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世纪，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工业化通过赋予市场前所未有的角色，彻底改变了它的面貌。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市场体制得到了发展和演变。但一旦它开始主导经济，经济体制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波兰尼认为，由市场驱动的经济改变了社会，并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运行方式。只有当许多市场彼此接近，许多商人在商品价格上进行讨价还价时，市场才能控制商品的价格。当市场在控制经济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时，它们也在控制社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经济不再由社会关系来塑造，而是由市场来塑造时，社会就会改变其社会关系。社会和社会关系被重塑，以适应市场经济。因此，正是工业化产生了自我调节型市场（Self-Regulating Market）。

波兰尼认为，自我调节型市场的兴起是“制度的源泉和母体”，是“促进特定文明崛起的创新”。 ^[50] 他所称的“大转型”，就是自我调节型市场的历史：它起源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发生在一个完全商业化但尚未完全市场化的经济体制中。它是通过19世纪前几十年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努力培育出来的。最后，由于“防御反应”抵制自我调节型市场带来的后果，它消亡了。波兰尼区分了有市场的经济体制和19世纪“全盘乌托邦化”的自我调节型市场。市场是人际互动，这种互动是根据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质量和数量来进行组织的。自我调节型市场是一种全社会范围的市场体制，在这个体制中，在生产和分配的实质性过程的所有投入，都是用于出售的；而对产出的分配，完全是为了用于交换因出售投入而得来的收益。波兰尼认为，自我调节型市场是无法生存的，这并不是因为市场分配带来的恶果（虽然在马克思的解释里，分配的恶果在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崩溃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是因为自我调节型市场“全盘乌托邦化”的性质，引发了自发的抵抗运动，即使在那些享受物质繁荣增长的群体里也是如此。社会对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而言至关重要，而自我调节型市场与可持续的社会是不一致的。

根据波兰尼的说法，工业革命“几乎是生产工具奇迹般的改进”，但同时也在经济组织中发起了一场同样强大的革命，这部分是由于在一个已经组织起商业发展的经济里引入了新机器，部分也是一场社会实验的结果。 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已经完全商业化了：家庭手工业、有偿的农业劳动力和城镇里繁荣的贸易，意味着大多数人赚了钱，并用这些钱来购买生活的物质资料。然而，政府和其他组织对市场的控制与管制也是广泛而普遍的。市场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控制与严格管制；直到19世纪初“市场社会”在英国诞生，它们才控制了社会的基本运作。

因此，波兰尼还证明，经济可以通过自我调节型市场之外的方式组织起来，而且也已经通过这些方式组织起来了。在许多社会中，生产和分配的组织，是通过亲属或社群义务和反义务（互惠）的社会关系来完成的，其他社会则采用了再分配制度。在西欧的许多地方，再分配制度和互惠制度的结合，在封建庄园时代结束前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并逐渐被市场交易所补充，最后才被其所取代，对市场交易的控制和鼓励，是中世纪市政当局和重商主义国家政府的一个主要关注点。

市场体制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带来了积累与物质进步。但是从一开始，物质福利的提高就伴随着一种新形式的社会苦难。它最初出现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其形式是“圈地运动”。土地在传统上是一种“公地”，贫穷的农民可以在上面建造他们的小屋，放牧他们的牲畜，种植一些蔬菜。圈地则意味着，这些公地现在被它的合法所有者接管，专门用来放牧羊群，这些所有者主要是土地乡绅。一个世纪后，这一双刃剑进程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到那时，活跃的财富积累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亚当·斯密所写的工厂身上。这些新兴产业的产出，无疑使购买它们的中产阶级消费者受益，它们赚取的利润也使它们的所有者受益。不那么确定的是，工人是否也能得到好处。他们的工资很低，工作条件很差。到了19世纪初，那些规模仍然很小的工厂被“黑暗的撒旦磨坊”（dark Satanic mills）所取代，妇女和儿童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工资低于最低标准。狄更斯笔下英国的阴暗面是众所周知的。

波兰尼将建立、维护和传播自我调节型市场的努力，与保护民众和社会免受其运作后果影响的努力之间的持续紧张和冲突，称为“双重运动”。一方面，这是一个协调一致的哲学和立法计划，以建立自我调节型市场，从18世纪90年代的“圈地运动”，到1834年的《济贫法》改革，再到1844年的《英格兰银行条例》和1846年废除《谷物法》；另一方面，这又是一系列广泛变化的、无组织的系列运动、立法改革和行政行动，以限制市场自我调节带来的影响，从宪章运动，到早期立法以限定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时间与地点，再到工会的发展和英格兰银行作为最后借款人的出现，最后到重新征收食品关税，以及预示着福利国家到来的第一项立法。由于自我调节型市场在运作中受到了削弱，国际经济合作和自由国家的正当性也就被削弱了。

波兰尼对19世纪上半叶发展起来的自我调节型经济的紧张关系和崩溃的解释，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解释截然不同。尽管波兰尼认为，对自我调节型市场所造成的伤害的感知和反应因阶级而异，因此“其结果受到所涉阶级利益特征的决定性影响”，但导致自我调节型市场内部的紧张以及这一体制最终崩溃的原因，却并非是由剥削带来的总产出分配不公。 波兰尼认为，工人阶级并没有起来推翻这一制度；相反，土地所有者、银行家以及商人，由于他们的利益也经常受到经济波动的威胁，因此加入了工人的队伍，一起寻求保护。当他们得到这种保护时，自我调节型市场就被“削弱”了，最终走向了崩溃的地步。增加的保护措施严重削弱了自我调节型市场，以至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了欧洲的均势时，自我调节型市场就再也无法协调世界经济了。通过重建金本位制度来恢复19世纪体系的斗争，摧毁了国际金融体系。与此同时，国家在应对自我调节型市场体制崩溃的时候，也表现得各不相同，一些地方出现了独裁统治，其他地方出现的则是更为温和的管理体制。

虽然现在很少有主流经济学家引用《大转型》，但是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理论仍然主导着今天的公共政策辩论。新自由主义通过自我调节型市场体制的自然涌现，建立在对世俗拯救的信仰基础上，现在新自由主义已经在中东欧以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泛传播开来，因此，要求保护民众、自然和国家利益的呼声也在高涨。波兰尼提供了一个理解19世纪文明崩溃和动荡的20世纪崛起的框架，这个框架至今仍然很强大。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指出的，由于市场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广泛接受，它正在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模式。 ^[51] 针对市场的反抗也是如此。当然，正如之后几章将要讨论的，这正是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sV/0B/gBjPQLVDUT13nd9IZuzUqUOJTHv6Rory0QRopt0iGRrQn/D1fFl327TCV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