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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间奏曲:在中东的虚假踪迹

(135)阿道夫·艾希曼目前人在大马士革。

——1952年后,德国情报机构艾希曼档案中的说明文字

(136)艾希曼后来在以色列写道:“当‘乔凡娜C’那艘轮船离开热那亚港的时候,我感觉像是一只被狩猎的鹿,终于成功摆脱了追捕者。一股自由的感觉将我淹没。” [1] 如果这真的是艾希曼在1950年夏天横渡大西洋时的心境,那么他对自由的希望不无道理。他固然仍受到通缉,但追捕他的人当时怎样都料想不到他正在前往拉丁美洲的途中。艾希曼把捉迷藏的游戏进行得如此天衣无缝,以至于直到他十年后被逮捕为止,都没有人发现他在北德的栖身地点。所有关于他最初藏匿之处的猜测,都一直围绕着最容易跟他联想在一起的地区打转,那就是奥地利。人们以为他会躲在离家人不远、可与老同志们密切联系的地方。自从艾希曼真正的逃亡路线在1960年曝光以来,西蒙·维森塔尔便不断受到讥讽和嘲笑 [2] ,因为他始终坚信艾希曼“与‘雪绒花’(Edelweis)、‘六星座’(Sechsgestirn)和‘蜘蛛’(Spinne)之类的地下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由于“蜘蛛”就把“自己的总部设在叙利亚驻罗马大使馆”,那些纳粹秘密团体共同构成了“敖德萨”的支柱。 [3] 但维森塔尔绝不是唯一听信了这种谣言的人,就连防谍队的探员亦对此有所听闻。 [4] 除此之外,同样的故事还出现在位于林茨的上奥地利安全局的机密报告中。一名昔日的党卫队成员添油加醋地把艾希曼描绘成一个跨国组织的资助者,但其情节过于夸张不实,只会让人不由得心生怀疑。例如他声称那些地下团体的领袖之一是党卫队将领保罗·豪塞尔(Paul Hausser),但美中不足的是,豪塞尔一直到1949年都还被囚禁在战俘营内。尽管如此,这方面的记录还是进入了联邦德国的情报机构 [5] 和美国中央情报局 [6] 的档案。但在1960年之前,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北德。在吕讷堡石楠草原伪装成奥托·黑宁格的做法,无可否认是逃亡的艾希曼的一大杰作。

1950年,除了艾希曼的家人和直接帮助他逃亡的人(但其中大多数人声称并不知道他们帮的是谁),没有人料到阿根廷已成为艾希曼最新的目的地。除了艾希曼潜藏时始终如一和严格自律,以及总是只跟真正信得过的人打交道之外,主要还是因为他在1944年年底向最后的同伴们告别时便已经布下疑阵。等到艾希曼在1946年逃离战俘营不知所踪,而且有关奥地利的谣言也全部落空之后,每个人都认为他已经把自己的计划付诸行动,逃往中东躲在耶路撒冷大穆夫提阿明·阿尔 ——侯赛尼那里。

人们迄今所听说的有关艾希曼的一切,似乎都指向了那个计划:他号称具有的语言能力、所谓与大穆夫提和阿拉伯人的友谊、谎称在萨罗纳圣殿骑士殖民地出生的背景,再加上他对犹太人的狂热仇恨,以及他一再强调的意图,只要一息尚存就会使尽各种手段在全世界与“犹太集团”战斗到底。艾希曼在他所讲述的故事和自我呈现中,巧妙地运用了各种陈词滥调。这个以谋杀犹太人为己任的凶手便用这种方式继续云游四方,不断跟着自己的任务走下去。从追踪这名罪犯最初的尝试,即可看出艾希曼多么成功地激发了那些幻想。

(137)早在1946年8月16日,柏林探讨犹太人问题的杂志《路径》即已刊出第一篇内容非常丰富的专文《卡尔·艾希曼依然踪迹全无》(‘Von Karl Eichmann fehlt jede Spur’) [7] ,随后被摘要转载于其他报纸。这篇文章除了犯了那个著名的张冠李戴错误,即把艾希曼的名字(Otto Adolf)跟他父亲的名字(Karl Adolf)搞混外,还详细介绍了那名犹太事务主管的发迹经过。它还提到了艾希曼的语言习惯,以及他不断改变的外貌。由此不难看出,该文参考了当时许多目击者的报告。有人怀疑艾希曼可能躲进难民营冒充受害者,甚至认为他可能已经动过脸部整形手术。该文昭告天下,劫后余生的犹太人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艾希曼,并把他送上法庭。

(138)1947年1月,《英国占领区犹太社区周报》( JüdischesGemeindeblatt für die britische Zone )也发表了一篇内容详尽的文章,并给它起了一个宣示意味十足的标题《我们正在找的人》(‘DerMann, den wir suchen’)。 [8] “卡尔·艾希曼”被描绘为一名年约35岁的男子,“年轻、瘦长、高大、金发、蓝眼、曾经研读过神学”,而且是“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最有力工具”。那篇文章重复了有关“完美希伯来专家”的神话,称他出生于萨罗纳,曾在1936年旧地重游,以便在穆夫提、希姆莱和希特勒之间建立起联系。他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现在可能正“伪装成犹太人”藏匿在犹太人中间。“他也有可能已经返回巴勒斯坦,以非法移民之姿,在那里继续为非作歹或许更已伪装成犹太恐怖分子?”人们在战争结束后普遍担心的是,凶手艾希曼可能已经在他的受害者中间找到了避难所。西蒙·维森塔尔也有同样的忧惧。他在同一年发表了一本名为《大穆夫提 ——轴心国的大特务》( Großmufti —— Großagentder Achse )的小册子,其中用一章篇幅专门讨论艾希曼,最后做出这样的推断:“犹太人的头号敌人艾希曼仍未缉捕到案。无法排除的可能是,这名罪大恶极的犯人也许会利用自己的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能力,伪装成犹太人藏在难民营内,或者甚至冒充非法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逃往中东投靠他的阿拉伯朋友们……” [9] 在那本附有插图的小册子里,还有一张维森塔尔误以为是艾希曼的照片。

第一张真正的艾希曼照片由莱昂·波利亚科夫(Léon Poliakov)于1949年在其关于艾希曼的专文《阿道夫·艾希曼或卡利古拉之梦》( Adolf Eichmann ou le rêve de Caligula )中发布。 [10] 由于该文以法文撰写,在德国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因此艾希曼竟然知道有人将他与那个疯狂嗜杀且仇视犹太人的罗马皇帝相提并论,就更令人惊讶。据说艾希曼会根据谈话对象的不同而表现得愤愤不平或沾沾自喜。波利亚科夫驳斥了萨罗纳的神话,并且引述了纽伦堡第一次审判的证词和文件,但最重要的还是那张照片,因为它首度向世人展示了艾希曼的模样 ——或至少是他加入党卫队之前的样子。照片中那个神情懒散的青年既没有穿制服也没有摆出傲慢的姿态,反而引发人们对他那所谓的“典型犹太人长相”做出各种揣测。当威廉·萨森后来问起此事的时候,艾希曼坚称那张照片显然被修饰过了,因为他根本没戴过那样的领带,而且他从来没有过那种面部表情。 [11]

一些果真逃往中东,不仅在当地寻求庇护,同时也在等待新任务的党卫队人员,使艾希曼逃往南方的推测显得更加可信。于是《英国占领区犹太社区周报》在1948年夏天率先刊出专文,讲述一名“替阿拉伯人效劳的党卫队将领”。该人“名叫汉斯·艾希曼(Hans Eichmann),生于巴勒斯坦”。 [12] 事实上,除了一个有组织的跨大西洋逃亡网络之外,的确也有人帮助老纳粹逃亡到中东。

(139)对劫后余生的犹太人而言,在北非的纳粹余孽显然更加可怕。希特勒的“沙漠之狐”隆美尔(Rommel)率领部队逼近耶路撒冷的时刻,仍然让幸存者记忆犹新,以致他们仍然把阿拉伯人和德国人的联盟视为莫大威胁。西蒙·维森塔尔后来承认,正是这种恐惧促使他在1948年刻意向世人散播假消息,宣称艾希曼从开罗打了电话给他的家人一。维森塔尔和位任职于合众国际社(United Press)的朋友认为,当时到了“塞给阿拉伯人一个合适的盟友”的时刻。他们于是通过奥地利广播电台把消息传给以色列新闻界,然后从那里传播到全世界,以便进行“有利于犹太人方面的宣传”。 [13] 那个行动产生的效果,以及它对之前各种谣言的依赖,充分展现于1948年8月27日纽约《建设》刊登的一篇专文中:

艾希曼在开罗

早在开罗爆发对犹太人的攻击之前,就有来自维也纳的消息指出,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特务阿道夫·卡尔·艾希曼已化名逃往埃及,持假身份证件居住在开罗。艾希曼在从雷根斯堡(Regensburg)附近的一个战俘营脱逃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一天,艾希曼住在林茨(上奥地利)的亲属收到一则消息,令人怀疑那名被通缉的罪犯一定藏在开罗。

根据沃尔夫冈·布雷特霍尔茨(Wolfgang Bretholz)的报道……在开罗恐怖期间,总共有数以百计的犹太人遇害。大屠杀进行得按部就班,显然经过了长时间的筹划。

此事很可能与艾希曼脱不了干系。艾希曼出生于特拉维夫附近的萨罗纳,操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并且深谙阿拉伯习俗,因此能够不引人注意地冒充阿拉伯人。大家也许还记得,当初正是艾希曼以穆夫提老友的身份,率先在穆夫提与希特勒之间建立起联系。穆夫提目前定居开罗,而且来自维也纳的报道同样指出,他还为其他昔日的盖世太保人员安排了住宿和工作。开罗如今已然成为众多纳粹罪犯的避难天堂。

(140)会说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的艾希曼曾经被视为犹太问题的“专家”,组织了从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遣送犹太人的行动,而且是各地死亡集中营谋杀600万犹太人的罪魁祸首之一。

这种描述所反映出来的,已不只是昔日受害者身上常见的偏执,或者一种亲以色列的宣传技巧。艾希曼从前的若干下属,例如阿洛伊斯·布伦纳,果真走上了被艾希曼用作障眼法的逃亡路线,前往中东。德国新闻界从1952年开始,也再次以艾希曼为着眼点,探讨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在埃及所扮演的角色 [14] ,而且这种角色现在已经无可辩驳(虽然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德国和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中也出现类似的指控,一名中东的线人混淆了艾希曼与其他在逃的纳粹分子,宣称他已经改信了伊斯兰教。 [15] 出现这种猜测的根源在于,没有人知道艾希曼在哪里,以及他准备逃往何方。正是这种情况让人焦虑不安,因为人们希望看见他被捕的愿望始终不减。他们追踪每一条线索,而艾希曼已经巧妙地做好安排,让其中的一条线索指向了阿拉伯世界。要是没有这种蓄意误导的话,维森塔尔的开罗神话就不可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141)关于艾希曼已逃往中东的猜测是如此牢不可破,以至于即使在1960年之后,在探讨艾希曼的早期著作当中仍然能读到类似论述。除此以外,其他版本的逃亡故事也不断涌现,按照其说法,艾希曼在1948年即已离开德国,先去了西班牙或中东地区,最后才终于逃到阿根廷。1959年,有人向德国记者海因茨·魏贝尔 ——阿尔特迈尔(Heinz Weibel-Altmeyer)“兜售”大屠杀凶手阿洛伊斯·布伦纳和阿道夫·艾希曼,这位曾与前任大穆夫提合影的记者声称,阿明·阿尔 ——侯赛尼在访问中亲口表示知道这两位先生躲在哪里。 [16] 昆廷·雷诺兹(Quentin Reynolds)则在艾希曼被绑架之后报道说,艾希曼起先化名卡尔·布林克曼(Karl Brinkmann)去了叙利亚,跟阿洛伊斯·布伦纳和瓦尔特·劳夫(Walter Rauff)待在一起。接着他穿越黎巴嫩、伊拉克、埃及、约旦、北非和沙特阿拉伯,其间使用了埃克曼和希尔特(Hirth)等等假名,最后才途经西班牙和热那亚逃往布宜诺斯艾利斯。 [17] 这些故事虽然错得离谱,却明白显示出来,相信它们的并非只有纳粹政权的受害者。 [18] 尽管艾希曼的逃亡故事充斥着连篇累牍的错误,但值得告慰的是,这些不正确的踪迹最后还是促成了艾希曼的落网。1959年年底,当主事者们终于发现了艾希曼的确切藏身地点,并且开始筹备从阿根廷绑架他出境的行动时,他们必须先做好一件事情:要让猎物和他的朋友们误以为自己是安全的。面临这个棘手局面,已追踪到艾希曼下落的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尔于是在其以色列盟友的配合下,联手重新散播旧日的谣言。他们借由一系列的报纸文章,对外声称艾希曼如今身在科威特。这个策略利用艾希曼自己布下的谎言来抓捕他,最后果真收到了效果。然而战争结束后的最初五年,无论在哪里都找不到艾希曼的踪迹。但这绝不表示人们没有竭尽一切手段来寻找他的下落。毕竟报仇的欲望实在太强烈了。复仇小组拿着死亡名单,四处寻找曾经折磨过他们的那些人。汤姆·塞格夫在访谈了若干昔日的小组成员之后,注意到 “复仇者的方法很简单一。他们伪装成英国宪兵,开着辆军车出现在复仇目标的家门前,车牌沾满泥,难以辨识。接着他们敲门确定找到的是对的人,之后便以例行公事为借口,要求对方跟他们走,通常不会遭遇任何抵抗。等到把复仇目标拉到一个事先选好的地点,他们便宣布自己的身份,然后开枪射杀对方”。 [19]

(142)艾希曼当然也出现在了死亡名单上熟识大卫·本。 ——古里安和摩西·达扬(Mosche Dajan)的以色列作家米迦勒·巴尔 ——祖海尔(Michael Bar-Zohar),曾设法在1966年11月访谈了艾希曼追捕小组的负责人。那些人在监视薇拉·艾希曼的时候发现,她经常跟她的小叔一同前往一栋有些偏僻的别墅。他们于是跟踪她和艾希曼的弟弟前往那栋房子。屋内住着四名显然不喜欢在光天化日之下露面的男子,因为他们只在晚上才走到屋外,而且他们接受食物补给的方式也十分隐秘。有一天晚上,小组成员在他们误以为是艾希曼的那个人出门散步时上前拦阻,告诉他他们来自巴勒斯坦。那人傲慢地回答说:“你们根本奈何不了我。”然而他才把话讲完,就被一枪打死。 [20] 多年以后,汤姆·塞格夫与曾经是小组成员之一的希蒙·阿维丹(Shimon Avidan)交谈。阿维丹告诉他说,当时每个人都相信已经逮到了那名“犹太事务主管”,却只有阿维丹从一开始就不那么笃定。 [21] 几年后,艾希曼从奥地利的报纸上读到相关消息,之后总是带着一种诡异的自豪谈论此次处决行动。

* * *

(143)阿根廷暂时为艾希曼提供了保护。他迄今未被发现的原因,不仅在于藏身地点选择得十分巧妙,更是因为没有人想得到,阿道夫·艾希曼会有办法长年生活在黑暗之中。其同僚与受害者们在他大权在握时所见到的那个机灵、傲慢、虚荣的自卖自夸者,想必会给自己寻觅一个新“任务”,因为隐姓埋名的平淡生活完全违背了他的本性。毕竟,他在捍卫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时展现出的狂热,让人无法想象他竟然能够默默适应新的时代及其法律规范。艾希曼喜欢出风头和爱表现的欲望早就深深烙印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以至于从1946年开始,便有谣言表示艾希曼已对他那张广为人知的面孔进行了整容手术,以便改头换面重新获得具有影响力的位置。 [22] 尤其是艾希曼年轻时一场摩托车事故在他左眼上方留下的醒目疤痕 [23] ,更激发了别人的想象。 [24] 人们认为艾希曼根本不可能打算一直留在地下这样一。个自视为“优等民族”的一员而如此逾越人性界限的人,怎么会乐意默默无闻地躲在世界的一个小角落里?阿道夫·艾希曼难道真有办法停止为他的疯狂理念继续战斗下去?尽管最初几年,寻找艾希曼的努力总是误入歧途,然而追捕者心中的怀疑终究被证明是正确的 ——艾希曼果真没有办法。1961年的时候,他在以色列的一间牢房里扪心自问,1945年以后,什么事情让他最感到痛苦。他的答案直截了当:那就是“个人的隐姓埋名所造成的精神负担”。 [25] IuhRHWbnekTVqR+qMeSEvw+yNqCVKmjsg0eragqIPPBr83l9LoDYcu6T+BvkKX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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