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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扶贫系统平台中的建档立卡信息反映出以哈尼族为主的贫困居民数量大，其中A、B两县建档贫困居民甚至占到总居民的40%左右。作为哈尼族聚集地区，建档贫困居民也以哈尼族农村居民为最，A县贫困居民中近九成为哈尼族农村居民，远高于B县与C县；以彝族为主的其他少数民族在C县贫困居民中占比最高；汉族居民在A县与B县贫困居民中占比都极低，尽管B县汉族贫困居民比例是最高的，也未超过20%。A、B、C三县进入国务院扶贫系统的数据库中共244 501人，56 378个家庭，其中包括A县124 971人、26 426个家庭，B县95 301人、23 838个家庭，C县24 229人、6 114个家庭。他们平均年龄34±21岁，0~14岁少年儿童占23.2%，15~59岁劳动适龄居民62.9%，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13.9%，属于老年型人口结构。建档贫困居民平均年龄中，A县最为年轻31±21岁，C县为36±21岁，B县为38±21岁。从分位数年龄看，A县建档贫困居民中位年龄为28岁，C县35岁，B县38岁。A县贫困居民中，年龄在69岁以上占5%，C县和B县这一年龄分别为72岁、73岁，与C县、B县建档贫困居民比较，A县建档贫困居民年龄分布明显呈现出相对年轻的状态。建档贫困户平均家庭规模为4.3人，中位家庭规模为4人。通常家庭规模最小是单人户，最大家庭规模在A县，为26人，而B县、C县最大家庭规模分别为15人、12人，A县平均家庭规模最大，近5人的平均家庭规模比B县、C县4人的家庭规模均多1人。平均人均收入为4 358.73元，最低人均收入表现为负债5 785元，最高收入57 252元。建档贫困户家庭中，又以A县居民规模大、家庭居民多、年龄趋势相对年轻、文化程度相对更低，因而其脱贫任务更重。
建档立卡贫困户目前的状态有已脱贫、未脱贫、返贫三种，已脱贫27 396户，占50.4%；未脱贫28 499户，占48.6%；返贫583户，占1%。各县脱贫进度明显不同，A县66.3%贫困户未脱贫，B县43%，C县仅有10.5%未脱贫家庭。个人状态也显示出同样的信息，C县未脱贫居民不足10%，明显走在三个县前列，而B县脱贫居民也已过半，相对来说A县脱贫任务还比较艰巨，有六成建档贫困居民未脱贫。返贫家庭与居民虽然所占比例极小，但对于脱贫后家庭后续如何发展却有典型意义。
哈尼族农村居民大多世代居住于山地、半山地地区，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主要经济生产是以梯田粮食种植业为主，原始、传统农业十分普遍。哈尼族几千年来都有在大山的脊梁上种植梯田的传统，大多数哈尼族农村居民因地制宜地改坡地为梯田，改旱地为水田，以种植水稻为主，但是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少，且耕作难度大，粮食产量较低。新一代的年轻农村居民宁愿放弃“一亩三分地”的生活，外出务工挣钱。留守在村庄的中老年劳动力，也因为梯田的日常维护非常耗时费力，而不能够勤加维护，导致梯田被“撂荒”或者改成了更方便管理的“旱地”。针对此种情况，A县利用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品牌和“马帮侨乡文化”资源，推进以撒玛坝哈尼梯田景区和迤萨马帮侨乡古城景区为核心的旅游开发，引导贫困户主动融入旅游产业发展，发展旅行社1家，农家乐80家，乡村客栈75家，特色民宿1家，全县共有床位4207张，餐位9 900人。组建乡村旅游合作社3家，辖会员36户，直接解决就业岗位83个，带动112户从事旅游配套产业，直接拉动300余名、间接拉动800余名贫困居民脱贫。
另外一方面，A县积极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提高梯田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附加值。2017年，以LY镇NM村为试点，成立了A县NM云田种植专业合作社，目前发展社员88户683亩，其中建档立卡户28户，合作社通过腾讯企鹅优品、善品公社微商城等平台对A县梯田红米公益宣传和启动预售。通过电商营销，有效交易额达103万多元，稻谷交易量达150 048斤，成米交易量达92 158斤，订单分布浙江、北京、广东、上海、江苏，综合满意度达96%；互联网传播量达1亿人次，互联网视频传播量达1 000万，媒体报道50家；合作社社员新鲜谷子增收0.6元/斤，社区内部非社员新鲜谷子增收0.5元/斤，区域内种植农户新鲜谷子增收0.4元/斤，NM村范围内2017年新鲜蚂蚱谷已经售罄。此做法扩大了该县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提高了市场认可度，是值得进一步全县推广的经验。
A县围绕哈尼梯田保护与脱贫攻坚“双赢”目标，以ML村党总支为核心，以合作社为依托，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土地入股为基础，通过由云南中海渔业有限公司引进了适应性强、不钻泥土的台湾泥鳅种苗，建设ML村泥鳅养殖“稻渔共作”示范基地，发展出了“稻渔共作”“稻渔鸭”种养模式。这种模式作为一种稻、泥鳅、鱼、鸭互补共生的农业循环系统，为哈尼族农村居民带来了经济效益，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也改善了梯田的生态环境，扩大了社会影响，并且为全县规模化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B县突出烤烟、林果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发展规模种植业和养殖业。根据不同的海拔气候、不同的地理环境布局一批长短结合、以短养长的精准产业。海拔1 600~1 800米区间发展了15万亩核桃，在1 300米左右地带发展4.1万亩桃类，在700~1 200米区间发展12万亩杧果、2.3万亩柑橘，800米以下低海拔区域发展茉莉花、芦荟、火龙果和青枣等产业。培育农产品加工企业168户，农产品加工产值83 865万元，年销售收入25亿元。
C县立足各乡镇、村组的特色资源，主要围绕猪、鱼、茶、烟、紫米等产品种植、养殖和加工等产业抓脱贫，尤其是发展特色产业，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村有1~2个特色产业，贫困户有1~2项增收项目。课题组考察的LZ镇BX村特色产业之一是种韭菜，占全县市场份额90%左右，还给超市供货，其中一个寨（组）120户中70~80户都种韭菜，也卖韭菜花，一批村民靠种韭菜脱了贫。LZ镇KF村一批村民靠种荷兰豆也脱了贫。生猪是NH村的产业，村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三分之一来自养猪，准备成立的村合作社与即将开工的县肉联厂签订了企业加农户的协议，做大“哈尼黑猪”品牌。
保证住房安全是村民生活的基本需求，国家把危房改造列为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如A县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对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等级进行了评定，并由住建部门最终审定贫困户住房等级情况。通过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及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解决贫困户面临的住房安全问题。2017年，A县2 500户C、D级危房改造指标中，C级危房改造已全部完工，并且开工建设两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涉及建档立卡户232户1 000人。B县全面摸清农村危房底数，制定出台《B县哈尼族自治县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将全县15个乡（镇）分为7个片区，组织县境内7家建筑企业分片包干，对C、D级农村危房及部分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统一施工，同时加强监督和管理，确保农村危房改造质量。C县农村危房改造等重点项目和城乡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正在有序推进，整体的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
但是，国务院扶贫系统平台中的建档立卡信息显示以哈尼族为主的贫困居民尚有29.2%的人住房为危房，A县在尚未脱贫的贫困居民中，仍有住危房户12 057户54 705人，调查中看到大量村民还居住在土房中，不是贫困户的家庭也有很多跟贫困户家庭的房子一样的破旧，这些土房至少有几十年的历史，是用土和木头搭建的二层楼，一楼养牛、猪、鸡、鸭等，二楼住人及堆放粮食，由于房子年代久远，不少土房墙体开裂，农村人居环境较差，依然普遍存在垃圾乱放乱倒，建筑乱搭乱建，畜禽乱跑、粪便乱排、苍蝇乱飞，污泥浊水遍地流等“脏、乱、差”现象。还有0.5%的村民存在饮用水不安全与饮用水困难的问题。
“路难行”是生存贫困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云南省各级政府加大了县、乡、村级道路基础设施建设，2017年的乡村道路建设工程中，已经把水泥路通到了行政村，90%的自然村也基本通了路，从县城到各乡镇的路大部分建设得比较好，但是从乡到各村的路大部分等级较低，从村到各组的路大部分还没有通，由于受地质因素和环境气候因素的制约，路基容易坏，晴通雨阻现象很普遍，尤其是高寒山区的道路安全风险较高，道路养护困难，路况依然很差。有群众反映，“老百姓想修房子，但是路进不去，修不了”。还有群众认为，“路是修到村里了，但是下地干活还是要肩背马驮，干一趟农活往返需要半天的时间，实在不方便”。“若要富，先修路”仍然是哈尼族村民谋求生存的基本诉求。
信息不畅问题依然突出。虽然在2014年实现全部农村电网改造，2017年实现广播电视村村通，4G网络和有线网络覆盖率100%，但与内地发达地区比较，还存在通畅度不高，效率不强的问题，使那些居住在边远山区的贫困人群长期生活在与现代文明隔绝的“孤岛”上，享受信息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对他们来说仍比较遥远。
云南哈尼族居民聚集的贫困地区大都是老、少、边、山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交通和信息都十分闭塞，这些情况往往又导致贫困居民素质相对低下，而贫困居民是当地扶贫与脱贫的重要对象，可见，哈尼族贫困居民素质对实现脱贫具有决定性意义。A县加大对贫困对象实施教育扶贫措施，为了解决“因学致/返贫”的问题，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了不同做法：对建档立卡户学前教育在校子女每人每一年补助150元。免除建档立卡户小学和初中在校子女的学杂费，同时给予每人每天营养餐补助，对于在校寄宿的学生还给予了生活补助。减免建档立卡户高中或中职在校子女的学费，同时为成绩优异学生提供了助学金。为考上大学的建档立卡户子女办理生源地贷款。LY乡有一户农村居民，家里有两个考上大学的孩子，一个本科、一个专科，因此学费、生活费花费比较多，成为贫困户。为了解决他们的困难，孩子所在学校给予了特困补助，镇政府一次性奖励考上二本院校的学生每人500元，一本院校的每人1 000元，除此以外县团委有“圆梦助学金”，还有各种社会资金对其进行帮助。
B县实施教育扶贫全面覆盖。2016—2017学年，审核发放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287.05万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 607名，审核发放家庭经济贫困幼儿资助金29.67万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幼儿989名。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在校学生三餐全包，人均10元标准，两菜一汤，两荤一素。当年脱贫出列的家庭，孩子上高中及其以上的当年给予一次性补助。过去因学致贫较普遍，一家有两个高中以上的学生通常就会陷入贫困。现在每学年都可以申请助学贷款，最高8 000元，贫困家庭孩子上高中学费住宿费也是全部免费。
C县推行和落实国家教育政策，实行“三免一补”（“三免”指免课本费、免杂费、免文具费，“一补”指对小学半寄宿制学生和初中困难学生生活给予补助）。
虽然各级政府在扶贫脱贫过程中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但教育落后、文化素质低仍是哈尼族农村居民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调查发现，贫困居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大多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文盲半文盲、初中文化程度其次，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非常罕见。文化程度低，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小学，个人文化程度是小学的亦占到半数以上。A县建档贫困居民中文盲、半文盲占27.1%，明显高于C县与B县。小学文化程度居民介于C县与B县之间，而初中文化程度的居民比例至少比C县和B县低10个百分点。贫困居民中高中与大学文化程度的比例在本次调查的三个县都不高，但呈现出依A县、B县、C县的次序比例逐渐升高的趋势。A县贫困家庭平均文化程度明显低于C县、B县。A县贫困户中，25%的家庭平均文化程度不超过3.7年，仅25%的家庭平均文化程度在6.3年以上；C县贫困户中，平均文化程度不超过5年，25%的家庭平均文化程度在7.5年以上；在B县贫困户中，平均文化程度不超过6年，25%的家庭平均文化程度在7.5年以上。
此次调查发现，A县哈尼族农村居民普遍文化素质比较低，接收信息相对较少，他们的观念虽然在新时代的影响下有所转变，但是由于长期的贫困生活，依然存在着不重视教育，甚至“读书无用论”的观点。
比如，有被调查对象说：“待在本地没有出去打工见过世面的哈尼族孩子，汉语都不会听，而到外地出去打工的，普通话都会听会说了。”“哈尼族群众的生活标准低，吃饱了就行，对孩子的教育也不关注。出去打工的人见了世面，还是有所改变的。”
也有被调查对象说：“以前哈尼族的女孩子都不读书，现在改变很多了，家里面也让女孩子读书了。但是对男孩子读书要求没有那么严格，家里要娇惯得多，重男轻女的观点很严重。”“有些父母和孩子看到别人打工可以挣钱，觉得读书也没用，以后毕业了还是要靠打工挣钱，就更不上学了，因此早早辍学的也有。”有扶贫干部反映，“扶贫工作要求在贫困乡村的适龄儿童不能有辍学的，因此控辍保学任务比较重”。
也有被调查对象反映，不读书的原因并不是不想读书，而是因为经济因素的限制，比如调查中了解到A县HL村有些孩子考上了高中，但是因为家里没有钱就不去上了，这样的现象并不是个案，“还是多的”，因为这些孩子“在本乡镇读初中吃住是免费的，就好一点，但是读高中得到县上，读书花费多一点就不行了”。“为什么小孩不喜欢上学，是因为读书以后还要自己找工作，而且就业压力大，上学要分流家庭很多资金，资金上不划算。”
云南哈尼族地区医疗卫生保障条件严重不足，成为制约哈尼族农村居民脱贫的一个瓶颈，为了解决“因病致/返贫”的问题，A县首先加快推进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针对贫困村卫生室不达标问题，筹措下拨资金进行重建及改建。其次，全面完成了所有建档立卡户的基本医疗及大病保险参保工作，提高了建档立卡户在各级医疗机构住院报销的比例，其中在乡镇卫生院住院费用的报销比例为95%，在县级医院住院的费用报销比例为85%，在省、州级医院住院费用的报销比例为70%。第三，对那些符合转诊转院规范，但是住院治疗的医疗费用仍然超过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部分，由县政府兜底保障。第四，成立了大病救治专家组，推进了全县大病筛查工作，力求“筛查出一户先救治一户”。最后，县内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均开通绿色通道、一站式服务窗口，实行县域内先诊疗后付费。
B县依据《云南省健康扶贫30条措施》制订了实施方案、行动计划、工作方案。两所公办的二级医院，乡镇卫生院硬件设施达标，每个行政村一个标准化卫生室正在推进中，预计2018年底全覆盖。行政村乡村医生已全部配备到位。建档立卡贫困居民100%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100%参加基本医保，100%签约家庭医生。符合参保条件人员均已参加大病统筹，政府兜底保障逐步完善。因病、年老、残疾或其他特殊原因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贫困对象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保障标准按照省、市低保指导标准执行，2017年3252元/年，实现扶贫标准和低保标准两线合一。对建档立卡兜底对象资助参保参合，特困供养对象全额资助参保参合。在新农合报销范围内自付部分给予50%的救助，特困供养、精神病对象全额救助，把所有保障对象医疗救助纳入“一站式”即时结算救助范围。
C县将民生和强化贫困区域的公共服务功能合为一体，将贫困居民“需求表达—利益满足—公共服务供给”融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治理框架之中，从健康扶贫入手，进行县、乡、村环境卫生整治，做好垃圾分类处理和填埋，倡导良好的卫生习惯，加强对卫生服务人员技能的培训等，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的解决。
本次调查发现家庭成员生病或残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家庭经济发展。国务院扶贫系统平台中的建档立卡信息显示以哈尼族为主的贫困居民未脱贫家庭户均病残人数为0.5人，比已脱贫家庭高出0.2人。A县未脱贫家庭户均病残人数比其已脱贫户均值增高0.2人，B县增高0.1人，C县增高0.4人；哈尼族未脱贫家庭户均病残人数比其已脱贫户均值增高0.2人，其他少数民族增高0.1人，汉族增高0.2人。对比显示，未脱贫家庭病残率明显高于已脱贫家庭。
由于哈尼族农村居民居住地区山高路远，村寨分散，卫生服务难度比一般地区大，医务人员严重不足，且医疗设备、技术不配套，哈尼族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如A县贫困居民致贫原因分析排名第二位的是因病致贫。目前，A县在健康扶贫方面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医技人员比较紧缺，且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达不到相关标准。当地卫健部门的工作人员反映，“目前基层卫健工作人员工作压力很大，乡、村两级主要做脱贫攻坚和公共卫生的工作，任务很重。虽然建档立卡户家庭医生入户签约率达到100%，但是户数多、人数多，而我们的工作人员太少，成为健康扶贫的短板。此外，基层医技人员毕业工作后很少参加专业培训，因为参加培训后当地工作就没有人顶上，因此导致服务水平跟不上，也提高不了”。
哈尼族农村居民务农增收潜力有限，外出打工是当地农村家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成为当地农村居民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通过外出务工，能够使他们增加收入、开拓眼光、提高技术、落实收入。如A县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积极动员贫困对象进行劳动力转移，外出务工创收。全县劳动力居民有17万多人，占总居民的55%左右，2017年劳动力转移9.5万多人，贫困劳动力中外出打工的有4.5万人。有扶贫干部反映：“劳务输出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出路，这两年我们通过对外出务工人员补助路费，已经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老百姓出去打工的多了，老百姓的基本收入靠劳务输出。初步统计A县有8~9万人在外打工，是最见成效的产业。”
但是，哈尼族的外出务工人员文化程度低，缺少技能，加上长期处于较封闭的状态下不愿意受约束，人际交流与语言障碍等因素，大多数在周边打工，去长三角、广东企业的少，说怕去外地，不安全不想去。在B县调查时当地扶贫干部反映“去年国家行政学院曾要20名服务员，问了好多村，有的已经出去了，有的说太远不愿意去”。“哈尼族是以务农为主，也有出去打工的，但仍有一些哈尼族人在家待着，不愿出去打工也没有发展动力。比如，有个村子介绍他们出去打工，介绍的人还没到，他们就跑回家了。”“有一个村，前几年县里组织乡里动员，还包了大巴车送到工厂，一个月后30多个人都跑回来了。”外出务工人员从事的工作，绝大多数以体力劳动为主，很少有人能够从事技术工种，因此收入偏低，他们在外地适应性不良，持续工作的动力不强，返乡继续发展能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