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历史，官府修正史，民间有野史，后人写前人，文人写历史，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戏说还是正传？是据野史演义？还是以正史为鉴？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其实，两种态度在司马迁写《史记》时便已并存。完全客观的历史学家不存在，完全客观的作家更是不存在。即便是治学严谨的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也添加了大量的文学描写和大胆想象。

吴越争霸，是春秋末年最为精彩的一段历史、最后一场大戏。

戏中的主角，不论是阖闾、夫差、勾践，还是伍子胥、孙武、文种、范蠡，都是中国历史上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中间，三个是最具野心的君王，四个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大戏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几位主角的表演都是精彩绝伦，可歌可泣，其中，伍子胥的结局，最让人叹息。

伍子胥是楚国人，因父亲伍奢遭奸佞陷害，惨遭灭门之祸，亡命天涯，从楚国逃往吴国，游刃于吴王僚与公子光之间，最终将公子光（吴王阖闾）扶上王位，让原本孱弱的吴国雄霸一方。其间发生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千古美谈：

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聂政刺韩傀、荆轲刺秦王，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大刺杀案，其中，专诸、要离是伍子胥挖掘出来的人才，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更是伍子胥谋划的杰作。

孙武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所著《孙子兵法》名扬中外，然而，正是由于伍子胥慧眼识珠，向吴王阖闾举荐了孙武，使孙武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二人共同辅佐吴王阖闾，成就了吴国一代霸业。

关于伍子胥，有一段千古疑案——“掘墓鞭尸”。史籍最早明确记载伍子胥“掘墓鞭尸”的是《史记·伍子胥列传》：

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伍子胥在父兄被戮后，智过昭关，投奔吴国，导吴破郢，掘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终泄心中积恨，是一段载诸史籍、传颂千古的历史佳话。

历来据此写成的演义式小说与戏曲传奇不胜枚举。人们饱蘸浓墨，将伍子胥塑造成一个忠肝义胆、忍耻雪恨、鞭挞昏君的大侠，通过这个鲜明的典型形象和故事，宣泄出对统治者强烈的反抗精神。

历史上是否确有“掘墓鞭尸”这一幕，还真的不一定。

最早记载这件事的是《吕氏春秋》。其《首时篇》记载：伍子胥“亲射入宫，鞭荆平之坟三百”。这里说的是“鞭坟”，而不是“鞭尸”。

《淮南子》与《穀梁传》成书均早于《史记》。

《淮南子·泰族训》记载：“阖闾伐楚，五战入郢……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此处无“鞭尸”，只是“鞭墓”。

《穀梁传·定公四年》写吴军入楚后：“坏宗庙、徙陈器、挞平王墓。”

两部典籍说的都是“鞭墓”，而不是“鞭尸”。

顾炎武对司马迁的“鞭尸”说持怀疑态度，专门写了一篇《子胥鞭平王之尸辨》的文章，对司马迁的“鞭尸”说质疑。认为《吕氏春秋》《淮南子》《穀梁传》都是以“鞭墓”的方式发泄仇恨，这在人们可接受的人伦底线内。毕竟，以阴谋手段上台且滥杀伍子胥父兄的楚平王并未占据道德高地。之后，当“鞭墓”发展为突破人伦底线内的所谓“鞭尸”，甚至“践腹”“抉目”时，这一被推向极端的复仇行为，必不可免地对后世产生导向性的负面影响，从而催生出社会非理性的暴戾之气。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掘墓辱尸的事件，有可能就是这一“掘墓鞭尸”的负面影响所致。

提出这个观点，旨在说明一个问题，完全客观的历史学家不存在，完全客观的作家更是不存在。

作家写历史，在遵从基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写出自己心中的历史，有趣、有味，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