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走向公众之路

（27）他人缘很好，在哪里都受到欢迎。

——鲁道夫·赫斯（Rudolf Höß）论艾希曼

（28）阿道夫·艾希曼 1932 年在奥地利的林茨（Linz）加入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 和党卫队（SS）。他们一家在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从德国搬到了那里，因为艾希曼的父亲认为自己能在林茨开拓一份理想的中产阶级职业生涯。儿子的事业却发展得很不一样：他不愿担任教区管理委员的差事，也无意在父亲的公司谋得一职，反而利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奥地利被取缔的机会，于1933年跟随林茨的一位纳粹党高级干部返回德国，来到当时那股新兴政治势力的核心地带。时至 1934 年 ——无论是因为目标明确、受到高人指点，抑或基于敏锐的权力直觉 ——艾希曼进入了党卫队保安局（Sicherheitsdienst， SD）。当时这个安全单位的规模还小得很，却早已声名狼藉。因为人们知道 SD 这两个缩写字母背后的那群人曾积极卷入“罗姆事件”（Affäre Röhm）。 艾希曼后来虽千方百计把自己调职到党卫队保安局一事解释成“纯属意外”或“张冠李戴”，但此说法未免荒唐透顶。假如艾希曼所言不虚的话，那么当初他恐怕是唯一处于状况外的人，竟然还不知道党卫队保安局的凛凛威风，其神秘万分的工作人员，以及他们那位深具领袖魅力的顶头上司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3] 1934年年中加入党卫队保安局的人虽然无法期待获享高薪，却可望赢得党内同志的尊重和敬畏，更何况还有那个令人艳羡的工作地点：位于帝国权力中枢首都柏林威廉大街102 号（Wilhelmstraße 102）的宏伟宫殿。对一个年纪未满30岁，两年前还是上奥地利州（Oberösterreich）一个普通汽油推销员的小伙子而言，这无疑是职业生涯中的一大跃升。艾希曼感觉自己已经站稳了脚步，这也体现在他所做出的（在党卫队内部同样有助于升迁的）一个决定中：想要结婚成家。于是他娶了比他小四岁的薇拉·利布尔为妻。薇拉来自波希米亚的姆拉代（Mladé），她将跟两个替盖世太保工作的兄弟一样，因为其丈夫的社会地位上升而受益。

党卫队保安局的人从一开始就享有特殊地位。他们是纳粹党内部的情报单位，因此有些法条和规定不适用于他们。军事操练已成为过去，党卫队的制服大多数时候都只放在衣柜里。1935年4月之后，一般党内同志已被禁止与犹太人有任何私下往来，而保安局的情报职能却让其成员可以堂而皇之地置禁令于不顾，因为他们把自己定义成“一直在执勤”。微服调查更是特别具有吸引力的任务，艾希曼即便时隔二三十年仍对此津津乐道：他造访犹太人举办的各种活动并建立联系，让人觉得他求知若渴、思想开阔。 ^[4] 他曾找来一位犹太裔的希伯来文教师（以致他的上司两度明令禁止他那么做 ），而且和他的所有同僚一样，研读犹太读物，从600页的大部头著作到每天的报纸。他还经营国际关系一，甚至应位犹太人的邀请前往巴勒斯坦参观访问艾希曼后来称之为一。门“至少长达三年的学习课程”。 ^[5] 但他从未提及的是，上司时而不得不因为他的无组织纪律和迟到早退而当面告诫。 ^[6] 人们很容易误以为这种生活方式属于一个洋溢着学术气息，但政治观点略嫌原始的文人雅士。然而除了在咖啡馆谈天说地、写写文章、发表演讲报告，以及晚上与同僚一起研读专业书籍之外，官方档案中也披露了艾希曼如何把告密者打的小报告仔细整理成卡片、做反犹太宣传、进行逮捕，以及与盖世太保联手审讯逼供。党卫队保安局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世界观的精英（Weltanschauungselite）又是权力的工具（Machtinstrument）。正因为如此，它对自诩“新而不同”的那一代人深具吸引力。

（29）艾希曼向更广大的公众（这回是犹太公众）展现出来的第一个形象出现在1937年年中，是一位“聪明活泼”的年轻人。可是若有人对他指名道姓而非称呼其头衔的话，他就会变得很不友善。恩斯特·马库斯（Ernst Marcus）在回顾1936 ——1937年的时候指出：“他喜欢保持匿名，而且把在‘专员先生’（Herr Kommissar）这个官方头衔后面加上其姓名的做法看成不被允许的冒犯行为，”。 ^[7] 艾希曼自己显然无力摆脱“没有脸孔、穿着皮革长大衣的执法力量”这种刻板印象，此刻板印象同时塑造了党卫队保安局和盖世太保的早期形象，反正它们的受害者很难分辨二者之间的区别。 不过艾希曼喜爱的这种匿名状态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当艾希曼与他的同僚赫伯特·哈根（Herbert Hagen）联袂前往中东旅行时，英国特勤机构注意到他们，并阻止二人进入巴勒斯坦。当时拍摄的照片也被保管在相关档案中。 ^[8] 到了1937年年底，这个“党卫队保安局专员”的名字也在柏林的圈子里为人所熟知。对于纳粹通常不予理会的那些事项：犹太复国主义、非自愿移民出境时的钱财转移问题、犹太人内部的讨论，以及各式各样的犹太利益代表团体、人员和协会，艾希曼都“令人费解地一清二楚”。

如今已很难重建艾希曼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一个安静、隐蔽的默默观察者变成了优等民族（Herrenrasse）张牙舞爪、颐指气使的发声者。至少在柏林，最晚在1937年6月，艾希曼默默无闻的名声即已被完全打破。有一次他几乎砸了犹太拉比约阿希姆·普林茨（Rabbi Joachim Prinz）欢送会的场子，横冲直撞、喧宾夺主，使2000位来宾无法对那名党卫队官员视而不见。 ^[9] 从此只要一谈论起“那个恶心讨厌，让人跟他握手以后恨不得马上洗手的家伙”，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谁。为求安全起见，艾希曼在上司面前辩解：“我从来不跟那些犹太人握手。” ^[10] 不露声色地获取信息的时代显然已成过去。

（30）此种转变与保安局全新的自我形象若合符节：他们不想继续待在幕后了，而主张保安局要在犹太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希特勒一直念兹在兹的问题，攸关荣誉，并且随着《纽伦堡法案》的颁布，出现了新的机会。 ^[11] 在艾希曼的配合下，这个目标在第二年就已经得到实现。党卫队保安局的人迫不及待地等待那个新时代来临，希望终于可以表明立场，向“敌人”展现改变后的风向 ——或者套用艾希曼别具一格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让他们终于意识到，炸弹开始要爆炸了。” ^[12] 到1937年年底、1938年年初时，艾希曼已是柏林犹太人社区内的知名人物，而且显然一点也不在乎自己逐渐受到“敌人”的注意。

一个精英单位的自我形象建构

（31）在自己人的圈子里，艾希曼的知名度也随着保安局地位的上升而大幅提高。起初主要只是低阶人员因为受训时听艾希曼授课而认识他，不过他的接触范围很快便扩大开来。一方面是因为强迫犹太人移居国外的行动需要诸如外交部、盖世太保、经济部等等单位的配合，即便彼此之间的合作未必总是一帆风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海德里希善用宣传手段，巧妙地使自己旗下的保安局和主管犹太人事务的 II 112 部门（Judenreferat II 112） 声名大噪。因此光是在1937年1月，就有300多人前往II 112部门取经。其中不仅包括军校和国防部的军官，更有日后的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以及南斯拉夫秘密警察的首脑。 ^[13] 该部门的工作还包括给纳粹党的青年组织授课、前往上西里西亚执行公务 ^[14] ，以及参加在纽伦堡举办的党大会。艾希曼在纽伦堡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 ^[1] 的贵宾，后者的同僚曾极力争取与艾希曼建立关系。 ^[15] 尽管英国的入境禁令让他栽了一个大跟头，但艾希曼还是因为其巴勒斯坦之行，在1937年跃升为“犹太人问题”方面的 “公认专家”。

显然，艾希曼很早便掌握了一项绝活，甚至有办法利用失败的计划来粉饰自己的声誉。即便后来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艾希曼也宣称自己熟悉以色列，因为他之前曾造访过那里。在国家社会主义者中间，艾希曼的“专业知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让他引以为傲：“1934、1935、1936那几年，我还是个小学徒。……前往巴勒斯坦的时候，我已经出师。等到回来以后，我成了师傅。” ^[16] 1934 ——1938年艾希曼首度任职于柏林时，见过他的人虽然未必都记得住他的名字或长相，却有许多人清楚党卫队保安局的犹太事务部门是什么，以及干些什么勾当。其中的员工仅仅因为是该部门的一员便可以获得注意。鉴于艾希曼一点也不腼腆的自我推销天赋，他想必曾经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

小总理

（32）1938年3月中旬，奥地利经历了所谓的“德奥合并”（Anschluss）。艾希曼随即被派往维也纳，主管一个隶属于“II 112部门”的特别单位。这次调职使他终于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艾希曼从一开始就不掩饰他如何设想自己在历史上的形象。在一次维也纳各界犹太名流奉召出席的集会上，艾希曼大剌剌地以“曾赴巴勒斯坦游历者”之姿现身，非但手持马鞭、身穿党卫队黑色制服，而且还大肆炫耀自己关于犹太组织和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的知识。刚刚完成《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 Geschichte der zionistischen Bewegung ）第二卷的阿道夫·伯姆（Adolf Böhm），必须洗耳恭听艾希曼如何自诩为其最狂热的读者之一，而且确实对该书第一卷的内容烂熟于心。重要的是，这位时年65岁的老人家被迫意识到，党卫队如今将把他潜心收集的知识用作进入犹太组织的锁钥，从而成为对抗犹太人的武器艾希曼还向伯姆表达了他对第三册的期待。：应该要有一章长篇大论地讲述艾希曼自己。把阿道夫·艾希曼写成犹太复国主义的开路先锋吗？纵使不知道后续发展，也显而易见阿道夫·伯姆完全无法忍受这样的想法于是没有再继续写下去了。 ^[17]

艾希曼塑造的自我形象不再是羞怯、拘谨和不事张扬的了。他在世界历史上要求一席之地，理由仅仅是自己属于一个初具雏形的党卫队组织。这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所谓优等民族“世界观的精英”看待自己的傲慢方式。当时的一位见证人 ^[18] 这样描述对艾希曼的印象：“然后艾希曼走了过来，就像一个年轻的神明。他那时长得非常好看，高大、黑衣、容光焕发……”他也表现得宛如神明一般，握有大权，能够决定逮捕或者释放人犯、查禁或者重新核准某些机构。他还是一家犹太报纸的创办人和审查者，最后甚至能够决定谁可以动用犹太社区的银行账户。 ^[19] 尽管纳粹党人在维也纳的权力架构混沌模糊，从一开始就在管辖范围上争执不清 ^[20] ，但艾希曼还是有办法向外界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他在写给柏林上司的报告中宣称：“我完全控制住了他们，在没有征求我的同意之前，他们不敢采取任何行动。”他对此的骄傲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如您所能想象的，至少其中的领导们，我都已经让他们了解了新情况。”同样让艾希曼引以为傲的是，在其督导之下，很快将推出《锡安主义评论》（ Zionistische Rundschau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将是‘我的’报纸。” ^[21]

（33）艾希曼的知名度随之快速提高。他的名字在同年3月底已开始出现在奥地利和境外犹太人的信函及报道当中。 ^[22] 艾希曼到处宣扬，“他命中注定要指挥和领导维也纳的犹太人事务”。 ^[23] 他是直接与犹太机构和社区代表们打交道的最高阶纳粹党人。汤姆·塞格夫（TomSegev）非常贴切地写道：“犹太人把他和希特勒看成制造大屠杀的两个阿道夫。” ^[24] 阿道夫·艾希曼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犹太政策的表现，而且不只对犹太人来说如此。艾希曼主动与国际犹太组织建立起来的联系更加深了这样的印象：需要争取它们的合作 ——尤其是它们的金钱 ——来提高外移者的比例。结果有不少被迫移民国外的人带着艾希曼这个名字一同走上了流亡之路。战争爆发仅仅三个月后，大卫·本 ——古里安就会首次在日记中写下“艾希曼”这个名字。 ^[25] 艾希曼在1938年8月正式接掌新成立的维也纳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 in Wien），他的名气从此也在自己人的圈子内迅速流传开来。不久后，海德里希邀请他到柏林参加一场由戈林主持的会议，使他有机会在诸如戈培尔、弗里克（Frick）、冯克（Funk）和施图卡特（Stuckart） 等重要人物面前炫耀其“实际执行……的经验” ^[26] 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外移人数。艾希曼的表演使他在那些圈子里赢得了“非常规组织大师”的称号，而“非常规组织”（unkonventionelle Organisation）正是那个时代诸多充满魔力的字眼之一。“中央办公室”作为一个跨部门的机构引起了轰动，许多部长和纳粹要员都派代表前往维也纳实地考察这项试验。 ^[27] 它以新颖、快速、果决、有效的行动打破了传统官僚组织的藩篱，因而完美契合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于是“我一下子变成了名闻遐迩的艾希曼，名声一直向上传到了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其他部长那里”。 ^[28] 那个构想是如此吸引人，让戈林恨不得把它推广到全国。艾希曼则满心期待自己能够参与其中。海德里希自己也没有错过前往维也纳视察的机会，并以他特有的同时夹杂着赞许、讽刺和宣传口号的含混表达方式，称呼艾希曼为他的“小总理”（kleiner Ministerpräsident）。 ^[29]

（34）艾希曼已经充分意识到，在国家社会主义的体系内，声誉不亚于直接的权力：“这一切给了我巨大的推动力量。” ^[30] 这名32岁的男子明显已经跻身纳粹精英之林：他成为维也纳电影行业舞会的座上宾、参加了入侵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阅兵仪式，还获得了纳粹高层领导的签名题赠。 ^[31] 艾希曼的地位已经如此稳固，以至于他被批准安排自己的人展开实验，率先在多普尔（Doppl）和桑德霍夫（Sandhof）两地成立了奥地利的犹太人强制劳动营。 ^[32] 他的上司们对维也纳这位富有创造性的部属非常满意，以至于干脆对他的滥权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3]

艾希曼后来在1957年回忆道，“那时我眼看着就要成为解决犹太事务的帝国专员”，只可惜别人对他飞黄腾达的嫉妒“阻碍”了此事的发生。 ^[34] 尽管设立维也纳机关的过程中也有其他人的投入和想法 ^[35] ，但这并没有妨碍艾希曼的自吹自擂 ——更何况那些“其他人”是犹太人。要等到数十年后，当艾希曼必须在法庭上为自己的谋杀和驱逐行动辩护之际，他才会重新想起他们。在维也纳接下来的几年，艾希曼出色地将自己描绘成“时代的风云人物”。1938年年底他那，“独一无二的机构”出现在了维也纳《人民观察家报》（ Völkischer Beobachter ） 的周日图片增刊上 ^[36] ，甚至还登上了匈牙利的《佩斯特劳合日报》（ Pester Lloyd ）。 ^[37] 即便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报纸上一，可是他从开始就大搞公关活动，以致那些文章充斥着典型的艾希曼式用语。

犹太人的沙皇

（35）1939年3月上旬，柏林犹太社区的代表们应召与艾希曼见面。我们借助幸存参与者的回忆录可以推断出那次约谈发生了什么事情按照本诺·科恩。（Benno Cohn） ^[38] 的记录·，他和保罗爱泼斯坦（Paul Eppstein）、海因里希·施塔尔（Heinrich Stahl）、菲利普·科楚维尔（Philipp Koczower） ——此外或许还有阿图尔·利林塔尔（Arthur Lilienthal） ——见到了穿着便服的艾希曼和一名穿制服的党卫队高阶官员。见面至少是让人觉得不舒服的：艾希曼猛烈抨击那些被叫来见面的人，大声咆哮并威胁要把他们送入集中营，然后宣布几天之后将在柏林成立全国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本诺·科恩后来在1961 年的审判中出庭作证，回忆起那次谈话的开始：“艾希曼劈头就对德国犹太人代表发起猛烈攻击。他面前放着一个装了各种剪报的文件夹，当然里面都是外国的报道，它们把艾希曼描绘成一心只想杀害犹太人的嗜血猎犬。他给我们读了《巴黎日报》（ Pariser Tageblatt ）的片段，问我们文中所言是否属实，并表示相关信息一定来自我们圈子内部：‘到底谁跟犹太通讯社（JewishTelegraphic Agency，JTA）的兰道（Landau）讲过话？他一定是从你们那儿得到的消息！’”艾希曼在所谓“移民出境者的报纸”上面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这显然让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艾希曼为什么会突然在1939年年初，因为“敌人”流亡者报纸上一篇关于他的文章而做出如此咄咄逼人的反应呢？

后来在阿根廷，甚至在以色列的监狱里，艾希曼于言谈之间仍然难掩第一次在报纸上看见自己姓名时所产生的自豪感。那是“一篇社论，标题为‘犹太人的沙皇’”。 ^[39] 从艾希曼对此事的记忆即可看出，他其实是兴奋过了头，因为那既非以他为主题的文章，亦非与他有关的头条或社论，严格说来只是《巴黎每日新闻报》（ PariserTageszeitung ）头版一篇边角文章的最后一句。这份以德文在法国发行的流亡者报纸是《巴黎日报》的后继者。 ^[40] 1939年2月15日，名为《来自帝国》的专栏下写道：

盖世太保的强制移民措施

柏林，2月14日

（36）【ITA报道】：上周，布雷斯劳（Breslau）的300名犹太人突然接到盖世太保的命令，必须立刻租下一艘船并在一周之内移居上海。布雷斯劳的犹太社区表示没有足够的钱租船后，盖世太保宣布“此事将得到妥善解决”。就在同一天，盖世太保从布雷斯劳三位最富裕的犹太人那里查抄了所需金额。不过强制移民的计划暂时失败了，因为船运公司要求以外币支付回程保证金，以防乘客被拒绝入境上海。

盖世太保逼迫从集中营释放出来的犹太人尽快移民出去的压力并未减轻。成千上万新近获释的犹太人团团围住主要位于柏林和维也纳的外国领事馆，以及各种犹太组织的办公室，希望尽快获得移民出去的机会 ——不论是在什么条件下、要前往任何地方，都无所谓。若他们无法在限定时间 ——通常极短 ——内离开德国，将有重新遭到逮捕并被送入集中营之虞。

据悉柏林市即将设置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在本周内入驻昔日“犹太兄弟会”所在的大楼，由来自维也纳、绰号为“犹太人的沙皇”的党卫队官员阿道夫·艾希曼主管。

（37）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这篇报道，只能说雅各·兰道（Jacob Landau）和迈尔·格罗斯曼（Meir Grossmann）所创办的“ITA”（JTA） ——亦即“犹太通讯社” ——堪称消息相当灵通。若从艾希曼在1939年3月的反应来看，该通讯社未免消息太过灵通了。因为的确就在1939年年初这个时候，与日本和中国领事馆的洽商正在进行，以确定两国是否会阻止大规模犹太移民入境。艾希曼已径自委托一位名叫海因里希·施利（Heinrich Schlie）的老朋友过去探听口风 ^[41] ，从完全非官方的途径绕过了外交部。施利是“汉萨旅行社”的经营者，从1937年7月起就和犹太事务部门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希望能够从中获得大量生意机会。然而这些外交性质的磋商工作相当棘手，他们一方面不希望这条摆脱犹太人的新途径在付诸实现之前就被堵住，同时也不愿让竞争单位听到风声。文章中的其他细节也八九不离十：只有能够证明自己可以移民出去的犹太人才可能从集中营获释，而且一旦移民逾期，就会立即被重新逮捕。后一种做法在纳粹圈子里也不是秘密，甚至是有效的驱逐手段。威逼和“鞭策”便是他们刻意选择的招数。在纳粹时期，除非是在宣传部任职的那些人，否则不会有谁把强迫移民国外的做法形容为“获得双方一致同意的人道主义行动”。文中有关艾希曼在维也纳大名鼎鼎的说法也同样正确，因为他在当地可绝对没有隐姓埋名。

（38）那么艾希曼为什么会对这篇文章如此愤恨不平呢？这绝不是因为别人送给了他“犹太人的沙皇”这个绰号，因为在纳粹圈子里，这样的诨名是令人垂涎的对象。艾希曼与犹太人代表会面时所提到的“嗜血猎犬”这个称呼，是流传最广的一个。1938年年底之后，艾希曼的同僚和朋友阿洛伊斯·布伦纳（Alois Brunner）和约瑟夫·魏斯尔（Josef Weiszl）二人，也都有此绰号。1944年在匈牙利，艾希曼甚至这样介绍自己：“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嗜血猎犬！” ^[42] 海德里希也早就被贴上了这个标签，而且它完美契合了充满追捕意味的党卫队形象。 纳粹积攒的这些昵称具有几乎无限的想象力：在维也纳，布伦纳也很喜欢自称“犹太人苏斯” ^[43] ；约瑟夫·魏斯尔是维也纳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在多普尔设置的第一个犹太人营区的主管，也是艾希曼集团最凶残的暴徒之一，他喜滋滋地写信告诉妻子，最近人们称他为“多普尔的犹太人皇帝”（Judenkaiser vonDoppl） ^[44] ；另一名集中营指挥官阿蒙·格特（Amon Göth）则是“克拉科夫的皇帝”（Kaiser von Krakau）。 ^[45] 如此看来，“沙皇”这个绰号比“小总理”更合乎当时人们的口味。即使到了20世纪50年代，艾希曼仍然沉溺于此类比喻之中。他不但多次告诉萨森，自己曾被称为“犹太人的主教”，并且还表示：“我管辖下的人们敬畏我已经到了此种程度，以致那些犹太人简直想把我推举到皇位上。” ^[46] 任何把自己比拟成犹太皇帝的人，无疑都面临许多问题，但对夸大其词作风的羞愧（或厌恶）并不包括在其中。因此被“敌人”称为“犹太人的沙皇”，对艾希曼而言是受欢迎的恭维，而非值得动气的挑衅。艾希曼后来也承认，他是故意用那篇报纸文章在犹太人代表面前装模作样的。 ^[47]

文中提到的另一个细节，即柏林市将要设置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且艾希曼果真在当天向犹太社区代表宣布了它开始运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事情的真相是，戈林在1939年1月24日要求海德里希成立全国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并由海德里希亲自负责。在帝国保安总局1939年3月的季度报告中，办公室正式成立的日期被定在2月27日，开始工作的时间则是3 月上旬。然而，《巴黎每日新闻报》的那篇报道早在2月15日即已刊出，并且正确写出了未来的地址：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straße）116号犹太兄弟会所在大楼将是艾希曼日后的工作场所。换句话说，那篇小文章相当于宣布了艾希曼要被晋升到原本特地为海德里希设置的职位，亦即成为全国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的负责人 ——而当时除了几个当事人，几乎没人知道艾希曼将被调职前往柏林。

（39）这种人事问题对于一个纳粹野心家来说尤其微妙棘手。艾希曼无疑必须忍受上司们的质问，为何如此沉不住气地拿着自己尚未获得的职位到处大肆张扬 ——而且还是在主要敌人面前。这样的场景想必十分丢脸，以致艾希曼在召见犹太人时表现出侵略性和攻击性，更何况他的一位上司就站在旁边。艾希曼斥责犹太人代表的时候，强调的是报道的第一部分，即强制移民的实际状况。并且提到了一些形容纳粹的典型说法，像是“嗜血猎犬”、“眼睛布满血丝的犹太人的敌人”等 ^[48] ，可是那篇文章根本没有出现此类字眼。由此可见艾希曼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以致做出了过度反应。他被踩到了痛处，因为此事攸关他在自己阵营内的声誉。

这个新闻事件让人更有理由怀疑艾希曼后来在以色列的说辞：他是被迫返回柏林的，因为他根本不想调离维也纳，由此也就动摇了艾希曼关于“维也纳是他一生中最成功时期”的讲法。既然自豪感和对晋升的喜悦能让艾希曼变得口无遮拦，并且在维也纳大肆张扬即将被调职一事，那么他反对调回柏林的意愿一定不会很强。消息的最初来源显然并非柏林的犹太社区，而是维也纳的犹太宗教社群。犹太通讯社的兰道先生固然刚好去过柏林 ^[49] ，但后来的文章显示，《巴黎每日新闻报》在维也纳另有线人。是艾希曼自己说漏了嘴，所以他才会责怪海因里希·施塔尔和其他在场的柏林犹太人代表，未经他同意便去到维也纳，并与当地的犹太宗教社群互通信息。

一个重要人物

（40）艾希曼一再不厌其烦地向世人谈起他的记忆，尽管到了最后往往只剩下具有阿谀意味和反犹太色彩的部分。他曾经以“犹太人的沙皇”之名出现在国际媒体的头版，获得了今日许多人依然梦寐以求的知名度 ——只可惜那批“巴黎写手”非但不懂得赞赏他的“工作成果”，反而只知道“抹黑” ^[50] 。从那时起，艾希曼的新闻剪报文件夹就持续变厚：“在1939年之前的和平时期，国外关于我的文章数量十分庞大，以致《冲锋报》（ Der Stürmer ）从前当过老师的保罗·武尔姆（Paul Wurm）把外国相关文章收集起来，作为礼物送给了我。” ^[51] 然而我们颇有理由怀疑，帮艾希曼收集剪报资料的人是否果真为保罗·武尔姆，因为艾希曼早在1937年就主动结束了二人的密切合作关系。 ^[52] 其实艾希曼根本不需要这些原始资料，因为许多部门都在收集外国的新闻报道，犹太事务部门当然也包括在内毕竟监视。“犹太世界的新闻媒体”就是该部门的每日例行工作。所以很可能的情况是，艾希曼不想让别人怀疑是他自己收集了那个据称已在战争结束前不久销毁的剪报集。可是艾希曼后来在阿根廷自吹自擂的时候，其话中的骄傲仍显露无遗：“在国内和欧洲其他各国，再没有任何人能够像敝人这般，成为犹太政治生活中家喻户晓的人物。” ^[53] 在艾希曼的下属中间，他们那位上司的赫赫威名当然更非什么秘密，况且他还登上了国内的煽动性报刊。 ^[54]

根据艾希曼的讲法，下一篇关于他的报纸文章似乎是针对布拉格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Prague Central Office）而发。 ^[55] 他告诉萨森：“当我被派到‘保护国’ 的时候，又有一家外国小报写到了我。” ^[56] 这一回的“小报”是《建设》（ Aufbau ），即为“纽约德国犹太人俱乐部”发行的月刊。1939年9月号在第8页刊登了一则小小的公告：

布拉格：在突击队领袖艾希曼的主导下，“移民办公室”已开始将保护国的全体犹太人迁至布拉格。无论以何种方式，每天必须有200名犹太人离开那个占领区。

（41）艾希曼当时的官阶为“党卫队高级突击队领袖”。 文中提到的“突击队领袖”并非任何纳粹官阶，而只是一个军事职位，这可能是党卫队千奇百怪的新创官阶名称屡屡在国外造成的又一个误解 ——毕竟艾希曼从来没有担任过什么“突击队领袖”的职务。但就其他方面而言，那篇短文的来源也算可靠。同年3 月以前，艾希曼除了维也纳中央办公室的工作之外，也忙于建立柏林的全国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如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以“保护国”的名义并入德意志国（Deutsches Reich），他更必须从一开始就参与布拉格中央办公室的组织工作，甚至还跟家人一同移居布拉格。薇拉·艾希曼于是在1939年年底，当她身怀六甲、即将生下第二个男孩的时候，与丈夫搬进了捷克犹太作家埃贡·埃尔温·基施（Egon Erwin Kisch）昔日的住所。她的一些家人也跟着搬进了同一栋楼房 ——作为一名事业新贵的妻子，她能够获得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从1939年7月14日开始，艾希曼在布拉格的活动皆有明确记录可寻，因为在那一天，他作为瓦尔特·施塔勒克（Walter Stahlecker） 的“代表”，出面与保护国的政府进行谈判。 ^[57] 施塔勒克是党卫队区队领袖，与艾希曼私交甚笃。他不但把艾希曼介绍为自己的代表，还介绍艾希曼是一些样板机构的负责人，而布拉格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就将按照那些机构的模式 ——即按照“全国模式”或“柏林和维也纳模式” ——建立。施塔勒克还邀请在场人士前往维也纳实地参观。 ^[58] 布拉格犹太社区的代表人员从一开始就明白他们在跟谁打交道，而且知道自己既然奉命成为日后在布拉格的联络对象，毫无疑问将被迫与维也纳那些非自愿的“同事们”交流。 ^[59] 早在1939年8月，也就是在艾希曼官方领导的布拉格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成立不到一个月时，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情报单位已收到一份关于犹太百姓在保护国处境的内容翔实、来源可靠的报告。文中呈现出的艾希曼形象令人印象深刻 ^[60] ：

（42）党卫队二级突击中队长艾希曼已于7月接掌了盖世太保负责犹太人问题的部门，此前他是维也纳和东方边区 负责犹太人问题的重要官员。艾希曼享有特别全权，据称直接向希姆莱汇报。他前往布拉格的目的是要让整个保护国摆脱犹太人。

艾希曼先生立刻积极投身完成这项任务。由于如他所说，他无法逐一跟每个犹太人交涉，于是总共委派了四个人担任保护国犹太社群的代表，他亲自接见这些人并向他们下达命令。他们是布拉格犹太宗教社群的主席埃米尔·卡夫卡（EmilKafka）博士、该社群的秘书弗兰蒂泽克·魏德曼（FrantisekWeidmann）博士，以及巴勒斯坦办事处的两位代表 ——卡恩（Kahn）博士和埃德尔施泰因（Edelstein）秘书长。艾希曼接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魏德曼博士送去维也纳24小时，实地考察当地的各种设施。等魏德曼博士回来以后，艾希曼便下令立即在布拉格的犹太宗教社群设置移民部门。

“中央办公室”实际上是“一个由盖世太保：艾希曼先生及其同僚金特（Günther）、巴尔特（Bartl）、诺瓦克（Novak）和富克斯（Fuchs）领导的机关”。个别捷克机构的代表人员也在此工作，“因为艾希曼先生已经下令，从现在起，任何其他机关都不可以向犹太人核发任何许可证……布拉格犹太宗教社群向艾希曼先生保证，每天将有 250 名犹太人前往中央办公室申请移民许可”。然而完成这个配额成了很大的问题，于是该文继续写道：

（43）犹太人正面临着一场真真切切的灾难的威胁，因为艾希曼先生确信：只要被逮捕两三次之后，每一个犹太人都会想尽办法移民出去。艾希曼先生处心积虑地在当地犹太人中营造一种氛围，即能够获准移民出去就是不幸中的万幸，纵使身无长物也不打紧。如此一来，凡是有办法把大批犹太人运送出去的个人或“旅行社”都会特别受到眷顾。艾希曼先生更允许一些来路不明、收取高额费用的人员运输业者，将自己的办事处搬到布拉格。于是出现了那些臭名昭著的可恶非法运输行动，把人运往巴勒斯坦、南美洲和其他地区。全球新闻媒体纷纷刊登详尽的相关报道……

在组织移民行动的同时，艾希曼先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清除保护国内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间营造必要的氛围，促使他们“渴望移民出去”。他更特别规定，所有犹太人都必须迁居到布拉格。……此举意味着摧毁他们的生计。艾希曼先生认为，这些人该怎么活下去、将要住在哪里，不是他要操心的事。如果布拉格的一个房间里面挤了10～15名犹太人，他们将会更努力地想办法移民国外。艾希曼先生在保护国这里所施展的手段，跟他在东方边区用过的方法如出一辙。

任何干预或解释都无济于事。艾希曼先生口头下达的指令就是法律规定，并且已经开始执行。

（44）无论这篇报道的撰写者是何许人也，他显然认识艾希曼本人。字里行间清楚地呈现出艾希曼这名党卫队代表是何等重要。有别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这个艾希曼在发号施令和做决定的时候，能够毫不困难地说出“我”这个字。这个艾希曼安排遣送、发出指示、给予许可、采取措施、下达命令、接见下属，无论如何，这篇报告都不会让人对艾希曼的行为产生任何疑问。至于《建设》文章中同样报道的将捷克犹太人全部重新安置到布拉格的做法，更完全符合艾希曼在维也纳已经有效遵循的一种模式：所有犹太人都必须搬到首都，以便能够最快速地从那里移民出去。在布拉格，艾希曼甚至不再试图隐瞒此一措施的真正意义：生活条件越是穷困艰难、所处环境越是危机四伏，那么被迫移民出去的压力也就越大。

借由一股脑儿地驱逐犹太人和没收犹太财产的行动，到1939年夏末，艾希曼已经在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所谓“国家老区”（Altreich）的犹太人团体中取得了显著地位。在自己人的圈子里面，这种不断上升的权力地位同样没有受被忽视，因为艾希曼很快就被看成“在维也纳和布拉格设立移民中心的人”。 ^[61] 与此同时，艾希曼也从海德里希的平步青云中获益良多。在一个不那么注重官阶，而是建立在庇荫关系之上的体系里，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艾希曼后来曾令人印象深刻地描述这种“候见室威望”（Vorzimmer-Autorität）：“我从来不必在海德里希的候见室等很久。尽管待在那里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事，因为可以遇见各式各样的人物。而大家都知道，凡是能够进入海德里希候见室的人……无论官阶高低，都大有来头。” ^[62] ——类似阿道夫·艾希曼那样的角色。

败中取胜的招数

（45）在《建设》刊出那篇短文的同一天，德国对波兰的入侵开始了。此事不仅改变了新闻报道的优先顺序，更大大扩展了艾希曼的活动范围。被大肆报道的“东方生存空间”（Lebensraum im Osten）非但给“犹太人问题”新增添了300多万波兰犹太人，同时也为移民与迁居的计划开启了新的可能性：如今除了敲诈、劫掠和驱逐犹太人之外，还能够在个人职权范围内，把他们从社会的边缘遣送到帝国扩大后的版图上更加荒凉的边缘地带。得益于全面深入的研究，现在我们已相当清楚1939年10月，在艾希曼的领导下，首次将犹太人从维也纳遣送到摩拉维亚的俄斯特拉发（Mährisch Ostrau[Ostrava]）时的情形。不过即使早在1939年的时候，这个在东方建立“犹太人保留地”的计划就已经受到外界注意。伦敦《每日电讯报》（ Daily Telegraph ）和《巴黎每日新闻报》分别在1939年10月23日和24日报道了一个准备设置在卢布林（Lublin）附近的“犹太人保留地”，称“波兰全境的犹太人将被遣送到那里”。随后几天，这两家报纸继续追踪报道了“希特勒的犹太人国家计划”。 ^[63] 第一篇关于将犹太人从维也纳驱逐到摩拉维亚俄斯特拉发的报道出现于1939年11月18日。虽然因为从一开始便困难重重，计划在此时已经停止许久，不过就这种通常会高度保密的问题而言，消息泄露的时间还是早得惊人。 ^[64]

艾希曼自己对消息的泄露难辞其咎，因为他曾要求维也纳和布拉格犹太社区的主要代表随第一批被遣送者一起前往尼斯科（Nisko）附近的桑河（San）沼泽地。本亚明·穆尔默斯坦（Benjamin Murmelstein）、尤利乌斯·伯斯汉（Julius Boshan）、贝特霍尔德·施多费尔（Berthold Storfer）、雅各布·埃德尔施泰因和里夏德·弗里德曼（Richard Friedman）等人暂时还没有遭到遣送 ——他们必须眼睁睁看着这个蓄意谋杀的计划执行。 ^[65] 他们于是见证了艾希曼在摩拉维亚俄斯特拉发和尼斯科两地的表演，艾希曼在尼斯科更至少发表过一次“欢迎演说”。对这种妄自尊大的表现，除了战后的描述之外，1939年11月25日的《巴黎每日新闻报》上面已可找到一篇标题为“由 SS 骷髅头单位看守的保留区”的专文。其最后一段是：

根据来自华沙的报道，盖世太保特务爱尔曼（Ehrmann [！]）已经抵达该地。此前他相继是维也纳和布拉格的“犹太事务专家”。他来自巴勒斯坦的德国殖民地萨罗纳（Sarona），会说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的密友。在布拉格，他曾经威胁恫吓犹太人，要是不赶紧移民出去就会遭到大屠杀，但同时他也给移民许可申请者制造了最大的麻烦。

（46）即使那个打字错误也掩盖不了文中人物的身份，因为所描述的内容 ——如我们在后面会看到的 ——已经清楚得无以复加了。 ^[66] 至于文中提到他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密友一事，非但不正确，而且肯定会惹恼艾希曼。该文的其余部分展现了尼斯科行动（Nisko-Aktion）在新闻界激起的强烈回响，并且引述了丹麦、瑞典和波兰的报纸。遣送犹太人的首次尝试吸引了新闻媒体的大量关注，因此很难理解为什么还会有人大费周章，另外邀请目击者过去见证。无论如何，纳粹党不太可能仅仅是低估了行动所产生的舆论效应。因为即便一个小型犹太人社区理事会，其在纳粹党人眼中所具有的国际影响力，也远远超过了大型犹太社区的实际能力。艾希曼及其上司们最初的打算，或许是想通过让犹太社区的主要代表陪同人员运输来安抚被遣送者与一，般大众。根据经验，显要人物的在场能够给人受尊重、有地位的印象。这种印象至关重要，因为这毕竟是一次破天荒的尝试，要让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上火车，驶向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的目的地。纳粹党人非常重视这次尝试产生的公众效应，于是全程详细记录了各种舆论反应。 ^[67] 也有可能，尽管这个实验从一开始就陷入困难，但他们希望通过有人亲眼见证，给停滞不前的移民行动施加更多压力。

（47）事到如今，替代移民国外的做法已不再是留在维也纳市内，忍受艰苦条件并要处于暴力和骚扰的阴影下，而是前往一个与外界断绝联系的沼泽地带。因此，艾希曼在返回布拉格之后告诉埃德尔施泰因：“每天来到布拉格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的移民出境者人数必须增加，不然的话，布拉格的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就要关闭了。”同时，他允许埃德尔施泰因离开保护国，前往外国谈判。 ^[68] 如果“尼斯科计划”的确像一些研究者和艾希曼本人所说，是一个完全失败的纳粹计划（或者如艾希曼以他特有的那种令人受不了的表达方式所称的，是个“天杀的耻辱”[Mordsblamage] ^[69] ），那么艾希曼至少也再度设法对之加以充分利用：他把桑河沼泽地用作最后通牒来施压。埃德尔施泰因借前往的里雅斯特（Triest）的机会把他的尼斯科报告带到境外。伦敦《泰晤士报》（ Times ）随即以此为基础，在1939年12月16日刊发了近300行的长文。开门见山的标题 ——《纳粹的计划：一条通向灭绝的无情道路》（‘The Nazi Plan: A Stony Road to Extermination’） ——毫不含糊地揭露了所发生的事情：据保守估计，在波兰有上万人死亡，数十万人遭到驱逐。有报道指出，犹太社区“被迫参与这项令人毛骨悚然的工作”。文中充满遣送过程的相关细节，并使用了诸如“犹太人保留地”（Judenreservat）、“生存空间”（Lebensraum）和“残余波兰”（Polish Reststaat）之类的德文术语。 ^[70]

纳粹党人对那篇文章的反应迄今不详，但他们无疑曾经读到过，而且艾希曼扶摇直上的职业生涯未曾因此受到任何伤害。纳粹的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试图阻止运送任何犹太人进入其辖区，然而就连他的怒火也奈何不了艾希曼。有传言说弗兰克已经签署命令，只要艾希曼再度踏上“波兰总督府”（Generalgouvernement）的土地，就立刻加以逮捕。但艾希曼却把此举当成一个愚蠢至极的笑话。他在阿根廷趾高气扬地解释说：“他下达了命令，要逮捕一位帝国保安总局的成员、一名高级部门主管，由此可见他是多么妄自尊大。这就是弗兰克的风格，他是个自大狂，开始表现得像个独裁者，以为那么容易就可以把我抓起来！”艾希曼接着说了自己公然做出这种推测的理由：“他显然把我当竞争对手看待。” ^[71] 但真正妄自尊大的人其实是艾希曼，认为汉斯·弗兰克 ——希特勒的律师和波兰占领区当时的总督 ——在与阿道夫·艾希曼的权力斗争中，从一开始就屈居下风。无论是弗兰克本人，还是嘲笑弗兰克失敬的人，都没有把这位“艾希曼”看成一个听命行事、毫无影响力的小小官僚。

完美的希伯来专家

（48）《泰晤士报》刊出那篇专文三天后，艾希曼奉命掌管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局（Amt IV des RSHA，即“盖世太保”）辖下的“R特别部门”（Sonderreferat R）。该部门后来在1940年1月30日与全国犹太移民中心合并，划归到负责被占领地区的第四局D处（IV D），更名为第四局D处4科（Referat IV D 4）。 这个改变大大扩展了艾希曼的职权范围：除了逼迫犹太人移民之外，现在他还要负责协调将犹太人迁移到东方的各种计划。艾希曼随后的晋升更加表明，没有人怀疑他组织大规模人口迁徙的能力。从1940年4月起，他和一位同僚还另外接手了位于波森（Posen）的移民安置中心，负责执行希姆莱“清空瓦尔特高（Warthegau）的异族人”的计划。于是波兰人和犹太人被强制迁出，以便让位给来自沃里尼亚（Volhynia）和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的德裔移民。 有趣的是，艾希曼的声名此时已经传到了波兰。当时住在索斯诺维茨（Sosnowitz）的弗里达·马齐亚（Frieda Mazia）后来在1961年出庭作证：

我们大约在1940年年初就已经知道，如果有高阶的德国官员或军官过来，大家还是躲藏起来为妙，千万别在街头露面。……有传言说绝对不能跟他们接触，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出生在巴勒斯坦的德国殖民地，不但会说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而且熟悉所有犹太习俗。 ^[72]

马齐亚女士在这里的证词，并不是受了战后才知道的信息的影响。除了前面引述的《巴黎每日新闻报》的专文，另一篇关于艾希曼的最有影响力的文章亦表明了这一点。1940年12月6日，纽约的《建设》刊发了一小段文字。这回不但完全集中于艾希曼，甚至还出现在头版：

完美的希伯来专家

（49）艾希曼专员是盖世太保新派往罗马尼亚的密探和刽子手，他已经在本周抵达布加勒斯特（Bucharest）。艾希曼来自巴勒斯坦，诞生在特拉维夫（Tel-Aviv）附近萨罗纳的圣殿骑士封邑。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并且熟悉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以及犹太复国运动各个团体的人物、影响力和政治倾向。

这篇短文几乎没有讲对任何事情，也正因为如此，艾希曼才特别感到沾沾自喜，毕竟所有那些传说的来源恰恰就是他自己。艾希曼来自莱茵兰的索林根（Solingen），不过他知道那个位于巴勒斯坦、名字铿锵有力的圣殿骑士聚落 ——虽然即便在《迈尔大字典》（ Meyers Lexikon ）上面也查不到“萨罗纳”那个地名。或许艾希曼是从利奥波德·冯·米尔登施泰因（Leopold von Mildenstein，他的顶头上司和受人钦佩的近东问题“专家”），或者从他的朋友奥托·冯·博尔施温（Otto von Bolschwing）那里，听说了有关特拉维夫附近这群激进反犹的德国群体的事情，以及他们如何在1871年之后自诩为圣地的最后一个基督徒堡垒。 ^[73]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在浏览犹太报刊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圣殿骑士聚落的名字。 ^[74] 艾希曼很早就有意使用萨罗纳这个地名，既在自己的阵营之内，也在犹太社区代表及其周遭人士面前，加深了别人对他的印象。海因里希·格吕贝尔（Heinrich Grüber）是柏林市一位专门替不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发声的牧师，曾经在1940年直接向艾希曼询问他所谓的出生地。尽管我们不太清楚艾希曼究竟是怎么回答的，但格吕贝尔听完之后显然相信了那个传说。 ^[75]

（50）艾希曼也向维也纳的犹太人讲述了同样的事情，用以假乱真的流利说辞谈论起弗拉基米尔·泽埃夫·亚博京斯基（Vladimir Zeev Jabotinsky）和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以及二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不同观点，还提到只有犹太人才感兴趣的名字。 ^[76] 本亚明·穆尔默斯坦也曾亲耳听过艾希曼讲他的身世故事。 ^[77] 迪特尔·维斯利策尼（艾希曼的同僚和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爱恨交织）曾讲述过几个不同的版本，内容都可以总结为：艾希曼讲了自己的故事之后，欣喜地发现人们相信了，于是意识到这个传说能派上多大的用场 ——例如让他可以堂而皇之地谎称自己会说希伯来语，而且对犹太人了解得一清二楚。 ^[78]

这个故事更宛如一根红线，贯穿了艾希曼的公众形象。1943年人们在荷兰谈论它 ^[79] ；1944年在匈牙利，艾希曼更积极靠它来巩固自己的威权。维斯利策尼也利用它来使犹太社区对他的顶头上司心生畏惧 ——因为艾希曼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读得懂，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又打扮得那么像犹太人，随时都有办法不知不觉地混进他们当中。这种恐怖情景产生了持久的效果，以至于人们在战后都还担心艾希曼会冒充犹太人秘密前往巴勒斯坦，躲藏在劫后余生的幸存者当中。 ^[80] 据说艾希曼也曾在私下谈话中，向官阶高出他许多的党卫队指挥总部（SS-Führungshauptamt）的集中营督察长里夏德·格吕克斯（Richard Glücks）讲过萨罗纳传说。那个传说在许多方面对他的声誉产生了助益。

（51）鉴于艾希曼两三下就足以在同事们面前装出完美希伯来专家的样子，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不少关于他如何有效打造自己角色和形象的方法。 ^[81] 艾希曼根本不会希伯来语，而且也只能说一点点意第绪语。或许是受到他所钦佩的米尔登施泰因的激励（米尔登施泰因同时通晓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艾希曼曾试图学习那两种语言，但很快就达到了自己的限度。事后回顾时，他把第一次尝试的时间定在度蜜月之际，也就是1935年3月。 ^[82] 有证据表明，他在1936年夏天首度提出申请，想找一位犹太裔的希伯来文教师，但被海德里希拒绝了，并且向他推荐了一位“雅利安人”语言老师。虽然那位老师愿意效劳，后来却没有了下文。 ^[83] 米尔登施泰因大约在同一时间被调离，部门的语言问题随即在第二年变得越发严重，因为已经再没有人能够阅读希伯来文了。尽管尝试了“自学”，但艾希曼还是对希伯来文一窍不通，而他在1937年6月第二次提出的拜师申请又遭到了拒绝。 ^[84] 艾希曼称他随即买来一本教科书，扫罗·卡莱科（Saul Kaléko）编著的《大家来学希伯来文》（ Hebräisch fürJedermann ）。 ^[85] 然而既不同于书名，也不同于艾希曼的讲述，那本教材即便对训练有素的自学者来说也相当不容易，顶多只适合作为艾希曼办公桌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摆设品罢了。于是1938年，艾希曼自掏腰包，在维也纳跟本亚明·穆尔默斯坦上了几小时希伯来文课，但这也没有带来多少帮助。 ^[86] 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证人们都认为，艾希曼不过是很有技巧地用一些简单的句子虚张声势罢了。 ^[87] 1960年在以色列的时候，艾希曼显然完全听不懂希伯来语，而且也无法阅读。然而，他仅仅靠着几个短句和不至于把希伯来文书拿颠倒的本事，便足以扮演内行人的角色。

这必须归功于艾希曼的表演天分和良好的记忆力，但同时也是由于德国的犹太人并不习惯有人对他们这么感兴趣，况且对方还是一名纳粹党员。纳粹成员当中竟然有人这么了解犹太人，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反过来也说明艾希曼必然已经是纳粹政权特别引人关注和特别出名的人物，否则那些传说根本不可能出现并流传得这么广。

（52）艾希曼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自己的公众形象，并千方百计设法加以影响。连他最后的那些注记，也只能视为对别人关于他的书籍和论断所做出的回应。1961年出庭受审时，艾希曼的反犹太主义偏执导致他过分高估了学术界和新闻界的“沆瀣一气”；同样，1939年在柏林对着犹太代表们大发雷霆的时候，艾希曼也高估了外国新闻媒体在他自己国内的影响力。那些报刊根本不准输入德国，即使连拥有它们也是危险的事情。“世界犹太集团”与“国际新闻界”和“遭到渗透的学术界”之间密切互通消息，这仅仅存在于纳粹的噩梦之中。但这并不表示艾希曼出现在欧美报刊上的公众形象只不过是来自远方的幻影。消息来源是纳粹暴力所及范围内的线人，因此即便最不切实际的文章，也多少能够向我们呈现此人带来的影响。

理想的象征符号

（53）阿道夫·艾希曼不是第一个意识到公众形象能够发挥极大作用的人。对象征符号和理念所能产生效果的认知，正是纳粹党成功的秘诀之一。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早已发出提醒，千万不要低估一个象征性人物所能产生的影响。艾希曼20世纪50年代在阿根廷说，自己是在战争爆发后才终于成名的：“我在各地声名大噪。” ^[88] 他的名字甚至出现在昔日同僚在维也纳出版的一本书中。 ^[89] 但艾希曼名闻遐迩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他的受害者们看得见他。“仅仅靠着新闻媒体，艾希曼这个名字就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总而言之，犹太人一词……变得跟艾希曼这个名字密不可分。” ^[90] 一个原先毫不起眼、名称改来改去的公家机关，早已被每个人简称为“艾希曼办事处” ^[91] ，艾希曼在国外的代办人员则被称为“艾希曼别动队”（Sonderkommando Eichmann）。 ^[92] 这类用语极具影响力，以致在纽伦堡审判的证人陈述当中还不时出现。这一现象不能完全用“艾希曼与帝国保安总局的许多部门负责人不同，在战争期间一直留在他的职位上”来解释。要是没有合适的公开露面机会，他永远不可能为自己赢得这样的名声，而若无这样的名声，“艾希曼办事处”便不可能长年有这样的权力地位一。个人只能在自己手臂够得着或者命令可达的范围内活动，而艾希曼的形象却能够在他从未去过的地方产生影响，先决条件是有人把他的声名传播到那里，即便那个人是敌人也无妨。艾希曼曾解释道：“人们认为我拥有的权力比我实际掌握的大得多，结果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受到监视。” ^[93] 而这只不过是因为人们害怕他所谓拥有的权力罢了。

纳粹党的权力概念是非常个人化的，而其取得快速成功背后的机制不只在高层才发挥作用。艾希曼和他的同僚们很快就意识到，一个元首般的人物多么有利于延揽权力。这是促使艾希曼不愿意躲在阴影下，也不吝于自我标榜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些人需要一块挂得出去的招牌，使它跟犹太人问题“不可救药地联系在一起”，而“艾希曼”这个名字正是那块能够取信于人的招牌。艾希曼后来试图让这种选择看起来像是出于偶然 ——此种观点进而不时出现在一些关于艾希曼所扮演角色的书籍和专文当中。然而还有什么其他名字被考虑用作象征符号呢？

（54）艾希曼密切关注其在公众中建立起的与日俱增的名气，因此他不会没有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也跟着越来越出名。国际新闻媒体对此做了报道，纳粹党人则巨细靡遗地研读“世界犹太集团”的报刊文章 ——在一场同时使用“思想武器”的战争中，新闻检视不啻前线侦察任务。随着艾希曼的计划与行动跟他的名字成功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他自己看来还是在同僚们的心目当中，艾希曼的重要性都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许多人也因为艾希曼出席部级协商会议和规划会议而对他熟稔起来。尽管我们对透过个人生平来看待历史带着十二分的小心，仍不免惊讶地发现，竟然在那么多重要会议的与会者名单上都找得到艾希曼的名字。他从一开始便参与了各项准备工作，主导各式各样的实验，而那些实验 ——诸如维也纳中央办公室、多普尔强制劳动营、桑河河畔的尼斯科犹太人保留地、遣送斯德丁（Stettin） 犹太人的行动、建立犹太人隔离区，甚至首次大规模灭绝的尝试 ——全部可以看成日后大屠杀惯用手法的滥觞。等到海德里希在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Wannseekonferenz）上正式指派他负责全面协调“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的跨部门合作之后，艾希曼的职业生涯水到渠成地来到下一个阶段。这种丧心病狂的项目需要能想出非传统解决办法的人，以免陷入冗长烦琐的官僚程序。艾希曼在维也纳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的领导工作，及其之后的所作所为，一再向每个人证明，他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他被认为具备组织方面的才华，有办法完成从来没人做过的事情。其他人每逢束手无策的时候，就会向艾希曼求援。例如，斯特拉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Strasbourg）的“骨骼收藏”要求取得仍然活着的“犹太裔布尔什维克委员的颅骨”。由于艾希曼的支持，这也是可以办到的。 ^[94]

棘手问题解决专家的声誉让艾希曼自鸣得意，甚至在他既非倡议者亦非主要推动者的情况下，也有办法让别人相信某项计划出自他的主意。例如所谓的“马达加斯加计划”（Madagaskar-Plan），直到今天都还跟艾希曼的名字连在一起，即便已经证实，最初的想法并非来自艾希曼，他甚至从来不曾具体参与过那项计划。 ^[95] 但他还是成功了，以至于直到今日，尽管反驳的证据确凿，在谈论这项人口迁移计划时，却没有人能不提起他的名字。在后来的岁月里，艾希曼极力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意图在环境丕变之后淡化自己当初所扮演的角色，但这种做法反而更进一步确认了他昔日掌权时所实际享有的地位。只有心虚的人才会设法隐瞒，而艾希曼在这方面的做法效果惊人。

（55）因此，历史学界花费了不少时间，才弄清那些大规模人口驱逐和迁移计划的重要意义，而艾希曼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作为“IV R特别部门” 的负责人，他的职责是“于东方地区进行人口驱逐之际，总管安全警察相关事宜”。与艾希曼同时代的人更清楚其中的关联，这从内政部的一份报告中即可看出端倪该报告指。出，1941年9月，艾希曼主张扩充犹太人的定义，把“半犹太人”也包括在内，“他极力支持新的规定，尽管对于应该采取什么形式没有表态”。报告中关于他的个人简历写道：“艾希曼曾负责在维也纳和布拉格设立移民中央办公室，并指挥了将斯德丁等地的犹太人遣送至波兰总督辖区的工作。” ^[96]

1940年2月13日夜间将犹太人驱离斯德丁，以及随后发生在波森和施奈德米尔（Schneidemühl） 的驱逐行动，成为重新规划整个东方占领区的序幕，并引起了全球媒体的注意。 ^[97] 各国的反应受到纳粹的密切监控，艾希曼更利用了这种原本让人感到紧张的国际关注一，如从前利用失败的尼斯科计划那般，在次月和犹太人代表举行会谈时施加压力 ——威胁他们如果未能达到所要求的移民配额，就会采取类似的“人口迁移计划”。 ^[98] 艾希曼的公共形象使媒体夸大了他在人口迁移工作中的角色。他处心积虑地强化别人的印象，让人觉得他隐藏在每件事、每个人的背后。再加上媒体对人口驱逐的报道那一，切所构成的恐怖情景不是外人能够想象的。尽管国际新闻界也报道了过度的暴力，甚至做出加油添醋的宣传，但在当时却反而被艾希曼利用，而没有对他造成伤害。各种报道中越是充满“那是艾希曼干的好事”这种论调，人们越是“纯粹出于习惯把一切事情都算到他的头上”，他的名声也就跟着越发响亮。 ^[99] 艾希曼不仅看透了这种舆论传播的机制，甚至还将其为己所用。

公关活动

（56）作为东部人口迁移工作的协调者，不论在受害者还是他的同僚看来，艾希曼的自信都显而易见。1941年1月，希姆莱出于自我吹嘘和公共宣传的目的，下令筹备一项将在同年3月举行的名为“大返乡”（Die große Heimkehr）的展览，以庆祝“引领回家”（Heimholung）人口迁移政策的成功。艾希曼迫不及待地要趁此机会大显身手。他竭尽全力，终于成功地“在人口迁移展览中，为强制撤离行动争取到一个特别展厅”。虽然纳粹党国外德意志民族事务部（Volksdeutsche Mittelstelle）由于担心负面的舆论反应而宁愿避开这个部分 ^[100] ，艾希曼还是力排异议，实现了他向德国公众展示其“成就”的愿望。所以一方面是欢天喜地的新移入者的照片，另一方面则是被驱离的人数以及图片资料。但不管艾希曼再怎么信心满满，到头来依旧无济于事。开展的日期先是被延后到1941年6月，又在希姆莱视察过后于最后一刻喊停，敷衍那些大失所望的部门专家们开展日期推迟到1942年3月。结果那个展览从未举办，部分原因在于实际取得的“成功”不尽人意。然而这个过程表明，韬光养晦的生活从来都不是纳粹的理想，他们自我炫耀的冲动往往甚至必须被压制，因为国家领导们有时会觉得，对某些正在发生的事情选择隐瞒才是更聪明的做法。

* * *

1941年年初，“艾希曼办事处”再度扩大编制，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都改称第四局B处4科。“IV B 4”这个缩写即便在战后依然维持着标志性的名声。艾希曼的名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变得越来越响亮，这从伦敦流亡者日报《报纸》（ Die Zeitung ）在1941年10月24日引述瑞典报道发表的一篇专文中即可看出：

大规模谋杀柏林犹太人

斯德哥尔摩《社会民主党人报》（ Social-Demokraten ）针对5000多名柏林犹太人被强制遣送至东方一事进行了报道，详细内容如下：

（57）行动在10月17日夜间开始。党卫队将受害者从床上叫醒，命令他们穿好衣服并打包随身行李。接着他们被立即带走，住宅被贴上封条，屋内留下的私人财物则被视为已遭没收。遭到拘捕的犹太人被驱赶至铁路货车站和一些犹太会堂的废墟，然后在10月19日被集中遣送到东方。他们都是50岁到80岁之间的年迈男性，以及妇女和孩童。他们将在东方“投入有用的工作”，这意味着他们要排干罗基特诺（Rokitno）沼泽的水。这项工作将在俄罗斯的冬季由老人、妇女和孩童完成 ——身上穿着他们被拘捕时所携带的衣物。由此可见，这项行动毫无疑问是有预谋的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杀戮。此次行动的领导人是党卫队集团领袖艾希曼。 ^[101]

（58）党卫队集团领袖的位阶相当于中将，对艾希曼来说根本遥不可及，毕竟他在那时候还只是一名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 尽管艾希曼在以色列法庭上声称，他只不过是帝国保安总局里面一个小小的官员而已，但人们在20年前可并不这么看待他，那么高的官阶显得完全合情合理。 ^[102] 当时的文件表明，艾希曼在遣送柏林犹太人的行动中发挥了主要作用。1940年夏天，戈培尔提出要求，务必要在即将获胜的战争结束之后，立刻“于不超过八个星期的时间内，将6.2万名仍居住在柏林的犹太人全部运往波兰”。 ^[103] 1941年3月20日，艾希曼在宣传部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如果与已获希特勒批准的遣送六万名维也纳犹太人的行动结合起来，驱逐1.5万名柏林犹太人将是可能的事情。根据会议记录，此次讨论的结果为：“委由艾希曼同志针对遣送柏林犹太人一事，为省党部领导人（Gauleiter）戈培尔博士 研拟建议方案。” ^[104] 这个方案固然暂时还需要从长计议，因为必须考虑到，“当前的生产工作需要每一名具有工作能力的犹太人”，但艾希曼从一开始就已经参与了那个构想。受莫斯科战役的影响，行动方案又发生了改变，而一场灭绝战的暴戾氛围，更进一步让之前人们连想也不敢想的某些“解决办法”变得可以接受。戈培尔马上意识到这个机会，早在1941年8月18日便重新提起“柏林犹太人”的问题。他不但和希特勒讨论这个问题，接着还展开了长达好几个星期之久的反犹太新闻宣传活动德国境内的第一。波遣送行动开始于1941年10月15日，柏林的第一次运输工作则发生在10月18日，将1013名犹太人送往罗兹（Lodz）。

这个消息立即得到广泛传播，再一次登上了《建设》的头版。那篇文章给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把它剪下来拿给自己的朋友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看，并且保存了下来。 ^[105] 接下来的几天，这一事件受到国际新闻界的普遍关注，以致戈培尔在1941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从柏林清空犹太人的行动，尽管只是小规模的初步行动还是成了敌方宣传的一大主，题。” ^[106] 斯德哥尔摩《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消息正确无误，只不过“5000多人”并非柏林被遣送离开者的数目，而是自10月18日至出刊日期之间被遣送的总人数，还包括了来自维也纳、法兰克福、布拉格和科隆的犹太人。 ^[107] 这些事件过于骇人听闻，以致负责组织的那个人被冠上了如此高的位阶。艾希曼的形象与此一点也不冲突，这表明他后来宣称自己“只负责运输相关事宜”的说法显然只是为了自保而已。对1941年的艾希曼来说，那种角色未免太大材小用了。

穷凶极恶的引诱者

（59）1941年年底，“最终解决方案”的含义已经完全转向“毁灭”（Vernichtung）。由于艾希曼宣称是他“创造”出了“最终解决方案”一词 ^[108] ，甚至还吹嘘说，戈林的命令使他从此能够“径自排除其他部委和机关的一切异议与影响”，因此这种含义上的变化也跟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109] 艾希曼从一开始就前往东方，以便亲自视察各种灭绝设施，而且他的造访当然都被记录了下来。艾希曼日后描绘自己是一名为了机密任务而独自出差的文书人员，与事实根本扯不上什么关系。他自己甚至曾不经意间嘲讽了这个形象。在阿根廷时一，艾希曼称他直担心在面对恐怖场景的时候不能维持自制力，“因为总有下属像一条尾巴似的跟在我们后面。他们会把这种表现解读成软弱，并且消息马上就会像野火一样蔓延出去”。小小的听命行事者或许能够表现得踯躅不前一，可是党卫队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呢？“ ——那可绝对不行！” ^[110] 他有义务扮演好自己的象征性人物角色。

（60）密切盯着他的不只是艾希曼自己的同僚。虽然世人对疯狂的大规模谋杀感到难以置信，因而起初未曾做出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艾希曼的所作所为没有见诸报纸。国际新闻界在1942年3月即已消息灵通地报道了有关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Theresienstadt）的计划 ^[111] ，从5月起更开始报道了大规模谋杀，而且早在同年春天，报纸已威胁要采取反制行动来收集犯案者的姓名。 ^[112] 流亡者报刊记录了对“鲍姆反抗小组”（Widerstandsgruppe Baum）成员的滥捕滥杀 ，而且有证据表明艾希曼曾经参与此事。 ^[113] 同样受到公开谴责的还有华沙的情况 ^[114] 、遣送法国犹太人出境的恶劣情状，以及“儿童转移”（Kindertransporte）列车的背景 ——今天我们知道是艾希曼下令让那些火车“滚”向毁灭。 ^[115] 1942年11月的报道首度提到海乌姆诺（Chełmno） ，以及艾希曼在当地视察过的毒气卡车。 ^[116] 披露纳粹谋杀计划的报道中所引述的数字非常骇人听闻（但后来证明正确无误） ^[117] ，以致盟军在1942年12月17日公开威胁要追究所有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

犹太人政策方向的改变，意味着新闻媒体失去了可能的用处：只要艾希曼继续跟犹太人讨论移民配额和资金事宜，并为此需要国际组织的合作，威胁恫吓就是有用的手段。然而，等到目标变成谋杀之后，就再也没有进行协商的必要了；之前或许有利于谈判的威逼恐吓的形象，如今已然成为遮掩谋杀意图时的障碍。于是不可再做出威胁，反而要让人安心、放心、转移注意力，并加以安抚，否则就没有办法顺利组织大规模的遣送行动。若必须先把人运送到另外一个地点，然后尽可能不为人知地加以杀害，那么就一定要让这些人或多或少卸除心防，愿意登上火车。谁要是不抱着一丝希望，相信事情或许还有转圜余地的话，就完全不会有动机这样做。汉娜·阿伦特很贴切地称之为“较小的恶的逻辑”（die Logik deskleineren Übels/the logic of the lesser evil）。

（61）艾希曼总是有办法引诱他的犹太谈判对手们做出让步与合作。其唯一的凭借就是让他们期待，跟艾希曼进行“谈判”能够防止更糟糕的情况发生。有鉴于此一，不难想象旦那些人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会是何等莫名惊骇。在运输途中、在集中营内，以及直接面对灭绝机器的时候，那些非自愿的合作者才终于意识到，他们曾被卷入了什么样的事情。如果在此觉醒的时刻不产生这种印象，认为自己已沦为一个恶魔般的凶手 ——一个披着人皮的恶魔 ——的牺牲品，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日后一些令人闻之色变的标签，诸如“卡利古拉”“、大审判官艾希曼”“、无情的怪兽”等等，都根源于被迫认清纳粹犹太政策真正意图的那些时刻，但也源自那种像真正的暴力威胁一般，让人成为受害者的心理机制。 ^[118]

就一个权高位稳的操纵者而言，他自己是否名实相符基本上无关紧要。他的名气决定了别人对他的期待，以及相应做出的表现。如果把一名党卫队官员看成生死的主宰者，那么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余地了。外在的期待会让他变成最受人畏惧的那种模样，于是所看见的一切都将确证相关的谣言，传说也就成了现实。如果谁有办法利用这种相互作用，感受到别人的期望，并有意识地反映别人期望中的形象，便足以完全混淆别人的判断能力。谁要是懂得利用这种依赖、恐惧和期望的循环来玩弄自己的受害者，就能够从一名部门主管升格成为“犹太人的沙皇”。艾希曼及其同僚非常明白：他们能够“通过这种操控获得巨大的跃升”。

“艾希曼”变成了那种机制的具体化身，因为这是犹太社区代表们所知道的名字，而且人们相信那些代表。于是这个名字宛如幽灵般在受害者中间广为传播，即便艾希曼根本不可能亲自在场，或者直接为他们的苦难负责。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劫后余生者虽然很可能从来都没有跟他碰过面，却能够回忆起当初遇见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时的情景。显然人类自我保护机制所起的作用，让我们既不可能也不愿意把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命运的那号人物，想象成一个微不足道的货色或者低下猥琐的家伙。

（62）凡是经历过苦难、屈辱和死亡的人，都不希望发现自己是完全平庸之人的受害者。因为掌握着我们生杀大权的家伙竟然什么都不是，这个想法只会比有人控制着我们更加令人难以接受。这种机制让人无法清楚看出罪魁祸首的面目，更推波助澜地促进了象征符号的创造，通过单方面限缩自主判断的空间，强化了当权的一方。最终，迫切地想要起码看上自己的折磨者一眼的愿望导致了一，些众所周知的投射性回忆。艾希曼曾“被看见”出现在会议上、机构中，甚至集中营内，然而证据表明，他从来也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或者只是在其他时候去过。但我们不可低估那些回忆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它们反映心理投射的一面：受害者们之所以会把穿着长筒皮靴的咆哮者或傲慢的视察官员都当成艾希曼那是因为，“艾希曼”早就不再只是一个具体人物，而是成了人们受其摆布的权势之象征和保证。至于究竟是谁实际体现出并且粗暴地利用了那种权势，反而变得不再重要。这个名字所造成的潜在威胁，远远超出了任何缺乏个性的匿名官僚体制所能达到的程度。

好的新闻，坏的新闻

从艾希曼卷入所谓“菲亚拉新闻事件”（Fiala-Presse-Affäre）一事，即可看出当时德国方面为了各种令人不快的公开报道有多么焦虑，以及艾希曼对国际舆论了解得多么清楚。尽管纳粹不断告诉自己，消灭犹太人乃是维护其自身生存的唯一手段，他们却没有足够信心把这个观点告诉世人。遍布全国各地的密探与监视网络，更意味着他们担心就连本国百姓也无法认同那些谋杀行动。希姆莱很早便意识到，永远也无法把这个“我们历史上的辉煌篇章”形诸文字。他更禁止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Odilo Globocnik）为莱因哈德行动 的“英雄们”立碑纪念以流传后世。其他许多不小心留下的痕迹已经给希姆莱带来了足够的麻烦，于是他在1942年夏天下令想办法避免搞出更多新的万人冢，并且要把旧有的那些都清除干净。 ^[119] 任何形式的公开曝光都只会造成伤害。

（63）在德国百姓与外面世界接壤的边陲地带，亦即在被武力夺取或者主动归附但大致仍保留原有政府的那些地区，新闻媒体最有可能带来危险。每当“大规模谋杀”和“灭绝”之类的字眼甚嚣尘上时，艾希曼与同僚们便愈发频繁地遇到令人尴尬的问题，甚至还遭遇反对。于是他们产生了用新闻报道来反制的念头。据维斯利策尼称，他曾向艾希曼推荐了一位名叫弗里茨·菲亚拉（Fritz Fiala）的斯洛伐克记者。 ^[120] 在德文版《边境信使报》（ Grenzbote ）的德国犹太裔拥有者被没收财产之后，菲亚拉成为该报主编，并且担任其他许多欧洲报社在斯洛伐克的特派员。菲亚拉曾经自告奋勇，愿意以调查记者的身份来实地调查集中营内的“真实情况”，借此纠正它在公众眼中的阴暗形象。

1942年夏天，当希姆莱因为国际新闻界的报道而日益担忧世界舆论的反应时，艾希曼想起了菲亚拉的提议（艾希曼后来却称那是按照希姆莱的交代），在同年盛夏为菲亚拉安排了集中营参观之行。维斯利策尼于是与菲亚拉一同前往位于日利纳（Žilina）的一座斯洛伐克集中营，第二天早上接着驶向卡托维兹（Katowice）。在那里，国家警察局的一名刑事专员陪同二人来到索斯诺维茨 ——本津（Sosnowice-Bendzin），参观了当地的犹太人隔离区和强制劳动工厂，且在吃过午餐并与犹太老人们交谈之后，继续前往奥斯维辛（Auschwitz）。 在下午两点到达之后，维斯利策尼与菲亚拉二人受到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赫斯的亲自接待。赫斯向菲亚拉展示了指挥官办公室，以及集中营的个别分区，然后与他们乘车来到斯洛伐克和法国女性进行强制劳动的洗衣房。菲亚拉获准向她们问话并拍摄照片。维斯利策尼显然设法礼貌地婉拒了赫斯的晚餐邀请，即便他后来称那是由于时间安排上的问题。根据维斯利策尼的回忆，他们二人在下午四点钟左右，“或者甚至更早”，便离开了那座集中营。

（64）菲亚拉针对德国的集中营和斯洛伐克遣送出境的犹太人，撰写了好几篇图文并茂的报道，而且他知道那些文字必须先通过艾希曼和希姆莱的审查。至于那些文章为什么一直要等到11月才刊出，此事就令人费解了。 ^[121] 也许希姆莱打算把正面新闻留到他亲自前往布拉格视察之际 ^[122] ，也许他们只是在观望舆论的发展，或者他们对自己的计划已经丧失信心，毕竟那些专文提到了一些人们通常不会主动提起的地名。但不论实情如何，1942年11月7日、8日和10日，《边境信使报》刊载了三篇很长的文字，配图的照片上呈现出笑脸迎人的白衣少女、整洁的生活环境，以及对德国集中营内状况的赞扬。 ^[123] 菲亚拉提到了一些能够在斯洛伐克证实的地名，而他所引用的女性的话反而完全揭穿了整个把戏的恶毒用意。一位年轻女性不仅嘲笑了菲亚拉关于外国“暴行宣传”的讲法，还语带讽刺地告诉他说，“奥斯维辛集中营内的日子比在巴勒斯坦要好过多了”。菲亚拉在这个背信弃义的把戏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尚不清楚。于是我们无法晓得，同时身为党卫队保安局线人的菲亚拉是否受到操弄，以致果真“在奥斯维辛只看见了微笑的脸孔”，还是他自行在文章中炮制出了那一切。那些文章的删节版也被其他报纸转载 ^[124] ，后来被艾希曼用作拒绝所有官方参访集中营活动的理由。他把不自由的媒体作为世界观斗争的武器，以宣传来反制宣传。

* * *

（65）试图借由推出相反的报道来影响公众舆论的做法虽然不无效果，但现场展示终究还是可以产生比菲亚拉的造假报道更好的效果。纳粹党人习惯了德国势力范围内受到严密监控、仰人鼻息的新闻媒体，于是他们才会大惊小怪地一口咬定国外媒体也受到了其死对头 ——犹太世界阴谋（jüdische Weltverschwörung） ——的控制。从种族理论者的角度来看，实现新闻自由根本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艾希曼于是通过其他手段化解了人们最初的疑虑，成功将特莱西恩施塔特宣传成一座模范的犹太人隔离区。在1942年3月出现的第一批媒体报道中，特莱西恩施塔特仍然被视为“犹太人在保护国的殉难”，是通往灭绝的“恶魔计划”的下一步。 ^[125] 但自从1943年6月安排德国红十字会参观了整理得焕然一新的特莱西恩施塔特之后，舆论便开始转向。用一套只能用成绩斐然来形容的戏码，艾希曼和他的同事们给到访者变出一个截然不同的营区 ——其中充满了祥和的氛围，没有任何人再从那里遭到遣送。访客们关于过度拥挤和营养不良的批评开始消退，而他们竟然获准参访一事，更有助于集中营的声誉。 ^[126] 尽管此次演出仍不足以抵消其他营区的灭绝行动和大屠杀所不断引发的指控，但特莱西恩施塔特还是让人立场动摇，甚至就连已看出其展示功能因而抱持批判态度的新闻记者，也都受到了误导。结果如纳粹所愿，他们用过于正面的眼光来看待特莱西恩施塔特：那是一座“终点营区”，条件相对较好，以战时标准看还能说得过去。1943年8月27日纽约《建设》报细节丰富的封面故事《特莱西恩施塔特：一个“模范隔离区”》（ Theresienstadt:A “ Model Ghetto ”） ^[127] 在结尾写道：

当特莱西恩施塔特被创造出来之际，纳粹的势力已在消退中。一些纳粹领导人由于害怕未来不可避免的报复而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于是开始寻找无罪证明。艾希曼，那名会说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曾在布拉格犹太社区制造恐怖的盖世太保专员，想必已经变得紧张起来。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氛围，与戈培尔和罗森贝格（Rosenberg）的集体迫害心态形成了鲜明对比。等到对纳粹“保护者们”的报复之日来临时，他们将会如此为自己辩护：“在那个极度暴虐蛮横的时代，我们竭尽所能表现出了人性，特莱西恩施塔特就是我们的无罪证明。”

（66）人们没有质疑那种被刻意营造出来的环境，而只是怀疑德国人的动机，因而从根本上低估了其暴戾和谎言的程度。艾希曼及其同僚们竟然如此大费周章，为了一天的对外展示而粉饰整座城镇，紧接着第二天又重新回到日常的腾腾杀气，这远远超出外界的想象。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汉娜·阿伦特早在1943年9月的一封读者投稿中，即已反对将特莱西恩施塔特解释成无罪证明（她最晚是在这个时候听到了艾希曼这个名字），然而就连阿伦特也无法想到这种罪行的真实程度。 ^[128] 她试图解释，必须在别的地方寻找“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真正原因”，因为即便所谓的模范隔离区也是整个遣送手段的一部分。 ^[129] 这种做法是“一个前后一贯的政治路线”中的一环：犹太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会被容忍，甚至得到还过得去的待遇 ——不是因为能够在当地利用犹太人煽起反犹太主义，就是因为附近有太多目击证人于是不得不让犹太人逃过一劫，。“为了安抚百姓，纳粹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一再重申，他们并不打算灭绝犹太人，而只是要将之隔离开来。特莱西恩施塔特就用作这个目的，因为它地处保护领地的中央，位于由平民百姓控制的地方。”甚至在流亡海外时期，汉娜·阿伦特即已惊人清楚地看出，“大屠杀的发生地要不然是在俄罗斯大草原那样人烟稀少之处，要不然就是在至少可望争取到部分居民或多或少积极参与的地区”。谁要是想对希特勒统治地区的实况进行可信的描述，首先必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解释迫害犹太人的行动与纳粹国家机器之间的关联”“。无罪证明”的想法在此毫无立足之地。

（67）然而汉娜·阿伦特的声音依然是个例外。倘若知道国际红十字会在1944年对特莱西恩施塔特进行第二次正式访问之后所撰写的报告有多么脱离现实，就无法不赞叹艾希曼的公关杰作德国红十。字会的代表在报告中写道： “这个居住点给每一位先生留下了非常好的整体印象。” ^[130] 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工作人员汲取教训，上一个代表团表达的不满，例如过度拥挤，已及时用最粗暴的手段加以改正，所以这次没有任何事情破坏所欲获得的好印象。艾希曼跟他的同僚们创造出一种错觉，让恐怖几乎消失于无形：不期待看见地狱的人，比已经做好最坏打算的人更容易上当受骗。1943年和1944年年初，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事项上。虽然原因主要是战事的发展，但我们还是不能轻忽“转移注意力策略”通过有针对性的新闻攻势所收到的效果。更何况艾希曼的做法，比戈培尔通过其煽动性文章进行的笨拙宣传可要高明多了。艾希曼甚至有办法诱使“敌方媒体”为他传播他自己的谎言。

“我曾在这里，而且无所不在”

但即使是最高明的公关工作，也只能把美丽画面的逐渐黯淡推迟很短一段时间。人们慢慢对最终胜利产生了怀疑。当初只不过是因为对胜利充满信心，才使他们不怎么在意清理痕迹的工作。将来还有时间清理现场的希望正逐渐消失，涉事者与知情者对战败后个人声誉和个人前途的忧虑则与日俱增。 ^[131]

（68）当其他人已经开始考虑战后时期之际，艾希曼的名声正传遍整个被占领的欧洲和毗邻地区。这不仅是“艾希曼办事处”里那些“犹太事务顾问”（Judenberater）所起的作用，更要归功于不辞辛劳在各地穿梭旅行的部门主管本人。艾希曼日后曾说：“我曾在这里，而且无所不在。别人从来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出现。” ^[132] 只需看看艾希曼的出差行程即可明白：在阿姆斯特丹的会议、在布拉迪斯拉发的招待会、在海牙的钻石交易谈判、在尼斯的外交晚会和前往摩纳哥散心、在巴黎召开的部际会议、闪电式访问哥本哈根，此外还到访犹太人隔离区、特莱西恩施塔特与各个毁灭营 ，以及东方的分支机构，一直到基辅和柯尼斯堡。 ^[133] 艾希曼一直喜欢强调：“从前我是个旅行者。” ^[134] “我们在欧洲的每一个角落，我都有办法钻进去。” ^[135] “艾希曼这个名闻遐迩的名字” ^[136] 更在各处都是敲门砖，甚至比他那红色的官方通行证还要来得有用 ——即便许多曾经为艾希曼及其同僚打开大门的人，后来都宁愿自己当时没有被找上门来。

然而艾希曼的事业发展早就不再像从前那样一帆风顺。1943年的时候，有两起事件更是特别产生了妨害。一是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起义行动，完全撼动了艾希曼对犹太人的认识；另一则是丹麦人成功抵制了遣送犹太人出境的计划，这被艾希曼视为个人的挫败。 ^[137] 其原先的计划根本没有把抵抗行动纳入考量，更遑论是被视为“缺乏战斗意志的”犹太人的肢体暴力，以及纳粹想“从犹太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各个民族所展开的破坏行动。对于一个只晓得诡计、讹诈，以及玩弄各机构于股掌的人来说，这种转变意味着真正的巨大威胁。艾希曼不得不同时针对两方面的转变采取应对措施，来反制其同党和同谋者在态度上，以及对手在行为上出现的变化。在此情况下，他一方面必须巩固控制，另一方面则必须确保权威，于是因应时势塑造出另外一种自我形象，并且在其同僚的帮助下成功地广为传播：这个艾希曼不仅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还有许多有影响力的朋友。

（69）海德里希在1942年6月的突然死亡，使艾希曼失去了最主要的靠山，不仅在公务上如此，在情绪上亦然。自己的顶头上司遭到暗杀，想必让艾希曼感觉是对自己的人身威胁。基于个人安全方面的考虑，艾希曼设法用防弹玻璃和汽车后备箱内的移动武器库来自保，并开始确保没有人拍摄他的照片。 ^[138] 家庭成员的安全防护也得到升级，他的孩子们在上学途中都有一名保镖跟随。 ^[139] 保住自己的权力则是更大的问题。希姆莱起初试图自行接手海德里希的职责，但希姆莱是一个大忙人，且众所周知其反复无常的个性会带来许多麻烦。虽然在外人看来，艾希曼与希姆莱的关系似乎更近了，但实际上他无法指望希姆莱一直成为他的靠山。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局的负责人海因里希·米勒（Heinrich Müller）“ ——盖世太保米勒”（“Gestapo-Müller”） ——虽然不是个事业狂，不会在公开场合抢着出风头，但这仍不足以减轻艾希曼适应新局面的困难。

尽管如此，与希姆莱的密切联系还是成为艾希曼及其同僚在敌人和己方竞争者面前自我吹嘘的工具。正如艾希曼派往各个占领区的“犹太事务顾问”表示自己来自“艾希曼办事处”、自称为“艾希曼特别行动分队”那般，艾希曼在各地旅行穿梭以及与德国各机构进行谈判的时候，也打出了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名号。艾希曼真正的合法地位实际上更高，因为他出远门是为了“执行元首的特别任务”。然而在一个建立于关系之上的政权中，只有与当权派的私人接触才可带来真正的影响力。尽管帝国总理府的撑腰有助于在和内政部谈判时壮大声势 ^[140] ，但暗示自己有办法当面向希姆莱禀报事情，显然能够产生更大的效果。自1943年以来，艾希曼于谈判陷入停滞时动不动就威胁要立刻飞去见希姆莱的做法，在局外人看来跟小孩子口中的“我要向我的妈咪告状”同样可笑。可是就一个像纳粹领导阶层那般依赖个人关系的体系而言，其中所蕴含的威胁是不容小觑的。

（70）有不少例子显示，希特勒或希姆莱的一个决定，往往就能出人意料地把本来无法改变的一切搅得天翻地覆，或者让他人原本飞黄腾达的事业毁于一旦。艾希曼曾在阿根廷向萨森吹嘘，1943年的时候，他有一次在电话里对着希姆莱的参谋长、党卫队上级集团领袖 卡尔·沃尔夫（Karl Wolff）大声咆哮 ——这或许只是一个吹牛皮大王的白日梦，然而它也显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等级结构及其运作方式。 ^[141] 谁要是真有办法接近希姆莱，即可成为影响别人计划的巨大不确定因素，从而成为一个有权势的人物。我们有必要意识到，当艾希曼宣称必须立刻飞去希姆莱那里讨论事情的时候，他所表明的是什么含义：他这个一级突击大队长（甚至包括维斯利策尼那样的一般成员），竟然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在红军的炮火声已遥遥可闻、物资和燃料严重短缺之际，随时有一架飞机可供差遣，而且不必预约就能立刻见到希姆莱。

如果跟艾希曼打交道的人们，包括其同僚在内，的确认为他具有这种权力地位的话，那么艾希曼的趾高气扬和自我标榜也就收到了效果。这远远不意味着艾希曼果真拥有这样的权力地位，也不表示他的派头与职位相称。但艾希曼显然靠着自己的派头给了别人那种印象。如果那种印象需要升级，他就必须具备一种可相对应的派头，或者至少不能与之格格不入。艾希曼深谙其中的道理：只因为其同僚们也“以如此尊敬的态度”来对待他，他才有办法做出名过其实的表现。

（71）在党卫队保安局的那些小喽啰粉墨登场之际，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Gustaf Gründgens），当时最伟大的舞台剧演员和最聪明的观察家之一，曾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简单方式，向自己的演员们解释了那种机制：“国王总是由别人演出来的。”舞台上权强力大的国王，未必要由杰出的演员来扮演，因为演技精湛的臣仆就足以让舞台上的幽灵变成君主，而所凭借的就是他们对他做出的行为。权力结构是群体互动产生的现象，永远无法由“强人”独自实现，因为“强人”是被那个现象创造出来的。若是看穿了这种现象，不管经由什么途径，便可进而利用其受害者的无助表现来增强效果。艾希曼的同僚们显然在这方面极具才能，更何况他本人也不是随便找来的角色。于是艾希曼也就令人印象深刻地扮演了“强人中的强人”。结果，维斯利策尼（艾希曼显然也一样）甚至宣称自己与希姆莱有亲戚关系，而那只不过是这种尝试的最终强化，以便在变幻莫测的权力网络中攫得一席之地。 ^[142] 但就连这种事情也被人相信了，并且留下深刻印象 ——不仅艾希曼的受害者和同僚如此，到头来甚至连二战以后的历史学家们也是这样。

大穆夫提的朋友

艾希曼还非常成功地自称享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即他与“耶路撒冷大穆夫提”（Großmufti von Jerusalem）的亲密个人友谊 ^[143] ，这既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也同时符合他对不切实际的故事的热衷。这个说法对公众产生的效果，可以从其后续发展中看出，甚至为艾希曼在战后的逃亡提供了掩护。若仔细观察艾希曼如何成功地让这种友谊的谎言显得可信，即可看出自我吹嘘、巧妙的信息操弄与公众反应之间的交互作用。

（72）哈吉·穆罕默德·阿明·阿尔 ——侯赛尼（Hadj MuhammedAmin al-Husseini），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在 20 世纪 30 年代被视为中东各种谈判的敲门砖。这位昔日的士兵在1921年时被英国人授予了这一宗教职务。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来看，他都是贸易伙伴炙手可热的接触对象，因此，纳粹德国和阿尔 ——侯赛尼之间存在着不止一个联系渠道一。其中之是德国情报部门派驻耶路撒冷的赖歇特（Reichert），可直接通达党卫队保安局的犹太事务部门（此外还有当地的线人、艾希曼早年上司米尔登施泰因的朋友奥托·冯·博尔施温）。有人猜测艾希曼与哈根在1937年前往中东旅行时曾经会晤过阿尔 ——侯赛尼，否则至少也见到了他的亲信。这种猜测的根据是艾希曼提出的服装津贴申请 ——他希望购置新的西服和一件风衣，因为“我的旅行计划包括与阿拉伯权贵们谈判” ^[144] 。

虽然阿尔 ——侯赛尼在那批党卫队保安局人员抵达之前不久，便因为煽动阿拉伯人起义反抗英国占领当局而仓促出逃，但这个事实似乎并没有推翻日后形成的推测，即认为双方仅仅是因为这个意外才没能见面但无论实情为何阿尔。， ——侯赛尼曾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发函祝贺，并从1937年开始加强他与纳粹德国之间的联系。经由安卡拉和罗马逃脱后，他于1941年11月6日在柏林获得政治庇护，之后一直留在德国，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其间他带来了形形色色的头条新闻，更造成了巨大的费用开销。1941年11月28日获得希特勒接见之后，二人于12月9日再度会面。 ^[145] 这位穆夫提也在纳粹帝国的其他方面大显身手。1942年12月18日，他在柏林伊斯兰研究中心的揭幕仪式上发表演说。他还成立了由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志愿兵组成的“党卫军第十三武装山地师（克罗地亚师）”，非但在自己的党卫队部队里面有了穆斯林战士，而且他还对所谓的“犹太人问题”兴致盎然。希特勒的激进反犹太主义在穆夫提那里找到了知音。后者通过收音机广播，用激昂的煽动言论将仇恨从开罗传播到德黑兰和孟买：“不管你在哪里找到了犹太人，都要杀死他们。这可以取悦真主、历史，以及我们的信仰。” ^[146]

（73）阿尔 ——侯赛尼在德国停留期间给新闻界带来了充满异国情调的图景，而且为图书出版业提供了一本丰富多彩的传记，描绘那名有着红褐色胡须和蓝眼睛的男子。 ^[147] 阿尔 ——侯赛尼在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局有自己的联络官（汉斯 ——约阿希姆·魏泽[Hans-Joachim Weise]），陪同他在德国、意大利和被占领地区旅行，并负责他的人身安全。外交部也有专人负责照顾他的生活起居（维尔纳·奥托·冯·亨蒂希[Werner Otto von Hentig]）。阿尔 ——侯赛尼的工作人员在1942年夏天参加了至少一次党卫队保安局举办的培训课程。 ^[148] 1942年上半年的时候，阿尔 ——侯赛尼还跟弗里德里希·祖尔（Friedrich Suhr）至少进行过一次长时间的讨论 ——祖尔是艾希曼旗下第四局B处4科b组（IV B 4b）的主任，负责处理犹太人财产与国外事务。 ^[149] 此外还可以确定的是，艾希曼与希特勒和戈培尔一样，也对这位异国客人印象深刻。维斯利策尼回忆说（那一回他同样不在现场），艾希曼非常兴奋地告诉他阿尔 ——侯赛尼到访办公室的情形，并确认那次见面的时间在1942年年初。根据维斯利策尼1946年在监狱里的供述，艾希曼告诉他说，大穆夫提在参观之前已经去过希姆莱那里：

（74）不久之后，大穆夫提来到位于选侯大街116号的办公大楼，拜访了犹太事务部门主管阿道夫·艾希曼。……过了几天，我恰好在柏林见到艾希曼，他详细告诉了我那次到访的经过。艾希曼在他那间收集了欧洲各国犹太人口统计资料的“卡片室”（Kartenzimmer），针对“欧洲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向大穆夫提做了详尽的报告。据说大穆夫提对此印象非常深刻，并且告诉艾希曼，他已经问过希姆莱并获得同意，等到轴心国获得胜利、他返回耶路撒冷之后，将从艾希曼部门派一位成员担任他的私人顾问。在那次谈话中，艾希曼问我是否乐意自告奋勇，但我一口拒绝了这样的“东方冒险”。大穆夫提的个人特质给艾希曼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当时曾告诉我，事后还一再重申，大穆夫提也给希姆莱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对犹太 ——阿拉伯事务发挥了影响。据我所知，艾希曼经常与大穆夫提见面和商讨。至少1944年夏天在布达佩斯的时候，他曾经提到过这件事。 ^[150]

维斯利策尼越是设法嫁祸艾希曼以便为自己脱罪，他关于艾希曼和大穆夫提的故事就越发精彩纷呈：他说，这二人是最要好的朋友，而且艾希曼告诉过他，阿尔 ——侯赛尼曾经“微服”前往奥斯维辛，实地参观毁灭行动（根据阿尔 ——侯赛尼的样貌，这其实大有可疑）。维斯利策尼最后的一些供述已明显流露出绝望之意。他告诉正在为以色列情报部门追捕艾希曼的摩西·珀尔曼（Moshe Pearlman） ：“据悉在德国军事胜利的巅峰时期，大穆夫提有一次对希姆莱说，他希望希姆莱能够在战胜以后把艾希曼借给他一阵子，以便也能够在巴勒斯坦应用其‘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 ^[151]

（75）所有这些故事的根源都是一名被关押在布拉迪斯拉发监狱里的男子，他不惜一切代价逃避被处决的命运，为此可以出卖任何人。因此它们可信的程度并不高。和艾希曼一样，维斯利策尼在战争时期也曾用类似的话威逼压迫犹太谈判对象。当维斯利策尼需要采取强硬立场与被占领国的犹太人代表或政治人物谈判的时候，他会让他们确信：“大穆夫提与艾希曼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与合作。” ^[152] 一次，在谈判斯洛伐克犹太儿童移民出境的可能性时，维斯利策尼强调说：“那位穆夫提跟犹太人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在与艾希曼的对话中不断提及此事，而大家都知道艾希曼是出生在巴勒斯坦的德国人。那位穆夫提还是德国有系统地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倡议者之一，因而在执行相关计划时一直是艾希曼和希姆莱的合作者与顾问。”在战后为此遭到质疑时，维斯利策尼却改口表示，他“从来没有说过艾希曼出生在巴勒斯坦，以及穆夫提一直是希姆莱的合作者”。换句话说，他并没有收回有关大穆夫提曾与艾希曼合作的说辞，因为这种讲法正意味着犹太人政策中的“国际承诺”。

艾希曼自己也没有审慎对待这种说辞，甚至还利用报刊文章和官方小道消息来推波助澜。阿尔 ——侯赛尼逃亡到德国，以及他和希特勒的公开亮相，受到了《德国每周新闻》（ Wochenschau ）和各大报刊的密切关注。许多公职部门也注意到阿明·阿尔 ——侯赛尼设法干预犹太人问题。那位大穆夫提一听说有人考虑让犹太难民移居巴勒斯坦，便立即写出一大堆抗议信，并亲自前往相关负责部门。这种事情固然也在新闻界引起了反响，但主要还是各个政府机构内部的话题。 ^[153] 艾希曼对此做出回应，宣称是他亲自通知了他那位朋友。 ^[154] 甚至连艾希曼在其他机构的同僚都认为这的确有可能，而等到他威胁说下一次还会那么做的时候，此事的可能性就显得更大了。最后，1944年在匈牙利，当进一步遣送犹太人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他更声称自己多次在林茨与阿尔 ——侯赛尼晤面。 ^[155] 阿尔 ——侯赛尼在1944年年底确实置身林茨，而且艾希曼会不时前往该地，毕竟他的家人就住在那里。更何况即便艾希曼没有发出邀请，也不难查明有如此一位异国贵宾刚好同时来访。对艾希曼来说，听起来冠冕堂皇的差事是很好的借口，让他趁机抽身离开已经听得见苏联红军炮声的布达佩斯。此外，后续的发展也表明，艾希曼最晚在那时一定已经开始跟他的妻子 ——尤其是跟他住在林茨的父亲 ——考虑，万一战败之后该如何自处，该怎么转入地下生活。历次高度机密的所谓“拜访大穆夫提之行”，为这种模拟演练提供了理想的伪装。

（76）等艾希曼在阿根廷讲起他与阿尔 ——侯赛尼的关系时，却已不再讲述那些晤面，虽然其他时候当他谈论自己与权贵们的往来时，通常不会语带保留，而更喜欢把一面之缘夸大成密切接触。 ^[156] 在萨森访谈会上，艾希曼反而强调他们只打过一次照面，而且不是在他的办公室。到他办公室拜访的其实只有大穆夫提的三名官员，向他们解释艾希曼部门的一切事务即已足够。根据艾希曼的说法，他只在一场招待会上遇见过阿尔 ——侯赛尼，除此之外都只是与其随从打交道，他称那些人为“我的阿拉伯朋友们”。艾希曼在萨森的圈子中表现出显而易见的保留态度，是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萨森的朋友、出版商埃伯哈德·弗里奇与阿尔 ——侯赛尼有联系。阿尔 ——侯赛尼是弗里奇出版的极右派杂志《路径》的读者，该杂志不时刊登这位中东人士的明确反犹太信息，有一次甚至还印上了他的签名照片。

艾希曼既无法估量这种关系亲密到何种地步，又无法判定奥托·斯科尔策尼（Otto Skorzeny）等人所吹嘘的中东交易之真实程度。 因而他有很好的理由，避免在萨森访谈会上大肆渲染他那段精彩绝伦的友谊。1960年在以色列的时候，艾希曼终于意识到他自己的故事所带来的巨大危险，因此试图更进一步弱化他与大穆夫提的联系：

（77）我记得大穆夫提是在1942年或1943年带领随员来到柏林的。第四局为了表示欢迎，在帝国保安总局位于万湖畔的宾馆举行了招待晚会，我也被邀请参加。他的随从当中被介绍为“伊拉克少校们”的三位先生曾前往保安总局实地了解情况，但我已经忘记了 ——或者更贴切地说是一开始就没记住 ——他们的名字。有人告诉我（应该是第四局的人那么说，不然我还能从哪里听来呢？），其中一位少校后来成了“中东的海德里希”。此外我还听说，那人是大穆夫提的侄子。大穆夫提本人从未去过第四局B处4科，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话 ——唯一的例外是在前述那场招待会上，由第四局的一位东道主所做的简短正式介绍。 ^[157]

艾希曼接着在审讯中声称，当大穆夫提到访第四局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在办公室。诚然，他在招待会上见过阿尔 ——侯赛尼，但二人压根儿就没有交谈，毕竟国家贵宾与部门主管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158] 无法排除这种可能，即艾希曼这回才所言不虚，其余一切都是吹牛大王编造出来的故事。但这不足以改变这样的事实，即艾希曼所声称的与阿明·阿尔 ——侯赛尼的关系在纳粹时期非常具有说服力：人们很容易把艾希曼这名犹太事务部门的主管，想象成是阿尔 ——侯赛尼那位中东贵族的朋友。然而人们之所以相信那些故事，并非因为二人在反犹战争中目标一致。纯粹是通过娴熟的舆论操纵和自觉的形象维护，才使它们能够发挥影响。假若艾希曼是一名唯唯诺诺的听命行事者，做出每一个决定之前都要先得到上级的首肯，那么将永远无法让人相信他所讲的这个故事。艾希曼在他的那些故事以及自我形象建构中，都充分利用了刻板印象。

从战后立即发生的事情，便不难看出这些故事取信于人的程度：当艾希曼在战俘营内表示他将逃往中东，投奔大穆夫提的时候，难友们马上相信了他。没过多久，有关艾希曼在中东展开新的职业生涯的流言已经甚嚣尘上，甚至直到他被逮捕都不曾稍歇。他所宣称的“个人友谊”如火如荼地继续自动发展，到艾希曼人生的尽头时，竟然反噬了他。在以色列审判时，检方突然出示了一本据称曾属于阿明·阿尔 ——侯赛尼的行事历。1944年11月9日那天清楚地写着“艾希曼”这个名字。结果吹牛皮大王万劫不复地被困在自己的谎言中。 ^[159] 就在那个说谎者提出完美无缺的证据，证明他自己的谎言的确所言不实的时候，已经不再有人相信他讲出的任何事情了。

那个疯子

（78）在纳粹时代的最后几年，艾希曼已经开始面对昔日成功塑造出的形象所带来的危险后果。假使他名不见经传的话，根本就不必担心自己的战后声誉。但如果艾希曼希望自己会被人遗忘或忽略，那将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原因有二：首先，他并非浪得虚名，无缘无故就成了纳粹犹太政策的象征。其次，恰恰是这种名气使他成为一个理想的投射面，让别人把自己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既然艾希曼老是喜欢出风头，人们如今很容易就能躲藏在他的背后。这种倾向在1944年的时候即已显现出来。尽管多线作战带来各种人力方面的问题，艾希曼的部门还是再次扩大编制，改称第四局A处4科（IV A 4），业务进而涵盖了之前最负盛名的职权范围：所谓“政治化的教会”（politisierende Kirchen）。那时艾希曼即便在教会的圈子里也早已不是无名之辈。其傲慢自大的行为方式，甚至使他出现在一份同时写给新教和天主教教会代表的报告当中：一位名叫格哈德·莱费尔特（Gerhard Lehfeldt）的新教律师曾在1942年年底1943年年初与艾希曼有过接触，并且确信正在筹划中的“混血人种”（或“半犹太人”）相关法案，以及引发“玫瑰大街抗议事件” 的那场行动，都“出自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的倡议”。所谓的《莱费尔特报告》（Lehfeldt-Bericht）也被交给了富尔达（Fulda）主教会议主席阿道夫·贝尔特拉姆（Adolf Bertram），特别用于向教宗报告。 ^[160] 如今艾希曼正式负责宗教业务一事已经传播开来，他的名声甚至变得更加响亮。从1944年3月起，严格说来有两个艾希曼：一个是难得出现在柏林的艾希曼本人一，另个是他那盲目忠诚的副手罗尔夫·金特（Rolf Günther），完全按照其上司的意思负责“艾希曼办事处”“。艾希曼”因而能够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点。 ^[161]

（79）但这时开始窝里反了。正当艾希曼置身匈牙利，以惊人的高效首次亲自督导遣送行动，配合“艾希曼特别行动分队”让自己的恶名更上一层之际，他最亲密的同事和同僚却纷纷将触角伸往其他方：迪特尔·维斯利策尼、赫尔曼·克鲁迈（Hermann Krumey）、库尔特·贝歇尔（Kurt Becher）等人，甚至包括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内，都努力与一个特定的人群建立联系，而那些人正是他们整整十年来唯恐避而不及，甚至打算从地球上抹去的对象。维斯利策尼和克鲁迈一再与具有影响力的犹太人长谈，将艾希曼描绘成一个邪恶的怪物，而他们自己则是一筹莫展的听命行事者，竭尽所能想要阻止一切希姆莱试图与国际代表谈判。；保安总局局长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Ernst Kaltenbrunner）已在探讨与奥地利单独媾和，或者至少于战后获得特殊地位的可能性；保安总局情报部门的威廉·霍特尔甚至已被招募成为敌方的特务。最重要的是，人们正在重新拉帮结派，以便为将来的问题预先做好准备，并且有了新的动机要把艾希曼这个名字推向世界。 ^[162]

（80）事实证明，艾希曼深植于公众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对所有这些努力助益颇大。既然人们已经相信，这名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在自己的位置上享有比别人更大的权力，其他人大可乘机夸大艾希曼的影响力，从而淡化自己的角色。但这种做法不可能总是奏效，尤其若是像卡尔滕布伦纳那样的人物声称自己的意见一直被艾希曼推翻，更只会显得荒谬可笑。但即便如此，这也表明了艾希曼显赫的地位：甚至连卡尔滕布伦纳也看见了机会，以为或许会有人相信他的说辞。不过对其他许多不像帝国保安总局首脑那般位高权重的人来说，这法子倒还真是管用。因此好几个不同因素在1944 ——1945年共同决定了艾希曼的形象：首先，由于其职务上的相对独立性、他在布达佩斯所处的地位，以及战局的灾难性发展，艾希曼自己的行为变得越来越一意孤行。其次，他的同僚们已经开始改变跟犹太受害者打交道的方式，从而借由与他们那位上司保持距离来强调艾希曼所起的作用。最后，那些犹太谈判代表如今再度被派往国外接洽，他们不仅在那里谈论艾希曼，还在信件或报告中写下他们与艾希曼接触的经过。

（81）艾希曼自己在匈牙利的行为夹杂着狂妄自大和绝望无助。起先他短暂地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虚伪态度 ^[163] 施展了所谓的外交手腕：“既然我的顶头上司党卫队集团领袖米勒亲口表示，他是派了大师本人过来我自然希望能够表现得像是一位大师，” ^[164] ，毕竟“来到匈牙利的是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 ^[165] 结果却演变成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过激行动，看不出一丝一毫节制与慎重的迹象。艾希曼再次大肆吹嘘一切让他觉得可以拿来唬人的东西：他与匈牙利最高领导当局之间确实存在的密切接触、与第三帝国权威人士之间未必存在的直接联系，以及他所掌控的从所谓“个人专机”到奥斯维辛毒气室的所有器材设备等等。“我是嗜血猎犬！”“我让奥斯维辛的磨坊磨起来！” ^[166] “我可以把你想要的犹太人都交给你”“以货换血”“我会向希姆莱报告”“我要撂倒布达佩斯所有肮脏的犹太人渣”。 ^[167] 他并不总是清醒和懂得分寸，跟别国外交人员起争执；威胁要暗杀“犹太人的朋友” ——例如[拉乌尔·]瓦伦贝里（Raoul Wallenberg） 那只犹太狗” ^[168] ；他还声称准备前去拜访大穆夫提，后者当时的确在插手纳粹政治；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亲自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解决；外交部的人员和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赫斯都来拜访过他。他似乎无处不在，同时又哪里都不在。艾希曼滔滔不绝地讲来讲去，以致周围不明就里的人相信他确实直接参与了推翻匈牙利摄政米克洛什·霍尔蒂（Miklós Horthy）的行动。 ^[169] 等到解放马伊达内克（Majdanek）毁灭营的照片传遍世界，又有人认为艾希曼要为所发生的一切负责，而且他最终会与希姆莱公开决裂。 ^[170] 如果维斯利策尼后来的讲法可信，那么艾希曼当时在下属面前的炫耀也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维斯利策尼声称，艾希曼曾在匈牙利吹嘘，说他和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就是整个灭绝犹太人构想的幕后推手。 ^[171] 艾希曼疯狂沉迷于他那杀气腾腾的毕生志业，并且相信“布达佩斯铁定会为我树立一座纪念碑”。 ^[172] 他吓唬受害者，等到取得了“最终胜利”，希特勒将任命他担任“世界犹太人专员”（Weltjudenkommissar）。 ^[173] 要不是艾希曼在匈牙利的恐吓记录如此严肃清醒，我们恐怕会误以为他在当地登台演出了一场荒诞剧。但他的表演甚有成效最终为他赢得了，“以疯子般的痴狂”迫害犹太人的名声。 ^[174] 根据官方统计，匈牙利遭到遣送的男女老少共有437,402人，但甚至连这个数字听起来都简直像是低估了。

（82）当艾希曼对着犹太谈判代表约埃尔·布兰德和赖热·卡斯特纳大声咆哮的时候，他的同事们正设法小心翼翼地展开对话。这种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的做法并非新鲜事，但艾希曼的同僚们如今迫不及待地想要“扮白脸”。维斯利策尼只管信口雌黄，声称消灭犹太人是“艾希曼的梦想” ^[175] ，并且夸大自己的影响力来证明他是多么积极地帮助受害者。 ^[176] 最后他甚至还在卡斯特纳面前，把自己形容成艾希曼威胁、逼迫、恐吓的受害者，借此争取同情。此外，维斯利策尼强调自己一直竭尽全力、无私无我地在可能范围内对抗他那位恣意妄为的上司。 ^[177] 克鲁迈试图把自己打造为可靠的暴行见证者，宣称只想借此揭发真相。与艾希曼在希姆莱面前争宠的库尔特·贝歇尔，当时正在匈牙利执行一项特别任务，当他自己针对犹太资产的谈判陷入僵局时，就拿出艾希曼的名号用作威胁恫吓的手段。因此艾希曼后来解释说：“每一个部门都试图从匈牙利犹太人那里榨取一切有用的东西，而在压榨的时候就用艾希曼那个大坏蛋来吓唬他们。” ^[178] 运用这种策略，库尔特·贝歇尔不仅组织了灭绝犹太人背景下的最大规模劫掠行动之一，同时也为纽伦堡审判成功制造出了不在场证明。 ^[179] 最后，匈牙利的犯案者也尝试使用这种策略，并设法亲近犹太人代表。 ^[180] 就像此前迫害犹太人时那般，同样疯狂的反犹太主义使他们过分高估了那些代表们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有一两个犹太人帮忙讲好话，就足以让人忘却十年来对犹太人的迫害。结果这种期望只在极少数几个案例中得到实现。维斯利策尼与卡斯特纳的各种谈话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因为最后连卡斯特纳的缓颊之辞也还是救不了他。不过他的那些言论为艾希曼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形象奠定了基础。库尔特·贝歇尔就幸运许多。

墙头草两边倒的作风固然拯救了他，但他保住一命的原因也在于：尽管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数以百万计的财产掠夺案都必须算到他的账上，他却成功地抹除了自己卷入谋杀方案的一切痕迹。许多人将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仿效他的范例，利用一切机会与艾希曼公开保持距离，从而在此过程中预先表明了艾希曼的独特角色。这在战后被证明是极为有效的自保举措。

赖热·卡斯特纳和约埃尔·布兰德则把“怪物艾希曼” ^[181] 的形象传播到了国外。布兰德在土耳其被逮捕之前和之后，以及在开罗被关押期间，都曾向“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的代表艾拉·赫希曼（Ira Hirschmann）以及英国情报部门报告了艾希曼在灭绝犹太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182] 这间接促成了全球新闻界对臭名昭著的“用货物换鲜血”（Blut-für-Ware） 交易的报道。 ^[183] 卡斯特纳在战时记载日记，战后立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卡斯特纳报告》（ Kasztner-Bericht ），与他其余（曾受到维斯利策尼和贝歇尔强烈影响）的声明共同构成美国和英国当局筹备纽伦堡审判时的主要书面资料。 ^[184] 这些结合早些年由艾希曼本人自豪地公开建立起来的形象，便形成了一种再也不受其创造者控制的局面。最后他别无出路，只能借着那个名声进一步实现自己凶残的目的，直到再也用不下去为止。接下来他就只能改名换姓了。

战争罪犯第14号……第9号……第1号

（83）艾希曼知道他的名字已经产生了越来越不利的效果。当希姆莱让他暂时离开布达佩斯一阵子的时候，他认为那是针对其名声所做出的反应。因为如果再继续留下去的话，“我的名字将会造成一些困扰”。 ^[185] 但在某种程度上，艾希曼却把这种走投无路的处境当成了褒奖，这从他开始炫耀一个最新的排行 ——自己在战犯名单上的位置 ——就可以清楚看出。这样做的也不是艾希曼一个人，那些凶手们争先恐后地竞争在通缉令上的位置。自从同盟国威胁要收集涉案者的姓名以后，他们便开始猜测谁会出现在头号通缉令上。对涉案者姓名的宣布，主要是通过被占领地区的地下广播电台来进行，同时警告他们不得继续参与大规模谋杀行动。威廉·霍特尔报告说，艾希曼和卡尔滕布伦纳二人都曾谈起过自己的战争罪犯排名。 ^[186] 尽管霍特尔是最不可信的证人之一，他对此事的说明却与其他人的证词相吻合。艾希曼自己也没有否认这种大吹大擂的说法，并且在阿根廷讲述了相关细节：“有一次我在新闻评论中……发现了战争罪犯名单。那时我排在第9位，而且还被整件事情逗得有一点开心。” ^[187] 在以色列的审讯中，他声称自己是第14名。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犹太事务处处长霍斯特·特奥多尔·格雷尔（Horst Theodor Grell）是艾希曼的联络人，他也记得艾希曼曾经在1944年秋天自豪地向他表示，自己是敌人眼中的“头号战争罪犯”，因为有600万犹太人都要记到他的账上。格雷尔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认为艾希曼只不过是套用“敌人越多，荣誉越大”那句俗语来吹嘘自己的重要性罢了。 ^[188] 尽管格雷尔对大屠杀表现出的惊讶和难以置信是彻头彻尾的假象，但他关于艾希曼的说法却含义分明：虽然战败在即，但艾希曼对自己“职业生涯”的骄傲之情以及夸大其实的倾向却始终保持不变。艾希曼的话甚至还带有预见性，因为到1947年的时候，他果真已作为“犹太人的头号敌人”（Judenfeind Nr. 1）遭到大卫·本 ——古里安和西蒙·维森塔尔的通缉。 ^[189]

（84）随着战争接近尾声，艾希曼的同事们越来越避免跟他一同公开亮相。他们显然非常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应该这么做。人们不想被看见跟“犹太人的沙皇”一起享用午餐。尽管艾希曼那栋办公大楼内的食堂是少数幸免于空袭的建筑之一，选侯大街116号的那位先生却让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当权时期的事业狂人如今已沦为贱民，这种羞辱当然瞒不过艾希曼。他在1957年抱怨说，人们起初“巴不得能够邀请我参加各部委举行的会议、非正式的磋商、私人餐会和其他类似的活动”，后来却是每一个人都假装不认识他。 ^[190] 在接下来的那些年头，艾希曼成功地谎称自己在1945年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为他的办公大楼安排食物供应和防御措施。许多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人刻意没有纠正他，但这并不表示艾希曼在纳粹政权的最后时刻已经洗手不干了。

（85）虽然不借助艾希曼的谎言来重构战争最后几个月所发生事件的工作才刚刚起步，但我们已知的少量资料已足够表明，杀害犹太人的凶手们以“令人动容”的方式把谋杀事业贯彻到了最后一刻。艾希曼不但奉希姆莱之命，继续穿梭于帝国的残余部分，将知名犹太人士扣留为人质 ——因为希姆莱还认真地希望能够借此与同盟国谈判，保住自己一命，此外更有各种迹象表明，艾希曼甚至参与了最后的灭绝行动，用毒气杀害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KZRavensbrück）的犹太人。1945年1月26日，不仅臭名昭著的莫尔别动队（Sonderkommando Moll）和毒气卡车都被派去了那座集中营，营内还特地设置了毒气室。 ^[191] 2月初一，些妇女被从拉文斯布吕克转移到特莱西恩施塔特，并且在该地平安活到战争结束。她们后来回忆曾被艾希曼审问，以便查明她们对这些谋杀行动知道多少。艾希曼还威胁说，假如她们把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见闻讲出去的话，将会受到惩罚。 ^[192]

1943年1 月被遣送离开荷兰的夏洛特·扎尔茨贝格尔（Charlotte Salzberger）回忆，艾希曼与金特、恩斯特·莫斯（Ernst Moes）和卡尔·拉姆（Karl Rahm）联手审问了她、她的妹妹以及另外三位女性他们。“非常彬彬有礼地”审问，“想要查明我们对灭绝行动知道多少”。几名女性全都立刻意识到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在审讯她们：“我们甚至早在荷兰就已经晓得艾希曼是何许人物。我们知道，他会使用许多意第绪和希伯来字眼，此外还有谣言称他会说希伯来语，出生在萨罗纳。他的说话方式非常清楚地呈现出那种特点。他对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出身背景，以及我们在荷兰的生活很感兴趣，针对犹太会堂、锡安主义、各种证件和我们参加过的青年团体提出非常具体的问题。”然而所有人都意识到那是转移注意力的障眼法，因为“他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获准前往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隔离区。但我们要是在那边泄露了在拉文斯布吕克的经历，或者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事情，那么‘您们’——他使用了这个称呼 ——将会从烟囱飘出去”。

（86）尽管如此，恐惧还是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迅速蔓延开来，担心那里也会设置毒气室。幸存下来能够对此发表意见的每个人都表示，艾希曼正是那些计划背后的推动力量。 ^[193] 当时艾希曼果真刚好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正在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下一次参访做准备，而他最不需要的就是关于毒气室的话题。可是到4 月初，当他与外交部代表和其他纳粹高官一起陪同汉斯·杜南特先生（Hans Dunant）参观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时候，清楚表明立场的反而是他自己。在布拉格举行的晚宴上，他介绍自己为“负责处理所有犹太问题的党卫队全国领袖直接代理人”。国际红十字会的奥托·莱纳（OttoLehner）“记得，整个晚上，艾希曼都在发表他对犹太人问题的理论”。他对着齐聚一堂的各国外交人员唠唠叨叨地讲述有关犹太人保留地的计划，“关于整体的犹太人问题，艾希曼坚称，希姆莱目前主张采取人道做法。他本人虽然不完全认同那些办法，但身为良好的战士自然必须无条件服从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命令，”。 ^[194] 尽管如此，莱纳还是在自己的报告中满怀信心地指出，他已经从艾希曼那里得到保证，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不会有任何事。鲁道夫·赫斯记得，艾希曼经常造访希姆莱位于柏林郊区的宅邸齐腾宫（Schloss Ziethen），而且即便在那里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计划。此外甚至连晋升为党卫队旗队长与警察总监 （Oberst derPolizei）的前景也不能打动艾希曼了。 ^[195] 艾希曼后来一再表示，那倒不完全是因为战争就要失败的缘故，主要的理由反而在于，如今他既不相信那些能够拔擢他的人，也不怎么相信自己的同事们。从他早有预谋的、招人怜悯的退场表现，即可看出其不信任感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艾希曼位于选侯大街116号的办公大楼成为纳粹高官们碰面的地方，不仅因为还有片瓦遮身，以及一些东西可吃，更重要的理由在于，那里可以让他们获得一个新的身份 ——提供伪造身份的人如今就在此办公，如流水线作业般按需核发身份证件。艾希曼喜欢借此机会佩戴着公务用枪在其顶头上司面前装模作样，大声嚷嚷表示他不需要新的证件，因为他的手枪就是他的新身份。海因里希·米勒则如他所愿地回应道：“假若我们有50个艾希曼的话，就一定能够打赢这场战争。” ^[196] 艾希曼在自己的同事们面前也做出这样的表演：艾希曼永远追随他的元首，至死不渝。并且发表了他迄今最著名的临别感言：他会笑着跳进坑里，因为那里有好几百万犹太人跟他躺在一起。

（87）这个可怕的吹牛皮大王没有告诉柏林的任何人，他为自己在元首死后的生活做出了怎样的规划。他其实早已安排就绪，会有人在一个安全的地点为他备妥新的身份证明。艾希曼同时还向迪特尔·维斯利策尼和威廉·霍特尔谎称已断绝与家人的联系，并编造了一个假的逃亡计划 ——他们二人很快便证明了自己是散播谎言的高手。 ^[197] 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非常有道理，因为他的同事们早已另有盘算，不惜牺牲艾希曼，以使自己尽可能清白地进入新纪元。毕竟，就连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艾希曼的老上司、称兄道弟的老朋友、当年在奥地利拉他入党的那个人，也竭尽一切努力，想要在自己被捕之前先摆脱掉那个不受欢迎的伙伴。他把艾希曼派往一个并不存在的“阿尔卑斯要塞”（Alpenfestung），让他在山腰的一栋小屋内用性命捍卫德国。不难想象的是，许多人巴不得艾希曼在为祖国而战的时候一脚坠入冰川的裂缝。最后，就连他多年以来的同事们也要求他离开，因为身边那名“被通缉的战争罪犯”给他们带来了太大的危险。 ^[198] 等到全国各地的希特勒照片被纷纷丢出窗外，人们羞愧莫名地把成千上万册《我的奋斗》埋进花园地下、从仍然竖立的墙面上凿除一个个卐字符号时，国家社会主义最大恶行的象征符号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尽快消失。

^[1] 尤利乌斯·施特莱彻（1885 ——1946）乃《冲锋报》（ Der Stürmer ）发行人和纽伦堡地区（中弗兰肯）的纳粹省党部头目。《冲锋报》自1923年起散播反犹太主义，以文字及漫画极尽污蔑犹太人之能事。施特莱彻是1933年纳粹抵制犹太人行动的负责人，最后在纽伦堡审判被判处绞刑并执行。 ——译注 RItuGJbC+dfS2BAL/nUQ0JDPidkngjjxqh/CY9LzRPCylrAXTIrXClaTEGngaqi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