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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高杰现在当了公务员，在市政府的办公厅，短短几年下来已经是市政府里面最年轻的副处长。见过他的人说他和小时候相比变化很大，不但是肚子鼓了起来，好像衣服里藏了几斤猪肉，神态也好像是在官场里混了几十年，连五官都像是《新闻联播》里常出现的坐在主席台后面的领导了。
初中的时候所有人都喜欢高杰，尽管高杰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他不像家麟，叛逆，孤僻，不顾后果地跟每一个站在讲台的人对抗；他也不像汪洋、马立业，已经厌倦了身为学生的生活，恨不得随时拿起一把剔骨尖刀到街上遛一遛，逢人就把耳边其实并不存在的发际用大拇指向后拢一拢，长得像山鸡，却要把自己扮成陈浩南；也不像隋飞飞、于和美，成绩固然不错，活动更是积极，但是会招所有人讨厌，因为她们喜欢跟所有人争，每个人嘴前的东西都要上去啄一口，就算那是你刚吐的一口痰。我相信老师大多也是讨厌她们的，只是这样的人最会打小报告，如果我是老师我也会把她们宠得不赖，能为己所用，家犬一样忠诚和勇敢。高杰和他们都不一样，他是个全才，对所有事情感兴趣，他喜欢每一门课程，珍惜每一堂课，他善写大字，会画素描的人像和水墨的葡萄。篮球打得极好，有仙道一般的潇洒和倨傲，可下了场他又是最谦虚的一个，不停地夸赞每一个防守他但又对他无计可施的人是他见过最难缠的对手。他有着浑厚的嗓音，能模仿阅兵时的希特勒，就是“伟大的士兵们，战争使我踏遍了整个欧洲，而前面就是莫斯科红场”的那一段，不但口音流利逼真，活脱那个配音演员，形体更是惟妙惟肖，举手投足不可一世的气魄和必胜的信念，眼神里，竟有一种令人目醉神迷的邪恶。初中三年他只为我表演过一次，惊得我一身冷汗，整个一个晚上没法看书，脑子里老是盘旋他的目光，第二天上课，又看见他儒雅地给每一个向他请教的同学讲题，我才把内心里的疑问放下，他还是那个他，那是希特勒的邪恶，不是他的。他的成绩一直保持在班级前三名，年级十五名左右，从没有大幅地超越自己，也没有一下跌落到令自己难堪的地步。初中毕业他以他一直以来的成绩考取了省实验中学的公费生。虽然他不一定是成绩最好的，但是他一定是所有参加考试的学生里让老师们最放心的一个。
我们相熟是因为评书。
那时候班上的同学都爱听《童林传》《三侠五义》，反正得是单田芳说的，用汪海的话说是：那破锣嗓子，听着过瘾。我却不喜欢他，嫌他把书说得太满，什么事都得说到十分，要是再来一个更邪乎的，他没办法，再一铆劲给说到十二分。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三六九等分得清楚，一伸手基本知道谁活不了，我不喜欢这么容易猜的故事，这和我们老师是一个逻辑，给你定了性，你就别想在这部书里翻过身。那时候有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说书人，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或者她的名字，在一个偏僻的频道说了一出《薛仁贵》，我爱听得很。初二上学期的时候，父母逼我还不是很紧，每天晚上六点，体育新闻完了，我都得想方设法把《薛仁贵》听了。最爱听那段火头军，白马白袍白甲的一个伙夫，也不知是何方神圣，一到危机的时刻就天神下凡一般解救唐军于九死一生之境地。班上除了我，只有高杰听《薛仁贵》，我那时候还没有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反应尚且跟得上，一张嘴一串故事拉着手就能出来，高杰要是引你为友，也变得极为健谈，他有一种温文尔雅的幽默感，没有脏话，没有和生殖器相关的笑话和暗示，只有一些带着睿智和博学的小幽默，我很吃这一套，虽然我的脏话一直和生殖器相连，但是这种幽默我也能给予贴切的回应和必要的你来我往。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吵闹和愿意以谩骂伪装豪放的人，只是我想要保护自己，我自卑，懦弱，若是嘴上再不加把劲，我想不出什么办法让我在那个环境里免于恐惧地生存。如果那时候我的胡子和现在一样坚硬，我一定会把连鬓胡子蓄起来。
所以我和高杰因为生于一千多年前的薛仁贵而成了二十世纪末的一对好朋友。从评书开始，我们发现了对方身上和自己相同的地方。内心里，我和他一样是一个安静的人，只是像他说的，我的脑后有反骨，遇见不平事和对我指手画脚的人，无论我多么努力地伪装，脸上也会露出“你最好给我滚远点”的表情。他的反骨长在心里，他常说，和老师较劲有什么用啊，我一小孩，他们再不对也是我领导，现在，咱们就得利用他们，和他们打架我觉得挺愚蠢的。我们都能写大字，他直接把粉笔放扁，像刷子一样，写出的字舒展妩媚，教语文的孔老师给的评价是：长袖善舞。我是先用抹布把黑板擦湿，粉笔立起，趁黑板变干之前，一气写完，用的是双钩法，多棱角，撇捺的尽处如刀，间架结构袭自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又混了一点勤礼碑的意趣，这是我自己摸索出的写法，那时候自以为是对美术字的某种革新。孔老师看了，说：哀毁骨立。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他能背整套的毛主席诗词，有时候还模仿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只是手指间少了烟卷。我能背宋词，唐诗三百首也会，上课没事儿就在课本上默写，一次写了一首《琵琶行》，然后传给高杰看，课本传回来，他在旁边写道：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也是白居易的诗，看窗外，那天正下大雪。晚上我知趣地邀请高杰来我们家吃饭，我们俩推着自行车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走了好久，那时候我们都不会喝酒，一杯热水就能够让我们的小身子暖和过来了。我爸妈都很喜欢他，告诉我说，以后就应该和这样的小孩儿玩。
于是晚上放学我还是和刘一达一起走，可周末的时候，高杰经常来我家玩。每次进屋他都把鞋脱得整整齐齐放在门口，衣服也是，我家没有衣架，他把外衣叠成四方块放在炕头。我们常玩的游戏是把这些年我家所有的藏书——大部分是我爸从厂里图书馆借的，他不喝酒，不打牌，除了在工厂，就是在家读书看报，有时候看他拿着书的背影，我以为我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可家里挥之不去的机油味又提醒我那个背影不属于生我养我的现实世界。又之后工厂倒闭，没有人想到要把书要回去，因为确实没有人需要它们——有些是教材，练习册，通通摆在床上；随便拿起一本，找一个问题问出去，若对方答对，就换他来问。高杰渊博，我家的书也实在有限，四大名著之类他已通读，教材练习册更不在话下，只是有本《金瓶梅》，上面的奇技淫巧他一个也答不出，我却能如数家珍，每到这时他都要腼腆地怪我：不该看的书不要拿到床上来。
一天孙老师把我和高杰叫到她的办公室，那时候她刚刚生了一个儿子，休息很短的时间就又出现在课堂上，让我极其失望。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一个女人的胸部可以变得那么可怕，好像随时要出现井喷的事故。当时还没到以胸大为美的年龄，女孩儿们的第二性征也不是十分明显，突然目睹如此硕大的前胸，又长在一向令人恐惧的班主任身上，站在她跟前，我一直有些惶恐，好像面前是一个前胸挂着两个炸弹的恐怖分子。我看见她办公桌的玻璃底下压着她和她儿子的照片，她穿着病号服，怀里抱着她生下不久的婴儿，头发乱了，显得十分疲惫，可那笑容对于我来说很陌生，这样美丽的笑容是从哪来的？
她说：我要搞一个墙纸。这让高杰看起来有点为难，听说有些学生家长是去她的家干活的，据杨天宁讲，因为她住在老师家的楼下，她就看见过张勋的爸爸搬着煤气罐进了老师的家，张勋的父亲是个钳工，家长会我见过一次，瘦得很，也许是很有些内力。她接着说：挂在教室里。高杰说：老师，咱们教室已经挂满了，一边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边是刘一达和隋飞飞。
刘一达和隋飞飞是上次期中考试全年级的第一名和第二名，这是我们班史无前例地包揽年级的前两名，孙老师就用班费把他俩学生证上的照片放大，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面。这让刘一达第二次考试直接考出了年级前五十，可孙老师一直没有动静，刘一达后来跟我说，如果再这么弄，他准备考一次倒数。他一向低调的性格是他对此深恶痛绝的一个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同学们一到下课，都要指着照片和刘一达说：你们俩好般配。隋飞飞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家里遭过火，她幸运地保住了性命，而不幸的是身子一点没事儿却烧到了半边脸。
孙老师冲高杰点点头，好像我只是她办公室的一把椅子。她说：摘了。我后来想了想，觉得这样太片面，这回我们要搞一个全面的。
她说什么都喜欢加上“全面的”，我对此的理解是：一个也不要放过。
她接着说：弄一张大壁纸，具体色彩你自己想，我给你个思路，最好是白色，要素气，不要花里胡哨。壁纸的底下是人名，名字前面呢，画一条跑道，我只是给你个思路，具体跑道怎么画你自己想，我觉得最好就是留一条空白就行，不要花里胡哨。然后我们准备一个红花戳，一个黑花戳，每次考在前五名的，在跑道上盖一个红花，后五名盖一个黑花，这样别的老师和校领导一进咱班，就能知道谁怎么样，免得那些耍小聪明的浑水摸鱼，以为平常不努力，期中期末考得不错就一俊遮百丑。高杰你觉得我这思路行吗？高杰点头说：这张壁纸一定会把我们班的学习风气扭转过来。我在旁边有些无聊，发现孙老师的领口上有点奶渍，又发现她穿着黑色的胸罩，毕竟她坐我站，我很有些优势，怪不得汪洋说，孙老师一穿黑色胸罩就要出馊主意了。汪洋初二的时候就已经一米七八，他的优势一定比我大得多。
我正看得出神，孙老师说：黑色的。我一惊，她怎么直接告诉我了？这时我又听见高杰说：嗯，名字用黑色的笔写出来最庄重。孙老师说：我就是给你个思路，这个周末就着手吧，下周一就要挂起来。高杰说：那我走了老师。我刚要和他一起出去，他拿起老师面前的杯子，走到墙角的暖壶那，倒满水，放回到她的面前，原来他早就注意到老师的杯子空了。孙老师点点头说：下周一一定要挂起来。
那是我唯一的一次和高杰一起与老师单独相处，不知道为什么之后再没有过。我虽然心不在焉，但也注意到高杰的样子，很让我奇怪，他在教室里当着大家和老师讲话不是如此，不卑不亢，很让我们佩服，不知道为什么一走进办公室竟有了些于和美的神态。他倒水那一招真是吓了我一跳，恭恭敬敬，一滴水也没有流到杯沿外面，也许是常写大字，手确实稳一些。
出去之后，高杰说：我觉得字还是你写，其余的我来。我说：我不想给她弄。这东西挂起来，我这样成绩的人，脸就没了。高杰说：现在不是想不想的问题，她周一冲我们要，我们拿不出来，她一定想办法找我们不痛快。以后这些机会肯定也就没有了，你字写得再好，谁看？我说：我不怕没人看，好就是好，没人看也是好，现在你好像是跟我一条战线的，刚才你怎么那么尊敬她？他说：我那不是尊敬，你怎么会觉得我尊敬她？这时候他的脸有些变色，嘴上也有些着急，像是受了很大的侮辱。眼睛也少有地放出些咄咄逼人的光，好像是希特勒被人说他竟然尊敬斯大林一样。他又说一遍：你怎么会觉得我尊敬她？我气馁了，说：我说重了，你是有礼貌，但是这活我不想干，不是不帮你，是不想当走狗。说完我又觉得不对，比尊敬那句说得还重，马上说：也不是走狗，就是不想当她的工具，工具你懂吧。他说：这不是互相当工具的事儿吗？默，你就是不懂这样的事。好吧，我自己来弄，回头我跟她说是咱俩一起弄的，你不用担心。
当时班上的人除了直呼大名就是叫些绰号，只有家人才叫我的单字“默”，高杰却经常这样叫我，每当他一说出家人的叫法，我就觉得十分的语重心长，像是突然多出一个长我几岁的哥哥，自己一定是老大的不对了。我摸摸脑后的反骨，一句话也没说，高杰等了一会，沿着走廊向教室走去了。
周一高杰如期拿出一张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大纸，连孙老师也没想到这东西能做得如此之好，完全把她素描一样简陋的想法丰富成了一张绚丽的油画。一个个名字像是在跑道上蹲着的小人儿，只等一声发令枪响，就要争先恐后地飞跑起来。每个名字先用他一向擅长的写法写出内瓤，然后再模仿我习惯的双钩法勾出外壳，如同是我们俩携手完成的作品。这张壁纸刚刚展现在大家眼前的时候，每个人都因为它的精美大气而惊叹，可当孙老师激动地说完它的用法之后，绝大多数人的眼里马上映出忿恨的内心，就像是一件做工精美的刑具，也许几千年后可以放在博物馆里供后人缅怀先祖的手工技艺，可在当时，每个犯人看见它都要不寒而栗。这张纸一直伴随我们到我们毕业那天，成为我们班的一道奇景。有些人的红花一直盖到顶棚，棚顶脱落的墙皮一度是微红的。这是孙老师的主意，既然立了规矩，就不能自己搧自己的耳光，无论如何也要贯彻到底；有些人的黑花也基本到了教室正中的白炽灯附近，像是楼上渗水，棚顶受了潮，长出黑霉；有些人红黑相间，糖葫芦一样好看，有些人到了毕业那天，无论红黑，一朵花也没有。
高杰的红花是第三个到房顶的，第一个是被火烧过的隋飞飞。我虽没有黑花，红花却也只有一个，是我戴上眼镜后的第一次考试所得，像是我的名章，盖在跑道上，证明这条路是我的。
有一次一个女生自己搞了一个红花戳，放学之后，跳回到教室里来，偷偷给自己加上几个红花，可第二天就被和她红花数在伯仲之间的另一个女生发现。那个女生委屈地向老师报告说：我每天都要数好几遍呢。于是私刻公章的女孩儿的跑道上在红花之间多了几个醒目的黑叉，远看好像是化学药品包装上的骷髅头。
毕业那天，大家都来拿自己的成绩条，高杰却揣来一个大塑料袋，小心翼翼地把壁纸摘下来，装走。现在想来他是多么聪明啊，那张纸和与它有关的故事是一出多么坚决而荒谬的行为艺术。
我和高杰彻底决裂是因为一张贺卡。
初二的冬天，我的右腿断了。小腿向下，劈成两半。那天我正在操场上，由远及近地向一块隐蔽的石头飞跑，目的是抢到那只该死的足球。石头等在那，也许每个冬天它都在那，冻在冰的一角已经许多年，不知道它是否曾经伤过别的可怜虫，即使伤过，也没有人在它旁边立一个牌子告诉我应该绕行。那石头虽不大，竟像是老鼠夹子一样，中间是空的，而上下都很结实，一面是石头自己，一面和冰相连，好像是某个时刻一枚石头的种子落在冰里，长出这么奇怪的一个嘴的形状。我的右脚毫无防备地钻进嘴里，身子却还是向着球跑去，惯性使我那时候还十分柔软的上身折叠下来，头掉进两腿之间，看见了一片倒立的人和楼宇，耳边传来一声脆响，然后大脑进入一片空白。听说当时高杰扔掉手里的篮球，第一个向我跑来，大多数人都惊在当场，几个人之后告诉我，以为我一下子摔死了，因为高杰把我的头从两腿中间拔出来的时候，我的脸是白的，眼睛也闭得很紧。我恢复知觉后，发现自己在高杰的背上，走进一个飘着来苏水味道的房间，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老太太和另一个戴着护士帽子的小姑娘说：《永不瞑目》演到哪了，放床上吧，欧阳兰兰死了吗，这孩子怎么了？我被她互相毫无关联的几个问题搞得以为自己的脑袋摔坏了，还好之后把脑袋到脚都拍了片子，只有右腿有事，需要打上石膏然后躺下三个月，三个月之后才能确定以后还能不能跑。
之后的几天晚上放学之后，高杰都骑车四十分钟，到我家来把老师们白天讲的东西讲给我听，我发现很多问题他讲得要比老师清楚，不单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融会贯通之后的翻译。我记得是第五天的时候，我的记忆深处突然涌出一件极其重要的对象，好像是一个地下党员从匪巢里全身而退之后，突然想起来裤兜里还有一张所有联络人的名单，而当时跑得匆忙，没来得及穿裤子。那是一张贺卡，是我为她准备的圣诞贺卡。那是1998年，圣诞节刚刚开始在东北几个大城市的学校里流行，几乎每个初中生都要和跟自己要好的男孩儿或者女孩儿相约，在圣诞夜的时候跑到街头，无所事事地走上半个晚上。这么一弄，似乎自己的情愫就能和耶稣或者其他什么高雅的神灵相连，镀上一层圣洁的颜色。我是不敢的，因为我既丑又穷，没有别人提点，我就已经学会识相地每天嘲笑自己：她无论如何不会和你走的。可我又心里痒痒，那几个字就像是一颗子弹，非得打出去才能安心，若是每天放在心里擦拭，迟早会嘭的一声走火，把自己打得够呛。我便接连几天在学校旁边的文具店游走，挑了一张很是素雅的贺卡，上面是一朵洁白的菊花，却是凸版，就算黑夜里送到她手上，她也能摸出是个什么图案。下面有一行英文，写着：You have a place in my heart at Christmas time and always。我觉得分寸正好。在草纸上练习了无数遍之后，我借了同桌的英雄牌钢笔在内页上写道：祝你圣诞快乐。旁边画了一颗心，画好之后我端详许久，觉得蓝色的心怎么看都有些忧郁，不会有好结果，又向同桌借了白雪牌的修正液，把心涂掉，于是内页上就留下了一句蓝色的表白和一团白色的神秘物质。白天的时候我把这张贺卡塞在书桌的最里面，晚上我把它夹在语文书里带回家。那天断腿，毫无意识地走掉，书包高杰第二天也带给了我，那张贺卡一定已经裸露在桌膛里。同学看了倒是小事，顶多是嘲弄我几句，我还顶得住，若是落在老师手上，可非同小可。那时孙老师正在搞连坐，一旦被发现，我的下场是没什么可以怀疑的，她一定还要审出对偶犯，她的处境就危险了，我相信至少有几个人是发现了我喜欢在上课的时候回头朝她看的。
高杰走进我的房间，把衣服叠成方块放在床头，说：老师把体活课停了，篮球足球都没收了，今天甲班一个男生也把腿摔断了，还是那块石头。我说：高杰，有一个事儿你一定得替我办了。他一边从书包里把书和笔记掏出来，一边说：我觉得她应该把石头没收了，和篮球足球有什么关系？我说：高杰，事关重大，你说什么也得替我办了。我讲话还是很少使用成语的，所以“事关重大”几个字一说出来，高杰把头抬起来说：什么事儿？我用手拽床单，上面有些难看的褶皱，怎么拽也拽不平，说：我给她写了一张贺卡，在书桌里，可能你帮我拿书包的时候没看见，我看了，书包里没有。他说：她是谁？我说：我后面两排左边那个。他说：白衬衫？我说：嗯，你也发现她爱穿白衬衫了？他说：你贺卡署名了吗？我说：没有，我原来想亲手交给她。他回手把门关上，说：早恋分心，而且，乙班在车库里被逮到那一对儿上个月不是给记过了吗？我说：我不是早恋，就是写了一张贺卡，你把贺卡帮我拿回来。圣诞节我已经在床上过完了，这卡我也不往出送了。他说：你刚才说，贺卡在哪？我说：在书桌的最里面，孙老师到现在还没找我妈，估计是还在那，你伸手一拿，就把我救了。他说：最近孙老师天天下午翻大伙儿书包。我说：那你就放学之前，拿完了就走。他说：如果正好被她撞见呢？我说：要不你稍微晚点走，等她下班之后？他说：她最近抓宿舍的早恋，不一定什么时候走。我有点急了：就是一个伸手，揣兜的事儿，有那么费劲吗？他说：我不像你，我妈除了家长会，从来都没来过学校。我说：你以为你妈没来过是什么好事情，你不就是比我们会装吗？你以为老师觉得你是好学生你就了大不起，你不觉得其实你挺假的吗？他一点点把书装回书包，说：这事我替你办了，眼看着要放假了，你也落不了几节课了。说完拿上方块衣服背上书包推开门，我妈说：高杰这么早走了？今天阿姨炖的鱼。他说：不吃了不吃了，阿姨，我吃鱼卡嗓子。我妈说：那我明天给你做别的，明天来啊，高杰。他说：来，来，阿姨，我走了。我坐在屋子里，一把把墙上的中国地图撤了下来，顿时满屋的灰尘，有几只蟑螂从地图后面钻出来，仓皇失措地向我的床底下跑去。
第二天上午，我妈我爸刚刚上班，有人轻轻敲门，我问：谁啊？没人回答，只是敲门声还在，轻轻地像是怕把门敲坏了。我没办法，只好从床上爬下来，爬到门边，贺卡从门底下钻进来，然后脚步声渐远。我把贺卡翻开，除了我写的那六个字和一颗被涂掉的心，底下多了两个字：是我的名字，几乎就是我的笔迹。
之后的一年，我和高杰再没说过一句话。
医生说我的腿再不能跑了，下楼时都要小心，骑自行车也要慎重。我爸哆哆嗦嗦掏出烟，又放了回去，我妈流下泪来。我却不管，还是踢球，下楼时也要故意迈起大步，剩下几级台阶的时候，一定要跳下去，然后像体操运动员一样向假想的观众扬手致意。自行车更是骑得飞快，虽然追不上刘一达，可也把霍家麟落得越来越远。一晃十几年过去，到如今我还是如此，只是刘一达和家麟已经不在身边，城市里也渐渐没了自行车道，自行车就不再骑了。可能当时医生担心的是，如果我跑得太快，我的腿会被我自己骑的自行车撞断吧。
一次我和她又谈起小时候的故事，关于那个圣诞节，她说她没有收到我的贺卡竟有点小小的沮丧，也许我之前不是在看她，只是别人发呆喜欢冲前，我发呆喜欢回头。我说，我因为那张贺卡丢掉了我最好的朋友，这么多年都没法再找回来。她好像想起来什么，翻箱倒柜地找了一气，从一个生锈的文具盒里，翻出一张巴掌大的铅笔画，画的竟是她，简直惟妙惟肖，衬衫像是被风吹动，下摆随时要轻轻扬起，目光也如同她本人，凌厉中，藏着自怨自艾的柔情。她说：这是那年圣诞节，不知道谁放在我书包里的，这么多年我一直留着，我那时候多利落啊。
我说，是啊，我也有一个。她说，骗人。
我从抽屉里找出来，画上的我正举着打上石膏的断腿，手拿《金瓶梅》，冲着画我的人，傻乎乎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