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这些关于中国政治经济的古老而宏大的问题，我们将分析隐藏在中国经济奇迹和政治发展背后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结构与机制。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领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核心问题。

首先，中国的经济奇迹给学术界带来了巨大的新的学术挑战。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家和市场、资本和社会以及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了新型关系，这都需要我们去探索。尽管中国已经向西方敞开了大门，但由于我们无法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找到极为相似的体制，因此对我们而言，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仍然是未知的。

学者们曾试图运用基于西方发展经验提出的各种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 ^[20] 然而，他们发现，很难使用任何既有的西方经济学概念和理论，来圆满地解释这一奇迹。其中，林毅夫是一位受训于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经济学家，他曾任教于北京大学，随后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他已阐述了为何既有概念和理论无法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多年来，他始终在呼吁中国经济学家勇于创新和创造，以寻找新的解释。 事实上，林毅夫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在寻找他们认为能够更有力地解释中国发展经验的新概念和新理论。例如，他们试图将中国置于东亚奇迹的背景下进行研究。 ^[21] 尽管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这种解释并没有超越现有的西方分析框架。自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以来，西方社会科学中发展出的概念和理论，已经被广泛而深入地应用于当代中国的发展案例中了。虽然在中国崛起之初，学者们就意识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制度背景，但他们通常认为，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向西方式的市场经济转型。 ^[22] 事实上，越来越多有关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文献，将中国视为“转型经济体”，明确暗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一个西方式的市场经济体。

近年来，另有一批中国学者试图重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上，这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他们发现，他们的解释受到了新一代受过西方训练的经济学家的严重挑战。 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未能有效解释中国的发展，其当代复兴主要是为了解释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负面社会后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和其他学派之间的争论，仍然更多地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而非基于学术之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工具，要么用于意识形态上的辩护，要么用于反驳西方其他经济学流派，特别是反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中国无关。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许多消极的社会后果乃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的主要观点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冲击。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正好证明了马克思是正确的。当然，可行的概念和理论必须不仅能够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如何实现的，而且还能够解释快速的发展如何带来了各种形式的社会后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试图解释经济发展的过程及其社会后果。然而，它并没有为这些社会后果提供一个经济解决方案，其解决方案（即革命）还是过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性，也确实给中国的学术界带来了很大的学术和政治挑战。

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而很少考虑从全球和比较的视角来理解这一发展。在认识到现有文献的局限性之后，学者们开始将中国置于国际背景下，为中国的发展寻找新的解释。对中国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它强调全球和比较的视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拥抱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不再那么敏感。然而，学者们发现，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属于任何西方类型，而为中国所特有。有些学者因而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导致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这些后果被视为是不可取的。例如，黄亚生讲述了“两个中国”的故事：一个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乡村中国和一个国家控制的城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乡村中国占据上风，其结果是迅速而普遍的增长；而到了90年代，以国家为中心的城市中国取得了胜利。在这10年中，国家逆转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农村实验，对经济和社会造成了长期的损害。20世纪90年代及其之后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导致金融部门衰弱、收入差距扩大、文盲率上升、生产率下降以及个人收入增长放缓。虽然在这两个10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都在迅速增长，但这种增长对财富的影响却差异极大。黄亚生认为，要纠正这些问题，中国必须将其“资本主义”转变为一种与西方类似的全方位的资本主义形态。在从“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这一转型过程中，他特别强调民主的作用（类似在印度）和私有化的作用。 ^[23] 不难发现，与许多其他学者一样，黄亚生的解释深深根植于西方的发展经验，即资本主义意味着私有制和私营企业。根据这种解释，中国的发展似乎走上了歧途。虽然政府允许并鼓励私营部门的发展，但国有部门的大规模私有化并未实现；相反，中国发展出了日益庞大的国有部门，并且国家资本已成为市场的主导。

倘若忽视日益庞大的国有部门，任何概念或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带来的问题。然而，“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也未能解释中国的市场体制及其带来的所有社会政治后果。一方面，“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并没有捕捉到中国市场体制的全貌。国家资本只是当今中国存在的各种资本形式之一种。国家资本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在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引发社会后果方面，其他类型的资本没有发挥作用。事实上，尽管黄亚生痛惜“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是以牺牲私营企业为代价的，但他同时也忽视了私营企业就业比例的提升。1995—2014年，私营部门的城市就业比例从3％上升到21％，城市中非国有部门的就业比例从15％提升到60％。 此外，尽管国有企业在理论上属于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总是能够以国有企业的资产和经济力量的形式来支配资本。国家与其资本代理人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或利益冲突。虽然国家试图控制其资本，但资本也希望通过引入市场力量来规避这种控制。在研究方法上，“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构思主要是就政策层面，特别是就中央政府层面的政策而言。它关注的重点是政府政策和发展战略如何影响各种主体的经济行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并未指向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结构性层面，这一结构性层面有时决定了中央政府的政策，而不是被中央政府的政策所决定。在文献中，学者们往往会告诉我们，政府政策如何塑造了不符合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中国经济。但是，仅仅关注政策层面的因素，并不能引导我们探索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如何成型的，以及它事实上如何发挥作用，从而塑造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 elTH+HPMdlJ84mG3A5t/tjTahmBldb4FNp2UYxtPOiOQ1wd0/Gn1E8eUGlT2/4/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