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温盖特这几年热衷骑马打猎，对于履行军职并不十分上心。但他也未忘记自己的职责。1925年，他由少尉晋升为中尉。他得到的评价是“有前途，敏锐，工作勤奋”。次年，也就是1926年，温盖特顺利通过了晋升上尉的首轮考试。他以一篇题为《三次军事行动的战略》的论文通过了这次考试，所谓“三次军事行动”是指1914年德国入侵法国，1917年艾伦比（Allenby） 指挥的巴勒斯坦战役，以及1904年的日俄战争。当时人们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将“包围”视为正统的战略战术，温盖特写作此文旨在驳斥这种观点，他极力强调集中兵力在战略上的优越性，认为这样便于部队在内线快速机动。此文的主要观点并非作者首创，因此在这里没有必要详述。更让人感兴趣的是他大胆的表达方式。例如，他在导言中这样写道：“尽管外线作战可能获得某些特殊优势，但如果有人故意分割兵力去执行不必要的任务，那他就是不懂战争的书呆子。”温盖特以后还会使用这样的语言，但不是在学术文章中，而是在官方报告中。

路易斯·奥德菲尔德（Louis Oldfield）少将给这篇论文打了78分。这令人有些失望，因为还差2分才够得上优秀。在职业道路上，他仍然按部就班地往前走。

随着家中的孩子们长大成人并陆续离家，温盖特一家的生活正经历着寻常人家的变故。大女儿雷切尔继承了家庭传统，成为瑞典在中国新疆传教团的实地调查员，离开英国到喀什工作。“她一定经常孤独寂寞，可怜的女儿。”温盖特夫人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不过没关系，我相信当她看到那些古老的、勇气非凡的喀什人皈依基督时，定会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欣慰。”比长子小两岁的莫妮卡，就读于纽纳姆学院（Newnham College）；1926年10月，次子奈杰尔上了剑桥的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在长假中，莫妮卡想去日内瓦参加国联的大学联合会组织的一次会议，哥哥奥德给了她10英镑作为开销。当奈杰尔去剑桥上学时，哥哥送了他20英镑。温盖特上校写信说：“我不知道你怎么能省下这么多钱。我希望从现在到圣诞节期间，你不会因此而忍饥挨饿。”然而实际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

1925年，就在雷切尔即将远赴中亚前不久，温盖特夫人得了一场大病。她后来康复了，但此后身体一直虚弱。以下引自温盖特夫人6月在布莱克希斯（Blackheath）写给儿子的一封信，它能告诉读者一些有必要了解的情况。

周一和周二，埃里克·莱西（Eric Lacey）大夫来了，周二，他还在家里见了你父亲。他发现我的心脏“非常疲惫”，还有其他一两处小毛病，但与那位“热心”的戈德尔明绅士所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最后决定要我去找托马斯·霍德尔（Thomas Horder）爵士（唉，他可是顶尖权威！出诊一次要4几尼 ），我今天照着他的话做了。我急着去看医生，因为承蒙天意雷（切尔）今天在家，她在家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托马斯爵士的诊断报告很令人鼓舞，我们必须感谢主对我的恩典。托马斯爵士认为心灵疲惫都是一样的，他说自己为某事操心时也会受到心脏病的困扰……我总是操心……最后，愿上帝保佑，我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上帝是仁慈的。他对我们有求必应。

托马斯·霍德尔爵士的名字以后还会再次出现。

拉克希尔的生活刚刚开始，温盖特就琢磨着为去海外服役做准备，也许是受了堂叔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的影响，他告诉父亲自己想到伦敦的东方研究院学习阿拉伯语。父亲并不反对这个想法，但由于某种原因（也许是舍不得狩猎场的欢娱），直到两年后，也就是1926年，温盖特才付诸行动。早在1924年1月，温盖特上校在给儿子的信中谈到了学习阿拉伯语问题。

对于你10月来信中提到要学习阿拉伯语的问题，我不太理解。那是很遥远的事。10月参加第一次考试需要做些准备。我知道，我自己到加尔各答12个月以后才通过政府组织的乌尔都语和印地语初级考试，也许你的意思是说，10月你可以获准休假去芬斯伯里广场（Finsbury Circus）参加阿拉伯语培训班。如果是那样就太好了，届时你可以尽自己所能刻苦学习阿拉伯语。

1926年秋，温盖特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虽然看上去他仍然疯狂迷恋赛马，以及波特曼和威尔特郡西南地区的狩猎生活，然而此时他开始渐渐对这些东西感到厌倦，也许还预见到了某种危险，他清楚尽管自己读书、听音乐，但无休止地参加体育运动容易导致精神空虚。年轻时，他经常会大谈（有时说个没完）所谓“怀才不遇的悲剧”。不管怎么说，1926年秋，他终于说服指挥官为自己申请参加在东方研究院举办的陆军部阿拉伯语培训班。申请获得批准，他于1926年10月入校学习，到1927年3月结束。刚入校的头两三个月，他与另外两名军官同学住在海霍尔本（High Holborn）的一间阁楼里。

他们三人构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组合：很难想象这三位朋友的差异如此之大。三人当中的年长者是位打扮入时的年轻人，他对性有着过分放纵且相当反常的兴趣。工作之余，他将主要精力用于引诱自己所接触的每一位异性，他总是毫不迟疑地将自己的风流韵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两位好奇的同伴，虽然不时会有父亲、丈夫或者更有地位的情敌们出来干预，可他竟然毫发无损。说来奇怪，他在三人中学习成绩最优秀。

温盖特的另一位伙伴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这个年轻人头脑迟钝、性情沉闷，根本没有学习谜一样复杂的东方语言所需的天赋。他设法到东方研究院学习是出于对温盖特的英雄崇拜，结果却令温盖特这位始作俑者感到沮丧。温盖特后来回忆说，每当晚上三人埋头学习时，那个可怜的家伙总是对着书本唉声叹气，仿佛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坐立不安的样子实在让温盖特感到害怕。尽管如此，他顽强地坚持着，并未放弃努力，他强迫自己苦心钻研阿拉伯语语法，最终赢得了龟兔赛跑的胜利。他们三人除了工资以外都没有其他收入。他们强迫自己过着极其节俭的生活（那位唐璜式的人物可真不简单），但他们也想方设法让日子过得开心。有时他们会通过胡闹寻开心，可是过不多久，他们就会被带到伦敦地区最高指挥官鲁思文（Ruthven）勋爵面前，罪名是在皮卡迪利地铁站下行的自动扶梯上逆行追逐一位同学（也是一位军官）。他们因此遭到申斥。

1927年初，温盖特搬出了阁楼，在卡姆登希尔路租了一间房。如果说海霍尔本体现了小说《特里比》（ Trilby ） 的风格，那么接下来的住处则为研究杰罗姆·K.杰罗姆（Jerome K.Jerome） [3] 提供了一个活样本。卡姆登希尔的女房东在当地小有名气，因为很多人相信霍雷肖·博顿利（Horatio Bottomley） 勾引过她女儿。她总是说自己和女儿如何接近那位名人，他“坐在桌子后面，满脸堆笑，表情夸张”，当她们向他告别时，这位过火的演员对她女儿做出亲昵的表示，讲到此处，女房东会说：“我说：‘请不要这样，博顿利先生。我想我知道下院的绅士们逮到机会时会做什么。’于是，我带着女儿大义凛然地走了出去。”

还有另外一些房客：一个貌似拜伦的商务旅行者，人称“舞蹈大师”；两个印度人，女房东夸奖他们是谦谦君子；一个好酒贪杯的技术员，他经常殴打自己肮脏、丑陋、矮小的妻子，温盖特则充当了这个女人的保护人。从一开始，女房东就对这位年轻的炮兵军官另眼相看。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她很高兴能有一位上等人作房客（她容忍他不整洁的习惯和邋遢的穿着，以为那是贵族化的玩世不恭）；其二，她敬重他的家庭，她亲口对温盖特说：“我曾经给你亲爱的母亲做过衣服。”

完成东方研究院的学业前，温盖特一直住在这里，但是，在最后阶段，他与女房东的关系恶化了，愉快的开场最终落了个不欢而散的结局。温盖特临走前彻底得罪了女房东，因为当她暗示要他带走未让霍雷肖·博顿利得手的女儿时，他竟然无动于衷。在他离开前一刻，她积蓄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当他正要乘出租车去滑铁卢火车站时，女房东对他说了下面这段话：

在我看来，温盖特先生，你说的不是实话。如果你是军官，你的军装在哪儿呢？我查看过你的所有衣服，你根本就没有军装。哦……我不是说你以前没当过军官，但如果说你已经离开军队而此刻正在躲避警察，我丝毫也不感到奇怪。我知道你母亲要是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一定会心碎的，她会以你为耻。她是位了不起的淑女，而你可算不上绅士。

在这五个月当中，除了圣诞节期间短暂的假期，温盖特每天都去东方研究院上课。他在系主任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指导下学习阿拉伯语。他的老师还有乔治·埃雷特·艾尔斯（George Ehret Iles）和沙伊克·戈马·穆罕默德·马哈穆德（Shaykh Goma’a Muhamad Mahmud）。为他讲授发音学的是劳埃德·詹姆士（Lloyd James）教授，他像亨利·斯威特（Henry Sweet） [因萧伯纳的戏剧《皮格马利翁》（Pygmalion）而成为不朽的人物]一样，堪称发音学方面的魔法师。有一次，詹姆士和眼前这位年轻人简单地聊了几句，就从发音方式上推断出他来自于与印度有某种渊源的英国家庭，而且还推断出他在英格兰南部长大，在卡尔特公学念过书。和所有在东方研究院工作过的人一样，温盖特觉得那里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

1926年，东方研究院这个成立不久却成绩斐然的研究机构，位于芬斯伯里广场上一座18世纪的建筑里，第一任院长是丹尼森·罗斯（Dennison Ross）爵士。“教授”（所有的学生都这样称呼他）是最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大学校长，他是温盖特表亲爱德华·布朗（Edward Browne） 的得意门生，也是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的朋友，所以，他自然会经常把温盖特叫到自己的书房。在那里，温盖特会看见“教授”坐在堆满书籍的桌子后面，周围坐着全伦敦最漂亮的女书记员，不同年纪的印度和英国学生，很可能还有一两位门第显赫的贵妇。她们来这里是向他请教中国学或西藏学方面的问题，或者问他研究印度教神秘主义第一步应当从哪里着手，“教授”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他能让东方学研究成为一种时尚。屋子里总是烟雾缭绕、高谈阔论，主人会突然掏出怀表，然后大叫一声说自己还有别的课要上（他通常讲授波斯语，尽管他总是说只要给他20分钟准备，他可以教授任何一门语言），于是所有人，包括那些并没有得到他特殊关照的贵妇立即作鸟兽散。学院的气氛像一个由三教九流组成的俱乐部，教学楼像许多18世纪建筑一样是奢华和寒酸的奇妙结合。位于二楼的图书馆是摄政时期伦敦建筑的经典之作，而由此通向报告厅却要穿过一条阴暗、潮湿、狭窄的走廊，那里一年四季都要靠灯光照明。报告厅简陋得就像救济院，在那里听讲不可能不感冒。尽管如此，那些年里，在一位善于激发求知欲的院长主持下，东方研究院在英国同类机构中仍然是最惬意的地方。东方研究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而温盖特正是它创造的奇迹之一。

1927年3月，经过四个半月的学习后，温盖特以85分的成绩通过了阿拉伯语初级考试。托马斯·阿诺德爵士对他的表现非常满意，鼓励他按自己最初的计划出国到伊斯兰世界生活一段时间，以便让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阿拉伯语翻译。

这一段生活也许可以称为“芬斯伯里广场时期”，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温盖特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家族中最有名的人物雷金纳德·温盖特（Reginald Wingate）爵士，孩子们都叫他“雷克斯堂叔”。此时雷金纳德66岁，已经不再担任公职，他到伦敦时就住在安妮女王大厦的一所公寓里（他家在苏格兰邓巴的诺克因海尔）。年轻的堂侄向他吐露了想当翻译的想法。他强烈建议温盖特去埃及或苏丹继续学习阿拉伯语，温盖特家族在这两个国家很有声望，他本人曾经继基奇纳（Kitchener）勋爵之后担任过英国驻苏丹总督和驻埃及高级代办。

计划一开始就出了问题。3月14日，温盖特一拿到考试成绩就提出申请，但上级没有准假。温盖特拜访了堂叔，留下一张简短的字条。

亲爱的雷克斯堂叔，很遗憾没见到您。我是来道别的。我明天去戈斯波特的布罗克赫斯特堡。很不幸，上司利奇上校拒绝递交我的请假报告，理由就是我年轻，真可笑。

6月，他再次递交了请假报告，这次获得了批准。可是好事多磨，由于公文上的差错，他最初被安排到亚丁地区任职。最后上级给了他6个月假期，要他到苏丹旅行并学习语言。9月，他前往苏格兰（这个苏格兰人唯一一次造访家乡）去见雷金纳德爵士，出国计划最终敲定。温盖特准备先到开罗的苏丹代办处报到，请他们提供前往喀土穆的交通工具。在喀土穆，他将申请进入为政府官员开办的语言培训班，学习期间他还将设法“临时转隶”苏丹国防军。雷金纳德爵士让温盖特带一封推荐信给司令官赫德尔斯顿（Huddleston）将军。

信中写道：“他要到1928年8月才服役满五年，除非破例缩短服役期，我想在完成规定的服役期之前，他要加入苏丹国防军的任何申请都不应予以考虑。”

对信中明显的暗示，有关方面自然心领神会。

温盖特对雷金纳德的拜访非常成功，诺克因海尔之行为他短暂而辉煌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令他14年后在缅甸登上人生的巅峰。然而，这并不是说他本人完全不具备成功的条件。雷金纳德爵士在写给赫德尔斯顿将军的第二封信中说：

我要说的是，他来邓巴在我这里小住几日，在此之前，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我认为他个性很强，但他的社交才能并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和新派的年轻军官接触不多，他也许是唯一的例外，但我深信他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健将和勤奋工作的人。

至此，温盖特在拉克希尔、威尔特郡西南地区和波特曼的生活就画上了句号。德里克·塔洛克到驻印度的一个野战炮兵连任职，两位朋友好几年未再见面。可怜的、劳累过度的猎马被卖给别人，“克拉伦斯”早在几个月以前就被处理掉了。汽车似乎根本卖不出去，只好当它不存在了。拜访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后不久，他回到戈德尔明与家人告别。离家之前，他请求西比尔为他祷告。她大感惊讶，半开玩笑地说，她原以为以他所拥有的新知识和先进思想，肯定早就不相信祷告能应验了。然而，他回答说：“我们家怎么会有无神论者呢？”当时还是9月，他说走就走。

温盖特以前从未出过国，尽管手头并不宽裕，他还是决定不为省钱而乘船旅行，而是取道欧洲走陆路前往目的地。他把行李发往埃及，自己骑自行车经法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到达南斯拉夫，然后再从那里乘火车去热那亚。

这次旅行自然又成为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关于他到达埃及和在苏丹报到的传说极具想象和夸张的成分。有人绘声绘色地说，他抵达伊斯梅利亚或塞得港，一头闯入领事馆自报家门，还说他骑自行车到开罗，找到苏丹代办处，仗着温盖特家族成员的身份要求送自己去喀土穆，并在大耍一通脾气后得到了所需的一切。然而真实的情况要平淡得多。他出发时准备很充分，随身带着雷金纳德爵士给开罗的苏丹代办、英国驻苏丹总督约翰·马菲（John Maffey）爵士、赫德尔斯顿将军及其他一些要人的信。最倒霉的是他邂逅并结交了一个犹太小贩，此人在布拉格偷了他一些钱后溜之大吉。温盖特到达喀土穆后不久，全面记述了他的冒险经历。

苏丹俱乐部，1927年11月1日

亲爱的雷克斯堂叔：

我没及时写信，是因为我想等有了真切的见闻再告诉您。我的欧洲之旅极为愉快，整个算起来，我骑自行车跑了600英里，乘火车大概三四百英里。

我发现如果不出意外，每天平均可以骑70英里。所以，一路上我食量大得惊人，现在仍是如此。

我在捷克斯洛伐克遭遇抢劫，在维也纳被拘留，在南斯拉夫把我的自行车卖了5英镑。尔后我乘火车去威尼斯，再辗转到热那亚，由那里乘“西特瓦”号轮船到亚力克斯（Alex）。

离开威尼斯时，我发现身上的钱最多只能到热那亚，还要沿最短的路线走，而且大部分路程要骑自行车。另外，在意大利自行车卖不了钱，因为在那里它就像泥巴一样一文不值。

如果我坚持按原计划通过卢波尔隘口进入南斯拉夫，万一短时间内卖不掉自行车，我就不得不因为买不起火车票而一路骑自行车到热那亚，那样就会错过10月6日的船票。

为了好好看看南斯拉夫，我决定碰碰运气。实在不行，可以等上一个月，靠当服务生或干农活挣点钱，说不定还能得到好心人的资助。

我碰巧很走运，在诺伊马克特边境对面遇到了一位好心的撒马利亚人（good Samaritan） ，他不仅带我观光，还花5英镑买下了我的自行车，虽然那对于住在山坡上的他没有多少用处。

在中欧，经常有人把我当成工人阶级。我发现老百姓总是乐于助人，但官员多少有些无礼，至于斯拉夫国家，简直可以说是极端拖拉、愚蠢、无知、自大、低效。当然，斯拉夫国家也有优点。他们很乐观，人们看上去总是笑呵呵的。我在布拉格见到的美女比欧洲其他地方都多。但是国家贫困、欠发达，人老得很快，不久就失去了青春美貌。我坐的是“西特瓦”号的三等舱，幸运的是竟然在同一个船舱中见到一位很熟悉的炮兵。

我们的船舱里有六个人，但总的来说非常舒适，吃得也很好。实际上，我认为对一个单身汉来说，多花钱坐二等舱不划算。我们认识几个二等舱的旅客，当我们的食物不够时，他们就偷偷从窗口给我们拿吃的。我们经常坐在二等舱的甲板上，也常常使用他们的房间。我与一位朋友吉姆·伍德福德（Jim Woodford）在开罗待了十天。他就住在总督官邸对面。我们每顿饭都跟国家银行的布朗热（Boulanger）一起吃，他就住在楼上。不知您是否还记得他。

我结识了几位埃及官员，有时候在上班时间跑去看他们。要是留在开罗，学习阿拉伯语会有很多便利条件，但我想第一步最好还是先去喀土穆在苏丹国防军谋个差事。

在开罗我找到了易卜拉欣·贝·迪米德特里（Ibrahim Bey Dimitri），他住在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我把您的信交给他。

他对我好得不能再好，不厌其烦地为我提供帮助，待我就像亲儿子一样。他简直乐意为您做任何事情。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些过去在您手下工作的叙利亚人，他们都说永远忘不了您，还要向您和基蒂堂婶行额手礼。我尽可能把更多人的名字搞准，说不定您会对他们有兴趣。

接下来三段是一些具体的人名。随后又写道：

我到喀土穆只花了四分之一的票价，多亏您给苏丹代办的信，他临时外出，但赖德（Ryder）替他招待我吃晚饭，还帮了不少忙……

约翰·马菲爵士也外出了，要到本月中旬以后才能回来，所以您给他的信还在我手上。赫德尔斯顿在家，我已经跟他一起吃过饭。他认为明年4月1日前可以给我找到一个空缺。我已经填写了申请。我不太喜欢喀土穆，对于学习阿拉伯语的学生来说，它并非理想之地。目前没有我可以参加的语言学习班，而且像我这样出入各种俱乐部，很少能接触到阿拉伯人。我聘请了戈登学院的老师，每隔一天来讲一次课，但这还远远不够。

我与很多人讨论过此事，他们都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我最好找个地方待上几个月。

所以，我写信给一位在旅途中结识的朋友维卡斯·迈尔斯（Vicars Miles），他住在努巴山区的拉沙德，我问他能否去他那儿待一段时间……

乘船从瓦迪哈勒法（Wadi Halfa）去喀土穆的途中，维卡斯·迈尔斯先生注意到旅客中有一个怪模怪样的人，尽管他衣着不整、蓬头垢面，但怎么看都是英国人。他注意到那人好像身体不适，就走上前问他是谁，是不是不舒服。温盖特道出身份，说自己正闹牙痛。同所有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一样，维卡斯·迈尔斯先生总是随身带着充足的药品，温盖特用了一剂药后，牙立即就不疼了。俩人开始攀谈起来，一路上成了朋友。这位长者对温盖特一见如故，他觉得这个弯腰驼背、神情沮丧的年轻人是位让人兴奋的旅伴。俩人还在船上的时候，他就告诉温盖特学习阿拉伯语最好的办法就是到偏远的地方定居，远离喀土穆的俱乐部生活，并说欢迎他到拉沙德去。正如温盖特写给雷金纳德的信中所说，他接受了邀请。新年伊始，他就动身前往拉沙德，最后一段路是骑着骆驼走完的。

维卡斯·迈尔斯先生发现他的新朋友是个非常古怪的家伙。这个年轻人有着极其独特的想法和习惯，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总是心神不安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是吃甘蔗，就是不停地吸烟，还把烟蒂随手扔在地板上。他对热带地区的养生之道自有一套新奇的见解，与其他一些离奇的举止相比，吃甘蔗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一天，维卡斯·迈尔斯先生发现他赤裸上身坐在正午的烈日下晒太阳。他有些生气，问对方究竟想干什么，温盖特回答说，他正在体验对酷暑的忍耐力，并设法搞清楚中暑的临界状态。维卡斯·迈尔斯先生听了温盖特的回答，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命令温盖特立即回房间。这次自讨苦吃导致温盖特的皮肤严重灼伤，好多天都不能痊愈。他一辈子都不轻信任何理论，不论它们经过怎样充分的检验。

晚饭后，他们整夜整夜坐在一起聊天，喝威士忌，温盖特经常在沉思片刻之后滔滔不绝讲个没完，他言辞激烈，常常自以为是，有时让维卡斯·迈尔斯先生气愤到极点。这个年轻人完全缺少对现行社会秩序的尊敬，他与那个以维持统治为己任的官僚集团不可能志趣相投。有时在谈话中，盛怒之下的维卡斯·迈尔斯先生会对这个鲁莽无礼、古怪反常的年轻人产生强烈的厌恶感。多年以后，他回忆说，往往就在此时，俩人会在瞬间突然达成和解。这个年轻人满嘴都是些现学现卖的、让人懊恼的新名词，然而正当他的反叛和亵渎让人恼怒不堪之时，他会突然绽放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好像是承认自己让人难以容忍，而对方是明智的；也好像是承认尽管自己知道那些信念靠不住，但争论本身有着让他无法抗拒的乐趣。于是，维卡斯·迈尔斯先生不再后悔邀请这个旋风小子到自己的房间，后来经过长期接触，他最终承认，尽管自己对温盖特的言行大不以为然，但还是将他视为朋友，而且是位了不起的朋友。

然而，维卡斯·迈尔斯先生的两位手下却没有这么大度。他们将这位不速之客视为不堪的讨厌鬼，是他们不得不承担的巨大负担。他们丝毫不掩饰对他的憎恨，他们之间水火不容。温盖特一生中，与长辈和晚辈相处要相对融洽一些。除了个别几个亲密的朋友之外，他往往很难与同辈人友好相处，甚至还经常得罪他们。

前面说过，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给赫德尔斯顿将军的信确实发挥了作用。“凯德”（Kaid，苏丹语对指挥官的称呼）立即写信向陆军部举荐这个年轻人。陆军部答复，温盖特可以于1928年4月以后加入苏丹国防军，也就是说同意让他在8月完成五年服役期之前调动岗位，而且免去了他在结束假期后必须回国的麻烦。

在英军历史上，苏丹国防军是一支绝无仅有的特殊部队。李·斯塔克（Lee Stack） 爵士遇害后，艾伦比勋爵向埃及政府施压，作为赔偿的一项条件，埃及军队撤出了苏丹，此后不久，也就是1925年1月，赫德尔斯顿将军创建了苏丹国防军，而此时这支部队刚刚成立三年。士兵来自苏丹和邻国许多不同的部族，也有在非洲定居的阿拉伯人。军官多为英国人，但苏丹军官的数量逐年增加。由于主要交际语言是阿拉伯语，加之作风懒散，这支部队会让人误以为它是一支弱小的阿拉伯军队。苏丹国防军下辖四支部队：摩托化机枪营、骆驼军团、西阿拉伯军团和东阿拉伯军团。这里所说的“军团”只不过是一个好听的叫法，一个军团实际上也就是两个不满编的旅，总共约4500人。

温盖特被分配到东阿拉伯军团，司令部在加达里夫（Gedaref），该军团共有四个主要驻地，分别在卡萨拉（Kassala）、辛贾（Singa）、鲁赛里斯（Roseires）、加拉巴特（Gallabat）。加入苏丹国防军后不久，他到了加达里夫，那里地处“麦罗埃之岛”（Island of Meroe）（这样说是因为那里被青尼罗河和东岸四季不断流的尼罗河支流所包围）。驻守在那里的军人过着典型的边远哨所的生活。同其他人一样，温盖特很快发现自己不得不培养新的兴趣。苏丹国防军在管理上有一个秘诀，就是新人头几个月都要到边远地区任职。新人从来不会直接安排到喀土穆。他们大多接触不到西方人，只有一部留声机做伴，他们发现治疗孤独症的有效办法就是完全与周围人打成一片。温盖特在东阿拉伯军团服役六年，先后驻扎在加达里夫、卡萨拉和加拉巴特。第一年，他仍然是名中尉。

1929年夏天，他回英国休假，并于6月18日参加了东方研究院组织的官方考试，他实现了最初的目标，获得了一等翻译资格。他申请了一等翻译的特殊津贴，从7月23日起，只要他在阿拉伯语国家服役，每年就可以多拿120英镑。9月，他返回苏丹。次年3月，他当上了连长。军人常说，这是军旅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刻。从此以后，他就是温盖特上尉了，不过这是一个长期性的临时军衔，或者说只在当地算数；按照英军当时论资排辈的晋升条件，他正式获得上尉任命还要等上七年时间。苏丹国防军的编制很奇特，他所辖的连，或者称“艾达拉”（Idara），实际人数相当于英军半个营。他被授予一个苏丹国防军特有的军衔“千夫长”（Bimbashi），翻译成英文相当于少校。那年他26岁。

麦罗埃属于草原和疏林地带，除了短暂的暴雨季节外，那里气候干旱，炎热的灌木林间河床密布，一年多数时间河床是干涸的，但有许多常年不干的水洼，野生动物可以在那里饮水。对于像温盖特这样热衷于冒险和探索的年轻人来说，这里简直就是天堂。他自称曾带领手下到过欧洲人从未去过的地方（但这并不很难），他在水洼边耐心观察，发现自然界存在奇妙的“国际法”，在它的支配下，动物们饮水时相安无事。他别出心裁地将军事训练设计成疯狂的游戏，那些游戏很适合手下人原始的性格特点。他组织各排比赛快速装卸枪炮，优胜者可以获得一只羊的犒赏，在黄昏时分的欢宴上享用。他不满足用常规的靶标练习射击，他画出一个大大的阿比西尼亚骑兵的侧影，让奴仆用铁皮制成靶标，这些靶标被安在木制轨道上，用卡车拖着快速通过射击区。士兵们发现打这种靶标比打单调的方形靶标有趣得多。

现在，他第一次成为管理者。同许多在苏丹服役的缺乏经验的年轻军官一样，他发现自己占据着一个有实权的位置，在此情形下形成的很多思想将伴其终生。

他不久后说：“我的‘艾达拉’，有300名第一流的苏丹勇士。我的职责就是训练他们打仗，并且管理他们的家务事。他们差不多都是穆斯林，多数来自苏丹中部和东部的各部落，少数是巴格拉（Beggara）的阿拉伯人，还有个别血统纯正的索马里人和黑人。他们的女人也同样来自多个种族。我生活在这些人中间……他们让人愉快，我要是能永远为他们操心，那真是太幸福了。我统治他们靠的是特定的权力。按照规定，我拥有的最高处罚权限是25犀牛皮鞭的鞭笞，30天的单独监禁，扣30天薪水。这些是最高的惩罚，在此范围内，还有各种较小的惩戒权力。要是我成心跟某人过不去，我可以把他逼得自杀，或者，完全相反，我可以成为他的领路人、开导者和朋友。已婚军人住宅区的所有争吵最终都会找到我头上。”

以下是他讲述自己如何处理一件杀人案的经过，这本来不在他的权限之内。他说：“我本来无权处理杀人案，但我这样做了，使犯人免于绞刑。两个列兵为一个女人发生口角。一个闷热的下午，一名列兵在屋子里睡觉，他的情敌进屋找到他。那人发现列兵脸贴着地板睡着，于是拿起包着金属头的棍子，猛地砸向他的后背。毫无疑问，他只不过是想好好教训一下自己的情敌。但他恰巧击碎了对方的一只肾，受害者经受了可怕的痛苦，很快就死了。当然，这个案子属于过失杀人，不是谋杀……但那也意味着长期监禁……我的想法非常简单。我对自己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他头脑相当简单……我知道，因为他是人，就会有喜怒哀乐……把长期监禁的苦难强加给这样一个人，让他过与世隔绝的生活，在我看来，是比过失杀人本身更大的犯罪。’想到这里，我告诉那个犯人，我不打算把他的案子报上去。”

他对于惩罚和正确运用惩罚的态度来自于在苏丹的经验，此后基本没有改变。他的态度非常鲜明。他十分痛恨监禁，厌恶这种慢慢毁掉人的方式，憎恨这种与犯罪本身缺少因果联系的惩罚。必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处以鞭笞，但他很在乎被惩罚的对象是谁。他从前在家里和学校受体罚的记忆，让他对自己忍受折磨的能力缺乏信心。他曾广泛涉猎哲学著作，这使他明白暴力和痛苦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他在加拉巴特任职期间，结交了一些埃塞俄比亚朋友，也结交了一些越境赶集的生意人。他开始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试图理解那边的宗教习俗，这种奇异的基督教习俗在中世纪是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传说 的一个重要来源。他经常找机会越过边境，星期天，他有时会在新朋友的带领下到边境另一边有着白色穹顶的小教堂做弥撒。来往次数多了以后，他开始对埃塞俄比亚及其人民产生兴趣。但是，此时还没有迹象显示这种兴趣会将他引向何方。

过了一段时间，他详细说明了自己对这些新伙伴的感受。他的主要职责是防止偷猎大象，偷猎者主要来自埃塞俄比亚，他们偷猎经常是为了自己，但更多情况下是受非法象牙商人雇佣。温盖特的办法是找到这些偷猎者的踪迹，包围他们，如果有可能就将他们绳之以法，要是不可能，就把他们赶跑了事。温盖特说，当他第一次被迫采取行动时，他就开始同情这些勇敢无畏却目无法纪的家伙，那种感情就像猎人对猎物的爱，越是生气就越是暗自钦佩。他说当自己开始接触有教养的埃塞俄比亚人并了解他们的生活时，便有一种肃然起敬之感。他渐渐相信（像许多人一样），这个多种族混居的国家代表着非洲文明的最高水平，在非洲人中唯有埃塞俄比亚人创造了可与亚洲和欧洲文字媲美的书写语言，他们在世界历史上曾扮演过重要角色。此外，他还说，他确信埃塞俄比亚人的性格和命运之所以如此高贵，原因在于他们选择了真正的宗教，这在非洲民族中是绝无仅有的。

一天，为了防止有人偷猎大象，温盖特正带领手下巡逻，手下人包围了一个不法之徒，那个人试图穿过灌木丛逃跑，没能得逞，结果被打死了。手下按惯例立即将此事报告巡逻队队长，并带他到事发地点。温盖特以前从未见过死人，尽管他一生中将要目睹那么多死亡并夺走许多性命，但此时却被眼前的景象吓得目瞪口呆。据他自己说，他被一种深深的负罪感彻底征服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尸体，多年后，他还记得那人衣衫褴褛，穿着当地的长袍，外面套着一件旧的卡其布夹克，那是英军士兵穿旧后扔掉的。死者身上再没有其他东西。温盖特后来说：“他只有一样有价值或者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的生命，而我们却将其剥夺。”

服役的大半时间里，他是驻地唯一的欧洲人，苏丹籍下级军官和士兵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尊敬的法官大人”。温盖特非常器重的一位苏丹籍军官是个高大伟岸的阿拉伯人，他忧郁、高傲的气质非常引人注目。一天，俩人谈论起英国统治前的时代，于是温盖特拿出一张老照片。他给朋友看照片，并解释说这是他的堂叔雷金纳德爵士拍摄的。照片上哈里发和他的埃米尔们横尸在羊皮上，时间是1899年。据温盖特说，这个苏丹人仔细看完照片后，“脸色异常苍白”。他把照片还给温盖特说：“我是哈里发的小儿子。”温盖特窘得不知所措。尽管发生了这次不幸的误会，俩人的友谊还是经受住了考验。他的领导能力总是得到上级的肯定。苏丹的生活适合他，他也适应那种生活方式。

在喀土穆的军团司令部里，温盖特面对自己的同胞却到处碰壁。当时还是苏丹国防军年轻军官的特伦斯·艾雷（Terence Airey）爵士认识温盖特。他记得人们对温盖特的矛盾性格褒贬不一。这个年轻军官有着苏丹最显赫的姓氏，自然到处受到热情接待，可是他特立独行的举止很快疏远了一些人。还在拉沙德考察期间，他就开始四处树敌，一半是成心的，另一半是不由自主地要发泄一下旺盛的精力。在英国管辖的海外殖民地，英国式的绅士风度的确被夸大和歪曲了，但是温盖特却是这样一个我行我素的年轻人，他蔑视一切礼仪，他经常衣冠不整，他怀疑公认的信条，他喜欢说些不中听的话，故意惹恼和激怒别人，好像是为了从中取乐。在大英帝国，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会有官场同僚对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抱以尊敬，这样的人只能让他们感到困惑和不满。在一个思想保守的社会中，温盖特给大多数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他是共产党。

他让同胞们大为光火，甚至影响到自己的前途。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一位高级军官把他叫到办公室，以训斥的口吻对他说了以下这番话：“你说得太多了。像你这个年纪的年轻军官应当少说多干。我不喜欢你的言论，也不喜欢你这个人。我给你一个选择，要么你给我闭嘴，把那些关于共产主义之类的想法烂在肚子里，要么我把你退回团里，并附上对你不利的评语。”

温盖特的第一反应是，如果服从就意味着屈辱地放弃言论自由的权力。他有好一会儿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心里盘算着，不管自己怎么说，这个蠢货都不可能理解，于是他说，“遵命，阁下”，然后回到自己的住处。他用心吸取这次教训，注意谨慎行事，但多年后回首这段岁月时，他还是能够再次回想起那位长官，以及卡尔特公学和伍利奇军校的那些老对头，所有这些蠢材的专制带给他莫大的痛苦和屈辱。

不过，要是有人认为温盖特在苏丹不论什么时候都是同胞们讨厌的对象，那就错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这个人都不可能成为所有人的朋友，但是在非洲最初的几年里，他的朋友比敌人多。人们发现他的古怪并非装腔作势，或者说即使有装腔作势的成分，内心也是真诚的，于是大家对他的猜疑也就烟消云散了。同在威登的情况一样，勇敢精神帮他赢得了友谊，但更多是在马球比赛中，而不是在狩猎场上。有一次，他的确令人刮目相看，因为他成功地试验了一种理论（要有足够的胆量才行），即要对付直冲过来的野牛，最好的办法就是猎手冲上去—不给它转身的机会—当猎手和牲畜以大约每小时30英里的相对速度擦肩而过时，一枪打在野牛的肋部。苏丹国防军的人员素以掌握高水平的阿拉伯语为荣，而他在语言学习上所表现出来的认真和毅力赢得了大家的尊敬。英国政府（不论在其他领域里犯过多少错误）一向高度重视通过亲身体验去了解被统治民族，而他总是找机会跟苏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一起生活，这也让别人对他充满敬意。最初的敌意消失后，一旦人们认识这个年轻人的真正品质，人们反而会因为他的古怪行为而喜欢上他。在苏丹，单调乏味的生活是永远无法摆脱的负担，也是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即使最不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有时也会感到“正午魔鬼”（noon-day devil） 的来临。现在有人打破了千篇一律的生活，而这个人竟然是伟大的殖民地总督的亲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温盖特确实让人生气，但他也可以解闷。

他的同事、下属和上级都不曾想到，在这一时期，他的心灵正经历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此时他只向一个人吐露心声，在他的一生中如此信赖的人不超过六个。他亲笔写下有关这方面的一点点内容非常隐晦。在1931年4月的几篇日记里，有他写给一个远在英国的女孩的话，当时他正爱着那个女孩。

1931年4月12日。我想告诉你我今天下午的体验和想法。刚开始，我想到一句能让我安慰和坚强的警句，“敬畏上帝而非死亡”，“服侍上帝而非自己”，但是，过了一会儿，我稍微调整了一下句式，我突然发现仿佛悟到了真理。如果我们同情周围的人，通过服侍他们来服侍我们的造物主，像服侍我们的造物主一样服侍他们，那么我们的个人生活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别人会死，我们也会死。我自认为热爱仁慈和正义，但我过于屈从自己的欲望，因为我想那样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居所是建筑在自我的沙土上……

这些想法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因为我感到可以摆脱自恋—要是上帝愿意剥夺我的生命，我知道我会一如既往地热爱他的创造，我也知道自己只是我身上很小的一部分……如果上帝愿意宽恕我—那么我希望自己将在余生中更加关心万物生灵，较少放纵自我……

1931年4月14日。最近几个月，我没有待在上帝安排的地方，而是一直住在英国……感觉就像我的躯干在英国的客厅里，而我的胃却游荡在非洲的森林中，并且将要被野兽撕成碎片。我在想，“这种危险与我何干？”究竟基于怎样的常识和公认的正义，需要我承受与自己的生活方式毫无关系的风险？

我必须学会爱上帝的创造，不论我身在何处，我决不会因为现实世界如此残酷无情而将自己禁锢在梦想的世界里。这并不是说秉承相反的信条，即完全拒绝梦想就是正确的。拒绝梦想就是走下坡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就是一场梦，将来和过去也同样是一场梦—正确的生活态度是实现三者的完美结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实现两者的完美结合，因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并不存在。梦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只要梦见的不仅仅是过去，通常如此），而梦见过去的真实经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既不可能完全生活在此时此刻，也不可能完全生活在幻想的将来，但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脚踏实地的信念……

1931年4月15日。我现在身处荒无人烟的野外。走上一小时也看不见一个人，从这里到有人居住的边远村落有四天的路程。我们位于尼罗河和宾德尔河（Binder）之间。不管朝哪个方向走，一天路程之内都没有水源，我们现在要走一天半才能找到水……

12日的日记记述了他听说妹妹康斯坦斯（Constance）突然去世的心情。15日，他似乎已经从悲痛中恢复过来，我们也许会以为他经受了数日的哀痛后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这种判断是错误的。关于他内心经历的痛苦，这几篇日记只提供了一点点线索。家庭年轻一代中出现的第一起死亡，往往令家人茫然不知所措，其惊骇程度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温盖特所经历的还不只这些。他发现自己无法摆脱一种不受理智控制的念头，即自己注定不久于人世，同时他陷入某种幻觉，即世间万物皆是一片混沌，没有希望，也没有意义，只有不幸是永恒的现实。在他的生命中这也许是第一次，他发自内心地渴望祷告，也许同样是第一次，他由衷感激自己的家人，因为他们教会他如何祷告。他所描述的感受正像一个失去知觉正堕入死亡漩涡的人，拼命挣扎着求生，不断重复着几句简单的话，以坚定自己的信念，这几句简短而朴实的话语简直就像是救命稻草。

人们在极度悲痛时会产生极度恐惧，这种恐怖的体验只要经历过一次，就永远无法从生活中抹去；不错，这种恐惧感还会再次出现。过了一段时间，当他内心接受了妹妹去世的现实时，他再次被一种突如其来的不祥之感压倒，仿佛透过幻觉看到了真相，他意识到世间万物不过是一片毫无意义的蛮荒之地。他发现自己深深陷入绝望，感觉体力不支，四肢颤抖，他出于本能想要抓住某个固定物体，无论是一棵树、一根木桩，还是一根绳子都行，他不断重复着虔敬的话语，直到恐惧过去。他需要一些短小精悍的话，以便能在瞬间想起来。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些这样的短句，如“敬畏上帝而非死亡”。还有一次，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上帝是仁慈的，上帝是仁慈的。”

这种恐怖的体验并不仅限于在苏丹的日子；它也不是源于孤独寂寞。最不可思议的是，有一次他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恐惧感征服。这一时期（具体时间不详），他在伦敦休假，有一天他和一个女孩一起去电影院，他曾向那个女孩吐露过日记的内容，当时他们已经订婚。电影并无特别之处，但凑巧的是，男主人公的名字也叫“温盖特”，照理说这种巧合算不了什么，却让他坐立不安、焦虑不堪。故事以主人公的惨死而告终。此时，坐在下面的温盖特再也无法忍受，小声咕哝着说，“我们走吧”，然后匆忙离去。走在街上，女友发现他面色苍白憔悴。他们一起回到女孩的住处，看到他病得那么厉害，她吓坏了。过了一会儿，他吐了，感觉好一些。他无法解释为什么会不舒服，在晚上剩下的时间里，他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她问他究竟怎么了，他嘀咕着说，他确信自己将来也会“那样死去”。

次日，她照料他一整天，他的状态仍然很差，直到晚上才感觉好些。他很快恢复了正常，尔后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他说每当自己预感死亡即将来临时，这种抑郁症就会突然发作，而引发的事件可能仅仅是电影中人物名字巧合这类小小不言的事情。他为自己的脆弱感到羞耻，却无力克服。这次犯病算是轻的，只持续了24小时。女孩看到他说这些事的时候很痛苦，就不再强求他继续说下去。这是唯一一次有人见证他犯病的经过。人们并不清楚他的病多长时间会发作一次，但从他留下的零星记录看，病症一直潜伏着，第一次全面爆发是在日记提到的那次巡逻中，当时他因为妹妹的去世而心情沮丧。关于此事唯一明确的说法是在九年以后，他说像这样“歇斯底里的发作”一共经历过四五次。他很少说起这些事，因为那让他内心充满恐惧，并且持续折磨他将近十年之久，险些把他逼疯。

一想到这些非同寻常的经历，人们可能会再次联想到温盖特的父亲。

前面暗示过，温盖特上校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因为没有机会，他从未真正领悟上帝对他的召唤。他儿子的情况难道不是一样吗？他虽然读过许多书，但不可避免地受到时尚的影响，也许他从未听说过《心灵的黑夜》（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 。

温盖特每年夏天都回英国待上三个月，但1932年2月到5月，他一直在英国休假。延长休假的原因是他正在为利比亚沙漠探险做准备，那将是他人生首次大胆的个人冒险。他将于1933年4月结束与苏丹国防军的临时隶属关系，显然他想以一个宏大的收场结束自己的非洲之旅，这可能为他赢得一定的声望，甚至是不朽的名声。

他第一步是要找到一个值得探险的目标，以他一贯的浪漫情怀，他开始着手研究学术界尽人皆知的两个极富神话色彩的猜想：失踪的冈比西斯（Cambyses）大军和扎苏拉（Zerzura）绿洲。

两个计划相比，冈比西斯计划成功的可能性更小，而他首先研究的似乎是这个计划。据希罗多德记载，征服埃及的波斯皇帝派大军去锡瓦（Siwa）捣毁神庙，路上遭遇沙暴，全军覆没。有人由此认为，在利比亚的沙漠之海（Sea of Sand） 中的某个神秘之地，一定埋葬着大量的阿契美尼亚（Achmenian）勇士。尽管希望渺茫，好事者们还是不遗余力地寻找遗址和宝藏，人们想象那里有古代盔甲、武器、器具和诸如此类的东西，简直就像一个巨大的博物馆。但这个故事经不起推敲，即使这位万王之王的大军真的集体窒息而亡，他们的战利品也很可能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被人转移走了，而那些人肯定不是考古学家。温盖特没有在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上浪费太多时间，他很快放弃了冈比西斯计划，把注意力转向扎苏拉绿洲。

是否存在绿洲在当时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问题。13世纪以来，阿拉伯作家到处散布有关绿洲的传说，称在尼罗河以西有一个绿洲，那里鸟语花香，其中有一座雪白色的城池，遍布金银财宝。那里住着一对沉睡的国王和王后，还有能够发动毁灭性攻击的黑色巨人。尽管类似的传说不可信，但包括约翰·加德纳·威尔金森（John Gardner Wilkinson） 爵士在内的地理学家们还是非常重视，扎苏拉绿洲被认为是未来的探险家们很有可能获得的一个大奖。沙漠之海是世界上少数不为人知的地方之一，在那里发现任何奇迹的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当时，拉迪斯劳斯·奥尔马希（Ladislaus Almasy） 伯爵给出一个关于扎苏拉绿洲的合理解释，他说有关失踪绿洲的传说，有很多并非虚构，而是对自然现象的曲解，例如利比亚的几处地点突降大雨之后，绿色植物就会快速生长，随后几年那些地方就会暂时出现令人心旷神怡的绿洲，再后来因为干旱植被枯萎，绿洲就会“消失”。所以，他争辩说，当植被枯萎后，赶骆驼的人仍然记得某个地方有绿洲，却怎么也找不到，多年搜寻未果，他们就开始编造神秘的传说，称存在某些可以神奇地避开探险者的世外桃源。根据奥尔马希的理论，可以推测，在“起点位于新近发现的大吉勒夫高原（Gilf Plateau，阿斯旺以西450英里）的南北走向的河床”，还会有绿洲周期性的出现或“消失”。扎苏拉绿洲可能就是寓言中快速生长的蘑菇，如若不然，传奇也可能与其他几个地点有关。

温盖特很可能没听说过奥尔马希的学说，但他在想方设法研究利比亚沙漠的过程中，结识了另一位沙漠探险的前辈，此人以前也曾在苏丹国防军服役，后来对温盖特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人就是威尔弗雷德·詹宁斯-布拉姆利（Wilfred Jennings-Bramly）上校。他住在一个叫伯格埃尔阿拉伯（Burg el Arab）的地方，在亚历山大港以西30英里处，位于塞努西部族的边界上。上校的家族与埃及有三代渊源，他祖父约翰·威尔弗雷德·拉金（John Wingfield Larking）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密友，上校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埃及服役，并由此对塞努西部族产生了持久的兴趣。从埃及边防部队退役几年后，他决定将自己的余生致力于向利比亚的塞努西部族传播人类最起码的文明。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劝说这个游牧部落修建了一个四方小城，名叫伯格埃尔阿拉伯，这个小城既是贸易中心，也是每年一度部族向埃及君主献礼的地方。当时伯格埃尔阿拉伯尚未完全竣工，1932年下半年，温盖特和詹宁斯-布拉姆利曾两度到过那里。

8月，他写信给雷克斯堂叔，显然这不是关于沙漠探险的第一封信，他告诉堂叔自己的准备情况：

现在最主要的事情是尽快搜集必要的工具，赶在明年1月前能够熟练使用它们。

经鲍尔 推荐，我已向皇家地理学会提交了需求清单，我相信他的意见还是有分量的。同时，我正设法从这里的测绘部借用一些。雨季后成行的机会很大。

我也许应当带一部无线电台。我当然没有，不过可以去买，去借，或者去偷！但是我还是认为不带更好。我可能一个人去，或者很可能跟一位有经验的测量员一起去。我想在阿马拉购买骆驼，并于明年1月从海法出发。要是您感兴趣，我稍后会报告全部细节。

雷金纳德爵士对这位天才、古怪、固执的堂侄的前程非常关心。他为这次历险提供了很大帮助。

非常凑巧的是，另一支目的相同的探险队此时也在寻求帮助。大约在10月底，一个叫伯曼（Bermann）的博士写信给雷金纳德爵士，说他正在筹备一次探险，目的是寻找利比亚失踪的绿洲。前期的调查令人非常鼓舞。6个月前，皇家空军少校彭德雷尔（Penderel）和奥尔马希伯爵对大吉勒夫高原进行了航拍，通过仔细判读，可以在干涸的河道中隐约辨认出动植物遗迹和古代岩刻。他们据此断定那一定是失踪的扎苏拉绿洲。彭德雷尔、奥尔马希的发现激发了卡迈勒（Kemal ed Din）王子和罗伯特·克莱顿（Robert Clayton）爵士的兴趣，他们同意为探险队出资购买专门用于沙漠旅行的汽车。可是到了夏天，王子和准男爵相继去世，探险队从此失去了赞助人。他们不需要很多钱。小汽车已经买好，随时可以使用。难道就没人感兴趣吗？伯曼在信中想问的正是这个问题。

雷金纳德立刻想起了自己的堂侄。他向各方权威打听后，于10月27日给温盖特写了如下这封信。

亲爱的奥德：

尽管我最近没给你写信……对于你提出要去西部沙漠探险的事，我并未怠慢，事情的进展既离奇又有趣。

你应该记得我对你说过的伯曼博士，他是匈牙利人（不要对外人说，他是《柏林市民日报》驻维也纳的政治评论员，在欧洲非常有影响），与我长期以来的老朋友斯拉京（Slatin）非常要好，我们一直保持通信。

就在昨天，我收到他的一封长信，我随这封信一起寄给你，信中说他正在筹划一次探险，某种程度上与你存在竞争关系，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想法，要写一本书。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是有利的，因为不论他正在筹划的探险是否成功，都会引起广泛关注，如果你决定加入，对你来说是件大好事。

我一收到伯曼的信，就立即通过快递将它转给德兰斯·福斯（de Lancey Forth） ，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希望尽快得到他的答复和意见（特别是他马上要去埃及找詹宁斯-布拉姆利），就我所知，他是最可靠、最值得信赖且最有经验的西部沙漠旅行家，他的意见绝对可以信赖且无比珍贵，请相信我，你最好听从他的建议，我把他的复信一并寄给你。鉴于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要求你非常慎重地考虑他信中的意见。我倾向于认为，你应当加入探险队而非独自前往，这对你和你的前途非常有利，但我必须要你独立做出判断，我只想强调一下福斯提出的严肃忠告，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之海探险比看上去要难得多，其艰难困苦远远超出伯曼及其朋友们的想象。

我急着口述这封信，今天就寄出，必须尽快与你联系，一刻也不能耽误，我想最好是按福斯的建议，由你直接与伯曼取得联系，福斯的信中有伯曼的住址，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是否有电报地址。

我不再多说了，祝你万事如意，但愿你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能够有一个明智的决定。再重复一遍我的忠告，如果你仍然想独自面对沙漠之海的危险，你的最终决定必须无比慎重，每一步都要三思而后行。

这只是五方通信中的一封，这五个人分别是雷金纳德爵士、奥德·温盖特、德兰斯·福斯上校、伯曼博士和奥尔马希伯爵。各方通信一直持续到12月。雷金纳德爵士将各方通信复写后分送给每个人，不久主要的意见分歧显露出来，一派意见使用骆驼，另一派意见使用汽车。以德兰斯·福斯上校为首赞成使用骆驼的一派宣称：“不可能乘汽车从库夫拉（Kufra）向东穿越沙漠……如果他们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注定会命丧黄沙。”以奥尔马希为首赞成使用汽车的一派说，他们如何在1929年和1930年开汽车走遍整个地区……虽然德兰斯·福斯上校认为无法乘汽车穿越库夫拉以东的沙漠地带，但他在汽车制造厂试验部门当工程师是12年以前的事了，而且他不曾开汽车走遍非洲全境，包括南部地区。

一派守旧而令人敬重，另一派新潮而崇尚机械，从来往的书信看，对于两种不同风格的探险，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刚开始倾向于保守派，但很快发现自己转而同意奥尔马希的观点，因而建议堂侄加入汽车探险队。奥尔马希表示支持并写信告诉伯曼博士。但是一贯叛逆的奥德·温盖特仍然站在保守派一边。他给伯曼博士写信说，他的主要目的绝非寻找扎苏拉绿洲，用他的话说是“对沙漠之海部分地区进行粗略的地形测量”。温盖特还说，购买骆驼的合同已经敲定，他觉得到“这个阶段”不能再改变计划。他拒绝了堂叔的建议。没有理由认为他拒绝的原因有丝毫不实之词，但可以假定他并未说出内心深处的动机，即他希望独立进行探险。

11月中旬的情况是，温盖特正筹备一次骆驼探险，而奥尔马希正筹备一次汽车探险，双方都希望有重大的地理发现，都希望因发现失踪的绿洲而青史留名。然而，就在此时他们都遇到了麻烦。

就在温盖特写信给伯曼博士的当天，苏丹国防军司令部拒绝了他参加探险的请求，理由是无法为他的安全担保，也拒绝接受他个人的担保。与此同时，奥尔马希的探险计划也触礁了：由于没有新的后台，某些贪婪的埃及高官想要霸占卡迈勒王子搞来的汽车。两支遇到挫折的探险队中，温盖特首先摆脱困境。他知道苏丹国防军司令部的禁令后，立即再次向雷克斯堂叔求援。后者给陆军大臣的军事秘书写了一封措辞委婉的信，结果陆军部打电报给喀土穆同意温盖特参加探险，条件是一切可能的后果都由他本人负责。苏丹国防军司令部收到电报后不再表示反对，前面的路畅通无阻了。

可以理解，他的主要目标是在昔兰尼加（Cyrenaica）地区，考察一条通往库夫拉绿洲的阿布芒加（Abu Mungar）古道，一直沿这条道路走到昔兰尼加边界，再向北寻找水源。他装备了皇家地理学会和苏丹测绘部提供的测量工具，其中有一件工具很特别，那是一个装有测距仪的自行车轮子。这个装置每显示130英里，有2.5英里误差，由于种种原因，它将会引起很大麻烦。

离开喀土穆之前（他再次返回是1940年），他将自己的行李寄给理查德·古德博迪保管，此人是他在伍利奇和威登时结交的朋友，现在驻扎在开罗。与行李一起寄给古德博迪的还有他给家人、女友和少数几个朋友的信，以防他在沙漠之海遭遇不测一去不复返。他告诉古德博迪将行李和信件保管八个星期，此后如果他还没到开罗，古德博迪就将行李中的东西卖掉，并且把信寄出去。那就意味着探险家已经不在人世了。

1月28日，他离开喀土穆乘火车北上。此行的一个旅伴杰弗里·佩恩（Geoffrey Payne）先生，当时是苏丹政府的法律顾问，佩恩记得温盖特穿着很不合身的制服，样子非常蹩脚，但他令人兴奋，也很健谈，显然处于一种亢奋状态。2月1日，温盖特在费尔舒特附近的绿洲结合部下了火车，此地位于开罗以南350英里处。他从火车站乘卡车先到哈里杰绿洲（Oasis of Kharga），再前往达赫拉堡（Qasr Dakhla）。达赫拉堡堪称人类世界最边远的村落，它位于利比亚和撒哈拉沙漠边缘，在它与库夫拉之间只有几处破房子。温盖特这样描述他所到之处。

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当乘车到达有人居住的地方时，要一直按住汽车喇叭，直到有人出来欢迎你，并回答你提出的任何问题。开始我感到很诧异，认为这样做不礼貌，但后来我发现这种想法完全是无知的偏见，如果你不按这种流行的做法行事，好心的农民们就会觉得受到了伤害。这些用土坯垒起来的拥挤不堪的村落看上去实在迷人。它们全部或者说几乎全部建在垒起的土堆上，那无疑是以前村落的废墟，它们给人的感觉像城堡，不禁让人联想起穿着盔甲的武士。黄昏时分，眼前景物的大小比例不知何故被彻底颠覆了，仿佛有一个巨大的迷宫一样的城堡矗立在山上，周围环绕着像《格列佛游记》中的巨人一样高大的海枣树，还有流淌着小溪的舒适的花园。

温盖特在这里见到了他的13匹骆驼和4名阿拉伯骆驼夫，这些人就是未来五周时间里的旅伴。眼前的景象实在让他气馁。一个阿拉伯人压根儿就是孩子。另一个是“其貌不扬的瘦高个儿，像猫一样鬼鬼祟祟”。他们全都想回家。只有驼队的首领，来自库夫拉的埃斯·塞努西·阿卜杜拉（Es Senussi Abdullah）似乎还信得过。那些骆驼全是埃及山地骆驼，而非他想要的迈格拉比或西部的品种。这些牲口没有一个像温盖特那样经受过烈日炙烤的磨炼，他后来说，“它们慢吞吞、老大不情愿地走着，真让人气不打一处来”。次日他动身出发时，成就一番事业的希望已经大打折扣。

他们花了四天半时间到达第一个目的地比尔阿布芒加。第一次歇脚是在谢赫迈哈布。温盖特记录了自己探险时的穿着，他头上戴着穆斯林的缠头巾，脚上穿着凉鞋，身披一件阿拉伯长袍，里面是军用衬衣和短裤。他此行的部分目的是检验自己的忍耐力。他为自己携带了80磅的食物，仅仅包括“像纸板一样硬的干枣”、饼干、橙子和鱼肝油。他的皮囊可以盛10磅水。他在应当带多少毯子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只带了3条。结果每天晚上都冻得够呛。温盖特将轮子托付给一个阿拉伯人，承诺给他奖赏，他才肯接受这项工作。然而，此人似乎并未掌握这个装置的使用原理，在最初的行军中，他把测距装置和其他行李一起放在骆驼背上。后来，他像斜背步枪一样背着它。他最终了解了轮子的用途，但即使如此，“他的方法还是让人不放心”。

他不是像蛇那样走之字形路线，就是带错路，将骆驼引向歧途，要么就是拾柴火时迷了路。我决定自己背着轮子，直到五周后返回达赫拉堡。我很快适应了，当我把它还给苏丹测绘部后，有好几个星期，外出散步时身上没有它就觉得少了点什么。

从一开始，温盖特就在旅行队建立了严格而特别的纪律。在东方，沙漠旅行的正常做法是，日头高照的白天，大部分时间在休息，快日落时出发，借助星空导航走一晚夜路，日出以后一两个小时停下来。可是这样无法观察周围的景象，于是该着手下人倒霉，温盖特坚持要求大白天赶路。他事后写道：“从拂晓到黄昏，我们从不给骆驼卸鞍；骆驼兵专家一定会对如此违背常理惊骇不已。但所有这些规矩几乎完全取决于骆驼的身体状况。一旦你的牲口经受过全面考验，你就可以对它们为所欲为。”为了让大家了解全部真相，他也许应当再多说一句，即他采用这个办法部分原因仅仅是因为它背离正统。接下来这句话可能无意中泄露了他的真实想法：“政府的牲口当然够肥，但几乎都不够结实，所以必须得到特殊对待。”

他在比尔阿布芒加建立了一个食物和饮水存储点，然后向西朝库夫拉前进，他们所走的路是古代形成的沙漠古道。温盖特对眼前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述：

这里是一片荒芜之地，风化的灰白色巨石幽灵般地矗立着，给人以强大的想象空间。突然置身此地，会让人以为是在月球上。万物仿佛都彻底分崩离析。

可以想见，在这样可怕的地区旅行，他一定会从《圣经》中寻找慰藉，而让他感到惊讶和震撼的是，骆驼夫们竟然大声背诵《圣经》钦定版本中的内容。眼前激动人心的情景与以前了解的情况实在对不上号。旅行中他带在身边的唯一一本书是休谟 的《英格兰史》，而他不大可能通过朗读这本非宗教的优秀著作来吸引同伴们。

他们在沙漠中艰难跋涉着。从旅行笔记中可以看出他炉火纯青的观察能力，那是他从小在乡间练就的非凡眼力，人们因此钦佩地叫他“水獭”，这种能力也是其指挥才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这段笔记与沙子颜色和质地有关。

当地表有一些格外大的沙粒时，特别是如果它们的外表略呈紫色，那么这种沙子很可能比较软。略呈紫色的外表主要取决大沙粒的颜色，但是我认为它所以如此显眼，是因为周围较小的沙粒比沙漠之海中沙粒的平均尺寸要小。它们看上去发白，我说不出为什么，但事实就是如此，这种白色又衬托出略带紫色的大沙粒，它们的色彩并非在任何距离上都能正常分辨。所以当人们看到一块略呈紫色的沙地时，他可以说，第一，这块沙地比较柔软；第二，它是由特别大的沙粒和特别小的沙粒混合而成。

他们没有找到扎苏拉绿洲的任何痕迹。他们发现了一具骆驼遗骸、一副鸟骨架、一个鸟蛋和一个属于史前文明的石器。他们遭遇过沙暴，一个骆驼夫宣称当旅行者接近神秘绿洲时，总会引起沙暴。这就是他们收集的全部证据，可以说毫无用处。2月18日，在探险途中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他们大白天走在酷热的沙漠里，温盖特突然发现远处有一个小黑点。他们改变方向，朝着那个小黑点走去。越靠近越觉得那个东西外形怪异。渐渐真相呈现在探险队面前，那是一辆小汽车。他们走上前去，发现车是空的。温盖特钻到车里，发动引擎，毫不费力地将车启动。显然，很快就会有人来认领。此时此刻，他一定会想到奥尔马希。但是在温盖特的记录中找不到这样的想法。事实上，那辆车的主人是帕特里克·克莱顿先生（Patrick Clayton，与他同名的人太多了，不要搞错），他是埃及政府沙漠测绘部的官员，正独立对这一地区进行探险。他有一匹骆驼在附近，但探险队没有看到。像道蒂（Doughty）和伯顿（Burton） 那样探险充满了危险和恐怖，以及令人难以忍受的困苦，温盖特虔诚而又谦卑地追随着两位伟大探险家的足迹，可是最糟糕的是，经过两周艰苦跋涉，最终发现全部路程可以乘汽车一天跑完。的确，奥尔马希在信中肯定提醒过他存在这种可能，但温盖特又怎么能听得进去呢。让温盖特感到少许安慰的是，他的探险队正走在回家的路上。温盖特于3月中旬回到达赫拉堡。他确信扎苏拉绿洲不在库夫拉古道上。在返回途中，他在道路以北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史前文明遗迹。

温盖特到理查德·古德博迪在开罗的住处时，正好是他从喀土穆寄出那封信以后八个星期，那封信清楚而不无伤感地交代了身后的事情。他穿着一件旧外套，而且好长时间没有洗过澡。他看上去瘦弱而疲惫。温盖特问可否让他住下来，朋友说欢迎他住在家里，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他在开罗住了些日子，休养并恢复体力。他用阿拉伯传说和民间故事逗房东夫妇开心，有时也给他们唱自己在沙漠之旅中偶然记下的小调。他们发现他既快乐又自信，这是以前不曾见过的。

此时，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跻身英国伟大的东方学家之列。同那些人一样，他发现自己对东方人生活中大量古老传统存在着永不枯竭的兴趣。同那些人一样，他不喜欢东方大都市中那种半欧化的文化；他发现自己从始至终反感开罗，耶路撒冷之行也令他失望。他发现居住在乡下和游荡在沙漠中的阿拉伯人，过着古老、原始、野蛮却优美的生活，像粗犷的古典诗歌一样充满魅力。他为皇家地理学会写了一篇有关此次探险的报道（直到1934年4月才发表），文章的结束语这样写道：

别人曾经有过更伟大的发现，他们的旅途也许更加凶险和引人入胜。但没有人像我一样，在冒险精神的激励下前去探险，并在一次失败的探险中找到那么多快乐和喜悦。

本章可以称为“非洲探险”，为它增加一个后记也许并不算跑题，因为读者很可能想知道奥尔马希后来的情况。他和彭德雷尔最终在埃及和英国的要人中找到了靠山，他们的探险队有四辆汽车，分别由奥尔马希、彭德雷尔、伯曼博士和布达佩斯大学的卡达（Kadar）博士驾驶，3月22日，他们带着3个苏丹仆人从哈里杰（Kharga）绿洲出发。他们花了两个月时间详细考察了人们至今尚知之不多的大吉勒夫高原。他们发现了三条干涸的河道，那里可以找到植被的痕迹。这一发现相当重要，因为根据约翰·加德纳·威尔金森爵士在1838年的记载，那个神话般的地方由三条流域组成。没有哪位地理学家敢于断言，大吉勒夫高原上干涸的河道绝不是扎苏拉绿洲，但是，如果说在诱人传奇的背后站着探索真理的人，他们的名字就是奥尔马希和彭德雷尔。

那些对历史的阴差阳错津津乐道的人，可能会因温盖特与奥尔马希伯爵未能见面而感到遗憾，尽管俩人都密切关注着对方。奥尔马希与温盖特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要实现抱负的非凡意志。其他任何方面，俩人可以说毫无共同之处。奥尔马希处事圆滑、风流成性、思想轻浮，是一个四海为家的匈牙利上流社会公子哥，不过，他对无人尝试的探险极度热衷，特别是对改造汽车以适应沙漠环境做出过重要贡献。他不太在乎谁帮他或者他帮谁，只要能让他做自己想做的事：在地球上未知的地方穿行。这次探险后，大概在他35或36岁时，他获得了德国希特勒政府的资助，可以想象，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提供情报。但他真正钟情的是英国，他曾在英国受过教育，1939年大战爆发时，他身在开罗，想让阿奇博尔德·韦维尔爵士的军队聘他当沙漠顾问。总部似乎了解或者怀疑他与纳粹有关系，所以拒绝了他的提议。于是，两年后，他离开匈牙利到埃及给隆美尔将军当沙漠顾问。不可思议的是，德国人曾报告他于1942年战死，但战后有人在开罗见过他，当时他的身份是观光客。他的变节行为和与纳粹德国的关系，并未对他造成很大影响。除了专业方面的兴趣，世界事务在他头脑中没有多少分量。他是个上流社会的花花公子，喜欢培育唐璜那样的名声。他和蔼可亲、善于应酬、为人风趣，差不多对任何事都满不在乎。他不太可能与温盖特志趣相投！ 9RdRTP2zCgObm+nj0IJpbFC2oUkwVM4ljxTLGvMDKItWuUfmENKANI7ETsYCzsq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