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论及的所有学术努力，尽管都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的发展如何走上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道路，但只是告诉我们中国不是什么，而非中国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学术努力依然是有局限性的。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是异常的，西方是正常的。对于许多学者而言，要让中国变得正常，就是要将其转变为西方式的政治经济体制。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用西方已经存在和发展的事物来评估、评价和判断中国。在有关后社会主义转型的文献中，这些认识彰显无遗，它们将中国视为一种处于转型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即从中国特色转变为西方特色。这些带有文化偏见或隐含意识形态偏见的方法，往往会破坏我们对中国的理解，无意中呈现出一种“扭曲”的中国形象。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们认为，上述提及的学术困境，更多是机械地把基于西方经验，而非基于中国自身实践经验的概念和理论用于评价中国的结果。本研究的目的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当代经验，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虽然这项研究对上述提及的所有重大问题都有意义，但我们更多地将本研究限制在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探讨中。 ^[24]

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和理论，如古典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是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经验提出的，而且它们都已经被用于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由于经济学研究供求、价格和理性等一般经济现象，因此人们假设这些经济概念和理论具有普适性。然而，研究者必须进行反思，至少在将这些概念和理论应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制度环境时，要进行足够的反思。即使是在西方，也不是所有的概念和理论都能够普遍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每个概念都是对特定时期经济状况的反映。事实上，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质疑所有这些概念和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当采用基于非中国经验的概念和理论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时，人们肯定会认为中国是异常的。但是，如果有研究能够将中国自身的经验概念化或理论化，情况则可能相当不同，相应地，“异常的”也可能被证明是“正常的”。

因此，本研究最重要的动机，就是将中国政治经济的经验概念化。本书将从根本上有别于国内外的现有理论，致力于为中国的发展及其影响提供一个政治经济学的中国视角。我们认为，尽管学者们可以继续将西方经济概念和理论应用于中国，但他们必须反思性地应用，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以典型的中国方式在运作。正如中国政府所正确宣扬的那样，它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官方概念在对外解释中国发展时不易为外界理解，因为其概念体系与西方社会科学体系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一个真正具有普适性的政治经济学概念或理论，如果能够将中国的因素纳入考虑，那么它将会拥有更大的解释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充满了“进口”的概念和理论，它们无法解释中国政治经济实际的运作情况。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运作概念化。

我们认为，要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概念化，在研究方法上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我们必须超越各种政策层面的因素，着眼于结构因素。这是因为结构因素比政策因素更加具有连贯性。第二，与第一点相关，我们还必须超越特定的历史时期。观察政府政策如何影响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经济表现，是比较容易的。例如，黄亚生的研究就表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不同的政府政策如何导致了这两个10年里不同的经济表现与分配后果。但是，仅仅聚焦于政府政策，很难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概念化。国家政策确实会影响政治经济体制的表现，但并不必然会改变这一体制的性质。相反，体制在“长时段”存在的结构性力量，决定了政府可用和有利于政府的政策选择。因此，为了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概念化，我们必须审视那些在更长的、不同历史时期内更具连贯性的特征和运作方式。

尽管本研究的重心是当代中国，但我们也考虑了中国过去的经济管理经验。我们认为，从早先的帝制时期到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两个市场”的概念：有国家干预的市场和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这两个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中国皇权制度形成初期的儒家和法家学派。在众多学派中，这两个学派代表了中国关于国家、经济、社会以及三者间关系的主流哲学。虽然这些思想的形成受到了当时中国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但是这些观念因素的存在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架构。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这两个概念代表了政治经济体制的两个极端，或者说两种理想类型。尽管在某些时期，法家或儒家学派提出的极端形式盛行一时，但在大多数时期，这两个概念相互融合、有效平衡，市场和国家这两个主体被置于大致均衡的状态。仅有市场或者仅有国家，都被视为非常态。常态则是市场和国家共存。但是，两者的均衡并不意味着国家和市场的力量是对称的。相反，两者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国家对于市场的主导才是常态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核心理念和实践，概念化为“经济国家主义”。在治理大型国家、调动国防资源、开展大型公共项目，以及应对重要危机等方面，经济国家主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经济国家主义的扩张往往导致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不平衡。这通常最终又会导致如下后果：国家不得不退出经济生活和国家相对于市场和地方精英的弱化，国家众多公共职能的衰落，面临内外部威胁时国家的崩溃，以及经济的崩塌。无论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发生，都会导致两者的不均衡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需要不断调整以维系均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之为“不对称均衡”。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但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都曾实现均衡。本研究的目的是强调这种不对称均衡并将其格式化，我们称这种不对称均衡的政治经济体制结构为“制内市场”。

尽管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在漫长的历史中发生了变化，但制内市场的结构仍然保存完整。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只不过是因为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的数千年间，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社会罢了。但此处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这种结构在整个现代中国依然保持不变，特别是在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已经经历了迅猛的工业化、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多层资本发展、城市化以及所有其他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在西方的转型期里也能够观察到。

人们普遍同意，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体转变为更加市场化的经济体。按照经济学的术语，市场经济是基于劳动分工的经济体制，在其中，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通过自由市场中的供求关系来决定。与之相对，计划经济体制是中央政府使用固定价格体系来确定商品和服务的体制。当然，尽管经历了改革年代的转型，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很多方面仍然与西方的体制有着显著区别。但这并不重要，人们仍然可以将中国视为某种特殊的市场经济体。

在毛泽东时期，具有革命属性的国家先后尝试运用苏联模式和毛泽东特有的动员模式来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结构，旨在提供更多的平等，并赋予“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更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就其理想的概念而言，它是一个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制，其运作方式是由中央计划部门来进行生产配额和商品配额，甚至连商品和服务分配的价格也由国家预先确定。但从历史背景来看，该体制是19世纪以来为应对战争和社会混乱而发展起来的现代动员式国家的延伸。

在最初阶段，该体制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经济成就。国家能够动员所有可用的资源以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然而，国家控制了所有生产要素，缺乏对个人的激励，这最终导致了“贫穷社会主义”的局面。此外，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官员享有太多的权力，致使腐败现象丛生。毛泽东试图通过将权力从中央彻底下放到地方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从国家到企业的放权却从未真正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其政治经济体制的官方定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国家动员模式的衰退，市场机制被引入并广泛应用于经济活动中。正如邓小平强调的那样，由于市场是唯一能够解放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工具或手段，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利用市场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告别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现在的体制拥有一些关键特征。第一，国家继续拥有包括重工业、能源和基础设施在内的关键产业。然而，国有制并不意味着国家控制。通常来说，尽管国家仍然控制着“制高点”上的许多企业，但中央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运营几乎没有形成有效的直接控制。第二，在许多竞争性的经济领域，国家允许私有制的存在。事实上，私营企业已成为经济体制的支柱。大部分经济增长要归功于私营部门。第三，市场可以根据供求关系自由配置国家的资源。它展示了通常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效率、增长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等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自由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经济活动里中央的经济计划角色，但政府仍然通过“指令性计划”指导着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第四，市场在社会部门中的作用比许多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大陆的福利国家还更为普遍。国家试图将以前由国家管理的各种社会部门，如医疗保健、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民营化，而在许多西方国家，这些部门仍由国家来经营。社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在某些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甚至比西方许多市场经济形式更具市场经济色彩。因此不难理解，这个体制为何屡遭批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它，理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恢复了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和生产关系，同时进一步剥夺了工人阶级的权利，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以及日益庞大的资产阶级的形成。其他人则认为，中国的体制已经拥抱了太多的市场资本主义因素，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

但是我们认为，这些特征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中西方在市场—国家关系的根本原则上达成了一致。在现实世界中，市场经济并不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因为社会和政府总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其进行管理，而不会允许市场力量进行自我管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境内的经济模式，会让所有的市场都自由运作，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经济体都是具有不同程度的自由市场和计划经济特征的混合型经济体。事实上，“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术语，有时候是同义词。然而，正如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思想和实践所证明的那样，在政府为了坚持社会公正、制衡市场力量的过度集中而进行强力干预的情况下，自由经济也可以顺利运作，甚至还很繁荣。 ^[25] 在绝大多数经济体中，价格体系并非完全自由，而是受到某种程度的政府控制或严格监管，有时还与国家主导的经济规划相结合，但这种规划的广泛程度不足以使其成为计划经济。政府在指导市场经济和解决不平等这样的市场失灵方面，究竟应该发挥多大的作用，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从世界历史上资本主义的演变来看，也是如此。西方的资本主义通常指的是生产资料全部或大部分为私人所有，而且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制度，其中投资、分配、收入以及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定价，是通过市场经济的运作来确定的。人们通常认为，这一制度事关作为“法人”或企业的个人和团体交易资本品、劳动力、土地和金钱的权利。尽管自封建制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就在西方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历经一波又一波的变革后，今天最常见的资本主义形式已经表现得像一种混合经济，它包含了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结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要素，或者混合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些西方经济体开展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实验，采取了包括国有化、贫富阶层间的财富再分配、最低工资标准在内的举措，以及符合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

然而，在绝大多数当代资本主义形式中，不存在中央计划权威部门，并且价格确实由供给和需求的经济力量所决定。即使是政府的运作也必须遵循市场原则，因为政府的运作有赖于直接税，并且政府需要与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利益集团讨价还价来制定政策。中国人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什么在西方，即使是中央（联邦）政府，也可能因为对立政党之间的斗争而“关门”。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将西方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概念化为“场内国家”（state in market）。在这一体制内，市场（经济）原则主导国家（政治）原则。与此相反，我们可以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归纳为“制内市场”。通过这一概念，我们认为，尽管存在不同形式的资本和市场规则的运作，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国家（政治）原则主导市场（经济）原则。随着这种形式的中国市场的兴起，市场经济的大家庭中现在有了一个崭新却强大的成员。

在知识层面，我们的目的是描述和解释世界政治经济体制类型中的这一新家庭成员。具体而言，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多重的：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概念化为“制内市场”，描述这一体制是如何发展并演变的，解释它如何运作，以及探究这一体制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这项研究也有一些重要的政策意涵。在政策层面，我们的目标着眼于未来，希望为当代世界的一个重要政策领域，即资本主义的未来做出某些贡献。正如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果所证明的那样，当代资本主义正陷于危机之中。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弱点。如今，许多西方人都对其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运作感到失望，特别是当他们目睹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拯救了银行家，金融家们却继续给自己支付巨额奖金，而政府无动于衷的时候。像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这样的学者，已经开始思考21世纪的资本主义形态了。 ^[26]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不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而且成功地应对了包括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内的各种经济危机。迄今为止，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增长的势头，尽管增速有所放缓。西方学术界虽然一直极力批判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但对于这种体制运作的研究却很不充分，这是不应该的。我们认为，各种类型的市场经济可以相互学习经验和教训。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忽视这种中国式的市场经济。 fbQetw/tqegOdISC/+0OvB2gG8dWRk8XXrBkgyS0EBu3M79JPZ6cmONZUMxBuX7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