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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我们讨论了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家对现实经济生活几个关键概念或关键方面的不同看法。《盐铁论》中记载的辩论，是关于西汉初年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政策，当时的经济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已经能够观察到此前国家经济政策的表现。国家垄断的做法产生了复杂的后果。一方面，国家垄断使国家能够有效地积累财富。财政赤字消失了，公共粮仓里储存了充足的粮食，边境上的军队再次得到了充足的供给。然而，整个国家充斥着不满。儒家学者认为，统治者从国家垄断中获益的同时，却使社会成了它的受害者。国家对盐的控制导致了价格高企，人们因此经常被迫在吃饭的时候不放盐。在农场上使用的铁器，也由政府进行垄断供应，常因其低劣和不合适而被指责。这场辩论反映了政治家、政府经济学家与儒家学者之间的政策冲突，前两者为政府的政策辩护，后者代表百姓，主张废除国家对基本商品的控制，回归早期的自由放任制度。
这场辩论的核心是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沿着这一主题，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概括中国政治经济的实践，并对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提出两种不同的思路，即“两种市场”概念：国家主导的市场和市场主导的市场。尽管儒家和法家都认识到，国家和市场在经济中是并存的，但是他们对国家和市场作用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法家学派关注的是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而儒家关注的是自然市场主导的政治经济。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或经济国家主义，具有以下特点：
（1）国家和市场并存，国家主导着市场。
（2）市场存在的理由，是为了使国家的生产最大化。
（3）国家应当为市场经营提供基础设施。国家应在促进市场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私营部门不能也不应该试图履行发展基础设施的任务。
（4）国家应当促进劳动分工制度和商业发展，同时发挥促进市场扩张的作用。
（5）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富和权力，而不是百姓的财富和权力。
（6）因此，国家应该发展和设计不同的机制来控制与主导市场。
（7）国家应当对重点的工商业实行控制和垄断。
（8）国家应当采取多种方式，规范市场的运行。
（9）虽然国家本身是市场的经营者，但它应当能够控制市场的其他经营者。
（10）国家的目标是自上而下创造和维持社会秩序。经济是国家实现这一最终目标的工具。
相比之下，基于自然形成的市场和最小国家干预的政治经济，则具有以下特点：
（1）国家和市场共存，市场主导着社会。
（2）市场存在的目的是增加百姓的财富，而非国家的财富。
（3）市场是而且应当是自然形成和运作的。
（4）国家干预市场是邪恶的。
（5）国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利己的组织；因此，国家的目的是使其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使百姓的利益最大化。
（6）放任自由的政策将带来最大的生产力；自然形成和运作的市场，对促进百姓财富的公平分配具有重要作用。
（7）国家没有必要采取促进市场发展的举措，因为这些举措是国家为了增加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
（8）因此，国家（皇帝）应当象征性地统治社会，而不是将权力实质性地渗透到社会中去。
（9）在确立国家对社会的这种象征性统治时，重要的是国家意识形态，而非物质利益。
（10）国家应当在不扰乱自然形成和自发的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对社会进行统治。
在这些理论构想的背后，私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在儒法之争中发挥着作用。法家人士本质上是平民官员和治国专家，他们爬上了官僚体制的阶梯，把自己获得的地位归功于中央集权的国家和一个强大的皇帝。因此，当他们捍卫国家的财政和战略利益时，也是在捍卫他们作为帝国国家代理人的自身利益。相比之下，儒家往往来自所谓的巨室（豪门望族）或是地方上的经济和社会精英，因为只有这些精英能够付得起昂贵的儒家教育费用，并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和获得谈论话题的资格来取得文化资本，进而再造他们的财富和权力。在维护共同利益或百姓利益时，儒家明确提出，他们偏好分散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因为在这种秩序下，即便是以更高的经济不平等为代价，地方精英对帝国及其代理人也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在帝制中国的后期（960—1911年），科举制度成为进入官僚系统的主要途径，它将这两个精英群体统一起来，并且在正统的新儒家政治经济学里，也综合了儒家和法家的两种极端立场。尽管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肯定有一些激进的儒家学者支持国家干预，以利于更加平等的原则，但这一直是少数人而非多数人的声音，直到近代以来，随着教育扩展到新的社会阶层，这一状况才发生改变。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里进一步讨论的那样，儒家观点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定义了前现代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的常态。
在国家和私人利益的领域之外，还有地缘政治领域。虽然直到中国进入近代以后，地缘政治才会成为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但它的重要性已经在儒法之争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儒家普遍支持帝国政体的天下观，主张通过文化、贸易或我们现在所说的“软实力”等手段，来维护帝国的霸权地位。在他们看来，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次于国内的秩序，也包括经济秩序。但对于法家来说，地缘政治的主导对于皇帝的生存至关重要，经济生产的职责所在，是要维持地缘政治主导地位所必需的军事力量。因此，在整个帝制中国的历史中，法家往往支持帝国扩张的侵略性政策。但是，儒家的立场在帝制中国历史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尤其是在帝制中国的后期，当时的帝制国家处于精兵简政的状态。这是出于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中国本土占统治地位的帝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基本上是稳定的，除了宋朝等少数分裂时期之外。中国地缘政治安全面临的唯一可信的威胁来自中亚大草原，但它对儒家的地缘政治理念也没有构成根本的挑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40年代。从那时起，前工业时代的中国受到了军事和经济上都占优势的工业强国的挑战，其后果我们将在第四章进行讨论。但在那之前，地缘政治仍将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儒家思想将占据主导地位。
两种市场（和国家）的概念形成于秦汉时期，在不同朝代的帝制政府建立财政制度和制定经济政策时，它们产生了长期而持久的影响。可以说，两种市场的概念代表了高度制度化的经济哲学和文化，为从古至今的经济思想家和决策者提供了一个思想框架。国家主导和市场主导都是政治经济的“理想型”。常态则是国家和市场的共存，且国家主导着市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很少有国家权力压倒一切的时期；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不同的层次上存在并发挥着作用。虽然中国政治经济的理想一直是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即国家允许市场存在和发挥作用，而私营部门则接受市场的主导，但是，平衡可能会受到国家权力或其弱点的破坏。因此，我们将国家和市场之间的这种关系称为“不对称均衡”。国家权力对市场的主导，常常导致“经济国家主义”的兴起，国家对市场进行重度干预，甚至取而代之。但是，这种国家垄断不可避免地会破坏国家权力的经济基础，造成帝国经济生活的低效、杂乱，有时甚至是混乱。为了恢复均衡，政府往往会撤出，让市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从中国最早的中央集权帝国到近代的党领导下的国家，这种国家扩张和撤出的循环是中国政治经济中一个反复出现的特征。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国家—市场互动的这一过程概念化。
此外，正如法家学者和儒家学者所辩论的那样，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关于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关乎百姓和社会。社会是国家和市场之间关系的组成部分。正如本章之前所论述的，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国家和经济从来不被认为是两个独立的领域：它们都是帝国治下的一部分，或者说都是天下的一部分。经济（和市场）是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背景下进行评价的，法家人士以国家为中心，而儒家学者以社会为中心。这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有别于西方。正如在第一章里所论述的，尽管在西方的社会科学文献中，经济和国家常常被认为是一个特定社会的两个独立领域，但在中国，即便是在话语层面上，也从未做出过这样的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