，应分析对待。从今天看来，李攀龙这一时期所作拟古诗多无可取，而于友朋赠答之作中则时见新意。其中部分近体诗，或抒写诗文抱负，或抒发乡关之思，大都对仗工稳，较有艺术性。
嘉靖三十一年（1552），李攀龙随侍其母归济南，梁有誉以念母告归，谢榛于七月离京，王世贞借出差于是年冬返里。次年，李攀龙出守顺德。从此“七子”星散各地，再未聚会北京，彼此只能借助诗文相联系了。
李攀龙入仕的前一年，即嘉靖二十二年（1543），权奸严嵩入内阁，并从此专擅朝政二十余年。严嵩父子利用嘉靖皇帝的昏庸，专横跋扈，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朝廷内外官员的黜陟进退，生杀予夺，都由其决定。一般士大夫趋附严嵩，凡不顺从或弹劾其罪恶者，轻者遭贬外放，重者惨遭屠戮，以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李攀龙在京八年间，大学士夏言、大将曾铣、兵部尚书丁汝夔、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等先后被杀，斥逐外放、削籍归里者，更是难以胜计。“七子”中的王世贞、吴国伦、宗臣，或因同情杨继盛，或因事相忤，也遭贬外放。李攀龙在京自称“傲吏”，“落拓杜门”，“稍类强直”
，不结交权贵，不党附严氏，虽因名声籍籍而未曾遭害，却淹滞郎署不得升迁，终于外放为顺德知府，使其跻身廊庙的政治抱负遭到沉重打击。
嘉靖三十二年（1553），李攀龙出守顺德（今河北邢台）。京官外放，情同贬谪，其情绪之低落可知。但是，当其赴任途中看到顺德灾情，“自京畿千里，莩骼蔽野，而御人白日”
，又深感责任重大，反倒为自己缺乏治理经验而担忧了。自上任之日起，他为民请命，兴利除弊，官清讼息，其政绩赢得上下交口赞誉。李攀龙在顺德官声大振，其诗文创作也进入旺盛时期。其诗多为近体，内容可分为赠答抒怀、山水纪游、关心时政三类，大都对仗工稳，用典精切，在艺术上多有可取。其中如《春兴》、《登黄榆、马陵诸山，是太行绝顶处》、《于郡城送明卿之江西》等，历为人所称道。
嘉靖三十五年（1556），李攀龙擢为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在其赴任之后，自夏至秋，风尘仆仆，“历西、延、平、庆等处，往还四千余里，考过府、卫、州、县生童六十余处”
，热情洋溢，本想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一批人才，在任内做出一番成就。今《沧溟集》中存有测试生童所拟试题，如《问西安三学诸生策》、《问华渭诸生策》，都有现实针对性，与当时一般测试经书不同。但是，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督抚陕西的山东东阿人殷学，挟势倨傲，“以檄致于鳞，使属文”，激怒了秉性孤介的李攀龙，他当即拒绝：“副使，而属；视学政，非而属也！且文可檄至耶？”同时送去《乞归公移》，说自己因视学劳苦，忽成泄痢，痔疮也复发了，无法临卷，请求致仕归里。未待批复，即“拂衣东归”
。乍一看，李攀龙似一时冲动，发书呆子脾气，而从《拂衣行答元美》、《岁杪放歌》、《春日闲居》等诗看，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在。在攀龙入陕的前一年，即嘉靖三十四年，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杨继盛因弹劾严嵩下狱论死，王世贞、吴国伦、宗臣或因为杨敛尸、赙送，或因有忤严嵩，而分别遭贬外放。以才自负、常思跻身廊庙的李攀龙，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严嵩倒台，隆庆起复，即是明证。他在诗中说“潦倒竟全身”
、“风尘且避喧”
，全身避祸，高自远引，应都是真心话。但是，若非下大决心，在其官运亨通之际，未得复旨，他也不会自行东归的。依例，在朝大臣年老致仕回籍，称为“予告”，表示优礼；凡予告者，均可起复任用。而李攀龙一非朝臣，二非年老，不得“予告”。如自行离职，永不录用。而终因李攀龙名声太大，吏部惜其才，为特请予告。嘉靖朝前，只有“前七子”中的何景明享受过这一待遇。李攀龙在陕前后不到二年，视学途中曾作有纪行诗，其中以《杪秋登太华山绝顶四首》最著名。
自嘉靖三十七年至隆庆元年（1558—1567）十年间，李攀龙隐居家乡济南，“自时厥后，操海内文章之柄垂二十年”
，是其诗歌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也是其影响不断扩大的时期。其间所写诗文殆占《沧溟集》之大半，而诗歌也以近体为主。
李攀龙在归家的第二年，即嘉靖三十八年（1559），在历城（今济南历城区）东郊其故居附近筑白雪楼，以为隐居之处。楼在鲍山与华不注之间，前瞻泰麓，后倚黄河，山川环抱，景物清幽，实为山水形胜之地，“每一登临，郁为胜观”
。楼名取自宋玉《对楚王问》一赋中“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之意，表明其孤高自许、不同流俗的生活态度。《白雪楼》诗云：
伏枕空林积雨开，旋因起色一登台。大清河抱孤城转，长白山邀返照回。无那嵇生成懒慢，可知陶令赋归来？何人定解浮云意，片影漂摇落酒杯。
他自比于龙性难驯的嵇康和贞亮高节的陶渊明，浮云富贵，宁折不屈，可见他当时的心态与追求。
白雪楼成，李攀龙杜门谢客，优游于济南湖山之间，达官显贵“绣衣直指，郡国二千石，干旄屏息巷左，纳履错于户”
，一概戒绝门外；凡请数四，不幸一见。与其往来者，除诗坛旧友、门生故旧外，只与髫年好友殷士儋、许邦才过从密切。据王世贞称，李攀龙休居后，“乃差次《古乐府》拟之，又为《录别》诸篇及它文益工，不胫而走四裔”
。但后之论者对这些兴会索然、神明不属的拟作大都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元美所标榜，颇失之太过”
。而这一时期，所写抒情言志、描绘家乡山川秀丽风光的近体诗，则清新可读，不乏名篇佳什。从诗的内容看，大体可分为休居之初、休居中期及晚期三个时期。
休居之初，李攀龙的诗歌主要有两类内容：一是向友人说明辞官归家之由，一是写归休后的生活及心境。因其辞官太突然，出乎人们的意料，就连知己朋友如王世贞者都觉得不可理解，《拂衣行答元美》、《答许右史》、《春日闲居》等诗，反复说明他因不肯折腰事人、全身避祸而学习前代圣贤避世隐居，所谓“闲居堪避事，称病足逶迤”
，所谓“五柳
湖滨，先生隐是真。文章堪侧目，潦倒竟全身。何必论交地，长须纵酒人。即令东蹈海，断不混风尘”
。李攀龙所“避”之事，未能明言，而“称病”则为遁词。从其初归强言欢笑的诗篇中，可体味到他的郁愤不平及难言的酸苦。《岁杪放歌》云：
终年著书一字无，中岁学道仍狂夫。劝君高枕且自爱，劝君浊醪且自沽。何人不说宦游乐，如君弃官复不恶。何处不说有炎凉，如君杜门复不妨。纵然疏拙非时调，便是悠悠亦所长。
初归岁终，心情尚未平静，自慰自叹，自怨自艾，语似旷达，心实酸苦，道出初归时的心境。“身经畏途色不动，心知世事口不论。自顾平生为人浅，羡君逃名我不免；自怜垂老尚凭陵，羡君混俗我不能。有酒便呼桃叶妓，得钱即饭莲花僧”
，不与世事，逃名世外，坚不苟合，纵酒任放，便是李攀龙初归时的生活态度。“罢来诗惨淡，卧久兴凄清。”
家居日久，即觉寂寞难耐。奸臣弄权，朝政昏暗，起复之期渺茫，遂感年华易逝，有志难酬：“每逢河朔饮，辄忆广陵涛。气色含佳句，流光逼浊醪。兴缘知己尽，名岂罢官高！髀肉看如此，何论长二毛！”
因此，秋日闻蝉声而心哀，冬日拥褐而感孤独；凄风苦雨之中，独倚楼头，不禁感慨屈、宋难达，巢、由难期，只有清斋抱病，自怜幽独了。
李攀龙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转而沉浸在家乡湖泉山川的优美风光之中。大明湖荡舟，千佛山赏菊，趵突泉吟诗，宿开元寺，访神通寺，游龙洞，登华不注，济南随处都有他的游踪诗迹。其纪游诗虽时而也有悲苦之音，而大部分则清新流畅，热情奔放，表现出他对家乡、对生活的热爱之情。“湖上青山绕郭斜，翠微深处半人家”
、“二月城头柳半黄，金枝袅袅挂斜阳”
的大明湖，“松杉半壁浮云满，砧杵千家落照多”的千佛山
，“树杪径回千涧合，窗中天尽四峰连”的玉函山
，“空潭忽散三峰雨，暗穴常吹半夜风”、“望去天回双阙迥，坐来云尽一峰高”的龙洞
，“二水遥分清渚下，一峰深注白云孤”的华不注
……在其笔下大明湖的袅袅柳丝，华不注披雪而立的峻洁形象，开元寺的幽深，龙洞的奇绝，三川风光的旖旎，都生动鲜活，令人如临如睹。
在故乡山水中诗酒流连的李攀龙，虽自称“岩穴隐逸”，自云不与世事，而实则未忘世情。家居的第二年，即嘉靖三十八年（1559）春，吴国伦由江西按察司知事再贬为南康推官；这年七八月间，王世贞之父为严嵩及其党羽构陷入狱，世贞自劾辞官，赴京侍奉父亲。嘉靖三十九年秋，宗臣死于福建任所；这年十月，王世贞之父王忬被杀。种种件件，都牵动着李攀龙的心。友人的不幸遭遇，更加重了他对朝政的失望。他同情与支持他们，并写诗加以慰勉。宗臣客死异乡，王忬惨遭杀害，都使其悲愤至极，写下《哭子相》、《挽王中丞》等动情的诗篇。
嘉靖末年，严嵩父子渐渐失势，并先后死掉。朝中大臣，特别是督抚山东的大员，极力向朝廷推荐，这点燃了李攀龙复起的希望。“自从移疾后，谁谓主恩疏？每及山林士，天颜满荐书！”
是哭笑不得的自嘲，而“此去但承明主问，不妨才子更长沙”
，则直接要求友人予以推荐了。乍看李攀龙的这些表现，似与其归休初志相违背，而其实他诗中虽屡称巢、许，自比五柳，却一直以“逐臣”“迁客”自视，所谓“憔悴江湖上，行吟雨雪寒。不逢渔父问，谁作楚臣看！”
他希望有朝一日，受到天子垂顾，重返京都，再有一番作为：“枥下长风万里生，谁怜汗血老无成？若教一奉瑶池御，八骏如云不敢鸣。”
隆庆帝即位，不少受严嵩迫害的官员复出，李攀龙也对新朝充满期待。他对别人说：“不难于不出，而难于出。”
可见他在选择重出的恰当时机。
李攀龙辞官家居，杜门谢客，使其名声愈来愈高，一些达官显贵以得其接见为荣，学人士子更以得其品评为高。因此，自其居家的第三年山东巡抚朱某向朝廷推荐始，历任巡抚均有荐书，但在嘉靖朝却一直未有反应，直到隆庆改元（1567），才起复为浙江按察司副使。当邸报送达白雪楼时，他连打发报子的赏钱也拿不出，“乃先太恭人捐簪珥而犒邸走”
；让老母卖首饰来打发报子，可见李攀龙当时生活何等的困窘。
“十年君所见，已分老蓬蒿”
，仕宦之心，日渐消磨，而征召命下，又唤起他从政的热情。“十年称病客，击楫在楼船”
，白发壮游，未尝不使其振奋，而宦途险恶，又使其充满疑虑；“世事弹冠难自料，风尘容易是抽簪”
，出处进退之间，内心充满矛盾。而“黾勉抵浙，百违初心”
，悔仕之情溢于言表。但当其就任之后，见到与戚继光合力抗倭的名将刘显即倾盖相交，视同知己；海上阅兵时，见以“戚家军”为主体的抗倭军将“纪律森严，士气距跃，技艺精真，可蹈水火”
，以为国家振兴有望，便抑制不住激动的情怀，挥笔写下《大阅兵海上四首》。此后与诗友徐中行在杭州诗酒留连，时而流露出悔仕的心情，大概是因为官场黑暗，难以苟合之故。这一期间，李攀龙诗作渐少，而书牍较多。
隆庆三年（1569）春，李攀龙迁官布政司左参政，奉万寿表赴京入贺，途中回家探母；返程“过家觐省，将南，寻升河南按察使”
，便奉母携家一同赴任。河南士大夫听说之后，“鼓舞相庆”，而李攀龙也“摧亢为和，圆方互见，其客稍稍进”
。令李攀龙高兴的是，髫年好友许邦才任职周王府也在河南。“谁擅梁园作赋才？只今枚叔在平台。春风好为传消息，恰是相如汉署来。”
他自比司马相如，把邦才比作枚乘，其以诗文自负之情可见一斑。这时的李攀龙已被公认为文坛宗匠，请其评骘，或请其文墨，或请其为先人撰写墓志铭者纷至沓来，故其间诗少而文多。作为诗人，其诗歌创作进入衰微期。
到任四月，老母病故，李攀龙扶榇归里。本来病弱，加以哀毁过甚，其母周年祭过后不久，便猝然去世。
李攀龙以诗歌名世，其诗歌诸体皆备。其中艺术性较高，向为人所称道的是近体诗。近体诗占李氏诗歌的三分之二，评价作为诗人的李攀龙，理应以这部分诗歌为主。
李攀龙近体诗中，五言律数量较多，在艺术上“体虽宏大，而警绝者少”
，然也不乏自然流畅之作。“古寺马蹄前，荒山断复连。阶危孤石倒，崖响乱泉悬。乔木堪知午，回峰半隐天”
，写荒山古寺的景象；“五十江湖客，风尘一事违。渔樵供药饵，雨雪偃荆扉。白发诗篇苦，清斋病色微。平生拼纵酒，今日不知非”
，写其病苦无聊而又负气自傲的心境，都十分真切生动。其七言律绝，一向评价较高，这类诗虽极力规步唐人，而气骨风神自具，自是一代大家手笔。如果说这部分诗歌对明代萎靡诗风“有起衰之功”，似不为溢美。如《于郡城送明卿之江西》：
青枫飒飒雨凄凄，秋色遥看入楚迷。谁向孤舟怜逐客？白云相送大江西。
明卿即吴国伦，他因倡议赙送为奸相严嵩冤杀的杨继盛而遭贬外放，途经顺德，李攀龙为其送行。在明卿外放时，“七子”已无在京者。当年“七子”聚首京华，怀着改革时政和革新文风抱负，志意昂扬，是何等景象？而今纷纷被贬，星散各地，李攀龙此时又是何等心情？“青枫飒飒”两句，以凄风苦雨把他对挚友救助无力、无以相慰的苍凉心境和无以名状的纷繁离绪婉婉道出，缠绵低回，深沉而含蓄。“谁向”二句振起，倾诉出对明卿高尚品格的肯定及其高尚行为的理解、同情，并以“白云”一语借楚地秋日典型景物，谓寄心白云与之相伴，患难与共。诗借景抒情，缠绵之中充溢着豪气，风神高迈而情致婉转，朴实无华而又意蕴深厚，确为送行一类诗歌的上乘佳作。其他，如《初春席上赠茂秦》、《塞上曲送元美》、《送子相归广陵》等，在艺术上也都各有千秋。李氏纪游写景诗也有不少名篇，如《登黄榆、马陵诸山，是太行绝顶处》四首、《杪秋登太华山绝顶》四首等。《杪秋登太华山绝顶》一诗，将华山的险峻、神异，绝顶景象的开阔、壮美，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其中第二首云：
缥缈真探白帝宫，三峰此日为谁雄？苍龙半挂秦川雨，石马长嘶汉苑风。地敞中原秋色尽，天开万里夕阳空。平生突兀看人意，容尔深知造化功。
而家居期间对济南大明湖、千佛山、华不注、龙洞、朗公谷等景胜的生动描绘，更令人如临如睹。如《神通寺》：
相传精舍朗公开，千载金牛去不回。初地花间藏洞壑，诸天树杪出楼台。月高清梵西峰落，霜净疏钟下界来。岂谓投簪能避俗，将因卧病白云隈。
神通寺在济南南郊，泰山北麓，玉符河（锦阳川）畔，即山建寺，规模雄伟，风景秀丽，为北朝以来的佛教名刹。诗将美丽传说、神通寺的宗教气氛与现实感受交融在一起，写出它的神奇、雄丽、清幽及对人的感染，真切、生动，表现出此类诗歌典雅高华、意境开阔的特点。家居时期，是李攀龙诗歌艺术日臻成熟的阶段，研究其诗应予特别关注。
明代中期内忧外患，危机深重。李攀龙关心时政，写有不少忧时念乱的诗歌，其中尤以关心边事、颂扬抗敌御边的爱国将领之诗写得最为动人。至于在朝廷内部尖锐的政治斗争中，他也以诗斥奸励忠，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如《春兴》、《大阅兵海上四首》、《挽王中丞》等。
关于李攀龙的近体诗，王世贞说“五七律自是神境，无容拟议。绝句亦是太白、少伯雁行”
，不免有溢美之嫌，胡应麟等人的批评则较为客观。胡应麟属于“后七子”诗派中“末五子”之一，他评价诗歌比较注重诗歌的艺术性，对诗风转变之后的王世贞推崇备至，而对李攀龙则不无微词。他从同时代相比较的角度，认为李氏“七言律绝，高华杰起，一代宗风”，病在“属对多偏枯，属词多重犯”
。许学夷从诗体发展的角度，认为“于鳞七言律，冠冕雄壮，诚足凌跨百代，然不能不起后进之疑者，以其不能尽变也”
。胡、许二人的评论在明清时期颇有代表性。如执其拟古不及其余者如钱谦益，所转录别人评论说“绝句间入妙境”“七言律最称，高华杰起。拔其选，即数篇可当千古”，而病在“格调词意，不胜重复”
，与胡、许意见近似。
李攀龙作为嘉、隆之际诗坛盟主，其文学活动及其创作，都应结合那个时代，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进行考察。以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等前后七子发动的文学复古运动，是明代中期要求变革的社会思潮的一部分。李攀龙、王世贞等提倡文学复古，形成一个诗派，似不仅仅是文学情趣的契合，从其表现来看，有着明显的政治因素。“七子”有共同的政治倾向，也都有改革时政的抱负，并有大致相同的仕宦经历。他们的疏狂任放，及其对人格独立的追求，也分明有张扬个性、冲破思想禁锢的积极因素。李攀龙不止一次说“文辞相矜，不达于政，虽摛藻如春华，何益于殿最”
。要求诗文“达于政”的主张并不新鲜，强调“悯时政得失，主文而谲谏”
，亦属陈词，而在当时却有十分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李攀龙关于诗文创作的言论里，非常强调诗歌的“言情”特点和“移情”的感化作用，指出“诗可以怨，一有嗟叹，即有永歌，言危则性情峻洁，语深则意气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摈弃而不容之感，遁世绝俗之悲”
。李攀龙继“前七子”倡诗歌主情之说，力图恢复诗歌的抒情传统，对诗歌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李攀龙也十分强调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反对把文学视同理学的附庸，赞赏“前七子”领袖李梦阳“视古修辞，宁失诸理”
的主张，认为“里巷之谣，非缘经术，《招隐》之篇，无涉玄旨，义各于其所至，是诗之为教也”
。显然，他所阐述的“诗教”，要求诗歌摆脱经学的束缚，赞赏民歌艺术，给文学以重新定位，都符合文学发展的方向。从李攀龙有关文学艺术的言论看，他所标榜的“复古”，实则是为改革当时萎靡文风，挽救正宗诗文的危机，其文学主张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斯不足怪。只是在封建社会日渐衰微的明代中叶，李攀龙等希图通过“文取西汉，诗规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唤起人们对汉唐盛世期待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他无力起封建社会之衰，也无法救腐朽的明王朝之弊，并因其在诗文创作方面盲目尊古和一味拟古，也使正宗诗文日益失去创造性的生机和活力而更趋衰微。这是李攀龙所难以预料、也无法预料的历史发展大势。
总之，李攀龙作为明代“后七子”领袖，主盟文坛数十年，其影响不容忽视。就其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看，他虽与“前七子”前后倡和，而蹊径已自不同。其诗歌创作在许多方面已突破复古派的见解，在艺术上取得较高成就，对后世有积极影响。至于后起之拟古与形式主义的诗作，拾复古派之余唾，每况愈下，虽为其流弊所致，但不应概由李攀龙负责。其在嘉、隆之际，被尊为宗工巨匠，迄于清初“家有其书，人耳其姓字，传诵其流风遗韵不衰”
，自为一代诗文大家。约在明末，日本江户时代初期，《沧溟集》与李梦阳《空同集》同时传入日本，后又有李攀龙的诗文选集在日本流传。
李攀龙的部分诗歌，在其生前曾由济南知府魏裳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结集为《白雪楼集》，其全部诗文，在其逝世后，于隆庆六年（1572），由其好友王世贞整理刊印，共三十卷（诗十四卷，文十六卷，附录志传表诔为一卷），张佳胤作序（简称“隆庆本”）。万历三年（1575）重刊隆庆本，有胡来贡序（简称“重刻本”）。万历三十四年（1606），陈陞翻刻隆庆本（简称“万历本”）。此外，明本尚有张道弘校本（简称“张校本”）、佚名残本（简称“佚名本”）。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李攀龙九世孙献方将家藏隆庆旧版献出，交由其师、济南学者周乐，周氏又得济南藏书家李秋屏藏本，约请济南学者花寿山、王德容校勘、付梓，是为清刊本（简称“道光本”）。自明清以来，李攀龙诗文选本甚多，如明宋光廷《李沧溟集选》（传入日本，有日本书林向荣堂刻本）、日本近江宇鼎《李沧溟近体诗集》二卷（日本宝历间刻本）。其他，如《明四子诗集》本选录《沧溟诗集》十四卷，《盛明百家诗前编》本《李学宪集》一卷，《盛明百家诗后编》选录《续沧溟集》一卷，清姚佺、孙枝蔚《四杰诗选》本选录《沧溟集选》，清朱彝尊《明诗综》、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宋弼《山左明诗钞》等亦选录李攀龙部分诗歌。“道光本”是今见诸本中错讹较少的一个本子，为李伯齐《李攀龙集》（点校本，齐鲁书社1993版）校点李攀龙诗文的底本；本书据《李攀龙集》编选，不出校语。
关于李攀龙的年谱和作品编年，可供参考的资料不多，笔者曾撰有《李攀龙行年考略》（《李攀龙诗文选》附录二，济南出版社1993版），为了方便读者参考，我们尽量在题注中略加推参。对所选作品一般不加评论，而对前人评论则尽量引用，以便读者参考。
李诗用典较多，又因其有意规摩唐诗，注释尽量将原典及有关唐诗注出，力求详尽、准确。为便于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一般先译述句意，再释字词，难字注音。
本书附《诗评辑要》及《行年事迹考略》。《行年事迹考略》，为在笔者《李攀龙行年考略》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在选注过程中，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周绚隆先生的大力支持和杜维沫先生的细心审校，谨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学力所限，选录和注释都难免错谬，恳望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李伯齐
2005年7月1日于山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