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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一位艳光四射而骄傲的女人，要启动素日旗袍修身、娉婷而行的手足，去丈夫房里“捉奸”，然后像村妇似的捶胸顿足、号啕大哭，就为她设身处地的痛。
冬天里想起春日的花事，像是谁在叫醒耳朵：春逝是一种可怕的美丽，但又是我无比爱好的忧愁。如同我爱黑夜其实比白天多，忧愁反而让我踏实和安全。至于欢喜，遇上的时候会忐忑不安、受宠若惊，甚至，满怀恐惧。
南山的春日之艳的确让人向往。那是一种恍惚的向往，身不由己，虽死犹赴——那样的季节，雨水入夜，晨生云烟。仿佛，神女转身，除却了巫山也是云雨也是多情。于是，南山的初春还阴湿漉漉，清瘦得我见犹怜，转眼却缤纷新嫁了——玫瑰园的紫兰，蔷薇园的杜鹃，樱花拥挤了天空，倾城的惊艳，像天堂般的幻影。但，李贵阳鸟却穿过花团锦簇，躲进云层，然后一声声喊：李贵阳。也许我们永远不知鸟类的尖叫会提醒我们什么。不过，春天突然就结束，樱花待不住枝头，匆匆随了西风。
每次看到南山的樱花不管不顾地飘坠，心会寒，多少能体会东瀛人与生俱来的悲情。
许多的花草不过是因衰而败，樱花之毁，却在绚烂的极致。东瀛人看到了生的局促、无常，所以放纵痛苦。而我们汉民族却在其中领略到一种“谛观”——大美时放弃的顶点快感。汉民族讲求现世现报，奉行好死不如赖活。也许以傲慢的偏见来看，我们是不太懂忧伤的民族。但，只要想想我们的老孔子两千多年前就站在水边哀叹：逝者如斯夫。那样的对生命的痛和无奈，力透纸背，至今还令人战栗。只是我们学会了包扎伤口，收拾琐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又如何。
譬如说，真到了冬天，南山寂寞之极，我仍会在某个夜晚，摸到后山垭的一道弯，举起手电筒，探梅。想起无边无际的腊梅在天光下也是清冷的，便念叨一句古人的诗：只恐夜深花睡去。却发现，梅真的睡了，还酣然。而花气袭人，汹涌而毅然，就像许多曾在这座山上来来往往的女人。
去年圣诞前，我去了南山腹地的黄山“松厅”。它突然因宋美龄近些时逝世引起的话题而有了热闹，虽然里边的情形像个匆匆搭起的秀场布景。
“松厅”至少在外表上是很中国很文艺的。但宽且蜿蜒的回廊，却是南亚洲的情绪——红漆木地板，低矮的护栏。重庆又是那么多雨，被松针筛下来的雨水会弄湿护栏，徘徊的美人其实是无处可依的。
我却坐在了“松厅”的护栏上。下午4点的冬阳里，60多年前的松已稀疏，几步外的闲菊野蒿，几步内的暗色青苔，掩不住的时光水渍，凄清、惶惶。只有通往孔二小姐别墅的小径两旁，鸢尾狂放而碧翠。很贱很玩命的东西，冬天它不开花。但它一旦举出长长的花枝，也很风骚。那种暗地妖娆，像极了“松厅”女主人曾有的鹊尾淡妆——那是我最喜欢的她的一张照片，正大仙容，友善而和煦的美。不懂美国人为何欣赏一张剑拔弩张的脸——当年荣登《时代周刊》封面的那双眼睛暗藏锋利，纸灰画出的眉却是举重若轻；而红彩的唇，紧闭，像紫禁城的大门，拒人千里。其实，当时的这位东方美人充当的是一位落难公主，向富豪们伸手SOS,所以封面上写了这样的话：她和中国知道忍耐意味着什么。
我们一直知道太阳的背面是月亮，却不知月之背面有怎样的得失。一座城市的沦陷，能够成全张爱玲的小人物苟且的爱，萤火的温暖在倾城中，也能让人泪流满面。何况以整个中国的苦难与决战精神作了底色，风华绝代的东方美人，倾倒一座白宫以及罗斯福、马歇尔这等正义男人和更多更多爱好和平的盟友，又算得了什么？想来，那竟是宋美龄的极艳，她像一朵火玫瑰怒放于中国重庆的南山，又像轰响的战机，盘旋在美利坚的上空。但，这架战机在美国以及周边地区待的时间似乎太长，干脆让人怀疑她把那里当成了娘家——逃避男人或挑战男人的娘家。
有时月的背面真实得让人害怕。就像今天我们如此凭吊的“松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最紧要的几年，它其实是寂寞之宫，经常被女主人——这位喝美国奶长大的女儿，撂到地老天荒的故国，人去了他乡。里面壁炉二三，不过是虚拟，如同女主人看上去很美的婚姻。1944年关于老蒋的绯闻很富有娱乐精神：说是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陈小姐”被老蒋金屋藏娇了，重庆鸟语花香的地方都成了他们调情的欢场。而高贵华丽的“第一夫人”就这样被无耻地出卖。怨妇的诞生真是防不胜防，纵有美貌、才情、甚至权势打造的结实之盾，面对男人强权又贪婪之矛时，也只能百孔千疮。
写到这里，我已是于心不忍。想到一位艳光四射而骄傲的女人，要启动素日旗袍修身，娉婷而行的手足，去丈夫房里“捉奸”，然后像村妇似的捶胸顿足、号啕大哭，就为她设身处地地痛。老天的羞辱，往往是这样没心没肺的。
接下来情节完全是中国版的《乱世佳人》：宋家小妹举起美丽的花瓶向老公头上砸去，像郝思嘉在卫希礼书房里撒的野。我欣赏女人有这样的霸道，恶狠狠地大声说不。甚至，像樱花般的不管不顾，宁为玉碎也是一种高贵。
可惜宋美龄不会，她只能点到为止。除了“忍气吞声”，跑娘家似的待在美国赌赌气，还得挎着夫君的胳膊到开罗会议那些大场合，去对罗斯福、丘吉尔巧笑倩兮。
这便是一个名女人的尴尬，期期艾艾的恨、欲说还休的哀。倒让人羡慕起著名的白莎小姐，南山上另一位暗香犹存的女战士。她也许是第三者的“先驱”，不伦之爱的夏娃。但至少，她对自己爱与恨的表达雷霆万钧。为了爱的高贵，竟在文峰塔上以死相祭。她的柔质旗袍拂过塔四周的尘土和明暗不定的光线，花朵般的腾空，再落下，每一秒钟的过程都暗示着今世的樱花，揉碎大艳大寂，在所不惜。
我们内心里其实是喜欢红颜薄命的。很私心地希望美人都比若樱花，大美来临急流勇退，绝不拖泥带水。
她却是个例外，她的存在已超越了我们的审美权限：她活过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活成了祖母们的祖母，却仍是蛾眉、红唇、旗袍修身，一停眸，美人百岁还是美人。
有关她的一生，人们爱用“美丽与哀愁”来解构。细细算来，她的大美时节恰恰是抗日的烽火岁月，血与火交织的废墟上，她的从容、慈悲、奋争，甚至有点造作的小女人的鬼把戏和撒娇，都亦正亦邪，优雅而妖媚。她用让女人仰视却疏离的面容覆盖了男人。那是一种性感的诱惑加上知性的征服，很母性也很情人：陈纳德、马歇尔、威尔基，不是成了她的骑士、追星族，便是绯色的男主角。连“古板”而傲慢、浑身散发着殖民者气息的丘吉尔，一见到她，也会忘情地喃喃：这个骄矜和妩媚的女人，的确让人极为心动。
然而，女人如花花似梦。她的美丽何其短暂，哀愁却是时光漫漫，漫长得连传奇都步履蹒跚了。天上人间，谁还有多余的光阴去缠绵？于是，她不再说话。曾经在美利坚国会上口若悬河的嘴，一抹淡笑便让所有的秘密、风流和痛苦尘封。她的安静，得到岁月的谅解和宽恕，并差点就遗忘了她。她竟活过了106岁。最后，寿终正寝。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最后的文字时，另一位芳华绝代的女人，在2003年与2004年的接壤口，突然撒手。梅艳芳，斜睨的媚，低头的悲，如此贴切地注解了张爱玲的那种手势——凄凉的，哀婉的。她的烈焰红唇，陪衬她恨嫁的心，那是不能补的天。只好命若樱花，粉碎也粉碎得如诗如画，最后舞台上的呼风唤雨，不过是杜鹃啼血，一叫，春归。
人的命，像宋美龄那样长也不够长，像梅艳芳那样短也不算短。二者不能作比。艳与寂、悲与喜、生与死都是我们做不了主的事情。就像宋美龄所说的，上帝让我活着，我不敢轻易去死。上帝让我死，我决不苟且地活着……上帝也让我等芸芸众生以悲厉或常态之心，送走一代代的美人，然后，各自生活。
当我离开“松厅”，几乎下完了整个石梯的时候，回头，电话铃响了，像那种鸟在云层里喊：李贵阳。这是一个素淡日子，腊梅的活着或死亡，都会一寸寸芬芳了空气，整个南山排山倒海地香。我欢喜这样小恩小惠的幸福，美人的生死又与我何干呢？
（200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