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纯粹就社会学的机制观点而言，中国官僚制之精神是与
公共
负担
制度（System der öffentlichen Lasten）相关联的，而后者则随货币经济的变动而发展。和其他各地一样，中国的部族长或君侯原先是分配到一块田地（公田，相当于荷马笔下的tenemor，按：希腊的公田，字源是“签”）
，由国人一起来耕作
。此即共同的徭役义务之起源，而此种徭役义务，随后又在迫切的水利工程需要上找到更进一步的根源。
通过水利工程管理而来的这种农地“构造”，导致后来一再出现的土地皇权所有的思想，并且在术语上保存下来（有如在英国一般）。然而中国的皇帝，和埃及的法老一样，也不太能避免介于两种土地之间的区分，亦即：出租的王有直辖领地（verpachteteDomänen）与课税的私有土地（besteuertes Privatland）的区分。根据术语中明显的痕迹看来，租税一部分是由惯例的礼物，部分是由服属者的赋役义务，另外部分则由皇权土地所有之要求而发展来的。土地国有、纳税义务与徭役义务，长久以来即以互为变化的关系并存。以何者为主，端视不同的情况而定，包括：国家的货币经济所达到的程度（如前述，由于币制的缘故而非常不稳定）、国内和平的程度，以及官僚机器可靠的程度。
据闻，（传说中的）“神圣”皇帝禹，排放了洪水，并规划了运河工事；第一位纯官僚制的君主“始皇帝”，则被认为是运河、道路、城堡——特别是万里长城（实际上他只完成了一部分）——的最伟大修筑者。这样的传说，逼真地显示出家产官僚制之起源于洪水的治理与运河的开凿。王权则来自臣民的赋役，这种赋役对水利工程是无可或缺的，正如埃及、中东的情形一样。传说同时也传达了统一的帝国是如何发展而成的：这是由于面对广大的领域，治水的统一管制愈来愈受关注，此一关注则与保护农地免受游牧民族之侵扰的政治需求相关联。
除了灌溉之外，还有国库的、军事的、粮食供给上的建设。像从长江挖通到黄河的有名的大运河，就是用来转运南方的贡米到蒙古大汗营建的新都（北京）的
[1]
。据官方的记载，一次有五万名服徭役者同时筑堤，然而修筑工程还是逐步完成的，长达数个世纪之久。连孟子都认为徭役是比租税更理想的提供公共需求的方式。君主根据占卜选定新都之后，便不顾人民的反抗而要他们随之搬迁，这和中东地区的情形一样。被处以流刑者和强征而来的士兵被分派监守堤防与水门，并提供修筑工事与开垦的部分劳动力。以此，军队的役夫逐步取得西方边境州郡的沙漠耕地
[2]
。对于此种单调命运的沉重负担——特别是筑长城的徭役者——的哀叹可见诸现存的诗篇里
[3]
。经典教训中极力反对君主像埃及那样，将人民的徭役浪费在私人目的的建筑上。在中国，随着公共劳动在官僚制组织下的发展，这样的浪费亦与日俱增。徭役制度一旦崩坏，沙漠便开始延伸至中亚地带，而辛勤开垦的耕地，如今已完全为沙砾所掩盖
。此外，帝国的政治力量也随之俱去。史书中常有伤叹农民被驱使于王室领土的劣政的篇章。只有少数卓越的人物才能将组织中央集权化，并领导这个奠基于徭役的国家。
不过，徭役仍然是用来应付国家需要的正统方法。为充分因应国家的需要，是该采取实物经济政策（赋役），还是该采取货币经济政策（发包），十七世纪时，由于运河要作某种重整而必须在两种制度间择一而行，二者间的关系便可由此一问题在皇帝御前的讨论中显示出来。最后决定以货币支付发包，因为否则的话，重整工程需要十年的时间 [4] 。承平之时，政府则不断尝试派军队服徭役以减轻一般人民的负担 [5] 。
除了军事征召、徭役与贡赋义务外，中国早就有租税。诸侯国中的秦国很早（公元前六世纪）就废止了在王领地上耕作的徭役；到了公元前三世纪，秦国君主就成了整个帝国的“第一位皇帝”。
当然，土贡（Abgaben）在很早以前便已存在。皇室的必需品，和世界各处一样，是分别由不同的地区以实物来提供
，此一制度的遗迹一直留存到现在。实物贡租制度与家产制军队、官吏系统的创立有密切的关联。和其他地方一样，这两者都由国库来供养，并发展出固定的实物俸禄。不过国家的货币经济也时有进展，如史籍所载，至少在汉代，大约是公历之初，就已经有了
[6]
。伴随着向货币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趋势，还有临时性的徭役（特别是为了土木工程、快驿、转运）、规费、实物贡租与货币贡租，以及为了供应宫廷需要的某些奢侈品的庄宅经济（Oikenwirtschaft）等
[7]
，这些还一直存在至最近。
此一转向货币税（Geldsteuer）发展的趋势，特别表现在地租方面——直到近代还是最重要的一种租税。此处，我们无意详述其颇有意思的历史 [8] ，不过与农业制度相关联的要点还是得讨论一下。此处，只消说中国的租税制度，和西方的家产制国家一样，是逐渐发展为合一的税制（虽然有时是相当分化的）；办法是将所有其他的税负都转变为地租的附加税。这是由于非投资于土地的资产对于疏放的帝国行政而言是“看不见的”，也非其征税技术所能为力的。政府之所以采取典型实物经济的措施（亦即，以徭役与贡赋来充分因应国家需要）的一部分原因，或许正是由于无法掌握这些看不见的财富。除此之外，或许真正首要的关键性因素，是通货（极不稳定）的状况。
一般而言，所有疏放行政之家产制国家的土地租税，有两种发展倾向：第一，将土地租税制度转化为货币租税的倾向，并扩及于所有其他的税负，特别是徭役与其他的贡赋义务。第二，将土地租税转变成一概括数额租税的倾向，最后变成根据固定的配额，由各州省征收的固定贡税。此一极具重要性的过程，我们已简单谈过。
满洲王朝治下帝国的和平安定，使宫廷得以放弃年年变动的收入，并导致1713年那道有名的敕令
。此道诏令被誉为使十八世纪中国重新踏入盛世的泉源。此一诏令旨在使州省的土地租税负担转变成固定的数额，我们马上就会谈到。除了土地租税之外，盐税、矿税、最后是关税，都纳入中央政府的收入。事实上，能够转送到北京的总额，传统式地固定下来。直到与欧洲列强的战争爆发，接着是太平天国之乱（1850—1864）带来财政上的危机，在哈特爵士（Sir Robert Hart）精彩的行政管理下——征收“厘金”（内地的货物关税）
——帝国财政才现出曙光。
由于租税的配额规定与随之而来的和平安定，人口大量孳生。进一步的发展，则是徭役的废止以及放弃对职业选择的控制、强制性的通行证件、对自由迁徙的限制、对屋宇之拥有和生产状况的监督控制等等有利于人口增长的因素。根据户口的数据——部分极有问题——中国的人口显然有过大幅度的波动，不过清朝初期的人口数与一千九百年前的秦始皇时的人口数，并没有太大的差距。无论如何，十几个世纪以来，表面上的人口数字均浮动于五千万到六千万之间，但是自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末叶，人口数则蹿升到大约三亿五千万到四亿之谱 [9] 。中国人名闻遐迩的营利欲（Erwerbstrieb），无论是在大规模活动方面，还是零星买卖方面，都展现开来，积聚起相当可观的资产。不过，下面所举的这些，想必是这个时期最出人意表的现象：
1.人口与物质生活虽有高度的成长，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却仍然保持完全静止的状态；经济领域里虽存在极有利的条件，但就是不见有任何朝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端倪。
2.中国曾经有过的大量的对外输出贸易，并未重新受到鼓舞，反而只开放一个港口（广州）与欧洲人做贸易，且受到严格的监管。
3.一般人民的努力——有可能受到内心里固有的资本主义式利益的鼓舞——丝毫未能粉碎上述的限制。情形显然恰好相反。
4.一般而言，在技术、经济、行政等各领域里，都未见到有欧洲人所谓的“进步”的迹象。
5.帝国的财政力量显然应付不了因对外政策上的需要所带来的沉重压力。
在人口全然异常地明显增长之下（尽管异议无数，仍旧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上述的这些现象该作何解释？ 这便是我们的中心 问题 。这其中有经济的因素，也有精神的因素。我们将先讨论前者，这是属于国家经济的范畴，因而本质上也就是政治的问题。政治─经济的因素和“精神的”因素一样，是由中国主导阶层的特殊性所造成的，这阶层包括拥有官吏身份者以及拥有官职之候补者身份的人（亦即“官绅”［Mandarinen］）。首先，我们要讨论他们的物质状况。
[1] 官方的名称是“转输贡纳的运河”。参见P. Dom. Gandar S. J.,“Le Canal Impérial,”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 4（Shanghai, 1894）。
[2] 关于这些经营的记载与（拓地）受领证，部分保存于Aurel Stein收集自中亚出土的文件（约当基督公元前后）。在某些地方，干地的开垦，每日只有三步的进度，参见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 sable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1913）。
[3]
参见Chavannes,
loc.cit
., p. XI ff.。徭役往往几乎长达一生，为人妻者思其夫，儿女似乎最好不要有。
《水经注·河水》引晋人杨泉的《物理论》，其中可见相关史料。“秦始皇，起骊山之冢，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毋举，生女哺用饰。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太平御览》卷571引）——译注
[4] P. D. Gandar, S. J. op. cit. , p. 35.
[5] 一直到明朝的1471年之前，还规定输往京师的米粮，一半由军队运送，一半由一般人民运送。1471这年，则下令由军队单独负责输运米粮的工作（ Yu - tsiuan tung kian kang mu,op. cit ., p. 351）。
[6] 参见Aurel Stein 所收集的，时当98—137年的出土物（Chavannes, ed., op . cit .）。军官所收到的军饷固然是货币，然而士兵们的军饷是否以货币支付，仍是个疑问（Nr. 62），虽然他们的军服至少部分是以货币购得（Nr. 42）。此外，某一佛寺的支出账簿上（虽然时间上稍后）也显示出一种完备的货币经济。例如以给薪的办法雇用工匠，以及支付货币的各项支出（Nr. 969）。尔后此等举措皆不复施为了。
[7]
1883年，皇帝庄宅即运送了（原价！）值405000银两的丝绢与瓷器到宫廷里（《京报》），1883年，元月23、24、27、30日，以及6月13日、14日）。除此之外，尚有来自各省的实物贡纳，其中至少部分是输入宫中（如丝、高级纸等等），部分供作政治用途（铁、硫黄等）。1883年，山西省因为所须贡纳的物品（除了铁之外）本身就不得不先自外购得，故而请以货币输纳，然未如愿。
有关“庄宅经济”——例如古代世界的农庄及皇室的家计（所需的大部分物资皆是由徭役或实物贡纳方式来提供）——详见《支配的类型》, pp. 345—346。——译注
[8] 关于地租，参见Biot在许多方面至今皆仍有用的著作， Journal Asiatique , 3rd Série, vol. 6（1838）。
[9] 当然，这些数字是非常不可靠的。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在1713年的租税妥协以前，官员的利益之所在是将应课租税的人口数额减低或是固定（基于人头税之故）。此种利益关注随着租税定额制而消退（见下文）。尔后，情形恰好相反，官员们有兴趣的是吹嘘人口的滋盛。这一来只有神祇——民众打交道的对象——才会关注这些数目字。人口数愈高就愈能证明某特定官员的卡理斯玛。因此甚至连十九世纪时的人口数都是很有问题的，例如四川省人口的异常增长。又如Dudgeon在其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895）一书中，计算出1880年代的十四省总人口数为325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