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的胡蝶，也一直是我心深处的姐姐，再白发苍苍，也无法当她是老祖母。她也从没有周璇那样天真浪漫过，似乎一出生就是女人了，坐在那里，抿着嘴，连淡笑也不是，却弄出了深不可测的酒窝。

重庆曾家岩的那条路，像一段爱情，一直在我心底垫着底。我想，因为它，我对重庆这个以火锅著名而充满干燥、形而下物欲的故城，多了一分敬爱。

春秋两季，我会找着许多理由，溜达于这条路，看一路的黄桷树不分时节地各自凋零或发芽。枯黄与嫩绿间，没有道理，只有自顾自的一生一世。

今年清明后那一天，我又去了那里。我坐在庞大的旅游客车上，像个过客样穿行于自己的家园，却没料到马上就被一种背叛激怒——曾家岩，也称作中山四路的这条路，已被房地产商侵入、割据。灰色的长围墙圈住的地盘，一幢幢曾经住过风云人物而显出神秘气质的小楼，被肢解得七零八落。兵荒马乱的工地上，一树桐籽花紫银银地开着，没有房屋的作衬，它几乎像开在旷野里，孤寂、绝望，却又是深情厚谊。

我很疑惑的是，这许多年的来往，从没注意到桐籽树在这里也渲染出颓丧却清幽的氤氲。尤其是这棵桐籽树几乎高大得可怕，风吹它的花瓣，落在青色的楼廊里，不经意，一夜就会有厚厚一层。紫色的残败，在万物朝前赶着的春天，更是一种苦大仇深似的残酷。

那个曾经客居这里的女人，看到这树桐籽花，看到这样粗糙花朵的飘飞也有自己多愁善感的态度，会作如何的感想？她该是注意到这树紫银银的桐籽花的，毕竟只是一墙之隔，而它又那么具有川东地区的风情和天涯之感。这都是这个上海女人当初无法设想的——天远地远的重庆，破旧欲坠的吊脚楼，阴湿天气里，想一晌贪欢，也会冷得飕飕发抖。

我说的这个女人，叫胡蝶，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影后。她曾在这里的戴公馆内蹉跎了好些时日，真像飞得飘摇的蝴蝶，一入黑漆大门，便已万劫不复——那样森然的大门、那样高厚的墙本身就是为紧锁和密封准备的。谁也无法冲破这片黑压压的坚固。胡蝶不行，她的丈夫潘有声不行。甚至连戴笠自己也不行。

所谓的戴公馆是2003年才被重庆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对象的。这又证明现代的人愈来愈有客观的态度。而我如此看重它，一点都不因为戴笠，只为胡蝶曾有的来去。尤其是春意阑珊的傍晚，倚靠着依然森森的大黑门，目睹里边的动静，我会突然想起些什么……

这里真是换了人间，一幢三层楼的房子，拥挤着纷纭的人家。走廊上挂满了质地低档的衣裤；有人家用换气扇拼命往外排油烟；石坎上，一辆脏兮兮的拖车被粗大的铁链子套在黄桷树下，防盗。

也算是报应了，当年戴笠机关用尽，滴水不漏的戴公馆，如今也就是个大杂院，喧闹着普罗大众琐碎日子的嬉笑怒骂。

但一切都有着热腾腾的明朗，我甚至嗅着一股子缥缈的香气。望望楼屋前两棵黄桷树，一在破旧，一在出新，它们与香风是无干的。我透过底楼的门洞，看得见后院低矮的石栏杆。黄野菊在那里风姿绰约，还有更多的树木草丛组成坡坎下的绿意。或许它们中的一两种会散发出可人的香气来；又或许它们的杂生也会制造不可知的清新。还因为坡下就是嘉陵江了，谁又知道江水不会吐气如兰？

我真的就想起点什么——海子的那句诗。他说，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只想起你。

我想起的胡蝶，也一直是我心深处的姐姐，再白发苍苍，也无法当她是老祖母。她也从没有周璇那样的天真浪漫过，似乎一出生就是女人了，坐在那里，抿着嘴，连淡笑也不是，却弄出了深不可测的酒窝。

仔细地看过胡蝶的许多照片，发现她其实是不太会笑的女人。总是笑不露齿地端着、拿份儿，美得不动声色，或者是造做。但你把她丢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群女明星中去比较，她仍是比阮玲玉的眉眼更雍容，比周璇的小家碧玉更大家气质……有时候，我们也会怀疑牡丹艳冠群芳的能力。但牡丹率性而开时，那样的气闲神定、呼朋唤友，总让人有着意外的惊心。

我一直觉得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娱乐界打造的那批女星，才是真正韵味上的东方美女：缓缓滑动着的留声机，让她们的歌声有了不清晰的迷蒙；修身窄瘦的旗袍让她们的舞步碎小而婀娜。她们总有着各自的愁绪，聚结眉头，便是诗经和唐诗宋词中的儿女情长。而我们如今的章子怡、范冰冰们，容貌倒像一台精密仪器样，找不出什么破绽。但除了会飞叉叉地笑，与男人的勾搭像一场又一场无休无止的阴谋外，便连流泪都很难真实了。

当年的胡蝶便是带着哀愁，和着窄旗袍弄出的碎步，在戴公馆的坡坡坎坎间徘徊的吧。这里的确设制得曲折、坎坷，犹如心机颇深的主人。

我也见过戴笠的不少照片。乍一看，他不如蒋介石长得那么武气和飞扬跋扈，甚至有点一本正经的斯文。但你盯住他的眼睛不放，就会发觉他的眼神与老蒋惊人的相似：有着阴冷的寒意，以及对人的疏离和防备感。这样的男人天生具有攻击性和掠夺欲。即或是他的爱，都是利己的霸气，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当胡蝶被戴笠如痴如狂、近乎变态地爱着时，我相信她多少有着窒息之感。这毕竟是种不伦不堪的关系：亲夫相当于被放逐去了昆明，身边尚有两个幼子和白发苍苍的老母。进又不甘，退亦不能。曹雪芹曾说：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

胡蝶的尴尬或许胜过古代从蜀被俘入宋的花蕊夫人。胡蝶的一条命要担负太多，她不能因自己而生死。苟活，有时比死还需要理由和勇气。胡蝶所能做的也唯有徘徊而已……她还被戴笠“藏娇”般地藏进了雾气深重的歌乐山杨家山公馆和以后新建的别墅。那里，好些年前我也去过。一近初秋，歌乐山的云很凉，零星的银杏树再枝繁叶茂也形不成秋色，歌乐山真的是重庆血气太重、悲风凄雨的地方。那里的老人只知道杨家山公馆住过好些神秘人物。只见到车辆的来去，却从没见过任何人影的晃动，更别说看见胡蝶了。

胡蝶在这样的地方，无声无息地走路、吃饭，在镜中端详自己开始衰老的容颜，并挑剔着戴笠：公馆的窗户太小光线不足；楼前的景致平庸，爬坡太累；重庆的水果不好吃，拖鞋不受用。胡蝶几乎把自己打扮成杨贵妃，忙乎着戴笠动用军用飞机去印度运水果，去巴黎运鞋子……

胡蝶只能这样耍性子，戴笠也只能这样百般奉承。男欢女爱变成了威胁和恐吓，戴笠倒是虽九死而不悔，朝夕对着一张美人脸，恐怕是他阴谋与暗杀生涯里难得的人之况味。他曾给胡蝶留过这样文人酸气的字条：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

魔王转身的多情，恐怕也吓了老天爷一跳，它竟是不信的——正欲把胡蝶明媒正娶、与美人天长地久的戴笠，突然就飞机失事，一堆火焰在南京的戴山宿命地腾空而起，戴笠做鬼，永别了美人和风流。

然后有了胡蝶的后半辈子。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人多是没有后半辈子的。所谓的红颜薄命：她们活不过风佻时的狂躁，更不能见忍于色衰后的惨淡。胡蝶却好好地一路活过来。年过半百的时候，她的电影生涯在香港东山再起，甚至还以《后门》一片获得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她与影星林黛有一张合影：中年的脸庞，少了些青春的媚眉媚眼，不再咄咄逼人。但也没有了造作的拿份儿。利索的笑容，朴实的表情，胡蝶不只会在天上颠，回到人间也能安稳入眠。正因为她学会了平凡，甚至是随波逐流的随遇而安，才可能走向美人的高龄，81岁那年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寿终正寝。

其实，给了胡蝶后半生的是这样的一个男人——潘有声的坚毅与大气。他不是以屈辱和隐忍的男人宽容来接纳有“污点”的妻子，而是以坦荡的君子之心，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来承担爱人之痛。这样的承担甚至由不得怜悯，只能是从血管里喷出热腾腾的温柔抚慰女儿心。胡蝶好敏感，也有抹不去的心悸。还好，潘有声给了胡蝶六年的深情厚谊，朝朝暮暮，夫唱妻随，纵是仇怨深似海，也有普度众生的观世音。

六年后潘有声病逝，胡蝶生不如死：潘郎是静悄悄地走入自己的生活，又静静地走了。胡蝶缺了惜蝶人，无以舞翩跹。有感于丈夫的深情，移民加拿大后，胡蝶改名潘宝娟。他们演绎了一场张爱玲《半生缘》的真人版。只是胡蝶霍然回头，人海中连擦肩而过的那个人也没了。情爱中的大恨，莫过阴阳永隔。

现在这对璧人都在云端之上了。也不知人间四月天，天国是何年？

也许胡蝶梦回，死也不肯再来重庆的。我等守着一堆残败景象来怀旧，真正是白担一回虚名，文学爱好者的搔首弄姿。

干脆就有一辆仁慈的推土机，把这里推个精光好了，包括欲说还休的戴公馆、开紫银银花的桐籽树，以及暧昧、绯闻式的流言传奇。只要了曾家岩眼目下的男欢女爱，无畏的接吻，趁着清亮的天色。

（2005年4月） M/ghToRrHw5OnXRAe4Nx6XN8N21ssicCi2AqW0fjajc7Vb8txExKbUPeduSBy4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