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章开始，我们将通过探索中国政治经济的历史和当代形式，提出“制内市场”的研究路径。在本章中，我们的分析聚焦于中国的帝制历史，即聚焦于它与现代帝国主义列强于19世纪全面对抗之前的时段。在分析中，我们意识到，典型的西方概念，如自由市场、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并不容易用来解释中国的经验。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典型观点认为，市场机制是创造财富和有效分配资源的核心，而国家只不过是发展相应的职能，以保障市场的平稳运行。这种由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发展过程，在帝制中国只获得了有限的应用。从中国最初的帝制时代到工业化的黎明时期，全国范围内的工商业活动更多的是由国家代理人而非私营企业集团开展的，而且是由政治动机而非经济动机来驱动的。与此同时，近代早期欧洲的绝对主义国家愿景，即拥有强大的自治机构来行使社会控制和经济监管，在中国的经验中也只拥有有限的适用性。晚期帝制中国的国家，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主张天命，拥有复杂的官僚体制，但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弱小的近代早期国家。它国力有限，权力分散。 ^[117] 同样，提出“为什么在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之前，现代资本主义没有在帝制中国发展起来”这一问题是徒劳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前现代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也没有提供多少支撑中国按照自己方式理解自身的东西。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演变的关键问题，集中在该体制的基本结构上，如资源配置模式、制度发展、激励机制、整合策略以及政治经济秩序的理想和现实，尤其是传统的帝制国家或现代的党领导下的国家所扮演的角色。

本章讨论的并非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史；相反，它是历史社会学的一种实践，试图在“制内市场”的框架下，综合前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的历史文献。在第二章里，我们讨论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一些重要指导原则，这些原则反映在帝制中国的政策话语和市场体制的组织上。在本章中，我们则提供关于这一政治经济体制运作的分析，这些分析主要基于帝制国家晚期的经验，但也参考了一些帝制国家早期的历史形式。要在如此有限的篇幅里充分把握历史上中国政治经济的复杂性，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将遵循熊彼特的经济学分析精神，重点研究帝制中国财政体制的模式，包括其理想和实际运作。

我们援引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并非偶然。事实上，正是他首先提出，财政体制是经济秩序的核心。虽然熊彼特指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也适用于非资本主义制度，如帝制中国。熊彼特观察到：财政史对国家的历史有着巨大的影响，财政措施是按照国家要求必须进行的“经济抽取”（economic bleeding），它创造并摧毁了工业和经济形式。根据熊彼特的观点：

在某些时期，它们几乎解释了所有重大事件，而在大多数时期，它们解释了非常多的现象……但比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财政史的征兆意义。一个民族的精神、它的文化水平、它的社会结构、它的政策可能准备的行动……所有这些，甚至更多，都被写入了财政史。知道如何在此处倾听其信息的人，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能更清楚地感受到世界历史的震撼。 ^[118]

我们将通过强调财政制度来表明：帝制中国如何建立起了一个独特类型的秩序，而这一秩序将三个主要的行为者整合进了一个政治经济体制。这三个主要行为者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皇权，一个复杂的等级分明的帝国代理人群（官吏集团），以及普通人（士、农、工、商）的世界。我们将讨论皇权如何以更高的政治原则动员和控制帝国疆域内的经济力量，而财政机构的政治经济利益又如何支配和调节整个帝国的利益格局。帝制国家通常遵循有规律的朝代周期，即发展、停滞和衰退，而政治经济则周期性地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主义，再走向混乱和衰落。 G2zx8/u4oD+LC0+MpHXUYCUlo8n5Nru7as7WW6Gx0j+hfYKm/XRkILVsFDK+UZ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