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那个把女朋友抱起来扔到江里去的新闻时，我们全都很淡定，这么荒唐的事绝对不是我们家子辰干得出来的，据说现在叫子辰的人全国有三千多个。

我和姐姐还专门在电话中感叹过，别说是两个恋爱中的人，就算是自己家的布偶女孩，也不能够啊。姐姐还说，下次见了子辰，一定提醒他，今后谈恋爱，别动不动就往桥上跑，水边是最出鬼气的地方。

直到派出所的人找到姐姐，出示了身份证、照片，以及其他一切能证明那个子辰就是姐姐的独生儿子李子辰的时候，我才感到，多年前那种黑云压顶的感觉终于又逼上来了。

当年，我们中间最优秀的弟弟、我们家族的希望之星冉冉升起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地生出过一股不祥之感，越过众多膜拜的头顶，我隐约看到远方飘来一片不怀好意的黑云，它有明确的目标，它就是冲我们家来的，但我没敢说出来，因为光是这一闪念，就已经很不吉利了。我从小就被教导，人的嘴上有一把锁，不要轻易打开，打开可能放出魔鬼。我还分析自己，我大概天生就是那种凡事先往坏处想的悲观者、可怜虫，等结果出来时，要么喜出望外，要么早有心理预设，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子辰比我的儿子小博只大一岁多，各方面条件都决定了他们应该格外亲密，宛如亲兄弟，实则不然。有一年，刚上小学三年级的子辰来我家做客，跟一年级的小博一起玩游戏，玩到酣处，突然一把掀翻小博，抱起游戏机，一个人霸着玩。小博不服，照他腿上踢了一脚，他抓起小博的衣领，把小博逼到墙上，抡起拳头就往脸上砸，害得小博去医院缝了五针。我非常为难，我想我应该向姐姐举报子辰的暴力行为，但与此同时，我又觉得是自己照管不力，我应该把事情控制在他打人之前，想来想去，我没有将这事告诉姐姐。自从那年爸爸出事以后，身为第二梯队家长的姐姐，迅速跃居一线，颇有撇开我们的无能妈妈大权独揽之势，新官上任三把火，包括妈妈在内，我们几乎天天看她脸色，后来我们慢慢都长大了，她还是没能卸掉责任感和使命感，继续呕心沥血地维持着她在这个家的一把手威严，对我们几个长大成人的弟妹，动辄吼叫呵斥，对自己年幼的儿子更是坚信“说的风吹过，打的铁膏药”，老师点名了，回家要打，留校了，更是要打，哪次考砸了，除了打，还要撕本子撕书，有一次他扯断了女同学的书包带子，姐姐不问青红皂白，拿起擀面杖追着打，直到把子辰的屁股捶得像两颗咸鸭蛋才住手，边打还边骂他是个小流氓。因为我的不举报，子辰和我的关系从此有了某种默契，他妈妈说什么他未必听得进去，我要是说了什么，他多半没有异议。至于小博，他跟子辰再也亲密不起来了。所以，当我第一次听到那个消息时，心里其实是咯噔过一下的：不会真的是他吧？

出了这事我们才知道，原来子辰已经有了个女朋友，都同居两年多了，目前女孩子似乎正有移情他处的迹象。

他什么都没跟我说，我一点都不知道。我要是知道肯定要给他打预防针的，多大点事啊，谁一生只谈一次恋爱呀。恐惧和焦虑完全控制了姐姐，她大睁着两眼，连流泪这事都想不起来了。

姐姐开始没头没脑地收拾东西，无论如何，她要迅速赶过去，看看子辰，见见人家女孩子的父母，给人家下跪，让人家泄愤，谁让她生出了这种儿子呢？求情的话就不用说了，怎么说得出口。

她要求我陪她去，这是自然，姐姐是家中最大的孩子，在她之后，我们家连续夭折了两个，到我出生时，她已经可以为父母分点忧了，因此姐姐在我心目中，从来就不是孩子，而是仅次于母亲的家长。是的，她比父亲还管用，父亲动不动就从家里失踪了，她则可以像母亲一样，常年坚守岗位。现在，姐姐老了，而我正值壮年，理应由我来当她的家长。除了这个因素，就个人素质而言，姐姐也不适合抛头露面，奔走呼号，姐姐唯一的工作经历就是在棉纺厂干过几年挡车工，子辰还没长大，工厂就倒闭了，她后来再没工作过，当然也没闲着，整天风风火火，咋咋呼呼，但认真说起来，竟没一个人说得清她到底在忙些什么。

因为这事，子辰的学校也跟我们取得了联系，这个离家不远的二本，算是托子辰的福，狠狠出了一把名，现在这个学校正急吼吼地跳出来撇清，说子辰并非他们的学生，他已经毕业了，却以报考本校研究生为名，钻学校管理上的漏洞，未经学校同意，继续单方面逗留在校园里。鉴于这个原因，学校对李子辰的个人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

原来这几年我们一直活在欺骗里，我们以为子辰真的像他说的那样，白天泡在图书馆里、不上课的教室里，晚上混在某间学生宿舍里，整日不是苦读苦写，就是在校园的树荫里大声背诵英语。事实证明我们都太单纯太相信我们的下一代了，子辰大四开始就在外面租房，当然是跟某个女孩子住在一起。至于房租之类的经济问题，他进校第二年就开始做家教，基本实现了一半的财务自由，但他瞒着家里，说他只想专心学习，不想去勤工俭学。家教帮他挣回了恋爱基金，家里则分文不少地为他缴纳学费和生活费，双线并行，相安无事。

得知我要陪姐姐去，小博不高兴了，他说妈妈你不能去，大家都在说子辰哥哥是变态。

瞎说八道！哪有那么多变态，人犯错往往就是一念之差，谁都有犯错的可能。

人家已经重新打量我了，本来我们几个人计划周末去一个野营基地，现在有人突然退出了，不去了，我估计就是看了那个新闻的反应。

问题严重了，我不能完全无视小博的意见，连老公也说：你不如让她带个律师去，反正少不了请个律师，人家是专业人员，我们都是外行，别莽莽撞撞跑过去，搞得无法收拾。

还能收拾个什么呀！我心想。

我跟姐姐说了老公的意见，她本来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听我一说，拎着包的手松了。

还要找律师？你是说要想办法把他的杀人罪推掉吗？我觉得不可能，你替人家的父母想想，好好一个人……我是不打算请律师的，我也请不起，幸亏他法犯得真，否则我还真为难。

姐姐突然照她的旅行包踢了一脚：让他去死！让他去抵命！人家也是娘生父母养的！人家不该白死！

我逃了出来，我可不想陪她一起骂子辰，或是抱头痛哭，此时此刻，我心里更多的是悲哀和恐惧，我们家到底是怎么了？隔几年就来一个惊天动地，隔几年就来一个无妄之灾，我们这个家族得病了吗？也许姐姐说得对，与其找律师，不如去找个神婆之类的人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病根子到底出在哪里。

很晚了，姐姐找到我家来，一改风风火火的步态，脸色苍黄又坚毅。

我决定了，不去了。她一屁股坐在我面前，两眼使劲瞪着地上。

我去干什么呢？安慰他？鼓励他？打他？骂他？你走了没多久，不知哪里飞来一只乌鸦，落在窗外的樟树上，望着我呱呱一通乱说，我从不知道乌鸦可以那样说话，说了有一两分钟才走，稀奇吧？这里从没来过乌鸦，乌鸦是不会进城来的。它的口音我听不懂，但我听懂它的意思了，你别笑，我真的听懂了，它一走，我突然就下定决心了，不去了，有什么好去的，去了也没用，什么都别指望了，这回全完了。

乌鸦什么的你就别多想了，它肯定是饿了，闻到你厨房有肉味，你的厨房正好靠近窗户。

姐姐不相信我的解释，我自己也不相信，能飞到城里来的鸟，胆敢让人看见的鸟，从来都只有麻雀。

哪有脸去啊？感觉我自己也成杀人犯了。他是你看着长大的，你凭良心说，我打他打得少吗？打得不够狠吗？生怕他变坏，生怕他闯祸，真是越担心越出鬼。要不你代我去吧，你要是能见到他，就跟他说，从现在开始，他活一天，我也活一天，他哪天走，我也哪天走，生他一场，我能为他做的就只剩这么点了。

姐姐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怎么办？只能点头了。

我受够了！从小到大，这个家的男人，老的也好，小的也好，除了耻辱，连一颗扣子的好处都没给过我。

我觉得姐姐总结得真好，刚刚我还在想我们这个家族是不是得了什么病，现在我明白了，我们没病，病的是我们这个家族的男人，每次出事都是他们，每次都是他们把好好的日子捅出一个大娄子。

我可告诉你，仔细照看好小博，现在就他一个全乎的了。

别瞎说，搞得人汗毛都竖起来了。

我们家第一次发生变故时，我还是个刚上一年级的孩子，我记得那天下着大雨，我起了床，来到厅里，并没有早饭在等着我，母亲在流泪，姐姐坐在她旁边闷闷地发呆，再一看，门口很多泥泞和脚印，脚印坑里的水还是浑的，这表示很多人刚刚离开这里。我决定去厨房看看有没有饭吃，我得吃了饭赶紧去上学。我一路经过客厅、卧室，来到厨房，沿途都是打翻的桌椅、衣物、瓶瓶罐罐，房门大开，箱子和柜子的门都斜挂着，我躲着它们走，怕把它们碰掉下来。

抄家两个字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的。我们在课间玩跳绳，几个老师靠着晒墙聊天，一个老师突然说：人只有在这个年龄才有幸福可言，老子坐牢，家里抄家，一家人愁得死去活来，她浑然不知，天天跳绳，比谁都跳得好。我一回头，那个老师正忧伤地望着我，虽然他及时移开了视线，我还是猛地醒悟过来，他刚刚说的那个人可能就是我，他们正在议论我。刹那间，我想起了那个下雨的早晨，家人的眼泪，家里的乱象，门口的泥泞。

冬天到了，我看到姐姐和妈妈在打捆一个包裹，里面有爸爸的棉袄，姐姐生气地扯开打好的包裹：舅舅已经交代过了，叫你找一件破的，补丁多的，这件才两个补丁，搞不好人家还以为他真的投机倒把赚了好多钱。妈妈立刻解开包裹，片刻，一件打满补丁、多处露出棉絮的旧棉袄被妈妈找出来，姐姐仍然气鼓鼓地瞪着妈妈：凭什么要我送？这都是你该做的事。妈妈垂下眼皮，像犯了错误的孩子，姐姐这是故意揭她的老底呢，在我们家，抛头露面的事从来没有妈妈的份，因为她不识字，也不识路，天下的路她只认得一条，那就是回娘家的路。她活着，除了生下我们，然后像牛一样干活，别的意义一点都没有。

姐姐是哪一天、什么时候出发的，我全无印象，我猜我大概是个发育迟缓儿，身边发生的事很少能刻进我的记忆里，即使有，也极其零星、极其片断。我记得有天晚上，我们已经快要睡觉了，突然有人敲门，妈妈拉开门闩，姐姐一头闯了进来，把手上的包裹皮往地上一掼，硬邦邦地坐在椅子上喘气，她的样子吓坏了我们，偏偏这时，妈妈赶我们这些小的去睡觉，我不甘心，折回来，凑近门缝，我看到姐姐在流泪，妈妈坐在她身边，一言不发地望着她。

若干年后，我在县城工作，并安了居，头发已经花白的姐姐来我家做客，她指着一条路说，往那边走，就是看守所。我问她怎么知道那种地方。她说你那时还小，不知道爸爸在那里被关了一年多，我给他送过衣服。那里的人都好凶，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送衣服的家属，也不是什么好人，用不着好好说话，张嘴都是吼，瞪圆了眼睛吼。直到现在，我一看到那些白底黑字的大招牌心里就发怵。

他到底干了什么他们要抓他？

他带了一些人去码头装货卸货、修桥补路，最严重的可能是贩卖粮票，具体还有什么我也不清楚，反正最后的结论是投机倒把、黑包工头之类的。

我明白了，要是家里有个能说事拉理的人，保不定后来还能去跑跑平反呢。可惜那时我们都还小，唯一大点的姐姐又深以为耻，不愿再提。

我想起有个同学在公安系统做事，就问姐姐愿不愿意再去一趟，说不定当年吼她的人还在那里呢，可以去看看他们，奚落奚落他们。

姐姐一听赶紧摇头：那种地方，去一次，恨不得在大太阳底下暴晒一个月，才能消除晦气。

唯一能详述那件事的人只有妈妈和姐姐，但妈妈去世早，姐姐根本不想提，直到后来，我们都已接近母亲当年的年纪，再提及此事，姐姐的语气突然变了，一丝丝戏谑，加上一抹辛酸的微笑。在那种地方还能干什么？劳动呗！听说冬天让他们去塘里挖藕，洗冷水澡，夏天去砖瓦厂出窑，衣服都脱光，一来太热，二来脱光了就不好跑。晚上安排读报，学习。还是受了苦的，人都病了才放他回家，进门时差点没认出来，浑身肿得发亮，一按一个坑，对谁都说党的政策好。他那个人，本来就有点口是心非，从那里出来后，几乎听不到他一句真话，无论对谁。不过我发现，他回来以后，话少了很多，他以前可是个话篓子。

我对爸爸回家那天稍稍有点印象，仍然是夜里，小时候大多数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夜里。他推门进来，先是扶着门站着，后来又去扶桌子，再去扶椅子，那种混合着兴奋与紧张的气氛我至今记忆犹新。与我们家食物严重不足、个个面黄肌瘦相反，爸爸成了个大胖子，白胖白胖的爸爸得到全家的精心呵护。

然后我就记得有个穿制服的年轻人频繁出入我们家，就他那身制服而言，他对我们太过客气了，笑容也嫌多了点，每次来我们家，都先去爸爸床前请安，今天怎么样？好点了没？爸爸躺着，朝天伸出一只胳膊，抬手掐给他看，随便一掐就是一个圆圆的深坑，久久无法平复。真想吃点盐啊。爸爸绝望地喊。穿制服的年轻人总是说：你身体素质好，会慢慢好起来的，你不要急。然后就去找姐姐。

姐姐对他的态度有点奇怪，不是直接躲开，就是很不礼貌地拿屁股对着他，她这样故意冒犯他，他也不生气。终于有一天，我发现姐姐跟他好好坐着说话了。

我也是身不由己，人家让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制服青年懊恼地说。

做得好，就该那么做。

你也要替我想想，端人的碗，服人管。

你是没得选，但我还有得选，我要是跟捆我老子抓我老子打我老子的人好了，世人都不会原谅我。

我问过他了，他说他不会把这事放在心里，他说他听你的，以你的幸福为重。

还有我的良心，你也问过我的良心了吗？

这话让他们痴痴地对望了一阵，制服青年怏怏地走了，此后再也没来过。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制服青年在爸爸抓进去之前就来过我们家，只是那时候他还没穿上那身制服，而且那时候我更小，对他几乎没有记忆。他们说，如果不是爸爸出事，制服青年很可能就是我姐夫，因为早在爸爸出事之前，他们就有了那点意思了，谁也没想到，那些人会把抓捕爸爸的工作交给他，上面正在着手培养的大有前途的他，除了出色地完成任务，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他既不是个愤世嫉俗者，对姐姐也还没有爱到铭心刻骨无法替代的程度，他那时只是个还没完全翻开爱情这一页的普通青年，上面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他就要出色地完成，要对得起上面对他的信任，何况那还是个难得的机会。

姐姐很快嫁给了别人，一个农机厂的工人，制服青年后来正式进入派出所，成了一名警察，再后来，他当上了派出所所长，声名日隆。他的妻子是一名端庄的小学老师，气质远远好过棉纺厂挡车工出身的姐姐，我在想，所长同志如果偶有走神的时刻，很可能会想，幸亏当年我姐姐拒绝了他。

继姐姐之后，只过了两年，姐夫也沦为失业工人，他弄了个修鞋的摊子，整天待在街角，脚边簇拥着一堆脏兮兮的破鞋。

有一天，派出所所长面色红润地从一家饭馆出来，迎面看见初冬的太阳底下专心钉一只鞋掌的姐夫，姐夫一直穿着原农机厂的深蓝色的工作服，可能正是那身工作服给了派出所所长好感，无论是技术还是人品，人们总是更相信专业制服。派出所所长径直朝他走过去，拉开椅子，踩上踏板，要求擦鞋。别说他穿着派出所的制服，就算是普通人，姐夫也要先做最当紧的生意，于是赶紧丢下正在补的鞋掌，过来擦鞋。一只鞋没擦完，姐姐拎着饭盒过来了，她一直给姐夫送饭，姐夫吃饭的时候，如果有生意，她也能接过他的擦鞋布代他做。姐姐是个正派人，走路从来只看脚下，一直走到跟前，才看清擦鞋的人竟是他！派出所所长也认出姐姐来了，收回正在擦的鞋，想要站起来，但姐夫擦得太投入，竟不让他收回去，拉着他的裤腿哎哎着，他下意识踢了一下，正好踢在姐夫的胳膊上，姐夫可比姐姐机灵多了，知道派出所的人不敢得罪，就算给踢疼了，也忍着不吭声。姐姐的脸唰地一下红了，红得要滴出血来。派出所所长被她的红脸逗笑了：是你呀！这么巧！不过说真的，你要是不红脸我还认不出来，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还是个爱红脸的人呢？他说了这么多，姐姐只听见了他一句话，他差点没认出她来，她心里有数，他那是在说，她老了，老得他都快认不出来了，脸上越发搁不住，饭盒往地上一顿，扭头就走。

那天姐姐和姐夫吵架了，为的是姐夫没洗脚就上了床，两人越吵越凶，姐夫打电话向我投诉，说我姐遇上了老情人，新旧对比，落差太大，就把气撒到他身上，他又不是出气筒，她要是还喜欢别人，尽管去追求别人好了，尽管去当派出所所长太太好了，他不仅不阻拦，还可以送她个礼物，愉快放行。放没说完，就听得一声惨叫，估计是姐姐实在听不下去，打了上来。

第二天，我专门拐到街上，远远地看了眼姐夫的鞋摊，他出摊了，吵架并没耽误工作，说明这架吵得还不到伤筋动骨的地步。于是放心地去找姐姐，姐姐在家里做腌菜，两腿间一只大盆，一层青菜一层盐。我担心她做得太多，吃不了，她闷着头说：你们哪年不是吃完了还找我要？是的，我们什么都找她要，腌菜，腊肉，茶叶，干菜，所有老人才会准备的东西，我们都找她要，长姐当母，我们是真把她当作母亲来对待了。唯一不同的是，这个母亲还没老到那个地步，心里还装着一个让她耿耿于怀的男人。

如果是我，看到人家这么可怜，我就装着没看出来，把脸扭过去不让人家看见。他当然不会这么做，他巴不得让我看到他如今的荣耀，他以为我会悔不当初。

那你后悔吗？我坏笑着问她。

我为什么要后悔？各人有各人的命，我要是跟了他，他能去派出所吗？还不是跟你姐夫一样，该下岗下岗，该摆摊摆摊。

这话我服气，当年他要真的违背命令，不去抓我爸爸，他可能会赢得姐姐的芳心，但武装部的培养肯定也泡汤了，当然也谈不上后来的派出所。

我坐下来帮姐姐往菜帮子上抹盐，稍稍聊了聊，才知道她对这次街头邂逅的怨气简直无法比拟。

你过你的好日子就行了，你尽管去吃香的喝辣的，就是不要回过身来尝一口可怜人的汤，嘴里还喊：好苦啊！

人家没来尝你的汤，人家也没觉得你可怜，是你自己心里不平衡。

我有什么不平衡的？我平静得很，根本就忘了世界上还有这么个人。

忘了还脸红？我想象她这张老面皮在男人面前情不自禁红得发烫的样子，忍不住笑起来。

她使劲扯下一片阔大的菜叶，怒视着我：你有什么资格笑我？一个至今都不敢走解放路的人有什么资格笑我？

我不敢去解放路，是因为那里有个人民医院，准确地说，是因为那里有个想起来就令人脊背发凉的妇产科。

第一次去那个充满血腥与耻感的地方，是姐姐陪我一起去的，做了好几夜噩梦、提心吊胆跟她说了那件事后，满以为她会打我，没想到她反倒哭了起来，就像那件说不出口的事是她做下的。

他不能陪我一起去，那是个秘密，他说我们在共同孵化一只巨蛋，我上大学的那天，就是我们孵化成功的日子。他是我的语文老师，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从头到脚的书卷气。那段时间有两个电影明星最受我们追捧，一个是林青霞，一个是秦汉，我的老师就恍若秦汉，真的，身高，脸形，发型，尤其是笑容，简直跟秦汉一模一样。第一眼见到他我就迷上他了，我瞬间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出生在此地而非彼地，为什么会在困窘与尴尬中顽强存活了十六年，为什么一意孤行放弃了另外一所中学，放弃了高考，来到这所中等师范学校，原来都是为了遇上他，我必须经历过那些才能来到他面前，就像小溪必须跌落无数悬崖，穿越无数山涧，才能投身宽阔平静的河面一样。

是我主动的，我一发现他，就开始挖空心思接近他，引起他的注意，生怕有人抢在我的前面，我常常听着听着课，思绪就飘走了，进入另一个情境，只有我和他的情境。

我成功地抢到了他，他亲我的那天，我发了疯一样，骑着自行车一口气跑遍全城，跑遍每一条街道和巷弄，直到跟一辆摩托车迎面相撞，书包飞出去，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

我说我应该不上初中，上完小学就直接来这里，跟他相遇，这样我们就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他说他也做了好多错事，他不该过早结婚，又立即当了父亲，不该在做下那么多错事后又觉醒过来，想要自我纠正之前的错误。他说他不喜欢大嗓门的中年妇女，尤其受不了他喜欢的姑娘变成一个哺乳的工具，一个老于世故张牙舞爪的家庭一把手，他宁肯她生涩一点，笨一点。我说谁也抗拒不了时间，时间会把每个女人都腌制成那个样子。他坚信我不会，因为我的身体构造跟她们不一样，脑回路也不一样，正因为这些不一样，我才是他见过的写作上最有才气的学生。那时的我，是个多么古怪多么褊狭的孩子啊，别的都不在乎，只要有人发现我这一个优点就飘飘欲仙，为了这一个优点，我可以放弃其他所有优点。

我们在江边某个隐蔽的地方租了间房子，那间小房子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面朝江水的小门，我们在那里上“补习课”。足有半年时间，一放学我就往那里冲，多数时候是他先到，我们关上房门，拉上窗帘，如胶似漆，我们当然也上课，这方面他有绝对的权力，他想在哪里上课就在哪里上课，桌边，灶台边，床上，随时随地。他讲什么我就听什么，他肚子里有无穷无尽的知识，张口就滔滔不绝，流光溢彩，令我目眩神迷，五体投地。夜深人静时分，我们小心翼翼地打开门，我坐在他腿上，我们一起望向黑漆漆的江面，江水汩汩，汽笛感伤而过，无须开口，全身心已麻花一样缠成一团。

是他发现我怀孕的，他说他不能陪我去，但我也不能一个人去，医生会盘问我，那将是他的灾难，当然也是我的灾难，我们会被兜头泼来的污水浇得面目全非。他问我有没有一个可靠的人，一个喜爱我又对我宽容的人，他说我只能找这种人陪我去。还有谁呢？我想到了姐姐。他也觉得姐姐是这个世界最值得信赖的人。他要我告诉姐姐，他在默默等我，他会用一个成年男人的毕生之力来守护我成长，并最终守护我们全家。这一天不会远了，我们已有详尽的计划。

我话还没说完，姐姐就扑上来揪我的头发：你去死！我才不管这种丢人现眼的丑事！我哭着去捡地上被她扯下来的一绺绺头发。她也开始哭。我告诉她，我们是一定要结婚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她骂我：你这头猪！傻瓜！每个坏男人都是这么骗女孩子的。我很生气，宣称如果她再骂他是坏男人，我就把孩子生下来。她马上不再骂了。我知道她一晚上没睡，不断弄出各种声音，早上五点，天还没亮，她就把我拖起来，一路数落我：真是厚脸皮，居然还能睡得鼾是鼾屁是屁的！我们一径来到解放路，一个事先约好的医生在妇产科等我们。姐姐让我叫她姨妈。我从不知道我们在医院还有个姨妈。

姨妈是个寡言的中年女人，她似乎更愿意用目光说话，刀子似的目光刺了我一刀又一刀，最后刺向那个古怪的刑具似的床，我胆战心惊地爬了上去，任她扳开我的腿，用力往下压我的屁股。姿势摆好了，姨妈才说话：先讲好啊，待会不要鬼叫鬼叫的，这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她的语气加深了我的羞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疼痛啊，我以为我马上就要死了，我后悔没给他留下一句话就这么死了，结果我又活了过来。当我穿好衣服，虚弱地来到外面，我发现自己突然矮了一大截，原先我比姐姐高出一点点，现在倒比她还矮了，我感觉她的目光在往下看我。

天正好亮了，该去学校上早自习了，不敢耽误功课，也不敢让班主任过来问我为什么旷课，我坐在教室里流冷汗，发抖，还好一切都是暂时的，趴一会就好了。他在我们的小屋里为我炖了鸡，我问他，为何我们谈论的世界那样美好，我们的身体却在经历如此不够美好的事情。我都不敢把妇产科的情景讲给他听，我怕他从此瞧不起我，进而瞧不起我们之间的感情，我觉得那里的一切跟我们精神上经历的一切格格不入。他抱住我，叫我闭上眼睛，听他的心跳，我听了一会，连自己的心跳也听见了，我在两个人的心跳声中依偎了一会，一切伤痛和不适就都平复了。他开始安排我们的未来，他叫我一定要考到北京去，要进入中国最好的中文系学习，然后他也要去考那个学校的博士，这样我们就能在那里扬眉吐气地生活了，再也不用耗子似的躲在这个小洞里，出门前还要事先透过门缝张望一番。

我们被北京计划激励着，每天都像随身携带着一笔秘密巨款一样，脱离集体，压抑着隐秘的兴奋，匆匆来去。姐姐在棉纺厂上着“三班倒”，跟我碰面的机会不多，有那么几次，她逮着我问：跟那个人断了没有？我说断了。我想的是，等我和他去了北京，再来告诉姐姐实情不迟。

离上次手术不到三个月，我又怀孕了。我真想独自跑到解放路那个妇产科，独自去求那个胖胖的话不多的姨妈，我试了几次，实在做不到，只好哭哭啼啼来到姐姐面前。姐姐一听，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

走！带我去找他！老子跟他拼了！

这一回，无论我怎么哀求，姐姐都坚持一定要见到他。太欺负人了！她噙着眼泪嚷，投向我的目光带了点让人感动的怜惜。

我一把抹去眼泪：姐姐你怎么能这么愚昧呢？他不是在欺负你妹妹，他是太爱你妹妹了。

跟刚才不同，这次姐姐一口气甩了我三个巴掌。真是个贱货！接下来，她破天荒对着我蹦出了一连串脏话，听得我目瞪口呆。

我一生气，就决定不求她了，肚子里的事情我也不管了，随它去。

当天晚上，姐姐哭着来找我，她说要是妈还在，她才不想管我。她一手拎着四只煮鸡蛋，一手拖着我，往解放路那边走去。

姨妈被我们吓着了，她瞪着我姐姐：你这个当姐姐的也不管一管？

姐姐就哭，比当年妈死了哭得还伤心。我要上班，我是三班倒，我还要管一大家人吃喝拉撒，我又不能二十四小时跟着她。姨妈瞪我一眼，领着我怒气冲冲往手术室走，器械往盘子里扔得砰砰响。我想我今天死定了，她肯定要把这股气都撒到我身上。没想到她异常温柔，问我今年几岁，在学校有没有好朋友，还问我知不知道自己很漂亮。

漂亮是天老爷给你的一颗无价之宝，是要你把它献给命中注定之人的，你不要送错了，更不要在中途就把它弄脏了。

我听懂了她的意思，诚恳地告诉她，我没有送错人，千真万确，他就是我要送的那个人。

她叹了一口气，暂停下来，好像不想给我做了，不过她马上又改变了主意，重新行动起来。跟上次完全不同，这次她居然边做边跟我说话，我猜她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她问我，我认定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想她又不知道我是哪个学校里的，就大胆地说出了老师的名字。果然，她对那个名字无动于衷。

她安排我在小床上休息一会，没多久，我听到她和姐姐在外面争执起来，她说我姐姐不负责任，我姐姐说她这么做，正是因为对我负责，毕竟我还小，名声要紧。然后她们的声音低了下去，而我也睡了过去，不睡不行，一百根、一千根金针银针从我眼里呈放射状飞出去，无休无止，闭上眼睛都能看见它们在向漆黑的四周不停地飞射出去。

回家路上，我向姐姐讲了那些金针银针，姐姐又哭了，她说：你记住，千万千万不能再做了，再做你会死的。然后她望向一边，望向黑漆漆的夜空，她喊：老天爷啊，我该怎么办啊？我又不能把她锁起来。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没见到老师，那天的语文课，换成了英语，第三天还是不见他人影，就在那天下午，放学之前，我们得到一个消息，老师不会再来了，有人在江边发现了他的鞋子，还有一封遗书，遗书上只有三个字：请原谅！我想站起来，却眼前一黑，倒在地上。

我病了一场，慢慢活了过来。我们的语文老师换了新的，是个女老师，她教得不太好，至少是不对我胃口，我的语文成绩从此平平，连对作文都失去了兴趣。

若干年后，那时我已经结婚，大着肚子去医院做产检，按照有关部门的安排，我的产检地正好是解放路的人民医院。自从那年三个月之内连续光顾了两次之后，我再没来过这里。

为了腹中合法的新生命，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再次来到这里，医院重新装修过了，我希望当年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

可惜我还是一眼就看到了那个胖胖的姨妈，她已经很老了，头发花白，即将退休。我恨不得立即逃走，但我丈夫在后面推了我一下，就像当年姐姐从后面推我一样，我只得硬着头皮往前走，只能寄希望于姨妈已经认不出我来。我很幸运，姨妈真的不认得我了，她填好卡片，把我领到黑暗的小屋子里，领到仪器前。

你运气不错，着床很好，发育也很好。老实讲，我真替你捏把汗呢。

原来她早就认出我来了，我不由得鼻子一酸，扑过去抱住她。

恨我吗？

什么？

对了，你还不知道。做完第二次手术后，我就去了你们学校，我找到他，我要他选择，要么立即停止对你的纠缠，要么等着我的举报。我给他看了早已准备好的两封举报信，一封给学校，一封给派出所。他没有多说，低头沉默了一会，说他选第一条。但我没想到他会选择那条路，那不是我的本意。后来我也反省过无数次，我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但你知道吗？你死去的妈妈是我亲表姐，你自己的姐姐又缺乏保护你的能力，我再不出面，你就小命难保了。

我看着她，越哭越凶。

如果我不那么做，你还会再来第三次第四次，你会死在我手上的，我是医生，我是救人的，不是害人的。如果你妈还在，她会同意我那么做的。你姐姐不行，她可能自己都还不懂得保护自己。这事本该由她去做的。

我想对好心的姨妈说句谢谢，但有股莫名的力量阻止着我。

得知真相的这天，我来到江边，当年我们租住的小屋已经不存在了，它变成了漂亮的临江大道的一部分，但我记得那个位置，那个角度，我站在我们当年紧紧相拥的地方。我能理解他写“请原谅”三个字时的心情，他不忍跟我分开，也不忍我们之间遭到破坏，他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如同他的外貌，在这个小地方，要想始终如一的维持优雅的容貌和气质并非易事，但他做到了，如果有什么事与他的努力方向不一致，他宁可被击碎，也不愿脏兮兮乱糟糟地苟活。

江水始终如一的平静，它不介意多少人投向它的怀抱，带着愤怒和委屈，挣扎和绝望，甚至带着阴谋和敌意，它无边无际的巨人之胃，不动声色地吞噬着一切，消化着一切。

我提示姐姐，也许我们可以去找找派出所所长，虽然两地相隔较远，但毕竟是一个系统，万一他恰好有什么资源在那边，能关照的尽量帮我们关照一下，至少能让子辰少吃点苦头。

姐姐一脸嫌弃：亏你还记得那个人！她认定他不会帮我们，凭什么嘛？她说她找不到任何理由，又说人家现在跟我们没有半点关系。她说得越激愤，我就越觉得她其实是很想让我去找找他的。

没想到她的激愤是真的，她坚决反对我去找他。

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愿见到的人就是他了。从爸爸开始，我们家出的每一桩丑事，都被他看在眼里，我恨不得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呢，还去求他！除非帮我们做事能给他往上爬加分，否则他巴不得在一旁看笑话呢，平治的事你忘啦？

一提平治，我就哑了，一直以来，平治的名字就是我的死穴，我不能听到它，也不能说到它，稍有碰触，这一天都会阴惨惨的。

平治是被父亲教导最多的孩子，当年父亲浑身浮肿着回家时，平治还是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父亲独宠平治，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来，谁都不嫉妒，毕竟平治是我们当中唯一的男孩子。我们不约而同地推举平治专职照顾父亲，领了这个任务，平治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不做任何家务，爸爸拖着浮肿的身体教他写毛笔字，教他珠算、心算，给他讲他从外面听来的评书、各种掌故，总之，他把他几十年从生活里淘洗出来的东西全教给平治了，这是平治的幸运，我们其他几个，没有一个人得到过这种幸运。那年平治所在的小学搞了个竞赛，平治轻而易举拿到第一名，突然加身的荣誉点燃了他的好胜心，他就像被施了咒语一样，从此远远甩开他的同龄人，一路奔跑，最终被保送到重点中学。我总觉得，平治跟我们不一样的起步，跟他与爸爸的那段陪伴有关，他远离了家务和各种杂活，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学生。

但平治也有个弱点，他不会游泳，爸爸不让他学。

学会了反而危险，你们想想，那些被淹死的人，有几个是不会游泳的？从来没听说哪个旱鸭子是淹死的。

平治说：万一哪天洪水来临，我不会游泳，不还是得死吗？

爸爸一脸的自信和狡黠：你这么聪明，洪水到来之前，你早就躲开了。

进了重点中学，平治如虎添翼，只要上考场，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彻底打破了我们家孩子读书一般的纪录。姐姐高兴时也会开玩笑：你肯定不是爸妈生的，肯定是生下来那天，被护士搞错了。这当然是玩笑话，平治长着我们家的鼻子呢，鼻梁中间有个小小的疙瘩，有点类似竹子的节。高中毕业那年，平治的辉煌达到顶峰，他居然考了个全省的文科状元，喜报都送到家里来了，害得我们家手忙脚乱了一个夏天，在此之前，我们家从来没有办过大事，连迎客的桌椅和茶杯都没有，幸亏邻居借了一些给我们。这以后，尽管还没开学，平治基本上就没跟我们住在一起了，同学聚会，师生告别宴会，各种小型聚会，忙得不亦乐乎。他去报到那天，当地政府部门开来一辆黑黝黝的小车，停在巷子口等他。我们本来做好准备送他去火车站的，不得不临时打消念头，因为小汽车里已经坐了两个官员，加上平治，就坐不下了。平治也不想让我们送他。我又不是小孩子！你们送到巷子口就可以了。平治个子很高，那天他穿着白衫衣，黑裤子，站在两个把T恤衫撑得像面包袋的胖官员中间，越发显得精神抖擞，气宇不凡。我记得当时我脑子里就冒出了一个念头：平治这小子会成气候的！平治会振兴我们这个家的！

爸爸也对平治的未来抱有极高的期望：平治啊，到了大学不要松劲，好好学习，争取留在北京，你是火命，不适合留在多水的南方。

平治一去就没有音信，直到春节前两天，才风尘仆仆地回家，问他为什么比别人都晚，他说他只是不想那么早就回来等着过年。过完年，正月初三他又出发了，我问他是不是谈恋爱了，是不是要去女朋友家，他似乎很意外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一本正经地跟我说：人活着，不能只关注自己，也要关注一下自己以外的世界。

我觉得大学半年让他改变了许多，他连眼神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当我们被春节晚会逗得哈哈大笑的时候，他坐在那里，面无表情地盯着电视机屏幕，我怀疑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节目上。

也不用去问他，他不会跟我们说实话的，不管问他什么，永远只有一个回答：可以，还行，就那样。也许他觉得跟我们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了，我们之间已经失去了对话的基础，就连母亲一样的姐姐，在他看来也不过是个“可怜的人”。他睡眠不好，床边永远摆着一本书，一支笔，一只水杯，等我们都睡了，他弄出来的声音格外刺耳，翻书，写字，咳嗽，喝水，第二天早上，都以为他要睡懒觉，结果人家早早起来去跑步了，他说那不是为了健身，是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总之，大家都明白为什么就他能考上全省的文科状元了，因为人家天生就跟我们不一样，人家天生就乖，天生就是块成器的好料子。

大学毕业那年，北京那边传来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我们担心他，又联系不上，想派个人去看看，结果还买不上火车票。白天上班，傍晚去菜场，不管在哪里，都能听到有人在谈论北京。姐姐格外紧张，这很自然，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人在那里。不让去北京，我们就打电话，我们有他一个同学的电话，好不容易打通了，同学紧张地说：我见不到他，我好久没见到他了。

平治终于回来了，他瘦了很多，也沉默了很多，他的工作也分配好了，就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局机关，离我上班的地方很近，还配有制服。穿上制服的第一天，他满脸通红，走不出门。好不容易被我推出了门，又走得极慢。

姐姐，这一切都不是我要的。

我知道我知道，面对现实，慢慢来，你还年轻。我只能这样安慰他。我也知道，他这么好的学生，又读了那么好的大学，不应该给分到下面来，这对国家对个人都是一种浪费，不过又一想，像平治这种又自律又勤奋的好苗子，在哪里都是会成器的。

没多久又有不好的消息传来。平治和同事们去下面镇上办事，或者到各单位去稽核，都有接待午餐，人人都顺利爬上了餐桌，只有他不肯去，一个人在外面买碗面条，或者买包快餐面，吃完了接着干活。我一听吓坏了，飞快地骑上车子出去找他。还真被我找到了，他坐在一家小店外面的台阶上，正抱着一只康师傅牛肉面的快餐碗，吃得呼哧呼哧。我求他随大流，人家怎么做，他也怎么做，不给人家心里添堵。他倒笑了，先是夸快餐面好吃，然后就放下碗筷发呆。一只蚂蚁不知从哪里爬过来，他捡起一根草茎，竖在蚂蚁面前，蚂蚁犹豫了一下，爬上草茎，爬到他的手上，我以为他要捏死它，结果他只是轻轻一抖，蚂蚁落进了快餐面碗，在混浊辛辣的汤汁里挣扎。

如果随大流，就跟这只蚂蚁没两样。

我心里越急，就越是找不到话说，我能理解他，但我不能支持他，站在家人的立场，我只能把他往一条道路上逼，我捶他，摇他，吼他，他轻轻一笑，站起来说：你该去上你的班了。

就在那天，在街边，起身的瞬间，我看到天上飘来一朵黑云，充满怨气地停在我们头顶上方。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但我不知道如何逃开，更不知道要不要告诉平治。

危险真的来了，但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危险，是另一种毫无价值的危险，愚蠢的危险。那是夏天，长江洪峰到来，各单位都在组织抗洪抢险，昼夜安排人员值班，排查管涌，平治参加巡逻的那个晚上，江堤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溃口，因为是深夜，他们那一组值班的陆陆续续走掉了好多，只剩下不到十个人，备好的沙土袋又在三百米开外，眼见情势越来越急，有几个人吓得索性逃开了，只有平治还在咬紧牙关往溃口里扛沙土袋，溃口越来越大，当平治泥人似的扛着一袋沙土跑过来时，之前好不容易垒上去的已被大水冲垮，平治脚下一滑，扑倒在地，沉重的沙土袋压住了他，污浊邪恶的大水趁势而上，不会游泳的平治再也没有露头。

这是我们家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我们怎么也想不通，怎么想都觉得平治是被人冷冰冰地按在了泥水里，一起巡逻的还有九个人，九个啊，不是一个，不是两个，而是整整九条精壮汉子，救不出一个年纪最小的同事？恐怕是根本就不想救吧，贪生怕死，袖手旁观，能跑多快跑多快，只有我们的弟弟平治，不会偷奸耍滑，不会演戏，不会说漂亮话，只会像条狗一样地忠诚，像头牛一样地老实，所以也只有他，才会傻瓜一样以身殉职。这不是事故，这根本就是谋杀。我们去防汛办喊冤，没人理，还被人轰，说防汛是当前大事，要举全员之力，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光荣的，等防汛结束，会有表彰大会，会上报先进事迹。

这时我想到了派出所所长，那个差点成为我姐夫的人，我找到他，说出我的疑虑，我还告诉了他之前平治不肯在人家单位吃接待餐，自己跑出来买快餐面吃的事，所长同志表情严肃地转起了手指间的笔。

现在肯定不好调查这个事，别说调查，提都不要提，等防汛结束了再说。

等防汛结束，事情就凉了。

趁热也没用啊，你们当然可以这样怀疑，甚至可以谴责他们，但你没有办法去追究他们的责任。其实我也觉得可惜，太不值得，那么多人都没事，唯独他把命丢了，丢得那么不值得。从解放到现在，全省的高考状元我们这里就出了他一个，多有前途的小伙子啊。真不值得，他是最应该活下去的人。

就算不能追究责任，把他们一个一个叫来问话也可以呀，把他们挨个骂一顿，羞辱一顿，就说我们家报案了，告他们冷酷无情，见死不救，这一条他们够得上吧？

所长同志摇摇头说：你可以搞舆论谴责，但我没有资格传唤他们，别说他们现在正奋战在防汛一线，就算防汛结束，我也不能传唤，那时他们很可能已是防汛功臣。

就平治一个人白死了！

他肯定是功臣。

我们不要这个狗屁功臣！我们只要平治！求你帮我们出出主意，让我们一起为平治做点什么。

他一直摇头，看上去比我们还要悲哀。

你们见我这样，以为我无所不能，其实我非常无力，尤其在平治这件事上，我能做的甚至还不如你们，我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他合起几个文件夹，放进桌子下面的抽屉，上了锁。

我好像懂了，他是有身份有权力的人，他是那个系统里的人，系统对他有很多牵制，不像我们，平头百姓，路边的沙粒，为亲人的死蹦一蹦，闹一闹，无所顾忌，无伤大雅。但一向老实的姐姐突然发作起来：

邓世责，你高兴了吧？当年亲手把我爸爸抓进看守所，现在又眼睁睁看着我弟弟被人害死，我们家的男人都像风中的蜡烛一样，一口一个，一吹就灭，看到我们家这么倒霉，你心里肯定很舒畅吧，你怎么可能去为他做点什么呢？你巴不得延长这种享受呢。

我吓了一跳，这么多年来，他在我们心中，一直就是“派出所的那个人”，是一种潜在的温暖，甚至可以视为某种靠山，怎么能对人家这样无礼呢？与此同时，我猛地反应过来，他不是“派出所的那个人”，他有名有姓，他叫邓世责。

说话要有依据哦，我高兴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竟笑起来，开心地望着姐姐。

当年冒犯了你嘛！你这样的大红人，谁敢冒犯？

要说冒犯，也是我冒犯了你呀。

以我这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他的眼神算得上真诚，而且异常和善，但姐姐反应很大，苍黄已久的面皮泛起一层潮红。

我上辈子哪里得罪你了，这辈子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求你？先是我爸，接着是我弟，每一次都被你拒绝、被你嘲笑、被你瞧不起？

这话太重了，我受不起，我不是那样的人，求你不要继续冤枉我了。我办过很多案子，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办得好好的，唯有我自己，在你这里的冤情一直得不到平反。总有一天，你得给我平反才行。

你把平治的事情给我扳过来，我就给你平反。

邓世责苦笑：这事我真的没有办法。

看吧，我并没冤枉你，别人的案子你都办得妥妥的，唯独到了我们家，你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家又不是江洋大盗之家。

无论如何，平治就像那场夏天的洪水一样，义无反顾地退了场，再也无人提起。

平治走后第三个月，父亲在夜深人静时分，带了根绳子跑到平治单位门口，企图吊死在铁栅子门上，但他刚刚把绳子甩过去，门卫就被惊醒了。我们都看到了他留在家里的纸条，压在饭桌上的隔热垫底下。他说他当年从看守所回来，除了一身病，还带了一身晦气，他的晦气带累了家里，带累了平治，他说他感到抱歉，他应该在平治长大以前就采取行动才对。

这张纸条我们没给任何人看，我们直觉它不适合给外人看。

似乎是想以无声的、透明的存在来代替他未能成功的自杀行动，父亲没死成，但从此变得更加沉默了，连呼吸都换成了极低极低的频率。

找到邓世责之前，我已说服我自己，如果这次他仍然像在平治那件事上一样表示无能为力，哪怕只是婉转地表达一点点那种意思，我一定转身就走，并毫不犹豫地将他从我的人生中剔除，就当我从来都不认识这个人。

但他没有，他才听我说了一句，就变了脸：是她的儿子？！

然后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紧张，接二连三问了些情况，包括是什么人通知我们的，有没有跟对方家属接触过，他非常赞成给子辰找个律师的想法，并让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他。

不管怎么说，尽量给他留条命。他说到留条命时的神情非常让人想入非非，好像那之后还有很大空间。

他特别提到我姐，问她是什么态度，我给他模仿姐姐的样子：让他去死！然后假借批评我姐来表明我对这事的态度：这是不对的，每个生命都来之不易，都值得努力去挽救，除非实在、实在不可能。

那当然，人们连流浪猫狗都在尽力救护。

在这悲伤又严肃的关头，他竟然温暖地笑了一下：你姐姐就是一根筋，你从小就跟她不一样。我第一次在你们家看到你，你大概六七岁的样子，为了把你支开，我给了你一点钱，让你去买点本子笔啥的，你飞快地跑去买了回来，余下的钱，你没给我，自作主张拿它买了糖果，你肯定是嗅出某种味道来了，觉得在我这里你有擅自做主的特权。为这事你姐姐还骂过你。你并不怕她，你知道我会帮你说话。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我们都老了，老得连孩子都管不住了。

只是费用有点问题，姐夫的修鞋摊并不赚钱，原因在于他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下雨自然是不出摊的，天气太热他也不愿意，太冷就更不愿意了，人家见他出摊不勤又不规律，自然也不会把生意留着给他做。后来他又说，这门生意做不下去了，因为现在人都喜欢穿运动鞋，皮鞋正在打入冷宫。他说他考虑还是去外面找家工厂做做。他仍在留恋工厂的日子，穿上干净的工作服，踏着上班铃进厂，踏着下班铃出厂，到日子发工资，一年总有几次集体活动，他说那样的日子虽然穷，但心里头有阳光，不像现在，就算你能挣两个小钱，不知为什么，一年到头心里阴沉沉的，像堵了块又冷又硬的死面团。他让我帮他留意外面招工的信息有些日子了，我骗他说：外资厂子都快搬光了，剩下来的几家又开工不足，再等等看。其实是姐姐跟我叮嘱过，别让他到外面去，我们家男人没一个有好运气，穷也要给我安安全全地在家里穷。

人是安全了，但律师费从哪里来呢？我是可以凑一部分，但真要摊上一个律师，后续费用肯定少不了，总不能辩护到一半，中途因为费用不足而放弃律师裸身上阵吧？那可就前功尽弃了。

我硬着头皮跟邓世责提出，最好给我们推荐一个实习律师，或者某个正要打知名度的没什么资历但很有想法的律师，总之，我希望他能给我们推荐一个收费便宜点的律师。

邓世责摇摇手，叫我不必操心，他心里早就有人选了，一个威望颇高的民间律师，去年刚刚正式挂牌，开起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我听说过那个人，人称老讼（宋）。

这个官司打赢了，对他的好处大大的。

当即打电话联系宋律师，听他的语气，宋律师答应得很爽气，邓世责心领神会地嗯嗯了一阵，把电话递给我，说是宋律师要求的。

你是孩子的小姨对吧？放心吧这事，百分之百的包票我不敢打，百分之六七十的把握还是有的。我们当即商定了赶往事发地的时间。

和老宋出发前一晚，我临时接到出差的任务，原定由我和姐夫陪老宋一起去的，只能改成姐姐、姐夫陪老宋去了。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姐夫的时候，姐夫说：看吧，这就是天老爷的意思！哪有亲生母亲躲在后面不上阵的道理。无奈姐姐还是坚持不去：天老爷的意思也不行，我受够了，他都有律师了，还不够吗？我故意激她：当年爸爸出事，你当仁不让地出面，平治出事，你也冲在前面，包括我读师范时出的那件事，也是你一手办妥，怎么到自己儿子身上来了，反而撂挑子了呢？

因为我看透了，不争气的家伙都跑到我们家来了，倒霉的基因代代相传，你最好也清醒一点，事已至此，请再好的律师也没有用。

无论怎么劝说、开导，都没有用，姐姐突然铁了心不去管这事了。认命吧，真的是命。从小到大，我打他打得还少吗？没办法，我们家就出短命鬼，平治好吧，学习那么好，品德那么好，什么都好，结果呢？跟平治比，他应该死得心服口服，毕竟他身上背了条命债。

当老宋得知孩子的妈妈居然不愿出面时，大吃一惊：为什么？到时候很多地方她要签名的呀。

到底是律师呀，我说了那么多，毫无用处，老宋只亮出签名两个字，姐姐马上乖乖地同意一起去了。

也许就因为这事，再加上老宋语气里那种斩钉截铁舍我其谁的架势，我的预感突然变得好起来，我觉得我们的子辰也许有救了。

第三天姐姐姐夫就回来了，一进门就给还在外地的我打电话：他们怎么不把他打死算了？我真是恨死他了，就为了那么个女的！长得还不如他好看，还比他大一岁。

别乱说，见到子辰没有？姐姐说起那女孩的语气让我有点不爽。

见到了，没说上话，我也不想说，我一看到关在栅子门里边的人就想吐，当年去给我们的爸爸送衣服，他也是从栅子门里出来，一脸贼样，还冲我一笑，我当场就吐了，被站在外面的看守狠狠骂了一通。

那家人也见到了？

没有，我哪里敢见人家啊，老宋也同意我们走，他说最终会有面对面的那一天，但不一定非要现在。

我责怪她没跟律师守在一起。现在他就是你儿子的救命恩人了，就算你不行，姐夫应该全程陪同人家呀。

那也要人家同意我们陪呀。他又没跟我们一道走，我们总共只在看守所见了不到二十分钟，看他那样子，也不爱跟我们多打交道，人家穿得可体面了，西装笔挺笔挺的，公文包一看就是高档货，我们在人家眼里就叫当事人家属，无名无姓的贱民。

我心想，要是找个气场跟姐夫差不多的律师，你倒是跟人家说得上话，就怕那样的人帮不上你儿子。

得知我还有三四天才能回来，姐姐一副等不及的样子，说爸爸知道子辰的事后好像很激动，人已经不对劲了，让我尽量抓紧时间。

妈妈死后，爸爸一直坚持独居，不肯跟他的任何一个子女同住。这正是他跟妈妈不同的地方，我们跟妈妈一起，完全没有界限，不管多大，言行举止间还能找到小时候在她腿边缠来绕去的感觉，跟爸爸在一起就矜持多了，规规矩矩说话，能不说就不说，但也不怠慢他，也许他已习惯这种淡漠的相处模式，不管身边的我们在干什么，在说什么，他都两肩端平，神情悠远，仿佛打定主意超脱身边的现实，做一个局外人。

姐姐的描述我实在难以想象，她说爸爸居然要召开一个家庭会议，还说他有重要事情宣布。我想他都做局外人十几年了，挂在墙上的日历都还是大前年的，一个连日历都不想再翻的人，还有什么重要事情可以宣布？他不会是得了老年痴呆吧？姐姐说不像，还说他永远不会得老年痴呆，她从他神情上看出来的。她还打了个比方，别看他像一根枯树枝，表皮已经枯焦，折断一看，里面还有绿色，还很湿润，爸爸的绿色和湿润就是他眼里的那一点点光亮，像灰堆里的余烬。是的，他懒得动弹，也懒得说话，可他的眼神还没有完全熄灭。

我给老宋打电话，想听听他实地接触过以后怎么看待子辰的事。

才发现事情并不像姐姐讲的那样，并不是老宋让他们回来的，而是他们自说自话一声不吭走掉的。老宋向我抱怨：就像那孩子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而是我的儿子一样。

只好替他们道歉，说他们小气，没见过世面，不懂得为人处世，另外，也夸张了一下爸爸的情况，说家里老人可能是年纪大了，受不起刺激，突然出了些状况，终于把老宋安抚妥当了，才敢问子辰的情况。

他这事呢，的确很难办，我暂时还没有方向。不过他一直说，他当时眼前一团漆黑，脑子里嗡嗡作响，根本不知道他站在桥上，如果知道下面就是滔滔江水，打死他他也做不出来，嘿嘿你信吗？

也许，谁知道呢？有些疾病藏得很深，可能一辈子也发现不了，每个人都有这个可能，只是没有机会把它激活而已。这正是邓世责跟我流露过的意思，但我不能跟老宋明说，明说就犯法了。我相信邓世责也不会傻到跟老宋明白无误地交代这事，毕竟，在这件事上请律师，大家心照不宣。

老宋显然是明白我的意思的，但他故意显得心不在焉：他平时，暴躁吗？

有一点，独生子女嘛，从小宠到大，你懂的。我不能再说下去了，因为我不知道要把这个信息放到多大为宜，只好把主动权交给他：总之，这事就交给宋律师了，你说该怎么办，我们就怎么配合。

尽力而为吧你说呢？你和邓世责什么关系？

我一愣，不能说差点成了我姐夫，那太远了，他会因此轻视子辰这事，情急之下，我故意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是好朋友，很好很好的朋友。

明白了。老宋挂了电话。

他肯定以为我们是情人什么的，这会不会对邓世责不利呢？好吧，管不了那么多了，对子辰有利就行。

老宋又打了过来：叫邓所长放心，我竭尽全力。

唉唉！

我没猜错，他就是那么认为的，生怕我在邓世责面前说他坏话。

有朝一日，他和邓世责说穿一切，会耻笑我吧，邓世责也会瞧不起我吧，但也无所谓了，和一个生命相比，什么都很轻。

爸爸在平治单位门口自杀未遂之后，原本的沉默迅速发展到极致，家里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

那是一种执拗的沉默，保持沉默仿佛成了他热爱的工作，他的事业。但是，不能因为他不说话，我们也集体变成哑巴，我们得尽量跟上日常生活的节奏。他在沉默中一点一点地脱队，离我们越来越远。一开始我们谁都没有发觉他在主动脱队，直到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他已经无法张口了，比如当他说想喝水这三个字时，相当费力，必须配合手势，才能让我们明白。当着他的面，我对姐姐说：他可能患上了老年自闭症。

姐姐不大懂得自闭症，但她很肯定地告诉我，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以前相当开朗，尤其喜欢讲不干不净的笑话，他走到哪里，哪里就笑声不断。

似乎是为了反驳我给他下的关于自闭症的结论，他开始琢磨一种手上的小活计，他用塑料带结东西，各种字结：福禄喜寿，长命百岁，百年好合，以及各种图案，后来塑料带不流行了，又改用其他化纤材料，做好一批，摆到桌上，让姐姐拿到街上，找个卖钥匙串儿打火机的地方，挂在那里代卖。他的东西从来不愁没人买，因为他做得少，说到底是做得慢，毕竟他是个男人，不太擅长做这种小手工。

什么是他最擅长的？

姐姐说：他很会说话。

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沉默的老头，紧闭的嘴皮像刀片一样又紧又硬，居然是个擅长说话的人？

如今他把我们召集到跟前，艰难地动着嘴唇，却没有声音，我猜他已经发不出声音来了，一个人长久不说话，声道可能会发生堵塞。姐姐给他端来一杯水，他埋头猛喝一气，我听到清水滋润干裂喉头的声音，但还是不行，他试着清嗓子，光有声带的振动，发不出声音。

继续喝水，同时抓挠头皮，发出吱啦吱啦的声音。

唉！伴随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他终于叹出一口浊气来。

都是我，带累了你们，一年又一年，家运不顺。

我们安慰他，是我们自己的过错，自己的遭遇，自己的命，怪不得任何人。

是我，我做的坏事。

你已经付出代价了。姐姐大声说：我最清楚，你在看守所待了一年多，好好的人进去，出来时跟死了半截似的，我后来问过了，你那根本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坏事，你只是做得不是时候，你做早了，迟做几年，你就是好典型。

不是那样。

他低下头去喘气。我都能看出来，他活不了几天了，他脸上已经有了死尸的颜色，他的双手，因为神经松弛，手指散开，根根都比平时显得更长。他像是再也不准备抓住什么了。

真正的坏事，不是被抓进看守所的那件，那不算什么。是别的。

我们都停下来，一起看向他，他脸上手上一直有老年斑，但现在我觉得，它们更像尸斑。

有一次，我们去外地收粮票回来，要坐一程机动船，船到江中间翻了，我们拼命找木板，找一切能漂起来的东西，我和一个女的同时抱住一块木板，我认识她，我们一起收过几次粮票，她总是穿一件老红色起小白花的棉袄。她快没力气了，她想躺上去，木板太小，她要是躺上去，我就没有任何可以抓的东西了。她求我帮她，我想我们俩只活得出一个，我就去取她绑在腰间的包，粮票都在那里面，层层塑料袋绑扎着，她没力气阻拦，只能喊：不要，不要。我拿到她的腰包了，她骂我：你不得好死！我把她的腰包绑在自己身上，她还在骂：你家所有的男人都不得好死！我要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找来！他们一个都跑不掉！

我只轻轻踢了她一下，她的手就松开了，人沉了下去。我抱着木板继续漂，两个多小时后，我被救了。过了不到三个月，她的咒语应验了，我在卖粮票时被抓。后来跟着跟着又出了好多事：你跟邓世责的婚事吹了，平治也横死了，现在又出了子辰的事。

我看向姐姐，姐姐也在看我。我真想说：还有一个男人，我的语文老师，他也勉强算得上是我们家的男人。

这才真正是我干过的坏事。我手上一直有她衣服的味道，棉袄打湿的味道，现在还有。她很凶，一直跟着我不放。如果你们想家宅平安，想子辰平安无事，就不要埋我，也不要火化我，完完整整把我推进江里，让我去那里跟她了结。千万记住了。

第二天晚上，爸爸走了，我和姐姐守在他床边，他越来越硬，像刚从冰柜里拿出来。

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我问姐姐。

就算是真的，难道你忍心把他扔到江里去？

你打算违背他的遗愿？

如果他真的想以这种方式了结，为什么不自己爬到江里去？为什么要让我们来背上这个大罪名？

结果，我们按常规方式把爸爸送进了火葬场，浓厚的黑烟飘向天空时，我依稀听见他在发出绝望的惨叫。

我们从骨灰盒里分出一部分，来到江边，雇了个小木船，来到当年他们翻船的地方。也许撒骨灰的方式能安抚一下我们纠结的内心。

按说，骨灰应该浮在水面上，至少漂一小会儿，但不是这样，那些灰白色的粉末，跟面粉差不多粗细的粉末，落水即沉，像他迫不及待跃入水中，去找当年的冤家拿回解救子辰的解药。

爸爸的事一办完，我就去找邓世责。

邓世责先是责怪我不及时通知他，他说他应该来送老人一程的，然后就垂下眼皮，像在默哀。良久，他抬起头望着我：你可能不知道，我和你姐交往的时候，他很喜欢我，什么事都喜欢跟我说一说，连跟你妈吵架的事都不瞒我，我几乎就是你们家的一员了。后来发生的那些事，的确非我所愿，我也是身不由己，其实你爸是能理解的，他还跟我说过，他一点都不怪我，相反，他希望自己未来的女婿有出息，还说，不会见风使舵的人没出息，心不狠手不辣的人没出息，妇人之仁又一根筋的人没出息，他还专门做过你姐的工作，叫你姐不要怪我，但你姐这个人，特别耿直，又重感情，知道是我带人抓了你爸爸，说什么都不肯再见我了，还故意气我，三下两下就跟别人订了婚。

但有些东西是没法抹去的，你看我们后来，一有事就跑来找你。

所以你们能想起我来，我特别高兴，真的。我们说子辰的事吧，我一直盯着老宋呢，我跟他打交道不止这一次了，你放心，他会尽力的，而且他这个人很有能力。

估计难度不小，可以想象，对方家庭肯定不答应。

让老宋去办，他办不了的时候，会来跟我商量。

不到两个月，子辰的精神病鉴定就办好了，合理合法，各方面无可挑剔。我们一个劲地感谢老宋的时候，他却面露羞赧：就是有一点办得不是太好，子辰必须去精神病院待一阵子，以掩人耳目，但我保证，怎么把他弄进去的，我还怎么把他弄出来。

姐姐拼命点头，她大概觉得那里就跟医院一样。我对老宋说的“弄出来”心存疑虑，老宋见我不信，又补了一句：就算我弄不出来，邓世责也会出面把他弄出来，他不方便从公安系统捞人，医院他就没什么顾虑了。

我也觉得老宋说得有道理，子辰这回可能真有救了，本来我们都做好了判死刑的准备，杀人偿命嘛，还有什么可说的，没想到还有精神病这条路可走。立即想到刚刚死去的爸爸，会不会是他在水下找到了那个女人，打赢了她，从而改变了子辰的命运呢？如果那个女人的咒怨真的生效，这回应该改写记录了。

子辰去精神病院那天，我们很早就等候在门口，警车开过来时，没有鸣警笛，这让我们心生安慰，好像子辰的事得到了些原谅一样。

我们不敢暴露家属身份，幸亏那天下着大雨，天气又冷，我和姐姐躲在伞下，又是帽子又是围巾的，相信就是子辰也认不出我们来。

子辰倒胖了，胖得像团发糕，也不知道是不是浮肿。立即联想到爸爸那年回家的样子，也是白胖白胖像个蚕宝宝，心里顿时有种不妙的感觉。

姐姐拿伞的手一直在微微发抖，她早就不说“让他去死”那种话了，她的母性表达完全换了个频道，在我看来，她恨不得扑过去替他承受一切。

我咋觉得他看起来像个真的精神病呢？姐姐哭丧着脸问我。

我心里也有点发虚，但还是强作镇静：子辰是多聪明的人啊，老宋肯定跟他说过了，要配合，要机灵。他总不会傻到去拆自己的台吧。

姐姐瞟了我一眼：你明明知道子辰没那么聪明。

他的确谈不上特别聪明，甚至恰恰相反，但作为他的亲人之一，我从没说出来过，我总是寻找一切机会表扬他，有一年在我家打破了一只碗，我说：你咋这么聪明呢？就像你早就知道我最不喜欢那只碗又找不到理由扔掉它一样。姐姐知道后说：你对他太温柔太娇惯了，娇儿不孝，娇狗上灶。吊大的倭瓜，打大的娃。

姐姐让我打听新病人入院都要干些什么，家属怎么探望，要不要跟医生建立专线联系。她说了一大堆，也不管我记不记得下来。我一一答应着，一副能力无穷的样子，我心中有数，不管多少问题，我都可用一个办法来解决，那就是去找邓世责。邓世责就是我们家的救世主，通过子辰这件事，我算是看出邓世责的实力来了，当年若不是爸爸出事，姐姐铁定嫁给了他，那他就是我的亲姐夫，是我们家的核心和灵魂，是我们家的舵手和保护神。从这个角度来说，爸爸的确掀翻了我们家奔向幸福生活的车轮。

我向邓世责报告，子辰正式进入精神病院了，我的意思是，他可以开始在那边施加影响了。但他不在本地，他出差了，刚刚出发，可能要七八天后才得回来，他让我放心，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精神病院。我隐约觉得不妥，毕竟子辰刚刚在我们的目送下进去了，一旦进去，他可就是进入了某个流程，我不清楚精神病院收纳新病人是个什么流程，但以我从电影电视上得来的经验，那不会是个温馨而愉快的过程，跟普通病人入住医院不可相提并论。

我说出我的忧虑，邓世责笑起来：你真的是电影看多了，放心吧，招呼早就打好了，你要是不放心，待会儿方便的时候，我再打个电话过去。

第二天晚上，我接到邓世责打来的电话，他说他跟那边通过话了，那边说，一切正常。我想细问什么叫一切正常，因为电击、水疗什么的，也是正常程序之一，不过又一想，觉得只要没有《飞越疯人院》里的那种手术，他们怎么对待子辰其实都不是问题，毕竟人家失去了独生女。

自从子辰转入精神病院后，姐姐可就有事情干了，几乎每天都跑到精神病院门口鬼鬼祟祟地张望，指望着碰巧看一眼子辰，弄得自己都快成精神病了，非跟我说，她听到过里面的号叫，其中子辰的号叫最响。我说你敢断定那个声音就是子辰的？她肯定地说，她养的儿子，他叹口气放个屁她都听得出来。

即便是那样也没办法，那个地方，不是我们想进就能进的。

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姐姐决定硬闯，她在门口盯了几天，买通了一个往医院里送菜的人，跟着混了进去，但送菜的人有固定的线路，并不能进入病区，所以姐姐实际上只是在院内的空旷地带逛了一圈，就乖乖地出来了。她告诉我这些的时候，声音冰凉，语调缓慢。

你觉得子辰待在那个地方真的好吗？那里面气氛不对，比牢房还吓人，没毛病怕也给关出毛病来了。

我也给她说得心里有点发毛，但越是这种时候，越是不能给她太多希望，就说：至少还有命在。

姐姐就不说话了。

邓世责终于回来了，他还算负责，不等我打电话去问，自己就先给我打了过来。

子辰以前有什么病吗？

没有啊！我心中一凛，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他们说他以前好像有病的样子，进去之后发作了几次，他们正在给他治。

怎么治？喂喂，不会是把他当精神病来治吧？你知道的呀，他根本就没有那个病，他是正常人呀。

他匆匆挂了电话，说要亲自跑一趟，去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我要求跟他一起去，他想了想，答应了。

我暂时没有叫上姐姐，我怕姐姐在场，影响邓世责的临场发挥。

精神病院的管理极严，邓世责穿着制服，还是被拦了下来，经过两轮填表签字确认后，我们才被放了进去。

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迎了出来，看得出来，他就是邓世责的直线联系对象，两人寒暄了一阵，白大褂突然压低声音，附在邓世责耳边说起来。

以我的观察来看，白大褂说的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邓世责坚决不肯转眼看我，他肯定知道我正在眼巴巴地瞅着他。

邓世责带我进来最大的利好是我们可以去看看子辰。

他享受着单间的优待。护士开门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凑近窗户看了一眼，因为是磨砂玻璃，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站在屋子中间。

果然是他，他两手交握，一本正经地站着，似乎正处于罚站的状态。我绕到他前面去，轻轻喊他的名字，他茫然的目光缓慢回落到我脸上。

他不是我印象中的子辰了，春节的时候我们还见过一面，那时的子辰，绝对是个标准的二十四岁男青年应该有的样子，面色红润鲜艳，吱吱冒油，脸上肌肉紧致，轮廓分明，总之，就是一枚新出厂的硬币，现在，这枚硬币像在腐蚀性极强的水里泡过一样，满脸虚肿，双眼黯淡无光。

小姨看你来了。你还好吗？

他先是无动于衷地看着我，一分多钟后，突然绽开一个空洞的笑容，且收不回去。

那不是属于他的笑容，它没有内容，没有温度，那不是我熟悉的外甥的笑。

也许是病号服的原因，我总觉得他行动和眼神都有点不对劲，即便我正在跟他说话，也抓不住他飘忽的眼神，它们总是停留在某个我够不着的地方，不认识的地方。

为了活跃气氛，我问他这里的伙食怎样，想吃点什么，要不要我给他送点过来。他仍旧是那样，先是无动于衷，然后冷不丁绽开一个无知的空洞的笑。我开始觉得不妙，难道是白大褂在一旁，他觉得不便说话？

我试着跟他聊。

有个叔叔，对你很好，一直很关心你，来，跟叔叔认识一下，好好说声谢谢。

他仍旧直立不动，我不得不拉着他的胳膊转了个弯，让他正面对着邓世责。

就在转过来的那一瞬间，子辰趔趄了一下，似乎受到惊吓，又似乎想立即逃走，但很快，他站直了，脸上又恢复成刚才的模样，继而绽开一个最无意义的笑。

一个端着托盘的护士推门进来，一边瞟向我们，一边叫着子辰身上的号码：吃药啦！

白色药片装在类似尿检用的塑料杯里，我扑过去，拿起杯子，问护士：这是什么药？

医生开的药。

我看向邓世责，邓世责意外地看向白大褂，白大褂说：只是治疗躁郁的日常用药，量极轻，基本没什么副作用。

我偷偷拿了一颗藏在掌心，准备带出去，护士发现少了药，以为是自己弄丢了，在托盘里找了一遍，最终从身上口袋里摸出一个小袋。我眼睁睁地看着她从小袋里掏出了两粒，放进塑料杯里，对子辰做了个张嘴的指令，子辰乖乖地嘴一张，我还没来得及发出声音，护士已经把水杯凑到他唇边，在他下巴底下顶了一下，三粒药丸顺利咽下去了。

本该是两粒的量，护士给他服了三粒！

还没走出大门，我已经低声向邓世责说了十几遍：求求你！求求你！这地方待不得了。

没那么严重吧？邓世责觉得我太夸张了：万一对方家属来这里查实这个人呢？

你一定得帮我们把他救出来。我听到我的声音已经是哭腔了；他已经傻了你看不出来吗？他才二十四岁，最有活力反应最敏捷的年纪，可你看看他现在，俨然已经是个精神病人了。

我在想，那件事情会不会真的刺激到他，让他变得不正常了呢？你要知道，发生那样的事，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

我隐约嗅到一股诡异的、我们未曾料想过的气味，它无疑是邪恶的，但又有点无辜，像一株被迫生长起来的毒蘑菇。与此同时，头顶上那片黑云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厚重，仿佛马上就要滤出黑色水滴来。

你答应过我们的，你说你一定会把他弄出来。我们费了那么大周折，可不是为了把他变成一个真的精神病人。我跳到他面前，像真正的小姨子跟姐夫撒娇求救一样。

我当然会尽力。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程序，不能瞎急，也不能乱来。

宁肯看着他死，也不要他变成个精神病人。这也是我姐姐的意思。

三个月后，以放假的名义，子辰被我们接了出来。

这时的子辰，已开始大量脱发，举止也比以前沉稳了很多，完全不像出事前那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好吧好吧，外貌没什么要紧，只要我们的子辰还活着。而且他似乎比我上次在精神病院看到的样子稍稍好了点。邓世责到底还是可信的。

我们为他历时一年九个月后首次获得自由而办了个小型家庭聚会。

他问起姥爷，我们告诉他，姥爷已经走了。他还是问，姥爷知道不知道他今天回来。我怀疑现在的孩子们真的不知道走了就是去世了的意思，正如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挂了的意思，要不就是他在一个极其特殊的地方封闭了一年多，整个人已基本失去了正常交流的功能，得靠我们这些人帮他慢慢恢复。

当我压低声音，沉痛地告诉他姥爷已经去世，他错过了姥爷的葬礼时，他才一脸不相信地望着我，我以为他要哭了，我做好准备应付他的崩溃大哭，结果他只是看了我一阵，就垂下了眼皮。

聚会的气氛有点奇怪，明明是为庆祝子辰平安归来，却偏偏没有一个人敢提那件事，以及那件事的来龙去脉，看守所里的日子，精神病院里的日子，所有跟那些地方有关的话题，统统禁言，又生怕冷场，令子辰感到不安，于是大家拼命找话题，一个接一个，你没说完我又开始，结果弄得驴唇不对马嘴，前言不搭后语，支离破碎，喧闹无比。再偷眼看看子辰，他静止而笔挺地坐着，像礁石置身奔腾的海面，无论浪花怎么扑向他，怎么讨好他，他都面无表情，岿然不动，真是有史以来最尴尬的一次聚会。

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子辰突然冒出一句话，像一勺冷水倒进开水锅。

妈妈，我想早点结婚。

要在平时，这种乖巧的话题肯定大受欢迎，但此时此刻，却如五雷轰顶，令大家呆若木鸡。我们都在想，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呢？刚刚以如此残暴的方式把女朋友摔死在江中的人，居然还有人爱他、愿意嫁他？这女孩一定是疯了。

还是姐姐最先反应过来，她连声说：好啊，可以可以，你随时可以结婚，妈妈早有准备。

我知道姐姐在撒谎，起码她不可能在今年为子辰操办婚礼，她没这个实力，也没这个心理准备，她只是不忍当众拒绝子辰而已。

没想到小博多了一句嘴，我早该料到他对子辰一肚子意见，他嫌子辰这个巨大的负面新闻影响了他的形象。他斜睨着身边这个笔挺笔挺的家伙：子辰哥，你一年多不在家，怎么谈的恋爱呀？你的爱人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说了你也不懂。子辰也不客气。

小博还想说什么，被我一个眼神制止了。

子辰继续：雅琪说了，她希望在十月下旬结婚，不冷不热，是穿婚纱的好天气，我们决定去找个有桂花树的草坪，搞个草坪婚礼。小博可以当伴郎。

十一个人一起抬头望向子辰，子辰谁都不看，只顾盯着面前的餐盘，似乎雅琪就站在他面前的盘子里。

雅琪说伴手礼她都想好了，除了糖果，还有一副手套，是她自己设计的、冬季用的手套，她说女人们应该都会喜欢的。

雅琪就是被他抱起来，从桥上扔进江里的女孩，他热恋中的女朋友。

姐姐眼中溢满了泪水，我轻轻摇了摇头，示意大家都别动，静听他说完。

我们打算生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太孤单了。太孤单的话，精神世界容易出问题。

他说这话的时候，筷子伸向餐桌中央，那里有姐姐最拿手的霉干菜烧肉，他像雕像一样笔直地坐着，右手像升降机的长臂一样伸出去，叉住一大块烧得棕红油亮的五花肉，手臂因此变得沉甸甸的，他心无旁骛，果断缩回手臂，直直地送进自己嘴里。五花肉一路召唤着油星，油星一路追赶着五花肉，一路滴滴答答尽情挥洒，各种菜盘，饭碗，他自己的大腿，胸前的衣襟，刚刚剃过胡须的青色下巴，无一幸免，而他浑然不觉，任那些闪亮的油星一路欢欢实实地跳将过来。这是某种标志，也是某种分界线，当一个正常人搛取菜肴时，身体总要不知不觉地前倾，左手及时递上菜碟，头微微低下，以谦卑而欣喜的姿态迎接即将入口的食物。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人才会忘了这种姿态，一是幼儿，一是智障。

我再次去找邓世责，向他详细描绘子辰说话的样子，吃饭的样子，并且带上了偷偷拍下的视频。

他一边看一边轻轻摇头。

你觉得他哪里不正常？吃饭的姿势？他以前是什么样子你记录过吗？至于说话，我觉得他很好啊，“太孤单的话，精神世界容易出问题”这种话不是谁都可以说出来的。

眼神，主要是眼神不对，他的眼睛以前很灵光的，现在像蒙了尘的玻璃。

把那个女孩扔下去之前，你见过他吗？我说的是扔下去之前的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十分钟，也许还有扔下去之后的那段时间里，他的眼神是什么样子的你见过吗？

你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千方百计把他“弄成”精神病之前，他其实已经是个真正的精神病了？

我说句外行话，关于精神病的诊断，我觉得的确有主观的成分在里面。

对了对了，还有件事。我突然想起来最紧要的还没告诉他：他居然说他要结婚，居然说他要跟雅琪结婚，就是那个被他扔下桥去的女孩，还要生两个孩子。这下你还认为他正常吗？

不要盯着他不放，也不要急着把他救出来，只有盐才能清洁伤口，只有眼泪才能安慰痛苦，只有发疯才能弥补无法弥补的错误。

邓世责说出这段话后，我突然有点发怔，像被他施了麻药，又像正被他催眠。

也许，当初我们什么都不做，让他顺其自然地走到终点，反而更好。见我没反应，他又说：不过，也可以这样理解，有种神秘的力量不让他走那条更好的路，他必须走上这条在我们看来可能更难走的路才行。

我懂他的意思了，就算我们强行把他从死刑犯的路上拉回来，也不过是拉回一个精神病人，跟死刑犯相比，真说不出哪个更好。

过了些日子，我和姐姐去了一趟江边，我们跪在江边烧纸，烧给爸爸，烧给那个不知名的女人，烧给某种无法预料的噩运。

给小博改个名字吧，给他取个女生的名字。姐姐说。

你还真信了？

姐姐抬起头，望着苍茫的江面：信吧，信了它，我们能活得轻松点。 V4BEyYxzPYfQqtcLevGet6Ay+3hF24GPRYjfCzlppDzsfBHLQhJGrTtGlgz/C0V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