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我们已经讨论了西方和东亚的几种主要政治经济学理论。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回答这些理论能否解释中国，或者哪个理论能更好地解释中国，以及特定的理论应当如何改进。相反，通过强调这些理论的一些关键方面，我们想要回答“中国不是什么”的问题。我们认为，所有这些理论的发展，都是基于这些理论家对不同政治经济体制的关键特征和功能的观察。这里讨论的每一种政治经济理论，都可以用来部分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一些理论可能比另一些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本研究的目的远不止于简单地审视这些理论，相反，它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我们要考虑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是如何运作的；第二，根据我们的观察，我们想要把这个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概念化。基于我们对这些关键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回顾，以下几点对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中国特别有意义。

第一，政治与经济在概念上的分离，反映了西方独特的历史经验，但不能准确地描述其他社会的发展经验。正如本章所讨论的，即使是在西方，国家和市场也并不总是分离的，或者说从历史的角度看，并不被认为是可分离的。历史上，在不同的时空里，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的社会，比如国际贸易无比繁荣的古希腊，或在公共集会场所炫耀某种股票市场的罗马，或生活富裕的16世纪的佛罗伦萨。在所有这些例子当中，国家的管理当局在法律上是不受限的。然而，正如海尔布罗纳所强调的那样，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马基雅维利绝不会认为，农民、工匠和商人的物质活动不受国家的管辖。如果国家没有过多干预这些活动，那是因为它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如进行战争和庆祝自己的威严，并且还因为这些经济任务已被充分地常规化或边缘化，让它们自我管理就行了。 ^[74] 在当代，这种分离并没有出现在非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在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拥趸经济学家们，往往认为政经分离是正常的，不分离则是不正常的。如此一来，在观察西方独特经历的时候，他们转变了视角，从实证的视角转变为规范的视角。随着这种转变，当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被用于解释中国时，一种理想主义倾向就成为必然。当然，他们对中国的解释往往带有价值色彩。尽管这不能够完全避免，因为在社会科学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但这确实影响到了解释的有效性。想要避免这种情况，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是，避免简单地将现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应用于中国，而是基于我们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观察，构建一个新的理论。当然，这就是我们研究的目的。

第二，与此相关的是，我们必须牢记，基于西方发展经验的经济理论是独特的，而非普世的。正如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所指出的，自17世纪和18世纪以来，在英美自由民主政治经济和哲学里，有一个潜在的市场模型，该模型假定人们是自利的个人，与其他同类的个人订立契约关系，他们关心的是货物交换或是他们视为商品的个人能力，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动机。国家及其治理体系被设定为这个框架中的局外人。 ^[75] 在19世纪晚期，这种模型开始主导经济学思想，例如，李嘉图、斯密、密尔（Mill）和杰文斯（Jevons）等经济学家，以及后来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从西方地理位置上的市场转向抽象的“市场”。 这一传统在当代新自由主义中延续下来，包括新兴工业经济体也未能幸免于难，当代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创造财富和实现人类自由的最佳选择，而国家的角色被想象为最小化，被简化为维护和保持稳定的产权、契约与货币供应。这使得在结构调整和后共产主义重建（也包括中国）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样板式的经济和制度重组。 ^[76] 此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英美自由市场经济体中，也出现了各种混合的制度秩序和新型市场，如碳交易市场或污染权交易市场。在某些情况下，如在新兴的水资源市场，以前的国营基础设施的各个方面也进行了不同形式的私有化，形成了公私混营的结构，并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商品化、商业化和私有化。 ^[77]

当用这些政治经济学方法来审视非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时，我们需要特别谨慎。在1848年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卡尔·马克思预言，欧洲资本主义将扩展到世界各地，并产生巨大影响。 ^[78]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他的“世界体系理论”中，广泛地论述了资本主义从欧洲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 ^[79] 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的概念已经成为许多社会科学学科的核心。 ^[80] 然而，这不应导致与另一事实的混淆：在非西方社会中，市场的成长往往不是因为一个国家采取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而是因为市场有助于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市场并不是从西方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东西，它可以在任何社会中成长。在许多社会中，全球资本主义和不同形式的地方市场体制共同存在。作为观念和实践，全球资本主义往往会向非西方国家扩张，这些国家的市场成为西方市场体制的延伸。这些国家的市场是根据全球资本主义的需要而融入世界体系的。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一些国家，全球资本主义是由非西方国家“进口”的，用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在这些情况下，市场根据非西方国家的需要而融入世界体系。但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全球资本主义必须与这些非西方社会成长起来的市场互动，在它们的互动中，全球资本主义和当地市场体制相互改造。

第三，本章的讨论表明，正如市场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不同的时空里一样，国家与市场的边界也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正如波兰尼、布罗代尔等人所指出的，尽管市场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但它的形式和运作方式是不同的，其本质也在变化。市场的形式多种多样，从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半封建经济和农民经济，到甚至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也存在的非正式市场、物物交换体系、工人合作社或非法贸易。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地方传统和社会实践经历了转型与混合，在地方传统和社会实践与它们所面临的世界经济之间，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连接模式。资本主义市场包括并依赖于一系列不遵循市场模式的地方性经济实践。经济实际上是市场和非市场因素的混合体。 ^[81]

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一个特定国家经济史的不同阶段上，而且体现在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各个国家上。不难看出，在后发展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中，国家发挥的作用比发达国家的更重要。几乎所有现在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国家，在它们的企业能力成长起来，从而使自由贸易政策符合其国家利益之前，都经历了国家实施产业帮扶政策的阶段。当英国试图赶超荷兰时，它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当德国试图赶超英国时，它也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当美国试图追赶英国和德国时，也始终奉行保护主义，并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都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并一直持续到70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直到20世纪90年代都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在贸易方面，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最大的例外，因为它们确实拥有自由贸易，而且确实实现了经济赶超。但即使在这些案例中，特别是在新加坡，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作用类似于政府在日本和其他东亚“小龙”中所发挥的作用。 ^[82]

当然，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国家的作用不是采取针对市场的措施，而是帮助市场成长。总的来说，那些赶上了富裕工业国家俱乐部的国家，往往遵循着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药方，这位德国的赶超理论家在19世纪40年代写道：“为了让自由贸易自然地运作，欠发达国家必须首先通过人为举措，将自己提升到英国被人为提升到的发展阶段。” ^[83]

同样重要的是，即使在富裕的工业国家的新俱乐部里，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和市场之间也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关系。借鉴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的概念，像彼得·霍尔（Peter Hall）和戴维·索斯凯斯（David Soskice）这样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明确了两种主要的经济秩序模式，也就是德国、日本这样的“协调型市场经济”和英美那样的“自由市场经济”。 ^[84] 虽然在英美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市场仍占主导地位，但在像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协调型市场经济中，国家实施了不同程度和类型的环境、经济与社会监管，执行了不同的税收和公共支出政策以及财政政策，提供了不同的政府产品。所有这些都以不平衡和因地制宜的方式改变了市场，创造了各种混合经济。

第四，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新自由主义私利最大化的假设，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现在有一些关于市场的经济社会学分析，其关注的是社会在交易中的作用，以及交易涉及社会网络和信任、合作以及其他纽带关系的方式。经济地理学家关注在制度、社会和地理进程的背景下发生交换交易的方式，这些背景包括阶级关系、不平衡发展和历史上偶然的路径依赖。正如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所总结的那样，每一项经济行为或交易的发生，针对的都是在地理和文化上具有特定关联的一组社会历史、制度安排、规则和联系，并对它们加以整合和重新表现。这些网络关系是被同时相提并论的，这样人们和交易就可以从浓密的社会纽带中解脱出来。可计算性的特征是强加给行为体的，因为他们来到市场工作，并被“格式化”为计算的行为。市场交易包含了一段斗争和争论的历史，产生了倾向于在特定规则下进行交易的参与者。因此，市场交易永远不能脱嵌于社会和地理关系，谈论嵌入和脱嵌的程度是毫无意义的。

当我们对中国进行研究时，有一点很清楚：中国的市场和市场体制是其文化与历史的独特产物，包括其最近与西方的互动也是如此。虽然我们不想深入文化领域，但我们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组织他们的市场？市场是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的组织方式。市场组织背后的理念和方法，不仅关系市场，而且关系市场与其他因素（如政治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市场是由像国家这样的其他社会因素组织起来的；另一方面，市场也在组织社会。当然，在“组织”和“被组织”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的互动。这种互动通常反映了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因素。

当我们谈到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时，从古典学派到当代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过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再提一遍并再次进行回答，其中包括：市场和政治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市场和政治是可分离的吗？市场和社会是可分离的吗？市场、政治和社会之间是什么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 06xqOrT8o+/gF8LM1ghaIgpP7L8eXeJxJP4tPHYtzlGqwxW5rfbc3tqo594yTvf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