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族是古老而历史悠久的世界性民族，主要居住在中国、泰国、老挝、缅甸、越南等国家，其中分布在东南亚地区的哈尼族又被称为阿卡族。哈尼族是云南省特有民族之一，也是人口最多的特有民族，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境内的哈尼族总人口为1 660 932人，在云南的哈尼族位居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第二，中国境内的哈尼族主要分布在“两江流域”和“两山之上”，即红河、澜沧江两江流域和哀牢山、蒙乐山两山之上。云南省128个县（市）中，哈尼族分布在119县（市），其中哈尼族人口在20万人以上的有1个县；10万至20万人的有3个县；1万人至10万人的有11个县（市）；1千人至1万人的有12个县（市）。红河州的红河县、元阳县、绿春县，普洱市的墨江县、江城县、宁洱县都属于哈尼族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

哈尼族历史悠久，从唐代时便分化成为单一民族，自唐代以来的汉文文献中，往往以这些族称：“和蛮”“和泥”/“和尼”/“禾泥”“和泥蛮”“斡泥”/“斡尼”“斡泥蛮”、“窝泥”/“窝尼”“俄泥”等来记录哈尼族先民。哈尼族现已发展为拥有众多支系和自称的民族，其自称或支系有哈尼、雅尼、阿卡、豪尼、白宏、碧约、卡多、布都、奕车、西摩罗等。自称“哈尼”的哈尼族主要分布在红河、元阳、绿春、金平、石屏等县，与彝族、傣族、瑶族等民族同居一域。从汉文史料中可以看出，在清代以前，哈尼族先民的族称是相对统一的，清代以后，哈尼族的支系逐渐被细化，但仍主要以“窝泥”来统称哈尼族。哈尼族作为单一民族在隋唐时期形成，这一新兴民族在当时人口较少，而彝族先民与之接触最多，便以其自称“哈尼”来称呼之，而后这一称呼在彝语中发生了音变，成了“和泥”“窝泥”等，汉语中便采用了彝语对哈尼族的称谓，再将其汉化，加上了带有歧视含义的“蛮”字，称作“和蛮”“和泥蛮”“斡泥蛮”等。到了清代以后，哈尼族人口渐渐增多，文献中便出现了“窝泥，自呼哈泥”的自称记载。也就是说，汉文文献中的哈尼族族称来源于彝语，是汉语借用了彝语对哈尼族的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确立哈尼族族称“哈尼族”。

哈尼族是云南省独有的少数民族之一，是仅次于彝族的云南省人口数量第二多的少数民族。云南境内哈尼族的一部分祖先，源于古氐羌族群，在哀牢山的红河南岸这一近乎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之地，哈尼族依靠勤劳的双手，发挥聪明才智，逐渐探索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生存生活方式。在哀牢山南端及红河南岸，这里红河支流众多，沟壑交错，地貌断面多呈现“V”型，地势高低悬殊十分显著，这里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十分明显：全年日照达2000小时以上，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8度至20度，常年降雨量在800毫米至1 800毫米之间，绝大部分降雨时间集中在5月至10月，而以6月至8月最多；其他月份降雨较少。雾气大也是这一地区的显著特点，常常形成茫茫云海，铺天盖地，淹没群山。云海水分含量高，随时化为毛毛雨滋润群山，并与森林植被一起形成的涓涓细流和小溪泉源共同造就了常年流淌不枯的“高山绿色水库”，造就了哀牢山“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景致，这为开垦梯田和灌溉梯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哀牢山区的自然环境，是以气候的垂直立体分布和与之相适应的植被的立体分布为特征。哈尼族正是利用这种地貌和气候的立体性分布特征，建构与之相适应的人居生存空间及农业生态系统的。“森林在上，村寨位于半山腰，梯田立于村寨之下”是哈尼族村落的整体景观。村寨上方要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它护佑着整个村寨，积蓄水源，为村寨提供长流不断的泉水；村寨坐落在半山腰，倚靠在坚实的山脉上，山脉沿村寨两侧继续延伸，寨子旁边有郁郁葱葱的竹林，森林里的泉水经过沟渠引至村寨中，流经整个村寨并最终流向寨子下方的梯田，为人畜饮水和梯田农耕用水提供充足的水源；梯田开垦在村寨下方的缓坡地带，层层叠叠连接着整个村寨。这客观地反映了哈尼族先民原始而传统的生态智慧，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哈尼人民巧妙适于自然、利用自然、变自然生态为农业文化生态的杰作。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哈尼人民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增添了浓重的色彩。如：以元阳境内数十万亩连片的梯田为例，哈尼族梯田依山而就，缭绕云端，似彩虹当空，如梦幻神田，伟岸壮观，叹为观止。具有哈尼族特质的梯田文化，沉淀了这个世界性山地民族的文化底蕴。水是梯田稻作最为重要的元素，哈尼人在大山中修筑了各种沟渠，将一座座村寨、一片片梯田串联起来。更为巧妙的是，哈尼人还发明了刻木分水，根据一条沟渠能够引入的水量以及可供灌溉梯田面积的大小，经各田户集体商议，规定出每份水田应该分得的水量，并将此水量刻在一根横木上，把横木放置于各水沟的分水口，让水自行沿着木刻开口流出而达到分流的效果，既合理高效地利用了水资源，又避免了不同梯田之间用水的争端。这套哈尼人在千百年来于实践中发明的稻作系统，巧妙地维持着哈尼村寨的生态循环。传承千年的稻作系统如今依然在有条不紊地运行着，生产出丰硕的粮食，供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哈尼人。

作为一个不断迁徙的民族，哈尼族历史上本没有文字，靠口耳相传记事，与一般民族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没有稳固的地域生存空间，但他们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历史悠久的稻作文化，以村寨为生存空间，以梯田农耕为生活资料来源，以家庭生活为基本单元，以村寨管理体系为制度保障的整个生产生活方式，且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都自觉地坚持实践这套生产生活方式。哈尼族希望本民族能在崇山峻岭之中自力更生，子孙后代能薪火相传，繁衍生息，村寨能实现稳定和睦与繁荣发展，能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始终得到自然的恩赐和护佑，形成了富有哈尼族特点的传统生态伦理观念，并反映到宗教祭祀、人生礼仪、传统节日、伦理道德等文化符号和文化现象之中。哈尼族多神崇拜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基于万物有灵观念的自然崇拜（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他们相信自然界的万物皆有神灵司管，天地间存在的天神（弥塔直摩）、地神（阿奥）、人间神（阿匹梭摩）、天女神（奥玛）、龙树神（阿玛阿搓）、家神（合沙尼沙）、山神、水神、寨神等，它们主宰着人间的幸福灾祸，神圣不可侵犯，每逢农业生产节令、集体狩猎活动或者村寨发生重大事件时，必须对它们定期或不定期祭祀，以祈求各种神灵的护佑。农历阳春三月，哈尼族拉开栽插秧苗的序幕，举行“开秧门”仪式祈求万事顺遂；时至六月，哈尼族人民杀牛分食，祭祀祖先，欢度“六月节”预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十月年则是哈尼族一年中最隆重的节庆，此时正值稻谷收割完毕，哈尼人举行长街宴等活动，以此庆丰收迎新年，展示丰收硕果……而与节庆祭祀活动相关的四季生产调、栽秧山歌、乐作舞等哈尼族传统的农耕歌舞，时至今日也还在梯田中一遍遍上演、流传。

哈尼族的民族节日是“苦扎扎节”，主要是在农历五月也就是新历的六月，一般欢度三到五天，因为居住地不同，有的也会选择在四月底的火把节中度过，而在红河地区就是在六七月这个时间过。在节日期间热闹非凡，这代表着哈尼人民对此节日的敬畏，因为他们想火永久不熄，在他们眼里，火代表着整个家庭的生命。在新春佳节的时候，全家人这个时候每个成员也都到齐了，一大早他们便一家老小开始准备着一年一次的重大宴席，洗菜、生火、煮米，进行着备宴的每一道工序，每人脸上都绽放着幸福之花。待到午时，各自将家中精心准备的宴席都依次摆放在自己所住村子或者街镇上的街心，每家每户的餐宴连接在一起，甚似一条绵延不断而生龙活虎的长龙。哈尼人民把餐宴摆放好之后便一起和街坊邻居入席共进餐食和同饮欢酒，共同庆祝新春佳节，此时整条“长龙”谈笑风生，美味飘香，喜气冲天。在春节过后，红河一带的哈尼族还有“吃新谷”的习俗，时间在农历七月的第一个龙日。在这个时候正值春季，每户人家都会去自家田地里拔一捆连着根带着穗的稻子回家，且在拔稻穗的过程中还要选择不是双排种的，同时在背回家的过程当中不管遇到生人还是熟人都不能打招呼，若是说了话就会被视为不吉。回到家中把稻穗戴上手套用手搓下谷粒，连壳放入锅中翻炒，直到谷粒炒开了米花。当米花弄成时，若家里养着狗的便要让狗先吃一些，因为传说中，哈尼族经历过一场洪灾后重新获得的粮食是由狗叼来的，为了感谢它所以要将一年开始新春的粮食先给它吃。吃过米花之后，也要将各自当年种的瓜果蔬菜都拿出来吃，而且还要吃一碗竹笋，代表着未来一年的收成可以像新笋一样一节比一节高，同时还要吃自家腌制好的大鱼大肉，期望着未来一年的生活里能够富足美满。

哈尼族极喜饮酒，酒是哈尼族表示礼节、遵守信义、联络感情不可缺少的饮料。同时，由于哈尼族传统宗教思想认为酒是通神的媒介，酒也是宗教祭祀活动不可或缺的物品。除此，客人来家、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宗教祭祀、民俗祭仪，务必杀鸡宰鸭、杀猪宰牛，用其鲜血制作成“白旺”，并作为上等菜肴，以此待客，表明主人宰杀的鸡、鸭、猪、牛不是病死的，而是当场宰杀的，且健康无病的。

哈尼族传统婚姻是一夫一妻制，且实行严格民族内婚、支系内婚，同宗同姓（同图腾）不婚、姨表不婚和姑舅表优婚等制度，并保留着转房制、抢婚制以及兄亡弟娶、姐亡妹嫁等形式。哈尼族婚礼的举行，仅仅只表明男女双方结缔了婚姻关系，并不意味着圆房。红河哈尼族至今还保持着“里夏夏”（“新媳妇不落夫家”）的传统习俗。哈尼族的日常生活习惯处处透露着哈尼族民间信仰文化的特点。在服饰方面，由于哈尼族传统宗教崇拜自然灵物、图腾神灵等，他们将自己的信仰绣在了自己的传统服饰上，以此展示自己的虔诚崇拜和顶礼膜拜。

目前，哈尼族传统文化观念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陈规陋习和不良风气，有一些与当今社会发展不相吻合的因素需要进一步整合。哈尼族大部分生活在山区，受地理条件的影响，竞争意识不强，容易自我满足，许多哈尼族群众仍然满足于“一碗肉、一壶酒”“大米饭、吃饱肚”的安于现状的生活，在边远哈尼族村社里“吃在酒上，用在鬼上”的现象还很普遍，每年哈尼族用在酒上的开支很大，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亲友聚会都要喝得酩酊大醉，如在节日期间轮流做东，大摆酒宴宴请本村或本家亲戚，短则一天，长则几天。民族节日众多，生活无计划，丧葬习俗繁杂，因丧返贫、因丧致贫情况较为突出。在哈尼族地区重农轻商，市场意识和自我发展观念不强，严重影响了自身创造能力的充分发挥。“长街宴”还是“见者有份”的分配习俗，一方面折射出哈尼民族豪放、热情、耿直的文化特质，这是哈尼族最引以为自豪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考察的话，“长街宴”不仅增加了农户的负担，而且也不利于资本积累。而“见者有份”的分配习俗，付出艰辛劳动获得分享猎物那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因为运气好，即使不参加狩猎也没有参加撵山付出劳动，只是碰巧遇到分配猎物就能平均分得一份，实在没有什么道理。相反，这种现象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容易助长好逸恶劳、贪恋便宜、巧取豪夺的负面的民族特征。哈尼族的“长街宴”、“见者有份”、分家、家庭财产的继承和移交的习惯，“重男轻女”和“多子多福”的生育观，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讲，制约着哈尼人民的商品观念的形成，影响了哈尼族家庭的资本积累和哈尼族社会的经济发展。哈尼族主要从事农业，居住地多在山区和半山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成为云南省贫困人口较多、贫困面较广、贫困程度较深的少数民族之一，其主要聚居区也是国家和云南省当前精准扶贫的重点扶贫开发地区。 o4ICyeVsO/T6zGDEDOqEXJdk0+Czm6EnaIv95VmtugG4zgzlybpaHri6flHsEF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