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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之间的首要争执，事关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一过程让人印象深刻。中国不仅成为全球贸易和金融投资的受益者，而且成为似乎拥有无限增长潜力的经济体。然而，中国经济融入全球体系，也引发了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其中，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同意在一定时期内被视为非市场经济体（NME），期限最长为15年，以期能在过渡期结束前发展成为市场经济体。中国领导层希望以此展示其推动中国成为市场经济体的决心。在世贸体系下，受到反倾销调查的国家被分为“市场经济体”（ME）或者“非市场经济体”。尽管俄罗斯在2002年就被美国认定为“市场经济体”，但中国与阿尔巴尼亚、柬埔寨、哈萨克斯坦、越南仍被留在了“非市场经济体”的阵营中。中国被归类为“非市场经济体”的后果是，在反倾销调查中，世贸组织不会使用中国制造的出厂价格来计算最终出口产品的公允市场价值，而通常会使用来自像印度这样的“替代国”的价格数据进行计算。这种运用“替代国”数据进行计算的做法，常常导致对中国出口企业不利的裁决和更高的反倾销税。在许多情况下，选择“替代国”是偏见的一个重要来源，它往往被各国当成一种便利的工具，以对付国内竞争对手施加的政治压力。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自从加入世贸组织并改革其法律制度以来，中国放宽了经济体制，从而使得经济活动大幅增加，自由贸易出现空前的增长。对于中国而言，市场经济地位事关国际贸易争端中的反倾销案件，具有重要意义。不难理解，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许多年里，中国领导人在与欧美领导人会面时，总会敦促他们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然而，从西方的角度看，由于中国还远未成为西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因此它还不应被赋予市场经济地位。 [4] 在中国，国家仍然是经济决策的最终权威，市场在很多领域依然未能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这些领域包括界定不清或缺乏保护的产权、过时的劳工制度、对金融体系的持续控制、货币波动，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其他方面。中国采取的所有这些形式的控制和监管都抑制了企业活动，阻滞了经济增长。
在所有这些问题领域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引发了海外观察家之间的持久争论，并且成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显著标志。的确，中国国有企业的庞大规模和覆盖范围，使得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独树一帜。也正是由于这一庞大部门的存在，而非其他因素，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被贴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即由国家开展商业经济活动，但却以资本主义的方式管理和组织生产资料。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时常招致海外的审查和国内的批评。时任麦肯锡咨询公司上海办公室主任的华强森（Jonathan Woetzel）在2008年的一份麦肯锡报告中写道：
多年来，西方一直以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待中国国有企业。有人持怀疑眼光看待这些渗透者。例如，中国铝业公司近期斥资数十亿美元购买力拓股份，这笔交易引发了人们对中国计划收购澳大利亚资源的担忧。还有人将国有企业视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打手：它没有私营企业的聪明才智，但有很多“肌肉”。这些人认为，国企虽然是失败的经济实验的遗物，但它仍然主导着国民经济，控制着自然资源、公用事业和许多其他重要的部门。国企的实力和影响力——尤其是其与执政的共产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让其伙伴和竞争对手不得不停下脚步。 [5]
尽管国内外许多人都积极敦促中国进行大规模且系统性的民营化举措，从而大幅缩减国有部门，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改革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得到了加强而非削弱。在中国，许多人都认为，国有企业是国家的优势而非劣势。国有企业一直在履行私营企业无法承担的许多关键职能。例如，国家利用国有企业来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平衡被视为贪婪的私营企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利用它们来应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如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被指责在履行这些职能的同时，也存在着经济效率相对低下、过度扩张和政治利己主义的问题。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就中国是否应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西方未能达成共识。欧美世界就这一问题辩论了多年，一直争论不休。从战略角度来看，有些人认为，虽然中国尚未成为“自由市场”，但是通过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西方能够对中国展现出一种欢迎的姿态，希望中国向更加自由和繁荣的正确方向迈进。西方需要推动中国实现经济自由化，强化全球范围内的竞争。
在中国内外，那些认为中国应当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人，提出了一些有说服力的观点。这些观点包括：第一，政府除了在少数战略经济部门（如银行、电信、交通和能源，这些部门的国有化在许多其他市场经济体里也是常态）中拥有主导权外，中国绝大多数其他行业都充满竞争，数百家企业参与其中且利润微薄。第二，中国的民营化是渐进式的。彻底的民营化政策不可能一蹴而就，西方应该承认中国在市场自由化方面的发展。第三，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可能会阻碍西方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中国促进了西方财富的增长，而中国的出口行业也由于自由贸易而欣欣向荣。换言之，自由贸易使社会变得更好，而保护主义则使其更加糟糕。第四，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出于政治考量。这不仅荒谬，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歧视性。西方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体，而愿意承认俄罗斯具有市场经济地位，这不能不说是双重标准。
在那些支持和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观点背后，不难发现相似的逻辑——用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的话来说，中国将变得“更像我们”。 [6] 亲中派认为，更自由的中国政策将使中国变得更加自由；反中派则认为，更强硬的中国政策将迫使中国变得更加自由。事实上，中国一直都被视为一个后社会主义的转型经济体，或处于转型期的半市场经济体。
在加入WTO近20年后，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已经从资本短缺状态转变为资本剩余状态，其资本力量已在全球范围内崛起。尽管对中国而言，市场经济地位已不再重要，但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继续对国家资本的性质提出质疑。例如，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试图说服11个太平洋国家加入“新一代”的贸易协定，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如果当时TPP成功缔结，这将是自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破裂以来最为重要的贸易倡议，因为它将把最大经济体中的两员（美国和日本）捆绑在一起，组成一个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比重40％的阵营。TPP排除了中国，但却包括了越南，这是一个刻意的举动。事实上，TPP是美国对亚洲的“贸易再平衡”。外界预计，中国可能会被迫进行经济改革，以便在晚些时候加入TPP。 [7] 和之前一样，西方的目的是促进中国的经济自由化。人们可以预测，只要中国的经济制度不效仿西方，这样的博弈将来还会继续下去。
因此，对于学术界而言，中国是否会成为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体，这一问题仍然非常重要。中西方的学者和决策者的共识是，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分歧在于这一转型将会有多彻底。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而计划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弱。但我们可以提出两个概念上的问题：其一，中国国内外的学者和决策者理解市场经济的方式一样吗？其二，中国的市场是否正在变得与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类似？如果将这两个问题放入“大分流”的争论中，我们就能进一步质问：在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上，中国和西方最终是否会殊途同归？
从经验上讲，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相当肯定的：中国不会变成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那种市场经济体。例如，尽管中国在向市场经济体转变，但国家一直强调，国有企业应当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占据核心地位。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会上通过了近20年来最重要的经济改革文件，国有企业的这一地位再次在文件中得到印证。领导层坚持强调市场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但也重申了公有制是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柱”和“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上来：什么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答案，我们将继续误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