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2月26日，奥德·查尔斯·温盖特（Orde Charles Wingate）出生在印度联合省的纳尼塔尔（Naini Tal）。他父亲在致岳母的信中详细叙述了儿子出生的过程。

蒙特罗斯，纳尼塔尔

星期二，夜，1903年3月3日

亲爱的奥德-布朗夫人：

我担心，2月26日的电报“男孩（今天出生），埃塞尔（已经）大出血，渴望（为她）祷告”，一定让你们大家都非常焦急，在当时高度紧张情况下，我能想出来的惊动最小而又能达到目的的办法，就是请大家为她的生命祷告。也就在星期四傍晚6点到7点，我拍急电给瑟尔斯、斯科特将军、比达尔夫先生、在拉瓦尔品第的安德森一家、在密拉特的格里特一家、在亚丁的德温顿一家，恳求他们为她祷告。我还打电报要A.E.马上从拉合尔赶来。大夫说她不可能及时赶到，我当然知道她星期六下午之前不可能赶到蒙特罗斯，可是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让她尽可能赶来—我说的是尽可能—一切都还正常。星期四，也就是2月26日早上7点左右，埃塞尔告诉我，她感到自己开始分娩了。从2月5日起，卡罗尔护士就在家里了。西姆拉很远，到这儿要三天路程，我说服埃塞尔让她早点来，但26日（分娩）实在太晚了—本来以为10日比较有可能，不仅埃塞尔本人这样说，费雷尔大夫也这样说—

分娩本身非常顺利，小家伙出来很正常，费雷尔大夫认为他在纳尼塔尔接生过的所有产妇中，埃塞尔的分娩算是最轻松、最迅速的……

下午2点40分，我们可爱的儿子降生了—一个格外健硕的婴儿，有9磅重。大约下午4点，费雷尔大夫要暂时告辞，他走出房子正要离开时，我听到卡罗尔护士在楼梯口大叫（埃塞尔的卧室在楼上，为的是防止传染百日咳—雷和西比也与一楼的两个奶妈隔离），“大夫，大夫，快点。”—我们跑上楼—是大出血—从下午4点到次日早上8点在那间屋子里发生的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尽量告诉你一些重要的—大出血很严重—使用注射器在皮下注射了麦角，并不停地用热得几乎沸腾的水进行灌洗，这么烫的热水注入体内令埃塞尔疼痛万分，但我认为在当晚采取的所有治疗措施中，正是热水灌洗最终救了她的命。我事先做了一些准备，包括让人从纳尼塔尔山顶上搞来60磅雪，这样可以用冰水进行外敷—

晚上6点至8点，我看到埃塞尔体力越来越弱—于是我离开房间几分钟，去发那封请人帮助祷告的急电—那天晚上费雷尔大夫曾三次放弃抢救她的努力—第一次他几乎对我说她死了—另一次他拉着我走到埃塞尔身边，然后自己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把最后的时间留给我一个人。每隔一刻钟，卡罗尔护士就对着她的耳朵大声喊：“醒醒，温盖特上校正跟您说话。”—卡罗尔护士片刻也不敢离开埃塞尔。她不断将手放在埃塞尔的嘴上，看看她是不是还有呼吸—当晚有好几个小时，埃塞尔看上去就像死尸一样—卡罗尔护士不断催促大夫尝试些新办法，而费雷尔大夫已经对我解释过，在出现严重大出血的情况下，他没有理由不尝试一下所有可能有效的疗法。但是，晚上2点左右，我看出所有这些积极的努力正在耗尽她最后那点气力。我把费雷尔大夫拉到一边，告诉他我的想法—他表示赞同：他说唯一还可以试试的办法就是皮下注射高氯酸铁，但是以她现在的状态，这样做可能是致命的。我回答说，我不同意这样做—费雷尔说你的决定非常正确。

我很庆幸，那天晚上在场的是费雷尔。他有着精湛的医术，也有着良好的常识—来家里的原本有可能是一位讨厌的皇家陆军医疗队大夫。卡罗尔护士有点耳背，还有些“加布劳德”（gabraoed）—这是印度斯坦语，英文中没有对应的词汇，意思大致是一惊一乍—这是她的两个缺点—而且，如果让她单独与患者在一起，这两个毛病就会很严重—但她不会丧失理智—她常有出色的建议，而且大多数都被费雷尔大夫采纳。

屋里的三个人中，只有我能听懂埃塞尔说什么—我时而听到她气若游丝地说：“透透气—透透气。”

我用一把蒲葵扇对着她的脸扇风—用一个浸过冰水的手帕放在她的额头上—窗户开着—夜里风雨大作，那是我们经历过的最狂暴的夜晚，我以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屋会被大风吹倒—每当她陷入昏迷或神志不清，就往她脸上喷凉水—白兰地和乙醚之类的东西都用上了—大出血的症状渐渐减轻了。我从未放弃希望，因为我相信祷告—我自己不停地为挽救她的生命而祷告。星期五早上4点，我看到病情出现了转机，那时我知道上帝听到了祷告。到早上8点，可以完全确信，她活过来了。费雷尔大夫非常惊讶……

6个星期前，我在护理西比尔时得了严重的百日咳。为了保护新生儿，我被隔离了很长时间，但现在我希望很快就能解除隔离—昨天我给埃塞尔念了《圣经·诗篇》第三十篇 。主可以将我们的经历谱写成一首救赎之歌。

深爱您的儿子
乔治·温盖特

这封信从各方面来看都非同寻常，充分体现着写信人的个性和经历。

乔治·温盖特属于一个古老的苏格兰家族，有关这个家族的过去，他父亲威廉·温盖特（William Wingate）牧师，在笔记中有过简短的记载：“据说，他们于11世纪随征服者威廉从诺曼底来，他们的法语姓氏为温居特（Winguet）。后来他们分成两支，一支定居在苏格兰，另一支定居在英格兰。我希望，监禁约翰·班扬（John Bunyan） 的尤斯顿·温盖特（Euston Wingate）属于英格兰的那一支。过去有人送过我一本拉丁语书，作者是爱丁堡的一位姓温盖特的人，写作时间是诺克斯（Knox） 所处的宗教改革时期。我们属于斯特林郡的温盖特家族。我的祖父是斯特林郡克雷因海尔特的威廉·温盖特，我的祖母叫莎拉·卡里克（Sarah Carrick），她哥哥是布里斯托尔著名的卡里克大夫。俩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祖父还是圣尼尼安教区的正式执事，为教区服务长达50年之久。”

写下这段笔记的威廉·温盖特生于1808年，卒于1899年。他的一生很不平凡，可以说，他为温盖特的家族史开启了新篇章。工业革命时期，温盖特家族渐渐积累起可观的财富，威廉·温盖特的父亲是格拉斯哥一位富裕的商人。老天对威廉·温盖特厚爱有加，他21岁时不仅成为家族生意中财力雄厚的合伙人，而且出落成一个快乐的、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与北方社交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的传记作者说：“他进入商界时，为人热情而勤勉，在各种运动、舞会、宴会、晚会等社交场合堪称佼佼者，他醉心马术，长期豢养着一两只猎犬，他是哈利猎兔犬俱乐部的成员，经常参加猎狐活动。” [1]

这个倍受命运眷顾的人却自愿结束了快乐而令人羡慕的世俗生活。结婚三年后，他还不满三十岁，妻子就去世了。面对个人的灾难，他的性格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变化。这个悲痛的年轻人向宗教寻求帮助，听从上帝的召唤，立志一生行善。他在格拉斯哥作了两年福音派传教士。有一天，“他走在文森特大街上，思考着肩负的种种使命，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未对犹太人做过任何事情”。于是，他明白了自己该做什么：他决定要用毕生的努力让“上帝的选民” 皈依基督教。他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生意，在柏林学习德语和希伯来语，并获得苏格兰长老会的正式任命，去匈牙利向犹太人传教。1842年，他在布达佩斯获得教职，在那里让许多犹太人皈依了基督教，直至19世纪50年代早期，当时在奥地利的反对下，新教和其他非罗马天主教的传教活动都遭到禁止。他回到英国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直至91岁时去世。

他是一位果敢而执着的人，但并不因意志坚定而严厉刻薄。对宗教的绝对虔诚也未使他变得心胸狭隘。他没有忘记自己年轻时曾酷爱社交，晚年时，他常常同情那些麻烦缠身的纨绔子弟。他死后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印象永远是那么谦和，而他关于尤斯顿·温盖特那段奇特的评论，即使是因为此人在神学上仇视约翰·班扬， 也极不符合他温顺的性格。1843年，他娶了第二个妻子玛格丽特·华莱士·托兰斯（Margaret Wallace Torrance），她为他生育了后代。

乔治·温盖特是家中的次子。他1852年出生，1871年从军，10月的官方公报公布了他被任命为旗手的消息。他是最后一批靠买卖军职获得委任的军官，但事实很快证明，他可不是那种败坏买卖军职制度的轻浮、懒散的军官。年轻时，就能从他身上看到父亲的精神传承，尽管在许多方面表现有所不同。

他获得委任后不久，就从第19步兵团，也就是著名的格林霍华德团（Green Howards），调往驻印军任职。在印度服役期间，他也经历了父亲在19世纪30年代的宗教体验。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却找不到合适的方式，他不能像有些人那样远离自己的传统和民族。也许应该这样说，印度的宗教精神博大精深，可以滋养出与环境格格不入的性格和气质，甚至可以照顾到像英国清教支派那样距故土遥不可及的东西。这里要说的是，印度的生活驱使年轻的乔治·温盖特加入了普利茅斯兄弟会 。

在印度发生的两件小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青年军人的宗教信仰是多么深切而热烈。当时他还是年轻人，有一天（在印度的某个小城，具体地点和时间不详），他遇到一位神秘主义者，或许是一位苦行僧，他正在进行一种称之为“三火”的修行。这位圣人按照一种著名的修炼方式，在炙热的太阳下，端坐在两堆熊熊燃烧的篝火中间沉思默想，为了万能的神经受着烈火酷暑的考验。弄清楚苦行僧这样做的意义之后，乔治·温盖特突发奇想，“要为基督而战胜他”，他试着与苦行僧辩论。而那位苦行僧或许是因为发誓要保持沉默，或许是因为要考验一下这位年轻军官，暗示对方在开始任何交流之前，必须首先接受同样的考验。据说，乔治·温盖特是当天的值班军官，他全副武装，还佩戴着军刀。他真的接受了邀请，加入这位圣人的苦行，俩人顶着太阳面对面坐在两堆篝火中间。他们这样静坐了很长时间，具体多长时间没人说得清楚，反正长得足以让这位圣人确信对方的诚意，所以他最终同意开口说话了。不幸的是，直到最后俩人之间似乎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交流，乔治·温盖特从这次经历中没有得到任何智慧和启示。

这是一段小插曲。第二段小插曲没有那么戏剧化，但以现代标准看，仍然非同寻常。1879年，缅甸国王锡袍（Thibaw）继位后发生了骚乱，当时还是年轻军官的乔治·温盖特，奉命向印度边境集结，参加一次小规模行动，这次行动后来被人们称为那加山远征（Naga Hill Expedition）。指挥这次行动的将军正等着乔治·温盖特和他的分遣队。指挥官在行动前夜可能会急躁，但不论他怎么样急不可耐，他都不得不多等24小时，他的下属坚持要部队在路旁停留了一整天，就因为那天是星期天，他不愿因亵渎安息日而让神不悦。对我们这些生活在效率时代的人来说，这是多么令人震惊，而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对于乔治·温盖特的独断专行和桀骜不驯，将军居然表示完全理解，年轻人不但没有受到责难，还获得了战役勋章，并在战况报告中受到表扬。清教主义在英国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持久的影响。乔治·温盖特的故事只是证明其强大势力的众多例证之一。

乔治·温盖特很晚才结婚，而正像他人生境遇中的大多数情况一样，他的婚姻也与众不同。他26岁时跟随指挥官米切尔（Mitchell）上校回英国度假，曾造访奥德-布朗（Orde-Browne）上尉夫妇，他们住在靠近伍利奇的普拉姆斯蒂德。奥德-布朗夫人是米切尔上校的妹妹。上尉和妻子有6个女儿和1个儿子。乔治·温盖特后来宣称，当他第一次见到布朗家的大女儿埃塞尔时，就下定决心只要她一到岁数就立即娶她为妻，而当时她只有12岁。要争论人们为什么会一见钟情是愚蠢的，需要说明的是，乔治·温盖特之所以受到奥德-布朗一家的吸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属于同一教派，即普利茅斯兄弟会。他爱奥德-布朗小姐，俩人天各一方长达20年，最终于1899年9月在伍利奇的福音堂结婚。那时，他46岁，已经获得了上校军衔，而她也有32岁了。

要了解温盖特夫人，最好先了解一下她的父亲查尔斯·奥德-布朗。此人的性格和职业生涯与乔治·温盖特有某些相似之处，当然也有很大不同。他出身于当时称之为“乡村绅士”的家庭。他父亲是斯托茨山庄 的布朗上校，曾经指挥过第9枪骑兵团，英年早逝，年轻的查尔斯继承家产时还是个孩子。查尔斯16岁时获得军官委任，同年被派往东方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就在那里，在战争压力下，在最敏感的年纪，他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归宿，放弃英国国教，改投普利茅斯兄弟会，此事让他的家族大为恼怒。他感受到宗教生活的召唤，战争结束后，年轻的上尉毅然辞去军职，为的是要在北伍利奇建立一个普利茅斯兄弟会中心，或者用术语说，就是“礼拜场所”。他掌管着这个中心，通俗地说，他建立了一个贫民区教堂，在那里作为一个没有执照的牧师主持宗教仪式。他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给穷人。在从事传教工作早期，也就是在1865至1871年间，他认识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将军 ，并结为好友，当时戈登在格雷夫森德“指挥着皇家工兵部队”。他们在宗教信仰和救济贫民方面有着共同的兴趣，俩人还在一起合作过一段时间。

布朗家族智力超群。查尔斯·布朗的侄子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Edward Granville Browne）是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三四位东方文化学者之一，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查尔斯·布朗接受全面的教育，他一定会非常出众，也许还会很有名望。事实上，尽管几乎完全靠自学，他也能够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精通的数学家和某些工程学科的权威。他被选中代表英国政府参加在德国举行的弹道学和装甲护板研讨会（在提尔皮茨和德皇威廉二世之前的时代），他凭借自己的专业特长，曾陪同皇家首席天文学家远赴埃及探险。查尔斯·布朗的子女越来越多，他需要养家糊口，他挣钱的方式是在伍利奇皇家军事学院讲授数学，并在《工程师》之类的杂志上发表专业文章。

他性格强硬，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他是怎样的人。很多流浪汉和乞丐经常光顾他家的后门，有一天，他发现墙上用粉笔写的象形文字，那是一个流浪者给其他流浪者的忠告，使用的是他们之间的古老密语。翻译过来就是“慷慨却严厉”。然而，除了有些严厉以外，他有着独特的魅力，让众多子女为他着迷。他最喜欢大女儿。他待她像亲密的伙伴，与她分享智力和精神生活。他尽全力影响她，其程度达到了父亲对孩子影响的极致，若干年后，温盖特夫人的孩子们仍能通过母亲感受到这位未曾谋面的外祖父的强烈影响。在母亲的影响下，他们从小就有旺盛的求知欲，从哲学到音乐，他们都有广泛的兴趣。她像父亲一样教育自己的孩子，让他们懂得数学是一种智力探险。孩子们从母亲身上学到了外祖父有关诗歌创作的观点，虽然不合时宜，却也绝非无用。查尔斯·布朗很有艺术品位，经常通过绘画自娱自乐，在哥特复兴的年代，他用自己在金属电镀方面的知识来制造盔甲，但是他最主要的艺术追求还是诗歌创作。不过，在这方面，他与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时代的诗风很不合拍，死抱着上个世纪的观念，深信诗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机械发明和一门手艺，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这种工具抒发情怀。他强迫自己的女儿们写作大量诗歌，而他的大女儿就像一位严厉的缪斯女神，要求温盖特家族的孙辈们同样刻苦创作。她将查尔斯·布朗的奇特信条传授给下一代，即只有“空虚”才会阻止有文化的人通过诗歌表达感情。因此，温盖特家族的小孩子们虽然毫无诗歌方面的天赋，却被迫屈从于繁重的诗歌写作任务。这是一种艰苦的训练，但对于学习写作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如果我们相信幸福的婚姻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双方的差异，那么可以说上校和温盖特夫人非常般配。他们结合在一起是为了献身宗教，对此他们深信不疑，然而俩人性情迥异。他们都保持着虔诚的信仰，改信新教的丈夫性情悲观、忧郁，而妻子要活泼、开朗得多，其快乐的天性并不因为信仰宗教而有所减损。他从不放弃独立思考，尽管他的信仰根深蒂固，却始终崇尚思想自由。她思想正统，从不对兄弟会的教义提出任何质疑。他是性情中人，常常为内心深处难以名状的冲动所左右。她则属于不同的类型。尽管她绝非浅薄，却也不愿费力去思考那些深奥难懂的问题。她不间断的脑力劳动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夫妇俩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都扮演着不恰当的角色。如果早年有人能帮乔治·温盖特打牢神学基础，他很可能会全心全意地献身宗教事业，过着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生活。如果埃塞尔生活在一个妇女接受全面教育深入人心的时代，她很可能会成为某个大学女子学院的院长，或者通过其他途径成为杰出的知识分子。她可以（尽管不一定公正）被视为关于“妇女地位”的狭隘偏见的牺牲品。如果俩人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挫折，那么表现出来的是丈夫，而不是妻子。他严厉，而她欢快。在他脸上有某种狂热的气息，特别是那双深陷在眼眶里的明亮的蓝眼睛，在白发和浓密的白眉衬托下显得更加引人注目。她外表瘦弱，身材娇小，长着线条优美的鹰钩鼻。她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人。他并不聪明，也不指望别人那么想。

他们的长子在纳尼塔尔出生5个月后，上校和温盖特夫人带着两个女儿和新生的男婴回到英格兰。他们住在布莱克海斯，离奥德-布朗夫人很近，度过6个月的假期后，他们于1904年2月返回印度，留下三个孩子交给外祖母照看，就住在帕拉冈路11号。次年，也就是1905年（又一个女儿降生后），温盖特一家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温盖特上校52岁了，按新近颁布的规定，他被列入编外人员，授予永久上校军衔。实质上相当于退休，但事实上又并非如此。他是最后一批（很可能是最后一个）从“结算制度”中得到丰厚退休金的军官之一，薪水与服现役时几乎一样。他不会再被强制安排退休。就像多年前毅然从军时一样，这位虔诚、正直、简朴的人毅然离开了军队，在一个特权很少受到质疑的年代，放弃了舒适而安逸的生活。

1905年是温盖特上校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10月，夫妇返回英国，永久定居在那里。此后，他们一直住在（期间搬过几次家）南部郡，从未远离过伦敦。1905年底，他们搬进在英国的第一个家，就在苏塞克斯郡的沃辛，开始住在一所公寓里，后来搬到圣杰曼广场的一个别墅，租期是两年半。

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以他们的收入而言，生活算不上舒适。主要原因是他们将很大一部分收入用于传教事业。上校服务于好几个宗教团体，一个与北非有关，一个与“化外之地”（指中非）有关，一个叫“约翰·格鲁姆残疾人协会”（John Groom’s Crippleage），另外一个叫“救济会”（The Rescue Society）。但在他所热衷的几个传教组织中，最上心的还是“中亚传教团”（The Central Asian Mission），他在该机构担任负责人很多年。他在印度西北边境服役时，曾帮助开创了这项特殊的事业，后来他将其视为自己的“第八个孩子”。为了这些宗教团体和类似的慈善机构，温盖特上校和夫人倾其所有，不仅拿出了大部分收入，也付出了大部分精力。他们为日常事务不辞辛劳，管理来往账目，抄写会议日程，编辑传教士来信以便出版，校对文字，邮寄和分发宗教刊物，撰写祈祷文和其他通告。温盖特夫人负责编辑两份刊物，一份是《中非的曙光》（ Dawn in Central Africa ），另一份是《代祷报》（ The Intercession Paper ）。孩子们到了懂事的年纪后，也被要求分担这些繁重的宗教工作。多年以后，其中一位说，承担这些工作让他们从小就认识到传教机构及其成就背后的辛苦劳动，并关注世界上许多遥远的地方。

不论发生什么事，星期天全家都照例要参加兄弟会的“晨会”。温盖特上校经常对会众发表证道演讲。他的许多演讲并不完全合听众的口味，他往往刻意精心准备，但在真正的兄弟会成员看来，这样做“不符合宗教精神”，因为他们认为在这种场合讲话应尽可能不受理智的束缚，只要按照圣灵的提示去讲就行了。然而，有些时候，他能让最苛刻的听众也感到满意，冥冥之中仿佛得到了神灵的启示。此时，在听众看来，这个人好像完全被某种外部力量控制着，激烈而狂热的表情一扫而去，换之以专注而慈爱的面容，昭示着内心深处的安宁。他的手在翻动旧得发黄的《圣经》时会激动地颤抖，开始讲话时往往还要挖空心思地引用几句神秘的诗篇，他会一改平日单调的风格，发表一篇充满宗教热忱的演讲，就仿佛完全换了一个人。兄弟会的教友有时私下交流说：“上校有当牧师的天赋。”

家庭人口不断增加，到1911年，夫妇俩人总共生育了四女三男七个孩子。直到此时，上校和妻子仍未找到一个永久的居所。他们后来又搬过几次家，在此有必要交代一下。1908年，他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在奥尔平顿的格丁顿巷，找到一处叫希尔登的别墅，为的是跟住在布罗姆利（Bromley）的上校的母亲靠得近一些。两年后，也就是1910年，他们搬到赖盖特菲兹菲尔德路一处叫马什沃斯的房子，最小的儿子就出生在这里。此时，本书的主人公已经8岁了。 dX2XKNS7d6ylRWJK6wUlX5WIFmTMydlsWo6Q2PwWBv/HXRWLEd2ka/2Id6GmJZ4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